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客明星（纽约时报书评） - 阳光工程心理网

极客明星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的优雅而广泛流行的现代生活理论让他的名字变成了一个修饰语——格拉德威尔式!但是在他的新作中，他试图解释我们无法控制成功给人们狂热追求成功降降温——包括他自己的成功。

“我并不把自己看作一个绝才。”

今天是十月中旬的某个星期五下午，离他的新作上架还有一个月时间。他的新作是关于像比尔-盖茨、甲壳虫乐队和莫扎特那样不可思议的成功人士，他把这些人叫做绝才。坦率地说，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强调他与书中的主题没有一丝共通之处。“最后”，他说：“我只是一名记者。”

格拉德威尔表露这番谦虚的自我评价时，正坐在他租赁的气派的西村（纽约）别墅套间的餐桌边。他穿着一条牛仔裤和他众多透气纤巧的运动衫中的一件，这件上衣与他瘦小的身材非常贴合。他眼睛褐色眼眶发红。他一个月前已经剪掉了他标志性的黄色卷边爆炸头。总之，他看上去就像漫画版的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周围的邻居们都熟知他，这要感谢他喜好在咖啡店里敲打他的笔记本。他的作家生活部分是过时的，部分又是前卫的。他的凌志IS（他确实使用的汽车）停在他花钱租赁的沿街停放点上。格拉德威尔的《纽约客》编辑们在时代广场以北几英里。由于他自己声称“厌恶市中心”，所以编辑们不常在办公室里见到他，但是他们授权他任意选择作品主题，还配给信使为他送取需要进行事实检查的材料，唯恐他被形势所迫不得不去克服那种厌恶感。离《纽约客》不远处就是小布朗出版社办公室。格拉德威尔最畅销的两本书《引爆点》和《闪耀》的出版商谣传为《绝才》支付了4百万美元（“精装版的《闪耀》比《引爆点》多卖了三倍，”杰奥夫-尚德勒，小布朗出版社的总编说：“因此，他的读者不断增长。”）。李事务所（——译者注：专门替公司找发言人）位于新泽西河对岸，满足了格拉德威尔的演说要求并协商了同等的费用。（“他是迄今为止我们签约的最贵的演讲者，”一家齿科材料公司主席查尔斯-科恩说，“事后，没有人认为他不值这个价。”他的企业支付格拉德威尔8万美元演说其年度会议。）后来，处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下，在纽约、新泽西和美国所有地方，书商们都期待定价28美元的《绝才》一书能够激起他们消费者那些日子里罕见的购买热情并因此为疲软的出版市场提供微薄的信心。（“我不关心那是小布朗出版社的书，”作为竞争对手的出版社高管说：“我们急切期待一些好消息。”

现在，回到格拉德威尔的厨房，他在美诺家用电器的包围下坐着，呷着水，保持着他谦逊的代笔人的姿态。对他取得的名声和财富，他表示苦恼，甚至有些自责。他的新书比较严肃比起前两本来是一本自我意识更重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说，此书试图描述这些冲突的感情。虽然，他是一个温和的善于自嘲，少言寡语的大师，但是在书里，他游走于大观念与自信的声明中。“我将时间花在那些告诉我事情的人身上，然后把它们写下来，”他说：“某种程度上，我必须靠别人。”他停了下，就像在考虑是否他抗议得太多了。“我作为一只寄生虫，我做得不错”他继续道：“但我还仅是只寄生虫。”当然，无论多少自贬都不能掩盖格拉德威尔非凡的成就。自从2000年出版《引爆点》以来，他绝不仅是《高速企业》认为的一名记者，而且是“一位摇滚巨星，一名精神领袖，一个强人”商家请教他的真知灼见，崇拜者竞相与他握手，其他作者努力赶上他开拓的体裁类型——意念驱动的记叙文（倒置所有我们思考对象的方式从香烟到番茄酱）。“我们每年收到很多建议希望格拉德威尔式进军全球，”尚德勒说。“我不知道还有谁在非小说类的作品中，繁衍出这种修饰语。”一名康得纳斯出版公司的编辑争辩有另一位作者也像当下格拉德威尔一样在媒体上显赫，他提到：“ 诺曼-梅勒，抗议越南战争的《夜间的军队》 (The Armies of theNight)）难道不是吗？”四十年前，所有悲伤的青年文人都试图找到他们自己编织的夜间的军队；如今他们寻找自己解构的鞋类时尚潮流。
格拉德威尔的谦逊不完全是一种姿态。正像他当初承认的，他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接过学术作品，进而改写它们使大众可理解甚至让大众觉得有趣。他的工作，就像他所描述的一样，“充当大众和学术世界的桥梁。”这让一些评论家给他小偷而不是寄生虫的绰号。三十年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发明了“引爆点”模型，三十年后，格拉德威尔使它成了我们日常词汇的一部分，谢林抱怨：“我认为他留给观众的不是科学家正在做一些有趣的工作，而是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有许许多多好点子。”不管怎么说，谢林的观点似乎仅是少数派。大多数格拉德威尔用到的其专著的学者都对认可表示很感谢。从上二十年起，美国心理学协会和美国社会学协会都曾给他颁过奖。

