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抑郁症之佳文

半百老头

   
    我很喜欢阅读书报，经常看到一些关于抑郁症的佳文，有的莞尔一笑，有的则引起我长久的深思。

    我想，阳光论坛的朋友们其实很喜欢看看社会是怎么看待我们的，而且对抑郁症发展的“大好形势”及有关的信息报道感兴趣。于是我想我看过后也介绍给各位，让阳光论坛的朋友们也和一样时而莞尔，时而深思..............

[ 本帖最后由 半百老头 于 08-9-18 22:29 编辑 ]

半百老头

    前些天，我去大连猛啖海鲜。回来翌日，才上了半天班，我忽然疑是抑郁症，头痛，腹泻，呕吐，觉得活得了无生趣，只想进八宝山小憩一会。这种念头说明我的确是一个贱民，享不得福，一享福就居然抑郁起来了，够犯贱。

    其实抑郁是一种富贵病。像张国荣、像崔永元之辈，都是绝无衣食之忧的主。我听说电视台的一位著名主持人，人前风光得不行，人后却被抑郁症折磨得不行。10分钟前出席公众宴会还是谈笑自若，宴会结束和密友喝茶，马上就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史上的名人，患过抑郁症的至少有如下仁兄仁姐：赵匡胤、林肯、邱吉尔、梦露、川端康成、海明威、阮铃玉、许迟、顾城。此外，陈宝莲患了产后抑郁，三毛患了失恋抑郁，老布什患了退休抑郁，前两者自杀，而老布什当年开飞机掉海里险些被日本鬼子当鱼生吃掉，心里素质过硬，所以至今还没死。

    穷人会哀怨，但不会抑郁，他的所有脑细胞都放在生存上面，改善生活就是最大的信仰。待到饱暖解决了，淫欲也解决了，在无敌江景豪宅里抽上一根雪茄，就很容易抑郁了。我在水下几十米的水库机房当工人的时候，我在深夜走过泥泞肮脏的杨箕村的时候，比现在困苦多了，但根本不会抑郁，我的精神支柱是：苟富贵，吃好多好多鲍鱼，去好多好多国家，睡好多好多女人。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我经常醒来时发现枕巾湿了一大片，不是泪水，是口水。

    崔永元曾说：没成名时吃嘛嘛香，出名之后，就忽然有了责任感，压力一大就抑郁了。可见做人须没心没肺才好，像我就没什么责任感，整体又黄又毒地破坏读者的和谐家庭，所以想抑郁都不成。我要是一睁眼就想着如何拯救亚非拉兄弟，非得住院不可，没准还和小崔成了邻床病友，整体听他谴责万恶的《手机》。

    防止抑郁症须注意几点。一是及时宣泄，一旦开始忧郁了就要去找一个美女，抱着他的美腿痛哭。二是不要用情太深，阿忆在博客里说曾有一名女编辑对他太过痴心，最后抑郁自尽。所以当美女厌恶地挥起美腿踹开你时，不要对生活绝望，另外再找一条腿抱就是了。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做人不可太聪明。据统计，抑郁的人多为天才，我不够聪明，智商是138，已经扒住了通向抑郁的地铁，但被一脚踢了出来，可见这个数值是个临界点。敬请阁下火速测一下智商，倘超过138，那就危在旦夕了。建议你架好马步，操块砖板猛拍自己后脑，此法可迅速令阁下跻身智商不足100的安全人群。如果官人实在下不了手拍砖，令有解决之道：请穿上老人头，系上金利来，提一密码箱徜徉在广州的城中村，会有一群人抢着替阁下效劳的。   

                                 南方都市报副刊《刘言非语》   

半百老头

    雪村参加一电视台节目时说：“我有精神分裂症，轻度，这是精神病的一种。”

    宣称自己有精神疾病特别是抑郁症的明星不在少数。张国荣、李恩珠的放弃生命，许纯美的失眠，都与此有关。催永元、蓝洁英、王祖贤、何耀珊、王杰、李丞涓、大S、马景诗，甚至戏剧明星戆豆先生、金、凯瑞，也都宣称正在努力与精神上的疾患抗争。有权威机构披露，目前九成香港明星不同程度的饱受着抑郁症的侵扰。而对病因的解释，也都如出一辙，多半是因为工作压力，然后是感情问题。

　　但始终不见有明星出来，说自己患有便秘、肠炎、痔疮、口臭，或者前列腺炎、肝炎以及其它难言之隐。尽管作为肉身的人，得这些病的几率把抑郁症高许多，但这些个病，着实不够风雅。

　　疾病也有３６９等。在明星或者其它需要保持形象的人那里，风雅与否，取决于是精神性的还是肉身的，实在要和肉体有关，也应该是白血病或者撞车骨折，其它的尤其与下半身有涉的均不在风雅之列。

　　２０世纪之前，肺结核是不治之症，艺术家争相得了肺结核，这病就在风雅之列，一时间也死不了，而且也不会污秽狼藉。挨着这一点病，忧郁也好，堕落也好，放纵也好，昼夜狂欢也好“对着白海棠吐半口血”也好，都有了理由。

