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散论

龙井似碗钉

今年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先生逝世四百六十周年。为纪念这位鸿儒、先哲、乡贤，2000年夏季有幸参加泰州市历史学会、泰州市哲学学会组成的泰州学派研究组，专门研读了有关泰州学派的一些著述。除集体辑成《王心斋选集点校》这本小册子外，不揣愚陋，谨将个人研习点滴，汇缀成篇，以志对这位一代宗师的景仰。

（一）王艮的家世与生平

王艮，本名银，号心斋。艮名及汝止字，均为其师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其结庐会稽山阳明洞侧，故以“阳明”为号）给他改的，取《易·艮卦》“道止于至善”之意。明南直隶泰州安丰场（今江苏东台市安丰镇）人。生于成化十九年六月十六日，即1483年7月20日。卒于嘉靖十九年十二月八日，即1541年1月2日。享年五十八岁。
王艮的先世，原居苏州。朱元璋为对国初群雄中与他争斗最激烈、也是争斗到最后的张士诚的报复，把苏州大批居民迁来淮南海滨劳动。王艮的先祖也在迁徙之列，落户地点为泰州安丰场，以烧盐为生，成为世代相传的“灶户”（当时海滨居民分为“灶户”和“民户”）。在封建的法制下，灶户的社会地位低下，类似囚徒。据明《会典》载：“正德十五年令各府州县囚徒，情罪深重者，不论远近，俱发本省盐场缺人锅下，依照年份煎盐，抵办逃亡灶丁课额”，因而他们受着赋税和劳役的双重剥削。落户海滨的王氏，始祖名王伯寿，伯寿生国祥、国瑞、国祯。国祥、国祯分别被编入北盛、南盛团（灶）籍。（“团”和“灶”，均为淮南海滨烧盐的群体，至今那里仍有以南团、西团、新团和头灶、二灶、三灶为地名的）。老大国祥、老三国祯均为灶户；老二国瑞分居姜堰为民户（灶户改为民户，须经政府特殊批准）。国祥生仲仁，仲仁生文贵，文贵生公美，公美生纪芳（排行老三）。纪芳是王王工 的字（王工，读洪，玉器），亦号守庵，其第二子即一代鸿儒王艮。王艮的先世中，有担任“百夫长”的（选老军担任，督理煎盐，催办课税）。有亦盐亦商的，多为专业烧盐的苦力——灶丁。王艮从小就是一个灶丁（或称“亭子”）。分居姜堰的一支，衍生至王栋（1503-1581，字隆吉，号一庵），是王艮的族弟，曾主持过泰州“安定（宋·胡瑗，号安定，泰州人）书院”（今省泰中院内、经武桥西侧），是泰州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
王艮，生活在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的上半叶。当时，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衰落的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开始萌芽，商品经济不断发展，手工业者（包括“灶丁”在内）和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衰败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更加腐败，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更加残酷，阶级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置身于这个黑暗社会生活底层的王艮，为谋生存、求发展，不得不顽强地争斗和迂 前进。他，终于使一个海滨的穷灶丁，锻就为“名垂史册”、受人仰慕的学者。
王艮的一生，大致上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即：烧盐、贩盐发家时期（从孩提至26岁）；发愤刻苦自学、悟道讲学时期（27岁至37岁）；从学王（守仁）门、周流各地时期（38至46岁）；独立讲学，自成一家时期（这一时期，为王艮活动的鼎盛时期，47岁至58岁）。
综观王艮的人生轨迹，他的生活特点是：
一．王艮在家境贫困的情况下（11岁起就因家贫辍学），忍饥挨饿，踏实地劳动，操持家务和在盐场烧盐，从小就是一个胸怀大志、自立有为的强者。
二．王艮在生活道路的探索中，曾从事过学医和行医活动，想通过医道来谋求生活之路和医治社会，虽有所成就，但他终究没有把它作为终身职业。他及时调整、改变了自己的谋生轨迹，掌握了生活的主动，把事业的座标无悔无二地定在“做学问”的事业上。
三．王艮从19岁起随父王守庵从水路、陆路三次（19岁、23岁、25岁）或更多次地贩盐到山东出售，由于他善经营、懂管理、会理财，“措置得宜”，“自是家道日裕”，成为海滨地区颇有财气的富户，这就为他日后脱离劳动、专心致志地从事学习和传道打下了经济基础。
四．王艮本为一个粗识字的灶丁，在19岁以后开始读《大学》、《论语》、《孝经》。在文化基础极差、居所又偏处在海滨辟地、且无名师指点的困难条件下，发愤刻苦自学，“默坐体道”、“闭关静思”。这样的苦心孤诣，踽踽独行的刻苦学习精神，是奇突而又感人的。毫不夸张地说，王艮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自学成才”者。
五．王艮不仅刻苦自学，而且虚心尊师求教。开始时他置书怀中，以途人为师，“逢人质义”。但他并不故步自封，满足于一己之得和“道听途说”。他在38岁时听到塾师黄文刚（江西吉安人）说他的学术观点，绝类江西巡抚王守仁。好学心切、求知若渴的王艮，立即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不远千里，趋舟江西，执弟子礼拜见王守仁。在从学王门期间，既“反复推难、曲尽端委”，又“不拘泥传注”、“因循师说”，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疑即问、即辩。他不仅在从学期间尊师好学，“侍（候）朝夕”，而且在王守仁去世后，还“迎丧桐庐，约同志经理其家”，“往会稽会葬”，并照料其后人。这样的矢志不渝、尊师重道的品德，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六．王艮在讲学传道时，别出心裁、想象异乎常人地采用一些“法门”：如或按《礼经》制着深衣、戴五常冠、执笏板、乘蒲轮车,“行则规园方矩,坐则焚香默识”；或在门前张贴“招生广告”，谓，“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这种使“乡人始而骇”的方法，却收到了“渐而信，久而浸与俱化”的效果。