对格拉德威尔更大的批评

对格拉德威尔最大的指责声来自于他不严肃的风格而不是非原创——他将可靠的学术成果应用到浮夸之事上（如流行病学和暇步士（鞋类品牌——译者注）。虽然这样的方法有时使他深受商业精英的热捧，但是却时常激怒文人政客。里昂-维塞尔梯阿《新共和》(NewRepublic)的文学编辑说：“格拉德威尔在贩卖的仅仅是商人的世界观。但是我恐怕这种世界观很愚蠢。”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在一篇尖刻的评论《反射性闪耀》（Blink for TNR）中，评论说：“这书写得就像为不读书的人服务的。”同时，卡林-罗玛诺，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在《费城探索者》上用自己对《闪耀》的评论给其作者下了个戏弄的最后通牒：“格拉德威尔，该害怕了，他来到了自己的引爆点或者成了迷途的羔羊——这条是通往大牛人之路，那条是通往严肃的作者之路。”

格拉德威尔往往忽视这种攻击。（“这是男人在做小男孩的事，”他这样谈到波斯纳的评论。“这家伙的话就像是正统的爱因斯坦者，他正与《闪耀》做艰苦斗争。”）但是当他谈到之前的书，他有时说得就如同赞同这些批评。“当我现在读引爆点，它确实似乎是稍纵即逝的商品。”他承认。“我那时确实热衷销售它，但那不重要。”《闪耀》，他说到：“是完全不同的，它是‘很多酷东西在里面！你可以按你的意志看它！’”

出于他对流行的感觉，格拉德威尔将自己看作一个保守者。如果按照迈克尔-金斯莱曾经观察的，艾尔-戈尔就是一个拥有轻年人观点的老年人，相反，格拉德威尔就是一个拥那种旧瓶装新酒一样的观点的年轻人。在夸张的头发下，马虎的时装和填满时髦词汇的句子出自成长在安大略乡间保守的门诺派教教徒口中。直到23岁，他都没有电视，同时他更喜欢在纽约大学图书馆里做他的研究。Google可说是他的个人爱好：“Google是对我们没有答案的问题的回答。但是，它不会告诉你对那些感兴趣或哪些重要。图书馆里仍有着比Google有更多东西。”

格拉德威尔的朋友坚称他不追求也不喜欢名声。“我认为他试图以这样的方式与名声绝缘，使自己尽可能过正常生活，”《岩石小组》的主编雅各布-韦斯伯格说。他曾经有规律地出席纽约联谊活动，45岁的格拉德威尔，在那些日子里参加了许多社会联谊，包括定期的每两周一次的‘男孩们’夜生活，与韦斯伯格和一帮狐朋狗友包括喜剧作家史蒂夫-谢丽尔和哥伦比亚法学教授塔蒂-法哈迪安（唯一持久交往的女性）共进晚餐。“被不认识的人人出来感觉很怪”格拉德威尔说，：“这种不对称关系让我不安。”

