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说，人类的觉悟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一个人一个因缘，一个人一条道路。早在无量刧前就有人大彻大悟了。用佛学的话说，无始以来早就有人成佛了。
我们这里只说我们“见闻觉知”之内的这个文明。对于这个文明来说，其“觉悟”过程勉强可分了三个阶段。
这期觉悟文明的起始，应该从公元前的五、六百年或一千年算起，也即思想界所称的“轴心时代”。
这个时代的文明，是由时下影响人类文明最重大的五大文化板块的启蒙所决定的。
这个问题前文已交代，这里不再赘述。
在我看来，除了古希腊文化之外，这个时代的其他四大文化，对于生命的本来面目的体认，基本是一致的。只是由于我们当代这个文明，目前是以古希腊文明为主导的，人们也就很难理解其他四大文化的真正内含。什么时候，人类一旦超越了现在这个以古希腊文化为底蕴的文明，也就可以理解其他四大文化的真正秘密了。
我们并不否定古希腊文化在人类历史上的价值。说实在话，如果人类社会这三千年没有古希腊文化作为接引的阶梯，真的不知还会堕落到什么境况。最少大半不会前进得如此迅速。
中国人爱说“人猿揖别”，这个话是受了达尔文的粗制滥造的学说的影响。其实如果按达尔文的所谓唯物论生物进化观，那就只有生命的退化论，不应该有生命的进化。生命的进化，不只是物种的进化，主要是对生命本来面目“觉悟”的进化。这是题外话，不必多纠缠。
我们认为，真正的“人猿揖别”是从“轴心时代”开始的。
正如上面所说，巫术图腾时代的人类不光是对生命的本来面目没有觉悟，更突出的是肉体的眼、耳、鼻、舌、身、意极不稳定，幻听、幻视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这个时代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时代。这一点“轴心时代”的经典创始人都是非常清楚的。其可怕程度就是全体生命的彻底湮灭，这也便是所谓的“炼狱”、“地狱”的提法的根据。所以，四大文化就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巫术图腾文化。如果说巫术图腾时代的人类是“猿”，那“轴心文化”以后的人类就真的是“人”了。
我们不是说人类现在这个肉身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功能就是实相的显现，就是“正确”的。但是，它在绝大多数人身上已经统一了，稳定了，这就使得生命与生命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教育”也就成为可能了。而交流的普遍化又必然导致“理性”的萌发。因为生命与生命的交流，除了感性的交流之外，必须辅以概念化的理性。在初期，也只有概念统一后的交流才能普遍的、理性的，初级“教育”才有可能萌发。
对于四大文化的创始人来讲，他们对生命的“觉悟”可谓是一步到位的“觉悟”。今天的人类称他们为“圣人”、“先知”、“佛”，准确的称呼应该是“觉悟者”。对于人类来讲，只有在上述所谓理性高扬的条件下，人类的相互沟通交流与普遍教育才有可能性出现，也才能为人类的普遍“觉悟”打下了基础。
我们反复强调，我们并不贬低古希腊文化在人类觉悟过程中的作用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今天在许多地方批判这个文明，并不是说它们就犯了多么大的错误，而是说随着历史的变迁，人类觉悟文明的发展，这个文化自己已经走到了自己历史的反面，自己已经在否定着自己。
如今欧美文化的尴尬境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证明。
不管美国文化如何强大，如何优越，像它今天这样一味想充当世界警察的劲头，能真正促进人类的“大觉悟”吗？能推动历史的进步吗？
这几乎不需要证明，最起码在许多根本问题上，他们就不能自圆其说。难道他的上帝就是专门让美国人做全人类的警察的吗？如果真是如此，这个上帝也太无能了。
今日的“美国文化”正是古希腊文化发展的经典样板。这说明这个文化作为人类进步的一个阶梯，人类大觉悟中一个铺垫，虽其功不可没，但这个文化绝不是对生命的终极救度。最少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我们发现，这个文化已经是人类“觉悟”的障碍了。
就人类整体的生命觉悟说，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个体动物化觉悟阶段”。
第二个阶段，“人的社会化觉悟阶段”。
第三个阶段，“生命宇宙化觉悟阶段”。
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的觉悟将从“人的社会化觉悟阶段”向“生命的宇宙化阶段”进发，这将是一个仅次于“轴心时代”的大飞跃。
在巫术图腾鬼神文化统治的条件下的“群体”，肯定有一个主宰被主宰，奴役被奴役的区别。在这个区别里，肉体的生命价值被无情否定了。
在巫术图腾的等级制度下，是不承认每个人、每个生命的肉身存在的权利与价值的，“牺牲”、“杀生”，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轴心文化四大家都反对随意“杀生”，就是针对这个文化对肉身的渺视的。
在人类走出巫术图腾时代之后，首先要肯定的是人类肉体存在的神圣性，这当然也就同时包含了对身外、心外之神鬼主宰特权的否定。
只有在否定鬼神主宰的巫术图腾文化的前提下，尊重肉体生命存在的合理性、神圣性，这才符合生命“大觉悟”的进步；否则，任何把人的肉体存在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提法，都不利于生命的“大觉悟”。
世界文明自“轴心时代”形成的这五大板块确立之后，即上文所说的儒、道、释、《圣经》、古希腊文化五大板块产生之后，它们在人类“大觉悟”的进程中各有各的用处，简单评判其优劣，不是我们这些人可以办得到的。但是，绝对不能过分强调某些文化的作用，同时把这些作用推到极端，并且说这些东西就是人的“本性”中具有的东西。整个西方文化，例如康德的错误正在此处。从本质上讲，“人”无性，所以具备一切性，包括神圣性。
比如说孔子对血亲家庭观念的强调，古希腊文化对人的血肉之身的尊重，对概念化逻辑思维的强调，在人类进步史、觉悟史上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这一切都不能过分夸大，甚至推到极端，当成为什么人性中本有“先天道德”、“普世价值”。
人类真正的普世价值、先天律令，只有一个：“觉悟”，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阿弥陀”成为“阿弥陀佛”。除此之外，把任何美好的观念强加在人类头上，都是“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古希腊文化无疑问是我们这一期文化中最强调世俗性的文化。这是不言自喻的事，连古希腊的神话也充满了世俗情趣，这在其他民族的文化中极少见。在古希腊文化里，神充满了人性，人却有了几分神性，这又是在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等人的著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了。
