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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意2009

作者 徐世刚
序言：现代社会与人
　　
　　　　我们大多数人熟悉、并且只熟悉一种生活模式，那就是争取在世界上出人头地，功成名就，挣比满足基本生存多得多的钱，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自称文明的现代社会。那么现代社会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现代社会是一个竞争的社会，经济丛林的法则是至高无上的。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始终处于无休无止的竞争之中，很少有人能例外。求生的任务意味着人必须劳动，他首先必须获取生存下来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食物和居住条件，生存的重要性已成了这场竞赛中的头等大事。当个人相信他是在为自身的利益而行动时，实际上他已经被市场和经济的无形法律所主宰。为了生存，他被驱使着劳动，去从事他深感乏味和无聊的工作。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工作的意义在于获得金钱，除此以外工作别无意义。
　　
　　　　现代社会是一个异化的社会，市场决定人的价值就如同决定商品的价值一样。我们活着的每个人都需要一种自我价值感，需要感到有尊严。但现代人的自我价值感并不来自于作为一个富有爱心和思想的个体的活动中，而是来自他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使他确信自己价值的不是他本身，而是他取得的(或者他认为自己能取得的)成功——权力、财富及声望。成功对于现代人之所以如此重要，其原因就在于这种“成功”成了他自我评价的依托，决定了一个人是保持住对自己的良好评价还是跌入自卑的深渊。
　　
　　　　现代社会是一个焦虑的社会，其中满是疑虑重重无安全感的个体。人们有表面上的友好和温情，表面之下却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与冷漠，以及大量的难以捉摸的怀疑与敌意，多数人都感到孤立、无助和恐惧。如果这些焦虑一直存在，那么谁都无法长期忍受，他必须找到方法抵挡它们。现代人之所以渴求渴求财富、声望及权力，也在于它可以作为对焦虑的很好的防御，缓和不安全感。这类解决方法的格言是：如果我有权力，就不会有人来伤害我。
　　
　　　　除了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还有另外一种缓和焦虑的方法：按照他人的期望行动，与他人保持一致，赢得他人的认可。一样的空虚，一样的焦虑，一样的渴望得到承认，这是现代人的通病。这类解决方法的格言是：如果我讨你喜欢，你就不会伤害我。另外一种同样普遍的解决方法是：普遍的提防和退缩。焦虑的个体总是沉溺于对未来的猜想和预测之中，并且他预见的主要是灾祸，而不是吉祥。他总是未雨绸缪，因为他深怕发生不测，怕被突发情况搞个措手不及，怕被搞个冷不防。通常他还会限制自己的活动，把自己局限在自感能控制的环境内，在困难面前畏缩退却，在安全的避风港内躲避失败与危险。这类解决方法的格言是：如果我事先防止、躲开，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弗洛伊德指出，性格形成于人的童年。新精神分析学派人士(如荷妮、沙利文、弗洛姆)根据自身观察的直接经验，修正了他的生物决定论观点，认为人的性格主要是由人童年时的生活环境塑造而成。儿童很少与社会发生接触，他会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吗？童年时的个体是如何受到社会的影响的呢？答案是：家庭——家庭是社会的代理。
　　
　　　　家庭是社会的代理，父母是生活的代表。父母承载着社会的价值观，用(他们感受到的)世界的法则要求孩子，塑造孩子的性格向社会需要的方向上发展，训练他向有利于生存竞争的方向上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焦虑的父母培养出焦虑的孩子。
　　
　　　　由于儿童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他的生存完全取决于父母的认可，他不得不揣测、顺从父母的期望和标准。焦虑阻止儿童以其自发的真正情感与他人(首先是父母)打交道，并迫使他们寻求策略对付他人，赢得他人的认可，避免危险。当安全变成了最重要的事情时，他最内在的情感和思想就不得不退居末位，不得不沉寂下来，从而变得不那么清楚了。实际上，他开始戴上面具，压抑自己，在人生的舞台上扮演一个个角色，而这些角色渐渐地就取代了真实的他自己。这种他与自己的情感和思想的疏离是决定性的，直到某一天他发现他再不能理解他自己，也不能确定自己，再不知道“他”是谁——一句话，他丧失了“自我”！
　　
　　　　父母是生活的代表，家庭是儿童生活的全部世界，儿童在家庭里经验的一切，决定了他对世界和对自身的看法。父母给他的印象，会变成他对世界的印象；父母对他的评价，会变成他对自己的评价。如果父母严厉苛刻，凡事以惩罚为手段，他就不会相信有人充满爱心、宽大为怀；如果父母常常不守信诺，他就会觉得所有人都不可信任；如果父母总是批评他、否定他，他就会真的认为自己是无能的、一无是处，即便事实上他极富才华……所有这些经历，还会使他深深地认为自己不够好、不可爱，不会有人喜欢他，除非他取得最终的成功或完美，否则他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所有这些看法，引导着他的行动。
　　
　　　　如果儿童没能形成一种安全感，一种“我们”这样的同在感，却有了深深的不安全感和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对此卡伦.荷妮称之为基本焦虑)，那么他的生活就会被这些恐惧所支配，为减轻恐惧作种种努力。人们为减轻焦虑而形成的防御策略是受无意识驱使的，而他们很少能认识到这些无意识的驱动力量。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的所有需要可以分为5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前4种需属于基本需要，直接关系到个体的保存，如得不到满足，个体就会生病或衰弱。现代社会中，大部分人一生都在竭力寻求这些需要的满足。在我看来，主要是追求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感，归属和爱的需要主要服从于安全感的满足，部分地服从于自我价值感的满足。
　　
　　　　如果个体“有幸”能够获得一定的财富或权力，他便能得到某种程度的安全感和自我价值感，不至于过分地受焦虑不安和自卑感的折磨。如果一开始他的自卑和焦虑就较为严重，如果他不具备我们这个社会所需的追求财富和权力的能力，他就不得不为了安全感和价值感而苦苦挣扎。如果焦虑和自卑严重到他难以忍受，他会开始设想自己能够取得、应该取得什么样的成功，并以此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他会异常珍视这个意味着拯救的幻象，并排除万难去追求它。通过这样的方式，他注定要不断地面临矛盾、痛苦与困惑。只要他扩张个人权势至为必要，不能加以触动，他就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是这个世界错了。他会感到他有权(应该能够)得到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一切——仿佛他能超越生活和自然的必然性与法则，将外在因素归结为失败的原因。
　　