　　所以我们一旦想起那些艺术之都的艺术家们，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批苍白脸上有淡淡红晕、神情倦怠偶然咳嗽两声的人们。

　　尽管那个时代有比肺病更可怕的东西，比如城市公共卫生设施极差，人们不将卫生，随地大小便，从窗口就可以把屎尿倒下来，华丽高耸的假发里甚至有老鼠窝，女王坐在马桶上接见大臣，巴黎是个臭气熏天的城市等等。但肮脏粗陋的时代真相很快被过滤掉了。如果要选择一种关于某个时代的具有代表性的不完美因素，人们当然宁肯选择一种较为风雅的，那怕是在记忆里。

　　于是，人们选举肺病作为“世纪病”，让“不讲卫生”落选。

　　以此推断，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人们了解到我们这个时代，大概是工作压力大，人们不得病，贫困地区居民也不缺乏维生素，所有人只是风雅而痛楚地抑郁着，因为工作，或者感情有一大批有发言权且被关注的明星为证。

[ 本帖最后由 半百老头 于 07-8-7 18:26 编辑 ]

美惠子

其实抑郁是一种富贵病。这种说法有点片面，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也有很多的抑郁症，不过因为他们的温饱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他们的精神问题就更没有多少人去关心了，三高和三低的人换抑郁的都很多。影视界更是抑郁症的重灾区。

渴望宁静

半百前辈转载的这篇《“砖”治抑郁》太有趣了，看的我笑个不住，又不住点头：）说的很到位，的确如此，抑郁除却心理因素，确实有一部分是自己找来的，自己折磨自己。有统计资料，抑郁患者集中在受教育程度高和经济水平好的人群，整天发愁温饱的底层农民的确很少有抑郁的。上次以色列来访也说，他组织北京阳光小组活动时也发现，参加者很多都是各大高校博士硕士之类，没一个是那种为生存发愁的。发人深省啊。

Israel

呵呵。
刘非的文字还是这样有趣。
可惜看不到《南都》了。

思淇

对，抑郁症发病率农村比城市高。
在我看来，那些明星宣称自己抑郁很多时候只是作秀，
他们其实连什么是抑郁都不一定搞得明白
心情不好了，压力大了就说自己抑郁。

半百老头

                赫鲁晓夫和尼克松破口对骂

    有一种疾病最容易被人们忽视，这就是心理疾病。历史人物因患心理疾病影响历史进程的实例不甚枚举。在20世纪的历史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1958年，赫鲁晓夫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登上了权力的顶峰。这以后的赫鲁晓夫，与先前人们熟悉的那个质朴、憨厚的“乌克兰矿工的儿子”判若两人：任意打断别人的谈话，对人放肆无礼，狂暴无常。精神病学家称这种疾病叫“抑制解除”，其病因是患者在长时间精神压抑之后，突然间的压力解除。

    在赫鲁晓夫的对手中，也有位精神疾病的患者，他就是但是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1959年，尼克松访问莫斯科。在他的日程表中，有一项重要内容是主持一个美国工人生活状况的展览会。在一间美国工人家庭厨房模型前，苏共中央总书记和美国副总统破口对骂。这个被传为冷战经典的“厨房辩论”在精神病史上同样被视为经典，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燥郁型精神病人与强制性精神病人相遇的经典范例。

                                             《环球时报》

    敲完后想说，关于“厨房辩论”想必不少人知晓，此篇文章也没有描写一些对骂情节（我在一些报刊杂志看到过，不能完整记忆，故不敲这些了。），今天看了此篇短文，才知道原来赫赫有名的赫鲁晓夫和尼克松，居然在那样的场合也会病态发作，思想意识、行为举止都受其影响甚深。看来心理疾病、精神疾病并不因为他们是政治家，是主席总统而止步不前、退避三舍……….而是随着社会的越来越进步的同时，也越来越上升到主流位置，与此同时对待心理精神疾病的重视程度也与日俱增。我们亦“有幸”成为深受其害的人，在对待此类疾病的抗争中我们亦会大有作为！

半百老头

      
                名嘴崔永元：父母带我走出抑郁症

    父母揪心：儿子又患上了抑郁症？

    崔永元祖籍河北，出生在天津，四岁时随父母迁到北京。父亲是某工程兵部队的政委，母亲在父亲所属的工厂上班。在兄妹四人中，崔永元排行老么。也许因为是军人的缘故，崔家父母对孩子要求非常严格，使崔永元从小就养成了善良、坦诚、爱憎分明的性格。

    1981年高中毕业后，崔永元考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大学毕业后，他进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记者。在单位，精力旺盛的的崔永元不安于现状，总想到最能施展自己才华的天地里去驰骋。父母经常劝他：“不要好高骛远，踏踏实实工作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从没有指望你有多大出息，成名挣大钱。”父母的教诲让崔永元浮躁的心渐渐沉淀下来，他写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报道，成为电台小有名气的记者。

