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博士国学讲座：《三字经》讲记（全文）

美惠子

（《三字经》读诵：http://www.panming.com/szj/szj.htm）

                                 《三字经》讲记
                                                          刘宏毅博士讲述

  （刘宏毅博士（1955─），北京人，本业岐黄，曾悬壶十数载，喜中国文化，师承李锡堃老居士。1995年赴海外研习西方文化，先后获管理学硕士、博士学位，对“文化与管理”、“中西文化比较”等课题有一定的研究。曾在澳洲、北京等地任管理咨询顾问，现定居新西兰，从事传统文化的推广工作。）

                                  引 言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合称“三百千”，是我国传统启蒙教育的第一书，知名度极高，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不知。其中《三字经》为首，称为“经”；《千字文》垫后称为“文”。在综合难度、知识水平、文学素养等方面，自然是《千字文》的要求高，没有一定的文字基础和文化程度，《千字文》是既读不懂，也欣赏不了。

   从时间上看，《千字文》成文于六朝时期，出现得最早。《三字经》成文于南宋末年，直到元朝才开始流通，真正流传开来已经是明清时期的事情了。

   从教学顺序上看，历来是《三字经》第一，《千字文》殿后。其中的道理，一是先简后繁，这很好理解；二就是“经”与“文”的根本区别。经者经舆大道，是天下车马行人经行的通衢，引伸义就是规律、原则与方法。自古以来，圣贤人的话叫做经典，因其讲述的是亘古不变的宇宙真相，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三字经》既被称为经，又被千古传颂，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了。
  《千字文》是用一千个不重复的汉字编缀而成的一篇韵文，词藻华丽，语言优美，文学价值极高，历来受到文人墨客的喜爱。《三字经》则不然，它“字有重复，词无藻彩”，即不讲究对仗，语言也不甚优美。但它朴实无华，用极简洁通俗的白话讲出了亘古不变的大道理。因此“三百千”中最难理解的是《三字经》，最难讲的也是《三字经》。没有扎实的功底和丰富的学识，仅仅凭借文字是无法理解经义的。相反，随着阅历的增加与人生经验的积累，对《三字经》每一句话的理解会越来越深，以至越到晚年越喜欢，这也是为什么来听《三字经》讲座的老年人很多。

   与《千字文》同理，《三字经》也是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文化简史。所不同的是，《三字经》不受文字限制，以通俗的文字将中国文化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真正是“淹贯三才，出入经史”。清人王晋升就称《三字经》是“蒙求之津逮，大学之滥觞”。清人贺兴思称其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也”。近代的章太炎也称赞《三字经》“其启人知识，过之《急就章》与《凡将篇》之比矣。今之教科书，固勿如《三字经》远甚也”。

    在《三字经》出现之前，几乎所有的蒙学读物都是四言的，也就是四个字一句。例如《千字文》《百家姓》都是四言，四个字读起来不上口，小孩子不容易唱颂。《三字经》则以三言形式出现，三个字一句，四句一组，读起来轻松愉快，更符合儿歌的特点，所以明朝赵南星称其“句短而易读，殊便于开蒙”。

   此次我们介绍《三字经》的形式，不同于《千字文》。《千字文》讲座是讲者解字说文，学者随文入观，体会文义。这次的《三字经》讲座，则是以经义为纲文句为目，纲举目张，文义也就自然现前了。
  《三字经》全篇内容分为六个部分，每一部分都有一个独立的中心，但六个部分又合成一个整体，似江河之水风起浪涌，层层推进，在编排顺序上极有章法，体现了作者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这是我们在学习之中应该加以注意的。

                                   第一讲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代说法不一，但是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倾向于“宋儒王伯厚先生作《三字经》，以课家塾”的说法。

   王应麟（1223-1296年），字伯厚，号深宁居士，进士出身，是南宋著名的学者、教育家、政治家。他祖籍河南开封，后迁居浙江鄞县，历事南宋理宗、度宗、恭帝三朝，位至吏部尚书。王应麟博学多才，对经史子集、天文地理都有研究。南宋灭亡以后，他隐居乡里，闭门谢客，著书立说。明代著名诗人、王应麟的同乡黄润玉在《先贤赞》中称颂王应麟：“春秋绝笔，瑞应在麟。宋诈讫录，瑞应在人，尼父泣麟，先生自泣。出匪其时，呼嗟何及。”

   王应麟隐居二十载，所有著作，只写甲子不写年号，以示不向元朝称臣。他一生著作甚丰，有《困学纪闻》、《玉海》、《诗考》、《诗地理考》、《汉艺文志考证》、《玉堂类稿》、《深宁集》等六百多卷。但是知名度最高的反而是这部《三字经》，这可能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王应麟晚年为教育本族子弟读书，编写了一本融会中国文化精粹的“三字歌诀”。他是通古博今的大儒，举重若轻的大家手笔写出这部“三字歌诀”，当然是非同凡响。

   我们现在见到的这个本子，是清朝王相（王晋升）的训诂本。王晋升是清朝康熙年间的学者，他训诂的是王应麟的原本。王应麟是南宋人，“三字歌诀”原本的历史部分只截至到宋朝为止，所以王晋升训诂本的历史部分也只解到宋朝为止。随着历史的发展，各朝代都有人对《三字经》不断地加以补充，最著名的是清朝道光年间贺兴思增补的关于元、明、清三代的历史，共计二十四句话。中国的正史是二十四正史，辅以清史稿也不过二十五史，所以《三字经》的历史部分也就到清朝为止了。

   历史上的启蒙读物，能与《三字经》媲美的只有《千字文》，二者配合起来，可谓珠联璧合。《千字文》短只有一千个字，《三字经》长有一千一百四十五个字。《千字文》囿于有限之文字，文思不得舒展。《三字经》就没有这个局限，所以把中国的历史文化全部概括进来。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幼年时将《三字经》背诵下来，将受益终生。我们现在要数一数中国历史上哪朝接哪代，每一朝代有几个皇帝、多少年的历史，恐怕一下子说不出来。如果会背《三字经》就能脱口而出。能将中国通史纲要、中国文化史纲要、文化百科知识等全部浓缩在一千多个字以内，这对求学中的孩子们是多么重要啊！我们现代人，将《三字经》从头到尾读过一遍的已经为数不多，更何况能背诵、能够理解经义呢？

   在2004年中国召开的一次关于小学教育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中国小学国文教育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以识字为例，小学六年毕业的识字标准是2450个汉字。小学六年、托儿所一年、幼稚园一年，八年学2450个汉字，每年365天，八年平均每天学0.84个汉字，还不到一个。我们再看传统教育，《千字文》是1000个汉字，《三字经》是1145个字，《百家姓》568字，加起来有2700多个汉字，去掉重复的也绝不会少于2450字。需要多少时间呢？在一年左右就完成了。况且传统教育是“礼乐射，御书数”的全面发展，不只是学文。如果我们真的对子孙后代负责，不想再自误误人，就应该认真地检讨一下，传统教育是否就真的一无是处。恐怕是要重新下结论了，更何况章太炎早就在高声呐喊“今之教科书，固勿如三字经远甚也”。

   《三字经》全文虽然分为六个部分，但全篇内容连贯，自始至终突出了“教之道，贵以专”这一主题，六个部分均是围绕这一主题的展开，体现了作者完整一贯的教育思想。第一部分谈教育的意义和重要性，第二部分强调教育的内容和顺序，第三部分讲授基本的文化常识，第四部分介绍代表中国文化的重要经典和读书的次第。第五部分是中国通史纲要，第六部分谈勤奋刻苦是接受教育的基础，可见《三字经》是一部教育专著。

   传统教育与现代通行的西式教育，走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路。传统教育是道德伦理型的教育，西方教育是知识技能型的教育，因为中西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教化的对象不同，所以教育的方式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传统教育有四个组成部分，每个人一生中都要接受，包括家教（家庭教育）、师教（学校教育）、进修（社会教育）和明理（宗教教育）。人的一生必须四种教育都接受、都身体力行，做人才能够圆满。现代的教育制度只剩下学校教育一种了，顶多再加上一个社会教育，二者还都是侧重于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训练，并不是教育的全部。

   传统教育的根本是要教人化性、立命、明道、行道，也就是怎样做人。有成人才有成事，不会做人，就不会做事。韩愈《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就是帮助学生化性立命，教授做人之道。见闻觉知的知识传授是次要的，所谓“有余力则学文”，没有余力宁可不授业，也要先传道。学生不化性，老师不会放你出山，你硬要走老师就将你除名。这不是老师存心与你过不去，而是真心要对你负责任。

   教育的终极目标是道德为手段提高人的生命质量，现代教育的目标是以竞争为手段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在传统教育中，知识的传授可以暂缓，道德一定要首先确立起来，所以才强调“首孝悌，次见闻”。我们的现代教育什么都教，偏偏缺少了道德。有人说现代教育是“缺德”的教育，学历越高的家庭越不稳定，可见我们的教育很成问题。当然，生活质量不是不重要，它毕竟只是初步的，而提高生命质量，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够转迷为悟、转识成智，最后达到转凡成圣，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要有这样的认同，首先就要辨别清楚几个基本概念：