今天，现当代，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的主流文化，可以说是就古希腊文化的升华版。你去研究今日的欧美文化，几乎无处不渗透着古希腊文化的余韵。
这个文化有两个特点是非常明确的，人类就其本质与其他动物无异，人的基本要求、基本本质，都只是，也只能是人的动物性的升华。这就是当代人类一些最基本的价值观的出发点。比如说，在我们今天这个现代的国际社会里，“丛林法则”几乎成了这个文明的基本准则。至于说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也莫过是对这种“丛林法则”的一个补充，或者说是对善良动物的动物性的某种理想化的概括。就全体人类来说，实际上从来也没有真正实现过这些所谓“普世价值”，也实现不了这种“普世价值”。
这个文化的基本思想方法，大半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所整理的那一套逻辑思维原则。这就是被哲学家称之为“知性”思维的原则。
从生命的本来面目说，单一的逻辑理性是荒唐的，但正是这个荒唐的思维方式，却实现了人与人的理性沟通，为人类的“人的社会化觉悟”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这种逻辑理性也为自然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自然科学的进步又为今天人类进入“生命的宇宙化觉悟”时期奠定了基础。就是今日写进中国宪法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观念，也起源于这个文化。
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啊！
今天人类社会的真善美的观念也好，假恶丑也罢，其标准无不起自于这个文化。可乐的是，人们不知我们今天世界文化大混乱、大冲突，也起自这个文化生成的所谓的“标准”。真是成也古希腊，败也古希腊。但是，在今日它横扫了这个世界的，几乎无人能不遵从它。
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人，一旦成为肉身人，也就是说人一旦迷于自己的肉身，以为肉身自我就是真正的自我，还要以肉身自由享受为基本价值，以自己意识领域的名相概念为逻辑起点，这一切就是势不可免的。
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们，是真诚“肉身人”利益与逻辑理性的维护者。进入启蒙时代，又对这个文化进行了进一步的包装，如康德、黑格尔和整个西方思想界的浩瀚之作。这就大大神化了这种近乎荒唐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人类中的佼佼者，如“存在主义”，“现象学”，包括尼采诸人，都想挑战这个文化，这便是盛行于西方的现代派文化。有意思的是，这帮现代派的行人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却又全被“后现代主义”吃掉了。其实是被商业广告文化、肉体刺激文化吃掉了。二者的合流成了二十一世纪开头这几年的文化主潮。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古希腊文化之所以会如此，只是由于这个文化令人类终于彻底拜别了自己的巫术图腾时代，生命会被彻底毁灭的危险性大大减轻了。现在能毁灭人类的只能是人类自己了。
当人类告别心中的魔鬼之时，自己却成了肆意掠夺、挥霍、放肆的魔鬼。当人类告别心外的神灵之时，又为自己树起了一个自我神化的道德神灵，“民主、自由”即其最神圣的外衣。这个“民主”本来只是丛林分赃的“民主”；这个“自由”，其实就是丛林生命，企图只给自己可以随意剥夺别人的自由的借口。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当自己处于弱势的时候，这些美好的口号又给了弱势人群一个观念性的蜜糖，可望不可得。一旦可得，也是以牺牲别人的民主、自由为前提的。人类就是如此游戏着。
正因为如此，这个文化就必须和《圣经》文化体系拉上手。如果这个社会没有《圣经》文化体系的制衡，这个时代就只能是一个群魔乱舞的时代，甚至比巫术图腾时代的群魔乱舞更加恐怖、更加嚣张。
《圣经》文化体系是十足的出世文化体系，其对一切世间法是绝对全盘否定的。《圣经》对“原罪”的提法，人类始祖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故事就是明证。
《圣经·旧约》巴比塔的故事明确表示，人类不能接近上帝，并且必须分裂为互斗的族群。这种思想在《圣经·新约》中表达得更加清楚明白：
“不要以为我是给地上带来和平，我来不是要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刀剑。因为我来是要引起分裂。男子要反对父亲，女儿要对抗母亲，新妇要对抗婆婆……”
从文字的表面看，基督耶稣是希望人们丢掉人间亲情纠缠，而一心心向上帝。但结合《旧约》巴比塔的故事看，《圣经》文化确乎是要人类分裂、互相斗争，从而人人产生厌世之情，而想往天堂。《圣经》认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获得真正的解脱。
弄清了这个道理，再来看今天我们这个被古希腊文化与《圣经》文化共同统治的世界，之所以陷入“丛林法则”的穷凶极恶的斗争之中，实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我们只是如实讲清我们这个世界文明的来龙去脉，绝无贬低这两个文化的意思。尤其是《圣经》文化如此作为，实是有其难言的苦衷和无比的深义，最少这还是在救赎人类。也就是说，最少在《圣经》文化看来，人类的彻底救赎非是如此不可。
如果人们不相信我们的分析，就看看耶路撒冷城的全部历史吧：看看这座城市的城墙缝里有多少血肉横飞的历史残迹，那就是丛林分裂后的人的动物特性的展示。
真正令我们啼笑皆非的是，现在许多人完全不知《圣经》的新旧约写的到底是什么具体内容就盲目崇拜，以致把自己认为美好的名词全加在这两个文化身上。
这样说，是否是说《圣经》文化在人类觉悟的道路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呢？不是，其作用也是巨大的。下边我们还会明确讲到。
从某种程度上讲，《圣经》文化也属于“觉悟”的文化。在这个历史周期的前期，为“轴心文化”的广泛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
这个文化坚决反对多神崇拜，很智慧的讲解了生命的本来面目的基本知识。《创世纪》、《福音书》都可以当作人类觉悟的初级通俗教科书来读。
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进步一样，人类群体的觉悟也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永远不可能是一个非此即彼的绝对跨越。
《圣经》文化在人间引起的一个误会，非常能说明这个问题。