七．王艮不仅在家乡开门授徒，而且“周流天下”。他除“入山林求会隐逸，过市井启发愚蒙，沿途聚讲，直抵京师（北京）”外，还先后在南京、广德、孝丰、会稽、泰州等地讲学和在其乡间（安丰场）构筑“东淘精舍”授徒。传授的对象：“上至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下逮士庶樵陶农吏，几无辈无之”，但主要对象为下层社会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灶丁、佣工、农夫、商贩、渔民以及僧道徒众等）。其中不少人在学术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八．王艮一生以布衣传道，终身不仕，采取了与专制统治者不合作的态度，始终保持了与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和一致性。嘉靖八年（1529年，王艮47岁）和十六年（1537年，王艮55岁）两位朝廷高官分别推荐王艮入朝做官，都被王艮婉言谢绝。“郡守召”亦“辞以疾”。王艮对当时的统治者表白说：“使仆父子安乐于治下，仍与二三子讲明此学，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他不仅终身不仕，而且还教五个儿子（长子王衣，次子王襞，三子王衤是 ，四子王衤甫 ，五子王衤容 ）“皆令志学，不事举子业”。所有这些，都标志着王艮与下层人民保持一致，背弃正统文化教养的“异端”本色。

（二）泰州学派的主要观点

所谓学派，即在一门学问或学术中，由于见地独创或师承不同，形成专门的学问、学术或思想体系的群体或派别。历史上学派的形成和出现，它不同于现代的社会团体的建立，要先有名称、纲领或宗旨和一定数量的成员并经过登记、批准手续等。而是由于学问、学术和思想认识方面的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多为后人给它命名的。如以时代命名的有清代的乾嘉学派；以人命名的有宋代的紫阳（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别号紫阳）学派；以创始人出生地命名的有明代的姚江（王守仁，因其家乡余姚境内有姚江，故余姚别称“姚江”）学派。学派中，有的还有分支——称什么门、什么宗的。如姚江学派中，有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粤闽王门；清末周太谷（周彀，字太谷，亦字星垣，安徽石埭人，清道光年间在扬州讲学）创立的太谷学派，后分为北宗（主持人张积中，字石琴，仪征人）、南宗（主持人李光火斤 ，字晴峰，仪征人）。南宗传人黄葆年（1845-1924，字锡朋，泰州姜堰镇人）创建“归群草堂”，世人称为“黄门”。中国文化史专家柳贻征（1880-1956，字翼谋，镇江市人）称泰州黄门为“新泰州学派”，以别于明代王艮创建的“泰州学派”。
泰州人王艮创立的学派，因地而名，称“泰州学派”。地以人闻，“派”以地名，这是人杰地灵、人地底蕴深厚的体现。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一生勤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的学识博大渊深、包涵很广，在哲学、伦理、社会政治以及教育、文化等方面，都有丰富详实的论述，构成了泰州学派的基本思想和基本特色。兹将王艮与泰州学派的主要思想观点，散述如下：
一．王艮的“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学”，是王艮思想的闪光点和泰州学派思想的主旨和重要的进步命题，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百姓日用”一词，在古代儒家虽然提出过，但被“大儒们”说成百姓是不知道“用”的。《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这就是说：道，只有天生的君子、圣人甚至“神”，才可以认识它、掌握它、运用它，凡夫俗子——百姓，是绝不可能知道“道”的。王艮一反经典的传统和说教，匠心独具地认为：“百姓日用即道”，“愚夫愚妇”都“能知能行”。他具体地形容“僮仆之往来，视听持行，泛应动作，不假安排”就是“道”，此乃“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他还把“百姓”和“圣人”放在等同的地位，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这样，“百姓日用”就成了检验是“道”还是“异端”的标准。他还这样说：“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王艮的这些观点，充分体现了小生产者、小市民阶层的要求和愿望，维护了劳苦大众的利益。他的人民性的观点，是具有反封建统治的进步意义的。
