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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卫平 走出抑郁症，我活了“两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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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gvc071450
时间:
13-1-22 09:12
标题:
罗卫平 走出抑郁症，我活了“两辈子”
1月11日下午，在上海首条"24小时自杀干预热线"的月度报告会上，上海生命教育与危机干预中心发布了"热线"成立一个月来的数据：在总共接听的632通来电中，根据危机等级分类，一半人达到了4级以上，即达到"自杀危机"的范畴。其中，有1%的致电者在通话的过程中正在实施自杀。
人类主动结束生命的悲剧不仅存在，而且时刻在发生。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预防自杀协会"在去年9月联合发布的报告中透露，全世界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自杀，平均每40秒就有一人自杀身亡。在自杀原因中，抑郁症排在首位。
在报告会的会场之中，61岁的志愿者罗卫平正不停地和一个女孩发着短信，女孩说："罗老师，我能和你见个面吗？我现在的情况非常非常糟糕……"
自2006年罗卫平成为上海第一个向公众袒露病情的重度抑郁症患者以后，6年多来，他向许多孤独无助的病友伸出援手，已经把9个人从死亡的泥潭中拉出来。罗卫平自己也曾和死亡仅一念之隔，这并非危言耸听。他救下的许多病友中，有些人已在生死边缘徘徊多年，甚至数次实施过自杀行为但被救回来。
在罗卫平看来，抑郁症带来的那种无边的绝望，使个体在面对它的时候，往往是无能为力的。不少自杀者在实施自杀行为之前，往往会向外界发出求助信号。这些求助行为，源自人类最深层的生之本能，它好像一线微弱的阻力，抵挡住了死亡强大的召唤。
"生死就是一念之差，若是跨过这根线，生命就结束了。"罗卫平说，"但是我们能唤起抑郁症患者的希望、唤起活下来的本能，让他们感觉不再孤独。光明到来的时候，死亡就自然退缩了。"
由于国际上公认应该严格保护自杀者的隐私，罗卫平和我们也遵循这个惯例，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不公布他的救助对象们的故事，而是将笔墨围绕在他本人的经历上。罗卫平说，公布自己的故事是"助人自助"：既能够给予他人正面的力量，帮助他们摆脱心魔；也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找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快乐。
小书房成了"老罗的江湖"
罗卫平家几乎天天有客人，媒体记者、病友、志愿者、贫困学生、需要法律援助的人……他把每个"看着有眼缘"并且成为朋友的来访者信息记下来，用A4纸订成一本集子，数一数，已经有800多人了。他说，这是"老罗的江湖"。
"江湖"上的那些人说起罗卫平来，几乎都被他身上那种看不见的能量所感染。他个头瘦小、一头乱发，在沙发上一坐，滔滔不绝能讲好几个小时："我这头发还行吧？我呢，55岁以后就没在理发上花过钱，长了就自己剪，看不见脑袋后边，我就乱咔嚓两下，省下来的钱全献爱心去了。"
罗卫平的朋友说："你在他身上感觉不到黑暗和恐惧，他像一个发光体，持续不断地传达出温暖的力量。"
去年，罗卫平花了大半年时间，把自家的老房子装修一新。装修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腾出一间做书房。窄小的房间里，两排顶天立地的书架占了半壁江山，把书桌挤到一小块地方上。这里是罗卫平每夜静思和阅读之地，也让他引以为傲："我没读过高中，这辈子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一间自己的书房。"
他的前半生都纠结于自己没能受到完整的中学教育，以至于在十多年前，这块心病像恶性肿瘤一般迅速扩大，让时值壮年的法官罗卫平垮了下来。他陷入无边的绝望之中，茶饭不思、二门不迈，不敢正视镜子中日渐憔悴的自己，成天琢磨的就是怎么去死。
后来，他跟别人说起这种"自己杀死自己"的疼痛："别人没法打倒你，但你知道打自己哪里最痛，所以一击即倒。"
在抑郁的折磨中，恐惧成了常态，他感觉到"所有的光明和快乐，就像这个百舸争流的时代一样，飞速地向前跑，把我一个人远远地甩在后头的黑暗里"。在这样的黑暗里，无数悲伤的往事被唤醒。"在我们家，我哥是长子，姐姐是唯一的女儿，弟弟年纪最小，他们都有被宠爱的理由。唯独我，爹不疼妈不爱。"罗卫平说，"有时大家吃着饭，突然想起来，咦，怎么少了一个人？这才发现我一个人蹲在墙角边。"想起这些，这个生命鼎盛时期的中年人，仿佛又回到了无助的童年时代："是不是从我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是多余的那一个？"
后来罗卫平也拿这事开玩笑，说中国有那么多人，自己绝对称不上身世最坎坷，但怀着黑暗之心总在追溯过往烟云，人生的每一个时期都露出狰狞面目。
"心要宽。"面对找上门的那些有相似心态的病友，他总是这样安慰他们。
"文革"期间，罗卫平的父亲因国民党时期的历史问题被下狱。而那时，十多岁的罗卫平年少气盛，准备轰轰烈烈投身"停课闹革命"，结果却被几个同学的一张大字报揭发为"狗崽子"，受到批斗。
后来，患抑郁症的罗卫平追忆自己的悲惨人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挨斗、失学、亲人入狱和反复抄家，这份悲惨一直延续到他上山下乡。那时，罗卫平响应号召积极报名，却因成分不好被分配去了北大荒--到了地方，看到的是几万公顷黑土地，农场外围着大墙和高高的铁丝网，外人把它叫作"劳改农场"。