例如，我们人间人认为“了不得”、“不得了”的“上帝”这个词，就纯粹是《圣经·旧约》翻译上的误导。《旧约》本身就没有这个称谓。《旧约》本身决不想再塑造一个人格神。在早期的基督文化的文论中，虽然阿奎那、奥古斯汀诸贤也希望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论证上帝的实体存在，但这些和今天的西方人把上帝当成人格神崇拜，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对于心灵脆弱的人类来讲，对于刚刚脱离了巫术图腾世界的人类来说，以一神取代多神，又绝对是一个合情合理的进步。
我们不能责备美国人的智库兰德公司，他们至今还认为确实有一位心外之神的存在。它对于我们中国这个不信神的国家，一直忧心忡忡的根源正在这种误传、误信之中。
后来，基督文化在拉美、非洲原居民中的广泛传播，甚至取而代之这些民族原来的多神，怕是与这个经文错解、误传有很大关系。
在那个时代，谁有本事让拉美、非洲的原居民，一下子跳到无神论的文明层次上来呢？《圣经》新、旧约事实上是坚定的无神论，但是，这些原居民都开始崇拜《圣经》中那个所谓的“上帝”了。虽然崇拜错了，总是比迷信巫术图腾的多神好得太多了。这里实在是包含了“无为法”救度的善巧。
更是由于《圣经》文化的广泛传播，使几乎全世界的人类，顺利跳出了狭隘的民族、种族主义的原始图腾，这对于人类从“个体动物化觉悟”进化到“人的社会化觉悟”，起了极大的重要作用。
对于一个文化，我们不能仅从它已经传播的经典的觉悟观念为其定性，更要看到他在人类大觉悟的历程中的具体历史作用。文化，永远不止是在书本上、典籍中。
今天欧洲的一体化，美国大联邦制国家的建立，乃至现在整个世界的一体化，古希腊文化的这种侵略性、掠夺性，《圣经》文化所谓的斗争性、分裂性，都起到了东方文化三大家文化很难起到的作用。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两个文化在一千多年来，真的没有给人类带来片刻的宁静。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两次世界大战，希特勒“屠犹”的口号，就和《圣经·新约》直接有关。最少希特勒是邪恶的利用了基督耶稣批判犹太教士的教诲。
关于“人的社会化觉悟”历程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了。当《圣经》文化初步把人类的绝大部分联成一体之后，一个工业文明、一个军事战争，终于把世界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关于这方面的理论，马克思对于它的前期讲得最清楚，那就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及其兴盛。不得不承认马克思的天才，他的著作中已经推论出，由于工业文明的兴盛，这个世界必然向一体化发展，向无神鬼发展……这一点前文已述，这里不再重复。
人类社会另一个入世的文化便是中国的儒家文化。
在轴心时代之前的无量年代里，人类文明总体可称之为巫术图腾文明。要这个文明退出历史舞台以致彻底销声匿迹，实在是太难、太难的事了。正如上文我们说到的西方文化，几乎是经历两千多年的血雨腥风，才大致淘汰了这个文化。
愿这个久远的历史的伤痕早早平复。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还是寄希望于东方三大家。但愿当今的这个正统治着全世界的文化，只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段回流，一段波涛、一段涟漪……
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人类史，在人类踏入“轴心时代”之后，西方与东方到底谁先开始了走向“大觉悟”的征程。
我是东方人，能见到的史料大半是东方的。
依我看《史记》，尧、舜、禹时代已经很伟大了，但是不知道夏、商时代为什么又有一个“崇鬼”的大倒退、大复辟。周朝的建立应该是伟大的，可是今天有许多学者，总想用当今许多时髦的概念来加以的概括，如什么“共和”，什么“贵族民主”，什么“自由”，这大概是和周文化不怎么沾边的。
我以为周的真正进步只是与鬼神文化划清了界限，其他的方面不可能有什么跨时代的进步。与这个时代相对应的古希腊文化，虽然没有周人这样的生命自觉，但是却潇洒得多。他们已经把神灵活动当成一个个美好的人性故事在传播了。
没有人格神的崇拜，没有狰狞鬼的恐怖，一切化成了天地宇宙大系统的八大象征图案，这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也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中的杰出的创举，这便是《周易》。这个进步虽然是十分沉重的，但也是伟大的。当今天的人们把《周易》斥为迷信之时，是否可以设身处地为周文王画卦时的心态想一想？数千年前的人怎么敢把恐怖至极，嚣张至极的神灵鬼怪，一下子从心头抹得干干净净呢？又怎能把复杂的宇宙运动变成了自己心灵变化的八大图案？这绝对已经是天才中的天才了。
这个图案，是不能用生命与无生命对立的理论概念加以概括的，物质与精神本来一体，真实生命的运动只能是《周易》这样的表达方法。
不过，中国人真正自觉走入人类大觉悟的征程，我还是首推孔子。这不能按历史考据的年代说，也许释迦牟尼佛、老子都早于孔子，但若能从震动整个民族精神说，孔子绝对功不可没。孔子开始自己的新文化运动之时，老子还没有什么社会影响，释迦牟尼佛的伟大学说也没有传到中国来。
虽然说，释迦牟尼佛在当时的印度已经掀起了一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大大震撼了印度各色原始宗教，随从弟子无数，但全世界真正认识他，还是在佛学传入中国之后。
更重要的是，释迦牟尼佛、老子的学说透辟、宏阔、精深，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巅峰。但他们的入世更多是以无为法，神鬼莫测，无迹可循。以至后世多垢病佛家、道家有避世之嫌。
其实佛家何时避世？请不要把几个光头和尚的行踪当成真正的全部佛法；也不要把几个盲目炼丹人的作为，当成老子真正的全部道法。
佛家一再强调“佛入一切众生心”，“佛在一切众生的心行中”“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在人类的不知不觉的“觉悟”过程中，已经渗透了佛的愿力因缘。他们是在无生灭中，永随顺一切生命的生灭因果而教化、救度众生。这便是真正无为法的救赎。
其实基督耶稣令人类反目的言论中，也包含了无为法的救赎，但却有一定的副作用。
佛、道两家则不存在这种副作用，众生有什么，他们有什么，随顺中救度，救度中随顺，令全体生命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一个又一个的新的觉悟境界。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我们把人类的觉悟分成三个阶段，三个阶梯，是从儒学、古希腊文化、《圣经》文化三家来说的。这三境界、三阶段之分是：“个体动物化的觉悟”，“人的社会化的觉悟”，“生命宇宙化的觉悟”。对于佛、道两家来说则不存在这种区分。全部一体是永恒的、全部的“生命宇宙化的觉悟”。这一切对于许多生命个体来说，在一段时间内可能毫无察觉。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
