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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暴力和犯罪报道语言和语气分析
研究中我们发现,在“暴力、犯罪和扰乱社会秩序”议题框架下,除去59.68%的报道采用的是较为中性和客观的语言表述,仍有37.10%的报道明显地采用了负面的语言表述。而采用正面语言表述的报道仅占总量的3.23%,正负面报道数量比例接近1:10。
虽然多数报道并没有流露出明显的感情色彩,但选择扮演“暴力和犯罪实施者”角色的精神病人作为新闻素材这一做法本身即容易引起受众负面的情绪,我们姑且称之为“负面的新闻选择”。如果说这种做法或多或少受到新闻价值及读者的猎奇欲望所影响,那么在新闻文本之作的过程中刻意使用带有歧视色彩的、丑化的语言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描述则更多地源于媒体从业人员自身对精神病人群体的不尊重。我们可以将这一过程称之为“负面的新闻表述”在这一议题框架中,绝大多数精神病报道经历了“选择”或“表述”的负面化过程,更有一部分报道在“选择”和“表述”上皆遭遇了负面化处理。
3、暴力和犯罪报道的描写手法分析
除了精神病人的角色特征和行文的语言偏向,新闻报道的文本呈现以何种方式展开、给受众以何种程度的心理冲击还取决于描写的生动性、趣味性和可读性,而直接引语和细节描写的数量则是这种生动和趣味性的具形化的、可测量的指标。从表4.1-4.3我们可以看到,在“暴力、犯罪和社会秩序”议题框架中,将近半数的报道中存在一处以上的直接引语,将近6成报道存在一处以上细节描写,而将近7成的报道至少存在一处直接引语或细节描写。
在更为细致的文本分析中我们发现,这一类报道的多数直接引语多来自精神病患者、民间和警方。在“施暴者与实施犯罪者”角色扮演中,精神病患的语言往往表现为无理智状态下对他人的威胁和恐吓,而民间和警方的直接引语则多表现为描述精神病患的施暴与犯罪过程,或者描述被害者的惨状、表达痛苦、惋惜的心情等。反关作为 “受害者”的精神病患,在多数文本中他们是被“消音”和“禁声”的——被杀害的精神病人自然无法通过文本与受众对话,遭到的殴打、禁闭和欺诈的精神病人则被认为是无清醒意识、智力低下和无逻辑的,因此他们的语言也是被屏蔽的。
另一方面,细节描写则多数着力于渲染精神病人施暴和犯罪手段的残忍、癫狂状态下的丑态、被害者的惨状、民间的愤慨以及警方制服精神病人的过程。在“施暴者与实施犯罪者”角色框架中,细节描写的画面感和情绪性往往更为突出,并多借由动作、色彩和声音描写来表现。
除了直接引语和细节描写,“暴力和犯罪”报道中作者对精神病患者的一些称谓也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和相关指涉——如称精神病患者为“武疯子”、“疯汉”、“疯女”、“疯弟弟”、“莽汉”、“女魔”等。 “疯”、“魔”、“莽”的表征在日常语境中意指着极度的无理性状态、严重的越轨行为以及破坏性的后果。即使抛却直接引语和细节描写,这些表征符号本身即能引领读者进入洞开的想象世界,而这种想象往往逃不开被事先构建、固化的情境。
4、暴力和犯罪报道的消息来源分析
作为媒体话语生产的原材料,新闻信息的提供者在文本制作之前即在某种程度上事先构建了某种新闻愿景。在“暴力与犯罪”框架中,半数的新闻信息主要来源于 “警察和司法部门”,其次为“民间”。所以,很多新闻在未成形前就注定要被贴上“犯罪新闻”和“社会新闻”的标签,而追求戏剧性和冲突性正是这一类新闻最主要的特征。另外,以“精神病患及其家属”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仅占总比例的12.90%。在这部分报道中,绝大多数的精神病家属是作为暴力和犯罪的受害者形象出现的,他们表达的多是对精神病患者的憎恨、愤怒和无奈之情。
这一议题框架下的报道还呈现出缺乏关于精神病人相关的病情背景介绍和相关病理分析的特征,这同样和消息来源的特点密切相关——来自“医护人员及家学者”的消息源仅占5.65%。这使多数报道都聚焦于夸张的、具有感官冲击性的、扭曲的故事性渲染,而忽略了对事故缘起、预防措施以及宏观对策的冷静分析。
5、暴力和犯罪报道的新闻图片分析
除了文字之外,新闻图片的安排同样对文本呈现具有重要意义。据统计,在64篇(占样本总量的18.08%)配图报道中,27篇(占配图样本总量的 42.19%)统摄于“暴力、犯罪和扰乱社会秩序”框架中。其中,精神病患者作为“施暴者或实施犯罪者”出现的报道为16篇(总这一议题报道的 59.26%)。