"劳改农场"在中国最北端，靠近中俄边境。冬天最低气温在-40℃，一觉醒来常常发现屋子的大门被冻严实了，推都推不开。就在一个冬天，农场一间棚屋失火，罗卫平赤着手去提水灭火。回过神来的时候，火灭了，手指却被冻成了冰棍，险些残废。
那次救火，让罗卫平获得了这辈子的第一个先进称号，可他的手从此落下病根。他并不在意，心想"我拼了命也要做得比别人好，而且要好得多，因为我不能让我儿子也是'狗崽子'。"
1978年，罗卫平结束上山下乡，回到老家哈尔滨，顶替病故的母亲在教育系统下属的招待所里上班，业余时间看书自学，准备考大专。那时，他的父亲已经出狱，人生几经起落，老人越来越沉默，但开口常有"惊人之语"。罗卫平说："他对政治、时局有自己的反思，我那时年轻，思想非黑即白，就跟他吵，吵着吵着就干架了。"
两年后，夜大学开始招生，罗卫平想学历史，但身为文学教授的父亲却让他学法律，他说："你高中也没读过，拿什么跟人家比？法律在中国是新东西，领导人也得从头学起。"直到1982年，病重的父亲才在病榻之上袒露真实想法，他说自己儿时的梦想就是做法官："法律是个好东西，有了它，就不会有人被不公正地入狱。"
父亲病故5年后，罗卫平来到上海，和在北大荒相识、结婚，后来返城的妻子团聚。恰逢黄浦区法院招人，他带着半张纸的简历去面试，考官只问了三个问题："法院没奖金、工资低，你愿不愿意？不能解决住房，你愿不愿意？要经常出差，你愿不愿意？"
"我还有什么不愿意的？眼看就要实现我老爸的梦想了，我还能因为这些困难就拒绝了？"罗卫平说。被录用后，他回头就给父亲烧了三柱高香。那时他没有想到，在之后的十多年里，这个职业会把他的人生带上巅峰，继而又跌入深渊。
心魔，吞噬了社交能力及生的意志
那时，黄浦区经济法庭刚成立不久，案子很多，诉讼标的在基层法院中排名全国第一。罗卫平工作很卖力，到全国各地取证和就地调解也跑得很勤快，他说自己"本性就好游山玩水"，因此出差并不是一件苦差事。取证的地方往往在乡野山区，常要和地痞流氓打交道，罗卫平也如鱼得水："这种场面书生不行，需要我这样在江湖上混过的人应对。"
为此，他得了许多荣誉称号，拿了5枚立功奖章。几年后他就升任黄浦区法院经济庭副庭长和知识产权庭庭长，"胸前的奖章挂得密密麻麻，就和部队里的军功章一样"。可罗卫平还是觉得自己"不行"："我没读过高中，没上过正规大学，而法律体系却越来越完善，条文和新类型案件也越来越多，我总觉得自己是'野路子'，怎么跟人家科班出身的相比？"
罗卫平说自己第一次上法庭时，坐在高高的法官席上，看到公诉人、律师、原被告及旁听者陆续到场，心里就开始发虚，"眼里看出去的都是晃动的人影"。
如今已摆脱了抑郁症梦魇的罗卫平，再不讳言自己以往的软弱："那时，我就是不认输，不敢公开承认自己'不行'。越是这样，越是钻牛角尖。"
他说起病发前的一次饭局，几个年轻法官过来，要认识一下他这个业内的"大哥"。罗卫平端坐主座，一个常带几句英语的"海归"法官拿着饮料来敬酒，说："我们战斗力不行，您老随意……"他脑子里就嗡地一声炸了，"这年头，江湖规则都改了？我英语不会、电脑不行，又是'野路子'学历，拿什么跟人家比？现在可好，饮料都能当酒敬，我拿什么去跟人家比？"
因为长期透支和身心疲惫，1995年底的一天，他伏案工作时，突然眼前一黑晕倒了，醒来后觉得心口和后背疼，但在医院检查了半天没查出生理上的病因，最后请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来会诊，被确诊为患了抑郁症。没过多久，他连家门都无法跨出了。45岁的罗卫平垮了，他不能抑制地走进了死胡同。大半辈子在追求"更牛"的他，仅仅几个月时间，就下不了床。他茶饭不思，夜夜失眠，钻进了"我这一生有多倒霉"的牛角尖里。他不出门，把窗帘拉起来，在他眼中，天总是灰的，像一口铁锅压在头顶；哪怕有阳光，觉得那也是别人享受的。
"于是，我先是在社交上把自己封闭起来。你能想象那是什么心情不？上海人有句话说得最妙，叫'筋搭错了'。"罗卫平闭上眼，那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他做了个手势环抱胸口，就像一堵墙把自己和其他人隔开来。他闭门谢客，手机铃声一响都能吓得心惊肉跳，接通后"嗯嗯"几句就赶紧扔给妻子。有两个在北大荒一起下乡的知青朋友听说他病了，专程从东北赶来看他，都到了楼下，听到门铃声的罗卫平却发了火，对妻子吼道："你让他们走！你让他们快回去！我都要死了，说不定就是明天。"
病好后，罗卫平千里迢迢跑到东北，把留在那儿的朋友全都叫来吃饭，席间跑到那两个朋友面前三鞠躬："我对不起你们，那时候我脑子有病。"其实，未发病时的罗卫平，性格刚直，爱憎分明，事事追求完美。因此，在做法官时他最为这个性格所累，那些明里暗里的"规则"，他看不顺眼，有时候又不能违背，最后只得"求饶"："你以为我是法官，处尊居显、高高在上，其实你们全是我大爷。我见到你要拱手，求求你放我一马。"
强大的人最怕被自己打倒，心魔一旦生长起来就难以控制。绝望，是抑郁症患者最大的心理特点，罗卫平形容说，绝望是一种见不到头的灰色。在吞噬了社交和工作能力后，抑郁症的阴影又开始侵蚀他生的意志。
思考"怎么个死法"成了病中罗卫平的头等大事。他脑中胡思乱想：跳楼可能会摔残、安眠药不太好买、开煤气可能会炸掉半层楼，上吊呢舌头又拖得那么长……每一种死法看似都不完美，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他的生命。同时，他也于绝望之中，认清了人性中这种微弱的生之本能。病愈之后，他帮助许多病友摆脱了抑郁症，靠的就是唤醒这种生命中最原始的力量。
而当时，他孤立无助，并拒绝其他人的帮助，在强大的心魔前无能为力，死亡像海妖塞壬般唱着歌，远远地诱惑着他，他觉得，"我一定要死，不能不死"。
正视疾病，把它当成一场"心灵感冒"
罗卫平是被家人拖着去精神卫生中心的。在治疗过程中，他几次想夺门而逃。第一次是看到医院的门牌，白底黑字，让他想起了北大荒的"劳改农场"。"我进去不就是被关在监狱里了吗？"这个念头还没有转完，在跟医生讲述病情的时候，隔壁有个精神分裂的病人突然发作，嗷嗷大叫，被绑起来带走了。见此情景，罗卫平也想逃之夭夭。
