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承受的亲与情

shiwanghong

作者：扫红   出自：尚书吧 浏览/评论：327/5   日期：2008年1月3日 19:24
　　泗从孝感回来，说在巷口遇到她。“她就在我后面，我赶紧低着头在前面快点走。我妈还在旁边说，那不是六六的妈妈？你要不要去跟她打个招呼？我说快些走快些走，我怕她问起来，我不晓得跟她说么事。”
　　“她现在是么样子？”
　　“老哦！蛮老的样子。但是我听别个讲，他们都过得蛮好。”
　　“那不就行了。”
　　泗说的那个“她”，我有四年没见了，但是她的形象我不用想就能够浮现在眼前，可怜又可恨的样子，我无法接受也无法面对――我的母亲。
　　直到今天，孝感的人说起我，还是称呼着我的小名“六六”，这是一个无法更改的印迹打在我身上。但是她，还有父亲，早已不用这个名字来称呼我了，他们正儿八经的用身份证上的名字来称呼我，以示我的成人，或者尊重，或者疏远。
　　他们在我没有记忆时，就将我送到很远很远的另一个家里，成为那个家里的第六个姑娘。“六六”的乳名由此而来。我在那个家里过着最平凡也最美好的童年，大伯大妈和众多的哥哥姐姐们让我在无拘无束的田野里游玩，还有一位教我认字的爹爹整天夸我聪明伶俐。我甚至记得那老屋子里的一个场景，我似乎刚刚会说话，大人们逗我：“六六，六六，喊婆婆。”我就叫一声：“婆婆。”大人们就乐了，说：“好kou（聪明）啊！”我的小心肝里却在纳闷,为什么要说我kou呢？
　　1979年，她和父亲把我接到应山，这是他们下放的地方，理由似乎是我要念书了，不能再呆在乡下。这时的我与她、父亲和哥哥已经很生疏了，我和他们亲昵不起来，更何况，等着我的是家常便饭的挨打。我至今无法理解，她为何那么憎恨一个孩子，会用手掌、筷子、藤条等一切顺手抓得到的东西往我身上甩过来，还有罚跪搓板，在冬夜里脱了衣裳将我赶出去，我就傻傻的滚出去，在门外站着。
　　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就算她犯了错，又能有多大的错呢？按她后来的解释，是我太野了，不像城里人，她要把我身上的野性子“灭”下来。因此在我后来的整个童年、少年时期，我一边挨着她莫明其妙的打，一边看着她对哥哥呵护备至。一直到我十六岁，依然不知道什么原因，她一个巴掌甩到我脸上，我捂着脸定定地看着她，既无恐惧，也无憎恨。我忘了是怎样收场，总之是那以后，她终于不再对我动手了。
　　童年的我疯狂思念着远方那个大家庭，思念大伯大妈和哥哥姐姐们。那里没有人打我，斥责我。我无数次说要回去看他们，可是没有人带我去。一直到1986年底，他们从应山调到孝感，在搬家时才让我去看望他们。这时候已经八年过去了，六岁孩子的记忆被现实冲淡，我看到那些人，那些房子，忽然很陌生，一切都不是我记忆中那样。我第一次体会到时间的无情，它是真的可以冲淡一切，而我，也不是那么的坚定。
　　一个人对另一人身体的伤害，其仇恨是深不到哪里去的。当她对我的体罚成为家常便饭，当我跪着搓板当众受罚成为司空见惯的事，六六的挨打受罚成为大家的闲谈笑料，我其实不怎么痛苦，我习惯了去受、去跪、去听，这些都只是令我不喜欢、不理解，却并未想到要反抗，直至那一年的“情书事件”。
　　我十一岁，刚刚升上初一。当时的教育是小年五年制，并且从五年级开始要上早晚自习。某一天她忽然被学校叫去，回来后摊开一张小纸条对我咆哮。那是一张所谓的情书，一个女孩约了班上的一名男生去山上，没有落款，老师认定是我的字迹。我这才明白为什么连续几天来，班主任都不要我上课，每天把我叫到办公室，要我写检查，坦白交待这些天里做了什么错事。我想尽了也想不出她要我交待什么，只好坦白了上课讲话、抄作业、迟到等罪行。
　　班主任见我不坦白，只好找来我的母亲。她从学校回来，摊开那张小纸片一边痛哭流涕，一边声嘶力竭，我则吓得全身发抖。现在的人无法体会到这在当时当地，是一件多么有伤风化的事。学校、家庭－－我感觉到全无留恋，这个世上对于我来说，有什么呢？周遭是那样的恐怖与冷漠，我第一次离家出走了。