    1996年6月，中央电视台组建新栏目《实话实说》，试用了十多位主持人，台领导都不满意。这时有人向栏目推荐了崔永元，领导试着让他主持了两期节目后，非常满意，当即拍板就由他主持《实话实说》。

    崔永元虽然不是播音主持科班出身，普通话也不够字正腔圆，但他从容潇洒的气质、幽默经典的妙语连珠、慎密的思维和不动声色的引导，以及控制现场的能力，是对谈话类节目主持人的最好诠释。半年以后，这个笑起来嘴巴有点歪的年轻人就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嘴。《实话实说》的收视率一路飙升，成为央视的名牌栏目。1998年，崔永元正式调入中央电视台工作。

    荧屏上的崔永元挥洒自如、侃侃而谈，一副光彩照人的样子，但光环背后，他付出的艰辛和汗水却很少有人知道。每期《实话实说》节目，他和同事们都要准备半个月，而且三期同时运作，这样下来，一个月里他没有一天休息时间。不仅如此，《实话实说》的策划都是大腕级的社会学家和教育学者，他们希望在节目表面的娱乐色彩后面能讲出一些大道理，这对崔永元来说是个严峻的挑战，难度非常大。他是学新闻出身，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要把这些专家、学者的思想消化掉，然后变成自己的东西，因此，崔永元经常有通宵达旦地查阅历史资料和教育学方面的著作，写读书笔记，与同事讨论………每期节目做下来，崔永元几乎都要掉一层皮。

    这种累并快乐的日子一晃就是3年。1999年，全国模仿《实话实说》类的谈话节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加上观众对《实话实说》节目的要求更高了，这个栏目的收视率有所下降。自信的崔永元觉得自己有能力扭转这种局面，然而，尽管他和同事殚精竭虑，使出浑身解数，仍然无法堵止收视率的下滑。这让崔永元感到了恐慌和焦虑不安。

    崔永元的父母从儿媳的嘴里知道了儿子的情况，急忙赶过来看望崔永元。见儿子 面容憔悴疲惫，消瘦了许多，催父心里非常难过，安慰儿子说：“我知道你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但世界上没有完美，要追求就会很痛苦。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为什么要对自己求全责备呢？”

    崔永元从父亲的嘴里听到了认可自己的话，但这并不能让他释怀。是的，他过分追求完美，哪怕自己在主持节目时出现了一点小失误，他都不能原谅自己。对于收视率的下滑，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他也要求他们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哪怕一句话，一个镜头都要完美无缺。正因为如此，不仅崔永元自己累，和他工作的同事也被折腾得疲惫不堪。

    崔永元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像千斤巨石一样压在父母的心头。崔永元的妻子工作很忙，没有时间照顾他，两位老人隔几天就熬好鸡汤，用保温桶装好送过来给儿子喝。每见到儿子一次，他们的心就要沉重一分。崔永元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常常呆呆地望着窗外出神，一副心思重重的样。因为睡眠严重不足，他的眼圈全是青晕。

    得知儿子每晚吃安眠药也只能睡两三个小时，崔家的父母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儿子是早产，七个月就生下来了，从小身体就很虚弱。他们崔家有抑郁症的遗传病史，高三那年，崔永元就得过一次抑郁症，好不容易才治好，难道现在儿子的抑郁症又发作了？两位老人的心揪紧了，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
相偎相依。父母与儿子与抑郁症抗争。

    2001年，崔永元又睡眠障碍发展到严重的抑郁症。吃过两箱镇静类的药物后，他的身体已经产生了抗体，这类药物对他再也起不了作用。每天晚上，他9点钟就躺在床上，眼睁睁地望着天花板，一直到第二天早晨太阳冉冉升起他还没有睡着。妻子上班去了，女儿也上学去了，因为睡不好，崔永元没有一点食欲，喝了几口白开水后，就匆匆赶往单位。

    满面倦容的崔永元怎么也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与两位嘉宾做学术层面的交流时，精神恍惚的他一句也听不懂，根本就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这怎么做节目？回到家，崔永元痛苦不堪，觉得自己连活下去的勇气都没有了，他把头往墙上撞，边撞边骂自己是个没有用的人。

    为了不影响妻子和女儿的休息，晚上他就睡在书房里，妻子和女儿就睡在另一个房间。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后，崔永元就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不开灯，躺在床上，在黑暗中睁着眼睛，他思维混乱，像在噩梦里梦游。因为无法入睡，他的脑袋一阵阵钻心的疼痛，他拼命捶自己的脑袋，发出痛苦的呻吟。才30多岁的他在这段时间头发白了很多。

    那是崔永元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光，与他一同痛苦的，还有他的家人。自从崔永元搬进书房后，年迈的父亲也跟着他住进了书房，他在房间里放了一张单人床，每天晚上守候着儿子。见好端端的儿子现在几乎变成了疯子，老人心痛如割，老泪纵横地安慰儿子。但这些话对被抑郁症折磨的心力交瘁的崔永元来说，起不了任何作用。

