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旷辛豪——苏辛词之比较

龙井似碗钉

词坛上关于词派的分法，历来有豪放、婉约之别。中学语文教学一涉及宋词，皆言苏轼、辛弃疾属于豪放一派；李清照、秦观则代表婉约风格。明张《诗馀图谱》：“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词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宏。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大抵词体以婉约为正。”今已不说“词体”，而以“词派”代之。清人王士慎继承和发展了张的词说，《花草蒙拾》称：“婉约以幼安为首，豪放惟稼轩称首。”以辛弃疾为首的辛派词人受到苏轼词风的影响，继承和发展了苏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宏壮气象和豪放风格。故后世又将二人并称“苏辛”，共尊为豪放词派的代表。然从其二人的词的作品来看，苏词在豪放之际更多的是溢透出一股旷达之气，而辛词多的是一份豪放。“相对而言，称辛弃疾极其受影响的一派词人为‘豪放派'更合适”。[1]王国维《人间词话》亦称：“东坡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苏轼年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年少成才，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政治思想，生性疏狂，于词作之中常流露出“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匡国济民的诚挚愿望。《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鬂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谴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是苏轼被贬密州时所作。词中描写词人“为报倾城随太守”出外打猎的热闹场面，在浩荡的狩猎队伍中，刻画了一位“亲射虎”、“射天狼”的英雄形象。此时的东坡，虽然“鬓微霜”，但又何妨呢？词人还等着有一天，朝廷能够重新举用自己，到时就能够为朝廷、为黎民百姓挽开“如满月”的雕弓，“西北望，射天狼”，击退辽夏异族的侵扰，稳定北宋的边疆。世人常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来概括表现东坡词的风格。殊不知，这首《江城子·密州出猎》更能展现东坡积极用事、驰骋边疆、以身许国的凌云壮志，是东坡词之所以为后人评为“豪放”的诠释。东坡亦曾有言：“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阙，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与鲜于子骏（侁）书》）。又有《吹剑续录》记载东坡曾经向玉堂上一位善于弹唱的幕士，询问自己的词与柳七词有什么区别。幕士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和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苏轼听完后，十分钦佩，赞叹不已。调侃诙谐之际极其形象地概括苏轼词豪迈奔放的特征。
　　苏轼词的创作高峰是在被贬黄州期间。苏轼被贬黄州后，失去俸禄，于是向当地知府申请东坡上一块地，自己下地耕作，以解日常柴米油盐之忧。也是在这段期间，苏轼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归临皋》、《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佳作。苏轼年少除接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外，同时又广泛涉猎释、道两家学说，在北宋三教合一的思想氛围中游刃有余。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载：“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验。今见《庄子》，得吾心矣！'”由此可见，苏轼早年思想境界里已经掺合老庄之道，这对他后来在仕途上屡遭贬斥、历尽坎坷，而仍然能坚定沉着、乐观旷达奠定思想基础。“乌台诗案”后，苏轼跌到人生的低谷，不得意和暂时无法排遣的忧郁，使他以“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词句在白纸上真实地书写自己实实在在的情感，一丝也不掺假这种对有限短暂的生命的难以把握和命运的虚幻易变，虽不免带有消极的情绪，然而这种阴鸷的灰色冷调子并非词人的主要生命色调。词人的人生态度是旷达的，是在人生困境中力求自我超脱、以最平常的心态来欣赏人生的风雨阴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
　　一个“打”字，将雨之大力透纸背。在这大雨中，同行者皆狼狈不堪，而独惟词人仍有情致，一边“独行”一边“吟啸”，以轻快的心情发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豪言。稍后，在料料峭峭的春风里迎上山头快要落下的斜阳，回首看看刚才来时的风雨处吧，一声“也无风雨也无晴”，豁然开朗。只有历经宦海浮沉、生活苦难而又豁朗旷达的人，才能发出如此喟然之语。难怪郑文焯有言：“此（指该词）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大鹤山人词话》）倘若没有东坡之胸臆而欲仿其词，犹东施之效颦，焉能得其凤毛麟角。
