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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儒家人格以及儒者的贤和能 [打印本页]

作者: 龙井似碗钉 时间: 09-1-8 05:59
标题: 儒家人格以及儒者的贤和能
一、儒家的精神追求
（一）、内在的追求要求精神和谐：
“精神和谐”是儒家精神追求的三个方面或者说是三个阶段，这是儒者特有的道德践行。
1、完善自己，内心肯定，自身认同，这是内和谐，表现为“吾日三省吾身”。
2、舆论肯定，社会认同，这是外和谐，表现为“重名节”。
3、历史肯定，历史认同，这是时空和谐，表现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从内和谐走向外和谐，就是孟子所说“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完成时空和谐，最终实现儒家精神，这就是文天祥所言：“时穷节乃现，一一垂丹青。”至此，儒家精神在时空中永存。（二）、人生价值－儒家的价值观：
其一、儒家珍惜生命，关爱生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断案司法要求慎重，讲“人命关天”。
其二、儒家对生死持慎重的态度，尊重他人的生命也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轻生，但决不贪生怕死，死要死得有价值，有意义。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可以与，可以无与，与伤惠；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孟子·离娄下》）。在儒家看来，是否尊重生命是文明和野蛮的重要区别，但是在生命和道义之间发生取舍时，则舍生取义，决不贪生怕死。“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三）、永恒的儒学道德理想
  道德伦理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之一，儒学把政治、经济关系也伦理化了，人是在伦理关系中占据特定位置的人，男有分，女有归。个体的自觉在于尽义务。荀子说：“圣也者，尽伦者也。”但是其缺陷是权利和义务不对等。

  儒学重视对家庭和国家的责任感，道德法律化，礼成为立法和司法的基础，不同于今天提倡的法治社会。但是以法律条文、证据为依据的现代司法制度有多么公平和正义同样值得怀疑，很多东西禁不住细细思考，比如定罪判刑严格依据年龄这一条，是不是公平就有思考的余地。但是今天的人们已经被法律意识洗了脑，无条件服从，无思考服从，不再考虑法律的最终目的是维护公平正义。而聪明人则充分利用法律条款，为己牟利。这一切却在被社会舆论积极鼓励，合法不合理的案例比比皆是，让人寒心。无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勾结，套法判案明显有曲，但又无懈可击。可见法律永远是接近正义，而不能实现正义。相对而言，道义判断比法律更符合人们心中的正义，很难说从德治到法治是无奈还是进步。
  儒家的道德学说是人对本性的自觉，天人合一，是为了实现纯真、纯善、纯美的人格。不为了追求个体生命的永恒，而是重视生命、名誉的延续，所以能超越现实生活的痛苦，获得精神上的幸福和快乐。从人与社会这个角度来讲，儒家又不同于道家而是积极入世，是事功和道德的统一，达到“仁”的境界。
  凡是文明社会，总有一个理想世界，是人类永久之追求。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追求真理的人，对于真理，儒家叫“道”、佛家叫“真经”，革命者唤作“主义”。对儒家而言，执着信奉至善、至道的大同世界，是儒者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源泉。同理，佛家的“普渡众生”，传教士的“拯救世界”，共产党的“解放全人类”，其执著都是类似的。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有法显、玄奘取经，鉴真东渡传经，西方传教士在世界传教，这些人都是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历经千难万苦，九死一生，他们的精神境界是相似的。
  文明社会追求崇高、平等、尊严、仁爱的理想总会唤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民本主义在文明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时代总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共产主义学说能被中国人广泛接受的根本原因是儒家思想演变的结果。
  奥特迦说：“一个人的生命结构就取决于他的信念。人道之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信念的变化。”“我们要对一个人，民族、时代或历史作出判断，首先就要确定他或它的信念库里面都储存着些什么。构成一个人的状态的乃是他的信念，信念不单单是纯思想而是行动的指南。人生的必然采取的形式是‘一往无前，义无返顾’。人的本质就在于他没有本质，他就只有他为自己所创造的历史。自我有一种使命，人生的自我实现的使命。”（《历史是一个体系》）
  “渴求真理对于人生乃是不可须臾离弃的，没有它，人就不可能活下去。没有真理，也就不成其为人。人之异于禽兽就在于：人不是一种食肉兽而是一种食真理的兽，他要靠食真理而生存。而真理的真实性则只不过在于其渴望追求真理而已。”（《现象学与艺术》）。由此我们得出结论，真正的儒者必然是殉道者。