   一是谋生与人生要分清。谋生是人生的初级阶段，人生才是人的终极目标。谋生只是满足人的动物属性的生存利益的需求，谋生阶段实现以后就要向人生阶段转变，开发人的社会属性。如果对此没有认同，人的一生都会被局限在物质利益的圈子里，小房换大房，小车换大车，糟糠之妻换个美女，没完没了总是在谋生阶段里打转，人生的价值就永远不会实现。

   二是事业与职业要分清。职业是你的饭碗，可以喜欢可以不喜欢，它与你的事业并不矛盾。你的兴趣所在、你的爱好与追求，你一生奋斗的目标才是你的事业。事业在多数情况下是不赚钱的，古今中外的大家，无论是大艺术家还是大哲学家，都是死了以后才值钱的，活着的时候苦得很。职业与事业能合一最好，如果不能一致就要用职业来养事业。事业之志一旦定下来，就义无返顾地走下去，否则将一事无成。

   三是知识与学问要分清。知识是通过“见闻觉知”逐渐积累起来的常识，学问是将知识具体落实到生活中去，用所学到的“文”去修正自己的心身行为，变化自己的气质。如此有“文”有“化”方为有“文化”，否则我们充其量只是个“文人”而非“文化人”。现代人脑袋里装的统统是百科知识，垃圾信息太多，真正的学问功底却一点也没有，既不会做人也不会做事。几十年来学的文不少，但是有“文”没“化”；虽然接受过高等教育，结果还是没有“文化”。这可怎么得了呢？

   以上问题在家庭教育阶段就要解决，古人说“三岁看老”，儿童时代的幻想和理想是一个人一生事业的破题，以后的知识积累都是围绕着这个幻想和理想展开的，步入社会就是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人缺少的不是能力而是想象，没有异想就没有天开。没有幻想和理想的人生一定是平庸的，人没有理想就没有根，没有追求就没有进步，没有事业就没有办法圆满你的人生。
   现在开始一部分一部分地讲解经文。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这几句话是总纲，是《三字经》立论的基础，是教育的基础，同时也是教育的准则。《三字经》的所有经文，都可以说是这几句话的展开。

  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为什么要对人进行持之以恒的教育？这是“教之道”在认识论上，首先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性”和“习”的关系 。

   谈到人性，中国文化里面有三种学说，基本概括了诸子百家的各派学术观点，即“性善论”、“性恶论”、“性不善不恶论”。

   提出“性善论”的是孟子，孟子说：人有恻隐之心，有羞恶之心，有辞让之心，有是非之心。人为什么有这四种心呢？因为这是天赋与人的本性，天道本是仁道，所以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如果没有这四种心，就“非人也”，既然不是人也就没有什么好说了。

   另一位诸子百家的名人叫荀子，他也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但是他的观点是“性恶论”，《荀子》书中有“性恶”篇。他认为人性是“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小孩子生下来就会吃奶，两个小拳头攥的紧紧的，一降生就来捞世界。长大一点和别的孩子一起玩就会抢别人的东西，这些行为都不用教天生就会。善良之性在哪里呢？不教育绝对出不来善，所以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伪为通假，就是教育转化的意思，善是后天环境和教化学习的结果。所谓“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才，谓之伪”。

  与孟子同时代的还有一位告子，在《孟子》七篇文章中就有“告子篇”。告子认为，人之本性像一张白纸，无所谓善和恶，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好像生丝一样，染苍则苍染黄则黄，生丝本身是没有颜色的，人性也是如此，可东可西可善可恶。中国历史上对人性的认识大概就是这三种结论：性善，性恶，性不善不恶。“性相近，习相远”是孔子在《论语•阳货篇》里讲的话，“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这是前面几句话的出处。

   人之性到底是善还是恶呢？人性的真实面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这三种观点各说了人性的一个方面，象瞎子摸象一样，如果将三者综合起来，意思就完整了。人之性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天性，天赋之性，是纯善无恶的，这就是孟子说的“性本善”。人本来就有善良的天性，看到别人受苦遭罪，我们心中不忍，这就是仁爱之心的初起。孟子举了个“孺子坠井”的例子，看到别人的孩子掉到井里，我们的第一意识是快去救人。你是为了受嘉奖吗？不是。你与这个孩子有亲属关系吗？没有。你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因为这是你仁慈的本能，是你善良的本性，这就是天赋之性。

   人还有一种生物属性，生物属性是纯恶无善的。人类作为动物的一种，其生命体是由遗传基因控制的。现代遗传学给基因下的结论只有两个字“自私”，是“自私的基因”。其本质是无限制地占有一切资源，无休止地复制自己，无限地扩张，疯狂地复制，只有自己不顾他人。这就是基因的本质，也是一切生物的本质。从这一点上来看，旬子的“性恶论”说得一点都不错。

   人既然作为动物的人，其动物性需求就要首先解决。正如孔子在《礼记》中说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不让他吃饭，不让他有两性的需求，这是不可能起码是不人道的。天地既生人，人就有生存的权力。最新的行为科学研究发现，不仅仅是生物属性遗传，人的行为也是遗传的。父母有什么习惯，例如喜欢赌博、打牌等，一点不会浪费，完全以基因的形式遗传下去。将来子女一但有条件隐性基因爆发，也会吃喝赌嫖，所以行为也是遗传的。但这种隐形遗传基因什么时候发作？能不能不让它发作？能不能化掉它？这可就是大学问了，这就是“习”的问题，就是孔子讲的“习相远也”。

   行为科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动物生活的周围环境和生活方式对动物的成长发育影响很大，有些时候几乎就是决定性的。动物园圈养的老虎，几代繁殖下来看见活鸡都害怕，再也当不了兽中王了。为什么？后天的生活环境变了，习性改变了。人也是如此，人有盲肠，那是千百年以前茹毛饮血时代消化毛发用的，以后改为熟食盲肠退化，只剩下一个小尾巴，叫阑尾了。人类生活的环境、接受的教育、受到的感染，都会对人产生影响，形成人的习气。习气日久形成一种惯性势力，深植在大脑之中就是习性。习性一代代积累并遗传下去，就形成人类的劣根性，这种劣根习性会使人的动物属性膨胀，遮蔽人的天性，所以说“苟不教，性乃迁”。

   苟本是一种草名，俗称“狗尾巴草”，其草子有刺，或沾在动物身上，或随风飘荡，生命力极强，引伸义是“苟且”，就是凑凑合合、得过且过、随遇而安的意思。人生下来如白纸一张，善恶之性都潜伏着，只看外面的环境也就是佛家所说的“缘”如何。如果因循苟且得过且过，不抓紧对小孩子进行持之以恒的教育，他的天性就会迁移变化。一旦习气形成习性，就如同“墨悲丝染”一样，再也纠正不过来了。因此教育的第一目标即是教人“去习性，化秉性，圆满天性”，也就是韩愈说的“传道”。

  “去习性”是将后天习染养成的恶习和坏毛病去掉，人的恶习古人总结为“吃喝赌嫖抽”五毒，也叫五鬼。五鬼缠身会使人害病身亡，五鬼闹宅会让人家宅不安，必须戒掉恶习，改掉坏毛病，这是做人的第一步工夫。

  “化秉性”是要将父母遗传下来的人的劣根性，也叫做秉性化除掉。人的秉性古人也总结为“怒恨怨恼烦”五样，人的私欲一旦不能满足，秉性就发作，怒恨怨恼烦就来了，俗话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人的禀性之根最深、最难拔除，因为它是人类始祖遗传而来的，修行没有别的，说到底就是化秉性，秉性一化就是得道。化不了的一触即发，像被鬼迷住了一样，根本管不住自己，所以修行必须在这方面下手，才不会浪费时间。

  “圆满天性”是前面两步功夫的果报，是自然而然实现的，不是求出来的。天性是天所赋的天德之性，天之德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五常之德的根本是仁德，有仁才有“义礼智信”四德。仁是本体，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慈，慈是无条件的爱，爱是有条件的慈，所以孔子说“仁者爱人”。果真能够去习性、化秉性，你的天性一定会圆满，就是成道了。自古成道的大德，无一不是“性本善”的，所以“人之出，性本善”，是《三字经》的立论基础，也是教育的初级和终极目标，道家叫做“归根复命”，儒家叫做“返本还原”，佛家叫做“明心见性”。

