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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c599103d0101os79.html
亚当.兰撒的父亲首次回忆儿子的成长和教训
资料来源: 杂志 March 17, 2014
翻译: binfeng2000
人物介绍:
亚当: 2012年美国新镇校园枪杀案主犯
彼得: 亚当父亲
南希: 亚当之母,彼得前妻
“由作家Andrew Solomon经过一共六次与亚当的父亲彼得的采访,描写了彼得这一年来心灵所受的煎熬,更重要的是他想给所有的受害者家属一个交代,尽自己的所能回忆亚当的成长和状态,以及作为家长在那些地方或者是没有觉察到,或者是自己失误而更加放任了亚当走向深渊.
这篇文章发表在今年三月份的<纽约客>上,连接如下: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14/03/17/140317fa_fact_solomon
以下为部分内容摘译.”
亚当从小就是一个不省心的孩子,出生在1992年,到了三岁才开始说话,他从小显示了皮肤过敏的特点,衣服上的标签总得先剪掉才能穿.但是和他大两岁的哥哥关系很好,常常一起玩耍,亚当还能自己发明一些游戏来,用他哥哥的话说,他弟弟是一个想法不同的孩子,一个正常的怪小孩.
但是亚当从小还是有些和他将来会出的滔天大祸有联系的征兆来的,他在基本的感情表达上非常困难地理解和运用,他妈妈不得不手把手地教他,在学校里演戏需要使用一些表情,亚当在家里对着镜子练,而且非常认真.在他五年级时,他说他自己没什么用,周围所有的人都要比他好.那一年,亚当和另一个孩子写了一个故事,叫"老祖母之书",讲一个老婆婆用她藏在拐杖里的枪,想杀谁就杀谁,所以他的老师当时注意到了这个"暴力"面,写了评语说,亚当是一个聪明但是不是很正常的孩子,有反社会的倾向.
在亚当九岁时,父母分居了.但是彼得在周末还是会去看孩子们,而亚当见面也会说个不停,他开始了对政治感兴趣,是当时的总统候选人之一Ron Paul的粉丝,还能和爸爸争论起经济学理论来.他那时候开始了对枪和二战的入迷,有兴趣长大后参军,但是从来没有说起过大屠杀之类的话题,在学校里也从来没出现过暴力行为.他很少表露出他的情感来,但是有很好的幽默感,他爸爸带他去了看考斯比秀(Bill Cosby live),他笑了整整一个小时.那年的圣诞节,亚当说要用自己的积蓄给那些需要的孩子们买礼物,爸爸很高兴地带了他去购物.
在亚当上了初中后,爸爸妈妈的担心更大了,学校的变化很大,初中上课不象在小学里只在一个教室里上,现在需要从一个教室转到另一个教室去,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被打乱了,象是老天给他的一个惩罚.妈妈把他所有的教科书都复印了一份,因为亚当觉得那些五颜六色的图表让他眼花缭乱不可忍受.他不再吹萨克斯风了,不再爬树了,躲避着眼光接触,他身姿僵硬,步态笨拙,他说他开始恨那些生日和节日了,而过去他一直是喜欢这些日子的.那些特殊的安排常常打扰着他越来越强的次序感.而且他开始有了几次"惊恐发作"(panic attack),现在由康州检察官出具的报告说,那个时候亚当更象是一个暴力的受害者,而不会是施暴者.
彼得说,那个时候很清楚地觉得不对劲了,亚当表现出来的社交尴尬,令人不安的焦虑,夜里不能入睡,压力紧张,不能集中注意力,学习困难,走路姿态古怪,越来越少的眼神接触等等,这些家长都很清楚地看到了.但是这些是新的现象呢,还是老问题冒出来的新苗头?对大屠杀事件有专门研究的精神科医生Michael Stone说,当孩子们长大了,过去的那些小问题就可能变成了大问题.过去他们是学校里那些小怪人,他们交不上朋友,没有人会挑他们去参加球队,这些当时可能没怎么样,但是等孩子们都大了,大到开始找男女朋友,开始找伙伴的时候,他们却做不到.过去在小学幼儿园时那些微不足道的自卑感,到了初中会慢慢加大,直到可能变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
当时亚当的这些表现,基本上还是一个正处于青春期荷尔蒙变化的自闭症的症状,所以在他十三岁时,父母带他去了精神科医生Paul Fox那里,得到了亚斯柏格的诊断,父母们很高兴,觉得这下终于找到答案了,但是亚当自己并不接受这个诊断.