殉道者
“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论语·子罕》)。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下》)。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论语·卫灵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为殉道者。
“凤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
  殉道者必然以天下为己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这就是儒家的殉道精神。所以见义勇为是儒者必然的品质。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这是真正的大勇。勇在于忠，义在于道。

人是要有点精神的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孟子·告子上》）
对于儒者而言，除了生死考验，居常生活同样需要精神，孔子门生颜回就是这样一个对物质生活极少要求，但精神又极其充实的人。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颜回衣食艰苦，一箪食，一瓢饮。身居陋巷，物质生活是如此艰苦，人处于这种环境，心里的忧愁、烦恼无法排解。可是颜回仍然不改其乐，心境竟然恬淡依旧，这是纯精神化的生活。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孔子感叹颜回，光武同样感叹祭遵。世上不求利者少，不求利，不求功名的儒生就更少了。只有少数人才能忍受一箪食的贫困和痛苦，并反身而诚体验最大的快乐。儒学难修，大部分人需要神来指导，他们只好去信教。
  顾炎武曾感慨：东汉末年，“朝政昏浊，国事日非”尚有士人“依仁蹈义，舍命不渝。”这都是光武时代提倡的儒家气节的结果。重孝尚义，对国家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临难不辱，都是当时社会尊重和提倡的品德，士风士气并没有垮，虽内战不停，但抵御外侮的能力并未降低。
  坚定的信仰是顽强战斗意志的源泉。有坚定的信仰才能有坚强的组织，有坚强的组织才能有铁的纪律。有铁的纪律才能有强大的战斗力，历史从来不是靠几个人才推动的，而是靠一大批富有牺牲精神的群体。人类的文明应该战胜兽类的暴戾。

（四）、儒者之乐
1、幸福感
  美国心理学家哈洛“论爱的本质”写道：“幸福是人们的追求，但是幸福的内涵不是财富，也不是权利，不是物质的享受，而是人间亲情，是友爱，是创造，是自我的充实和实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条件下，对于幸福的感觉是不同的，幸福属于心理学。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类五大需要层次理论。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感情上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人的五级需要，最终落到尊重和实现个人价值。
  那么儒者之乐又在何处呢？应该属于马斯洛五级需要的高层，是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儒者之乐，嚣嚣矣。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
“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孔子和弟子谈话，他们的志趣，乐趣也迥然不同。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不表白功劳）），无施劳。
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论语·公冶长》)
  “ （点）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
就光武时期，就功臣宿将而言，他们的人生理想，乐趣也不尽相同，祭遵、冯异不同于马援，马援又不同于耿纯、盖延。
2、君子之乐
  孟子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孟子·尽心上》)
  孟子曰：“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
  光武老而好学，通宵达旦，乐此不疲，“身穿大练，色无重彩，耳不听郑卫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宫房无私爱，左右无偏恩”（《后汉书·循吏列传》）。儒者对生活的要求降低到很低，而对于精神的追求则达到了无止境的高度。
宋代大儒程颢《秋日偶成》一诗，很能表现孟子大丈夫的“乐”的境界：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二程集》上，页482）
（五）、激励
由儒者之乐，分析一下儒学的激励机制。在马斯洛看来，人类价值体系存在两类不同的需要，一类是沿生物谱系上升方向逐渐变弱的本能或冲动，称为低级需要和生理需要。一类是随生物进化而逐渐显现的潜能或需要，称为高级需要。每个人都潜藏着这五种不同层次的需要，但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来的各种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才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人的需要是从外部得来的满足逐渐向内在得到的满足转化。
  在低层次的需要基本得到满足以后，它的激励作用就会降低，其优势地位将不再保持下去，高层次的需要会取代它成为推动行为的主要原因。有的需要一经满足，便不能成为激发人们行为的起因，于是被其他需要取而代之。
  马斯洛层次递进理论忽视了有的人可能忽视较低层次而直接进入高层次的心理需求。同时也有不少人在满足较低层次后，并不进入更高层次。这些人在世人看来就是腐化堕落的蛀虫，以不停地享受低级需要为终生目的，他们把这看作自我实现和尊重的需要。
  按马斯洛理论，赤眉军就永远停留在基本生理需要这一层次。他们就是想不到有必要实现更高的层次。光武的功臣宿将也有类似情况。盖延等北地功臣大多不是儒将，追随刘秀以求功名富贵。一旦功成名就，意志就消退，每到艰苦时刻，就屡屡动摇，打退堂鼓。农民起义将领在推翻前王朝之后的迅速腐化瓦解更说明了此类问题。满清入关夺天下，是因为利用汉奸求功名富贵的心理，不断换打手夺天下，范文澜总结满清得以成功的原因就是总是利用汉奸，总是用新汉奸打倒老汉奸（《中国历史简编》)。而儒者不同，他们实现了“外部得来的满足逐渐向内在得到的满足转化”。
  电视剧《亮剑》、《历史的天空》歌颂李云龙、姜大牙等人，这些人如果不提高觉悟，不学文化，是不会一直保持这股勇猛的作风的。