  人都是由于习性作祟，所以才争贪不已。争不来就生气，贪不着就上火；因争生气因贪上火，气火攻心，整天烦恼。“怒恨怨恼烦”一来，五鬼就现前了。毛病越大的人脾气秉性越大，怒恨怨恼烦越厉害，就越遮蔽他的天性，仁义礼智信就越难表现出来，也就越没有办法做好人。即使他想迷途知返，无奈五鬼当家，本性做不了主，想当个好人太难了！常常见到这样的人在痛苦挣扎，想摆脱五鬼的魔掌控制，有些人摆脱不了，干脆就自杀了，果报异常的惨烈，我们看得泪水直流，很想救这些人。圣人都愿意代众生受苦，佛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基督耶稣被钉上十字架，还说“我替世人赎罪”。但是自己吃饭自己饱，自己的因果自己了，圣人只能为我们现身说法，讲清事实真相，路要靠我们自己去走。自助而后天助，自立而后人立，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因此教育一定要尽早，越早越好。什么时候开始叫早呢？胎教就够早了吧，不！胎教已经晚了。要从还没有做胎之前就对父母进行教育，这叫改种留良，是播种前的育种与平整土地。优质受精卵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将对胎儿心性的发育起到直接的影响作用。中国人对此已经实践研究了几千年，出了多少代的圣贤之人。你如果相信、接受并且照着去做，你就生贵子，一辈子幸福。你如果不信，将来很可能会后悔一辈子。家里多个逆子，社会上就添一个败类，父母造的罪业可就大了。做父母的人要猛醒，要挑起责任的担子，不能把对孩子的教育都推给社会。父母自己动不动就耍性子、闹离婚，你的孩子怎么办？他的心灵一旦受到创伤，心理就会扭曲、就会畸形，这个孩子就毁了。

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

   教育是百年大计，是一个人一辈子都要干的事，不是上几年学就结束了，就完成了，所以是“活到老，学到老”。荀子也说：“学不可以已”，教育是不能停止的，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为“苟不教，性乃迁”，所以一天也松懈不得。

根据以上立教的基础，下面提出教育的第一个原则“教之道，贵以专”。“专”是教育的基本原则，含有多重意思。

   第一，教育要持之以恒，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辈子的事，不是高中毕业了，大学毕业了，研究所毕业了就成功了，我们要对孩子负责任，为孩子的一辈子着想。

   第二，教育的方法要专一，教学的内容要精专，这是教育能否取得效果的主要原则。比较一下就会发现，现代的教学原则是“教之道，贵以杂”，方法杂、内容杂，无一不杂。周末休息二天，看看家长给孩子安排的课外学习有多少：学字、学画、学琴、学电脑、学游泳、学英语等等，不一而足。内容杂，教课的老师自然也杂，两个老师说两种话，三个老师是三叉路口，四个老师是十字街头，小孩子就失去方向了。有些老师还自赞毁他，教音乐的说音乐好，学画就那么几种颜色，只有音乐才能充分表现大自然。到了下午学画，教画的老师又说画有多好，色彩丰富绚丽，只有画才能充分表现大自然。你说孩子究竟听谁的好？反正家长都交了学费，不学交待不了，就苟且着凑合学吧。孩子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根本没有自己的中心。如果能够“贵以专”地用两年、三年的时间，专心学习一门技艺，一通就百通。更何况“琴棋书画”同属中国文化“乐”的范畴，为的是调谐身心培养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学一门足以。

   专的第三层意思是对学生讲的，就是要专心专注，一心一意。现在的孩子边看电视边写功课，根本就专不了。还有些机构开设课程，专门训练小孩子一心多用的，纯粹是胡说八道，误人子弟！老祖宗总结了几千年的经验，要我们身心合一，不能在同一时间干两件事情。孔子就说：“食不言，寝不语”，一心不能二用。现代教育专门培养“精神分裂症”，人的精神一旦分裂了，就什么事情也做不好。我们的生命之所以能够常存，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身是统一的，古人修心修身的目的就是要“身心合一”，怎么能够让它分离呢？

   一个专字，概括了传统教学的基本原则与方法，我们教育孩子成才也一定要从专这个字入手。教育要持之以恒，不能放松；教学要专一，要精不要杂，广学多闻是孩子们有了基础以后自己深造的事情，那是后话。老师、家长要做的就是专，学习的时候一定要他专心致志、一心一意。

  下面给我们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孟母三迁，一个是燕山五桂。

美惠子

刘博士国学讲座：《三字经》讲记（二）

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抒。

孟子名柯，字子舆，小的时候家里面很穷，家里只有几亩薄田，父亲激公宜在孟子三岁时就外出谋生计，以后就音讯皆无了，家里全靠母亲仉氏纺线织布生活。孟子家住今天山东省邹县乡下的一个小村庄，庄外不远处是一片坟地，总有送葬出殡的人家在那里吹吹打打。孟子好学，看了以后回来就学人出殡打幡、哭丧祭拜。孟母非常担忧，小孩子从小就学这些事，将来怎么得了呢？于是决定搬家，给孟子换个环境。

孟家迁到了庙户营（今山东邹县县城西北），这里是个大镇甸，母亲的原意是让孟子多长一些见识，开阔眼界。但这里十天赶两个集场，喧闹异常。孟子倒是兴高采烈，看了回来不是用棍子挑两块石头学卖菜，就是用木头作刀子比比划划地学杀猪。孟母觉得不对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呢？于是决定再次搬家。

这一次孟家搬到了因利渠畔（今邹县县城南关）隔壁是个学堂，周围都是读书人。孟子每天都看到上学的人举止文雅、落落大方，也学着读书演礼，孟母这才放下心来，这就是孟母三迁的故事。“三迁”是多次迁居，这里的“三”是形容词，有多次的意思。类似的例子还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是说禹王多次经过家门口都没有进去。

孟子十分聪明，上学以后什么东西都一学就会，慢慢就觉得学堂的课实在没有意思。有一次，孟子一连三天没有上学，早上出门说去上学，下午还准时回家，孟母以为他是放学了。三天不去学堂老师不放心，派人到家里探问，看孟子是不是病了，这下子孟母才知道儿子逃学了。下午孟子又回来了，母亲问他到哪去了？孟子回答说上学去了。孟母大怒，拿起剪子就把织布机上的经线齐着机杼给剪断了。这一下孟子害怕了，因为他们维持家计的唯一来源就是母亲织的布。孟母让他将断了的线头全部接上，几百根经线全剪断了，哪里还接得上。

孟母于是将道理讲出来说：读书与织布一样不能截断，截断了就接续不上了。即使能接续上，但织出的布满是疙瘩，还有人要买吗？你贪玩逃学，荒废时光，怎么能学到安邦定国的本领呢？千万不要走你远祖孟僖子的老路，给祖宗丢脸、抹黑。孟子的远祖（高祖的父亲）孟僖子曾任鲁国的司空，有一次陪鲁昭公出访楚国。楚王在郊野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孟僖子因不学无术，不知如何演礼，急得满头大汗，自己丢丑不算还给鲁国也抹了黑。以后孟子的高祖才拜孔子为师，成为七十二贤之一。

孟子这才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他痛下决心刻苦学习，终于成为道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亚圣，这就是“子不学，断机抒”的故事。

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

窦燕山，名禹钧，北京幽州人。古代幽州属于燕国，燕国有山名燕山，故以地名尊称他为窦燕山，就像诗圣杜甫住在京兆少陵，被人称为杜少陵一样。
窦燕山是五代后晋时的人，年轻的时候不学好，做生意欺行霸市、缺斤少两、昧心行事，虽然赚了钱，但直到三十岁还没有子嗣。有一天夜里，他死去的父亲给他托梦，说：“你心术不正、心德不端，恶名张注天曹，不但无子而且无寿。你要赶快改过迁善、大积阴德、广行方便，还有可能挽回。”
窦禹钧醒来以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他痛下决心改邪归正。从前之恶不敢再犯并且广行善事，在家里兴办义学、积德行善克己利人。一天夜里又梦到他父亲对他说：“尔今阴功浩大，善名张注天曹，后有五子齐登科甲，尔寿至八十九岁”。他醒来以后，行善更为积极，后来果然生了五个儿子：仪、俨、侃、尔、僖。

窦家教子有方，比如他的家庭之礼都按照古礼进行，家中男不乱入，女不乱出，男耕女织，和睦孝顺，所以才有五子联科。其中大儿子做到礼部尚书，二儿子做到礼部侍郎，其余三子也都做了官。侍郎冯道赠诗曰：燕山窦十郎，教子以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

以上举的两个例子说明，做父母的教育子女，第一要善于教育，第二要持之以恒。

美惠子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这是教育的第二条原则，家教与师教相结合，现代概念是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结合。家庭教育是父母或家中的长辈对子弟的教育，学校教育是老师对学生的教育，这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两种教育的背景不同，内容也不一样，有些话老师说不出口，有些话家长说不出口，所以老师教孩子要孝敬父母，家长教孩子要尊师重道，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圆满。

家教是最重要也是最基础的教育，叫做扎根教育，没有家教的小孩子，即使学校教育再优秀，一生都不会有大成，因为他没根。小孩子在三岁以前，是离不开母亲的，母亲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孩子的活教材，小孩子都在模仿与记忆，这叫母仪母教。《千字文》里就有“外受傅训，入奉母仪”的话。“外受傅训”是在外面要接受老师的教诲，“入奉母仪”就是在家里要向母亲学习，以母亲的仪表做为自己的行为规范。父母自己不自尊、不严格要求自己，你的小孩子将向你学习什么呢？