这个经历，后来成了罗卫平去考国家心理咨询师的原因之一。"身体上有病，还分个癌症和感冒，精神上的病怎么就能混为一谈呢？"罗卫平说，抑郁症患者要克服的第一关，是正视自己的疾病，把它当成一场"心灵感冒"。
承认有病，罗卫平开始主动服药，在好转之后，他还养了一条狗，取名"三得利"。后来，罗卫平因为第一个公开自己的抑郁症病情，得到了诸多媒体的关注，他还牵着小狗上了电视："它啊，每天早上六点就跑到床前叫我起床，我得带它出去遛啊。我家住在没电梯的六楼，这么跑上跑下的运动，身体慢慢地就好起来了。"
7年前，有位母亲通过介绍，找到当时刚考出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的罗卫平，求他帮帮自己的女儿。这位母亲刚和分居多年的丈夫打完一场旷日持久的离婚官司，签完协议当天，读初三的女儿在家服安眠药自杀，被抢救过来后就闭门不出、很少开口。走进那女孩住的小区，罗卫平看见高楼，心里就一阵打颤："我知道她会琢磨什么。唉，这姑娘家住在十楼，跳下来一定会死。"
在女孩母亲好说歹说后，小姑娘从房间里出来，脸色苍白，没一点血色，头发乱得像鸡窝似的。她在罗卫平身边坐下，斜眼望他，并不开口。罗卫平叹了一口气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没人会比我更加清楚，因为之前整整5年，我每天都在计划着明天怎么死。"
后来，罗卫平总是以这段话为开场白，不是以心理咨询师，而是以一个前抑郁症患者的身份与病友交心。他向许多人讲述自己最黑暗、最不堪的那段往事，坦然承认自己的无力："我们不一定做得好每件事，是不是？但我们总有做得好的事情，为什么不想想做得好的那些事呢？"
罗卫平又说起自己年少的时候。因为成分不好，没资格"干革命"，他就加入了全国大串联队伍。那时，只要拿学生证去开个证明，就能免费坐车去全国各地。他和几个同学一起，挑一个初秋，坐火车一路向南，途经革命圣地就停下来参观一番，就这样一路停停走走到了井冈山。在井冈山脚下往上看，云雾缭绕、郁郁葱葱，几座山峰直耸入云。当地人告诉他们，最高的主峰居中，景色最为瑰美。
但当罗卫平爬上主峰之巅，心情竟是深深的失望。他看到周围连绵群山被云雾环绕，而他的脚下却是乱石堆叠的光秃秃山头。从那时起，少年罗卫平就懂得了一句话，叫"这山望着那山高"。在与抑郁症抗争的无数个不眠之夜，他都会想起在山巅的那片刻时光，想到自己从少年时开始，太要强的心理就在心中埋下发病的种子，渐渐成了偏执，最后差点要了他的命。到了55岁以后，他从抑郁的阴影中走出来，开始体悟心宽的哲学，那时他把一句诗挂在嘴边，"横看成岭侧成峰"。
"大概是天意，我活了'两辈子'，就是为了活个明白，明白我来到这世上，能够干些什么。"他说。
直面过死亡，才知活着的快乐
作为法官的罗卫平，已经退休了。现在的罗卫平，不再性如烈火、爱憎分明。认识他的人都说他变了。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他6次去灾区做志愿者，为孩子们做心理疏导。在重灾区，看到人间地狱似的场景，同行人都心有悲戚，唯独他不愿意多受影响，做完事只要有空，他就提着相机摄影去了。
"对有些事不能太认真。"罗卫平说。抑郁症痊愈后，他去社区老年学校学了电脑，在社交网站上开了主页。遇到和自己年轻时候一样偏激的少年，他常常上前争执、劝解，犹如面对过去的自己。他说，真实世界的复杂程度超乎想象，世事也不尽然非黑即白。有悻悻败下阵来的年轻人，往往不服气地问："您老这把年纪了，还玩这个？"
罗卫平哈哈一笑："我为什么不能玩？我就是要玩够本。"
若非直面过死亡的痛苦，他也不能体味到活着的快乐。"他依然是一个走正道的人。"他的朋友这样写过他。现在，罗卫平在许多地方做志愿者，凡事"搭把手"，绝不做负责人，兴致过了就飘然离去。一些高校请他去做演讲，他很乐意去。讲座结束，他像学生一样去食堂，买几个大包子，就着免费汤，就算一顿饭了，怡然自乐。
他把省下的钱，都用在"江湖救急"上了。在那册半厚不薄的"老罗的江湖"上，多是他做志愿者期间结识的家境贫困的大学生，若谁需要救济，老罗都义不容辞。有人说这像是赎罪，但老罗却说："我就是利用规则做好事，我做的好事越多，离死越远。"抱着这样的心态，这几年不请自来的荣誉证书甚至比他当法官时得到的还多。在洞察世事之后，又能做到心灵与外物相协调，于是天地间再无可以束缚他的东西。
"人生如果可以重来一遍，你会怎么选择？"我问他。
"做一个法官，在我能力所及之处，践行公正。"罗卫平毫不犹豫地说，似是早已把这个问题想过很多遍。
最近，他打算为父亲写点东西，为此他已经去各地图书馆和档案室跑了许多次。期间，他对生命的感悟又深一步："原来命运给予他人的不幸，并不会比我少。人只要不死，就有希望。所以，要活下去。"正如每个人都会遭遇困境、绝望和死亡，世人与之对抗的勇气和智慧也将一直存在，而这或许就是活下来的意义和乐趣所在。
作者:
carrothu123
时间:
13-1-22 09:54
写的真好！我正在经历着严重的反复中，看了罗大哥的故事，感受到了鼓励和安慰。希望能够像他一样直面自己，心宽就好！
“正如每个人都会遭遇困境、绝望和死亡，世人与之对抗的勇气和智慧也将一直存在，而这或许就是活下来的意义和乐趣所在。”
作者:
carrothu123
时间:
13-1-22 10:09
在罗老师身上我们能学到很多。感觉我现在就需要这样一位良师益友，理解我，也能开导帮助我。请问各位网友有罗老师的联系方式么，怎样可以联系到他呢。在此谢谢大家了，也祝愿大家都能挺过抑郁风暴，重回健康、喜乐、平和。
作者:
goldsun0
时间:
13-1-22 10:10
身体周刊推出关注中国人精神状况的系列报道“中国心病”，寻找并记录那些曾经身陷“黑暗世界”的人。
罗卫平的爱犬“三得利”为主人的康复出了不少力。 身体周刊记者 高征 图