激励机制：
  由此可知激励分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类。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激励方法，对于心理需要层次较低的人以物质激励为主，而对于心理层次较高的则以精神激励为主。贾复悍将，勇冠三军，光武封贾复六县之多；窦融来降，光武以公主许配窦融子窦穆，让他们放心；冯异儒生，光武一封信，一句话足以；来歙战死沙场，光武以最高的礼节迎灵。
  这足以养成东汉士大夫重名节，为天下之楷模的风气。“君子立言，非苟显其理，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独善其身，将以训天下之方动者。言行之所开塞，可无慎哉！”（《后汉书·丁鸿传》）
  个人和社会契合的最好办法是培养荣誉感、自尊心。这样社会付出成本最少，效果最大，激励人们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需要的统一。当人们都看到个人价值的实现和尊重并非由拥有财富，损人利己而来时，社会自然就和谐了。

二、儒家人格
（一）、君子人格
  孔子曾经论士的人格，士的人格也就是君子人格。孔子说：行己有耻、孝弟、言而有信可称为士。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
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论语·子路》）
君子有九思、九德。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尚书》讲君子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尚书·皋陶谟》）。
君子应富而好礼。
孔子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
君子人格根本在于“仁”
  是不是君子的根本在于是不是仁，孔子特别重视勇和仁的关系。有仁必有勇，有勇未必有仁，无勇则不能称仁。
  “子曰：君子义以为赏，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子路》）。“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论语·子罕》）。
“子曰：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
儒家为何认为蛮夷是禽兽，还是在于仁的有无。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孟子·公孙丑上》）


（二）、大丈夫人格
孟子提出了理想的人生典范－大丈夫人格。有一次，弟子问孟子：公孙衍、张仪难道算不上大丈夫吗？他们位居多国要职，发起怒来诸侯都恐惧不已，他们平静下来天下也就太平了。孟子不屑答道：他们哪里能称为大丈夫呢？在孟子看来，保持自我和完善人格才是理想的人格即所谓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只有人格独立自主才能“无为其所不为”，才能“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孟子·尽心上》）。