二．王艮的“格物说”，构成他讲学传道的思想基础，具有鲜明的反抗封建压迫的积极意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说，始见于《礼记·大学》。前人说“格物”就是“穷理”，也有人说“格物”就是“格心”。他们分别说，“通过格物的方法，达到穷理的目的”；“格物者，格其心也。正其心者，正其物之心也”。王艮对于“格物”，却与上述不同，他有自己的独特的见解。他创立了自己的“格物说”，因泰州地处淮南，故明末清初硕儒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著《明儒学案》62卷，一生著作多达60余种）称王艮的格物说为“淮南格物”。王艮对“格物”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格物致知四字本旨，二千年来未有定论”。他认为“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挈矩”，意为度量。他说：“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挈矩，则知方之不正，由矩之不正也”。这就是说：“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王艮的这番话，明白地指出“正人必先正已”。“正已”就是“正身”。正身应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概莫能外。这样的观点，与那些封建统治者只要平民百姓“正心”，而他们却可以为所欲为的观点有天渊之别。王艮的这种尊重人、重视人的价值观的思想观点，正是平民哲学、布衣学者恰好的表现，是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绝唱”。
三．王艮的“明哲保身”说，是他与封建统治者消极、不合作的体现，起到了反抗封建统治政治压迫的积极作用。王艮主张尊身、安身、保身、爱身。他说：要“以身为本”，“修身立本”，“立本安身”，“明哲保身”，“身尊则道尊”。王艮的这些观点，是他的“淮南格物”论的延伸，都是“以身为本”思想的体现。黄宗羲以为王艮的“安身”说，不免开了“临难苟免”之嫌。王艮果然是一位“贪生求安”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么？不！在封建专制极端残酷暴虐的明代中后期，王艮目睹明王朝对上层官吏动辄杀头、剥皮、廷杖、充军种种可怖景象（对下层官吏和平民百姓那就更加残暴了）。他提出的明哲保身以及出、处、进、退、隐、见等策略，形似消极，实质是以退自保、以退求进的一种手法，是非常明智的，是一种反映社会悲剧矛盾（既有变革因素而其因素又不成熟），有志改革者寻求政治解脱或出路的呐喊和辩解。
四．王艮对于社会政治类型作出“三种景象”的区分，即羲皇景象、三代景象、五伯（霸）景象。他十分憧憬、向往“羲皇”、“三代”圣世，深恶痛绝“五伯”社会。锋芒所指，不言自明，矛头直指当时的专制社会。他在《王道论》里这样描绘当时的社会：“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饥寒切身，而欲民之不为非，不可得也”。他明确地主张：重德轻刑，施行仁政；予民教养，让民参政；均分土地，使民乐业。他说：“为人君者体天地好生之心，布先王仁民之政”。“盖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后用之”。“刑因恶而用，恶因无教养而生，苟养之有道，教之有方，则衣食足而礼义兴，民自无恶矣，刑将安施乎”？为济困扶贫，共同求富，王艮还在垂暮之年（逝世前两年），亲自起草《均分草荡议》并带头践议，将多余的草荡无偿划分给贫民。这样的具有反封建独占的平均主义、小私有观点和行动，在“田连阡陌”、“一人口插几张匙”的封建地主眼里，把它视为“异教旁门”、大逆不道，而广大劳苦大众则是衷心地拥护和爱戴他的。
五．王艮的“以孝弟为本”的“孝悌观”，既继承了中国相传数千年优良传统，又突破了“五经传注”的伦理传统，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王艮自称学的是“总经”（“五经”乃中国传统的经典，“总经”却人所未闻）。这就是说，他学的东西为人所未学，他有一套自己的主见。他说：“盖闻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后以形生。化生者，天地，即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即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其义一也”。又说：“事亲从兄，本有其则，孝悌其心，其理自识”。在这里，王艮把事亲和从兄提到了很高的高度。他认为大家对父母孝、对兄长悌，犯上作乱的人就没有了，社会就安定了。但王艮主张的“孝”和“悌”，不是绝对盲从，而是坚持独立思考，有所选择。他说：“父兄所为，不可不识；父兄所命，不可不择”。这就是说：对的，当然要尊敬从命；不对的，怎么办呢？他说：“所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未善，反复思绎”。这些都说明王艮不仅能真心诚意地事奉他的父兄，但绝不是“愚孝”、“盲从”，而且能做到抵制和纠正他们的一些错误的东西。因此说，王艮的“孝悌观”和传统的“孝”和“悌”是有原则区别的。
六．在教育思想方面。王艮的“有教无类”的教育学风以及“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学习和教学态度，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三）泰州学派与王（守仁）学的异同

王艮较王守仁小11岁，师事王守仁断续达九年之久。人们不禁要问：王艮既然师事王（守仁）门如此时久情笃，那么他的学术观点是否属于王门呢？数百年来，学界有认为是，有认为非的，也有说成似是而非或亦是亦非的，甚至还有人说王艮“所创的这个学派，是一个假王阳明学派”，议者纷纭，莫衷一是。