六十岁的罗卫平曾是高级法官，患上抑郁症不得不放弃工作放弃社交，甚至想要放弃生命。从病魔中走出来后，老罗成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用他的独门“自杀”疗法，救下同样苦于抑郁症的企图自杀者。他大胆公开自己的病历，上了电视报纸，成了不走寻常路的名人。
罗卫平
1951年出生，前上海黄浦区人民法院经济庭副庭长和知识产权庭庭长，国家职业二级心理咨询师。
1995年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1996年初痊愈，2000年再次复发，2001年底提前退休，2005年痊愈后进入华师大心理学系进修，次年考取国家职业二级心理咨询师，开展心理咨询服务。
【 中国心病① 】
九月十日是第八个“世界预防自杀日”，自杀是中国第五大死亡原因，而抑郁症等精神类疾病则是自杀的首要诱因。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断层加剧、利益冲突频发、信仰缺失，越来越多的人无法找到自己的心灵寄托。有鉴于此，身体周刊推出关注中国人精神状况的系列报道“中国心病”，寻找并记录那些曾经身陷“黑暗世界”的人，鼓励他们讲述自己战胜自我的故事，为重塑中国人的精神提供镜鉴。罗卫平，曾经的高级法官，如今的心理咨询师，把自己十年的痛苦病历，变成了他人的良药。
身体周刊记者 史寅昇
天空是碧蓝的，阳光是金色的。
罗卫平花了10年时间，才真正重新获得了对主客观世界的正常感知。在最灰暗的那五年里，他的天空没有阳光，他的世界只有他一个人，他不愿也不敢面对他人的眼睛，死亡是一颗悬在他头上的定时炸弹。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1995年末，身为法官和庭长的老罗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半年的治疗一度为他找回了阳光，然而病魔却在新千年卷土重来，他放弃了工作，放弃了社交，甚至决定放弃生命。将近五年的煎熬之后，老罗终于又从地狱里走了回来。
因为曾经在心里杀死过自己不止一次，归来的老罗把自己的痛苦经历，变成了拯救他人性命的良药。55岁那年，老罗考取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开始用他独有的疗法，救下一个个同样苦于抑郁症的企图自杀者。他甚至因为公开自己的病情，上了报纸头版，成了个不大不小的名人。许多人感于老罗的勇气——敢于面对曾经几乎杀死自己的心魔，敢于向社会坦承，自己是个“前”精神病人。
但老罗从没有自居为英雄。在他眼中，英雄是那些迎难而上者，而经历过太多挫折的他，现在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每次成功地帮助别人，对他来说，都是种正面的刺激，把他离当年的梦魇推得再远一点。
60岁的老罗说，那些灰色的岁月，没有再出现。
从法官到精神病人
今天的老罗，身材清瘦但结实，面部表情丰富。不止一个人说，他说话的腔调像相声泰斗马三立——只是，他的语速比马三立快了几倍，思维跳脱却流畅。与相声演员相似的是，他总能在几分钟内和任何人搭上话，并且用几句话就吸引对方的注意。
初见老罗的人，甚至会觉得他是个过于亢奋的人——他能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毫不疲惫地保持精神饱满的状态，以近乎夸夸其谈的长篇大论配合丰富的表情、动作。他总是表现出热情和开朗的一面，连他自己也时常自嘲：“我这样子是不是有点躁狂了。”
自嘲，本来绝不该出现在老罗身上。在今天这个自称有些玩世不恭的老罗身下，躺着两个影子：一个端严尽职的法官，一个寻死觅活的抑郁症患者。如果不是与老罗面谈过，很难想象这样一个能让对话者如沐春风的人，曾经将身边的一切染成灰色。
老罗1951年出生在哈尔滨，在北大荒插队时结识了来自上海的妻子，两人结婚后两地分居八年育有一子，终于1987年移居上海全家团聚。在上海，老罗曾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法官、庭长。看上去，一切似乎很美好。
接下来的故事，老罗讲了很多遍，媒体也报道了很多遍。对于回忆曾经的痛苦，老罗已不存障碍，这似乎是一种证明：他已经脱离了那个叫做抑郁症的梦魇。
事实上，1995年底，当老罗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些奇奇怪怪的症状时，他甚至还并不清楚，抑郁症是个什么东西。当时，他已经是黄浦区人民法院经济庭副庭长，又承揽了诸多大案要案，44岁的年纪对一名法官而言正是春秋鼎盛，没有人会把他和抑郁症联系起来，包括他自己。
但老罗其实清楚地知道，自己并没有外表上那么光鲜。承担的多半都是大案、要案，老罗很累。而当数以百万、千万元计的国有资产因为法律的漏洞而流失时，老罗心中的正义呼声便成了无力的呻吟：我该怎么做，我能怎么做？
这种无力感严重地冲击着老罗的心理防线。现在自称“玩世不恭”的他，在当年是个刚直坚硬的法官，他无法忍受，却又无力改变。
加上过于要强长期身心疲惫的透支，于是，1995年底的一天，老罗在工作时突然两眼一黑，趴在桌上晕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觉得心口和后背痛，其实是心理因素造成的。被同事送到医院里，一开始查心电图有问题，被戴上24小时的监护仪。后来被法院院长和医生关在房间里观察了7天，全身上下各种检验都查不出问题。最后请了精神科的医生来会诊，才发现是抑郁症。”事后，老罗回忆，从开始有不正常的感觉，到被确诊为中重度抑郁症，不过两个月的时间。
“会得忧郁症的原因，往往就是无能为力，做了太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现在，已经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老罗，可以用“认知和行为失调”的冷静术语解剖精神病的肇因，但当时，他真的对自己无能为力。
阴暗的螺旋