　　情书事件后，我没有来得及去分析，她为什么想也不想地就站在学校与老师那边，怀疑自己的女儿？三年后，事件重演并且升级了。十四岁那年的我再次出走，她将我的出走栽赃到单位里一位刚分来的大学生身上，在众目睽睽之下，对他声讨、辱骂、掌掴，令所有的人都相信她的女儿被这个大学生沾污了。她以一个母亲对女儿的身份，将一个女人对另一个女人的伤害做到了极致。
　　其实，她是知道我与大学生之间没有事的，她只是想洗涮自己的清白－－我的出走不是因为她对我不好，不是因为我厌恶这个家，而是坏人的勾引。多年以后，我们说起这件事，她依然振振有辞，丝毫不觉得她对大学生的一口咬定是对我的侮辱与伤害。我渐渐看清了她，每当有事故发生，她第一个想到的永远都是她的立场和面子，然后把我推向深渊。就如她阻止我的初恋，理由非常简单：“市比县高一级，县比镇又高一级，你嫁到那么穷的一个地方去，别人会怎么看我们，会不会说我们没有用？”我还能说什么，她是母亲吗？她不是母亲吗？
　　我现在仍然记得当年的那位班主任的模样――谌凤梅。她可恶，我却不恨她。如今回顾那一场事件，我觉得她是极其无辜的一个。那是1984年，文革虽然结束了，但它对人们的洗脑并未结束。她把我隔离起来，在我面前摆上一张纸一支笔，要我主动交待罪行。这就是典型的文革方式。她是一个衷于党、衷于领导、衷于教育和衷于道德风化的人，她在她的时代背景之下，何错之有？我的母亲同样是被文革洗涮的非常彻底的一个人。她拿着我的成绩单，指着老师的评语说：“成绩好不好是次要的，态度端正才是关键。”当她教育我，吐出“你这个指导思想就不对”这句话时，她是谁？
　　文革后的文学作品里，常常将一代人的苦难全摊给时代，似乎这一摊，每一个事件的主人都不必再承担责任，每一个扭曲的灵魂都可以得到原谅。可是每一个事件之后都有人在承担着后果，这后果不是将责任推给了历史就可以一笔勾消。
　　我曾问她为什么要将我送走。她的解释是，那个年代，人人都要当先进，当劳模，只能牺牲小家为大家。她的精力只能照顾一个孩子，于是选择了把哥哥留在身边，送他上幼儿园，唱歌做操，戴小红花。她曾骄傲地说到怀孕时的干劲：“我那时怀着你哥哥，和人抬钢板抬不动，还用肚子去顶呢！”我愕然的望着她，她永远都那么没心没肺的么？为了革命与先进，她可以连腹中的胎儿都不顾，可是她真的那么上进么？她明白什么是上进，为什么要上进么？我为她觉得可悲，她的一生是一个没有自己、没有灵魂的人。为革命而活，为周围人言论而活、为了她的儿子而活。然而究下去，她是个最彻底地自私的人，因为这一切，都是为了维持周围人对她的评价，我甚至想，她为哥哥谋划一切，也只是为了周围人能够说她一个“能干”罢？
　　我的哥哥是个善良的人，他从来不曾发过脾气。他的一切和我刚好相反。他不美、不健壮、不灵敏，既不会反抗也不用反抗。他的身体从来就没有好过，永远是一幅病病歪歪的样子，对此父母总觉得欠他良多。我在他之前结婚，相信婚姻能够使我彻底地摆脱那个家。婚后的日子我极少和他们来往，包括电话，但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钱。
　　他们并不缺少钱，他们都有着稳定的工作，有着工作之外的生意和可以收租的房子。他们的家境在当地算是中上。但是他们总能找到理由向我借钱，这个“借”也只是说说而已，他们从来就没打算过还。当我说没有时，他们会跟一句：“你老公的亲戚不是很有钱么？你去向他借。”在他们看来，所有的香港人都是电视剧中的大老板，那么多钱，不要白不要。更何况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子不怎么样，不把金子堆在那里，哪有女孩子肯嫁进来？
　　我回娘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最后一次回娘家是一个春节，我们在一堆亲戚中说着往事，我痛诉对她的不满，哭成泪人，她在亲戚的劝慰中赌咒发誓：“不要了，不要了，以后都不会问你要钱了。”但是我回到广东不到一个月，他们又背着我向女婿开口。