窃以为王艮从学王门，他的思想渊源有相当的成份来源自王守仁。王守仁是“心学”的集大成者。此前，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三纲五常”视为人们最高道德标准。宋代理学家“二程”及朱熹，把儒家的思想更加具体化、完善化，他们提倡“存天理，灭人欲”，仍然把“三纲五常”视作“天理”。这样“天理”就成了衡量社会道德和事物是非的唯一标准。王守仁打破传统，冲出教条，大胆而勇敢地提出了“心学”，认为“心即理”，“心外无理”，这是对程朱理学的挑战、否定和反叛，是思想认识的一大进步和飞跃。但是，王守仁的“心学”，却把个人的“心”，和心的“良知”看成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一切事物都在我的“心”（意识）中。按照王守仁的“心学”，人的道德观念是天生的，有了私欲只要通过“内心反省”，就可以“致良知”了。因此说，王学的基本内涵，仍然属于唯心论的先验论。王艮继承了王守仁的“心学”，认为王学是“倡明绝学”，王守仁的“致良知”说，“简易直接，予所不及”。因而，可以说王艮的思想受王守仁的思想影响是比较深的。
但是，王艮在师从王守仁以前，他的“格物说”就已相当成熟，自立了门户。因而在拜见王守仁之前，王艮就说：“王公论良知，某谈格物”。相见后，又“相与究竟疑义”，“反复论难，曲尽端委”，坚持独立思考，不“因循师说”，“往往驾师说之上”。在王守仁门下期间，从分歧以至不满，王艮终于进行了一次北（京）行的传道活动。这次活动，遭到王门同学的非难，遭到老师王守仁的严厉责备。在严师的压力下，王艮虽说：“知过”、“改过”。他“改过”了没有？没有。他用意更为深沉，手法更为隐蔽。他仍坚持原来的主张，继续传其“百姓日用”等方面之“道”。一直到他逝世前三年（55岁），还有人“时有不谅先生（指王艮）者，谓先生自立门户”。简而言之，王艮的学说，有异于其王守仁的，主要是：
一．王守仁主张“心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王艮却突破了王学的思想框框，认为“身为天地万物之本”。“心”和“身”，虽为一字之异，却反映了以精神性为主体还是以物质性为主体的差别。
二．王守仁主张“吾心”是“天理”，是衡量是非的标准。“心”，必须“止于至善”，就是正人之“心”，去除“物欲”，就是去恶从善。这还没有摆脱“存天理、灭人欲”的窠臼。而王艮却主张“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格物”必先“正已”，“本治而末治，正已而物正”。这两种不同的正“心”观，也就是“格物”观，一种反映了统治者以“正人”为能事的本质；另一种，则是代表平民、布衣利益，主张人人平等，包括统治阶级在内，必须首先端正自己的行为。王艮的思想显然属于后者。
三．王守仁主张“致良知”，“唯圣人能致良知，愚夫、愚妇不能致， 愚所由分也”。王艮却主张：“愚夫、愚妇与之能行便是道”。上述二者，一位把圣人安置到神坛上，视百姓如群氓；一位却把圣人从神坛的位置上拉了下来，放到同百姓等同的地位。王艮思想的阶级属性是何等的鲜明！
母庸讳言，王艮虽自立门户，创立泰州学派，但在从学王守仁之后，利用了王学的某些范畴，加以改造、发挥，相得益彰，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如王艮把他的格物说与王守仁的良知说结合起来，提出了“复初说”，说：“知不善之动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动而复之，乃所谓‘致良知’，以复其初也”，就是一例。因而，可以说王艮之学，既和王学有一定联系，又和王学有着本质的区别。

（四）泰州学派的发展和传承

泰州学派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社会基础和诸种条件，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必然。清末民初袁承业说：“心斋先生毅然崛于草莽鱼盐之中，以道统自任，一时天下之士，率翕然从之，风动宇内，绵绵数百年不绝。”泰州学派的形成、发展过程，可大体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王艮开门授徒，逐渐形成泰州学派，是为开创时期；
第二阶段，经过王艮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王栋、王襞、何心隐等的阐述、继承和传播、发展，是为泰州学派的兴盛时期；
第三阶段，再经过四传、五传，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文艺领域、以徐光启为代表的科学领域，对泰州学派思想的发扬光大，掀起了一股股声势浩大的早期启蒙思潮，是为泰州学派的顶峰时期。
泰州学派对晚明社会在思想、文艺、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辉煌的、为世人所称道的和永难磨灭的。据记载，泰州学派从王艮开门授徒至明末，五传，其弟子有姓名可查者达487人。其中载入《明史》者20余人；编入《明儒学案》者30余人。
现将泰州学派的主要传人表列如下：

王 艮	颜 钧	何心隐	汤显祖	徐光启
	徐 樾
	王 栋	罗汝芳	焦 竑	袁宏道
	王 襞		李 贽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泰州学派五传、三个时期的著名代表人物的主要事迹是：
1．王栋与王襞。王栋（1503——1581），字隆吉，号一庵，泰州姜堰镇人。王艮的族弟。曾师事王艮，得家学之传。先后任县训导、教谕、州学正。开门授徒，主持过泰州安定书院。王襞（1515——1587），字宗顺，号东崖。王艮的次子。九岁起，随父至会稽，游学于王守仁门下。守仁命襞师事王畿等，先后留越中近二十年，结交多巨儒硕士。王守仁死后，王艮回到家乡开门授徒，王襞成为其父的得力助手。王艮逝世后，他继承父业开门授徒，并先后在各地（包括泰州崇儒祠）讲学，“海内响应者，恍若心斋在焉”。襞还忠实地遵循父亲的嘱咐，不事举子业，终身不仕。王栋、王襞是王艮的左右手，他们在继承、发展王艮的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王艮、王栋、王襞，人们称为“淮南王氏三贤”或“淮南三王”。