“现在的社会，信息量太大，人看到的东西太多，但都片面。这么一来，人的心气高了，可是水平没提高，欲望就不满足。你看到别人家庭和睦，就觉得自己不如人家幸福。可你怎么知道，人家不是刚刚在家里吵过架出来的？你看到人家工作效率比你高，就觉得自己不行，可你也不知道，人家刚休了一个星期的假，现在精神特别好。”现在的老罗，经常用这样的说法来开解他人和自己，因为他曾经陷入过更加荒唐的思维漩涡。
老罗开始将自己封闭起来。电视里的人们越高兴，他就越怨恨自己的无力；而电视里若是播放悲惨的镜头，那份悲惨倒是被他一滴不差地吸走。他也不爱和人说话，总是拿弱点和别人的长处比较。他甚至想起，他有三个兄弟姐妹，大哥是长子，大姐是唯一的女孩儿，小弟最得宠，连自己排行老三，都成了倒霉人生的验证。
老罗变得不敢见人。他不敢下楼，即使妻子逼迫他每天下楼拿报纸，他也要像暴风海洋上的水手一般，在阳台上瞭望许久，确定四周无人之后，才鬼鬼祟祟摸下楼去，又急急忙忙逃上楼来。
对于一名抑郁症患者来说，要快乐不容易，要难过却很简单，令人痛苦的素材俯拾皆是。最令老罗痛苦的是，他知道自己抑郁着，也知道这种抑郁对自己不好，却无法走出来。在他日夜担心焦虑的事情之中，本身就包括了“我的抑郁症好不了，该怎么办？”，越是担心，痛苦与挫折感就越强化。
睡眠不足和缺乏运动，也让老罗的身体垮了下去。“身体垮了，影响思维能力，思维能力差了，人就更加走不出去。最后，就是觉得自己这人没有救了，连身体都坏了，生不如死。”在灰色的螺旋里，老罗越走越低，最后触到了底线——生不如死，何不去死？
老罗曾经很认真地计划过死亡，他对于自己如何自杀的想象，甚至已经深入到了具体层面：“我想过跳楼，但是我家住六楼，晾衣架七七八八的，万一跳得不死，粉碎性骨折了，终生残疾了，那我可不干。想要开煤气，又怕有人点烟，炸掉半栋楼。我当时想自杀，但一不想死不成留下残疾，二也不想连累别人。后来又觉得老婆孩子还没安顿下来，这样死了太不负责任了，加上抑郁症患者身体不好，脑子思维能力也下降，所以就很懒，于是就想着‘要不下个月再死？’”
虽然“下个月再死”一度拯救了老罗的性命，但对当时的他来说，只有“死”是确定的、不可变更的终点：“死是一定要死的，必须死。”这个念头占据了他的全部意志。现在的他用“自私、阴险”来形容当时的自己：“甚至会为了怕家里人阻止，装出一副‘现在我不想死了’的样子，其实自己偷偷在准备着。”
治疗与歧视
事实上，令当时的老罗感到痛苦的事情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便是：“我得了抑郁症，好不了了，永远是个精神病人。”
即使得了抑郁症，1995年的老罗依然不能消解对抑郁症患者的歧视。当自己成为抑郁症患者时，歧视就成了自卑与失落：“我这个人最要面子了，这是最没面子的事情。我是个法官，连自己的精神都控制不了，还怎么去判断别人的对错？”
老罗一度抗拒去精神卫生中心治疗，这种抗拒在今天看来并非没有道理：“十多年前，那个精神卫生中心的牌子是白底黑字的，看上去像什么？像监狱！进去了之后，抑郁症患者跟精神分裂症患者一起看病，你站在那里，就看到旁边发疯的打滚的被绑起来的，你害怕不害怕？我就很害怕会变成他们那样，会被抓起来。”
“那时候我不肯去，有一段时间都是我老婆替我去拿药让我吃。”老罗记得很清楚，当时有其他科系的医生在听说了他的病情后，断言：“你这辈子都要吃药。”现在想来，这位医生并不了解精神科的相关知识，但对老罗而言，这简直是给他宣判了又一次死刑。
事实上，直到今天，人们对精神病人和自杀未遂者的歧视仍然让老罗感到难过：“一个人心脏有病，肺脏有病，看好了就是个好人；可一个人要是得过精神类疾病，在社会上他就一辈子是个精神病人。其实，抑郁症就像是感冒，任何人都可能生这个病，而这个病也是能看好的。”
但是，老罗仍然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在今天的社会，一个得过精神病的员工可能会被莫名开掉，一个有过自杀倾向的学生总要被重点关注甚至遭到退学；一个有精神病的居民甚至会被所有的邻居孤立。
就连老罗的妻子也不敢向邻居们透露他的病情，那几年当邻居们问起“为什么老罗不出门”的时候，她的回答是：老罗得了心脏病，不能多活动。
也许，这种歧视与人们对精神世界的不了解有关：虽然每个人都有大脑，都有心灵世界，但这个世界的过于玄妙，与人们“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心态，让精神世界变得神秘莫测。我们可以断言，骨头只要长在了一起就算是接上了；可我们却无法确定，一个曾经得了精神类疾病的人，会完全恢复原状。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神经病”原本指的是神经系统的疾病，但在中国，它往往占据了“精神病”的语义，表示精神系统有疾病者。而同时，“神经病”本身又是一句骂人话，形容一个人做事愚蠢、出格。很多时候，这个被错误使用的词语，其两种词义是重叠的。
这个事实折射出这样的固有观念：精神病人之所以会得病，是因为自己过于脆弱，无法承受刺激和压力——在他人眼里，精神病是弱者的疾病，而患上精神病，本来就是患者的错误与罪孽。老罗则这么说：“强和弱是一体的，再强的人，也有脆弱的时候。你看我，两次发病都是在自己很牛的时候。”他并不认为，抑郁症是弱者的疾病。恰恰相反，“得抑郁症的人往往比较聪明，比较会想事情，想着想着容易钻牛角尖，还会编出一个又一个负面的故事，一环套一环，到最后原本一件很小的事情就让人觉得天塌了。”
这种思维方式，显然并非弱者的专利。“越是强的人，反而越是有可能遇到这样的事情。人总是要面临压力的，男人其实也是很软弱的，但有时候明明觉得自己无力，却又要装作自己很行，很牛，于是就压垮了。”
实体药物与虚拟精神
老罗相信，抑郁症的治疗是一个“综合治理”的过程：“该吃药就得吃药，因为抑郁症是身体和心理两方面影响下的疾病，身体的失调的确要依靠药物来进行控制。除此之外，各种身心上的治疗、社会支持系统的支持也是不可少的。”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精神疾病存在于大脑回路内的“软件”内，因此药物并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老罗则是药物的受益者：“当时，因为是第一次得抑郁症的关系，第一次吃药，药效也是很好的。吃下去一个不长的疗程之后真的管用，就觉得天一下子变蓝了，也没那么严重悲观了。”
