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ze=18:fc08ab83ab]栖梧老人曰:历史和现实共有一个肚皮,读史使人明智。从今天起,将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一个普通老人的回忆录,但愿对大家能有所启迪和帮助。[/color:fc08ab83ab]
[size=24:fc08ab83ab]一、岁月烟痕[/color:fc08ab83ab]
[color=red:fc08ab83ab]度过黑夜的人才知
道白天的可爱,受过折
磨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幸
福。[/size:fc08ab83ab]
[color=orange:fc08ab83ab]1、穷日子[/size:fc08ab83ab]
我度过了28年的穷日子,那是穷困潦倒的日子,那种穷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那时人们唯一的奢求是填饱肚子。
我出生于1944年7月,那是乱世时期,本地处于新四军、还乡团、日本鬼子三夹攻的地方,真是兵荒马乱啊!老百姓回忆说,一个勤劳心直的农民在田里辛勤劳动了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不知不觉地挨了一枪,子弹从肘窝里穿过,棉袄穿了个洞,至今不知这一枪从何而来。后来这个农民竟是我的岳丈,可是他没能等到我们结婚,在1960年就饿死了,年仅58岁。父亲长期在溱潼一家粮行里打工,母亲在家更是担惊受怕,日本鬼子进了村任意杀鸡宰羊,强奸民女,老百姓东躲西藏,但人民心里明白,新四军是好人,人民一恨鬼子,二恨还乡团。本村有三人被还乡团屠杀,以后追认为烈士。
我的出生地叫楝树垛,据说是一个垛子上长了一棵大楝树,很高很大,由此而得名。楝树又叫苦楝,它的果子是苦的,叶子也是苦的,它预示着我们要受苦啊。
我的童年没有幼儿园,小时候在摇篮里过,然后有母亲抱,搀着玩,或看着母亲干活自己玩泥巴,大些会捉迷藏,斗蟋蟀,游泳,或几个一起打架逗乐。小时候拥有的唯一的玩具就是玻璃球,里面有些颜色,在地上滚来滚去,挺好看,也能瞄准什么的,几个在一起也就能玩得开开心心的。我印象中,那时天蓝蓝,水清清,人也很单纯。
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是解放后了,记得那时候我还穿长袍子。小学设在一座庙上,离家里把路,都是自己跑,从没有人护送。到五年级时就跑得更远了,上洪林小学,有五六里路,中午大都在学校吃饭,用杯子盛些粥,用毛巾扎紧,拧着带到学校,就吃冷的,冬天天太冷了,就得想办法热一热,或者跑回家吃。大多数同学没有胶鞋,雨天只好赤脚走,走到学校附近,擦了脚,穿上鞋,一下子又"文明"起来。
我每次从父亲那里要到四分钱买一张薄薄的白纸,裁成32开,用棉线缝好,便是一个宝贝,心里乐滋滋的,虽然那纸的质量并不很好,是一面光一面糙,有些土色,我还是非常地珍惜它,用时两面写,不留边,认认真真地写得密密麻麻的,绝对的不会弄脏它。放假了,把课堂作业本上还有几张没用完的纸撕下来,凑合凑合又装订一个本子。
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班上评议贫困生学费减免,班主任凌老师介绍我家情况时说:"他家的草堆没有狗子大。"他说的意思是我家特别的穷,我感觉到凌老师是同情我,是帮助我,以得到最大额度的学杂费减免。
那时候,农民都穷,我家更穷。每日早晚饭始终如一的是照得见人影儿的糁儿粥,条件稍好一点儿的才能有点米打底。糁儿粥用头盆盛起来凉着,捧着大碗喝起来,就会有"鼻风吹起两道沟,人面映在碗里头"的景象。喝完粥后用手指顺着碗底、碗壁把糁屑刮干净放到嘴里,刮得大碗明光净亮才罢。母亲说,我左眼上有个疤就是我与哥俩争相刮锅里粥而跌倒撞伤的。那时掉下一粒米也要拾起来的,青菜、萝卜、山芋、番瓜经常作为主食充饥。
那时候,中午也很少吃饭(指干饭),即使吃顿饭,也是掺和青菜、胡萝卜之类的代食品,有时代食品也没有了,又想吃饭,煮饭比煮粥又能省些草,于是便使用数量控制法,吃个半饱。婚后,我和妻子效此法,妻子放工晚了,我先吃,我将锅里的饭划成两半,我吃其一半。这种做法以后习以为常。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了,邻居还与我开玩笑说,你们现在还将锅里的饭划成两半么?