2．徐樾（？——1551）字子直，号波石。江西贵溪人。进士。先后任礼部侍郎、云南布政使。嘉靖七年、十年、十八年徐樾三次在王艮门下受业。王艮谓其内人曰：“彼五子（指王艮的五个儿子）乃尔所生，是儿（指徐）乃我所生”（盖指传道之得人）。王艮在考察徐樾前后达十一年以后，乃于逝世前授徐以“大成之学”（经过改造了的、平民能够接受的孔孟之道）。王艮的次子王襞称：徐为其父“高第弟子，于父之学，得之最深“。据说，徐受业王艮门下后，曾有过辞官的意愿。后来，徐任云南布政使时，中土司诈降计，战死于沅江城下。
3．颜钧（1504——1596），字子和，号山农。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人。从学徐樾三年，后又经徐介绍卒业于王艮门下。因而，颜亦得“泰州之真传”，颜本人也以“泰州正传”自居。颜在家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萃和会”，集自家、本族、同乡老壮男女近七百人，“讲耕读孝悌之学”，“士农工商皆日出作业，晚皆聚宿会堂”。在泰州学成之后，立即到江西南昌，招徕一千多名参加科场考试的学子，向他们宣讲“大成之道”。颜钧的种种言行，当道者惊恐万状。南京左都御使耿定向诱骗颜至太平府讲学将颜逮捕，“笞臀五十，不哀折，亦不转侧”，几被打死。颜被关在南京狱中，因无法定罪，难以重处，只得诬以“盗卖官船”罪，坐牢三年。颜出狱时年六十六，到九十三高龄病故，历时近三十年，坚持传道讲学，受尽人间颠沛流离之苦。此前，颜曾专程从江西至安丰场，为其师王艮守墓三年。当他听到老师徐樾战死的消息后，又孤身前往云南，辗转数年，终于寻得徐的碎骸，归而衤付 葬于安丰场徐师王艮的墓侧。
4．罗汝芳（1515——1588），字维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在南昌听颜钧讲学时拜颜为师，为颜的得意门生。罗中进士后，不参加殿试和入朝做官，周游四方多年。以后，罗任过知县、刑部主事、知府、参政等，因在北京广济寺讲学，触怒张居正，被勒令解官归里。罗对其师颜钧非常崇敬，颜被捕入狱，罗朝夕侍奉，且“揭词”鸣冤，变卖家产和募捐为颜“补赃”，终于营救颜出狱。
5．何心隐（1517——1579），原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拜颜钧为师。郡试中第一名。他本可以沿着这条坦道进入康庄的仕途；但他接受了泰州学派的思想，“与闻心斋立本之旨”，拜颜钧为师，从此走上了“反封建斗士”的人生旅途，成为封建专制下的“叛逆”和“掀翻天地”的大无畏者。他学习其师颜钧在家乡办“萃和会”的举措，也在自己的家乡办起了“聚和堂”（聚，通“萃”；堂和会，义相近），进行理想社会的实验。何在聚和堂里，献出家财，“捐千金，购义田，储公廪”，并且“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族内子弟宿于祠、聚于祠、食于祠，过集体生活，享受平等待遇。“学成之后，冠婚衣食，皆在祠内酌处”。鳏寡孤独失所者，皆有所养。何心隐理想社会的实验，不仅打乱了封建等级秩序，而长期下去必然危及统治者地位的稳固。因此，县官以妨碍公务、诬蔑朝廷命官罪将何逮捕入狱，判绞罪，后改为充军。不久，被友人程学颜营救出狱。以后，程学颜入京供职，何亦随程进京。在京师何结识了颜钧的另一个弟子罗汝芳和耿定向等重要人物，并通过耿的关系与张居正（时任国子监司业）会见于显灵宫。何、居二人见面，观点、情绪尖锐对立。事后何预感地说：张这个人“异日必当国，当国必杀我”。在北京，何还策划计杀奸相严嵩，不成，改名易姓（将梁汝元改为何心隐）南避，飘泊讲学近二十年。这时，万历帝起用张居正为相，张为挽救明王朝的危亡，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对人民也实行了严厉的统治，如毁天下书院，禁聚徒讲学；下令“得盗即斩”；推行税役合并为“一条鞭法”等。对于张的这些措施，何心隐大加反对，声言要入都“持正义，逐江陵（张居正，江陵人）去位，一新时局”。张、何的冲突达到白热化。何被统治者称为“妖人”、“逆犯”、“盗犯”、“奸犯”，张示意四处缉拿何。万历七年（1579年），何62岁。他在祁门学生胡时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狱中。见巡抚，何“坐不肯跪”，“择健卒笞之百余，干笑而已”。何宁死不屈，终被杖毙狱中，肆尸都市。在何被捕期间，泰州学派许多重要人物对其进行奔波营救：有的为他辩冤，有的变卖家产营救，有的愿舍身替死，特别是何的学生胡时和从祁门一路陪同押解到武昌，死后为之收殓尸骨，并遵遗言将何与其好友、以前的救命恩人程学颜合葬。
6．焦竑（1540——1620），字弱侯，号澹园，南京人。高中进士第一。师事王襞、罗汝芳，“尤笃信卓吾（李贽）之学”，是明代晚期的著名学者，以博学多才称著于世。参加主持会试时，曾慧眼擢选大科学家徐光启于“落榜生”中。享年八十。
7．李贽（1527——1602），号卓吾，又自称温陵居士……，福建泉州府晋江县人。本姓林，因三世祖被统治者杀害，族人改姓李。李贽在考中举人后就不再赴考。在南京，李拜来此讲学的王襞为师。李在五十三岁时就弃云南姚安知府（四品）官职归隐。他为官清正廉明，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在他为官期间病饿而死。李贽发展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穿衣吃饭是人伦物理”和“人即道”、“人必自私”的命题。泰州学派的思想，发展到李贽，进入了更全面、更成熟、更系统、也更激进的阶段，亦即顶峰阶段。李贽一生反对封建道学，他提出了一系列与传统观点相背离的思想和主张，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颇带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卓文君为善择佳偶，以司马光论桑弘羊欺（汉）武帝为可笑，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为不足据”。