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金字塔——浅谈《反基督》中的宗教心理学意象
对于健康者来说,寻医治病是致命的
——彼特拉克
前言:序幕
坠落(fall):浴室内的水滴、窗外的雪花、牙刷和酒瓶、三个小雕塑,还有孩子,刚刚开始的生命。电影《反基督》就在这样一场坠落中开场。两夫妇的身体纯净、美丽,他们的爱情热烈而忠诚,炙热的情欲便是证据。在情欲的结合中,现代的亚当和夏娃并不羞于赤身裸体,相反,他们展现并享用着彼此肉体的质感和生命力。“我渴望自由”——悠扬的咏叹调宣扬着情与欲的口号,[ 电影“序幕”的背景音乐是亨德尔的《让我哭泣》(Lascia Ch'io Pianga),其中“我渴望自由”这句歌词被反复咏唱。]激励着男人和女人投入于这个神圣的当下,而在情感和欲望获得自由的时候,天国的价值就化为了俗世的意义。抛弃彼岸的理想,在此世的质感中自由自在地享受生活的快乐,这莫不就是现代性应许给我们的伊甸园吗?[ 电影的男女主人公都没有姓名。我相信导演意在泛指两性或人性的两种力量。在文章中,如要突出影片的基督教背景和基督教意象的连续性,我将称两人为亚当和夏娃;叙述电影情节时,则称丈夫和妻子或合称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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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当亚当和夏娃的身体感觉急剧上升的时候,周围的世界却在缓缓下坠。更加触目惊心的是,死亡始终威胁着这场生命的享乐。导演从容不迫、甚至有些冷血地把一个残酷的事故安排在性爱高潮的唇指之间,给亚当和夏娃沉重一击:这不是美丽的坠落,而是有罪的堕落。孩子坠楼身亡,两夫妇如何面对这个事实?在不幸面前,从来都有两条道路供不幸者安抚心灵的创伤:命运和救赎。但眼下的情况排除了第一种可能。做爱,这个现代文明的典型意象让现代之罪难就其责,而罪感使得“命运”二字显得空洞乏力。亚当和夏娃所需要的仍然是救赎,现代性对肉身的肯定和对自由的追求并没有破除这个魔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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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两千年前,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救赎众生。“我来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圣经和合本,太9:12-13]在基督教文明的历史中,对罪恶的救赎至始就和医治病人的意象结合在一起。而在电影《反基督》中,导演所利用的正是这一基督教意象关联的现代形式——精神医学。从结构上讲,整部电影的全部故事,构成了一场既成功又失败的精神治疗。“序幕”之后,作为精神病医生的丈夫为了救治妻子的心病,逼问出了接下来的所有情节和妻子心中的所有秘密。如果我们把男女双方的含义翻译为基督教神父们一向使用的象征语言,那么男性象征的是理性,女性象征的是欲望。圣经上伊甸园的故事,本来是代表欲望的夏娃受到蛇的引诱,自己吃下禁果,又给代表理性的亚当吃,使得两个人(所组成的人性)犯下原罪而堕落。然而,正如电影的标题,《反基督》所讲述的故事则是圣经故事的逆行:现代的亚当和夏娃早已走出了伊甸园,但一场罪行(孩子坠落的事故)要求他们重返伊甸园(一座叫做“伊甸”的树林)以便知晓原罪的秘密。同时,这个反基督的故事又被置入精神医学的语境之中。以治疗为名,这个现代的亚当用科学理性的客观和冷静追问妻子灵魂深处的潜意识。影片接下来的情节,既是亚当和夏娃重返伊甸园的过程,也是妻子的潜意识逐渐暴露的过程。按照顺序,这一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悲恸、疼痛和绝望。
悲恸:失落的身体
孩子在坠楼身亡之前,无意间扫落桌上的三个小雕塑,雕塑上面分别刻着“悲恸(grief)”“疼痛(pain)”和“绝望(desperate)”的字样,预言了故事接下来的发展。第二幕“悲恸”用一个令人战栗的来自孩子棺材的镜头开场,着力刻画夫妇的悲恸。紧接着,画面转入医院,随即揭开电影的主线:妻子躺在病床上,丈夫手持花束进入房间,这立刻突显出两个人的不同处境。妻子是病人,确切无疑;而丈夫的角色非常模糊,在关于如何理解和处理妻子的过度悲恸的问题上面,他显示出自己的另一重角色:精神病医生。这是一场争论:悲恸作为症状是生理性的还是心理性的?妻子同意医院的看法,认为是生理性的,应该由吃药来解决;但丈夫坚持认为是心理性的,唯一的解决方案是揭露(expose)妻子内心的秘密:她最深的恐惧。