被攻讦的大牛人要做什么呢？格拉德威尔不打算止步不前或停止商业会议的发言，但是他会尽力以一种更有意义的方式写作。曾经在《纽约客》上，他关注“寻酷”和T恤，如今则刚好是IQ测试和养老金制度。“在他的许多文章中都有一种隐含的社会观点。”亨利-芬德，他的杂志编辑说：“基本的观点是说我们在生活中如何遭遇不由我们自己和性格决定，而是许多我们控制不了的事情决定的。”格拉德威尔把这一种社会观点贯彻到书中。他将此书描述为“更多政治”和“一些愤怒”。“这其中有趣的部分是试图找到你如何处理这个观念，”他说，同时解释他处理《绝才》使用的新方法，“和之前不同，有趣的部分就是处理这个观念。”布鲁斯-海德兰，格拉德威尔儿时的玩伴，现在是《纽约时报》的一名编辑，他称《绝才》“这书是最接近马尔科姆内心的。”

“当我在写《引爆点》时，我期望我妈妈会读它，也确实是这样。”格拉德威尔说。“我没有注意到我正在写一本公众读物。现在我意识到我有一方天地，所以把这方天地浪费了，实在可惜。”据他的新书声称讲述“成功的案例”引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格拉德威尔最终发现了一个根本的观点证明他自己呢？

为什么《绝才》是他最有雄心的一部书?

《绝才》一度是格拉德威尔最有雄心的一部书。不像《引爆点》和《闪耀》将反直觉推向极致。在《绝才》里，格拉德威尔寻求推翻传统智慧。是否还有人相信“成功就是个人价值的体现”？格拉德威尔将这种人描写为稻草人。当格拉德威尔审查了所有事物，却绝不是个人价值，而是“潜在优势、超常机遇、文化遗产”造就了曲棍球明星、软件富翁和数学天才。他为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大改革做了个概述，是这些给没有那些优势、机会和遗产的人一个平等成功的机会。

就考虑一下那些冰球明星。根据加拿大心理学家的研究，他们注意到他们国家优秀冰球运动员的主要出生在前半年。格拉德威尔解释学术上叫做相对年龄效应就是最初归因于年龄的优势最终成为了一种更明显的优势。因为加拿大初级冰球招收是1月1日截至，格拉德威尔写到“到了10岁、出生在1月2日的男孩可能和一些到年底才到10岁的孩子一起玩。”你可以猜到在那种年纪，由于身体成熟上差异很大，哪些孩子将组成联盟全明星队。一但他们选拔到全明星队，1月2日出生的小孩就开始练习得更多，得到更好的教练指导、与更难缠的对手竞争——如此之多的条件加在一起，到了14岁，他就不仅比12月30日生日的小孩年长了，而且他更出色！那么解决之道是什么？把初级冰球联盟的数量加倍——一些给上半年出生的小孩，另一些则给下半年。要么，也把这一原则推广到更重要的事上（至少是非加拿大人）。格拉德威尔建议小学和初中把1到4月出生的小孩分在一个班，5到8月另一个班，9到12月放在第三个班，这是“为那些自身没有缺陷，却面对不利的孩子，留出赛场。”

“这本书的名言是‘伟人不伟’。”格拉德威尔说：“他们自身的伟大不是他们本质的凸显。”