　　辛弃疾与苏东坡并称，后人视其为“豪放派”之代表，然严格来说，辛弃疾更能得“豪放”要旨。东坡虽不袭柳七词风而变革词体，另开词境，“自是一家”开词坛“豪放派”之先河，然而东坡多的是一份“旷”，而辛弃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豪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词人慷慨悲愤的情怀宣泄于纸上，一气惯之，立就成一浑然一体的艺术作品。世事变幻异常，昔日的“风流”也“总被雨打风吹去”。慨叹未了，词人笔锋一转，以自己的沙场经历再现当年刘宋“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辉煌战绩。今天，词人的满腔愤懑只有化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情流如决堤的洪水直泻奔腾，洋洋洒洒不可拘束，凸显豪放气象。
　　词人不同的人生旅历是造成作品风格不相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与苏轼的出生经历甚不一样，辛弃疾出身行伍，曾经组织、参加过抗金的义军，后从北方回归南宋朝廷，寻求报国之门。辛弃疾“归正人”和北方人的尴尬身份，致使自己不被赵宋王朝所信赖和重用，空怀一腔热血却请缨无路、报国无门，13年间调换14任官职，年少时分“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的壮志豪情付之东流水，自己一生崇尚孙权这样的英雄人物，希冀自己能具有孙氏般的雄才伟略，干一番惊天地泣鬼神的事业，“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南宋朝廷的苟且偷安，使词人万分叹息，“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人事皆非。作为一名行伍出身的将才，辛弃疾怀抱的是英雄情结，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的慷慨激昂。而事实上不受重用的词人满腹牢骚，只能是“却将万字平戎策，换的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辛弃疾豪放的胸襟不逊于苏东坡，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对于世故的通透达观，辛弃疾远逊于苏东坡，故较之东坡的能进能退，辛弃疾则陷入欲进不能、欲退不忍的两难境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贺新郎·甚矣吾衰矣》）英雄无用的压抑感和壮怀豪情无人理解的孤独感成为辛弃疾心中无法排解的愁绪，“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只能将苦水往心里头咽，“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这是一个生动的落魄英雄的形象写照。在进退方面来说，苏轼表现出与辛弃疾不一样的旷达。苏轼思想兼备儒、释、道三教，深悟实相，对人间世故练就旷达的通透，“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沁园春·孤馆灯青》所以在屡遭贬斥、身处逆境时能够保持浓郁的生活情趣和秉持开怀通彻的胸襟，不至于和辛弃疾一般无从释怀。
　　与苏轼词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辛词里，多出现战争和军事活动的一系列意象。“吴钩”“旌旗”“锦襜”“马上琵琶”等意象群在辛词中频繁出项，创作出一幅幅宏伟壮阔的军事一景象，浸透一股股昂奋豪放的情怀激流。《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剑”、“吹角”、“连营”、“八百里”、“五十弦”、“沙场”、“的卢”、“弓”等军事意象密集组织在一起，构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急凑、跳跃的节奏唱跳出战争的激烈和残酷，洋溢男儿征战沙场、誓死不惧的豪迈。在这里，血性男儿的力度美和崇高美铸就了辛词惯有的阳刚之美、豪放词风。
　　在创作手法上，东坡主张诗词一体、以诗为词。在词的创作中，将诗的表现手法移植到词中，将“诗言志”的特征在也运用在词里，开拓词的境界。苏词里大量地融入词人对人生命运的理性思考，“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次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从月的变化想到人世间人与人的种种境遇，从而将对人世无常的思想升华到通透达观的境界，以一种平和的、祈祷的心祝福天下人“千里共婵娟”。辛弃疾更是在“以诗为词”的基础上进而“以文为词”，将古文赋中常用的章法、议论、对话等手法移植到词的创作当中来。《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惟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若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采用辞赋的手法，运用比兴，借用惜春、留春、怨春的、凄美景象，层层铺开，逐渐渲染词人悲壮抑郁、愤懑伤怀、“闲愁最苦”的悲思。以文为赋的手法填词，更便于宣泄炽热的情感和诚挚的真情。因而，辛词“豪放”风格尽显无遗。
　　词人的创作与其生活和性格紧密联系，词人的生活状况及性格特征无不在词作上留下痕迹；同时，创作的方法和手段也影响了词人情感的彰露和表达。故词风亦不一致。苏、辛两大词人虽被后人同归列入“豪放派”，然仔细究察，两人词风实有相异之处，总的来说，则是：苏词旷达，辛词豪放。
参考文献：
①《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三卷，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第二版
②《唐宋词十七讲》，叶嘉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版
③《唐诗宋词名篇注评》，陈新璋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版
注释：
[1]《中国文学史（第二版）》第三卷，袁行霈主编，141页注释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