妻子将医院的药丸倒入马桶,标志着丈夫的胜利。但是,一种对被揭露的拒绝,对精神治疗在丈夫和妻子之间建立的新的关系的抗拒,从来没有停止。从医院回到家后,妻子在睡床上抱怨丈夫的冷漠:“在此之前,我从来引不起你的兴趣,而现在,我却成了你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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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中,从妻子这一方来看,丈夫的身份和夫妇的关系是冲突的焦点。精神咨询师和病人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对身体和灵魂的现代理解(换句话说,科学理解)的产物,插入进来破坏了丈夫和妻子之间的更为自然的关系。当妻子在床上亲吻丈夫,他却说:“不要和你的精神病医生做爱”。我们会看到,直到影片最后,妻子对丈夫的极端行为无不透露出欲望的原始动机:恢复夫妇之间的性爱关系。因此,妻子象徵着身体的逻辑,“把肉身当作世界解释的指导线索”。[ 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出版社,2000年,278页,海德格尔对尼采思想的简要概括。妻子是尼采思想的代表吗?显然不是。妻子所代表的是现代身体。 ]她希望在身体的层面上、用身体的身体性来解决问题。她相信传统医学对身体的处理,并始终渴望和丈夫的性爱。在她看来,正如作用于身体的药丸能够治好心灵的悲恸,来自身体的温存也能安抚灵魂的创伤。
然而,丈夫却有另一种对于身体的解释。在安慰妻子时,他说:
“明天早上,你会看到一张新的面孔。”
“什么面孔?”
“焦虑。”
“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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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会取代悲恸,这是身体在精神医学的处理之下所获得的“新的面孔”,是潜意识在被拷问的时候感受的痛苦。丈夫接着对焦虑做出解释,他说,“焦虑和悲恸一样,其实并不危险。焦虑的确有生理反应。眼睛干涩,喉咙干涩,手抖,呼吸重,脉搏快,恶心。”伴随这几句台词出现的是一组令人恐惧的画面:眼角的颤抖、喉咙的蠕动、手的抖动以及急促的呼吸声和脉搏声。我们被置入现代科学的冷冰冰的话语中:身体不过如此。如果说药丸对于心理性的疾病没有任何效用,如果说性爱的温情和心灵的康复没有任何关系,那么身体就不过如此。具体而言,丈夫对于身体的冷漠和不屑是精神医学的科学态度,进一步讲,精神医学本身又是现代性对于身体的一种治理方式。一方面,基督教的身体和灵魂的二元论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变成了身体和心理的二元论;另一方面,身体和心理的二元论又把灵与肉的距离推到了极端,其方式正是精神医学:心理重又被强行分割为意识与潜意识。于是,真正代替灵魂和身体之二元论的,是心理或灵魂内部的意识和潜意识的二元结构。那身体呢?身体的地位何在?与“古老而过时的”灵魂相对的那个身体也成了古老而过时的东西,被解构为与精神事件毫无关系的生理现象。于是,迷失的身体在两个极端之间游荡:欲望的炽热和科学理性的冰冷。在影片中,这对矛盾以反讽的方式重新将自身理解为罪和救赎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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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张力是巨大的,妻子仍然服从了丈夫的意见,决定接受精神治疗。治疗的任务是寻找恐惧的根源。经过丈夫的追问,妻子坦白:恐惧的根源是伊甸。在影片中,伊甸是一片树林的名字,妻子曾在那里度过一个夏天,撰写自己的论文。[ 这是一篇关于中世纪女巫问题的论文,其内容和意义对于理解电影至关重要,我们将在下文分析。]丈夫说,我们把伊甸放在恐惧金字塔的顶端,怎么样?他在白纸上画出一个金字塔,写上“伊甸”。妻子却说:
“其实这不是我最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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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伊甸仍然被写在了金字塔上。它不是恐惧的塔尖,而是恐惧的地基。为了发现妻子潜意识中最深的恐惧,从而克服丧子的悲恸,以精神医学的方式实现救赎,现代的亚当和夏娃回到了现代的伊甸园。