或者用比尔-盖茨这个例子。格拉德威尔引用了一堆研究发现说明“获得真正的专业技能的魔力数”是10000小时的练习。“练习不是一件过去做得好的事”格拉德威尔写到，而是“一件你做了会使自己做得更好。”格拉德威尔说明了盖茨如何在他西雅图的初中和高中阶段积累了他的10000小时，这是由于九个一系列不可置信的好机会——从他的私立学校有计算机俱乐部，有权使用（缴费）尖端计算机，到他小时候的家临近华盛顿大学，在这里他有机会接触更多尖端计算机。“到了Gates二年级从哈佛退学之后，他一手创办计算机软件企业。”格拉德威尔写到“他曾经七年不停的编写程序超过了10000小时。”是的，盖茨显然是有才华的，但是要是没有他小时候的那份幸运，他本不可能有机会拥有实现这份才华的潜力。有多少和他类似有才华的人从没得到这份机遇呢？

让我们转向数学天才，他们大多是亚洲人，这点任何人都不会忽视。援引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育研究者的报告，格拉德威尔把这一现象归结为亚洲国家的儿童比起西方国家的同龄人更愿意学的更久更刻苦，而不是由于一些亚洲人内在特有的数学能力。那种自愿的由来，格拉德威尔继续谈到，是缘于水稻文明刻苦学习的文化遗产。转向一位研究古中国农谚的历史学家，格拉德威尔对中国水稻农民口口相传的名言大为惊叹：“只要天天起早贪黑，人人能发家致富。”这和源于西方的农业相比——每年都要有休耕期而不是天天耕种，延伸到教育上就导致了允许学生休耕（例如暑假）的教育系统的产生。对于来自富裕家庭的美国学生来说，暑假不是问题。但是，根据社会学家约翰-霍普金斯的研究，格拉德威尔表示这将成为对贫困家庭学生的一个严重障碍。穷人，事实上，在校期间学习比富有的同龄人学得更快，但是放假之后却落后了。“即使是最穷困的学生，美国也并没有学校问题，”格拉德威尔总结到，“那是个暑假问题。”因而，怎样缩小富人和穷人学生的差距呢？在市中心的学校取消暑假。

《绝才》里充满了那种分析和治疗。这是本以尽可能恭谨的方式赞美伟人的书，但是将他自己排除在外。“我是那些最开始看高尔夫的人之一，尽管在我的人生中还从未捡起一只高尔夫球。那时老虎-伍兹正在大获全胜，由于他实在是太引人注目了。”格拉德威尔说：“透过杰出人物探索一个主题是人们固有的兴趣。这些类型的绝才是别具一格的。本书的名言是‘伟人不伟’他们自身的伟大不是他们自身的才能突出。他们的成功是由于他们获得了许多幸运的机遇。”是的，因此，我感觉就是，我们知道却我们不遵循这些原则。那就是我认为这些道理值得重申的原因，其中一条是说我们习惯于临阵脱逃。

至于采取行动，《绝才》抛弃了格拉德威尔先前书中使《纽约时报》称他作“iPod一代的戴尔-卡耐基”的那些振奋的精神。把过去用的时髦话语都抛在一边。格拉德威尔的成功学没有“内行”、“连结者”、“推销员”的位置。再多的“切片理论”也不能帮助一些人克服相对年龄的不利。“起码，这不是一本自助书，”格拉德威尔说。“这是本讲述集体和社会变迁的书。我想，我明确地将自己除外，有些空洞的模型在说你知道的你能够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可惜，事实上，你不可能成为你所想的那个人。这个世界决定了哪些事你可以，哪些则不行。并且机会是由世界提供而不是个人合理分配的。”在他的上一本书中，格拉德威尔力求消除焦点人物，在这本书中，他想要根除不足。

格拉德威尔如何解释自己的成功？

格拉德威尔如何解释其成功的呢？当他谈论他母亲的故事的时候，他提供了一个马马虎虎的序言在他《绝才》最后的一章。他的母亲，乔伊斯是一个心理治疗师。通过努力工作、她白肤色的相对特权、她父母的付出以及一些偶然运气使她从一个坐落在牙买加的小山村中走向了英国圣公会寄宿学校，走向了伦敦的大学学院，在那里，她遇到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英国人格雷厄姆-格拉德威尔。