    因为崔永元每天晚上都无法入睡，催父也不得不眼睁睁地陪着儿子，不敢入睡。直到崔永元白天上班去了，他才能睡一会儿。年迈体弱的父亲被折磨得疲惫不堪。

    2002年5月的一天深夜，实在太疲惫的催父忍不住打了个盹儿，当他睁开眼睛时，立即往崔永元的床上搜索，被子凌乱地堆在一边，床上空空如也。月光从窗台里照进来，催父惊恐地看见儿子坐在窗台上，两眼空洞无神地望着茫茫夜色，老人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催父踉踉跄跄地冲过去，一把紧紧抱住儿子。崔永元感到父亲浑身都在发抖，哽咽着对父亲说：“爸，这样活着太痛苦了，我真想跳下去，彻底解脱。”父亲含泪把儿子拉了下来，扶着他躺到了床上。从此，老人晚上再也不敢合眼。

    儿子近乎疯狂的抑郁症将两位老人打入了痛苦的深渊，经受着心灵的折磨和煎熬。他们不明白，在4个孩子中最出色的小儿子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儿子正直、善良，一向与人为善，老天爷为什么要这样惩罚他？在痛苦中，两位老人的内心升腾起一股悲壮的豪情：一定要帮助儿子治好抑郁症，让他不再痛苦，不再烦恼！以前儿子得过抑郁症，他们不也帮助他治好了吗？

    这时候的崔永元敬神几近崩溃，已经无法正常工作。父母“强迫”儿子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回家休息。2002年6月，崔永元正式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7年的《实话实说》。在这里，她由一个默默无闻的记者成长为家喻户晓的主持人，他是与《实话实说》一同成长，这里洒下来他的青春和汗水，他投入过全部的精力和激情，《实话实说》就是他最爱的孩子！于朝夕相伴的同事们一一告别时，崔永元流泪了，他实在是不忍心离去啊！

    几天后，崔永元在父母的陪伴下，找到了北京著名的心理医生刘教授。在为崔永元进行了详细的心理检测后，刘教授告诉两位老人崔永元是由于精神压力大，对人生的期望值过高，而造成情绪焦虑、心理恐慌，医学上将这种病称之为情绪抑郁症。这种病非常可怕，发展下去有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可能，甚至自杀。两位老人的血压顿时上来了，他们请求医生一定要治好儿子的病。

    针对崔永元的症状，刘教授采用了药物治疗和音乐疗法相结合的方式为他治病。每周，父母都要陪着崔永元接受4次音乐疗法，每次1---2小时。第一个疗程结束后，崔永元晚上能够睡一两个小时，3个疗程下来，他晚上能够睡四五个小时了。因为睡眠有了较大的改善，崔永元的气色有所好转，蜡黄的脸开始出现红晕，眼圈的青晕渐渐褪去，精神越来越好。父母绷紧的神经得到了一丝松懈。

    结束音乐疗法时，刘教授告诉崔永元父母，抑郁症要彻底治愈并非易事，亲人的帮助和支持也是最关键的因素。两位老人牢牢记住了刘教授的话，他们决心用父母博大无私的爱，帮助儿子彻底摆脱抑郁症的魔爪，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轨道上来。

    亲情疗法，父母带他走出抑郁地带

    为人让儿子彻底告别抑郁症，父母经常过来陪伴他，和他一起会议小时候的快乐时光，谈谈他取得过的辉煌成绩，让他渐渐找回失去的自信。两位老人与儿媳妇商量好，不论生活中遇到什么烦恼或心里有什么不痛快，他们都不在崔永元的面前流露出来，让他以愉悦的心境面对每一天。崔永元的妻子是个善良贤惠的女人，有时与丈夫发生不愉快，她尽量克制自己，迁就丈夫。

    见儿子渐渐快乐起来，崔永元的父母继续用“亲情疗法”给儿子治病。为了转移儿子的注意力减轻儿子，减轻他的压力，父母每个星期都要给崔永元写一封信或重温旧事，或展望未来，或鼓励他。他们在信里这样写道：”孩子，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心目中，你一直都是最优秀最出色的。这些年来，你凭着自己的勤奋和不懈努力，一步步走过来，你应该知足了。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你再苛求自己，就变成神了，神是不存在的。为什么要刻意地去平添痛苦和烦恼呢？《实话实说》收视率的下滑是整个大气候决定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父母无声泣血呼唤，让崔永元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在无边的温暖包围下，他的自信心一点点在恢复。

    崔永元性格内向，不喜欢交际应酬，空闲时间就把自己关在家里，这对治疗抑郁症极为不利。2003年春节，父母为了让崔永元出去散散心借口想回老家看看，让崔永元陪着回到了河北乡下。一望无际的原野上白雪皑皑，清冽的风阵阵吹过，崔永元像游进大海的鱼儿，贪婪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远离喧嚣的城市森林，美丽的田园风光让他感到分外惬意。

    傍晚时分，窗外飘着雪花，屋内温暖如春。崔永元与父亲以及一帮乡亲盘腿土炕上，边啃着考得香喷喷的红薯，边拉家常。心灵不用设防，没有工作压力，没有尘世的纷扰，崔永元的心境像水一样洗过。原来生活可以如此闲适和惬意！