疼痛:恐怖的自然
第一幕以丈夫看到的第一个异象(sign)结束:一只幼鹿在出生的过程中死在了母鹿的身体内,丧子的悲恸获得了令人震撼的形象。第二幕开始,夫妇俩到了伊甸,他们将在这里继续进行精神治疗,继续在恐惧金字塔上爬升。在去伊甸的火车上,丈夫要求妻子想象自己躺在草地里,并变成绿色。这是第一个指向第二幕主题——自然(nature)的意象。紧接着,随风飘落的橡树种子、从丈夫手臂长出来的蘑菇、爬满了蚂蚁又被鹰啄食的雏鸟,这些都指向恐惧金字塔的第二级:自然。为什么自然是令人恐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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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然意味着死亡。妻子告诉丈夫:橡树种子随风飘落,让她想到死亡。种子飘落进泥土本来是新生命的开始,但是,自然的真理在于生死相继,正如蚂蚁和鹰的生存同时也就意味着雏鸟的死亡。妻子说,“我明白了,伊甸园美丽的一切,背后其实都是丑恶。现在我能听到以前听不到的东西了——每一个逝去之物的哭泣”。丈夫用科学理性反驳:“橡子是不会哭的”,对自然的恐惧,不过是人把他的情感投射到现实中去、扭曲现实而已。但妻子的回答令他震惊:
“自然是撒旦的教会……风神,是他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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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神吹落橡子,于是意味着死亡。死亡是撒旦的兄弟,而自然是撒旦的教会。妻子会不会犯了丈夫所说的那种错误,即,把人类自身的情感投射到自然事物之上,用思想扭曲现实?这种“错误”恰恰是现代科学对于宗教之诞生的解释,而这一解释延续着一条反宗教的现代传统。一百多年前写下《反基督》的尼采,就把在他看来一切“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归结为人类的多愁善感。尼采所针对的是孱弱的基督教道德,他要求亚当“把肉身当作世界解释的指导线索”,从而把盘踞在“分别善恶之树”下的那条蛇解释为“上帝”。然而,一百年后的亚当早已不再相信上帝,甚至也已经不再相信身体了。这个亚当相信的是科学。他的问题不再是把灵魂对善恶的追求化约为身体对权力的意愿(will to power),而是把人放到自我和本我的意识结构中加以分析,从而建立起新的、福柯意义上的权力关系,其中,精神医学对身体的治理只不过是一个典型性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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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伊甸没有白费力气,丈夫在这里发现了妻子的潜意识对于自然的理解。他在“伊甸”的上方写上“自然”,而后又改成“撒旦”。究竟是自然还是撒旦?也许,无论对于丈夫还是对于妻子,自然和撒旦都是同义词。对于妻子来说,自然的可怕就在于死亡的邪恶,风神和撒旦携手操纵着这个死亡的教会;对于丈夫来说,自然和撒旦只不过是妻子对于恐惧之源的两种不同的理解而已,只不过一个是用哲学语言表达,一个是用宗教语言表达。而自然和撒旦共同表达的意涵就是“混乱”——世界本是生死的无常、善恶的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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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二幕结尾时丈夫所看到的第二个异象:一只撕咬自己的狐狸,口中念念有词:
“混乱统治一切”。
绝望:人性的秘密
然而,混乱的疼痛(自然和撒旦)并不是恐惧金字塔的顶端。在狐狸异象之后,丈夫发现了妻子的论文。夏娃的秘密终于暴露了。丈夫要求妻子和他再做一次心理治疗,他非常自信地说,“这是最后一次”,并要求和妻子互换角色:“我的角色是引起你恐惧的念头,你的角色是理性的思考”。妻子同意了,于是丈夫说:“我是自然”。既然是互换角色,那么原本的角色便是:妻子是自然,丈夫是理性的思考——这是丈夫对双方角色的定位。在第二幕中,自然不过是恐惧之源的一个名字,而在这里,自然却成了妻子的身份(identity)。恐惧成了恐惧者的本质,因为潜意识是意识的本质。丈夫说:
“我是自然。我要让你恐惧。”
“威胁我吗?”