也许在这一维度的分析中,数字的说服力并没有图片本身直观和强烈。图4.4是一篇题为《精神病人看武打片时发病 30多刀砍死妻子》的报道所配的新闻场景再现式图片。画面中,报道的主角——精神病人及其受害的妻子都被“漫画化”,手持菜刀行凶的精神病人被表现为沉迷于电视图像、兴致高昂,而受害人的表情则痛苦而扭曲。图片上甚至还标配了“精彩!好功夫!”这样的揣度性语言,以表现精神病人行凶时所处的兴奋状态。这个画面所透露的是作者恶搞、幸灾乐祸心态,以及对精神病患者的极度“妖魔化”。在崇尚真实、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中出现这类恶意丑化精神病人的图片,不能不说是媒体从业人员的极度失职。
虽然上文分析的仅是一个极端的例证,但纵观这一议题框架报道的所有新闻图片,处于非正常精神状态下企图行凶、自杀、扰乱社会秩序甚至裸奔的精神病人的特写照片被不加任何处理地直接登出,并往往配以细致的描写性文字。从这些案例中,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对精神病人群体的冷漠、轻视和误解的消极心态可见一斑。
结论
(一)、网络媒体精神疾病相关报道“脱轨”于健康传播路径
大众传媒之所以对公众的健康状况有巨大的影响,是因为“大众媒体对话语权的掌握和使用直接关系到健康保障的最终结果” 。而从健康传播的定义——“以大众传媒为信道来传递与健康相关的资讯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 ——中,我们可以截取这样几个关键词,即“健康资讯”、“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如果大众传媒沿着健康传播的路径,即应该在精神病相关报道中聚焦于“疾病”和“防治”框架,以加深公众对精神疾病病理的理解、普及防治措施以及告知相关法规政策为着眼点,力图改善当前公众精神卫生现状。但令人遗憾的是,作为一种迅速崛起并蓬勃发展的大众传播形式,网络媒体中的从业人员却并没有在健康传播的宏旨上形成自觉意识,致使精神病相关报道流于表面化和碎片化,并使多数报道纠结于精神病病状的描述及疾病的危害,缺乏宏观眼界上的系统梳理。即使在一年一度的“世界精神卫生日”,媒体对精神卫生知识和疾病防治工作信息的推广也宣传也仅限于公文式的敷衍和机械的推销,与具体案例和特定社会现象的有机整合报道严重缺位。而日常精神病相关报道则更是暴露了网络媒体对精神病缺乏“健康”与“防治”层面的关照。因此,当下网络媒体话语中构建的“精神病”表征是与健康传播的有效路径相“脱轨”的。
(二)、网络媒体的精神病相关报道偏向与官方宣传导向相悖
对精神类疾病的预防、救治与控制在国家卫生部的官方宣传语境中占据主导地位,在“世界精神卫生日”,网络媒体对官方导向表现出极高的配合度,成为至关重要的官方话语机器。但是,媒体在日常报道中并没有能很好地贯彻官方话语精神和导向,而是受制于商业运营模式下的“眼球经济”,借由新闻文本对精神病的内涵做了大量歪曲性的解释,并对精神病患者群体流露出较严重的负面情绪。在疾病防治和控制层面上,网络新闻媒体缺乏具有实际意义的“作为”,对帮助公众建立对精神疾病的理性认知、消除对精神病人的偏见和歧视的负向功能远远大于正向功能。无处不在的炒作夸张与炒作更是将这种负向功能发挥到极致,这使日常媒体环境中的话语偏向与官方宣传导向出现严重背离。
(三)、网络媒体对精神病患者形象的表征存在严重的“污名化”和“妖魔化”
在网络媒体中,涉及到精神病患者的报道精往往被置于暴力、犯罪和社会越轨框架内,并更容易被塑造成暴徒、罪犯与小丑的角色。这使得网络媒体的“拟态环境”中,精神病人成为“攻击性”、“威胁性”和“社会危害”的代名词。但是,这种虚拟的形象构建有违于社会现实和医学知识。
“从医学的观点上看,精神病患者有急性发作期与缓解期,急性发作期的主要危险是自伤,涉及到伤害别人的比例很低,为常人暴力行为的1/30,而且暴力行为的发生往往有诱发因素。” 与正常人暴力、犯罪事件报道相比,以精神病患者为主角的同类报道更倾向于隐没和忽略事件的背景、诱发因素、内含的社会结构性问题以及精神病患者的个性化信息,对异质的精神病患群体进行同质化、定型化处理,将“社会秩序的破坏者”这一罪名嫁接于整个精神病患者群体之上。在现实生活中,精神病患被闭锁在暗无天日的病室,在媒体语境中,“精神病人”形象同样被“囚禁于”不见天日的灰色地带。
这种“污名化”和“妖魔化”现象牵涉到整个媒体商业运行机制和恶性竞争环境的“病灶”所在,并直接归因于媒体从业人员和全体社会公众对精神病人群里的消极心态。