父母开始热情地投入到了给儿子准备一条特教的路,考察评估了各种特教的学校和方案,甚至还去参加了阿斯柏格症的团体(GRASP),最后接受了Fox医生的建议,决定在家里自学.在家里,母亲教他文科课程,而父亲和他一周见两次面辅导他的理科课程.同时母亲努力让亚当在家学习的进度和当地新镇高中的进度一致,这样以后亚当就能正式地高中毕业,而不只是拿一张同等学历的证书.亚当还继续地参加新镇高中科学俱乐部里的活动,甚至作为主人在自己家里办过一次活动,他和那些人相处很好,因为那些人也基本上是又聪明又有点怪怪的孩子们.每个人都善待他,和他开开玩笑,但是亚当并不理解社交的意义,有一次问爸爸,为什么你需要朋友呢?
爸爸描绘了亚当有一种阿斯柏格症的人所有的自负,亚当曾经写道,如果给我的信息没有复杂到一定的程度,我是不会满意的,我从九年级的历史教科书里学不到东西,因为它没有对历史事件作出充分的解释,也没有分析那些事件带来的影响.他后来不要他父母教他了, 坚持自己教自己化学课.
在亚当十四岁时,父母带他去了著名的耶鲁大学的儿童研究中心再一次评估.这次看的精神科医生,Robert King,记述了他当时看到的亚当是一个面色苍白举止笨拙的年轻人,僵硬地站在那里,眼皮朝下看,还拒绝和人握手.医生还注意到了亚当很少有即兴自然的谈话,总是用平板几乎不变的语调说话,而且身体僵硬的有如机器一般.很多自闭症的人也会这么平板地说话,而且避免与对方的眼神接触,因为对他们来说,要同时去理解对方的声音和脸部表情,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开放性的问题也是对他们一个难点,评估中医生让亚当说出三个自己的心愿,亚当说,我祈望那些能给人满足愿望的任何什么人或物都不存在.
医生观察到了亚当有强迫症的症状,这在自闭症中也是常见的.亚当不愿意去碰任何的金属物体,包括门把,也不喜欢他母亲去碰那些金属物体,因为他怕被传染.亚当制定了很多禁忌规则,而且越来越多地要求他母亲也遵守.他不愿意母亲倚靠在家里的任何一样物体上,因为他说那样不合适,要是母亲偶尔碰到了他的椅子,他就忍受不了,他坚决反对母亲在家穿高跟皮靴,因为那样走起来太响了,如果两人进厨房而母亲走在了他前面的话,他一定要母亲重走一遍跟在他后头.医生担心的是亚当父母好象只关心他的学业,但是其实更迫切的是如何调整他的社交障碍,从而至少能让亚当和同龄人待在一起.医生写道,他看到了一种亚当可能为了逃避不得不和同龄人接触或一起工作而给自己创造出一个虚幻世界的危险性.同时他也相信母亲南希就好象是被关在自己家里的囚徒.
Kathleen Koenig是耶鲁儿童研究中心里负责精神科方面的护士,是她给亚当做的治疗,那时候,亚当遵医嘱试服了Lexapro(草酸艾司西酞普兰，来士普),亚当母亲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在孩子服用后的第三天,他出现了头晕的情况,那天下午,他整个人都有点晕,开始言不连贯,连早餐用的麦片盒子也打不开了,他出汗出得厉害,事实上是汗水从他的手上滴下来的,他说他已经不能思考了,整个人象是植物人状态.那天下午母亲接着报告:亚当就待在他自己漆黑的房间里边发呆.很快地亚当就停用了这个药,而且以后再也不愿意用任何精神科类的药物了.护士对此很担忧,她写道:亚当觉得自己是一个完全逻辑思维的人,但是其实他不是,他是有生理上的障碍的人,他是需要药物治疗的,我提醒着他,他现在就象是生活在一个盒子里,如果不接受治疗的话,以后这个盒子会越来越小的.