除了治疗抑郁症的专门药物外，一些辅助药物也成了老罗在焦灼生活里的救命稻草——抑郁症带来的身心影响是多方面的，在老罗的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他曾经十多天难以正常入眠，这种痛苦自不待言。而当妻子从医生手中带来安定片的时候，他又陷入了自我怀疑里：“这药有用吗？是不是假的？”
“胃这个东西，最受心理暗示的影响。我心里觉得是假的，它就不起效果。每天两颗吃下去，照样睡不着。”至今，老罗回忆无法入眠的经历时，还是会皱起眉头，这在他平时爽朗得近乎灼热的言谈风格里很是罕见。
老罗的姐姐是一位外科医生，为了帮助他走出抑郁症的阴影，她从北京赶来，并且事先向精神科专家求教。在老罗康复的过程中，姐姐的帮助必不可缺：“她给我静脉推安定的针剂，其实成分是一模一样的，但她告诉我，这个针是真的，和药片不一样。”结果，一管药水没推过一半，老罗就呼呼大睡，一睡就是近20个小时。一周后，老罗终于愿意接受姐姐“药水和口服药片一样”的说法。
在服用安定半年后，老罗的妻子偷偷把安定换成了维生素。安慰剂疗法取得的成效让老罗也十分讶异：“安定是处方药，不是随便能配到的。老婆把一堆安定扔在我面前，告诉我是维生素时，我一下子就信了。”从此，老罗总算能享受没有“安定”的安定睡眠了。
卷土重来的阴云
老罗知道，在自己患病时，妻子是最难过的人。“她已经很难受了，又怕刺激到我，总是自己躲在其他房间里哭。”但若是没有妻子的关怀和坚持，老罗恐怕无法想象自己的命运会是如何。
“这个社会支持系统很重要。我以前在北大荒插队的那些兄弟们都知道我的病。在我最黑暗的那段时间，有时候他们都砸门把我揪出去，一起热热闹闹地喝酒。我虽然不说话，但毕竟知道有人在支持着我，希望我活下去。”
1996年年初，罗卫平的抑郁症状得到了改善，他感觉已经恢复了正常，便停止了服用药物。他坦承，自己不再服药，心中也有着“停止服药就意味着远离抑郁症”的想法。
阳光似乎回来了。但只有4年。
2000年底，老罗再一次感觉到了抑郁的症状。这次，他比以前有了经验，但病魔的来袭却更加凶猛。
“那时候我当了知识产权庭的庭长，每天做那么多案子，好多知识我都不懂。我年纪大了，不懂英语，不会计算机，整天高高在上地坐着，心里却是没底的，觉得自己已被时代抛下了，没有能力了。”
老罗的这一次抑郁症，整整发作了5年。因为疾病的关系，他2001年底提前退休。他相信，少了工作压力对自己的康复是有好处的，但看着曾经的同事朋友们个个“有权有势”，自己却要在知天命之年解甲归田，还是让他有些心理不平衡。
将近5年没有阳光的日子，他几乎再一次屈服于死亡的甜美想象。好在，有从北大荒一起走出来的兄弟，有经常关心自己的同事，尤其有关怀着他的妻子。老罗就像是一个自以为成了吸血鬼的孩子，因为点滴阳光落在身上而惊恐逃避，却终于发现，原来自己依然享受阳光的温暖与明亮。
而精神卫生中心也不再是老罗的畏途。“现在招牌都是白底红字，看上去就是医院。而且各种疾病也分开看了，我不用担心被他们当成疯子抓起来。”
在2005年，老罗甚至还养了一条名叫“三得利”的狗，也成为了治疗的一部分。“我当时还没有孙子，小狗就像我的孙子一样。”因为养了狗，老罗不得不每天几次上下楼遛狗近一小时，也“被迫”爬楼梯当做锻炼。与病情严重时成天枯坐愁城相比，运动量上去了，汗出来了，心情也变好了。
回到跌倒的地方
2005年年中，老罗的病情再一次缓解。为了庆祝自己的新生，他决定请来在患病期间帮助过自己的十多位好朋友、好同事，一起好好吃上一顿。妻子和一个当院长的法官不约而同丢给他一句话：“要联系你自己去联系，我不管。”
打十几个电话，通知十几个朋友，在某时某地一起吃饭，这并非难事。但对还没完全从抑郁症阴影里走出来的老罗来说，要面见他人、直视他人双眼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更何况是说话、邀请？毕竟，他已经有好几年，都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恐惧是必然的。
“最后还是我打的电话，把他们都请过来了。他们听到我打电话请他们，都很高兴。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的病，知道我平时话都不能说，现在可以打电话，说明病好了。”虽然是件小事，但让老罗觉得很有成就感。此后，他开始做更多让自己有成就感的事情。
2005年下半年，老罗的一位老同事在华东师范大学帮忙招生，便问老罗：“想不想来培训班、考心理咨询师？你来的话，给你打八折。”
老罗的念头是：我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得这病。于是，他在55岁的年纪，和一群80后们坐进了华东师范大学的教室里，并在2006年初获得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书，而中国至今尚未开放一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认证。
获得心理咨询师资质的老罗本来并没有打算从事这一行业，毕竟年事已高，差强人意的也就是社会经验和切身体会。他没有想到的是，曾经让他己泥足深陷的无底洞，在他好不容易拔身而出的同时，也教会了他如何不再沉沦的技巧。而他也开始运用这种技巧救人性命。
老罗经常把自己的6个自杀危机干预成功案例挂在嘴边。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劝解试图自杀者放弃自杀，更有成就感的了。