根据古制，母亲怀孕作胎以后就要开始对胎儿进行胎教，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认为，胎儿时期小孩子的感官在发育阶段，还没有感知能力。你怎么知道胎儿没有感知能力？你怎么知道胎儿感知不到外界信号呢？现代科学研究证明，三个月的胎儿就开始有听觉了，也就是从三个月开始就可以用声音进行胎教了。听神经元的发育在零岁到三岁时完成百分之六十到八十，三岁以内的儿童听音乐，只要听一遍终生都不会忘。父母想培养小孩子为音乐家的，一定要趁早。

胎教的总原则就是一个正字，时时按“正”的原则去做就可以了。无论是行住坐卧、举止言谈都不能离开正字，站着不能歪，躺着不能歪，坐着不能歪。你外面有正，胎位才能正，将来这个小孩子才能正，这是胎教的关键，也是教育的关键。

什么是正呢？正字的下面是止，上面是一，止于一就是正。一切专一、合一才有正。这是教育的准则，如果只生养子女而不负责教育，这是父母的过失。人多生几个孩子容易，但是个个都教育好是非常困难的。父母要是怕麻烦就考虑好，少生几个孩子，这样既对孩子负责也对人类负责。尤其是现代的母亲，自己都有工作，教育子女既没时间也没耐心，于是就花钱请家教。母仪母教必须自己来，外人代替不了。现在辛苦三年，将来你能省心一辈子，算算账看看哪头划算？所以在教育问题上母亲想大撒把是绝对不行的，女强人可以缓一缓再当，先考虑小孩子的教育，这是他一辈子的大事，将来他还会有后代，这个因果关系可绝不是一两代人的事。

如果师教有问题、老师教育的方法不对，那是老师的失职，同样是大问题。传统教育的师道，老师是绝对的牺牲者，一辈子办教育默默无闻，视年长的学生为弟、年幼的为子。弟子们的地位再高，回来看老师也一定行大礼，感谢老师的大恩。现在搞教育的都是走投无路、迫不得已，用钱钟书的话说，“这个人不是死了，就是教书去了”。

传统教育中的师，分为“经师”与“人师”两类。传道、教学生做人的是“人师”，授业解惑的是“经师”，两类老师的职责不同，家长一定要区分清楚。

家教和师教都有了，但父母和老师教什么？这在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中是截然不同的。传统教育的第一步是帮助学生化性子，有的孩子生下来就拧种一个，脾气大得很，非得依着他的性子不可。如果父母不帮助他化性，今后这个孩子的命就很难立起来。上学以后，老师如果不能帮助学生化性立命，就是误人子弟。当老师的必须详细考察学生的天命、宿命与阴命，按学生命的大小来教育他，才算尽了师道。

人的命如车轮，性如车轴，性子不正，命轮一定会跑偏，所以韩愈才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就是帮助学生化性立命，教他做人之道，比较起来老师的作用比父母还重要。为师者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很可能误人子弟，好材料也被你毁了。古人叹曰：“我眼本明，因师故瞎”，不正是对那些滥竽充数的“瞎师”的控诉吗？

美惠子

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

这几句话是针对受教育者说的，小孩子不好好学习，是不应该的。小时候不好好接受教育，老了以后怎么办呢？浅显的道理是学习有最佳年龄期，就是十三岁以前。错过了这个黄金阶段，则事倍功半，不是说不能学习，而是你下的功夫大，收获反而相对的小。至于深层的道理，就是事物的因果关系。人是不受苦不享福，不遭罪不出贵，受多大的苦享多大的福，遭多大的罪出多大的贵。唱戏的名角都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当年没有种因，现如今到哪里去找果呢？

有见识有智慧的父母都肯让小孩子去吃苦，磨练他的意志，以期长大后挑重担、成大器。孔子在《论语•宪问篇》也说：“爱之能勿劳乎”？果真爱你的孩子，就要使他劳，使他知道人生的艰难困苦，否则爱就变成了害。我们现在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父母含着怕化了，顶着怕歪了，从小就锦衣玉食。吃苦是积福，享福是消福，孩子这么小就享福，长大了福就薄了，老了福就没了，那可就惨了。看看西方国家，那是孩子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场。为什么是老年人的坟场？他的福没有了，年轻的时候享受完了。我们中国人讲究年轻的时候积福不享福，趁年纪轻身体好，再苦再累也受得住。老了以后体力衰了干不动了，那个时候再享福，自然儿女孝顺，子孙满堂，身心快乐，安度晚年。外国人看了羡慕死了，他们住在养老院里孤独寂寞，比不了我们中国人。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为什么要这样持之以恒的对小孩子进行教育呢？因为“玉不琢，不成器”，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进行说明。玉石产品的加工需要四步工序，前两步叫切磋，后两步叫琢磨。
从昆仑山采来一块石头以后，第一道工序就是“切”，从中间剖开，看看石头里面有没有玉，有多少块玉。有的石头里面根本没有玉，有的只有星星点点的小玉，只能做戒指面。有的石头里面真有大玉，可以做成价值连城的工艺品。第二道工序是将石头中的玉磋出来，这种未经雕琢的原料玉石叫做“朴玉”。接下来是按照朴玉的形状进行雕琢，或雕凿成玉佩首饰、杯盏盘碟、佛像神像等等，就叫“琢”。最后一道工序是磨光，就是磨。前两道工序一个人干不了，所以说是咱们俩切磋切磋；后两道工序可以自己干，因此说让我自己琢磨琢磨。

原料玉石不经过“切磋琢磨”的加工过程，就不可能成为价值连城的工艺品，人不接受教育不认真学习，不知道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就不会做人。现代科学证明，越是高等动物，接受教育的时间越长。动物学家研究发现，动物生下来就要向父母学习生存技能和捕食御敌的本领。不同种类动物学习时间的长短也不同，动物智慧等级越低，其本能性反映越强，学习的时间就越短，越是高等动物学习时间越长。人类有胎儿期、婴儿期、幼儿期、少儿期，加起来有十三年，这是基础教育阶段，人必须接受十三年的基础教育，才能在社会上独立。

少儿时期的聪明才智（特异功能）是开发不得的，千万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现代的中学生就写小说，小神童就破格升大学，舆论界还大肆渲染，不知道这是教育上的大忌。小孩子应该扎扎实实地打好童子功的底子，以便将来能成大器。小时候是“神童”，长大了未必就成才，古今中外这样的教训太多了。所以小孩子在十三岁之前，必须要由家长老师来引导，选择最优秀的好东西强加给他。在这个阶段，人文学科的东西小孩子是不懂的，也不需要他懂，他要做和能做的就是将人类的文化精华尽可能多地吸收进来，先满腹经论，以后还有几十年的时间再慢慢开发也不迟。如果错过了人生的前十三年，无论你以后多么努力地弥补，无奈大脑与神经系统的生长周期已到，人定型了再背书记不住了，那时就悔之晚矣了。

美惠子

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

人要在年少的时候，亲近良师益友学习礼仪。中国是礼仪之邦，礼仪的教育是源远流长的，小孩子从小就要接受礼仪的教育。礼是礼，仪是仪，二者不一样。

礼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广义的礼是中国文化的统称，包括了哲学、政治、社会、教育等等所有的文化概念。狭义的礼指社会秩序，特别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现代的法律、法规、政策等等内容。礼仪是协调人与人关系的仪轨和规范，等于说是后世的规矩与制度。上古时期的周公曾制定礼仪，他把礼分为吉礼、嘉礼、军礼，丧礼和喜庆之礼，所以有“周礼”传世。
礼的作用是什么呢？孔子的学生有子在《论语•泰伯篇》中说过：“礼之用和为贵”。礼的作用在于和，有了和才能达到儒家“仁”的境地。中国文化千经万论、诸子百家，归根到底就是追求这一个字，那就“和”。子思为此著了一部《中庸》，他强调说，“中和天地位焉”。天地之所以能够定位长存，是因为达到了中和的状态；人之所以健康无病，也是因为有中和之气，所谓心平气和才有健康。过去中国人流行拜财神，财神旁边就有和合二仙，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没有“和”什么也办不成，什么也得不到。

为什么要研究礼？孔子在《论语• 阳货篇》中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何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何哉？”孔子说：礼啊礼啊，不是送两包点心就是礼，礼是我们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哲学；乐啊乐啊，不是唱歌跳舞就是乐，乐是把我们的精神升华到永远乐观的境界。这是真正的文化，来自于人的内心人的思想。《礼记》的第一句话就是“毋不敬，俨若思”。人随时随地都要庄重诚敬，内心保持着这种庄重，待人待物不离诚敬，专注于自己内心的修养，这个境界就叫“礼”。