哥伦比亚大学的犯罪精神科医生Paul Applebaum说,很多年轻人都有反社会倾向,不快乐的,上网时间太多太长的,沉迷于电子游戏中的,但是都不会伤害别人,那些极少数的危险分子是几乎不可能被发觉的.即使我们知道那些人是那样的人或可能会变成那样的人,那么能不能让他们接受治疗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而这其中最难接受治疗的是那些愤怒的,怀疑一切的,与世隔绝的年轻人了.仅仅让他们一个星期去一次精神科医生那里去谈谈心,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提不起兴趣来.
彼得说,亚当不愿意接受治疗,他不想谈自己的问题,甚至不承认自己是阿斯柏格症.而他的父母亲们却很认同这个诊断,所以他们也不会再从其它的方向去审视儿子的各种行为问题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阿斯柏格症这个诊断可能恰恰是让他们错过了一些更重要的方向.彼得说,如果亚当是个正常的青少年,而突然之间把自己封闭了起来的话,那么这很可能是一个足以警醒我们的征兆,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了他原来是个阿斯柏格症,我们心里已经觉得他就应该是怪怪的,所以见怪不怪了.但是他们还是继续给亚当寻求专业诊断和治疗,可是他们见过的所有的精神科医生中,没有一个能觉察到亚当的精神状况会有可能导致他以后这样极端的暴力行动的迹象来.彼得说,这可是在美国精神医学最好的大纽约地区看的医生们,可是没有一个医生能在事情发生前看出来.
彼得对有些人猜测阿斯柏格症是不是导致亚当的残暴行为的想法很是恼火,他说, 阿斯柏格症是会让人与众不同,但是绝对不会这样的.他更怀疑是不是还有更严重的没有被发现的障碍,比如说是不是还有精神分裂症.那些自闭症人士如果他们犯了罪的话,通常的是被动的,而不是事先预谋的,比如说是因为有人侵犯了他的私人空间而触发的行为.那些研究自闭症中犯罪案例的报告中发现,案犯中至少有一半以上还有其它的问题,其中大概四分之一的人还具有其它的精神类疾病.有些研究者相信如果一个自闭症人士突然对某个刻板行为或兴趣增加了很多,特别是这个行为或兴趣还带有那么一点邪恶的味道的话,那就更象是一个预兆了.现在的刑事调查发现,亚当在他快到二十岁的那几年里,他确实对那些大屠杀的事件入了迷,可是当时没有任何迹象别人会知道他心里的那个邪恶的念头,因为他的这个癖好只是在网上用匿名和其他人交流的.
自闭症和精神变态一样的都有同情心欠缺的特征,但是心理学家们认为,自闭症是那些"认知类的同情心欠缺"(比如说较难理解别人的情绪,解读别人的非语言动作很困难等等),而精神变态者是那些"情感类的同情心欠缺"(比如说不管自己会不会伤到别人,不会去分享别人的感受等等).这些人可能只是很少数的,但是他们一旦做起恶来就会是毫无人性地残暴.
现在的法庭上,自闭症越来越多地被提出来从而可以争取法官的谅解,因为确实很多的自闭症人士不大能搞得清什么是原因什么是结果.但是对亚当来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干了些什么.他把自己的一个硬盘给毁了,但是留下了一个关于大屠杀时间的电子目录,还有几张他拿枪对准自己头的照片.有些研究表示如果一个人缺乏同情心的话,那他可能也会对某些疼痛而不敏感地无动于衷.这可能正符合了亚当的情况,尽管他对很多小小的刺激都很敏感,但是对疼痛却没感觉.他妈妈就提醒过学校,亚当可能不会因为疼而住手的.