大丈夫人格独立，傲然于世
  “仁人无敌于天下”，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有了这样的修养和“浩然之气”，就能够无所畏惧。孟子在与诸侯王公交往中不卑不亢，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气节。当弟子问孟子，齐宣王对他很尊敬，为什么孟子对齐宣王反而不那么尊敬时，孟子用曾子的话说“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孟子·公孙丑下》）他还说：“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孟子·尽心下》）孟子多次与诸侯论治，坚持仁政主张，言辞犀利，敢婴逆鳞，经常使国君们“勃然变乎色”（《孟子·万章下》），或者无言以对，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孟子·梁惠王下》）。
（三）、君臣人格平等：
  正是在这种自信和人格平等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主张：“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腾文公下》）
所以才有宋弘对光武说：“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如此，君上尊严和士儒人格又该如何解决呢？
  《礼记》告诉我们：“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尚宽，砥砺廉隅，其规为有如此者”。故而儒生面对权势有权保持人格尊严，。
  杜林是名儒，但是他不事隗嚣。面对这些人，隗嚣说：“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诸侯所不能友。”公孙述则对谯玄等儒生加以残酷迫害，但仍然不能让他们屈服。
  孟子说王者必须“学焉而后臣之，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孟子·公孙丑下》）可见儒家在承认君主在政治上的独尊地位时，更突出儒者在道德、哲学上的独尊地位。这也是严子陵等只想当隐士，不愿为帝王臣的原因。
  樊英面对汉顺帝桀骜不逊，慷慨陈词，说：“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铮铮铁骨，罕见的硬气。
  作为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以柔治国，尊重这些人的人格气节，严子陵冲撞，周党不臣，马援择君，光武一概给予最大的尊重，“非强相服也”。
  经过近二百年的儒学教育，东汉形成一个士人阶层，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君主。而杀士则要承担极大的恶名，曹操杀边让激起陈宫反叛，司马昭杀曹髦引起的震动还不如杀嵇康，嵇康受刑，太学生三千为之求情，“广陵散从此成为绝响”，司马昭从此留下恶名。

  如此尊重士大夫人格，以至于东汉一代，是士大夫精神展示最充分的时代，从刘崇孤身起兵败死，到班超在西域苦斗四十年，到李固以死抗争深陷囹圄，再到蔡邕抚哭董卓，祢衡桀骜不逊。东汉士儒突出的特点是坚持正义，我行我素，狂傲不羁。时人标榜为士风。
  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要说这是东汉时代，那肯定不是事实而是污蔑。
  然而儒家人格是会变化的，经蒙元统治后，士大夫精神遭受第一次重创，朱元璋愤恨孟子的士儒人格，大量削减《孟子》。在明初，士大夫在诗词中常把自己和皇帝的关系，比作妾和夫的关系，表达希望受宠而不得的心理。一直到王阳明心学流行以后，儒家独立人格才又蒙醒，他们自以为悟了道，大臣们再无人把自己比作贱妾，反而敢对皇帝破口大骂，戏剧也常有嘲讽皇帝之词。特别是王学左派走得更远，王艮认为，自己觉悟了，独擎天地，自己就是同孔子一样的圣人，竟然以圣人自居招摇过市。
  妾和夫地位虽然不平等，毕竟还是成人，有独立性。但是到了清代以后，儒生的独立人格彻底被消灭了。臣子和君主的关系，又下降到如同婴孩见到慈父。
  雍正就说：“倘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
  纪晓岚有一次吸烟袋，正好乾隆召见，烟没掐灭就塞到袖筒里，一会儿着了起来，纪晓岚不敢说，竟然呜呜呜地哭了起来，乾隆诧异地问，纪晓岚说自己该死，竟然走水了。乾隆大发慈悲，恩准纪晓岚灭火。
  堂堂大臣，遇到急难，面对君主竟效婴儿啼哭，孔门尊严荡然无存矣！就这种关系，竟然一直传到当代，老北京人特别爱称这个爷，那个爷。特别是对康熙、乾隆非要加个爷不可。我们曾经常常读到过如此报道，领导人接见群众时，某某人握住领导的手，顿时“一股暖流涌向心头，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此类报道，“亲切”、“关怀”这种用词是绝对少不了的。
  这种用父子般亲情渲染领导和群众之间洋溢着温暖之类的语言，都是以压低被领导者人格尊严，来突出“关怀”“慈祥”的领导人如同慈父一样。
（四）、侠义精神
大丈夫人格有仁有勇，必有侠义精神，东汉一代的儒生大都有侠义精神。
“老无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与民同乐”。马援、樊重等人都曾分财与众人。
想想现在的富人，一掷千金取一乐，五万学一天法拉力。而丛飞救助穷学生，却无人回报，连探望都没有，人们已经不知如何表达感谢、也不懂报恩。
  这种民风类似明末，明末内忧外患，朝廷无钱可用，崇祯号召百官捐款救国。不少人拥有百万家产，却一毛不拔，坐视国家灭亡，谁都不关心国家民族，这就是社会解构。其灾难是全民族的，也包括这些人，当李自成追赃时，这些人大多也死于非命。
侠义精神的丧失，就是这个社会正义沦丧，行将灭亡的先兆。
（五）、精神贵族
  既有大丈夫人格又有君子品格：那么士儒则必然成为精神贵族。不因贫穷而卑屈，不被权贵而被吓倒。
  孟子曰：“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这里表达了君臣人格平等，人格独立，藐视权贵，为民代言的精神贵族的理想。孔孟儒家要保持的是独立人格，士大夫浩然之气。是故东汉儒生常有蔑视皇权的惊人之举。
  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论语·子罕》）“穿着破旧的丝棉袍，跟穿着狐皮、貂皮袍子的人站在一起，而不以为耻的，就是子路了吧，不嫉妒，不贪求，怎么不好呢？”君子虽贫，然而心中坦荡。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末闻以割烹也。”（《孟子·万章上》）
“我没有听说自己不正直却能矫正别人的，更不用说屈辱自己来正天下的？圣人的举动是不相同的，有的疏远君主，有的接近君主，有的离开，有的不离，总之要洁身自好而已，我只听说伊尹用尧舜之道要求汤，没听说通过切肉做菜来求得赏识。”君子不会求功名富贵而辱没人格，也不会为了得天下而辱没人格，目的和手段是一致的。
儒者形象：威仪庄重、为人谨慎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
  “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论语·尧曰》）
“‘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讠宣)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栗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讠宣）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大学》）
“‘ 文采风流的君子，就像经过切磋的象牙，就像经过琢磨的美玉，庄严威武，光明磊落，襟怀坦荡，文采风流的君子，教人难以忘怀。’所谓‘如切如磋’，讲的是如何求学求知；所谓‘如琢如磨’，是指怎样自我修养；所谓‘瑟兮僩兮’，就是要心存畏惧，不敢有丝毫懈怠；所谓‘赫兮喧兮’，就是要有威仪；所谓‘有斐君子，终不可（讠宣）兮’，说的是弘扬至善至美的懿德嘉行，民之所敬仰不能忘。