    崔永元的抑郁症越来越轻，2003年7月，他重返工作岗位，主持新节目《小崔说事》。为了让儿子在休息时间不再沉湎于工作中，父母又想了个办法，说他们家房子住了怎么多年，旧了，要重新装修一下。于是，崔永元每天一下班就往父母家里赶，陪他们一起去建材市场买材料，然后运回家。他为父母的房子重新设计装修，监督施工，有时候还亲自动手，和工人们一起刷墙壁，铺木地板。每天晚上回到家，他累得全身是汗，洗完澡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儿子脱胎换骨的变化更让崔家父母高兴不已。那天上午，崔永元干了一个多小时活儿后，竟靠在沙发上就睡着了，发出香甜的鼾声。两位老人流下了百感交加的泪水………..

    活着真好，工作真好！

    随着身体的康复和抑郁症的渐渐治愈，崔永元也渐渐找回了工作的状态。他想做一个自己酝酿了很久的节目－－－《电影传奇》。很小的时候，崔永元就痴迷中国的老电影，他家里就收集了600多张老电影的碟片，老电影艺术家构筑了他的精神世界。

    2004春天，崔永元策划、创意主持的文艺栏目《电影传奇》正式开播。《电影传奇》拟拍208集，每集35分钟，每一集都有一个主题，有很多老艺术家的专题，共涉及150多部电影。崔永元不仅仅以电影中的某一角色出现，还担任主持人串场。

    为了帮助儿子收集老电影的资料，几乎每天，崔永元的父母挤公交车，一身汗一身雨地去图书馆和旧货市场淘老电影海报、连环画册和拷贝。他们光电影画册就为儿子收集了400本，为崔永元做好节目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电影传奇》推出后，引起了观众的强烈反响，那个潇洒自如、幽默诙谐、妙语连珠的崔永元又回来了！在《电影传奇》里，崔永元重新找回了自己的价值和定位。

    2005年7月，崔永元去医院复查，医生高兴地告诉他：“祝贺你！你的抑郁症彻底痊愈！”重回正常人的行列，崔永元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他觉得天是那么蓝，风是那么轻柔，活着真好，工作真好！
   

   
               


[ 本帖最后由 半百老头 于 08-9-18 22:39 编辑 ]

半百老头

                          25％浙江人患有精神疾病


　　最新调查，１７.３％的患病比率，加上老年痴呆等不在调查范围内的精神疾病，正好２５％左右，与国际患病率惊人一致。

　　中年人最易患精神疾病

　　抽取了全省１４个县（市），７０个乡镇（街道）的１５０００名１５以上的居民，患病率为１７.３％，比专家预计的高２个百分点。

　　其中，农村高于城市（有些出乎意外，所以说农村人对精神疾病的认识真的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比起他（她）们，城市人还是幸运的），女性高于男性。

　　年岭上看，１９以下为９．６％，２０－－２９为１０．５％，３０－－３９为１４．７％，４０－－４９为２４.３％，５０－－５９为２１．２％，６０－－６９为２１．１％，７０以上为２０．４％（看到了吧，阳光论坛里大多数是青年，因为他（她）们懂电脑，咳，鼻子一酸，真得好可怜好同情那些个中老年人，咳，像我这样的毕竟凤毛麟角）

　　４０－－４９的中年人是高危人群，他（她）们是社会和家庭的主力，由于工作压力大，家庭负担重引发精神疾病。

　　重型抑郁症患者比率很高

　　调查显示，列前三位的是抑郁症８．６％；焦虑症４．３％；物质使用障碍（如酒精依赖等）３．０％。得抑郁症的有这么高的的患病率令人意外，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当抑郁症转为重型时很有可能出现自杀行为，这一部分高危人群占抑郁症人群的一办４．３％。

　　而酒精使用障碍、心境恶劣障碍、特殊恐怖症，分别达到２．９％、１．６％、１．２％。酒精依赖基本上３０人中就有一个（这也是国内首次对酒精依赖患病率作权威调查）。

　　青少年精神疾病患者很少去医院

　　青少年中高危人群比普通人群危险的多，根据对１１９４名１５―――１９的调查显示，高危人群占了近四分之一。

　　与普通人群相比，高危人群在高危行为上高出三倍左右。其中９．４％有过自杀观念，2.2％的人有自杀的具体计划，有自杀行为者达到１．１％。

　　只有１．１％的精神疾病患者去过医院，其余都在“危险”中生活学习着。

　　教师、警察精神疾病最多

　　调查发现，教师、警察、残联干部、妇联干部和民政干部精神疾病症状最多，这和平时工作压力有关。

　　７０岁以上老人最需关注

　　不光上班压力大，不上班压力也很大。

　　５０以上的人群特别容易出现情感障碍。尤其是７０以上高达１３．７％，也意味着这个年龄段的老人特别需要关爱。

　　专家分析说，老人由于器官老化，可能出现各种躯体疾病，长期困挠，特别容易出现精神疾病。所以说自杀高危人群中除了青少年就是老年人。

　　心病并不一定能用心药医

　　调查中有７２％的人认为，可以通过西医、心理治疗以及中医使精神疾病好转及治愈。其中，认为能用心理治疗比西医治疗者高出１０％。

　　心病能用心药医，其实是个误区。至今为止，中医治疗没有明确疗效，轻度精神疾病可以使用传统心理治疗，但当１２周后仍然无效，必须使用西药来治疗（基本同意，但最终还是要靠心药来维持一个很长的，以致一直到你生命终结的那一天的治疗，如不是，以“是药三分毒”的西药罐子为伴也叫治愈？半百老头活着一天，就向这个论断挑战一天！！！）