当我访问彼得的时候,他把和前妻南希自2007年以来的电子邮件都打印了出来,整整四大本.那时候亚当十六岁,已经很少去上学了.南希写下来亚当的状况:他夜里睡得很糟,早上起来在厕所里哭了45分钟,所以误了第一节课.两星期后,南希又写道:我本来希望他下午能准备好上课的,结果他光坐在那里偏着头发愣一动不动.在那一年里,南希还写道:亚当昨天夜里很糟糕,他把自己房间里的东西,除了床和衣柜,全搬了出来.
在亚当开始在家上学后,南希越来越多地要彼得别来家了,因为亚当经常地不高兴发作.但是在她和彼得的通讯中,丝毫没有见到她有感受到上次那耶鲁医生评估带来的危机感.在对待亚当的态度上,爸爸彼得一直是被动的,跟着孩子走,而妈妈的态度却是执迷的,她一直是在迁就着亚当种种的冲动行为.按彼得的话说,南希的做法是想给亚当建造一个世界,然后可以把他裹在里面保护他.亚当一直有身体协调性的问题,在他十七岁那年,彼得告诉南希,在他们两人去郊游的时候,他不得不停下来替亚当系好鞋带,而南希听了却大为诧异,反问他,难道你还想着亚当能自己系鞋带?
而亚当的幽默感似乎还继续有.在他十六岁那年,他发现了一组名人的照片,有大胡子的马克思,小胡子的列宁,八字胡的斯大林,和没毛的老毛,亚当配了一句标题:同志们,现在该是让我们改进这个越来越差的胡子水准问题啦. 彼得觉得这太好笑了,拿这图和标题给自己印了几件T桖穿穿.每一个人都在想着办法怎么能鼓励亚当参与进来,南希也带他一起去射击场打靶,因为种种彼得和南希都觉得亚当是完全没有暴力倾向的,而能把一个阿斯柏格症的孩子参与进来的最好的办法之一大概就是顺着他的兴趣走了.
大致来说,所有的父母管教方式有两种,在"度日"和"度年"之间选择.前面的情况就象是自己对自己说,干码非得在吃饭时吵起来呢?好好吃一顿饭不行吗?后者好象就是孩子们都得学着吃蔬菜,但是这可需要一年或更长的时间来慢慢地进行.南希的问题看起来就是太关注”度日”了,她无穷无尽地努力着要和这个过分敏感的,专横控制的,越来越充满敌意的陌生人,同时也是她自己的儿子,要和平地天天同处一个屋檐下.她觉得自己如果把每一天过好的话,那不就能一年一年地也过好了吗,可是她那样本来是想让儿子更舒服些而纵容他越来越与世隔绝的做法,其实是更加剧了事情往最差的方面发展下去了.
在2009年的秋天,彼得和南希终于离婚了,作为离婚的先决条件之一是彼得为亚当买一辆车.彼得买了辆本田车给亚当,而且教他开车.彼得说,当时儿子就好象是世界上最最小心谨慎的驾驶员,他永远也不会想象得到有一天亚当会做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彼得能感到亚当对他越来越疏远了,这也好理解,他自己在这个年龄上也是想着远离父母的,他能做的就是继续做能做的,等着有一天亚当变得成熟起来.
而就在那一年里,亚当悄悄地发展起来了他自己对屠杀事件的兴趣来,他在维基百科上编辑了几条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大屠杀的条目,在这方面他的知识面出奇地好.但这些在表面上还是一点看不出来,只是这个人越来越不好对付了,南希曾给彼得写道,有时侯她要和亚当说话时,儿子却把门给关上了.
