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双眼睛紧盯着我,四十分钟,没有转移。
偌大的食堂里,只坐着我和他——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我们的手相距不足10厘米,面面相觑,我看得到他眼睛里细密的血丝,并感受着他的紧张,他不停地抖脚、搓手,嘴角不自觉地颤动……
“你好,我是小安。”他伸出哆嗦的手,满是汗,冰凉而僵硬。
1988年,22岁的小安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财会专业,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被众人仰视。由于成绩优异,还未毕业,他就被某著名央企的高层领导一眼相中,并用三顾茅庐的执着请走了他。
自上岗之日起,小安就包揽了所有的荣誉:先进工作者、优秀干部、项目带头人……三年后,他成为这个大单位里最年轻的“主任”,当年年底,他分得了一套90平米的单元房,迎娶了相恋多年的北京姑娘,抵达事业爱情双丰收的巅峰。
小安骄傲地讲述着曾经的辉煌,他清晰地记得每一个荣誉,每一个关键的年份,他的眼睛逐渐明亮,嘴角上扬,仿佛进入另一个时空,享受着昔日的荣光。
“仿佛是上辈子的事了。”他忽然哽咽,望着我。
1992年夏天,他突然病了,毫无征兆。单位领导把他送到了精神病院,告诉医生,他半夜在单位溜达,谁劝也不理,他呆滞地跟在同事身后,直到进入女厕所,他认为所有人都在议论他,想要杀害他……
“我不记得了,不知道是因为病了,还是因为不想记得。”小安嗫嚅道。
从此,小安跌进了地狱。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小安反复住院,直到2003年,他的家人和工作单位都失去了信心和耐心,再也没有把他接出去过。
混沌的二十年,小安的父母相继离世,妻子也离开了他,唯一的哥哥会在每年年底来医院缴费,顺便探望他一次。
“哥哥……”小安的声音支离破碎。与小安最要好的护士告诉我,去年年底,小安的哥哥来医院探望他,一米八的小安匍匐在地上,抱着哥哥的脚,哭得像个孩子。
小安最爱唱的歌是《少年壮志不言愁》,因为他的哥哥是个警察。
哥哥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高大,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里,瘦弱、疲惫、无奈。一下午的谈话里,他说的最多的话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最初的几年,小安的哥哥带着小安访遍了全国的名医,甚至尝试了偏方、佛道之法、“跳大神”……直到专家告诉他,“这至今仍是世界难题。”
为了小安,他花掉了所有的积蓄,放弃了相恋七年的女友。“我也要生活。”他几乎是用乞求的眼神看着我,“你能理解吗?”
2003年,已经40岁的哥哥带着铺盖卷做了“倒插门”女婿,住在女方家购买的40平米的老房子里。
2005年,新家添丁,女方家决定卖掉这个老房子和岳父母的宅院,换一个100平米的新房。
于是,小安的哥哥终于有了宽敞明亮的家,岳父母便住在小安的房子里。嫂子允诺,给小安付一辈子的住院费,“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小安的哥哥小声说。
三年前,小安的医生告诉哥哥,小安可以出院了,“他已经能够恢复正常生活,但是要坚持吃药,要有人监护和照顾。”
“谁来监护和照顾?他住在哪儿?”小安的哥哥不停转着手里的杯子,“而且,我妻子也不同意。”他想了很久补充说。
于是,“心怀愧疚”的哥哥最害怕的事情便是探望。“每次见小安,我都一个星期睡不着觉,就像死过一次。”
“那么,小安要一辈子都生活在那里吗?”我问。哥哥一直没有回答。
“我想回家,我要回家……”小安泣不成声,“我会坚持吃药,我可以找到工作,我能自己生活。”
两年前,小安开始自学中级会计师教材,做了整整两本笔记。“现在就是用电脑做账,我可以学。”
小安的医生张莹说,小安还有轻微的幻听症,但是带病也完全可以生活。“可他哥哥不签字,监护人不愿负责,我们就不能把他推向社会。”
于是,小安就一直住在医院里,年复一年。张莹帮他买了各种教材,但是又不敢告诉他,他很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
小安对我很新奇,“你是外面的人,我见过的第一个记者。”同时,他又异常的敏感,一直瞪大眼睛直视着我,近乎苛刻地观察我的每一个反应,“我讨厌歧视,我和你们一样,除了偶尔的‘小问题’,我们不是疯子和傻子!”小安大声说。
他甚至知道我为什么而来,“最近公布了《精神卫生法(草案)》。”小安略显愤怒地说,“为什么大家都关注极个别的‘被精神病’现象,而不关注我们?我们才是真正的适用主体!”
小安每天都看电视、听半导体,阅读英文的《CHINA DAILY》,他提出了几十条意见,已经交给了院长。“我很失望,看不到出口。”
我赶紧安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要有耐心。”小安只是直视着我,没有表情。
采访结束后,小安送给我一个用珠子穿的圣诞老人挂坠,他在手工课上学做的,他想了很久,似乎想说什么,终究又没有说。
他依然直视我,我看不出那眼睛的背后是什么,只是在后来的很多天,都难以忘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