表现于外的形式就是各种礼仪，仪是礼的外在形式，礼又是恭敬的外在表现，所谓内恭外礼。内无恭敬之心，礼仪再多也没有用，礼越多人越虚伪。现代人的礼更虚假，都是商品交易，一方是“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另一方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与“中和”根本就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老实讲，中国的礼乐都是对己不对人的，是用礼来约束自己方便他人，以达到和为贵的目的。礼象篱笆墙一样，挡君子不挡小人，如果你硬是要翻墙而过，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一个人如果不自觉，礼对他又有什么用呢？

下面接着再谈教育的内容与顺序，我们先抛开例子谈原则，就是“首孝悌，次见闻”。

美惠子

首孝悌，次见闻。

这是教育的内容和顺序，非常重要，一定要顺序进行不能倒置。传统教育认为，知识的传授并不重要，因为知识总是随着时间和空间在不断地变化着，时间空间变了，知识就老化了。但“孝悌”是万古不变的大道，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就有孝悌关系存在，这个教育的原则就不能变，教育就必须首先教孝、教悌。那什么是孝、什么是悌呢？这就需要认真地讨论了。

中国文化实际上是十字架结构的文化，西方的文化自称是十字架，其实是丁字架结构，因为十字架没头。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就是一个孝字，千经万论都是这个字的发挥，都是对这个字的解释而已。懂了孝这个字就算明道，遵照孝之理去做就是行道，就是修行，所以说“百善孝为先”。

孝是个上老下子的会意字，老子合为一体，老就是子，子就是老。什么意思呢？表示我们的血缘关系从自己这一代算起，向上追无穷，向下推也无穷，这个直贯古今、无穷无尽的血缘通道就叫孝。这是垂直的血缘关系，然后再将孝道的仁爱之心，向外面一层一层地横向展开就是悌，第一层是兄弟之道，第二层夫妻之道，然后是朋友之道和君臣之道，这是横向的关系。懂了孝道其他四道就自然全都懂了，不明白孝道其他四道也不可能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古人说“忠臣必出自孝子”的道理。

西方的文化系统，往下有自己的子孙，横向也有兄弟姐妹、夫妻、朋友，君臣，但往上就秃头没有了。普通西方人只知道两代，再往上祖父母叫什么名字，有些人就不知道了。西方文化中老子之间有代沟，在我们中国文化里面，老子是一体，怎么会有代沟呢？

忤逆不孝在中国文化里面是重罪，不孝造成的恶果并不完全报在父母身上，儿女不孝，父母当然很伤心，生活可能会艰苦一点，但最大的恶报在子女自己身上。孝是直上直下的血缘通道，祖先积累的福德，就是依靠这条“孝”的管道遗传给子孙后代，不讲孝、不尽孝的人就自断祖先遗德的通道。这个损失不仅仅是你一代人的事情，你的子孙万代都会因为你的不孝而被断了这条血脉传承的根，这个罪责就背得太大了。举个例子，台湾的孔德成先生是孔子的第七十七代孙，他到美国、欧洲访问，都享受贵宾等级的待遇。孔德成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高官，外国人为什么这么尊敬他？那是尊敬他的祖先孔老夫子。如果他不孝、不认祖宗，这个祖先遗德的通道就断了，祖先的遗德没有了，你再到美国、欧洲走走看享受什么待遇。

明白了这个道理，反过来再看中国的传统教育，我们才明白“首孝悌”确实是教育的大根大本。在家知道孝敬父母，在外面才知道尊敬老师、尊敬领导；在家懂得友爱兄弟，在外面才知道亲近朋友、团结同事。在家里把孝道行好了，在社会上才会做人做事。中国老式住宅大门的门心对子都是这样两句话：“忠孝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孝子出来做事一定是忠臣，不孝父母的人会懂得爱国家、爱君主、爱百姓，那是不可能的。中国在隋朝以前没有科举制度，国家挑选人才，首先要从各地举荐的孝子中选拔，叫做“举孝廉”，历史上的曹操就是“孝廉”出身。

有了孝悌的基础以后，才是知识的传授也就是增长见闻觉知，这是第二步次要的事。如果第一步的孝悌没有打好基础，后面的知识传授宁可不进行。我们读读《论语• 学而篇》中孔子的话就清楚了，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段话发挥出来就是清康熙年间李毓秀所作的《弟子规》，所谓“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首先要懂得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姊妹，其次要言行谨慎，要讲信用，要有博爱之心，要多亲近仁德之人。这些非做不可的事做好了之后，还有多余的时间与精力，再学文再搞知识的传授和增长见闻觉知。

现代教育是倒果为因，将教育的顺序整个弄翻了，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世无贤妻良母，社会上已经出不来孝子贤孙，现在教育上再来个乾坤大颠倒，就更没有圣贤人了。

下面举了两个例子进行说明：一个是孝，一个是悌。

美惠子

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

黄香是东汉江夏人，即三国时期东吴人。黄香九岁的时候，冬天睡觉前用自己的身体给父母暖被窝，夏天睡觉前用一把小扇子给父母扇枕头。他对父母能尽孝道，是为人子者的好榜样。执是执持、不松手的意思，严持孝道，永不放弃，叫做“孝于亲，所当执”。

元代福建延平府的郭居敬，曾将历史上二十四位孝子的感人故事编辑了一本书，就是《二十四孝》，“黄香扇枕”就是其中的一个故事。

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

这是行悌道的例子，孔融让梨是家喻户晓的故事。孔融是孔老夫子第三十二世孙，鲁国人，生于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时任北海太守。孔融性情宽容好士，经常说：“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焉”。

孔融四岁就知道长幼有序，吃梨的时候，自己年纪小就吃小的。所谓“三岁看老”，四岁的孩子谦逊之礼如此，方知其后必有大成。

兄弟者手足也，《千字文》中也讲到“孔怀兄弟，同气连枝”。兄弟之道是五伦中的一伦，为悌道。兄弟之间要相互关心友爱，彼此气息相通，因为兄弟之间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如同树木一样，同根连枝。悌道属于五常中的“礼”德，其原则就是“兄友弟恭”。做兄长的要友爱、关心弟弟，做弟弟的要恭敬、尊重兄长。兄弟之间如能各尽其道，自然和睦友爱。如果将利益放在第一位亲情放在第二位，就大错特错了。不但有违兄弟之道，也有违孝道，因为兄弟反目最痛心的是父母。

首孝悌，次见闻。知某数，识某文。

孝悌之理、孝悌之道真正搞明白了做到了，然后再进行知识的传授，就是这里的“知某数，识某文”。数代表现在的自然科学，文代表现在的人文学科，知识的传授古今中外不过就是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两大类，但二者的传授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我们千万不要把二者混为一谈。

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与学习，要学生真正懂了明白了，在此基础上再继续第二步的传授，第二步明白了再走第三步，躐等越级是不行的。人文学科则不然，很多道理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才能逐渐理解。一部《论语》一辈子也读不厌，一次有一次的理解，一年有一年的体验，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如果用教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教《论语》，小孩子哪里能够懂呢？怎么办呢？背诵，反复的背诵，一遍又一遍的加深印象，印到骨髓里面去。这样，等小孩子走入社会，遇到做人做事的具体问题的时候，孔老夫子的话会突然间蹦出来，那时他就知道应该怎么去做了。如果没有背诵的童子功，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就远水不解近渴了。

《三字经》在这里特别强调了这两种不同的教学方法，对自然科学是“知某数”，知是认知，一定要理解了明白了，才是传授进去了；没有听懂不明白，就是没传授进去。西方教育偏重走认知哲学与认知心理学的路子，认知哲学指导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学科学知识必须按部就班，初级科目明白了才能上升到高级科目。初等数学懂了才能教高等数学，所以科学教育就要用科学的方法来传授。但是我们人生中遇到的绝大部分问题都不属于科学范围，科学方法能够解决的问题还占不到十分之一。所以西方的小孩子自然科学课程成绩不好都不紧张，如果死板板地一定要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教一切学科，就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所以在人文学科方面要注意“识某文”的教学原则。

识是见过面、彼此相识，“识某文”要通过长时间的熏陶才能自然形成，不是懂了就完事了。能写一手好文章的人，一定是某文识得多，以大学者胡适为例。胡适四岁就开始读古诗，六岁上私塾开始背古文；到了九岁的时候，自己就能看古典小说了，两年之内他偷偷地看完三四十本古典小说。十一岁的时候，老师正式教他读古书，第一部就是《资治通鉴》，十三岁上又把《左传》读完了。十九岁胡适考取公费留学生，二十七岁拿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二十八岁时任北京大学教授，写出《中国哲学史》这部不朽之作，三十岁时胡适已经是誉满全球了。凭什么？十三岁之前接受的传统教育的基本功。他去讲演从来不带书，却能引经据典而且一字不错，因为经典都印在他的脑子里了。胡适是成名了，他却提倡白话文，不让后人再读古文了。