2007年的一天，老罗在为电视台的“心灵花园”节目做志愿者，接听求助者们打来的电话。一个女孩打来的电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她先是问我怎么才能离婚，我也没多想，就用法律专业知识跟她说了离婚的各种可能性和操作方法，结果她问我：怎么才能让别人离婚？我就觉得不对了。”老罗显然已经多次说过这个故事，诸般关窍都说得到位，“我和她聊了很久，这个女孩是安徽的，和男朋友青梅竹马，一起上中学，一起考大学，感情很好。后来，女孩考到上海某名校，并留在上海工作，男孩去了北大，还考上了研究生。但是这个男生呢，就是太求上进了，突然在北京和一个研究生女同学领证了，因为这个女同学家庭环境好，能供他出国读博。”
女孩因为这件事情而崩溃，她在电话里的言语听在老罗耳里，句句都是抑郁症状。老罗用一场长谈稳住了女孩的情绪，还给她留了电话。那天深夜，女孩因为打不通男孩电话，又一次情绪失控，老罗在家中用电话和她聊到深夜，“夜里是最难熬的，我跟她就东拉西扯天南海北地聊天，就是要至少先熬到白天。”
第二天，老罗决定去女孩家见一见她。对于心理咨询师来说，和咨询对象保持一定距离是必需的，但老罗并没把自己当做咨询师，“我就是病友，病友去探讨症状，去关心对方。”
在女孩租住的房间，老罗发现了女孩准备用来自缢的绳索。于是，老罗对女孩说：“死看来也是对的，必须死，一定得死！”
接着，是会令一般心理咨询师瞠目结舌的一番“技术指导”：“你看，你住得这么低，跳楼下去，八成是死不了，落下残疾；你要是开煤气，万一有人点烟呢？半幢楼就炸没了；你要上吊，这儿哪里有挂绳子的地方……太麻烦了，我们要好好计划一下，要不然就下个月再死……”
老罗说，对抑郁症患者的开解，只能顺着来，慢慢来：“她说要死，你也得顺着她，然后帮她分析，这没法死，那也没法死。抑郁症的患者想自杀，都是想自己死，不想带累别人。而且抑郁症患者有个特点，人懒。你想，她在见到我之前好多天没好好吃饭了，哪里来的力气？就这么慢慢来，拖下去，然后对她做专业的治疗和护理。”
在经过多次将女孩的心结劝解开之后，老罗同时成功地说服女孩去精神卫生机构接受药物治疗。经过治疗的女孩走了出来，换了工作和地址，还有了新男朋友。老罗表述她的转变：“换个地方生活，谁知道她曾经得过抑郁症？”他的脸上露出不可抑制的笑意。
敢认输也是种勇气
这招“你想怎么死”，已经是老罗屡试不爽的杀手锏。不过，他自然知道，心理咨询师的行当有风险，若是自杀者因为听了自己的话反而一死了之，那老罗不但可能要负上法律责任，而且致人于死的心理压力也绝不易承受。所以，老罗在接活之前，总要先评估一下，这是不是他能做到的事情。
与患病前那个什么都要往身上揽的端严法官相比，现在的老罗对真与善的追求似乎没有那么一丝不苟，对成功的标准也不再设定在自己的头顶。虽然有成功救治试图自杀者的经验，但老罗自己说：“我不可能满大街找要自杀的，碰到了是机缘，如果我能救，我就去救。”
不再妄图把世界挑在肩上，老罗现在自称“票友”。所谓票友，就是见着了能做的、爱做的，就去插上一手。心理援助，法律援助以及希望工程，“助人为乐”在老罗看来，就是“能帮助到别人，自己也得个乐子”。
在“阴”的五年里，老罗连看电视都没兴趣；而在“阳”的五年里，老罗甚至玩起了他曾经视为洪水猛兽的电脑，上网看新闻也就罢了，他居然还玩起了以大学生为主要客户群体的“人人网”——注册一年多来，已经有15000多人浏览过他的页面，大学生通常管他叫“罗叔”，而有36年党龄的“罗叔”经常转载各种日志，还经常和各种“左愤”、“右愤”吵成一片。对世事再不以黑白区分的老罗，相信一切都要慢慢改进，极端的肯定与否定都不能带来美好的结局。他也始终认为，当代大学生，思维方式往往也太多“非黑即白”。
他甚至把和大学生一起参加支教也当成了自己的工作。汶川地震之后，他去了汶川6次，先后参与了13次大学生支教团，还牵线援建了4所希望小学，甚至每周去肿瘤医院做临终关怀……这些事，老罗从不谦虚，因为这是他能做到的，也真的做到了。“从积极的方面看，这是激励自己向上。当然也可以从消极方面看，我以前因为得病，很早就退休了，很多事都没能做成。现在这么忙，也是为以前弥补吧。”参与支教的时候，虽然舟车劳顿辛苦，但老罗乐在其中：“和我一起爬山跋涉的大学生、研究生，没有一个爬得过我！”
老罗现在没有正式工作，靠着退休工资和偶尔为人提供法律援助偶尔得到的红包度日。“我为人做心理援助从不收钱，做法律援助，一般不收钱的，但有时候人家事后给我包个红包答谢，我也收下。”收红包这种事，以前的老罗恐怕不会做，但既然收费比正规律师便宜很多，又真能帮上忙，现在的老罗也就却之不恭。
支教、助学、做志愿者……老罗做的事情不少，收获的也很多。他喜欢提及，自己做了三次证婚人，三对新人都受过他的帮助；他也不忘给自己表表功：“我做了将近500小时世博志愿者，平时在火车站维持秩序，我一站就是连续两班……”这些并不重大但也不容易完成的成果，让他始终受到正面的刺激，不至于再落入怀疑自己能力的陷阱里。“和以前相比，我现在是敢于认输，平时虽然也会有不开心，但是我现在没有什么不能放弃的东西了，所以也就不会再因为不开心的事情而抑郁。”
牵着小狗上了电视
2006年，老罗第一次走入公众视野。在2006年9月的第四届上海预防自杀研讨会上，老罗受邀请参加并发言。“叫我考心理咨询师的老师让我上台的，觉得我以前是抑郁症患者，现在是心理咨询师，挺值得一说的，就让我发言。原来那些专家发言都是五分钟，我想我作为一个学员，那肯定不能说五分钟，那我就说两分钟。结果我说了两分钟想下去，下面都起哄让我接着说。到了五分钟，我说我总不能僭越老师们，我就下去到会场外吸烟去了。”
“没想到，那些记者也不跟着专家了，都出来找我，那我就回答他们的问题了。没想到，第二天报纸就登了，整整一个版，还是头版头条，什么刘翔啊、航天飞机啊，都在我下面。”老罗很喜欢提及自己第一次上报纸的经历，能够把刘翔挤到版面下面，也令他颇有成就感。
当然，当时的老罗可没想到自己会上头版。他并不知道，在上海的重度抑郁症患者中，愿意直接面对公众的人里，他居然是第一个。
“第一个”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首先是妻子的责难。在此之前，除了亲戚和好友，老罗的病情被当做一个秘密保守起来，连小区里的邻居都毫不知情。妻子总是在外面说老罗得了心脏病，一朝突然变成了精神病，这自然让她难以接受。老罗只好答应她，再不接受媒体采访了。