马斯洛的五级理论，告诉我们，人总是有更高的人生追求需求。在基本生存需要满足之后，人需要亲情、友情、爱情、事业、尊重、个人价值，这一切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改变。一旦出现新的要求，新的欲望在社会、在家庭中满足不了之时，就必然造成个人、家庭和社会的悲剧。
  对于儒家而言，自我价值的实现则在于个人德行的提升。应该是事功和德行的统一。这是保证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的良策。但问题是不论是“德而优则仕”还是“学而优则仕”都把做官、权力作为证明个人价值的标尺，都是权力本位制度，这是极端不合理的，要实现个人价值，要赢得社会尊重，只能迫使人们一步步的去当高官，得厚禄。但权力官位总是稀缺的，官越高越是稀缺。这就培养了恶劣的官风、仕风、官僚主义，衙门作风，官官相护，拉帮结派等等弊病。膨胀的权欲成了人一生永不放弃的目标，足以使人疯狂。人一旦尝到了万人之上的滋味，就不再放弃，再不愿甘心回去当平民百姓，最终只会以悲剧收场，王莽篡位，隗嚣割据都是如此。
  以逐利和权力目标的价值体系，必然败坏社会空气，好利寡义，奢侈放荡。个人尊严和价值决不应该建立在权力、身份、财富、地位上，孟子所言的“藐大人”之论太可贵了。
  这就告诉我们建立一个良性的社会价值体系多么重要，它给每个人一个自我价值实现和尊重的目标。什么是成功的标准，如何才是人生不断超越自我，取得新的进步，而不与社会与其他人与家庭发生剧烈的冲突。

