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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an Arehart-Treichel
APA(美国精神疾病学会)发表第一篇有关流浪者与精神疾病联系的小组报告后,整整过去了25年。在报告作完之后,解决该项问题的项目浮出水面。但至今仍困难重重。
去年秋天,你可以在华盛顿特区N.W.22街角边(the corner of L and 22nd streets, N.W., in Washington, D.C),看到一个矮壮的老人站着。他告诉记者,他的名字叫“肯德基上校”。他自豪地向记者讲述他曾经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去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地打过仗,现在他仍在部队中服役。“看那里!”他喊道,“你能看见那些红色、蓝色和黄色的直升飞机吗?我不久就要登上其中之一了。”
“肯德基上校”被认为患有精神分裂症并且无家可归,可是,在几次相遇后,他表示他对自己的幻觉世界相当满意。
遗憾的是,上述这番话,大多数,据测算一百万无家可归又有精神疾病的美国人是不会苟同的(参见有多少美国人既有精神疾病又无家可归),那么我们正在做什么帮助这个没有公民权的群体?
专家们称,在这个问题上,人们能有不止一种方案可以期待。
例如,在80年代,极少部分精神病学专家活跃在有精神疾病且无家可归的群体接受服务的场所,比如救济所或收容中心或外展工作小组。Van Yu医学博士在会谈中表示,他是纽约城市社区服务中心的医学主任。但此之后,由于各种倡议活动,他表示越来越多的专家参与其中。
其中之一是无家可归精神疾病外展项目。1986年,这项活动由APA直属分支的工作组开展,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事实上,Yu自2003年起开始领导该项目,现在它是城市公共服务中心的一部分。
Stephen Goldfinger博士,纽约州立大学郊区医疗中心精神病学系主任,长期为精神疾病和流浪者呼吁,他与Yu博士从成立之初就一起领导该项目,经过了艰难的历程。在我当初加入这个项目时,只有一对志愿医生,我们第一次会议就是在他们两家,某一家的客厅里进行的。如今,该项目参与的全职精神科医生激增数倍。
另一个近年使得大量精神科医生参与到治疗流浪的精神疾病患者的倡议是APA年度精神服务机构提供的训练期。Goldfinger和其他精神病学专家开展这个训练期。“我们每年大约训练80名住院医生或医学学生,”他估计。“所以10年间,我们训练过800名医生了。”
1999年,南加州精神疾病基金会在旧金山发起了一个项目帮助有精神疾病的流浪者。到2003年,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参与进这个项目,帮助了大约300名患者(精神病学新闻,2003.6.18)。现在,7年后,这个项目仍然“非常健康”Mel Blaustein博士,基金会主席在采访中表示,“这个项目含有多文化的特征,我们也治疗拉丁美洲人和非法移民。”
与一、二十年前相比,现在我们尽了更大的努力为那些有精神疾病的流浪者提供永久性居所,M.William Sermons博士,华盛顿特区终止流浪全国联盟研究所主任表示。“这在全国都有发生。大大小小许多社区都在做这件工作。例如“房之途(Pathways to Housing)”1992年在纽约成立,对有精神疾病的流浪者提供先交房,后治疗的服务。“Quincy,Mass”在扩大其先房后治战略上,成果显著。另一处是Maine,它们都位于波特兰和城郊地区。在西雅图,有一个东湖1811(1811Eastlake)的住房优先干预计划。”
但是,这些努力就真的有作用吗?数字和调查指出差异确实存在。
示范项目获得成功
“目前,我们在三座城市开展工作,”Sam Tsemberis博士,他是“房之途”的建立者,他报告称,“我们在纽约、华盛顿和宾夕法尼亚运作各个项目。当前,我们的服务对象约有1000人。”但是从1992年该项目发起,它实际为数以千计的患有精神疾病的流浪者提供了住所,然后为他们进行了精神疾病治疗服务,他表示。
James Fatal,他是在纽约的一个流浪者,并且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在Bradley Jacobs(房之途服务的协调人员)的帮助下,搬进了一所公寓。“能搬进去,感觉好极了,”Fatal表示,“终于远离严寒了。”那发生在10年前。现在,Fatal依旧住在他的公寓里。最近,他升职了,协助西哈莱姆激进社区治疗团队(the West Harlem 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 team)的团队领导。