　　浙江数据与国际标准惊人一致

　　略

　　心理问题提前干预能力差

　　患病率这么高与知晓率和提前干预率密切相关。居民对神经衰弱、精神分裂、和抑郁症的知晓率分别是７１％、４７％和３９．３％（我觉得对抑郁症的认识，浙江还算高的）。而对于新发的酒精依赖、躁狂症和强迫症的知晓率却极其低，均在２０％以下。

　　出现以上症状，八成人无法判定是否是精神疾病。

　　浙江省八成地区建立三级防治

　　十一五精神规划（讨论稿）２０１０，全省８０％的地区要建立县乡村三级精神疾病防治网络，发展与建立社区精神卫生康复机构。还规定２０１０年，８０％的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建立精神卫生科。对于市民知晓率，规划５年后城市要高于６０％，农村４０％。

　　（我们拭目以待）




[ 本帖最后由 半百老头 于 08-9-18 22:41 编辑 ]

波波

谢谢半百老哥与大家分享美文！！

半百老头

                         摆脱“抑郁”快乐生活
                                                                          
                                                                            福建卫生报  2008-09-15二版

    有关专家称；抑郁症有如禁锢灵魂，危害健康的蓝色病毒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目前，中国有近3000万人患有抑郁症。已经成为中国疾病负担的第二大疾病。以至不知从何时起，“郁闷”成了中国人的一个口头禅。

    抑郁症：现代社会的“流感”

    今年初，某电视台报道，北京昌平区南口，有一位外来打工的刘姓民工，情绪经常烦躁不安，他以为是繁忙的工作压力，与自己格格不入的陌生环境造成的，其实是得了抑郁症。后来，他的妻子生了个胖儿子，他高高兴兴地跑到派出所报户口，因为没有本地的自主产权房产证明，结果没有上成，心情焦躁，闷闷不安，竟然在自己妻子面前将亲生儿子活活摔死了。

    有着较好职位的官员，有时同样也难逃抑郁症的侵扰，甚至走向绝路。某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副厅长潘君，长期承受抑郁症的折磨，不堪重负，于2007年1月自杀身亡。潘是上世纪80年代的法学硕士，法学理论修养颇深。

    抑郁症已成为大学生的流行病，而中学生患有抑郁症的也不少。心理学家在研究中发现，青少年患抑郁症的人数正以8％-10％的速度递增。

    马松(化名)11岁时父母离异，从此渐渐变得沉默自卑，害怕别人说自己的家庭，尤其害怕别人提到爸爸。但他从小学到高中成绩一直很好，是学校有名的小天才，画得一手好画，也是数学、化学奥林匹克的双料奖章得主，成绩全年级第一。可是近三年，马松深深陷入抑郁症中，自杀的冲动经常发生，常常大声怒吼要自杀，他的母亲为他四处寻药访医，弄得疲惫不堪。今年“五一”刚过，马松还是吞食超量药丸自杀，被送到急救中心抢救。

    “抑郁”正在困扰我们的生活

    抑郁症古已有之，历史上许多名人，牛顿、达尔文、林肯、丘吉尔等都曾受到过抑郁症的困扰。美国心理学家史培勒认为，抑郁症往往袭击最有抱负、最有创意、工作最认真的人。也就是说，成功人士往往更容易得抑郁症。

    一位大学教师忧虑地说：“妻子至少5年没有开心地大笑过。”他的妻子原是政府公务员，后下海到某国际知名企业做门店经理。同事们说，她平时上班落落大方、真诚亲切，微笑始终挂在脸上。大家对她印象最深的也就是“她特别爱笑”。可是回到家，无论是丈夫还是父母，问她三句，最多回答一句，除了吃饭洗澡，就是一个人在屋里看书、玩电脑。奇怪的是，家里有客人来，她能迅速变成笑逐颜开的贤妻良母，下厨房做饭做菜，和大家有说有笑，让人真切感受到女主人的热情周到。

    这样的“双面佳人”，是典型的“微笑抑郁”的患者。同济医院医学博士周健华说：“患者这种微笑不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而是出于‘工作的需要’、‘礼节的需要’、‘面子的需要’。”婚姻不顺，工作压力大，加之个性好强，出现“抑郁”可能性更大。