马尔科姆成长在名叫埃尔迈拉的小型安大略农场。这是因为他的父亲、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数学教授希望住在乡下。“我们每年春天会有三、四头羊，它们靠田里的草为生，”格雷厄姆说“到了秋天，它们就被卖给了屠夫。”在家里，格拉德威尔的双亲，都是长老教会员，他们让马尔科姆和他的两个年长的哥哥每晚都读圣经，后来让他们读《双城记》这样的书。（一个哥哥在安大略伦敦的一个小学任校长；另一个在基奇纳的一家活鸡加工公司上班。）在他那个小的村办学校，学生大多都是来自农场的小孩。格拉德威尔交到了两个早熟的密友，布鲁斯-海德兰和特里-马汀，他现在是哈佛俄国历史教授。“这是一份奇妙的财富，”格拉德威尔说起发现海德兰和马汀，就像是盖茨进入了一所有计算机俱乐部的学校。“要不是这两个人，我如今也不会在这里。”

在高中，以及后来在多伦多大学，格拉德威尔恪守自己的保守政治理念，将里根的海报贴在墙上，把他的植物叫做巴克利（正如威廉F.）在广告业求职失败后，他加入了右翼的《美国观察家》，最终使他在1987年成为了《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谈起他花在平装书、科学和最后来到纽约的岁月，“那里就是我完成了自己10000小时的地方。人们今天写的东西很是不少，他们写这些博客啊、杂谈啊，但是花在研究上的10000小时，他们却随意谈论。像在报业，你会有一个编辑……他的口头禅是‘不，这没用，回去，再做这个。’要是我现在开始崭露头角——此刻报业正在裁员而不是雇佣，很有可能我就没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1996年，他光荣的度过了他的10000小时，从而他成为了《纽约客》正式撰稿人，这份职业，格拉德威尔说是他最大的突破。“”我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不是写作了《引爆点》，而是来到了《纽约客》。一旦你身处《纽约客》，世界就打开了一扇大门。

他如何描述自己的写作？

为了表示对他的新见解的忠诚，格拉德威尔不断将自己的成功归结到除了他自己外的每件事和每个人身上。“像他一样的天才，”《纽约客》编辑大卫-雷姆尼克说：“我认为他知道自己作为成功人士的一个方面就是抓住了稍纵即逝的时运。”格拉德威尔热情赞扬了作为其写作基础的学术工作者，而不仅仅是运气。几年前，一个商学院教授拿着几页《管理研究杂志》催促他的同行写更多的大众普及读物并因此将“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逐出商业”。这最后也没有成功击退格拉德威尔：“如果在那种状况下，我会被逐出商业，我将很高兴。”确实，有时，格拉德威尔感觉几乎备受成功的折磨，因为其成功似乎都是来自损害了他所赞誉的人而成为可能的。“如果聚光灯可以在任何地方，那么它最好就是落在观念的始作俑者的头上，”他说：“我尽我所能将赞誉给予他们。有时你失败了，失败是因为你自己的草率，失败是因为人们不接受赞誉……因为必然的，尽管他试图给予赞誉，但却是一个有着爆炸头的傀儡在发布消息，这很难让人容忍。我也担心这个。事实上，这不公平。但是没关系——不，不是没关系——而是那是我能做的有限的一点。这是人们接受知识的一种方式。”

当然，格拉德威尔将自己描述为一只寄生虫是一种便利的防御手段，尤其他的作品处在炮轰之下。两年前，经济学博客人梅甘-麦家栋因格拉德威尔在《纽约客》上将爱尔兰“凯尔特之虎”的成功归结为低出生率而批评格拉德威尔，他在自己的博客上回应麦家栋搞错方向了——确实也是这样，站在第三方看，那种评价相当怪异。“‘格拉德威尔’没有将爱尔兰的成功归结为降低了出生率，”他抱怨到。“大卫-布鲁姆和大卫-坎宁确实是这样。格拉德威尔是一名记者。布鲁姆和坎宁是两位极其有声望的哈佛经济学家。他们是公认的在统计学和经济方面世界级专家。”