此外,“房之途”正在为其精神卫生服务增加医疗服务。这是为了帮助上了年纪的租客保持健康。Deborah Padett博士,纽约大学社会工作教授注意到。
在全美,40-50个城市已经复制了房之途的模式。Tsemberis指出。他和他的同事为大量这样的项目提供技术协助。
据由美国市长会议进行的并在2008.12月发表的调查显示,除了一个城市外,所有接受调查的城市都发展或正在发展一个10年计划来终止流浪现象。这些努力正开花结果。例如,迈阿密的10年计划在2003-2008年帮助城市减少了66%的流浪现象。
的确,“支持性住房(supportive housing,也许说成保障性住房更好理解),一次又一次显示了它对流浪的精神疾病患者产生了良好结果。”Yu论证到。积极改变不仅是有房,还让“他们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好,他们住院期更少了,他们的健康状况也更好了。”
对个体的报道,同样表明帮助流浪的精神疾病患者的成效相当显著。
“Henry”,是患有酒精依赖的流浪者,在东哈莱姆区活动。他不断拒绝Yu外展团队想要帮助他的努力。但是一天,警察因指控他犯下妨害公共罪将他带到了警署。外展小组同意照看他的小狗,直到他出来。他同意回来后,接受团队的好意。“毕竟,”他说:“你们照顾了我的狗,所以我觉得我有义务参与到你们之中。”由于这次的合作,他不仅成功的戒除了酒精成瘾,而且为他自己和他的小狗获得了支持性住房。
“让我们假设你看到某人在街上明显无家可归并且有些病症——自言自语、邋遢混乱、挨着几只购物袋坐着、情绪非常脆弱、认知非常模糊、完全不能做一丁点事,”Tsemberis说到,“但是之后,我们把他安置在他自己的公寓里,有一个浴室可以冲洗,有一个床可以安睡,还有个储物柜放置他购物袋里的东西。再来,你给予他精神治疗和其他支持性服务。他可以相当快得变了一个人。非常戏剧化。”
作为Yu外展工作的一部分,他了解到睡在曼哈顿右上部某公园里的一个人情绪低落——他叫Bill。Yu给了他抗抑郁药物。Bill服用了,还感谢他。Yu告诉Bill下周来他的治疗室接受更详细的治疗。Bill去了。不多久,Bill也得到了支持性永久住房。近来,Bill有时会去Yu的治疗室说:“医生,你过得怎么样?我只是想说你好,告诉你我过得不错。”
虽说如此,我们在帮助这个群体方面确实面对巨大的挑战。Yu报告称患有精神疾病并流浪的单身成年人群在纽约巨幅减少。但是流浪的家庭(家庭成员中有人患有焦虑、抑郁或其他精神疾病)却相对的迅速增加。(《精神病学新闻》,2003.6.6)
“尽管比起几年前,更多的精神科医生现今正在帮助有精神疾病的流浪者。”,Hunter McQuistion医学博士,圣路加罗斯福医院(St. Luke's and Roosevelt Hospitals)社区精神病学系主任表示。理由之一是“这个项目需要非常特殊的精神科医师,要能在医疗文化外工作。”并且“尽管一个精神科医生报酬优厚,这个项目的其他资源就不一定那么强大了。它会让人倍感挫折、并且心力交瘁。。。。。。”
虽然医生们在过去几年中已经知道如何与这个群体相处,McQuistion补充说,他们仍未创造一套最佳的临床操作流程指导他们的工作。“我并不想把它写成手册,但是我们并没有像我们应该做到的那样清楚地表达它。因此这个领域的工作者对哪些有效、哪些无效各有想法。统一是下个阶段。”
关于在精神疾病人群中终止流浪,Tsemberis观察到,“我认为与一二十年前不同的是我们现在确实知道了做什么。有几个不同的项目,在终止这些人的流浪上非常有效。最有效的项目都很典型地由支持性住房开始,他们和我们所做的一样。。。这工作不像我们在精神分裂症和癌症上的工作,也不像不知道治愈的方法。。。所以这不是医学科学的问题,而是社会价值和政治意愿的问题。。。终止这种糟糕的耻辱——街上的流浪者,特别是那些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Goldfinger赞同这个说法。“示范项目(支持性永久住房)只是解决极少部分住进了这个项目的幸运儿的问题。站在这个角度说,事情并没有比25年前,第一篇APA工作组有关无家可归与精神疾病联系的报告发布好。”
Goldfinger想要在美国看到发生在瑞典的现象。“如果你环顾四周,几乎无人流浪。老人住进便宜的、高标准住宅,医疗服务对所有人都免费,税率在60%左右。那对我来说太好了。但是我要试试把这个梦卖给每个美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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