    某大学工商管理系教授、硕士生导师欧某（化名）因抑郁症曾多次入院治疗。今年45岁的欧某1986年毕业于经济贸易大学，她的学生说，欧老师给MBA讲课非常精彩，是一个非常能干的老师。欧教授10年前就与丈夫离婚了，一直没有再找伴侣。据说，前夫不让她与儿子见面，对她刺激很大。她在工作上是个很要强的人，因此，自己的压力也大。今年年初，她终于不堪重负，从5楼阳台纵身跳下来，走上了不归路。

    据心理专家调查统计，70％以上的自杀者患有抑郁症。近日，重庆市有一位年轻的抑郁症患者，自己开了一家不错的商店，收入颇丰。可是始终不愿面对生活，总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一个月内二次寻短见被送往医院抢救。

    阳光：沐浴好心情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说，如果治疗得当，70％以上的抑郁症患者有望痊愈。据调查，我国90%以上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患病而没有及时就医，只有5％的抑郁症患者得到正确有效的治疗。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称抑郁症为“黑狗”。他说：“要是黑狗开始咬你，千万不要置之不理，要是严重的兆头持续几周了，而且还有自杀念头的话，那就该赶快去看医生。”

    一位著名歌手王某坦然承认自己有过抑郁症的体验，有时情绪会突然很低落，会失眠。心情不好时，除了去娱乐，如美甲、打电子游戏。她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把自己最闪光的东西呈现给自己身边的人，而对我来说，唱歌就是我最能表现自己闪光一面的时候，是我情感的寄托，也是快乐的方式。

    美国杜克大学心理学教授赫尔曼博士说，锻炼，尤其是有氧运动是抗抑郁症的最好药物，从锻炼中得到的活力使人对生活充满了乐观情绪。

    朱妍（化名）是一位才貌俱佳的知识女性，33岁已做到一家大公司的总监，似乎一切都按预设计划进行。她说，先做一番事业，35岁后再生个胖儿子。可是有一天，丈夫突然向她提出离婚，他说他心里另有人。当时，强烈的自尊心使她答应了丈夫离婚的要求，但她提出了一个要求，要与老公的新欢见一面。在一家西餐馆他们仨人一起吃了一顿饭，这是一位相貌普通、气质再平凡不过的女人。

    签完离婚协议，她独自关在屋里大哭一场，无法接受自己输掉的结局，而且输给一个相差自己很远的普通女子。一向自信的她开始怀疑自己，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好，心闷气躁，觉得自己快要窒息，抑郁症困扰使她几次开煤气、割腕自杀，最后都被救过来。后来，父亲强行把她带回乡下老家。清晨，做农民的父亲拖着她一起下地干活；夕阳西下，父亲带她去河边钓黄鳝，每当钓到一条活蹦乱跳的黄鳝，她笑得像霞光一样灿烂。在阳光下，她又体验到了童年的欢乐，她重新找回了自信，不再抑郁。阳光是医治抑郁症的良药。


                                                                                        (袁睿）
   

半百老头

    抑郁症被称为精神科的感冒，一是感冒人人会得，谁都有可能得抑郁症；二是感冒好治，抑郁症也好治。

    坐在北京回龙观医院病床上的韩仁（化名）说话时一直都面带微笑，语言不乏幽默感。他的颈动脉处的皮肤有两道发红的伤痕，不深。这是他几天前在家中用菜刀抹的，菜刀不够锋利。韩仁是河北某县医院的副院长，从医多年，深知刀锋从颈动脉处切下去，能以最快的速度了结自己。他是病了，抑郁症在他身上已经不是第一次发作。这一次，他想到了——死。

    北京回龙观医院是精神病专科医院，该院的抑郁症科主任邸晓兰已经见过无数在施行自杀行为之后被送到这里的抑郁症病人。北京地区2003年通过对9000人进行的抑郁症调查表明，社区15岁以上人群终身患病率为6.87％，调查时的患病率为3.31％， 以此推算，北京地区现患人数可达30万。其中令人惊心的数字是，这些抑郁症病人自杀死亡的比例达到了15%。

    从全国范围来看，我国目前抑郁症患者达3000万。到2020年，就疾病负担（GBD）而言，抑郁症将成为中国继心脏血管病后的第二大疾病。全世界的抑郁症患者数目则超过两亿。因抑郁症的各种消耗，全世界每年损失2%-5%的产值。全球处方量最多的10种药品中，抗抑郁药占了3种。

    被忽视的抑郁症

    抑郁症在中国是被长期忽视的。邸晓兰1983年从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毕业之后进入精神病专科医院——北京安定医院工作。在那个时候，精神病医院被叫做精神分裂症医院，医生被叫做奋乃静医生。“因为几乎所有的精神病院的病人都被诊断成精神分裂症，奋乃静是治疗精神分裂症的常用药。”邸晓兰当时感到稍许失落，觉得这样的诊断也太简单了，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1985年，邸晓兰到北京友谊医院进修神经内科。在那里，许多来看病的人有睡不好、烦躁、精神不集中等等症状，常会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现在看来，许多都应是抑郁症，属于精神疾病，而不是神经疾病。”即便是今天，怀疑自己有精神疾病的人们大都选择到综合医院看病，去精神病院看病会被认为是一件令人羞耻的事情。