“当我写作《引爆点》时，我的期望是我的母亲会读这本书，事实也如此。现在我意识到我有一方天地，所以把这方天地浪费了，实在可惜。”

由于格拉德威尔的评论家都是世界级专家——正如在这个例子中，《纽约时报》的商业作者乔-诺塞拉在《纽约时报》文章认为安然的违法行为是潜藏在显眼之处，而对对格拉德威尔认为是“高估了欺骗”穷追不舍。——格拉德威尔赶忙致歉表示他的文章仅仅有点煽动性。“我不认为任何人处于我的位置就代表决定性的声音是恰当的。”他说：“这些书和《纽约客》上的文章有很好的抛砖引玉的功效。”

亨利-芬德委婉地说起格拉德威尔曾犯的过失：“华莱士-史蒂文斯有句话很有名：‘有时你一定会走得太远而不能明白什么可以承受。’ ”

格拉德威尔把他的大多数作品描述成观念的“耍玩、智性的探索”。但是这些探索的结果常常使格拉德威尔成了对他传播的观念的绝然无知者。他有意快点承认错误——岩石媒体评论家杰克-沙福尔写到格拉德威尔“非常令人尊敬由于他承认了女人和雌激素的主题是错误的，这也可以被理解为缺乏坚定信念。如果观念纯粹是为了好玩，格拉德威尔似乎就要说谁会相信他们呢？为什么《绝才》是格拉德威尔之前作品的突破的最大的理由呢：在《绝才》中，格拉德威尔最后关于他写到这些观念，正如他表现的，代表了他“相当根深蒂固的信念”

格拉德威尔解释他的成功的另一种方式更简洁：“人们是富有经验缺乏理论的。我的角色是给人们提供组织经验的方法。”虽然，那只是成功的一部分。格拉德威尔的真正的革命是提供以相当可靠的方式组织经验的理论。格拉德威尔并不仅仅是贩卖理论，他贩卖平静心灵。许多人是通过编织精巧的案例达到的，就像保罗-里维尔的《午夜狂奔》（里维尔，你看，他就即是行家又是连结者）或者切片理论心理学家，他在短短15分钟观察后就能预测90%的准确性，是否一对新婚夫妇在未来15年能维持婚姻。就像一位令人钦佩的评论员在《时代》上指出的，格拉德威尔是“像一个全知的、有许多轶事的千手观音。”

我们认为格拉德威尔成功的最后秘诀是他的故事几乎总是有个完美的结局。他乐意承认他天生对“愤怒和厄运无能。”甚至，他对由纽约市警察一手导演的阿马杜-迪阿罗枪击案的解释也散发着令人安心的讯息，警察不是有邪恶目的的种族分子，而只是简单平庸的心智误读了迪阿罗的举动，这还占据了《闪耀》的一章。因此，阻止将来警察枪击案的发生的方法，就格拉德威尔看来，不是采取不可能的纯化警员的心灵而是仅仅训练警察“从极稀薄的经验成分中，抽出大量有意义的信息。”

他热爱表现

格拉德威尔总是乐观主义的，他的理论假设每个人都有个好的心愿的。今天，当他看到世界经济系统的崩溃和人们生活储蓄流失，他依旧镇静。比起加入暴徒，四处寻找恶贯满盈的CEO们，并将之吊死，格拉德威尔劝阻他的同事们要退后、深呼吸，同时找到经济系统的漏洞并修正它。“我不认为任何人正在贪污或堕落。这不是件我们通常理解的丑闻”他说。“这是个系统问题，风险模型瓦解了，系统没有按它应该工作的方式工作，规则对人们正在做的工作也不适用。”格拉德威尔说，对风险模型进行修补增加调整的结构，这样，问题就解决了。那虽不太能在情感上得到痛揍恼人的CEO一样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是已经使人畅快不少。