虚极、静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境界可言，只是彻底悟透生命的本来面目。那时，这宇宙人间纷纷扰扰的万物变迁，例如今天我们提到的古希腊文化、《圣经》文化所引起的，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千变万化，千冲万突，血流成河，腥风密布……在《老子》里都可称之为“万物并作”。这对于学道人来讲，在其中看到的全是生命在不断的觉悟中，复归着自己的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即“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其最基本的也是唯一的表现形式，就是“见闻觉知”。
“复命曰常”，“常”在这里就是生命的本来，“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本来。除了它什么也“常”不了，一切具体的、个体的“见闻觉知”，永远是无常、无常还是无常。
“知常曰明”，知道了这个“常”的存在，不被任何令人眼花缭乱的“见闻觉知”的无常所干扰，所牵引，这就是“觉悟”，这就是“明明德”，这就是“阿弥陀佛”。
如果说老子这段话是对生命的终极运动的描绘的话，下面释迦牟尼佛的佛言，就是救度一切众生的根本大法了。
佛告须菩提：“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所有一切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湿生、若化生，若有色、若无色，若有想、若无想、若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如是灭度无数无边无量众生，实无众生被灭度者。”
这段佛语不细解了，稍微拉开一讲就不是一本书可以说清楚的。我们只能说这才是人类“生命宇宙化觉悟”的最高境界。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就是要从自己已经达到了的“人的社会化觉悟”，向这个境界进发。
一旦人们进了这个门，对《老子》刚才上面那段语录才会有真切的体认，才会真正知道，老子的上面那段语录根本不是讲的什么道理、理论，而是一个达于“生命宇宙化觉悟”的人，对“天之历数在尔躬”的活生生的，众生的也是自我的心灵运动的描绘。就像我们今天的人类说自己有“一个鼻子，两只眼睛”一样简单，一样确凿，一样平常。
这两家的基本学说，应该只能说到这里。我只能告诉你释迦牟尼佛、老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这一期人类，他们的思想、观念、愿力一直随着我们人类步步前行，“和光同尘”。我们一再讲，人类这两千多年是极其伟大的两千多年。这两千多年的人类已经步入了一个大光明的通道，主要是指这两家的力量说的。他们可以说是彻底翻转了“生命——宇宙”系统的运动。从此生命的前途只能越来越光明，再也没有进入黑洞的可能了。
更准确的说，前文我们说到的“天意”、“道意”、“佛意”的终极秘密，终于被掌握了。
这一切对于我们今天人类来讲，实在是太难理解了。其实解与不解在当代已经不是很重要了，早晚你会和他们同体共识的，只是不见得就是这一辈子的事。
但是，对于欲治国者、欲治世者、各方面的学者，以及企业家，如果不搞明白这两家的最基本的思路，在二十一世纪及以后的世纪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二十一世纪实在是一个真正的全面的“人猿揖别”的时代，只要你还有一念认为自己是动物，哪怕是高级动物，你就会被人类文明所唾弃、抛弃。
二十一世纪是人类彻底告别“个体人的动物性觉悟”时代，踏着“人的社会化觉悟”的丰硕成果，向生命的“宇宙化觉悟”时期进发的伟大时代。
想国强、想民富、想个人有作为，都不能背离这个历史的大走向。
前文我们已经论证了今天人类社会正在“生命的宇宙化觉悟”时期进发的各种迹象。欲知其详，你必须较为系统地了解佛、道两家文化的基本内容。
其实这近三千年来，古希腊文化的发展、《圣经》文化的发展，儒家文化的发展，已经为人们真正正确了解佛、道两家的文化打下了结结实实的基础。比如从古希腊文化发展出来的辨证法思维方式，《圣经》文化关于生命的起源，原罪学说，福音学说，都有一定的正确性。至于儒家学说，几乎和佛、道两家没有太大的差异，最重要的是它对实践理性的“致良知”的强调，实是在思想方法上，打开了我们正确认识佛、道文化的大门。靠古希腊文化的逻辑推理，即便可以理解佛、道两家的无为法理论，也不会十分亲切，很难相信这种无为法的无比神力。
在二十一世纪以前，在人类社会主要是三种“有为法”文化，古希腊文化、《圣经》文化、儒家文化。这三种文化的普及构成了人类大解脱的铺垫期。但是，在未来的人类社会，也不能说这三种文化就灰飞烟灭了，他们仍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社会文化存在着，起着他们该起的作用。但是在人类心灵中都不会再把他们的理念当成一种终极的理性追求，盲目崇拜肆意鼓吹。而是会真正认识到，不经过这三种文化的接引，人类很难明白自己为什么可以达到终极解脱。
在讲中国文化的“人的社会化觉悟”过程前，略提一下西方文化的“大觉悟”的足迹。
古希腊文化几乎遍布了整个地中海北岸，尤其是古罗马与其结合之后，它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传播载体——“海盗文化”。我们现代人都了解古罗马人的辉煌，这个文化就是在掠夺战争中发扬光大的。
古希腊文化的早期传播，虽然是海盗式的，不道德的，但终究是使欧洲人在这一期人类觉悟中走在了人类的前列。
今天的各民族、各个国家都在做着强国梦。人们不知道，当你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没有踏准人类大觉悟的鼓点步伐，任何神通功夫，经济实力，军事天才，完全没有用。
罗马人自以为得意的是，他们领袖的卓越才能和他的战士的英勇善战，才造就了帝国的辉煌；而问题的真正本质是，在当时的欧洲及地中海地区，要走出愚昧的原始宗教，只有依靠罗马的铁蹄。这还是由于古希腊——古罗马的原始文化中已经包含了人的“动物化觉悟”的基因。
不管怎么说，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为今天的人类文明的各个方面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仅以体育为例，今天畅行于全世界的奥林匹克运动，其种子就产生于这个文化。当时，这个文化的人群分了四个等级，教士、贵族、平民、奴隶。前三个等级是不事生产的。他们除了掠夺征战之外，就是沉醉在体育锻炼与其他娱乐之中。至今，这个地区的人还习惯于这种生活。如今的南欧洲诸国的国债危机，实与此历史不无关系。这种体育锻炼并不同于中国的古人自娱自乐的修身健体。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体育实际上是一种军训，是为他们的掠夺征战作体能和精神储备的。所以这种体育，把不怕死的竞技放在了第一位。
谁能料到这种军训活动，在今天已经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活动呢？人们，人类就是在这样的不知不觉中，推行着自己的“社会化觉悟”的。