　　　　当他不接受自己的现在，他把希望寄托于将来，对未来成功所怀有的希望越来越成为他生活的唯一目的。当所有努力一一宣告失败，当所有希望最终化为泡影，他最终会陷入深深的沮丧与无望。他感到不管怎样努力都是徒劳的，最好是不要去愿望或期待什么，以免遭受新的痛苦。生活是一种如此永久的负担以致于他不再觉得它是负担，也不再抱怨，但是他的精神却永远处于低潮。或者他可以用很哲理的话来说，生活本质上是一场悲剧，只有傻瓜才会对人类不可改变的命运自欺欺人。
　　
　　　　也存在着另外一种情形，即父母都比较软弱，家庭的社会地位比较低，不能给还很稚弱的儿童适当的保护，儿童不得不过早地进入生存竞争——儿童之间的争斗、势利的亲戚或邻人的冷遇，让他直接感受到社会的冷漠与敌意，再加上笼罩着家庭的卑微感的影响，他也逐渐被这个社会的普遍价值观所奴役，努力追求外在成功，以平复受了伤的自尊并对那些势利的人做出精神上的反击。在追求成功的路上，他也可能会一再遇到挫折与失败，并最终放弃一切希望。
　　
　　　　那些表现出明显症状的所谓神经症患者，更多地是为不安全感所苦。不安全感与神经症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代偿性地过分追求安全感，可以解释多种多样的神经症行为。不安全感是所有神经症的共同人格基础：当出现不安全感却找不到恐惧对象的时候，表现为焦虑症；当它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紧张恐惧和逃避的时候，轻则是社交焦虑，重则是社交恐怖症；当对自身的健康状况极度没有把握的时候，就表现为疑病症；在感到极端不安全并通过各种方法进行控制而失败后仍未放弃时，就表现为强迫症……
　　
　　　　任何蒙受强烈恐惧的人必然诉诸于摆脱恐惧的手段，他必然尝试以各种手段去解决它。他不顾一切地试图防止恐惧，却越来越疏远自我、疏远他人，而自我则是个人真正安全的基础。神经症是一个靠自身动力而发展的过程，以其无情逻辑逐渐笼罩当事人全部人格，它的动力中心就是恐惧和防御。焦虑的个体从维护自己的保全出发，结果却导致了自我的毁灭！
　　
　　　　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开始生活以前就死去了，这是一个悲剧！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我们没有机会体验世界的温暖与安全，没有机会感受自己的价值与美好，没有机会形成真正的自信，不得不外求成功和保障来维系自己的保存。
　　
　　　　任何一个瘾君子，他首先想的都是如何弄到毒品，而不是去戒毒，更何况我们这些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染“毒瘾”的人呢？我们总是独自摸索解决方法，而不去寻求适当的帮助，一方面是出于习惯和对心理咨询的怀疑，另一方面则是我们害怕正视自己的困难。
　　
　　　　弗洛伊德发现，许多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是畏惧认清自己——自己的情绪、冲动、记忆、能力、潜能以及自己的命运；我们发现，畏惧了解自己与畏惧外部世界通常是极为同型和平行的。也就是说，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倾向于极端类似。一般来说，我们活着的每个人都需要一种价值感(尊严)。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引起我们藐视自己、使我们感到自己低下、软弱、无价值、邪恶、羞愧的认识，都有惧怕的倾向。我们害怕认识到自己“不正常”，因为我们习惯于否认缺点，以免自我谴责。我们宁愿对它视而不见，维持一种“一切正常”的幻想，宁愿自己的困难得不到真正的解决。
　　
　　　　然而，个人最大力量的基础在于最大程度地返回自我，在于最大程度地认清自己。从德尔斐的神谕“人啊，认识你自己 ”，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疗法，心理学的作用都是发现自我、理解个人，帮助求助者找到让他自由的真理，帮助他找到在世界里的定位。分析虽然会暂时打破他的平衡，却会帮助他建立新的根基稳固的平衡。换言之，只有当我们愿意承受威胁、恐惧时，我们才有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只有当我们直面自己的冲突时，我们才有机会达到真正的统一！
　　
　　　　上述文字引用了多本精神分析经典著，结合我自己的经历和体会写成。我从小受到父亲严厉而否定的教育，初中毕业自后开始深受自卑和焦虑之苦。高中一次成绩滑坡后开始格外重视分数，考试时也变得提心吊胆。高三第一次月考后成绩很不理想，我怀疑是不是学习方法上有问题，开始探究学习方法，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各种各样的问题不断地纠缠着我。
　　
　　　　高三后半段，我经常这样让自己鼓起希望：我的中学这么差，能考上同样的大学说明我比别人聪明，我在大学里学习肯定会比别人好。进了大学，我却越发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因果溯源，我最后“认识到”，原来我是被这些问题阻碍了！如果我解决掉这些问题，以我的“聪明才智”，我肯定会无所不能！于是我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解决这些“问题”！随着进一步的穷思极虑，我头脑也更加混沌起来。01年5月初，偶然看了央视一个关于心理健康的社会调查后，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可能也出在心理上，就到华西就医，医生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
　　
　　　　经过３年的药物治疗，情况有所好转，但并没有根本性的转变。04年硕士毕业后到北京工作，阅读了大量的心理学书籍和文章，进行了艰苦的自我分析，才终于走出了童年的阴影。在此分享我的经验，相信它是那些渴望成长的朋友正需要的。

2.产生自卑感
　　
　　 伴随我二十余年的自卑感，并非是我天生就有的，确切地说它是我父亲教育我的结果。在每一件小事上，他都用他的榜样及他的教育使我相信我是无能的。
　　
　　　　怀着对我的殷切期待，他积极地要教我各种技能，比如说在农活上。可问题在于，似乎我每次得到的评价都是“这么简单你都不会？！看我来！”难道真的是我太笨了？那我也不值得他对我高度期盼呀！何况对我的这种期待，他自己后来也说是在发现我聪明后才从姐姐身上转移过来的。在他看来，他要求我的，都是些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以办得到的事，连“这么简单都不会”当然就成了我莫大的耻辱了。无疑，在他看来，事情的确是太简单了；对他来说，事情总是简单不过的。可问题在于，他在用成年人的标准在衡量孩童；就算这些事对某些孩童很容易，其间也还有个体差异的问题，这是他无从虑及的！
　　
　　　　在他看来，事情总是简单不过的，只要肯努力，就没有办不到的事。仿佛我没有达到他的要求，都是我的过错，是我没有努力。他对我都有些什么要求呢？他拿我跟周围的孩子做比较！不是跟某一个孩子比，而是拿周围所有孩子的优点跟我一个人比：谁谁谁胆大啦，谁谁谁动手能力强啦，谁谁谁力量大啦...，要我集万千优点于一身。多么的病态阿！谁能在各方面都胜过其他人？！这是理所当然可以办得到的吗？！不止如此，别人没有的他也希望我有：作文、珠算、书法...，他希望我十全十美，但我这些方面都从来没有让他满意过。
　　
　　　　无论我干什么，他都否定，这已成了意料之中的事，仿佛我身上就没有任何优点，仿佛我从来就没有令他感到满意过。从根本意义上讲，他确实没有真正对我满意过。在他看来，我身上总是有太多不足之处，这是他关注的焦点，是他的兴趣所在。虽然我也有某些优点——比如说我的学习、我的勤劳，但他总是视而不见，仿佛这根本就不存在一样。从小到大，我硬是没有从他那里得到过一句肯定(后来，在我的诘问下，他说那是因为怕我骄傲)。
　　