在十月末的一个早上，格拉德威尔站在缅因州时髦的卡姆登村庄的19世纪歌剧院的舞台上。他在那里传递给600位“思想领导者”一些知识——主要是与粗通皮毛的政客和活动家合作和创业投资——他们支付了3500美元/人给格拉德威尔和其他大牛人如克里斯-安德森和乔治-莱科夫。他们在流行技术会议（Pop！Tech）上侃侃而谈关于流行中的充分与缺乏的主题。格拉德威尔穿着守旧的衬衫随意地把衣摆塞进牛仔裤中走上舞台，做了一些笑话放在PowerPoint里引得观众咯咯直笑，此刻，他自己状态良好。

对于一个被他的朋友始终描述为害羞的家伙，格拉德威尔喜欢表现是多么令人惊讶的一件事。在格拉德威尔青少年期，他以讽刺著称；而现在，他频繁在他的朋友的婚礼上祝词。就着音乐和舞蹈祝词，有时就像是公共剧团的产品。对于他的公开演讲，他发现这是一种使这些技巧带来利益的方式。格拉德威尔首次步入演讲圈，正值他为提高《引爆点》的销量而努力。“在别人告诉他，你知道吗，你可以以此赚钱，他已经花了一年做演讲。”海德兰回忆到。现在格拉德威尔一年做30场演讲——大多数要好几万美元，一些却免费。他说他诚然不知道他能从他赚大钱的第二职业中得到什么。“我从不处理任何讨价还价的事情……钱只是进到我账上，所以就像是我从没注意过。”

事实上，有关他的钱的整个话题是最吸引他的倾慕者和诋毁者的——《大西洋月刊》作者杰弗里-戈德堡，格拉德威尔曾给其做媒，俏皮地说：“我有两个想法：其一，仰仗马尔科姆；其二，既然他间接地要对我三个小孩负责，那他真的需要回报群体。”——这是他尽力回避的。“我有一个经济顾问，很早就告诉过他，主要是，我对承担任何风险都不敢兴趣，”他说：“我对上涨不感兴趣，我对下跌也不感兴趣，它该干嘛干嘛。我确信钱就在床垫下。如果你想要做出英明的决定或对你的钱增值心存侥幸，你就不得不对它感冒。我就不是。”

至于他在流行技术大会上的发言，他未收分文，格拉德威尔似乎相比放松，把这次时机看作布道的机会。话说几年前，他在同样的大会上演讲，谈的是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的差异。他现在承认“可能是流行技术大会上最无足轻重的话题了。”这次他谈的是非常学术化的概念，名为人的资本化比率或“资本化率”，由心理学家詹姆斯-弗林发明（“我的偶像之一”格拉德威尔兴奋地说）。这个概念，格拉德威尔解释到“指称一个特定的社群其中的资本化潜在的比率。”在美国，格拉德威尔向报道透露由于贫穷、愚昧和文化的原因“资本化率其实很低”。他讲了个洛杉矶中心区的一个报道。那里，男孩们必须经过黑帮组织才能上高中，所以没有人上高中。“我们有洛杉矶那个社群的资本化率，世界上最富的城市之一，那就是零。”格拉德威尔说，厌恶感不由心生，“因为如果你不去上高中，你在我们的特定社会里基本上什么都不可能得到。”大约18分钟，格拉德威尔保持着这种情绪，彻底地使那些经历了又一轮股市下行的、已经相当忧郁的观众更加沮丧。

另一方面，随着一个闪光的黄色标记使他知道他分到的20分钟接近极限了，他一下变了状态。此刻，忧郁与厄运让路给格拉德威尔式的乐观精神。“我们这个国度缺乏成就，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天才。”格拉德威尔说，他的语气非常急促。“我们缺乏成就是因为我们浪费天才啊。那不是个坏消息而是给好消息，因为这就是说这种缺乏不是我们一定要忍受的。它是我们可以应对的。”格拉德威尔的新观念可能不深刻，也可能不够妙，但是却很受欢迎。

一些格拉德威尔理论的成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