“杀死你。”
“自然要杀我?你不就是外面的那些绿色吗?”
“不,我比那更多。”
“我不明白。”
“我在外面,但是,我也在里面。我是人类的本性(nature of all human be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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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nature这个词兼有“自然”和“本性”两种意义,于是人类的本性(人性)也可以被说成是人类的自然。[ 这一点透露了西方对于人的理解的基本特征。早在古希腊时代,人便被理解为physis(自然)中的一种,人之为人的本质便和其它事物是其所是的方式一致,即,正如某物有某物的自然,人也有人的自然。人的自然也就是人性。]现在,妻子的角色更加清楚了:代表身体和欲望的夏娃,其最深的含义便是自然,并且是人的自然——人性。妻子曾在伊甸写一篇关于女巫问题的论文。中世纪的女巫问题是基督教历史的巨大污点,无数清白无辜的女性被“宗教裁判所”当作女巫烧死在火刑架上。这本是正邪分明的历史事件,其中,女性(被烧死的女巫)所代表的是生命的纯洁和无辜,而男性(基督教教士)所代表的则是基督教对生命的残害。然而,妻子现在却说:“不要低估了伊甸”。
“伊甸怎么了?”
“它让我找到了比我想象的更多的资料。如果人性是恶,那么……”
“女性的人性(nature of women)?”
“女性并不控制她们的身体,控制她们身体的是自然。我在书里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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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里,丈夫怒斥道:“你在研究中使用的资料是关于‘针对女性的罪恶’的,而你却把它们误读成了‘女性之罪恶的证据’?你本该对这些资料采取批判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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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想而知,妻子为了撰写论文,阅读了很多中世纪教会对于女巫的指控。其中当然不乏很多“女性之罪恶的证据”。是妻子轻信了这些她本该批判的文本吗?不是。因为妻子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她的“资料”不是通过阅读,而是在伊甸的帮助下找到的。换句话说,是在伊甸获得的关于死亡、自然和混乱的认识,是这些尼采所谓的“可怕的真理”,促使妻子的论文失去了批判的目标。在生死无常的自然世界中,善恶正邪失去了秩序,剩下的只有令人恐惧的自然,它统治一切,尤其是统治一切人性,这样一来,我们又何以区分那致使人们焚烧女巫的自然和被迫害之女性的自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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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最后的心理治疗结束之后,丈夫和妻子、医生和病人、理性和自然进行了一场痛苦而绝望的交媾,从室内持续到野外,最终,无数个灵魂从树根处伸出手来,加入这场恐惧的盛宴。不过,随着秘密的解开,我们在张力中却看到了某种隐秘的一致。第二天,坚持科学理性的丈夫特别强调善恶与心理治疗没有关系,“邪恶不过是你的执念”。丈夫的无涉善恶的精神医学与妻子失去了善恶指向的论文,难道不过是同一种逻辑的一体两面吗?至此,伊甸园的自然已经具体化为人的自然或者人性。人性之恶,才是更加令人恐惧的。不过,除了已被上升为人性的自然之外,妻子还有更深的恐惧之源。验尸报告表明,孩子的脚部有畸形的情况,而照片证明这是妻子给孩子穿错了鞋所导致的。孩子的脚步畸形会不会是他坠落身亡的原因?丈夫就此认为,在种种恐惧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妻子对自己的恐惧,而这是她潜意识里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死负有责任的结果。于是,丈夫躲到另一个房间,拿出白纸,在恐惧金字塔的顶端写上“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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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自己”(me)而不是“她自己”(herself)?