　　 事情还不仅仅是具体事情的否定那么简单，赤裸裸的羞辱也是不胜枚举的，这样的场景在饭桌上就曾多次发生。通常情况是他对我一通数落，然后我躲到一个房间悲切地自伤自怜——从那次审判之后，我们之间在无所谓真正的战斗，我只有无条件投降的份。对于这些羞辱对我造成的伤害，他是从来都看不到的。
　　
　　　　就这样，我在他面前丧失了自信心，换来的则是一种漫无边际的负罪感和低劣感。每次他要教我什么，我都会因害怕再被谴责而战战兢兢，这自然阻碍了我对新事物的学习。你怎么可能指望一个整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孩子能发挥自己的能力？至于我的怯懦、我在学习新事物上的无能跟他的教育有没有什么关系，他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被谴责、被羞辱真的是我罪有应得吗？如果一个人确实天资愚钝、一无所长，那他就活该被谴责、被羞辱吗？难道他就没有权利得到一点点的温暖、一点点的尊重与鼓励吗？
　　
　　 记得初中的时候，有次看人修自行车，我很羡慕地想：“他真厉害，居然会修自行车！”这件现在觉得那么可笑的事却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我多年来的心态：根本就不相信自己能做没做过的事，很容易就被“我不能”的感觉所压倒；总是拿别人的长处来比自己的缺点，所以在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上都觉得别人比自己强！这就是根深蒂固的自卑！

3.生存焦虑
　　
　　　　从我能思考之日起，我就为维护自己精神上的生存而忧心忡忡，以至于我对其它的一切都感到淡漠了。——弗兰兹·卡夫卡
　　
　　　　在《致父亲的信》中，卡夫卡通篇都在回顾父亲的高压统治对自己的伤害，以及这些伤害在他的生命中造成的后果。对于偶有的例外他描述说：“这当然很罕见，可是却令人神往”。“您脸上也会绽出一丝特别的美，露出极其难得见到的恬静、满意、嘉许的笑容来。谁受您这一笑，谁都会陶醉的。我回忆不起来，我在童年是否很明显受到过这种微笑的眷顾……”
　　
　　　　与卡夫卡相比，我无疑幸运得多，我还不至于“对其它一切都感到淡漠”，甚至还受到过父亲满意、嘉许的笑容的眷顾，只是我并没有感到陶醉。准确地说，受了那一笑，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初一的一天晚上，家里正在做晚饭，我跟父亲说起数学老师，说老师认为你解题的方法越简单，说明你聪明。父亲听完哈哈一笑，满是赞许之意。我紧绷的神经顿时放松了下来，身心也顿感舒展了许多。这种感觉当时还是朦朦胧胧的，直到多年后才又被模模糊糊地意识到。
　　
　　　　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我在儿时没有梦——从来没有想过将来要干什么。现在想来，一定是因为父亲一再的否定与打击，我的自信心和进取精神完全瘫痪了，对什么都感到无能为力，无意识地，对于任何陌生的领域，我都尽可能地回避。等到初中毕业，“将来”这个词无可避免地进入了我的意识，从此我便被无边的忧虑和怀疑包围着，对“将来”的忧虑和怀疑深深地困扰着我——在考上大学之前，忧虑着“要是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哦”；进入大学之后，又在担心一系列的“失败了该怎么办”。我们是为着“将来”生活的，我们总是为了将来的需要和将来会如何而发愁！
　　
　　　　在等待中专录取通知书之前，这还只是一种单纯的忧虑；在等待中专录取通知书之后，它变成了一场激烈的内心冲突。一方面，如果我被录取了，去读中专业不会再有升学的压力，但我对读中专却心有不甘，总觉得不读大学似乎少了点什么；另一方面，如果去上高中，又不得不面对升学的压力，这将是我难以承受的重负。在这种“to be, or not to be”的反复煎熬中，我最终还是为自己的冲突找到了一个条“出路”：上中专也可以自修大学啊！在这整个过程中，我都是一个人在摸索，没把烦恼对任何人说起。说到底，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是一个人——虽然也有三五成群的同伴，但中间始终有某种隔膜存在，从内心来讲，我一直是个非常孤独的孩子——从小到大，我一直都没有找到一个值得信赖的他人！
　　
　　　　这种孤独离群的倾向，跟我所受到的教养是分不开的，这种教养也导致了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这是我所有心理问题的根源。精神分析的理论认为，个体的安全感是这样产生的：父母（尤其母亲）是儿童成长过程中重要的客体，在孩子幼小的时候，如果能够给与孩子足够的爱，持续的、稳定的、持之以恒、前后一致的、合理的爱，孩子就会体验到安全感，并延伸出对他人及世界的信任和期待——这种基本信任是儿童的第一个社会成就，是婴儿自我统一性的基础——，并且感觉到自信自尊以及对现实和未来的确定感和可控制感。(安莉娟《安全感研究评述》)一旦有了这样的爱，那么无论一生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无论受到怎样的伤害，人始终能回顾过去，……他能够爱自己，并且无法被摧毁。如果他无法回去，他就有可能被摧毁。唯有当你本已破碎，你才有可能被摧毁。(赖恩《分裂的自我》P172)
　　
　　　　现代心理学对人类的自我认识作出了一个重大贡献，指出了童年期对人格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现代心理学告诉不幸的人们："三岁已经迟了！"对狼孩及福利院孤儿等大量案例的观察和研究表明，三岁以前的心理剥夺和创伤，将导致终生难以恢复的心理障碍。现代心理学诸多流派和学说，纷纷把注意力向着越来越早的童年期推进。人格分层理论认为，最原始、最先发展起来的心理机能位于人格结构的深部和内层，而那些高等、复杂的心理机能则位于外层。内层不易受环境影响，难以受意志控制；外层却相反。场理论将人的心理发展看作人格和环境的函数，由此得出的推论是：越是靠近人格尚待形成的早期，环境就越表现为压倒性的决定因素。
　　
　　　　我不知道我在婴儿期是否得到了适当的抚育，但我料想没有，这种推测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今年春节回家，我在被窝里和他聊天，他在旁边看着电视，这时背篓里的外甥女哭了起来，他却充耳不闻、不理不睬。我听不下去了，让他把孩子抱出来哄哄，他却回答说：“哪个细娃不哭几声嘛。”一直在哭的孩子，他却认为“哭几声”很正常，仿佛只要他继续置若罔闻，孩子就会知趣地停止哭闹。当然，我也承认，只要成人坚持不予理会，孩子是会停止哭闹——反正怎么哭大人也不会有反应、得不到想要的照料，怎么哭也没有用，那还哭什么呢？无论这时孩子有没有出现意识，这样的情景都会深深地印入他的脑海，这种“不受照顾”的经验将伴随他的一生，成为他深刻自卑感的起源。
　　
　　　　个体心理学创始人阿德勒认为，从呱呱坠地之日起，我们就开始摸索生命的意义。即便是婴儿，也会设法确定自己的力量以及该力量在他周围的生命中所占的分量。快6岁时，小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牢固的行为模式，他已具备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他的“生活模式”，能从这个世界和自己这里得到什么\期待什么，对此他已形成深刻而持久的概念。此后，他就从一张固定的统览表来看待世界，由此小孩对自己的世界赋予“意义”。即便这种意义大错特错，即便这种处理问题和工作的错误方法会引起一系列的痛苦不幸，我们也不会轻易就放弃这种意义。唯有重新审视造成错误阐释的境地，意识到错误之所在，并且修正统览表，对于这个世界的错误看法才能得到纠正。(《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P8\P9)
　　