学业常给亚当陷入困境.南希写道:他整天精疲力尽又无精打采,他说他不能集中起注意力来,作业也完不成,他因为没有能完成作文而快要哭出来了, 他说他是想集中注意力但是做不到,他恨自己怎么是这么一个没用的人,大概已经没药可救了.亚当在当地的大学里选课,拿的是高中的学分,但是读得很痛苦.有一天南希写道:他在回家的路上一言不发,拿衣服蒙着脸,他一头冲进自己的屋里,也不出来吃饭,我让他先冷静一下再去劝了他两次,但他只是说没有用了,别管我,我不想说话.两个月后,南希又写了亚当在德语课上的绝望:他最后流着眼泪说我怎么也搞不通这个德语,他就是明白不了,他都做了几小时了,还是搞不懂.
南希想给他找个家教,但是就只有十分钟了该要走的时候,他又来了一个情绪崩溃,又开始哭了,不想去,他说这没有意义的,他连到底自己是什么不懂也不知道.2010年初,有一次当南希告诉彼得亚当在地板上哭得歇斯底里的时候,彼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亚当需要学会怎么来表达他心里的痛苦,我们还有三个月他就要十八岁了,我感觉到了十八岁要么他会去参军,要么就离家流浪去了.南希回答:我在他门口坐了两个小时,想和他谈他为什么而沮丧,他是因为班里的每一次考试他都不及格,其实这些功课他是理解的.那天后来南希又写道:我是觉得他宁愿离家去流浪也不要再考什么试了.他真的想那样.南希说,亚当已经在假装去上学,但是其实是待在图书馆里打发掉时间.
但是亚当一直有着超过他能力的宏大理想.他目标中的大学是以康奈尔为底的,但是他的成绩远远是进不了这样好的学校.后来他又扬言到了十八岁要去应征入伍.到了2010年4月,亚当又说要参加陆军特种兵,彼得问亚当:你能干些什么呢?你觉得这现实吗?到了报名的时间,亚当并没有去报名.彼得带亚当去了当地的一所大学,那里有个预备役的项目,那里的人得出结论说,要亚当先在附近的社区大学里先选些课,再来上大学,亚当一下子想选五门课,但是彼得说太多了,建议他先选两门课,而且可以帮他,彼得在一个周末去接他,说我们得找到一个办法这样我能帮到你,但是亚当非常愤怒,彼得说他很少看到亚当生气过,但是那一次亚当是生气了.好象在赌气说我就要选五门课,选定了.那是2010年9月,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亚当了.
彼得不是不想看亚当,但是南希说每次她劝亚当去看爸爸,亚当都很沮丧,哭个不停,所以南希也不想再逼他了.彼得也不敢冒然就去南希家里,怕遇到了亚当反而会干起仗来.他甚至想要聘个私家侦探去跟踪亚当看看他在干些什么,但是如果他真的这么做的话,他会发现那个时候亚当常常到当地一家电影院里去玩一个叫舞蹈革命的游戏,一边听音乐一边努力跟上游戏机上的节拍,一连能玩上十几个小时.即使在他开枪屠杀的前一个月,他还在那里玩那个游戏.
同时亚当也不再和自己的哥哥联系了,最后一次也是在两年前,后来哥哥主动联系亚当了几次,但是亚当再也没有回应.现在彼得明白了亚当那样地把自己和家人隔绝开来是想要隐藏他自己心理上的失落,但是当时却一点没有觉察到.
2012年初,南希说亚当同意在春天和彼得见面,但是结果还是没来.九个月后,彼得向南希抱怨亚当连他的电子邮件也不回了,她写道:我会去和他说说,但是也不想去打扰他,他今年这个夏天过得很糟,已经不再出门了.她说,你过去给他买的那新车,因为他很久没用了,连电池都漏光了.南希想把不给彼得回电子邮件这事淡化些,她说,亚当在一年前就不给她发电子邮件了,可能是因为现在和她交谈多了的缘故.但是现在的州检察官的报告却揭示了南希的这些话很令人误解,因为亚当在家里也不和南希说话了,他们在一个家里却只用电子邮件来交流了.彼得想,这大概是南希想保留着她的那点自尊心,想让别人知道家里一切都好.