但没几天，他又抱着自家养的小狗上了电视。他解释：“那个记者可能也学过点心理学的，最后我也不好意思不答应，就接受了。当时我特别玩世不恭，就跟他们说，你要拍可以，但是得把我的狗给拍进去。后来拍完了我不敢跟老婆说，等到播出那天，我才跟她讲，今天电视上有我，你先看，看完再骂我。”
看完了节目，妻子没有再骂老罗，小区里的邻居在对他“另眼相看”之后，也没有对他产生歧视。这点让老罗始料未及：“以前瞒这个瞒那个就怕被人看不起，现在反而没人会看不起我了。”
“玩世不恭”的票友
每个人的身边都可能存在着抑郁症患者。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看上去并不像得了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一样，有明显的症状，但抑郁症正在吃掉他们的生活乐趣。
老罗知道，全国只有5%的精神病患者会前往医院接受治疗，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有明显症状的患者。即使近年来，关于精神病的误解与歧视正在被逐渐消解，但愿意认同自己是个精神病患者，并接受专业治疗、咨询的人还是少之又少。
作为一个二级心理咨询师，老罗知道，全上海考出这张资格证书的不下万人，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没有学以致用。毕竟，再好的医生，如果没有病人，也没法糊口。所以，建立专业的志愿者队伍和平台，让更多抑郁症患者得到专业的诊断和治疗，就成了老罗的期望：“我很希望，政府能牵头做这件事，整合资源，让更多的咨询师有事情可以做，能够真的帮助到人。”
而一直和大学生们关系密切的老罗还发现，许多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有待加强。“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调整自己，现在我们的学校是没有挫折教育的，到了社会上之后，真的接受了挫折，人就受不了。学校的心理课应该把这个责任担起来。”
不过，老罗自己却大声宣称：“打死我也不牵头！”以他的热心，什么好事都爱搭把手，但他不愿做“一号人物”——“要牵头，要联系这个联系那个的，负那么多责任，实在是太累了，费不起这个精神。”
“以前的自己，非黑即白，现在我更加圆滑了，或者说更加狡猾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完美，我依然追求善和正义，但不会像以前那样。”自评“玩世不恭”，老罗曾经坚定不移的“正道”现在多了和光同尘的包裹。当然，他也知道，自己失去了很多东西——提早退休损失的地位、收入，但这些已经不在他的计算之内。
在他未来的人生规划里，并没有赚大钱、提升地位的计划，他已经决定，把“玩票”至少延续到70岁。
在罗卫平的家中，摆放着自己儿时的照片、知青的合影，还有妻子抱着孙子的照片。
罗卫平的书房
书橱里放着法律书籍和心理书籍
老罗的“药方”
别对自己要求太高，60分万岁。
即使在工作的时候，也要有玩的心态。
尽可能做自己力所能及和喜欢的事情，不要总是想着挑战自己的极限。
年轻人绝不能长期透支生命，废寝忘食身体肯定受不了。
多运动，运动本身也是一种休息。
香蕉和巧克力是“快乐食品”。
如果你的胃口、睡眠都出现了持续一段时间的问题，躺下半小时到一小时睡不着，早上很早就醒那就要考虑有没有心理症状了。
如果你突然发现自己不爱说话，不爱见人，经常有控制不住的负面情绪，那可能就是有抑郁症状，需要自己调整了。
调整生活方式和作息时间，能够有效地控制和预防抑郁症状。
如果抑郁症状调整不过来，那就要去做心理咨询或者上精神卫生中心。症状比较重的可以去精神卫生中心，通常药物治疗为主。至于心理咨询，药物疗法和话语疗法各有千秋，但是现在的心理咨询市场比较良莠不齐。
作者:
goldsun0
时间:
13-1-22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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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gvc071450
时间:
13-1-22 11:27
尽可能做自己力所能及和喜欢的事情，不要总是想着挑战自己的极限。
作者:
坐看云起
时间:
13-1-22 11:39
5#
goldsun0
签名很好！
人生不过几十年，成败荣辱都在天。是非恩怨莫在意，健康快乐最值钱。自古人生苦无边，看得高远境如仙。愿人不为琐事烦，轻松快乐每一天.
作者:
坐看云起
时间:
13-1-22 12:17
老罗的“药方” 别对自己要求太高，60分万岁。 即使在工作的时候，也要有玩的心态。 尽可能做自己力所能及和喜欢的事情，不要总是想着挑战自己的极限。 年轻人绝不能长期透支生命，废寝忘食身体肯定受不了。 多运动，运动本身也是一种休息。 香蕉和巧克力是“快乐食品”。
作者:
gvc071450
时间:
13-1-23 14:04
走下去 总有办法！！
作者:
lemonk
时间:
13-1-24 10:11
谢谢分享。
作者:
真之
时间:
13-1-24 10:30
很不错，不要总想着挑战自己的极限。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3-1-24 13:17
"原来命运给予他人的不幸，并不会比我少。人只要不死，就有希望。所以，要活下去。
作者:
shstephy
时间:
13-1-24 13:36
痛并快乐，就看什么时候大彻大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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