现代中国再没有诞生出真正的文学大家，而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朱自清、钱钟书、沈从文、鲁迅乃至老舍，没有一个不是读古书长大的。

美惠子

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这里是“知某数”一句话的展开，讨论的是数学。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所谓的“数理化”，数学排第一位是基础科学的基础，没有对数的研究，人类就无法认识宇宙的规律。其实数学是真正的美学，用简单的几个公式、公理就能推导出支配整个宇宙的自然定理，真是奇妙无比。数学用最简单的数字符号系统，概括了宇宙的复杂性，使人类彻底更新了自己的生存手段和生存能力。

美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就是运用微分几何学的方法破解了著名的“卡拉比猜想”，证明了名数学家卡拉比提出的关于高维空间曲率的一个猜想，获得1993年诺贝尔数学奖。连数学家卡拉比本人都未能证明的猜想，包括多维次空间存在的证明，被丘成桐用微分几何学彻底解决了，而且还一并解决了多变函数与广义相对论方面的两个猜想，这就是数学的伟大。

数学研究宇宙的对称美，训练我们思维的精密性，中国的《易经》是最早系统研究数理的伟大著作。数字是一种自然符号系统，传载着宇宙的全息信息，中国的传统科技一直是由道家担负的。道家的学术，从内容到思想无不体现着对数理的认识，例如炼丹术、五行说、天文、堪舆、医卜星相不一而足。

自然科学偏重研究物质的相，相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的结构和表征。但是什么在支持着这个相呢？是什么让我们人类有如此的生命活力呢？是数的变化，是数在支配着相。再深入下去，又是谁在制造和控制着数呢？是理，理是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是某种无形的力量，它是宇宙本体的表现，也就是道。《易经》里面建立的方法论模型就是理数相三层模式，用计算机为例证来说明最好理解。

不同的计算机用户有不同的使用目的，有的作文字处理、有的看图像、有的听音乐，这些不同的功能态都是计算机具体的相用。但是什么支持着计算机的这些相用呢？是程序语言里面编排的数字程序，是二进制数字的加加减减。又是什么在操纵着数字的加减呢？是理，软件工程师按照计算机的理路设计某种程序，程序员则根据设计将数字固化到软件中去，变成计算机的操作指令系统，这是一个由理到数再到相的完整过程。

《易经》中提出多种不同的数理逻辑系统，《三字经》这里提到的十进制只是其中之一。一是自然数字的开始，由一到十，十十为百，十百为千，十千为万，十万为亿，十亿为兆，传统的十进制就到头了，这与现代数学中的十进制又不同。

研究宇宙的运动规律要用二进制，就是阴阳之数的数理逻辑系统，《易经》中卦爻卦象的演算主要用的是二进制系统，这是宇宙的奥密。在西方，莱布尼兹是微积分和二进制数学的创始人，也是计算机的先驱。英国人李约瑟博士是研究莱布尼兹的专家，当他根据大量史料仔细追溯现代一系列最有影响的西方科学家的欧洲思想渊源的时候，都通向莱布尼兹。莱布尼兹的思想又是哪里来的？李约瑟的研究结果表明，莱布尼兹从20岁起直到逝世为止，终身都是中国学术的爱好者，特别是对《易经》图象数理的研究。

莱布尼兹有一个好朋友鲍威特是欧洲传教士，曾在中国耶稣会传教。鲍威特是研究《易经》的专家，他把中国的《易经》介绍给莱布尼兹。莱布尼兹本就在研究二进制系统，这一下一拍即合。1701年鲍威特将自己珍藏的两个“易图”送给莱布尼兹，莱氏从六十四卦图中惊奇地发现了从63到0的二进制数字。1703年莱氏发表了“谈二进制算术”的论文，此文收于英国皇家科学院论文集中。莱布尼兹正式确认了《易经》卦爻与二进制数字的同一性。
所谓二进制的数理结构，只有一和零二个数。零是个圆圈没有数，却代表了无限的数无量的数。宇宙之中到底有多少数呢？只有一个数就是“一”，永远都是一，一加一就是二，加零就是十，过了十又是一个一，过了百又是一，没有穷尽。

道家学说认为，宇宙的开端就是“道生一”，道是无极，一是太极。宇宙大爆炸一开始，就是太极生两仪（阴阳），二进制就出现了。二进制的原理就是“相对论”，有天就有地，有阳就有阴，有南就有北，相对一出现，就是老子说的天地相生、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合。我们这个世界是相对的世界，在相对世界里想找到绝对的东西是不可能的，除非你能超越相对、超越这个对立的物质世间，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易经》是关于科学的哲学，训练出来的是数学家的头脑。《易经》教给我们系统论的思想，看问题要敏锐、要细致，要做个有心人；其次观察问题要有逻辑性、要全面；分析问题要有条理、有层次、有耐心；处理问题要果决，因为一切都在变，解决问题的条件转瞬即逝，必须当断立断。处理问题的时候要给自己留退路，因为变量太多、环境随时都在变，有一个环节疏忽了，将来必定因此又起争端。

《易经》洁净精微，确实可以训练我们的思维。至于八卦的推演，无外乎就是解决问题的一系列方程式、一套套假设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而已，并不神秘。

美惠子

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

三才是天才、地才、人才，三光是日光、月光、星光。不要小看了这个三，整个物质世界都是由三而来的。三既是物质运动的结构也是物质运动的极限，小到原子结构中的电子多数是分三层轨道围绕原子核运转，大至宇宙天体按照“理数相”的法则在运转。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一而再还可以，再而三就不行了，所以老子才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宇宙的本源，是形而上的本体，它永远生生不已，这是道的第一层功能；所形成的天地宇宙，是道的第二层功能；地球上出现的人类社会则是道的第三层功能，所以宇宙开始于零、开始于一。

龙师伏羲氏观龙马之图始画八卦，一横为阳数之始，为法太极之道立于一；再画二横为阴数之始，即《易经》的九六之数，阴阳交变而有万物。三字的来源可是不简单，乃是一阳合二阴之象。宇宙形成之前，古人形容为“乾坤未判，天地未开”之初，名为混沌之世，还没有形成现在的物质宇宙，也没有日月星辰，此时为无极。无极静而生动出现太极，事物内部静而不动是无极，内部一动就是太极。由太极产生了宇宙大爆炸，形成了形而下的物质宇宙。形而下的特点是对立，任何事物都是相对存在的，这就是太极生两仪（阴阳），由二再生三，就是三才。

天地宇宙都是相对而生，互存共荣，在天为阴与阳，在地曰柔与刚，在人为男和女。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神气精。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亲师。

我们这个物质宇宙存在的时间，佛家称为一劫；而人类世界的历史寿命（这一冰河时期的人类文明）为一元，其数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这是宋儒邵康节在《黄极经世》中提出的“元会运世”的概念。现代科学证明，地球诞生于五十亿年以前，而人类只有五百万年的历史，五百万相对于五十亿，简直是电光石火的瞬间。这五百万年的历史，也还是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冰河时期，人类文明又不知生灭了多少次。邵雍认为，人类世界的历史寿命，由开辟到终结为一元，共计十二万九千六百年，其间又分为十二会，按照十二地支的顺序命名，每会一万八百年。一会有三十运，每运十二世，一世是三十年。一年十二个月，一月三十天，一天十二时辰，这是最基本的时空之数。既然世界的开辟到终结分为十二会，于是“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的观念又与“三才”混合起来，成为后世阴阳家说理的工具。

十二会各运行一万八百年，这个世界就告一段落，复归于混沌。但邵康节所说的天地终始之数，只是此次人类文明和人类社会生灭的一段过程，大概相当于佛学所说的一个“小劫”，而非地球“成住坏空”的大劫。佛家只是说理，邵子却能够用数字计算出来而且与轮回的道理完全契合，从另一个侧面证明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个物质世界“本乎数”的道理之所在。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谁也不知道。存在决定价值，老祖先既然这样说，一定有它的道理。我们就姑且听之，留待未来的科学家去考证。

美惠子

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

纲是纲纪、纲领的意思，三纲是五种伦常关系中最重要的三条，就是“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但是原始儒家思想中没有这种提法，不要说孔曾思孟没有讲过，连荀子也没有讲过何者为纲的问题。孔子倒是在《易经•序卦》中说过：“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夫妇关系居先，君臣关系居后。而三纲的“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君臣关系在前，夫妇关系在后，与孔子说的刚好相反，显然是后人为推行忠君思想提出来的。

谁提出来的呢？是西汉的董仲舒。董仲舒提出三纲，汉武帝独尊儒术，再由班固正式记载在经学著作《白虎通义》之中。

我们知道，五伦关系中的每一伦都是互存共荣的共同体，古人称为阴阳未判的太极。总之就是一体的意思，像手心与手背的关系一样，你能说谁是谁的纲？如果硬要分出纲常，也只能说是互为己纲，大家都是纲不是等于没说一样吗？那么董仲舒为什么要提出“三纲”，仅仅因为他端着汉武帝家的饭碗吗？这里面的深层原因我们应该认识清楚。