在亚当越来越封闭的时候,南希的天真变成了否认.她甚至想着搬去西雅图去住,却没有告诉过彼得,她告诉过一个朋友说,可能会和亚当生活很长很长的时间,这可能是会让亚当不高兴的可能性,因为一个连他父亲想要帮他学业都会生气的人,会把这个想法看成是侵犯他独立性的威胁.南希那种一方面要极力取悦于儿子,另一方面却拒绝专业帮助的做法越来越令人费解了.
彼得和南希最后的联系是在枪杀案发生的前一个月,因为他想给亚当买台新电脑,并想亲手交给他.南希说过了感恩节会和儿子说这事的.彼得说,我是尽我所有的力量了,而南希其实比我做得更多.我真为她感到伤心.彼得相信南希一直没有意识到亚当会变得那么危险了.她从来没有和她姐妹或好朋友们说过担心害怕亚当的话,她夜里睡觉从不关自己的房门,还把枪放在家里,如果她怕亚当的话,她是不会那么做的.在发案前的一周,南希对一个朋友说,我担心我会失去他了.但是那种担心失去看起来更象是因为亚当越来越退缩了,而不是因为暴力.从南希小心翼翼地对待亚当的做法,也看得出来更是因为南希在焦虑,而不是害怕.
那些殺母的惨剧,往往却是来自一个被过度保护的男孩子,来自那个一心想不惜以极端手段来争取摆脱自己对母亲的那种依附状态,那种依附状态让这个儿子相信不挣脱出来自己就没法长大成人了.在另一项研究中,发现了其中的每一个案例里,母子的关系都是紧张,充满冲突的,而父亲的角色往往很被动,不怎么介入其中.州检察官的报告里提起有一次南希问亚当,如果那一天她出了意外事故,他会为母亲伤心难过吗?亚当的回答是不会的.在亚当的电脑上,发现了一篇叫"自私"的文章,文章里试图来说明为什么女性本质上是自私的,而实际上正是有那么一个女性在现实中为了他做了能做的一切.
彼得也没有想过亚当会对他有什么感情,他说,我很清楚亚当也可以在一秒中就把我也打死的,如果他有这个机会的话,事实上他为什么要向南希开四枪的原因,是因为这四枪中,一枪给南希,一枪给我,一枪给哥哥,再一枪给他自己的.
不管那真实的却未知的动机是什么,亚当都称得上是一个犯下了三状罪行的恐怖分子:他杀害了他母亲,他杀害了他自己,他杀害了那些他连面都没见过的成人和孩子们.前面两个如果还有原可循的话,那么第三状罪根本就是难以理解的了.根据"今日美国报"的报告,从2006年来,一共在美国发生了232状多人枪杀案,除了凶手外,平均每起死了四人,但是其中只有15%不到的案件里,才会发生那些随意地枪杀陌生人的恶行.
要从这些大屠杀的事件里得出些概括性的结论非常困难,因为可研究的样本太少了,而且绝大多数人已经死了.差不多有一半的凶手是自杀的,还有很多被警察击毙.那个哥伦比亚大学的犯罪精神病医生Paul Applebaum把这样凶手自杀的情况看成是一个大悲剧(杀害多人)主题下的一个副主题(再死一个),而哈佛大学的精神科教授Henry Friedman把这样的现象看成是凶手主动追求的效果,他要自己杀在尸横遍野之中.而亚当那样的情况,他的自杀和他去杀了那么多无辜和不认识的人,两者的意义是同样的.这就是:亚当越恨自己,他就越恨其他的人.那个著名的研究自杀问题的专家,Emile Durkheim说这可能不是绝望之下的行为,却是一种自绝的行为.亚当就是以这么做来自绝于人性.
现在科学家们也在研究亚当的基因看看有没有那方面的异常或许可以来解释他为什么会那样做.医学界在思考这么样的残暴杀人行为到底是不是精神异常的结果,纽约州大的犯罪精神医生说,亚当的行为转达出的信息就是:我自己痛苦到了极点了,有一天我会把自己爆炸,让我的痛苦传给你.或许这大概就是我们能想得到的亚当的真正动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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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14-3-16 17:2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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