也许,导演想要告诉我们,丈夫和妻子、亚当和夏娃,不过是同一个人性的两个方面、两种力量而已。不管这两种力量被看作是灵魂和身体、理性和欲望、生理和心理还是意识和潜意识,它们之间的冲突都导致了人类无法摆脱的悲剧。于是,无论在基督教的语境中,还是在现代的语境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影片所揭示的恐惧金字塔的爬升,而人类自己则是这座金字塔的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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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影片到此为止的结论。得出这个结论的确实是精神分析,然而,就在精神分析达到这个结论的同时,它也错失了这个结论的真正根据。换句话说,丈夫的结论没有错,他的理由却错了。“穿错鞋”这个只能保存在潜意识中的事件,恰恰不是妻子心病的根源;在妻子的内心深处,还有更加可怕的秘密未被发现。这个秘密不是蛰伏在水面以下的潜意识,而是至始至终摆在夏娃心头的最深的罪性。这是一场既成功又失败的精神治疗;事实上,一切指向潜意识的精神治疗,都注定是既成功又失败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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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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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恐惧金字塔走到了顶端,故事的情节也趋向恐怖和冲突的极端。妻子用残忍的手段发泄身体最原始的欲望,强迫丈夫重新成为丈夫而不是精神病医生。重物穿透肢体,显然是十字架受难的意象,而妻子的目的只是让丈夫“不要离开她”。逃生的丈夫被一只代表着绝望的打不死的乌鸦暴露了自己,重新接受妻子的审判。而就在这个时候,妻子透露了她最后也是最可怕的秘密——原来,就在孩子失足坠落之前,妻子已经看见了孩子,但是她为了满足高潮的情欲而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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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丈夫的精神治疗中绕了一大圈,妻子终于回到了这个最古老的问题:情欲。夫妇双方的对立回到了亚当夏娃所代表的理性和欲望的对立,而不是精神医学所建立的生理和心理以及意识和潜意识的对立。而所经的道路,是从现代语境返回到基督教语境。影片最后一幕不仅以强烈的基督教暗示为标题(三乞丐),[ 以反讽的方式,暗示基督出生时的“圣诞三博士”。]并且充满了基督教意象。自然、身体和欲望对原罪做出了极端的惩罚:剪去象征情欲的女性生殖器。然而,这副身体并不是期盼着复活的基督教身体,也不是尼采的追求权力意志的身体,而是迷失的现代身体。现代身体并没有摆脱欲望的罪性,又无从逃避科学的治理。在极度炙热的欲望和极度冰冷的科学之间,它选择了自我毁灭。因此,我把《反基督教》看作现代身体和现代情欲的一场悲剧,而非任何意义上的反女性、反情欲和反身体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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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丈夫呢?这位现代的亚当,理性和科学的代言人,他的地位如何?我们只需记住以下一点:整个故事的起始是丈夫所坚持的心理治疗,而所有关于自然和人性的罪恶,都是在精神医学的逼问下才浮出水面的。当然,精神医学最终只是一个隐喻,它所代表的其实是整个现代性对于身体的处理方式——
“眼睛干涩,喉咙干涩,手抖,呼吸重,脉搏快,恶心”。
与这句台词相伴的那组令人恐惧的镜头,在丈夫掐死妻子的时候中再次出现了。
而当亚当独自离开伊甸的时候,无数个没有面孔的女性身体再次出现,将他彻底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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