他针对尊孔派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说教，讽刺地说：“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孔子而后足也”，他说：《论语》、《孟子》等书，是孔孟的“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前遗后”的东西。他把官吏比作老虎、娼妓，说：“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者吞人畜，小不遗鱼虾”。“满朝奸臣，不如一娼”。他说：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李贽一生的著作，数量十分巨大，达几十种之多。其代表作有《藏书》68卷；《续藏书》27卷；《焚书》6卷；《续焚书》5卷。对于李贽的言论和著作，统治者恨之入骨，骂他为“狂诞悖戾”、“剌谬不经”、“左道惑众”、“不知尊孔子家法”，是“人妖”、“妖怪之物”、“异端之尤”、“猖狂无忌惮的小人”；不仅如此，他们还对李极尽了迫害之能事：以“大坏风化”之名，驱逐他出境（麻城），拆毁他寓居多年的芝佛院。好心的人劝李避走，李毫无怯意。说：“若要我求庇于人，虽死不为也……盖人总有一死，无两个死也”。“欲以法治我则可，欲以此吓我他去则不可……若我去告饶，则不成李卓老矣……故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身不可辱”。争斗到最后，最高统治者————万历帝亲自批示：“李贽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便令厂卫五城严拿治罪”。万历三十年（1602年）李贽七十六岁。他带着不支的身体，跋涉数千里、冒着大风雪投奔家居北通州的、生死与共的挚友马经纶家（马字诚所，官御使，因触怒万历帝，被贬斥为民，回北通州家居）。李这时心力交瘁，本想在好友处平静地了却此生（他在去世前一月，写下了《李卓吾先生遗言》），但是他终于在这年的三月间被捕了。大金吾审讯时，衰弱不堪的李贽，由“侍者掖而入，卧于阶上”。金吾问：“若何以妄著书？”李答：“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表现得一点也不屈服。由于不堪侮辱，李贽在狱中趁给他理发之机，夺剃刀自刎，次日，这位向旧营垒冲锋陷阵的勇士才气绝。马经纶依李遗言，把他安葬在北通州北门外，墓前立了一块一丈多高的石碑，并遵嘱请焦漪园书写墓碑。李贽生前死后，统治者还先后下令将他的著作“尽行烧毁，不得存留”；结果是“卓吾死而书愈重”，他的思想和著作，像一颗划破黑压压长空的光灿明星。
8．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江西临川人。进士。任过知县。师事泰州学派重要人物罗汝芳。他的作品十分丰富，除创作西戈 剧《牡丹亭》这一千古名篇外，还留下200多首诗和几百篇文章。
9．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六休，湖北公安人。二十四岁中进士。先后任过知县、教授、助教、礼部主事、吏部郎官等。他和兄袁宗道、弟袁中道都是晚明的著名文学家，世称“公安三袁”或“公安派”。在公安三袁中，以袁宏道的成就最高。袁宏道是泰州学派重要人物焦 的学生，又自称是李贽的弟子。公安三袁以反对嘉靖年间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称著于世。
10．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万历年间徐光启参加顺天会试，罗汝芳的学生焦 任副主考。焦在落卷中得徐光启卷，阅而奇之，拍案叹曰：“此名世大儒无疑也”。毅然将名落孙山的徐光启拔至第一名。七年后，徐又高中进士，选庶吉士（进士中之优者）。历任翰林院检讨、詹事兼河南监察御使、礼部主侍郎（督领修历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等职。徐在我国首先提出学习“西学”、“会通中西”以求富国强兵的主张。他是开向西方学习风气之先的第一人。他的著述和翻译作品很多，主要有《农政全书》60卷，并与意大利人利玛窦合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等。同徐光启一起学习、研究西洋科学的还有李之藻、王徵、李天经等。徐光启提出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主张，较清代思想家、文学家魏沅（遵林则徐嘱，编《海国图志》）提出的“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早两百多年。

（五）王艮的著作及其墓祠

1．王艮的著作：
王艮讲学传道，一般都是当面口传心授，不假文字和笔舌谆谆。他为什么采用这样的传道方式呢？可能出自下列因素：一、王艮是灶丁出身，在青少年时读书甚少，以后虽自学有成，但他却不喜著述，严格说来，写作恐非其“强项”，尚不能到“倚马万言可待”的熟娴地步；二、王艮自许为他学的是二千年来未有的“绝学”，这，劳动大众视之“若久旱之望云霓”，而统治者却视之为“左道”，城府颇深的王艮，恐“言易招非”、“以文取祸”，留下“不妥”的文字易“授人以柄”，因而，他留下的文字就相对地较少了；三、王艮讲学传道的方式，有别于正宗儒家的传统方法，而是将儒、释、道的思辨方法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儒家的“心性”（如“于无字处读书”），道家的“感应”，特别是佛教禅宗提倡的“顿悟法”，则为王艮所长期修习和身体力行。