　　　　他同时说到，要破解一个人赋予自己和世界的意义，最大的帮助莫过于他的早期记忆库。并且，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是否认为这个最早记忆是他所能想起的最早的事，甚至是否是对真人真事的记忆，这都毫不重要。早期记忆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代表的东西，在于它们对生命的解释以及与现在和未来的关联。在所有的记忆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如何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和他所能回忆起的头一件事，它能体现一个人的基本人生观(《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P13\P14\P56)。并非巧合的是，我最早的记忆，恰恰就是“不受照顾”！
　　
　　　　在之后的人生的第一场战斗中，我被遗弃、被宣判、被打败了，伤痕累累；在以后的战斗中——哦，从那以后我跟父亲之间再无所谓真正的战斗，我总是在战斗开始之前就已经败下阵来，剩下的只有在内心自伤自怜的份。举例来说吧，很多次在吃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劈头盖脸的对我一顿数落，而我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到隔壁房间去偷偷地饮泣……父亲的世界不由分说，没有我的余地，随时都可能有一顿斥责莫名而至(比如我和姐姐在嬉笑，他就会说：“你家有几百石老谷子吃不完了阿！”)，对他我是不敢有任何期待的。我只能完全按照他的期望行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喊我站着我不敢坐着，对此他是颇为得意的)，察言观色博取他的欢心，从而让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好一些。在他笑的时候，我才能确信他不会发难，能够以稍微放松一下心情。
　　
　　　　然而，如果不是因为母爱的缺席，这些经历或许还不会造成那么严重的伤害。从本质上来说，母爱应该是无条件的，她的作用在于给孩子一种生活上的安全感——那种我从来就缺少的安全感。母亲不能给予我安全感，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她拗不过父亲的固执，早就被父亲的权威制服了，无法在家庭中保持自己独立的精神力量。在我人生的第一场战斗中，她就没有为我提供任何的辩护，只是因为不忍心看我挨打而悄悄地躲在了一边；任何时候父亲羞辱我，她都只是默默地旁听——父亲是我们两代人中的最高权威，她无力对此表示异议。更为糟糕的是，随着岁月的增长，她还内化了父亲“权威主义”的精神机制，开始对我的反抗和不驯服采取高压政策，以至于后来她稍假辞色也能够令我噤若寒蝉。何其悲也！在我想来，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她也是受着内心痛苦的煎熬的：一方面，毕竟每位母亲都有慈爱之情，惩罚孩子的时候自己心里也会不好受；另一方面，如果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威，那就是对她自己的背叛，这恐怕是她更加难以忍受的。只是到后来，这才逐渐“习惯成自然”，似乎所有对我的惩戒\威慑都是我自找的，是我不该挑战她的权威。
　　
　　　　在他们的一再拒斥与压制下，我不得不完全放弃了自我，而“我怎么样也胜不了，我怎么努力也没有用，越争取\越反抗越受打击，最好是不要去愿望或期待什么”这样的无能为力感也就深深渗透了我的心灵。
　　
　　　　概括来说，从一开始我就发现自己内心自由受到了威胁，所处的环境有害于自身的自发性、安全感和自信心--一句话，我精神存在的核心受到了威胁。我感孤立、无助和恐惧，与别人发生联系时不是取决于我自发的真正情感，而是取决于安全的需要和对利害的考虑。我不能简单地喜欢或不喜欢、信任或不信任、表明自己的愿望或反对别人的看法，而是不得不发展一些人为的、战略性的方法来与他人打交道，以便将危害的可能性降到最小。在这个环境中，我自己的情感和愿望不是我自身的决定因素，我最内在的情感和思想不得不退居末位、沉寂下来，而变得不那么清楚了。(卡伦.荷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P2，《我们内心的冲突》P153)
　　
　　　　踌躇徘徊中，录取通知书终究是没有来，开学一周后我去高中报了到。
　　

4.高中岁月
　　
　　怀着对考不上大学的恐惧，我开始前所未有地专心学习。在第一次中期考试中，我的成绩高居榜首，一时间成了年纪中的风云人物，成了老师和同学关注的对象——偶尔在校外还能听到迎面而过的同学低声议论：“刚才过去的就是许世钢。”我被这样的“辉煌”冲昏了头脑，我感到飘飘然，似乎考大学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没有了升学的压力，我故态重萌，对学习三心二意了起来。
　　
　　第二学期文理科分班，我跟外班来的一个“小孩”同桌，自习时经常打打闹闹，有时甚至上课也是如此，一直以来专心听讲的习惯就从这时被打破了。更糟的是，这时候我开始沉迷于上了电子游戏，学习上又回到了以前能不学就不学的状态。结果，这期中期考试一败涂地(大概30几名)，有几次校内竞赛也很不理想。这对我刺激很大，只感觉人生一片灰色。我意识到自己玩过头了，又开始认真学习，但心态再也无法象刚进高中那样平和，投入的精力也相去甚远。经过半期的努力，我期末考试的成绩重又位列前茅。
　　
　　高二换了新班主任，我不再象高一那样受宠，新的物理老师又特别刻薄，经常拿话奚落学生，上他的课总是特别紧张。我记得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开始特别在意自己的分数，考试的时候感到紧张，害怕出错，常常做一个题就检查一个题……
　　
　　很快进入了高三，月考不可避免地来了。我想，我现在就把月考当高考，到时就不会紧张了(事实证明这么做是非常错误的，其实应该把高考象平时考试一样轻松对待)。
　　
　　第一次月考在名次上还可以，但分数很不理想，与前两名有很大差距。这时我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学习方法不对——因为从主观上来说我也努了力了，开始研究学习方法，想怎样才能让学过的东西不忘记、怎样才能在考试始节约时间，伟人们是怎么学习的……“研究”的结果是：学习时老去想刚才看的东西记住没有，老是去猜测在这个知识点上，可能会怎么考，牛顿为什么会由苹果落地想到万有引力，等等。这样学习的效果可想而知！
　　
　　第二次月考分数有所上升，问题是与第一名的差距更大了。我感到非常绝望(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到绝望，以后，还有很多。——或许，这并不是第一次，因为我小时候就很多次想要自杀，毕竟，对于每一个想到自杀的人来说，不都是因为感到绝望吗？这很难说，因为当时我只是感到在家中不受疼爱，并没有明确体验到绝望的情绪。)！我想，我是没办法了，尽力而为吧，也算对得起父母了。就在这种绝望的心态下，躁动的思维沉寂了下来，那些烦人的想法也没有了，我开始静心做各门功课的《学习指导》——那些我以前自恃聪明而不屑一顾的基础；对老师发的技巧性的练习试题，我感到有心无力，完全提不起兴趣。
　　
　　就这样又过了一个月，没想到我第三次月考的成绩——在其他同学因为题难而普遍降分的情况下——大有提高，让我再次登上了榜首，这又重新给了我希望。当时，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在学习方法上的怀疑，但是有些问题我的确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常常是“解决了”一个问题，好了一周，一个新问题出来了，又是一周的烦恼时间——这就是所谓的“问题因解决而产生，问题因解决而存在”吧！在烦恼的时候，在可以不用学习的时候，我都去玩我唯一的最爱——乒乓球。同学们都羡慕我学得轻松，谁又知道我心里有多苦呢！但是性格又让我从来不对任何人说起！