和人类其他文化活动一样，作为一种特殊的审美，往往是内容被扬弃了，形式被保存下来，罗马人军训的“体育”在今天，成了一种人类普通的文化活动。在这种体育比赛中，鬼神几乎是自然消亡了。人，在这种竞技体育中，可以充分体验到“自我”，确实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动物、并非只是鬼神的“牺牲”与“奴仆”。
体育运动也同时把人类进一步引入了“人的社会化觉悟”阶段。个人与团队的关系，团队与团队的关系，竞技体育与它的观赏者、赞赏者的关系，都在不知不觉中强化了“人的社会化觉悟”。
这仅仅只是以体育作为一个例子，如果你再深入一步，就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如此这般之时，社会的经济交换，政治角斗，学术交流，无处不在强化着人类从“个体动物化觉悟”向着“人的社会化觉悟”进发历程。在一个不太久的时间里，欧亚大陆的西麓不再只是一个个小部落的离群野居，而成为一个完整的豪气万丈、金碧辉煌的大陆。如果不是帕米尔高原的雄伟巍峨，这群海盗早就逞雄到东半个欧亚大陆了。他们不知道，就在他们的掠夺征战中，心量越来越放大，视野越来越开阔，“人的社会化觉悟”也默默的却迅猛进行着。
你如果想了解当年的罗马，最好看看今天的美国，这两家文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几乎是一个模子拓出来的。如果美国总统中出一个凯撒，那真可能要肆无忌惮的统治全世界了。至今为止，美国人的罗马帝国情结也经常表达得淋漓尽致。但是，美国人不知道就在他们的野心勃勃中，地球的一体化实现了，人类的一体化实现了。这已经是人类对有形世界“觉悟”的终点了。
这一切应该是普遍常识了，可惜今天的人类中能清醒认识这一点的人不多，总以为美国是什么人类普世价值的典范。美国人的行为没有什么价值，只是由于它在不知不觉地，推动着地球的一体化的“社会化觉悟”才是有价值的。
这个话题扯得有点远，我们只是借用这段历史证明人类前两步的觉悟过程。美国人实在是“人类社会化觉悟”的典范。他可以说把什么事都作了，但他们就是不知道，“本无自我”，真正的“自我”只是你参与创造的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世界也无世界，这个世界也只是每个生命自己步步“觉悟”的脚印。
今天的这个世界的一切，北非中东的动乱，南欧的危机，非洲的困顿，南美的懒散，中国的崛起，加起来就是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完整的、步步觉悟的“面容”了，也就是人类所有人生命觉悟的脚印了。你还称什么霸呢？还防什么后院起火，前院踹门呢？瞎操心。奥巴马先生，你换一套眼、耳、鼻、舌、身、意，这个世界就不是这样了。快点抓紧觉悟吧！你眼前的一切莫过是过眼云烟呀！
不过，美国的例子也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个人要想强大，要想兴盛，不管你自觉不自觉，只要你踩对了“道”、“佛”、“天”、“灵”觉悟的步伐，不假人力，自然兴盛。
可惜的是美欧人不懂这个道理，也不可能懂这个道理，那就只好与《圣经》文化结缘了。《圣经》文化就是专门接引儿童水平的人类觉悟的。
多亏《圣经》文化本身主要是“无为法”，人类更移不了他，否则真是没有办法了。你看，今天的《圣经》文化在西方已经成了什么样了？不详分析了，只能是用四个字“啼笑皆非”概括。不要说现在的西方人，就连阿奎那、奥古斯汀一些可称为先知的人，竟然想用逻辑推理求证的方法，论证上帝的存在？！大前提、小前提列了一河滩，最后也无法令人信服上帝的存在是必然的真实的。
就是这样，《圣经》文化的主要传播还是从古罗马开始了。先知保罗智慧之极的“罗马书”，实在不亚于中国的《庄子》。虽然保罗始终没有脱离“耶稣基督”这个媒介，但他还是讲了许多生命本来面目的真理。
我估计他的罗马的信徒未必真懂保罗的深刻教诲，如果真懂了，也就没有今天这个罗马教廷的建立了。
早先信仰《圣经》文化的罗马人主要是奴隶们。这些奴隶虽还处在奴隶地位，但由于他们是生活在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文化圈中，对于自己是“人”，不只是巫师的“牺牲”，很容易明白。所以，这些奴隶才敢有了背着主人信仰《圣经》文化的可能性。
人啊！人类社会啊！每一步的觉悟都是极为曲折困难的。“步履维艰”四个字，用在人类的步步觉悟的征程上实在太贴切了。
我们现在还找不到任何历史事实来说明，为什么《圣经》文化就能那么迅速的在地中海北岸取得统治地位。这只能说是《圣经》文化中包含的“大觉悟”的因子起了作用。历史的事实是，自《圣经》文化传入欧洲之后，古罗马、古欧洲大量的多神原始宗教，不能不退出历史舞台从而应声坍塌。
我们今天在南欧还能发现许多原始神庙的遗迹，实在是够辉煌的，但比起后起的《圣经》文化的教堂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另外，这些原始的神庙多是地域性的，而《圣经》文化一旦铺开就遍布全欧洲。最后，欧洲的贵族、平民也迅速皈依了这个新兴的宗教。这种广泛传播本身，也是“人类社会化觉悟”的一个过程。人有了教友兄弟，视野必然开阔。也许正是这个文化的传播，正合了人类“社会化觉悟”的步伐，所以《圣经》文化才能如此迅急地统治了全欧洲。
这里隐藏的真理是，人类一旦进入人的“动物性觉悟时期”，会迅速向“人的社会化觉悟时期”迈进。一切生命本来一体，“人”的“社会化觉悟时期”的出现，只是这种生命本来面目显现的一个表征。也就是说，不只是由于《圣经》文化大大优于欧洲原来的多神文明，更是生命大觉悟本身必然广泛扩展，从而推动着欧洲的进步。
你不能说这其中没有释、道无为法的力量，但是没有人能觉察得到，这两家的扩张永远是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释迦要“普渡众生”，老子“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能不包括欧洲人吗？不过此时的社会现象所表达的只是，《圣经》文化的广泛的有形的传播。
然而，正是在这一步觉悟上，中国却大大落后于欧洲了。
这个原因非常复杂，既和中国人与西欧人两大文化体系的历史成因有关系，也和这两个体系契入“轴心文化”的角度有关。大概是中国文化太早熟了吧？
欧洲人的“动物性觉悟”依托于部族兴盛，中国人的“动物性觉悟”依托于血亲家族。西欧的部族从狩猎发展到了海盗文化，专司掠夺其他部族，崇尚武力，生产劳动是奴隶们的事。“掠夺抢占”在欧洲、在古罗马、古希腊是光荣的象征。
中国的血亲家庭本身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组织，掠夺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事，是堕落者的强盗行为，是“畜牲”行为。中国古人一下手就不承认自己是动物。在血亲家庭中，谁能承认自己是“畜牲”生的？又生了“新畜牲”呢？
竞技体育方面，中国至今也不如欧美，中国的足球怎么也成不了西方那样的第一大项目，其深刻的历史成因怕正隐藏其中。
南欧的海盗文化底蕴正好和《圣经》文化奇妙的相匹配了。《圣经》文化就是不主张人们在地球上温情脉脉的和谐共处，正如上文引《圣经·旧约》巴别塔的故事，和《新约》福音书中耶稣公然声称不希望人类过分和睦，从而冲淡了对彼岸世界的追求。