世间的事情都是物以希为贵，缺什么才吆喝什么，要振兴的东西一定离死不远了。正因为“君臣不义，父子不亲，夫妇不顺”，董仲舒才大声吆喝“三纲”。其实不要说汉朝，臣弑君、子弑父的传统早在东周就开始了。春秋242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推其原由就是孔子说的“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至于汉朝时夫妇一道的纲常紊乱，实是肇始于刘邦。刘邦起事之时身无分文，不要说军费得由老丈人开支，自己藏在邙砀山还得由老婆吕雉天天送饭。这才种下了汉朝女权篡政，以阴乱阳的因果。现代社会还不是如此，哪一家不是女权当政？哪一家是老子说了算？董仲舒正是看到了“细恶不绝之所至也”的伦常关系的紊乱，才提出其中最严重的三条，要汉武帝正此“三纲”。

后世要打倒孔家店，主要罪名就是冲着这“三纲”来的。他们哪里知道卖“三纲”的是董家店，而非孔家店，而且“三纲”的货源已经断档多少年了。

五伦十义的道理，下面还会讲到，这里就不再多解释了。

美惠子

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

春夏秋冬为四季，又叫四时，应乎北斗七星。北斗七星的勺柄总是围绕着北极星转的，所谓“斗柄指东天下皆春，斗柄指南天下皆夏，斗柄指西天下皆秋，斗柄指北天下皆冬”。北斗七星不停地转动，就代表了一年四季不断地推移交替，循环运转，没有穷尽。

中国文化里面发达最早、最系统的就是天文学，中国天文学在明朝以前，一直是领先于世界的，是我国传统科技的一部分。为什么中国天文学发达呢？因为中国是以农业立本、以农为主的国家，务农的根本是不误农时。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一定要按天时，不能胡来。所以中国历代都有司天监，有“天官”，专门观测天文气象的变化，以此作为行政施治的根据。

《易经》里说：“寒来则暑往，暑往则寒来，寒暑想推，而成岁焉”。气候与物候历来就是农本国家的大事，游牧民族就无所谓了，不太重视。气候注重的是地球上的温度、湿度和光照时间，物候则关心生物消长的节律性，偏重在生物与自然的关系。

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是椭圆的，一年之中有距太阳最近的近日点（1.4亿公里）,距离最远的远日点（1.6亿公里），造成四季日照时间的长短不一样；地球的地轴又是歪的，自转起来造成各地区日照强度不均衡，这就产生了四时寒暑的变化。
根据我们中国的历法，五日为一候，三候为一气，六气为一时，四时为一岁。岁和年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年表示从今年的正月初一到来年正月初一的这一段时间，为一个自然年。岁表示从今年的某一节气到明年的同一节气的一段时间，为一个回归年。一个自然年是365天，一个回归年（岁）则是365天又5小时48分46秒。

举春时为例来说，春三月万物发生，正月为孟春建寅，二月为仲春建卯，三月为季春建辰。孟春的一气为立春，包括“东风解冻、蜇虫始振、鱼上冰”三候；孟春的一节为雨水，有“獭祭鱼、鸿雁来、草木萌动”三候。四时有十二节、十二气（二十四节气），共计七十二候。

美惠子

曰南北，曰西东。此四方，应乎中。

东南西北是人类臆设的方向坐标，其实茫茫太空之中哪里有方向呢？连地球都是圆的，《庄子》一书中就提到“南方有穷而无穷”的辩题。南方看似有头，你走走看，保证转一圈又走回来了，因为地球是圆的。四方是假设的，但中是真实的。何为中？你站立的这一点就是中，有了这个中，东西南北就有了。中国文化讲究“面南背北，左东右西”，中心一确定，四方的概念就出来了；中心一移动，方位也就随着移动了。

如果以地球为中，就要以北极星来定位，但地球在上一个冰河时期曾经受慧星的引力作用翻了个倒毛筋斗，南变了北，北变了南。地质学家一直就怀疑岩层中的反方向磁力线痕迹到底是怎么回事。《易经》的八卦方位图，与现代的地图方位正好相反，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东方甲乙寅卯木，应正月、二月，居震宫。南方丙丁巳午火，应四月、五月，居离宫。西方庚辛申酉金，应七月、八月，居兑宫。北方壬癸亥子水，应十月、十一月，居坎宫。中央戊己辰戌丑未土，应三、六、九、十二月，居中宫。

实际上，中指的是整体的平衡点，并非是平均的度量衡单位。一根粗细不一的棍子，其平衡点绝对在靠近粗的一头，这一点就是中。社会学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就不是中，也永远不可能有中。《尚书》里面有四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讲的就是教育的中心、为政的中心、也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允是诚信、公平，把握住这两点不动摇、不放弃就是持中，就能天下太平。水平则不流，物平则不动，不动就正、就定了。

在世界范围，中国属土，居全球之中。历史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中国的问题不解决，全世界就不得安宁。中国强大一点四方都害怕，中国的产品一来，谁也招架不住，这就是中位的力量。在中国领土内，嵩山为中岳是中国之中，嵩山之中在少林，少林之中在大雄宝殿释迦摩尼佛的莲花宝座之下，达摩老祖所以要在嵩山面壁九年绝不是偶然的。

帝都北京的中心在紫禁城，紫禁城的中心在太和殿，太和殿的中心在皇帝的蟠龙宝座之下，从这一点放射出去，北京四城呈对称格局：四正四隅方位有庙堂八座，东西南北有四坛（天地日月）再加上社稷坛，一共是五坛八庙，这是明成祖时代，姚广孝按《易经》之理设计的北京城。现在太和殿的蟠龙宝座后撤了十几步，起因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登基大典时害怕。太和殿顶上，蟠龙藻井内龙口里悬挂一颗亮晶晶的大球，象征着龙戏珠。袁世凯怕大珠子说不准哪天掉下来，他虽然叫“袁大头”怕也扛不住，就后撤到现在的位置，这是说到中随便扯出来的闲话。

美惠子

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乎数。

这里讲的是五行和五行的起源，“水火木金土”五行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五行在中国文化中这么重要？因为五行生克制化的原理都是“本乎数”，是天地自然之数理，所以五行之数也是数学的鼻祖。

说到数理就必须再谈《易经》。《易经》是研究天道的学问，其中的道理贯穿后世的一切学问，包括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易学运用的说理工具就是数理逻辑体系，换句话说，《易经》依靠的就是数理以及数的变化。先后天之卦象都是从数理变化产生的，由理生出数，再由数生出相。自然界的万物都是具体的相（物相或事相），但相从何处而来？总不能凭空产生吧，相正是生于数。

前面已经举了电脑的例证，文字处理、图像声音都是具体的电脑的相用，支持电脑产生相用的是数，是一系列由数字编排的控制程序，没有数也就没有了相用。但是控制数的是理，是宇宙间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正如电脑的操作系统是按照某种既定的程序设计的。另有一种计算机程序语言，它有自己的理，理生数，数生相。天地之道也是如此，天之道就是自然之理，通过天地之数，也就是自己的程序系统，控制着自然界的一切物相。《易经》研究的就是天地之数，要通过天地既定的符号系统，读出其中表达的程序与信息，这是研究易学的根本目的。

清朝康熙年间，由康熙皇帝御纂、内阁大学士李光地总裁、四十九名翰林进士等参与的《周易折中》是我们今天研究《易经》的大全。当然这只是《周易》，周朝用的《易经》，夏用连山易，商用归藏易，都不同，这在下面讲五经的时候再详谈。

《易经》之数来自河图、洛书，五行既是“本乎数”，自然也就离不开河图、洛书。河图、洛书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属于神秘文化部分，来源不十分清楚。很多学者怀疑是上一个冰河时期的东西，因为现在不用说创造，看也看不懂了。河图据说是出现于伏羲氏时代，伏羲氏姓风，号太昊，那个时候黄河里面出了一个长着马头、龙身的怪兽。它身上的毛带卷卷的，有斑点和花纹，伏羲氏见到以后受到了启发，以结绳记事的长短线搭配组合，画出八卦的符号。又根据龙马身上的花纹发明了渔网，使人类文明进入了渔猎时代。后人就神话为黄河里出来一匹龙马，马背上背了一个图案，都是些圈圈点点，这个图案就叫做“河图”。

大禹治水时期，因为工程量太大，技术手段有限不说，工程设计方案也是个大问题，大禹始终都为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而苦恼。有一天，洛水之中忽然游出一只大乌龟，龟背上的花纹圈圈点点，形成自然的图案，这个图案就叫“洛书”。大禹看到洛书，茅塞顿开，终于找到了治水的最佳方案，成功地治平了中国的水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河图洛书的故事。