　　
　　幸运的是，高考时我心态很平静，发挥很正常，顺利进入了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并在那里一呆七年。

5.大学四年
　　
　　高三后半段，我经常这样让自己鼓起希望：我的中学这么差，能考上同样的大学说明我比别人聪明，我在大学里学习肯定会比别人好。从高一那次失败的中期考试开始，我对学习成绩的在意不再只是出于升学的压力，更多地是想要超过他人，我需要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我需要得到别人的承认。
　　
　　高三时，我开始“醒悟到”人生应当有所作为，所以进入大后学我很努力地学习，但新的环境让我很难适应，学习方法的问题也时常困扰着我，总是感觉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不得不穷思极虑地去思考，力图解决。记得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的时候，我感觉自己都用脑过度了，打开书看不进去，要睡一会却又睡不着。虽然我拼尽了全力，但系里却还有很多成绩比我更好的人，高中时支撑着我的期许轰然坍塌，身上再也找不到值得我骄傲的东西。此外，虽然我的成绩在班里总是第一，但这时候大家都不那么重视学习成绩了，我并没有在班里为自己赢得多少承认。除了学习以外，我觉得自己各方面都是比不上别人的：不知道怎么跟人交往，动手能力差，等等；甚至那些各方面都比不上自己的人，我也会想：至少他还拥有快乐！
　　
　　虽然学习没有帮助我赢得更多的认可，但我学习的“热情”却依然执着，到后来它逐渐变成了一种强迫：我总是尽一切可能学习，有时候不想学了，还得向自己“证明”确实是学不进去了，并不是想偷懒——总是有个声音在对我说：“你还没有达到标准！你还有很多事要做！你无权休息！”我对分数的重视也变本加厉，常常想老师会怎么考，完全背离了“学以致用”的原则。
　　
　　大二的一天晚上，我突然想怎样才能快点睡着，希望好睡眠带来好状态，能对学习有所帮助。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睡眠却越来越差，大脑白天总是很混乱。大二暑假，暂时没有了学习的压力，通过反思我发现小时候睡得好，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或许正是因为太想睡着所以才更睡不着，我决定放弃快点睡着的企图。经过很长时间的反反复复，我的睡眠逐渐好转，但其他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此循环往复。
　　
　　有人说，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或许同样可以说，每个人都是心理学家。在我为自己的睡眠问题寻求解答的过程中，我无意中就采用了森田式的“顺其自然”。在此之前，在处理“余光恐怖”的问题上，我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有次看电视时，我无意中发现自己还看到了屏幕外边的东西，觉得很不自在，想把视线集中在画面上，结果越是这样越是注意到屏幕周围。最后，我放弃了集中视线的企图，只是每次出现这个问题时把视线收回来就行了，慢慢地它也就不再困扰我了。这就是森田疗法的“不怕，不理，不对抗”，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有位叫moonfish的网友在自己的康复之路上有这样的领悟：“怎么才能好起来？我想不去期待自己一定好起来，才能慢慢好起来。”道理就是这样简单，但很多时候做起来却又是那么的难，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我们不能不去期待，这就是所谓的“放不下”。
　　
　　学习的问题已经让我焦头烂额，但我还得时不时面对自己处理人际关系上的软弱无能，不知道怎么去跟人交往。虽然很早就察觉到自己没有交心的朋友，隐约感觉到跟其他人之间总是有某种隔膜存在，但直到大学它才成为我真正的困扰。一方面，这可能是个人心智的成熟问题，尚不能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大学以前一直有一个中心任务，它掩盖了其他所有问题。直到大二时，几个高中同学联系到我，周末大家经常在一起玩，我的人生里才有了可以一吐心声的朋友。在大学同学中间，我已经“泯然众人矣”，特别的照顾与关注已不复存在。
　　
　　我对自己的感受越来越糟糕，我越来越不明白，“聪明过人”的我，怎么竟会进退维谷？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明白”，原来我是被这些困扰阻碍了！如果我解决掉这些问题，以我的“聪明才智”，我肯定会无所不能！因为这样的认知，我对自己的评价逐渐又高了起来，曾经喜欢的女生，也渐渐不入我法眼。
　　
　　但我并没能解决掉这些问题——表面上看是解决了，但总又会出现新的问题。直到多年以后，我才领悟到：我的每一个解答都等于在自己的头脑中设置了一个框架，必然会出现新的东西与它发生冲突，于是，这又是一个需要解答的疑问——所谓问题因解决而产生，问题因解决而存在也！
　　
　　内心的冲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加剧，头脑也更加混沌起来，我开始想自己是不是有心理问题。为了求得解答，我去学校的咨询室看了几次“心理医生”，感觉他们简直什么都不懂，丝毫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大四保研的时候，我思维非常慢，什么都不想做，加上平时没留意，不知道去联系哪个导师，我想还是考吧，应该能上。考研的日子又是一段煎熬，后来思维极慢，几乎完全学不进去了，书上的字一个个都认识，就是一段段的话进不到脑子里去。如果不是平时死读书打下的基础，我想我肯定放弃了……
　　
　　大四下期，偶然看了央视关于心理疾病的社会调查，我意识到我该去看看医生。我去华西详细说了自己的情况，医生诊断为强迫并发双相情感障碍，开了录丙咪秦和碳酸锂。由于药物的作用，我的抑郁和躁狂都表现得比以前更明显，抑郁的时候几乎没有了思维，躁狂的时候思维奔逸，感觉自己无所不能，无所畏惧……
　　
　　2001年暑假，我开始反思自己的问题，对自己有了更多的认识，病前优秀的成绩让我获得了“自信”，我开始明白自己不断的挫折完全是性格的恶果。

7.走近精神分析
　　
　　　　报到之后，公司为新员工安排了两周的培训。在去往培训的路上有两家书店，在一家书店中找到了一本名为《心灵地图》的书，斟酌良久终于没有买。培训完了，上班在另一个地方，又专程把这本书买了回来，从此开始步入精神分析的大门，这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
　　
　　　　古典哲学家费希特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便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在人生的问题上，我们只会接受那些早已与我们不谋而合的观点，只有当它们与我们自己心理生活深处的体验相一致时，我们才会认为这些观点是真实的(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P142\P279)。就我自己来说，我一直都认为我遇到的困难跟我的童年有很大关系，而这也是精神分析的基本观点，所以我会选择精神分析。
　　
　　　　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人生困难重重。……一旦真正了解并且接受了人生困难重重的事实，我们就不会那么耿耿于怀，人生也就显得不那么多灾多难了。……生活的真正难处在于：面对问题，寻求解决之道，是一段非常痛苦的过程。各式各样的问题使我们沮丧、悲哀、痛心、寂寞、内疚、懊恼、愤怒、恐惧、焦虑甚至绝望。这些都是令人不舒服的感觉，有时比肉体的痛苦更难以承受。正因为各种冲突造成的痛苦是如此强烈，我们才开始正视问题。也正因为人生总是问题不断，我们才觉得生活苦乐参半，甚至苦多于乐。”对于多年来饱尝孤独寂寞、苦苦摸索而又不得其解的我来说，这些话是那么的知心，那么的安慰！