经历了中世纪发酵之后，到了十五、十六世纪，以“掠夺”为主轴的欧美文化兴盛起来了，十七、十八世纪一下子达到了顶峰。英国、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法国、荷兰的海盗团队开始了征服全球的远征。部族转化为军旅团队，航海技术成了炮舰文化的前身。也就是在热武器甚嚣尘上的过程中，欧美人也终于发现了新大陆。这就把我们今天这个文明的基本雏形建立起来了。“人的社会化觉悟”在美国建立之后，达到一个高峰，现在仍然在此峰值上。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正如前文所说，马克思主义对这个文明的论述与总结，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盛的许多概括，就非常接近事实了。这就是工业文明的兴盛，社会交换的普遍实现，这一切看来是“公平”了，“公道”了，但骨子仍然是“丛林文化”。资本主义就是“丛林文化”文明化的基本表征。后来的社会主义者虽然全力反对资本主义，但并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到这一整个文化的愚昧性与过渡性。
他们更不知道的是，《圣经》文化正是利用这个海盗文化的大泛滥，大大推进了人的“社会化觉悟”。
只有当地球上所有的人与人的联系，如同一个家庭中的亲人一样紧密，且血肉相连，须臾不可分离之时，人类才能逐渐转入自己“生命宇宙化的觉悟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这种形势终于出现了。
在这里，因“掠夺”的军事活动而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起了极大的作用。工业文明与自然科学的竞争性，本来只是强盗与强盗之间“力”的拼搏，谁知它却为“生命的宇宙化觉悟”铺下了垫脚石。
如果要简单总结这个文化中人的“社会化觉悟”的基本特征，应该是这样的：
以人的动物性享受为最高价值，以逻辑理性为基本思维方法，以海盗文化为载体，以“人的社会化觉悟”为指归，以工业文明与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动力，溶入《圣经》文化的大救度中。在社会层面上，《圣经》文化也同时对这种掠夺的、斗争的文化不知不觉起了制衡作用。
如果这个文化不和《圣经》文化相容合，不纳入《圣经》文化的大体系中，就是纯粹的“丛林文化”了。正因为其纳入了《圣经》文化的大体系，这个文化才有了一系列“礼”的升华。
美国的建立，是这个文化从人的“个体动物性觉悟”向“人的社会化觉悟”大升华的标志。但是这种升华，只是一种“绘事后素”，一点也没有改变其“丛林”本质。
美国的建立意味着，这个本来由贵族主宰的海盗文化，已经平民化了，多民族的共存也就成为了可能了。“民主”、“自由”终于成了社会政治的文明标号，被公然打了出来。这说到底，这都是“人的社会化觉悟”的一种表征。
早期的美国非常重视“自由贸易”，这说明这个文化已经从简单的掠夺，转换为更文明的掠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尤其是通用商品——货币，在美国人手里达到出神入化的水平，巧取豪夺、机关算尽、杀人无血，比吸血鬼还高明。但是，货币这个魔鬼却把所有生命串联在一张大网中了。
仅仅只谴责这种作为的非道德性，是可笑的、幼稚的。而是应看到，这个“恶”，正是“人的社会化觉悟”大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和推动力。当我们从道德方面批评、批判美国金融帝国主义的时候，更要看到，正是这种“罪恶”把人类社会的“人的社会化觉悟”推到一个新阶段。
原始掠夺诉诸炮舰，美国式的新掠夺诉诸金融与贸易，人的智慧被大大激发了。现在任何一个稍通金融的人，不要说金融的从业人员，就是一般热衷者，他看问题的角度一定是全地球、全社会的。千万不要小看这些金融吸血鬼，这种人只要一念回头，马上可以“开悟”。啊！原来，全地球全是“我”呀！要这种人理解生命的一体化、整体性非常容易，他们正是地球这个金钱“帝网珠”上的吸血蜘蛛。现在完全被钱迷住了“心”，反而更难觉悟了。
美国的金融帝国，以“民主”、“自由”为招牌，以军事实力为后盾。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大活跃贯串了帝国的血液，使这个帝国很难像罗马帝国那样突然崩溃，人群的对立也不像在欧洲本土那样严重。这便是人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功能。这个国家终于成就了一个可以令人类达到人的高度“社会化觉悟”的经典平台。可惜，这群人的血统里却没有“觉悟”的基因，他们也不知什么叫生命的“觉悟”。也许这种人认为，只有到了耶稣基督彼岸的天堂，才有“觉悟”的可能。但“天堂”并不是一个“觉悟”的道场，而只是基督怜悯人类，给人类养伤的休养院。
生命的此岸与彼岸两分对立，普通人与圣人、先知两分对立。这在《圣经》的新、旧约中表现并不是十分明显，《旧约》中雅各与上帝摔跤的故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但是，在《圣经》在西方的传播中，因为并不是以促人“觉悟”为主导，而是以“信仰”引导为主宰，这便使得西方文化至今越走越偏，几乎是九头牛也拉不回了。这样，进入二十一世纪，它的衰落就是势不可免的了。
马克思·韦伯对这些并不是十分理解，所以他的作品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虽然很独到，也令人非常迷茫。难道人类在“原罪”的染缸中永无出头之日，只能等待死后进天堂？！
《圣经》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个庞大的课题。时下贡献最大的是德国人马克思·韦伯。但是，我们细读他的作品，发现他对新教的分析，只是一种社会学分析，完全没有看到《圣经·新约》在生命的大觉悟中达到了多么高的境界，更不了解《圣经·新约》的根本立论基础。因此，他就不能敏锐的发现“新教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
现今许多新教教派的观念事实上是对《圣经·新约》的扭曲，远不是基督与保罗的真义。为什么《圣经·新约》在欧洲的传播中会扭曲得如此厉害呢？韦伯语焉未详。韦伯更没有看到《圣经·新约》的“无为法”力量，对欧美文化的强制作用。信仰新教的欧美人，在追逐梦想的过程中，实践教义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完成了人类大觉悟的第二步——“人的社会化觉悟”。
人们根本不要担心什么“共济会”的密谋。他们连《圣经》到底说了些什么都不清楚，还想左右人类吗？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个觉悟过程在中国就是完全另一个面貌了。准确的说，中国人一下手就有瞅透了生命的本来面目的本事，虽然不是十分彻底，但已经达到了极高水平。如果你看一下尧、舜、禹的历史，那几乎就是《礼记·大学》的行动描述版。用佛学的话说，这个文化只是没有达到“大圆满”的境界，也就是还没有进入“自觉觉他觉性圆满”的愿力身水平。在这样的文化基础上，进入“生命的宇宙化觉悟”阶段，就比西方文化容易得多。人们，知道吗？这就是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能迅速崛起的真正秘密所在呀！