现在我们见到的王艮著作，除其后裔及门人辑录整理的王艮语录外，尚有王艮本人撰写的《鳅鳝歌》、《复初说》、《明哲保身论》、《乐学歌》、《天理良知说》、《孝悌箴》以及《安定书院讲学别言》、《格物要旨》、《勉仁方》、《与南都诸友》、《大成学歌》、《均分草荡议》、《王道论》、《答徐子直书》等名篇。有些著作，王艮的门人誉之为“百世不易”之作，但从其篇幅来看，多为数百字的短文，最长的文章也止一二千字。上述语录和著述，经王艮的子孙及其门人陆续整理增订，曾有不少刊印本行世。据记载，在明代就有五种刻本，清代和民国又有几个刻本。现在明刻本多已散失，存世的有一些清代和民国年间的刻本。
泰州图书馆创建于民国十一年（1922），已有90年的历史，藏书近30万册，其中古笈5万册。它们历来重视本籍人士著作和地方文献的收藏。该馆现藏王艮的著作基本上包罗现存的这方面的著作。现录出：
⑴《三贤全集》。明崇祯时刻，清重修印本。含王心斋文集6卷，疏传合编2卷，一庵先生遗集3卷，东崖先生遗集2卷。
⑵《王心斋先生全集》。民国铅印本，东台袁承业编订，5卷。附一庵、东崖遗集及四先生残稿。
⑶《王文贞公集》（门人焦竑等曾私谥王艮为“文贞”）。清嘉庆21年王世丰重刻，2卷。
泰州图书馆还藏有泰州学派传人罗近溪（汝芳）、韩乐吾（陶匠韩贞）等人的著作。
此外，泰州、盐城两地，近年来均加强了对王艮与泰州学派的研究力度，先后开展了研究泰州学派的系列活动，写出了数量可观的文章，辑印成书的有：泰州《泰州学派学术讨论会纪念论文集》（1986年）；盐城林子秋、马伯定、胡维定合著的《王艮与泰州学派》（1999年）等。这些论文和著述，对研究王艮与泰州学派者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2．王艮的墓祠：
⑴王氏墓碑。王氏家族墓地座落于安丰镇的下灶村。当年墓共八座，东西排列。中为王艮之父王守庵墓，右为王艮墓，余为王艮兄弟墓。墓后有弧形小土山，长约30米，高20余米，名“贤人山”。墓前有两块石碑：一为王艮家族墓碑，刻王艮兄弟七人及其父王守庵姓名；一为王艮次子王东崖（王襞）墓碑，刻“明理学贞儒崇祀乡贤八世祖王公东崖之墓”。上述王氏墓葬，在“文革”的浩劫期间，均遭平毁，荡然无存；仅遗的两块墓碑也被生产队挖去做了水沟上的踏脚板。拨乱反正后，石碑为安丰镇文化馆收藏。现在，安丰镇人民怀着对乡贤崇敬的心情，正在本镇公园内辟“心斋园”，重建王艮、王东崖父子墓於其园内。
⑵安丰王氏宗祠。王艮在安丰场月塘河有园一所、讲堂三间。门人林东城、御使洪垣（觉山）助银为王艮增益讲堂三间，东西掖房各五间，构成“东淘精舍”，命名讲堂为“勉仁堂”，供先生讲学和来访学生居住之用。王艮逝世后，改建为“王氏宗祠”。明末清初，东台布衣学者、诗人吴嘉纪（吴的祖父吴凤仪是王艮的学生）曾写有《谒勉仁堂》诗。这些建筑，随着岁月的流逝，已逐渐烟没无存。现在，安丰镇人民正着手重建“东淘精舍”，以资作为对王艮的永久纪念。
此外，安丰镇文化馆内，遂竖立了一尊王艮全身塑像。
⑶泰州崇儒祠。位于泰州五一路西段，古光孝寺西侧。始建于明万历四年（1576年），祀王艮。以后多次修葺、扩建，数百年来，一直为讲学之所。解放后改作民居。1986年恢复崇儒祠，进行了大修：第一进是重建的，其余三进均系原房修复。现在主要建筑四进：第一进为大门，上嵌“崇儒祠”石额，门外两旁立石鼓，砌八字墙；第二进为“立本堂”；第三进为“乐学堂”，东墙廊壁上嵌万历七年（1579年）《心斋先生祠堂记》石碑，西墙廊壁嵌重修出土的明李春芳所撰残碑；第四进为“贤人堂”，奉新塑王艮半身胸像及新刻大理石质王艮《乐学歌》等。泰州学派纪念馆设于此十多年。
⑷姜堰王氏宗祠。位于姜堰镇东后街。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年），以后重修过。祀泰州学派重要人物、王艮族北王栋。祠堂轴线建筑为三进：第一进为门厅；第二进为大厅；第三进为大殿。“大殿”的西侧遂有一进配殿与大殿并列，为“三贤祠”，祀王阳明、王艮、王襞。祠堂内曾刻有王栋像，泰州学派重要传人罗近溪（汝芳）曾有 像诗，像早已烟没无存，祠亦改作民居。在最近的旧城改造中，姜堰市政府领导批示对王氏宗祠这所明代建筑予以保护，正着手修复为研究泰州学派和纪念王栋的活动场所。

（六）历史对王艮及泰州学派的评说

领一代思想领袖风骚、占中国哲学史一席之地的王艮及其所创的泰州学派，自形成至今，人们对它的评说仁智互见，褒贬不一。撮其要者：
《明史·儒林传·王艮》中说：“王氏（指王守仁）弟子遍天下，率都爵位有气势。（王）艮以布衣抗其间，声名反出诸弟子上”。
王艮的再传弟子李贽（李为王艮的仲子王襞的门生）在《续藏书·王心斋公艮传》中说：王艮“晚作格物要旨、勉仁诸篇，或百世不可易也”。又在《为黄安二上人大孝文》中说：“盖心斋（王艮）真英雄也，故其徒亦英雄也……一代高似一代”。
硕儒黄宗羲在其巨著《明儒学案》中说：“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指王艮）、龙溪（指王畿）而风行天下……泰州以后，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黄宗羲对王艮虽作了若干肯定，但出于与泰州学派观点上的差异，以及对王（守仁）学的“修正”（王主“心”，黄主“气”，但黄又认为“心即气”，因而有人谓黄为王学的“修正派”），他不仅不无偏见地在撰著《泰州学案》时，并非疏忽地只字不提几乎与他同时代、轰动全国朝野的“异端”人物李贽（李1602年弃世，黄1610年出生），更谈不上提及泰州学派晚期（李贽的弟子、再弟子）进步、革新人物汤显祖、袁宏道、徐光启等，而且攻击谩骂泰州学派传人为“小人之无忌惮”者。
史学家翦伯赞（1898-1968）在《中国史纲要》中说：“以王艮……等为代表的王学左派，不仅对程朱理学更加反对，而且对君主专制政体和封建理教也给予尖锐的抨击……他的学说……甚至被统治者目为‘异端之尤’。”
史学家白寿彝（？-2000）在《中国通史》中说：王艮“创建的泰州学派，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个具有早期启蒙色彩的学派”。“他所创建的富有平民色彩的理论，虽不能摧垮专制的封建统治，亦无力冲决封建伦理纲常的藩篱，但是他的闪烁着启蒙色彩的理论，他以‘万世师’自命的‘狂者’风格和鼓动家、传道者的热忱，以及从事平民教育、传道讲学而终身不入仕途的‘气骨’，却深得下层百姓的拥护，而且成为泰州学派的思想传统”。