　　
　　　　书中作者没有提深刻的理论，而是根据自己多年的从业经验，总结了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给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
　　
　　　　“自觉有人珍惜(肯定)的孩子，自然就会珍惜(肯定)自己，这种认知可贵甚于黄金。‘我是个有价值的人’，这种自知之明是健全心理的要素，……它直接源于父母的爱。从小沐浴在爱心当中的孩子，即使成年后遭遇种种波折，也因着坚强的自信而不致于灭顶。”无价值感，根深蒂固的无价值感，正是我心理疾病的根源之一，我必须不断地努力去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缺乏安全感》一节中，作者写到：“瑞秋生活在表现不佳就会被家庭开除的阴影之下，在家中从没有安全感。母亲对她的态度就像对雇员，瑞秋只有照预定的期望达到各项生产指标，在家中的地位才有保障。既然她从小在家里没有安全感，跟人相处时，又怎么可能觉得安全呢？”(参见“经典著作选摘--咨询案例三”)
　　
　　　　“所有小孩都有充分的理由害怕被遗弃。大约从六月开始，孩子开始察知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与父母的分离的。这种认知立刻使孩子发现，自己相当无助，必须依赖父母才能生存。小孩没有独立生存的能力，被父母抛弃无异宣告死亡。”
　　
　　　　“幸运的孩子在童年期能享有父母言行一致的爱与照顾，成年后不但建立起坚强的自我价值感，也极具安全感。……但很多人未必有这种运气。有人自幼就接触到死亡、遗弃、忽视。有些孩子即使未必遭遇这种不幸，也可能得不到父母适时给予爱的保证。某些父母为了管教上的方便，不惜运用恐吓的手段。他们残忍的告诉孩子：‘不照我的意思做，我就不会爱你了。你自己想想，你会落的什么下场。’父母用控制和专制取代了爱心，使孩子对未来怀有超出事实的惶恐，危机感一直持续到他们成年以后，难以化解。”
　　
　　　　“所有人的宗教(世界观)无疑都发源于他们的文化。……但文化最基本的要素，其实还是家庭。父母就是这种文化的领袖，而影响我们最深的并不是他们说的话，而是他们的实际行为--他们如何相处，如何对待我从前的兄弟姊妹，以及最重要的，如何对待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家庭的小宇宙里经验的一切，决定我们对世界本质的看法。父母的行为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我们的世界观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父母处理事情的方式是宇宙不变的法则。充满爱心，宽大为怀的父母，使孩子相信上帝也同样充满爱心，宽大为怀；即使在他们成年后，世界仍然可能是一个跟童年时代一样孕育人生的地方。严酷无情，凡事以惩罚为手段的父母，使孩子成年后相信的也是一个残酷而睚眦必报的世界；得不到父母的关怀，孩子当然会把世界视同为一个缺乏温暖的地方。”
　　
　　　　“史都华心目中的世界危机重重，如果他不极其谨慎地遵循童年时代小宇宙的法则，喉咙就会被人割断；他永远生活在两个成年人的残暴统治之下。但并非所有成年人或父母都那么专横无情；世界的大宇宙中有各式各样的文化、社会、人与父母。”(参见“经典著作选摘--咨询案例一”)
　　
　　　　这样的教育的结果，是神经官能症。“神经官能症患者老是把‘我应该’或‘我不应该，挂在嘴边，表明他们自觉任何事都没有选择权，一切都要听从外来力量的操纵。”通过做“应该做的事”，我们鞭促自己去达到理想的自我，确保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避免惩罚！当我们违背\达不到\实现不了它们时，它们便反过来对抗我们自己：毫无理性的自责、突然地感到低落、不安、精神疲惫、焦虑或暴躁恼怒……正是潜藏在“应该”背后的惩罚性的自恨的威胁，使得“应该”成为一种真正恐怖的政权，所以我们必须完成“应该”、或者推卸责任。(卡伦.荷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P113\P77)
　　
　　　　“疾病在症状出现之前已存在，症状本身不是病，而是治疗的开端。它的不受欢迎，使它更有资格视为一种神恩--神的礼物。它是来自潜意识的信息，唤醒我们展开自我检视和纠错。”在《精神分析与宗教》一书中，弗洛姆同样说到：“我们不能把症状看作是需要被击败的敌人，而是相反，应当把它们看作是能指出我们错误的朋友。”
　　
　　　　“正如同一般的神恩一样，大多数人会抗拒这项恩赐，不肯照信息的指示去做，用各种方式逃避疾病的责任。他们否认症状，故意忽视它的存在，用‘每个人都会偶尔失常一下’作遁词。即使他们承认自己有病，也经常以各种微妙方式，把过错推给外界，亲戚的冷漠、朋友的虚伪、大企业的贪梦、社会的病态甚或命运。唯有少数肯正视自己的症状的人，才会知道症状是自己灵魂失常表现于外的现象，他们会接受潜意识的指示，从这项恩典中获益。他们会面对自己的缺失，承担治疗自我过程的痛苦，但他们也会因而得到极大的报偿。”
　　
　　　　“我们必须先扛起解决问题的担子，才能解决问题。只说一句‘这不是我的问题’，毫无助益；光是期待别人替我们解决问题，问题不会消失；唯一的办法是挺身站出来说：‘这是我的问题，我来解决。’”
　　
　　　　对此，作者引用的一个希腊神话可以用作注解：“复仇女神变成仁慈女神，这项改变主要是因为奥瑞斯提斯愿意为自己的心理疾病负责才得以发生。在他设法摆脱复仇女神的纠缠时，他并不认为自己所受的惩罚不公正，也不会以社会或其它牺牲品自居。复仇女神乃是降临在阿特留斯家族身上咀咒不可避免的结果，也象征着心理疾病是个家族内部的问题，父母或祖父母的罪过由子女来承担。但奥瑞斯提斯并没有怪自己的家族，虽然他这么做也没有人会说他不对。他也不怪众神或‘命运’，相反的，他愿意负起一切责任，尽力补救。这过程历时非常久--大多数心理治疗也往往如此。最后他痊愈了，而当初带给他痛苦的事物也变成了带给他智慧的使者。”(参见“经典著作选摘--为自己负责”)
　　
　　　　在这里，首先有一个认识的问题，有一个认识到“问题是什么”的问题。除非人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而后明白自己应该向什么方向努力，否则个人的任何努力都无异于和自己的影子打架，而被幻觉搞得头昏脑胀的只能是那些勇士们自己(卡尔.古斯塔夫.荣格《未发现的自我》P69\P70)。精神分析方法预设了一种终极关怀的态度，它倾向于唤醒患者的疑惑感和问题意识。这种疑惑是分析中最有意义的治疗因素，因为患者通常把自己的反应、欲望、行为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把困难解释为另外一些原因--如坏运气、体质等的结果。他惊异地发现了自我的一部分，而它的存在却是他从来没有质疑过的(埃里希.弗洛姆《精神分析与宗教》P72)。
　　
　　　　分析治疗是一条古老的道路，在人类历史上多次得到提倡。用苏格拉底与印度哲学的话说，这是“基于自我了解的重新调整之路”。其中具体的新东西是获取自我了解的方法，这一点我们要感谢弗洛伊德这位天才(卡伦.荷妮《神经症与人的成长》P338)。
　　