    令邸晓兰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有一位女士多次去友谊医院看病，说她睡不着、头疼、眼睛发花。医生给她做了多次检查，但每次检查结果都是——没有任何问题。此女士还是坚持来医院，说，我身体不舒服怎么会没有问题呢？邸晓兰在一旁听着，觉得这大概是精神疾病的问题，就说了一句，要不到安定医院看看病去？邸晓兰的话刚一出口，这个女的就急了，一拍桌子就说，你说我是精神病，你说我是疯子？“她非得让我和她见院长去，说我侮辱她，差点弄出医疗纠纷。”这位女士患的其实是抑郁症，抑郁症属于精神疾病，但很多人会把精神疾病等同于精神分裂症，然后进一步等同于疯子。

    在很长的年代里，许多人都没意识到心情不好是个病。很多人认为心情不好是意志不够坚定。“曾经还有一说，认为情绪低落是思想不红，带有政治色彩。”邸晓兰回忆，“文革”时，精神病院的病人出操的时候都得亢奋地喊口号：我们都是分裂症，天天都吃奋乃静。

    观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后，医学界的国际交流多了，医疗领域的一些观念也开始改变。包括对抑郁症的认识。安定医院精神病专家姜佐宁是邸晓兰的一位导师。他曾到国外进修，对比国外的一些精神病院的情况，他发现，“怎么我们医院95%都是精神分裂症啊。”而在国外的精神病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比例并不是很高。在一段时间里，姜佐宁每周把住院的几十个病人进行重新诊断。通过国外的诊断方法得出的，结果是，病人中有15%的人其实是情感障碍性疾病，而不是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就是一种普遍的情感障碍性疾病。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精神病学界对抑郁症诊断概念狭窄，诊断率非常低。”邸晓兰说。1993年，WHO的多中心合作研究显示，15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内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识别率平均为55.6%，当年，中国上海的医院内科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仅为21%。目前，全国地市级以上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20%；现有的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10的患者接受了相关的正规药物治疗；有62%的患者在出现抑郁症症状后从未就医。世界精神卫生联合会的统计表明，69%被确诊的患者就医时主诉是不明原因的躯体症状。大多数抑郁症病人在第一次发病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得的是抑郁症，“首次发病就能来到我们医生面前的病人少之又少。”邸晓兰无奈地苦笑一下。

    2002年4月，《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计划（2002~2010）》将抑郁症作为重点精神疾病，提出的要求是：到2005年，地市级及以上综合性医院抑郁症识别率达到40%，县级综合性医院达到30%；2010年分别达到60%、50%。到2005年，抑郁患者接受治疗的比例在现有基础上提高60%；到2010年，提高120%。

    正视抑郁症

    “抑郁症病人对自我的评价往往不高，觉得活着没什么价值，痛苦地活着对家人是拖累，所以他们想到了去死。”邸晓兰说，“80%的抑郁症患者都有过自杀的念头。”提到抑郁症，邸晓兰说崔永元是抑郁症的免费代言人。“小崔这么一个聪明人都承认自己抑郁了，真棒，这能让更多的人了解什么是抑郁症。”

    美国心理学家史培勒曾说：“这种病（抑郁症）往往袭击那些最有抱负、最有创意、工作最认真的人。”邸晓兰认为，这句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所认同，但患上抑郁症是不分阶级、地位和财富多寡的。

    在一次关于抑郁症的咨询会上，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走到邸晓兰身边，说她患有抑郁症，想咨询一下。与这位女士同来的伙伴说，她哪有什么抑郁症啊。然后列举出这位女士的爱人是什么干部，她的两个儿子在国外挣多少钱，她家有怎样的洋房和汽车……在这位同伴看来，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会抑郁呢？像她这样的家庭，压根没有权利痛苦。“我的痛苦你们知道吗？”那位老太太很无奈。邸晓兰介绍，从概率上来说，是一定会有人得抑郁症的，抑郁症有生理学的基础。“抑郁症不是遗传病，但是有遗传的倾向，有家族聚集性。”

    “除去生理原因外，确实跟社会的压力有关系的。”这些年，大学生因为抑郁症而自杀的现象频繁出现，邸晓兰曾经多次到高校举办关于抑郁症的讲座。“大学生是我们关注的重要人群。对于抑郁症，邸晓兰觉得应该这样对待：“我们把抑郁症称为精神科的感冒。一是感冒人人会得，谁都有可能得抑郁症，我们不要歧视抑郁症患者；二是感冒好治，抑郁症也好治，大多数抑郁症只需要看门诊就行了，只要你认真治疗不会有大问题。感冒不好好治疗会得肺炎死掉，抑郁症不好好治也会自杀死亡。”

    邸晓兰去查看病人的时候，王英（化名）正在病房看她和伙伴们的合影。王英是奥运会的志愿者，这次抑郁症发作的当天晚上她还和伙伴们执勤，她觉得自己可能又犯病了，就自己上医院去了，如同邸晓兰说的那样，王英觉得自己像是去看了一次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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