那时家贫不常得油,母亲常为用油与父亲争吵,父亲身体很瘦,常患肠炎,总想在咸菜里放点油,母亲却总是唠叨着,"省着点儿,到吃青蚕豆时要油呢。"
那时候,肌肠辘辘是经常的事,特别是饭前一小时体会最深。"饿了三日后,方知这饥饿乃天下第一难事。"是我很受感动的一句话。
那时候,吃肉要算是生活中最大的奢侈,一般只能在春节时享受,我印象颇深的有一个春节伙食是这样的,春节前卖了一头猪,春节的伙食既然要好一些。猪子出栏时也就一百来斤,卖了60多元,于是决定多买些肉,肉是7角4分一斤,买了五斤,又卖了七八斤茨菇,其余就是菜园里的蔬菜,年三十就将茨菇烧肉烧好,盛到头盆里,以后每天一大碗在饭锅烧透时放入锅内蒸热,因为那时草也是紧张的,其余还有一个炒青菜。
那时点灯也是奢移的事,我在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下学习,母亲不说什么,很是宽容,唯有父亲点灯又不做什么,或是抽旱烟时就遭到母亲的谴责,于是天黑了早早睡,常常是这样。
那时候穿的衣服全是棉布,没有化纤、毛料,更没有皮装。有些是农民自己纺纱、织布,布幅小而粗,称土布。衣服上补钉叠补钉的是正常的,孩子多的人家,三个孩子共穿两条裤子不足为奇,冬天能穿上棉袄棉裤的算是幸运者,多数人没有棉裤,只有套裤,就是能裹住腿子,就顾不得屁股了。有句俗话叫新老大旧老二补补缀缀给老三,我是老二,我的穿戴并不是最差的。
一九六七年,我结婚了,婚事一切从简,妻子父亲去世早,她娘家也穷,没有陪任何嫁妆,唯有妻子带来了一张50元的存折,是她上工作组期间的积蓄。我为结婚花了38元购了一顶坐板床,除此以外,没有添置一凳一桌、一丝一棉。房里除了床就是一张书桌,一只木箱,这就是洞房。为了请客吃饭,向队里借了60斤稻子,没有结婚这个理由是借不到的,连同家里的余粮共100余斤加工成米,也算富了一回米缸。
"因为我们是自由恋爱的,我们得争点儿气,把这个家维持得好一点。"这是我们的共同语言,也是共同目标。可是我们并没有生财之道,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地干活。结婚后的三五年里,两个人一年的劳动报酬只有一百余元,最少的一年是88元。那些年家庭副业不让搞,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
妻子生养的时候,我刚从外地取渣回家来,当日妻子仍在田里劳动,是一担一锹做到天黑,刚回到家,觉得肚子痛,立刻去找催生婆,有一里多路,自己跑去的,回到家很快就生了。生养后由于营养不良,妻子瘦,儿子也瘦。妻子生养后不到一个月就到河堤上拾草,那时实在草也不够烧,不久就下地干活,以后她的手脚常常裂口,特别是冬天裂口里常常流血,这是"月子"里制下来的病,是很难治愈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负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
我结婚后分住在一间12平米的草屋里,有锅灶,又要养猪,就在屋檐下延伸出一米,猪子就在灶旁踩灰,那是人畜共室。那时追求的只是填饱肚子,哪顾什么文明卫生呢?
我家亲戚都比我家过得好,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串门儿的念头,叔叔家、姨妈家、舅舅家都在泰州,我想一起串一趟,因是多年不会了,是不能空手去的,每家都去一份礼就得三份,哪来钱呢?我只买一份,因为他们都比我家好,我去看望他们,他们也不会让我空手走。我把婶婶回的礼带到姨妈家算我的进门礼儿,再把姨妈家的带到舅舅家,就这样跑了三家亲戚,最后还有一份礼物带回家,吃玩三日等于一分钱没有花,但也无所获。来去路程一百余里全是步行,那时年轻,走路是不在话下的,不用说我们,就是乡里的邮递员送信也是"11号"。
那时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乡村没有公路,只有泥泞小道,没有水泥桥,全是小木桥。人们把"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吃的油,穿的绸"作为一种美好的祝愿。
我的台帐记载着,洪林地区1958-1972年各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1.57元,39.68元,41.77元,33.26元,24.15元,37.00元,47.91元,47.65元,57.06元,67.82元,66.62元,61.30元,63.24元,67.80元和59.90元。
穷日子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1962年,这一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4.15元,这一年是水灾,加上前两年称三年自然灾害,这三年我们一个生产队饿死了20多人。
那段穷日子让我记住了生活的艰难和成功的艰辛,也让我领略到真挚的情感和真实的人生,我感慨:“终日辛劳求一饱,咸菜有油成佳肴;二十八年回头望,过眼烟云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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