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民和球迷是难兄难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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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最近坦言，“打黑不是我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中国股市和足球领域似乎也被“黑恶势力”逼得没办法了。 　

     11月初，中国足球界就突然展开了一场罕见的大规模“抓赌”风暴，之所以说罕见是因为这次是由公安部直接督办，之所以说大规模是截至目前已经涉及100多位足球圈知名人士，以赌球闻名的原陕西国力总经理王珀已经被警方控制。而中国证监会最近也在大规模调查基金经理的“老鼠仓”问题。

     借用鲁迅先生的话，我们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股市和中国足球。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让这两个领域中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让其浓缩了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精华与糟粕，也让中国的股民和球迷成了一对难兄难弟，成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垫脚石。目前看来，由于公安机关的直接介入，足球界的“抓赌”更值得期待，而中国股市还停留在行政处罚为主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股市或许要向中国足球学习了，这听起来难免有些尴尬。

　　中国股市和中国足球有很多相似性，它们都具有赌性，都是暴利行业，受众群也都同样广泛。从改革的过程和结果来看，也是大同小异。它们同样起步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1990年中国股市在“资本主义毒草”的质疑声中开始上路，1992年足球的职业化改革也拉开了大幕。地方政府将上市公司和足球俱乐部视为“城市名片”，也理所当然成了它们的保护伞。

　　随着蛋糕不断做大，行政权力对市场化的硕果蠢蠢欲动，以“放权让利”之名，行“卸责争利”之实，坊间也有了“足协证监会化、证监会足协化”的说法。证监会作为监管部门被赋予了太多的审批权力，但似乎并没有为投资者把好关，比如，许多公司或者违规上市或者刚一上市就问题重重。而本来应是一个非盈利性民间机构的足协，却与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一套班子两个牌子。并且，在负责联赛运营的中超公司中，足协自己却成了最终控股者，把俱乐部的利益晾在一边，这不仅让足球投资者心寒，由此导致的联赛水平低下也让国家队成绩一落千丈。

　　由于在这两个领域中地方政府、监管部门和上市公司（或足球俱乐部）等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恶之花”才频繁绽放，股市中的市场操纵和内幕交易屡禁不止。有人戏称，中国股市的违规成本极低，收益胜过了抢银行。足球界的丑闻从最初的假球和黑哨，演变成了现在的一边打假球一边赌球的“双赢”模式，这种情况在低级别联赛中尤甚。 　

   　当然，要承认证监会和足协在监管方面的努力。本世纪初，针对当时严重的假球和黑哨现象，时任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的阎世铎提出了“杀无赦、斩立决”的豪言，但迫于各种压力最终也只是让裁判龚建平这个“苍蝇蚊子”戴上了手铐。其实，不能把监管责任完全托付给监管部门，因为监管部门也是利益相关方，这必然会引出“谁来监管监管者”的问题。去年被“双规”的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在1995-1999年间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10年过去，其在证券市场的“影响力”仍然很大，这不得不引人深思。 　

   　其实，无论是中国股市和中国足球，都需要中国政府有“乱世用重典”的决心，并且以刑罚处罚取代行政处罚。目前来看，中国足球的怪现象已经引起了中国政府高层的关注，比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10月份在德国访问时表示，“中国足球一定要下决心搞上去”；国务委员刘延东10月份在中国足球工作座谈会也表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十分关心足球运动的发展”。这些表态也为这次中国足球 “抓赌”风暴埋下了伏笔。

     从监管的角度来说，中国股市同样需要来一场“抓赌”风暴。尽管刑法中对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提供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等行为有明确的规定，但目前政府对股市违规行为更多是采取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的方式，即使偶有刑事处罚也太过温和。一方面，立法中证券犯罪的刑罚设定较轻，情节最严重的也仅为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另一方面，司法中用刑也较轻，比如，2007年的杭萧钢构内幕信息案的当事人最终仅获得了最多不到3年的刑罚，而且其中两个当事人还获得了缓刑。

　　许多人常常以效率、发展和稳定的名义为股市和足球领域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开脱和掩饰，但是，在转型期间人们更多渴望的是一种程序上的公平，而不一定是结果上的公平，更不是单纯的效率。如果没有程序公平，效率也难以实现，这也是中国股市和足球继续发展壮大的最大障碍。未来，中国股市和足球不仅需要一场彻底的“抓赌”风暴，更要从源头上遏制权力的扩张和蔓延，否则中国的股民和球迷还将继续成为难兄难弟，那些既是股民又是球迷的人或许可以看作是“难民”了。

长风

呵呵

天下6666

比喻的很形象。

一介书生

行政权力的过度介入，让这两个领域中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让其浓缩了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精华与糟粕，也让中国的股民和球迷成了一对难兄难弟，成了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垫脚石。
令人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