　　从那以后我再没有回过娘家。春天里油菜花一开，我的心就痒，我会先把机票订好了再向上司请假，理由就是要看花。我回到孝感，去见老师和同学，去看油菜花，去喝酒，从他们住的楼下经过，却瞟也不瞟楼上。那个屋子里住的人与我有关系吗？2006年8月，我离婚了，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觉得那个屋子里的人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能带给我伤害与痛苦，还有恶梦。而恶梦的惟一主题，就是她。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每当她打我，我就想如果我将来有了孩子，我绝不会像她那样去打我的孩子，我会把我渴望得到的一切都给我的孩子，让我在爱孩子的过程中，满足我被爱的渴望。
　　我如愿在很年轻很年轻时，就生下了毛虫，完成了我少女时期就期待的事，一个属于我的孩子，一个来享受我的爱的孩子。写下这些文字时，十二岁的毛虫坐在我身边看电视，我们在三亚的酒店里，度过他的新年假期。这个假期是他将来回忆的一部分，我让他去潜水，去玩拉伞，让他在天空中体会飞翔，在海底触摸珊瑚。我让他在自己面前撒娇，而享受的那一个是我。
　　在她打我的那些时候，我发誓我不会这样去对我的孩子。我没有做到。三岁前的毛虫是一个蜜糖做的孩子，整天被阳光照着。三岁后发现他的听障，我开始逐字逐句的教他发音和说话，天空忽然就暗下来了。他的父亲长年在东莞，我独自在香港面对着一切。密集的训练课程和对未来的焦灼，让我几近崩溃。我希望他快些学会说话，快些吐字清晰，但他已错过了语言学习的黄金时期，一切进行得那么辛苦。我不断地教他，反复地纠正，而他只是茫然的看着我，不明白那个温柔可亲的妈妈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急躁。我终于动手打了他，一巴掌下去，比他更吃惊的是我——我变成了我最恨的人？——我跑进房间里痛哭，我恨她！恨她！恨她在我生命里留下暴戾，恨她在我的生命里留下她的影子。
　　那几年，我每隔一阵子就会做恶梦，恶梦的内容永远都是她。其中一个梦里，她微笑着把毛虫抱在怀里，慢慢拗断他的腿。毛虫在她怀里惊恐地求助：“妈咪——”然后她那张微笑的脸逐渐变成我自己。我从恶梦中醒来，再不敢睡去。恐惧是一种人力根本抵挡不了的东西，你挡住的那些，统统都不是。我坐到天明，主动给孝感打电话，说你们借的钱，不要还了。尽管他们从来也没说过还。
　　我与他们断绝来往后，恶梦渐渐少了。我开始感觉到平安，我没有父母，没有兄长，并不缺少什么，反而更加安乐。为什么不继续这种不相往来的日子呢？
　　离婚的消息终于辗转传到了他们的耳朵。他们痛失“香港女婿”，主动给曾经的女婿电话，关心他的婚姻，能否复合，却迟迟不跟我联系。直到今年年底，父亲的电话终于来了，说过年回来玩吧。
　　最近几个月里，我频频做着与父母有关的梦，但梦里的那个孩子永远都不是现实中的我。在梦里，我要么是另外一个孩子，要么就是一个男人，他去寻找自己的母亲，或是去海上救他父亲。醒来的我总是很难受，因为我无法承受这些。但是我明白，有些东西我躲不过去，比如血缘，比如大限。
　　总有一天，我会再见到她和父亲，尽管我无限拖延着这个日子。一想到她那张因苍老而变得慈祥的脸，想到她那无知却又振振有辞的表情，生命在她那里黯淡，曾经意气风发挥着藤条抽打我的那双手，如今温柔地抚摸着小孙女，捧着碗给她喂饭。我会忍不住的去可怜她。但是，就是这个可怜人－－她曾经那样入骨入髓的伤害我，我又无法克制地恨她，恨她。
　　春节又要到了，我没有任何计划。白天我和毛虫在三亚的阳光下温馨快乐地渡着假，晚上却在梦里与她嘶吵，我指着她鄙夷地说“八万八，你就把你卖了！把你和你女儿一起卖了！”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一个结，我绕不过，解不开。我想原谅她，想解开这个结，让我的生命与心性里不再有仇恨与暴戾，但我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