　　　　“一套在童年时代发展成功，而且在童年时代很适用的观念与反应，被不当地转移到成年人的世界里(参见“经典著作选摘--咨询案例二”)。”这是我们中很多人共有的问题：一直没有机会发展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因而将童年经验原封不动地带入成年后的世界。正如前文所述及，“快6岁时，小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而牢固的行为模式，他已具备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我们将这种方式称为他的‘生活模式’，能从这个世界和自己这里得到什么\期待什么，对此他已形成深刻而持久的概念。此后，他就从一张固定的统览表来看待世界，由此小孩对自己的世界赋予意义。即便这种意义大错特错，即便这种处理问题和工作的错误方法会引起一系列的痛苦不幸，我们也不会轻易就放弃这种意义。”心理咨询的作用，就在于修正这张“统览表”，使它更接近这个世界的真实情况，使它有利于我们的自由、成长与幸福。这也是作者在《心灵的宗教》一章中结合多个案例所论述的东西。
　　
　　　　《心灵地图》带我走进了精神分析的大门，但它远不足以解释我所面临的种种难题，我的疑惑需要更广博、更深刻的知识来解答。这种种难题，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工作困难，二是人际交往中的神经症不安。
　　
　　注：精神分析--按照这个词的发明者弗洛伊德的看法--只能适用于他那种特殊的方法，即用某些受压抑的冲动来解释神经症症状的方法；广义上，它是一种使无意识过程进入意识的治疗形式，涉及无意识过程的作用、无意识得以表现的各种形式。
　　——《未发现的自我》P107，《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P6

8.生存，一个必须解答的难题
　　
　　一直都以为，自己有强迫思维：一是因为01年就医时医生给出的诊断；二是因为总有很多“为什么”不得不穷思极虑去解答，似乎这正是强迫性的。但如果仔细对照，自己的症状又并不符合强迫症的定义。
　　
　　强迫症，又名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ve-compulsive neurosis，缩写OCD)，是以强迫观念和强迫动作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神经症，以有意识的自我强迫与有意识的自我反强迫同时存在为特征，患者明知强迫症状的持续存在毫无意义且不合理，却不能克制地反复出现，愈是企图努力克制，反而愈感紧张痛苦。病程迁延者可以仪式性动作为主要表现，虽精神痛苦得到缓解，但其社会功能已严重受损。
　　
　　从定义中可知，“有意识的自我强迫和有意识的自我反强迫同时存在”是强迫症的根本特征，这种症状基本上我是没有的——虽然我被迫求解很多困惑，但它们直接关系着我的生存和发展，是我对于生存和生命的疑问，对我来说它们充满意义；即使有时候犹豫“该不该”去思考它，那也不是“克制”或者“反强迫”，而是同样在疑惑。
　　
　　在《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一书中，阿德勒归纳了人类的三大约束：我们生活在地球上，必须尽量利用地球上的各种资源和限制而生存；没有人是人类的唯一成员，我们必须与他人相联系而生存；为了延续人类的生存，我们必须恋爱结婚。这三个约束构成了人类的现实，我们面对的所有问题都源于它们。根据这三大约束，他将这些问题分为三大类：职业类--如何找到一个赖以生存的职业；社会类--如何与同类交往；性类--如何调整自我以适应婚姻关系。这些问题无时无刻不围绕着我们，对我们的生存提出了三项任务，我们总是被迫回答并处理这些问题。
　　
　　弗洛姆同样写道：“人类行为最强大的推动力源于他的生存状况，……人类所有的情感和奋斗都在试图寻求他的生存的答案，……精神健康者和精神病患者都为寻求答案的需要所驱使。……他的生存是一个他必须去解决且无可逃避的难题。”(《健全的社会》P32\P28)
　　
　　我们普通人或许可以逃避生命的第三项任务，逃开爱情和婚姻，但无论如何我们逃不开前两项任务，尤其是第一项--找到一个赖以生存的职业。此外，问题也不仅仅是找到一份可以维生的工作那么简单。
　　
　　按照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观点，人类的所有需要可以分为5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包括对生命安全、财产安全、职业全和心理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需要自尊、自重，或为他人所尊重)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这5种需要又分为两大类：基本需要和成长需要。前四种需属于基本需要，直接关系到个体的保存，如得不到满足，个体就会生病或衰弱：例如，对乳儿不充分的爱抚，婴儿常有发育迟缓和死亡率高的现象；不安全感与神经症的产生有密切的关系，代偿性地过分追求安全感可以解释多种多样的神经症行为(参见《安全感研究评述》)；自尊的需要一旦受挫，就会使人产生自卑感、软弱感、无能感，这些又会使人失去自信，从而趋向于精神病态。总之，需要是有机体自身和社会生活条件的要求在人脑中的反映，这些要求是以对缺乏的感受体现出来的，它们构成了我们行为的强大推动力。可以说，我们活着的每个人，都被自己的需要所驱使。
　　
　　如果我们足够幸运，如果我们在童年时代就满足了基本需要，那么我们就能够直奔自我实现的大道，无需体会生存之艰难了；不幸的是，我们通常只得到了生理需要的满足，我们甚至必须为了最基本的安全感而奋斗。我们许多的追求，包括金钱、权力、名望、他人的肯定，归根结底都是出于对安全、归属和尊重的内在渴求，这是我们行为背后的原因。
　　
　　进入公司之后，我的头脑一如既往是妄念纷飞、混沌不清的。事实上，这些“妄念”并无任何妄想之处，它们是我试图解答自己生存问题所作的努力--从高三第一次月考后我对学习方法的怀疑与探究，之后层出不穷的疑惑与反思，到大学以后对睡眠、状态的关注和强求，无不出于同一个目的：我要取得好的成绩，我要得到别人的认可与尊重。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头脑越来越模糊混沌，但除了带着疑惑努力去解答它们，我还有别的选择吗？难道还能指望它们自行消解吗？
　　
　　怀着对恢复状态、做好工作的迫切愿望，晚上睡觉时我也在思考着各种的问题，早上醒来总是疲乏不堪。当时看来，问题所在是再明确不过的--多年以前就已经明白无误：我被各种困扰阻碍了，使我不能正常发挥自己的能力。那就对症下药吧，去消除这些困扰，可是为什么多年以来我殚思竭虑，却始终不能摆脱、甚至越陷越深呢？出路究竟在哪里，究竟有没有出路呢？！这些疑惑并不是当时产生的，当时我只是一心想着要解决这种种困扰，做好工作，这是一个迫切的问题。

9.探究荣誉
　　
　　　　高一中期考试受挫后开始重视分数，考试时开始紧张、怕出错，高三月考“失败”后开始怀疑并探究学习方法和考试技巧，让我开始陷入思想冲突的泥潭。第二次月考更加“失败”，深感沮丧、无望之余，躁动的思绪平息了下来。在“尽人事、听天命”的心态下，没有了患得患失的压力和烦扰，只想着尽力而为的我，却迅速重返巅峰、重燃希望。回想起来，这很类似于森田疗法所说的“在烦闷惑出现的时候，是无法忘却或摆脱的，愈想摆脱则愈烦恼。当痛苦到了极点，体会到自己确实无力反抗时，心理冲突就会被冲破。此时，痛苦不可思议地减轻了。”
　　
　　　　福兮祸之所伏！伴随着希望而来的，是思维的跃动，是患得患失。我希望保持一种静心的状态，能够专心学习；我不想总受种种疑惑的困扰，但我无法阻止疑惑的出现，它们都是不请自来的。我思考它们，想消除它们，却往往在“相通”一周后又有新的疑虑冒出，并且它常常是由前一个问题的解答引出来的。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心智并非万能”，而“思想的世界囿于悖论之中，思想只能使我们认识到思想不能使我们做出最终回答。”“想从理智上去思考、去想通是永远不可能的”，那只能是“欲拥一波消一波，千波万波相继起。”
　　
　　　　我努力要解决种种困扰，到后来锁定这些困扰是我种种不顺利的根源，更加坚定地去排除“干扰”，结果却是内心冲突加剧，思维越发混沌不清。这种情形在工作以后再次出现。
　　