河图、洛书有可能是古老的天文图，用简单的几组数来揭示天文之理。至于二者的区别，历来都认为，河图说的是先天之数，洛书说的是后天之数。《易经•系传》载：“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这是河图之数，其中单数为阳、为天，有五个（13579）合数是25；偶数为阴、为地，也有五个（246810）和数是三十。这就是天数五、地数五，天地之数五十有五。五组数皆由一阴一阳组成，分列五方，一生一成，奇偶数之差皆为五。此五即河图的中心五点，中而不偏，动而能和，为天地之中心。五组数就生出五行，每一行又分阴阳。从一至十，是十进制数理的根本，也是天地宇宙生成的本数。具体到水火木金土五行的出现就是：“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在方位上讲，是一六在北，二七居南，三八居东，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一为元精属水，为壬水；三为元性属木，为甲木；五为元气属土，为戊土；七为元神属火，为丙火；九为元情属金，为庚金。

以上讲的是天数生出的阳五行，地数生出的阴五行与之相对，不过是二四六八十偶数而已，这就与我们命运讲座中的阴五行与阳五行联系起来了。
河图既是先天之数，我们后天的一切数理，包括《易经》之数都是来自于河图，它是数的加减之元。中国古代的算具有九种，都是根据河图之数理设计而成，我们熟悉的珠算只是其中之一。算盘上档一珠代表五，下档四珠各代表一，加法是满五加，也就是一下五去四，破五进十就要一去九进一；减法也是如此，破五要减就是一上四去五，退十减要补五，也就是一退一还九。看起来复杂，其实都是由生与成二个数的加减变化而来，简单之极。
再说说洛书，古人认为，河图是先天，谈的多是天道之理；洛书是后天，说的多是地道之理。河图以天地化合生成五行分在四方，洛书则以五行的生克制化而变为九宫，后天的一切变化都是由此而生出来的。九宫就是四方、四个角再加上中央，一共九个方位。具体到数就是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五在中央”。

洛书以五居于中，取1234 6789居于四周，其对角、纵横三数之和均为15，其中：一六生成水居于北和西北，二七生成火居于西和西南，四九生成金居于南和东南，三八生成木，居于东和东北，五居于中土，统乎四方。从对恃而言，一六之水生于四九之金，三八之木生二九之火，表明阳生于北，长于东，盛于南，消于西；阴生于西南，长于东南，极于东北，亏于西北。以日照强度（阳）来看，一为冬至，三为春分，九为夏至，七为秋分；以月球引力（阴）来看，二为朔，四为上弦，八为满月，六为下弦。

在应用方面，古人主要运用河洛之数理于天文、历法、算术、堪舆（地质）等传统科技之中，由此形成了道家的数术之学，从丹道兵法、医卜星相，直到棋牌娱乐无所不及。黑白子的围棋就起源于河图，麻将当然是来自于洛书。围棋360子代表周天之数，棋盘上横竖各19条线，共361格，分“角边腹”九宫之位。

象棋则运用《易经》之数理，所谓“局取诸乾，坤以为舆”。棋盘是八八六十四格，象征六十四卦，所以古称“八八象棋”。每方十六子应二八之数，而将士活动的范围则刚好是九宫格。中国唐代的“八八象棋”盘，与今日的国际象棋盘几乎完全一样，也是黑白相间的六十四格。在甘肃永昌鸳鸯池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这种六十四格图案，不过时间是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

至于扑克牌更是我们中国唐朝的专利，唐天文学家张遂（一行禅师）发明叶子牌，四门花色代表春夏秋冬四季，每花13张牌，点数为91（1至13数字相加），正好与一季的天数相符；四季相加是364，再加以阴阳二个变数（大小王各占半点），整副牌的点数是365，为一个自然年的天数。西洋人将叶子牌改为扑克，但改不了数理。西方人讨厌13这个数字，如果能改他们早就给改了。

美惠子

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

五常是人的性德，人性中含有五常之德，就是“仁义礼智信”，这是天赋与人的天性，也是天德，是不能够紊乱的。这里的天，指的是宇宙中那股冥冥之中无法抗拒的力量。常是恒常、永远存在、不能改变的意思。

五常之中以仁德为首，仁统四端，有仁才有义礼智信四德，所以古人在很多时候只用一个仁字就代表了五德。例如孔子在《论语•里仁》一篇里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就是说君子在吃一餐饭这样短的时间里，也不能离开五常之德，至于生活动荡困苦、人生挫折困顿的时候，更应该是如此。

那么，什么叫做仁呢？通俗地说，仁慈、有爱心就是仁。仁是体，慈是相，爱是用，表现出来就是爱心。能够不讲条件的博爱就是慈，慈的本体就是仁，它们是一体三面，同出而异名。

仁是五德之首，是孔子学说的核心，也是孔子一生追求的根本。《论语》中有“里仁”一篇，专门谈仁的体和用。仁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不能离开具体事项空对空地谈仁，所以孔子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例如“仁者爱人”，有爱心，能够爱人、爱物就是仁，这是孔子不得已的说法，因为爱毕竟还不是仁的全部境界和内容。中国有一句话，叫作“博爱谓之 仁”，有人说这是孔子说的，其实这是唐朝韩愈说的，不是孔子的话。

普通人的爱是有条件的，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喜欢才爱不喜欢就不爱，所以爱字里面有心。简化汉字的爱，干脆连心也掏去了，更赤裸裸了。慈则是爱的升华，是没有条件的爱，母亲疼爱儿女是无条件的，这种爱就是慈，所以称母亲为慈母。

在具体事项上如何才能达到仁呢？孔子在《论语•阳货》篇中提出五条标准，就是恭宽信敏惠。孔子说：“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恭是自重自尊，是严格要求自己，这样就不会有外来的侮辱；恭既是严以律己，宽就是宽以待人，包容他人的缺点，宽宏大量的人一定得众。信是自信信他、信因信果等的合称，是内心诚敬，不自欺的结果，能如此则天下没有不可以用的人，也就是老子说的“圣人无弃物”。敏是聪明敏捷、反应快、办事情不拖泥带水，容易有事功。惠是恩惠，要有行动表示，不能总是空口说白话，但恩惠必须出自于诚，是真感情而不是假手段，这样的人君才可以与其共事。孔子提出的实行仁的标准并非高不可攀，只要肯接受，人人都可以做到。

五常之中的“仁”懂了，其余的义礼智信四德自在其中，是“得一万事毕”的自然结果。例如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这是智；能做到恰到好处就是义。义是孟子学说的核心，也是孟子一生追求的目标。信是诚信，礼是守规矩、不放肆，内恭外敬，能如此则说话做事都不会逾矩。要达到随心所欲又不逾距，孔子说要七十岁才能做到，我们时时看着自己还在不断地犯规，能随心所欲又不逾矩实在是太难了。

美惠子

稻梁菽，麦黍稷，此六谷，人所食。

稻子、高梁、豆子、麦、黍（黄米）、稷（小米）称作“六谷”，是我们人类所食用的主食。中国地大物博，各地的气候、水土、民情不同，出产的谷物和食用的主食也各不相同。

“黍稷”是古代中国，特别是黄河流域地区，最主要的两种粮食作物。黍是比小米稍大、煮熟以后有黏性的一种黄米，因为要在大暑节气下种，故称为黍。稷又称为粟、谷子、小米，秋种夏熟，要经历四时，似四时之祭，故称为稷。梁是高粱，因其性凉故称为梁，有青黄白三种，都可以酿酒。菽是豆类的总称，包括青赤黄白黑各种豆类。麦子有大麦、小麦、燕麦、黑麦等，秋种夏实，农历四月前后是麦熟季节，五月就到麦收了。

中国人历来讲究五谷丰登，庄子形容姑射山上的神人，也用了“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话；但是这里有提到“此六谷，人所食”。五谷与六谷的说法有什么不同之处呢？简单地说，五谷中不包括稻子，上古时期的中国人集中生活于黄河流域，而长江以北地区是不种稻子的。据文献记载，稻子是在唐太宗祥符年间从南方占城国引进的品种，为纪念此事，将稻米称作粘谷，粘者占城国之米也。因此，中国北方早期没有稻子，只有“黍稷菽麦麻”五谷（《汉书•食货志》）。

但是，近年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种植水稻的国家。例如，湖南省株洲市的云阳大地泽文化遗址，出土了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内有距今五千一百五十年的稻种标本；浙江省余姚县的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的稻种标本，距今有七千余年。最重大的发现，是一九九四年在湖南省道县玉蟾岩文化遗址，出土了目前全世界保存最好、最早的人工稻种。经同位素炭十四测定，这些金黄色的稻种实物，距今已有一万四千多年的历史了。

黄帝距今有五千年的历史，但种植五谷、从事农业活动并不是从黄帝时代开始的，而是从神农氏时代就开始了。伏羲氏至今有一万二千年至一万四千年的历史，伏羲氏至黄帝时代也有七千余年，其间尚有神农氏时代，神农氏距今至少也有九千的历史。我们中国人要相信自己的祖先，相信自己的历史，不要做自贬祖先、自己缩短自己历史的蠢事。这也同时证明了，中国以农业立国的历史太悠久了，至少有九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