对于这样一个民族，想让他全盘照搬海盗文化的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几乎是完全没有可能。
人们可以考查一下中华民族的形成史，虽然也不乏争战，这种争战，却主要是“通天教主”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的实践，和西方的海盗文化的专事掠夺不是一回事。中华民族的多民族溶合，主要是自然交融中形成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并没有明显的内部部族、派系，其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整体。
你去观察今天的美国社会，虽然它也是一个大融合的社会，但各个族裔之间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再看欧盟，政治、经济几乎是一体化了，但各种族裔还是坚持着自己的文化，拒不交流，更谈不上溶合。
这其实就是当年古罗马文化的基本特点。在古罗马社会里，部族与部族是社会人群的基本细胞，互相很难兼容。这才有了代议制民主体制的产生。其实，这种代议制民主，莫过是各自独立的族群的分赃“民主”而已。
历史就是历史，我们无法评判他的是非，也不必评判他的是非。这里最奇妙的是，“轴心时代”诸圣贤的“无为法”，正是借这种社会现实力量，急速完成了人类从“个体动物性觉悟”时代到“人的社会化觉悟”时代的过渡。
中国社会的“人的社会化觉悟”是如何实现的呢？
在中国，“人的社会化觉悟”时期，社会被分成了三个级层。
天子及贵族级层。进入现当代，人们对于这个级层人们的误解最大。人们凭着书本传授的那点“阶段斗争”常识，乱套中国传统社会。人们没有看到中国古代的这个级层既不同于巫术图腾时代的酋长、法老，也不同于古罗马的凯撒、庞培这样的最高执政官。
中国的“天”这个概念非常混沌很难表达，既不只是我们现代人理解自然“天”，但包括之；也不只是巫神的神秘境界，但也包括之。似是指生命的整体运行，与道家的“道”，佛家的“佛”有极类似之处。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中国的“天”肯定不是巫术图腾时代的人外、心外的人格神。将“天”虚化，同时又强调其主宰性，是中国周文化的一大贡献。
实在应该写一篇“天辨”、“天子辨”，但这已经离本文主旨太远了，此处只能如此朦胧交待。
因“天”而生发出的“天子”，在中国文化中的含意便更奇特了。这似乎也合乎于我们民族的思维习惯，对任何事物都不作“非此即彼”的概念的僵硬界定。
中国人一方面承认“天子”是最高统治者，另外一方面又说“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孔子的提法最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天子”的神圣感一下子消失了。在“觉悟”这个问题上，天子与庶人平平等等。
如果要粗浅比喻，“天子”在中国，很类似人们祭祀活动中的“主祭”，事实只是“天”的形象代言人。在社会生活的“大礼祭”中，其看似主宰，其实是“虚”应于“天”，“实”操于“儒”。
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对中国古文化不了解的人，很难理解“天子”及贵族在中国文化中的真实地位。最好是与最早的日本天皇、泰国泰皇对比一下，便可大致品味出一点意思了。
这个问题又不可一概而论。“天子”在社会生活里是否有真实的权力，实在是时也，势也，运也，命也。看似有明确的界定，其实时而天上、时而地下。可以有秦始皇这样的霸主，也可以有汉献帝这样的懦夫。
概而言之，“天子”在中国文化中只是一个“天”的形象代言人，远不同于原始宗教中的教主、巫师、法老，也不同于今天的日皇、泰皇，这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历史上的天子不能“降神”。
这个进步的真正开创者应是周文、周武两个“天子”。
同样是周文化宏扬者的孔子，看似尊崇皇权，他曾说过“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许多人把孔子这段话当成了他维护封建统治的铁证。这实在是现代人以自己的逻辑判定古人。人们不知，这正是由于孔子超越了对人的动物性判断，把人当作了天地间一大灵物，对其穿透三世的生命运动的一种判断。这比今天的人类，仅仅把人当作大自然中，偶然产生的，相互没有什么差别的动物，要高明多了。
孔子这段话的真实意思是说，社会生活的秩序是由“天”的、“道”的穿透三世的生命运动决定的。“天子”的出现与存在只是这种“天道”的象征。
比如，如果大自然中根本没有石油这种物质，今天的中东、北非还有可能成为世界各国的必争之地吗？而中东、北非丰富的石油蕴藏是人力可为的吗？
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活动亦是如此。
在孔子时代，“祭祀”是儒家一种穿透三世的方法。这对于今天人来讲不太好理解了，但古人就是如此，不然怎么会出现《周易》呢？不然孔子为什么会专门传授《礼记》呢？孔子提倡的“礼”中就包含了这种“祭祀”，儒士的基本职业就是这种祭祀的主持人，而天子、诸侯、大夫、陪臣就是不同级别的“主祭”。《礼记》就是孔子彻底改造了巫术图腾祭祀仪轨的作品。
理解了这一点，孔子“尊天子”的进步性就明确了。在孔子的眼中，天子、诸侯、大夫、陪臣，说到底莫过是各种“天意”的形象代言人，而不再是法老、巫师那样的代天言事的主宰者。
正因为如此，儒家才有：
“古之欲明明德天下者……”。
“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
这些言论在原始宗教鬼神文化当道的文化中是不可思议的。
明白了这个道理，中国社会的以“天子”为核心的上层建筑的建立，就不能简单以“封建”、“奴隶”这样一些西方文化的政治概念，加以概括了。
这种以“天子”为核心的上层政治组织架构，当然也完全不同于古罗马的代议制民主架构了。
一个文化对另一个文化永远不是简单的对立，主要是传承，后一个所谓先进的文化，绝不是简单的打倒前一个文化，而是要消化前一个文化的全部积极内容。中国文化在组建自己的上层结构时，成功消化了巫术图腾文化。而今日的许多所谓社会主义者，他们受制于古希腊“非此即彼”的逻辑，冒然讲求消灭资本主义，结果效果并不好。社会主义在成熟状态下，应是全面消化资本主义。
我们今天的人大半被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史书所骗，以为当时的中国社会就是皇权张开的一张行政铁网。
远不是如此。中国这个国家的广大疆域里更多的是“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式的自耕农家庭组成的村社。这种家庭即是一种血亲组织，也是一种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他们和皇家天子的关系是非常松散的。正由于如此，自耕农大半不关心上层变化，而中国社会也才能像走马灯一样王朝轮换。这在日本、泰国是很难的。不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特色，是很难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特色的。