史学、思想、教育家侯外庐（1903-1987）在《中国思想通史》中说：王艮“这种学说在下层社会广泛传播，其学说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非常明显的。”又在《中国思想史纲》中说：“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启蒙学派。”
史学、哲学家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说：“以王艮为首的泰州学派……沿着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向更彻底的方向发展……它的社会作用是消极的”。他“使王守仁一派学说在下层人民中得到传播，为统治阶级在劳动人民中起了麻痹的教育作用”。“王艮出身于劳动人民，他……明确地站到大地主阶级立场上去了”。“王艮这样的阶级调和论……只能是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方便大官僚地主阶级”。“王艮的学说，……不触动封建主义一根毫毛，……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王艮他们这伙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是明朝中叶的一个‘武训’”。“泰州学派……他们的哲学思想，本质上是反动的”。
哲学家杨荣国（1907-1978）在《简明中国哲学史》中说：“王艮思想有接近劳动人民的一面，他反映出广大农民和小生产者的若干愿望和利益，但是有严重的弱点，就是对统治阶级仍然存在幻想，宣扬阶级调和论的观点。……因此，不管他主观愿望如何，客观上是起到麻痹劳动人民革命斗志的作用”。
哲学家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纲》中说：“王艮的门人所谓泰州学派，尤勇于任事，依其良知，敢作敢为。此派流弊则是狂放空疏。一切都不研究，只凭意见。这些王学左派又多好禅学，结果流为狂禅。但是，张岱年近年在《王艮与泰州学派·序》中说：“泰州学派是明代后期的一个独特学派。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出身平民，是一个平民思想家”。
哲学家汪奠基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中说：“李贽和王艮都是所谓‘王学’的左派。他们站在农民阶级的立场反对盲目‘愿学孔子而不问是非’的虚伪传统，认为‘百姓日用即道’，真理就在现实生活的认识中”。
哲学家肖 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中认为：泰州学派“闪烁着主体功能性的思想光辉”。
哲学家黄宣民在《王艮与泰州学派·序》中说：“泰州学派是明代中叶崛起于民间的一个儒学派别。”有人称之为王学左派，也有人称之为民间儒学派，我们称之为平民儒学派。它的创始人王艮，“由一个识字不多的灶丁，终于成为著名的泰州学派的开山祖，这不单在当时儒林中独树一帜，即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在近现代其它的许多历史、哲学著述中，还有很多有关王艮和泰州学派的评述就不赘絮了。总的看来，对泰州学派的肯定是多数、是主流、是占主导地位的；但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绝大多也是中肯的。种种评说，孰正孰偏，后学者无能也无可能有此篇幅一一加以“再评说”。我想，有一点似应提出的：即个别贬抑之词的提出，是适逢“史无前例”的年代，在空前的政治压力下，对沾了一点“儒”字边的历史人物（包括王艮在内），不得不违心地挞伐一番，以示自己坚定地站在劳苦大众的立场上，这还是有可能的。
历史已经迈进思想无比活跃、科学文化无比昌盛的二十一世纪，对于王艮与泰州学派，应从实际出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公正、公平、公允地给予以恰如其分的评价。
王艮出身贫苦劳动人民，他终身布衣不仕，始终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是与下层劳动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他的学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利益，具有反封建专制、反封建道德传统、反正宗圣教的战斗精神和人民性；在王艮的学说中，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不完全成熟的社会平等、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王艮是我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先驱者”；泰州学派“是中国封建制社会后期的第一个启蒙学派”。王艮与泰州学派的这种思想特征，对于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潮，都具有深刻的思想影响。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改良运动，也不无受到泰州学派思想的影响。
当然，由于时代、阶级以及认识等方面的局限性，王艮与泰州学派也存在一些弱点和缺陷，如对封建专制认识和斗争的不彻底性、对传统圣学的妥协、对社会活动和斗争方式方法上的“怪异”等，但是，“瑕不掩瑜”，王艮与泰州学派的光彩是永照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