(四)、网络媒体对有关精神病的社会宏观结构性反思不足
在网络媒体中,关于社会应该如何理性对待精神病患者、如何对维护精神病人的各项权益以及公众对精神病群体的消极态度暴露出何种结构性问题的零星思考被淹没在各种市井故事和硬性宣传之中。多数报道未能触及人性的、社会的以及真理层面的反思,仅仅停留于肤浅的描述和强行的灌输,呈现出琐碎和片面化特征。也就是说,对于精神病和精神病人群体,成熟的媒体讨论环境和公共议事领域尚未产生。
研究中的不足
各个网络新闻媒体中存在着不同的受众定位、功能定位和风格定位,而不同的网络媒体对精神病以及精神病人的议题构建也必然表现出多元化、差异化的面貌特征。而“百度新闻”多来源于网络软件的自动搜索和排序,无法呈现出不同网络媒体的样本特征。因此,本研究只能勾勒出网络新闻中关于精神病报道的大致轮廓。另外,有限时间内随即抽样取得的样本量非常有限,这使得研究结果在代表性和全面性上有所欠缺。
此外,鉴于研究者医学知识的欠缺,本研究对“精神病”的定义比较模糊,这对样本搜索的一致性和有效性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而且对以健康信息为主的报道缺乏深入的探讨,这也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努力克服的。
注:
1、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杨竹山、郭发勇、周辉译,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7页。
2、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3、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版,第236页。
4、迈克尔·辛格尔特里:《大众传播研究——现代方法与应用》,刘燕南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273页。
5、需要说明的是,“精神病”在新闻中必须出于核心议题位置,若仅在文中提到“精神病”字样而非以之作为主要议题,则不再样本范围不内。涉及到“精神病人”的新闻文本中,精神病人必须作为事件的主角出现,而不是作为叙事的辅助者或背景人物出现。主角为“未经鉴定的疑似精神病患者”的事件报道亦不在样本之列。另外,以“网瘾是否应为列为精神病”为主要议题的报道因为尚存在较大争议,也被排除在样本之外。
6、本研究参考的相关研究有张自力:《媒体艾滋病报道的内容分析——一个健康传播学的视角》,《新闻大学》,2004年02期;路鹏程:《媒体自杀新闻的内容分析——一个精神健康传播的视角》,《新闻传播与研究》,2000年03期。
7、前不久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上访人员被关入精神病院”事件与本研究主旨不属同一范畴,故不在讨论之列。
8、引自 Stuart H,Media Portrayal of mental illments and its treatments. (J). CNS Drugs,2006, 20,( 2),99-106.转引自王正祥:《国外媒体精神病患者负面再现研究及启示》,《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8月,第24卷,第4期,第14页。
9、引自Jackson,1992。转引自燕晓英:《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新闻记者》,2003年11月,第22页。
10、燕晓英:《萌芽中亟待关注的研究领域——我国健康传播的现状分析和前瞻》,《新闻记者,2003年11月,第24页。
11、引自王正祥:《国外媒体精神病患者负面再现研究及启示》,《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8月,第24卷,第4期,第14页。
(作者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2008级研究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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