搜遍中国历代的文学艺术作品，甚至包括民歌、民谣、民间歌舞，几乎无处不渗透了对这种自得其乐的田园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这种作品中，渺视帝王、公侯几乎是信笔即到的主题。这就是在现代的日本、泰国这样的国家，也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的。
正是儒家学说如此巧妙的安排了这样一个社会关系，既虚化了皇权又保留了皇权的象征地位。中国文化的“人的社会化觉悟”就呈现出了与欧洲完全不同的样子。“统一”这个概念几乎是渗透到中国人骨子里的观念。如果没有这个观念，今天的中国也会如欧盟一样，看似一体，实是分崩离析。即便今日的中国也如欧盟，一下子经济充分发达起来，但要组织一个“华盟”，也会是十分费力的事。
今天的中国终于不用绕这个弯子了。今日不满中央政权的大有人在，提倡所谓民主联邦主义制度的也大有人在，但“统一”却是深入人心的，没有人希望中华民族分裂。
孔子的以“孝悌”为核心的“礼”的学说，正是对这种社会现存秩序的升华。在孔子及儒家看来，这种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的基石，就是此时此刻的“天意”。“孝”也是现当下“天意”的表现形式。在这个历史阶段，“尊亲”就是“尊天”。中国人的大觉悟不能脱离这个社会基本秩序，但也不拘泥于这种社会基本秩序。
“上虚”有“天子”——通天教主文化，“下实”有自耕农家庭文化为主体的社会基本秩序。儒家的进步意义，并不只是对这种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秩序进行了新的阐释，关键是他还组织一支崭新社会精英队伍，这便是自称为儒士的中国广大知识分子。他们在具体执政中，既调适了这种社会关系，又在广大人民中埋下“明明德”觉悟的种子。这个阶层很类于今天欧美社会的职业经理人阶层。他们是社会生活中的磨合剂、调节器。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非有这个阶层不可。今日的中国社会就是缺少这个层面的力量设置。所以社会矛盾很难得到及时的调节。美国经理人阶层最严重的问题是完全不知“觉悟”为何物。
治国的核心是“觉悟”，是“明明德”。儒家没有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如天子、诸侯、大夫、陪臣，而是更看重自己的儒家精英队伍。儒家甚至认为只有他们这个社会精英队伍，才是社会的主宰者。“学而优则仕”，就是社会对这些追求觉悟者的奖赏。这即为他们的普遍的上升提供了广阔的通道，也鼓励了全民“觉悟”风潮的形成。
一个社会的成功组织，必须有一个庞大的流动磨合层消解社会的对立，这些人能上也能下，能官也能民，忠君又爱民，这便是中国古代的儒士精神阶层。这个磨合层一旦不在社会占主导地位，这个社会的危机也便来到。在上的不愿下，在下的上不了。整个社会一旦僵死，人类的“觉悟”也无法推进了。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社会进步与人的“觉悟”，一直是同步进行的。
中国社会从分封制到郡县制的转变，正是儒家思想的胜利。诸侯、大夫、陪臣的地位一下子全部丧失，陈寅恪先生认为秦朝是认真实现了儒家治国思想的。这是一个非常精辟的观念。
儒家精英队伍从最早的贵族“帮闲”，到成为中国皇权与自耕农之间的磨合层，进而成为社会的主宰者。曹操这个人物的出现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仔细观察一下中国历史吧，中国社会的“天子”家天下的格局，从此以后大大淡漠了。西汉、东汉那种外戚主理朝权的情况，在这以后的中国社会绝少发生了。以致到了唐宋以降，外戚们大半主动不干政，主动避此嫌疑。
明代中晚期的社会文化进步，几乎完全能与西方文艺复兴相媲美。这和儒家社会精英几乎处于社会文化的绝对主流地位不无关系。
这正是人类社会进入人的“社会化觉悟”的一个崭新飞跃期。没有文艺复兴就没有今天的现代社会。世界如此，中国亦如此。人们没有注意到，从曾李、康梁到毛泽东、邓小平，哪个中国精英没有享受王阳明心学的滋养？
正由于此，中国文化就大大不同于今日这个被西方文化几乎全盘统治的世界文明了。
社会的大融合的方式不一样，社会的基本组成不一样，社会的基本运转不一样，社会生活造成的人的觉悟程度也大大不一样。如果说西方人是在掠夺中不知不觉的觉悟的话；中国的精英人物则是在个人生活领域中，各自下着各自“觉悟”的苦功。
强烈的生命“觉悟”追求，彻底的无鬼神观念，内在的独立自主、刻苦奋斗精神，宏阔的包容精神，太极式思维方式……这一切都是儒家文化留在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宝贵遗产。
人们，好好深刻体察一下，中国社会这一百多年的革命成功与儒家文化留下的这些丰富的遗产，关系到底有多么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一旦诉诸理论，则是如何也说不清的。但熟悉这段历史的人，自会在心中有一个明晰的把握。在中国的执政者、学者、文化人如果对这一切不能了然于心，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从人的“个体动物化觉悟”到“人的社会化觉悟阶段”，中国文化走得堂堂正正，觉悟者无数。但是，正如《圣经》文化所认为的那样，在“原罪”中的人类，很难这样长时间的四平八稳的走在“觉悟”的人生大道上。要加快、加速人类“大觉悟”的步伐，西方文化的那一套比中国文化要迅急得多。
如其用“善法”，不如先用“恶法”。
这便造成了这二三百余年，西方文化的急速膨胀和东方文化的急速萎缩。
但是，西方文化这种促进人类觉悟的“恶法”的副作用也是极其严重的。
今天，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大觉悟”的洋流已经明确浮出了人类意识之海的海面。这不是说人类文明的觉悟方式，会从西方文化完全转入传统的东方文化的觉悟方式。依我猜测，新时代的人类觉悟的历程应该是，以西方文化为基础，以东方文化为导引的新的觉悟阶段。在全面消化而不是否定现在这个文明的基础上，人类必然会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人类“生命宇宙化觉悟”的社会模式、学习模式。这个模式是崭新的，但又是可以消化一切文明的。东西方文化绝不是一个取代一个的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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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达卡
发表于 12-6-9 21: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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