　　　　04年10月底，我开始通过纸笔与自己对话，展开自我分析(将思想写下来有两个好处：一方面可以帮助思考，二来可以作为日后的参考依据)。在之后两年时间里，一个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一个好的状态。保持好状态、做好工作，这是我关注的焦点。
　　
　　　　所谓自我分析，就是对自己进行精神分析，一个人同时承担分析师和求助者两个角色。精神分析，就是用某些受压抑的冲动来解释神经症症状的方法；精神分析的过程，就是收集线索、向求助者解释“出现某种行为的原因”的过程。检验解释的正确性的最终标准是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种解释是否被求助者体验为有意义的和真实的。通常，双方必须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反复讨论某一问题，因为求助人的任何一种态度或表现，都有多种根源，而且随着神经症的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
　　
　　　　如果我要叙述自己身在庐山中的所见所思，把所有的分析一一罗列出来，文章无疑会杂乱不堪，因此我打算从各个角度来揭示自身的主要问题，从庐山之外描绘庐山真面目。
　　
　　　　人本主义心理学主张从人的内心来理解人，强调人的需要对他的行为的推动作用。马斯洛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罗杰斯则认为，每个人都存在于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不断改变的体验世界中，个人对体验到、察觉到的领域作反应，知觉域对个体来说就是“现实”。行为是个体的目标指向的尝试，以满足被体验到的需要。这些需要出现在机体紧张被体验到的时候(不一定形成清晰的意识)，它们构成了行为的基础，而行为的目的是减少紧张和维持机体强度(《当事人中心治疗》P424～P433)。套用弗洛姆的话说：我们所有的人都为自己的需要所驱使，无论是精神健康者还是精神病患者！
　　
　　　　如何对二者做出区分呢？按照驱力的强度和性质的不同，大致可将人分为自发者和被迫者。前者感受的驱动力相对较小，他行动是为了获得某种心理上的满足，对达到满足的办法有选择的自由和辨别力；后者感受的驱动力则相当的强烈，他行动是因为他要摆脱某种难以忍受的处境，在强烈的压力下他没有选择的自由。
　　
　　　　回过头来看我的经历。刚入高中时认真学习，是因为害怕考不上大学，这是典型的“化压力为动力”。害怕考不上大学，一方面是怕父母责难，一方面是因为有一种“必须考上大学”的观念。这种观念的根源则是因为父亲常对我念叨：“看你考不上大学怎么办哦！”似乎考不上大学就等于死路一条。这种长期的消极暗示和威吓所造成的恐惧，在我的潜意识里聚集形成了深刻的、难以摆脱的对失败的焦虑，第一次中期考试的成绩暂时掩盖了它。高一下学期中期考试严重受挫，再次触发了这种焦虑，以至于人生的天空都显得灰暗。之后我重视分数，探究学习方法和考试技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想通过优异的成绩摆脱这种焦虑。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一书对此作了很好的描述：他无论做何种努力，都是受焦虑驱使的，意在通过拼命地活动来克服它。此外，注重成绩还决定于另外一个需要，那就是赢得他人的重视与关注。实际上，它又决定于另外一种根本的需要——自尊，或者说摆脱自卑之苦。由于丧失了内心的自主性，由于内心深处的无价值感，自尊的提高只有通过在他人眼中提高自己来达到。通过取得成功，通过他人的承认，借由他人的赞美与敬仰，我便能感到自己是个重要人物，能够接受自己。这也是现代人的通病。现代人对成功的渴求，实际上都是出于对安全感和价值感的迫切需要。
　　
　　　　一个人的自卑感和焦虑深重到什么程度，他对力量感和重要感的需求就迫切到什么程度。如果由于现实的种种困难，他一时间无法满足这些需要，那么看起来只有一种方法可以满足他：通过想象。通过自己特殊的经验材料，在潜在可能性的基础上，他开始推想自己能够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赋予自己一种“理想化形象”。这种形象能给他一种支持，一种对自己的认同，使他感到自己有力量和重要，成功地解除了他的忧愁。这种形象对他来说不是一种虚幻的可能，而是他实实在在能够成为的样子，它成了他展望自身前景、衡量自身的尺度。高三后半段我就经常这样让自己鼓起希望：我的中学这么差，能考上同样的大学说明我比别人聪明，我在大学里学习肯定会比别人好。
　　
　　　　这种形象之所以被称为“理想化形象”，就在于它只有在一切因素都如创造者所臆想的情况下才能够实现。然而，它的创造者无意中却疏略了很多现实的因素，忽略了心理规律的必然性和法则，所以这种理想化形象通常注定无法实现。就我自己来说吧，我的错误就在于把智力摆在了第一位，觉得什么都可以靠理智来解决，认为“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这种“心智至上”的信念，也是很多人所共有的吧！大学时“省悟”自己困难的关键在于被各种困扰阻碍了，认为消除这些困扰“以我的智慧我将无所不能”，同样是自我理想化，同样犯了“心智至上”的错误。
　　
　　　　自我理想化总是包含着一种普遍的自我美化，从而满足个体对重要性和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优越感的迫切需求。个体必然会不顾一切地去追求它，否则他只有死于自卑之苦，这种一种无法选择的强迫驱力。尽管个体通常会认为他的雄心或追求是他想要达到的，但实际上，他是被迫要达到它，对荣誉的需求控制了他。这种对荣誉的追求不是出于虚荣或任性，而是由于心底深处他感到自己软弱、卑下，他必须找出一点东西来使自己感到比别人优秀，他必须在自己心中感到某方面比别人强。这种通过理想化形象来摆脱难以忍受的困境的手段，卡伦.荷妮称之为探究荣誉。

10.南辕北辙
　　
　　从各个方面来说，自我理想化都是一种“广泛病态解决方法”。它不仅要解决一种特定的冲突，而且在暗中允诺要在一定的时间内满足个体身上的内在需求，允诺解决他的那些痛苦而不可忍受的情感——失落感、自卑感、焦虑感，等等。毋庸置疑，当他相信他已找到了这样一种解决方法时，为了自己有幸福的生活，他就要依附这种解决方法，要求实现他的理想化形象。可以说，自我理想化既是他早年发展的逻辑结果，也是他将来发展的开始。
　　
　　自我理想化需要一种工具：想象！这种工具的作用就是满足患者的特定需要。一个病人回忆，当她3岁时，她的一位叔叔抱起她并开玩笑说：“哎呀，你的脸真脏！”此时她感受到轻蔑，又无力反击，于是她就幻想成为一位漂亮的女王。
　　比起这种较为明显、容易为个人察觉的幻想，想象力中更为有害的工作是对现实进行精细而广泛的歪曲，而他又意识不到自己正在编造。通过想象，他在论文中的高见，使他相信自己能够成为伟大的学者；他在一次考试中技压群雄，使他相信自己聪慧过人，不会有什么他做不到的事；本来是被迫自我孤立，却被他当作卓尔不群……总的来说，在这些想象中，存在着一些片面性的东西：关注和夸大自己身上的有利因素，忽略或否认自身中存在的不利条件，把它们视为不公平的障碍，力图加以超越。他想当然地认为他能够超越这些障碍，但实际上这只是由于他在心理规律上的无知。
　　
　　“心智至上”的信念几乎发生在所有神经症患者的身上，理智、意志力是他们心中至高无上的主宰力量。这种信念在我们的文化中普遍存在，神经症患者不过是将它极端化了而已。我们的文化有一个预定观念，就是每件事情都有一个自然的、可知的原因，我们对此确信不疑。我们的周围是一个服从理性法则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对意识作了过高估计。
　　

红杉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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