东汉时期儒学得到空前的发展，儒学自身在历朝历代都自有品评人物品行得失的评价标准甚至是道统体系，并非总是同专制统治者的要求完全吻合，儒生们普遍认为不必只尊从一个君，一个专制，君可替换、可禅、甚至可杀，士各为其主，可保则保，不可保则弃，并无伦理道德上的亏欠。真正保汉扶汉的少之又少，但东汉儒生却是最有骨气的，同恶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面临宦官外戚的迫害，严酷的党锢之祸，他们始终保持气节，决不妥协投降。对比明末，同样面对宦官乱政，士大夫则以大批的变节而告终。

三、践行论：实践与修养，如何培养成君子
先秦儒家对于怎样成为君子，有完整详细的论述，既注重品格锻炼也重视心理训练。
（一）、品格锻炼
  1、内在品质的培养
  劳：
  《国语》一书中，有一篇敬姜论劳逸的文章，她说人必须要接受劳苦的磨练：“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原始儒家讲行动，“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八佾》）
  孝：
  能行大孝者，必能爱人，行仁。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论语·为政》）。进孝是磨炼人的性情，是身心锻炼。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偷是指偷巧。（《论语·泰伯》）
  诚意：
  前面讲过以诚待人，更需要的是以诚量己，道德修养从诚意开始。诚，是静，是纯，是真，是明，是尽性之道。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大学》）。
  “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
  “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中庸》）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中庸》）
  诚能载海
  “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中庸》）
  “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中庸》）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孟子·离娄下》）何以称大人者，反身自诚而已。
  诚实是任何社会和谐的首要前提，也是精神独立的首要前提，诚实可以作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标尺，也是人格是否健全的标尺。
  信：有诚必有信。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论语·学而》）
  “信者、诚也，专一不移也。”（《白虎通·性情》）
  仁义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论语·八佾》）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造就是创造、作为，次就是这个情况，君子不可违仁。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论语·子路》）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
  知错就改，闻过则喜
“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上》）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
  儒学要求儒者洁身自好，与人为善，知错就改。

  求知好学
  孔子劝学：“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论语·阳货》）。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
  学问深促进人品道德的长进。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民间就有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除了学问，更因为于人品，读书明理，知书达理。
  2、以外在的形式实现内在的德化
  修养用礼仪实现，儒家特别重视外在的方式来实现内心的自省。
《管子·心术下》：“形不正者，德不来。中不静者，心不治，正形饰德，万物毕得。翼然自来，神莫知其极。昭知天下，通於四极。是故曰，无以物乱官，毋以官乱心。”
  “不以规距，不能成方员（圆）……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孟子·离娄上》）
  所以儒家特别重视衣冠、礼仪，祭祀、守孝制度，孔子反复强调各种仪式必须心诚。
  典乐
  礼乐是进行心理教育，人格培养的工具。《尚书·舜典》帝(舜)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诗经》思无邪，正是惟精惟一、思自本心自性之教诲，实践性的心理教育。

3、人格教育
  孔子的人格教育，“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九德是人格心理教育，“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尚书·皋陶谟》）。
《尚书》中的《洪范》五事“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艾，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这些都是用来形成温文尔雅，胸怀宽大，庄严敬谨，刚正勇敢，而又不以强凌弱，理想的儒家人格。
  儒者养心
  “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
  孔子以礼治心：“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
  荀子提出“治气养心之本”，即“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勇毅猛戾，则辅之以道顺；狭隘偏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炤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礼乐，通之以思索。” （《荀子·修身》）
4、修练过程：
  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过程必然升华到“内圣”的境界。儒家的“诚”先从周边亲人做起，这是一种磨炼。学会“善”和“敬”并不简单，必须知人、识人、诚、不悔。先秦时的“贤”兼有善与才两种品质，儒道教化兼有长才干、品行良善的功能。所以舜能亲亲，大善必大贤有大才，才能承接王道，所谓修练，练得是心。
  故孟子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磨难是为了养心，养得心不动，则成矣。
（二）、心理训练
  儒学心理训练的目标是既成为君子，又成为干才。
  心理学家对心理学现象总结道：心理治疗不如心理咨询，心理咨询不如心理教育、心理训练。儒学有特殊的心理训练方法，即品质锻炼和情感训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所要的既是瞬间保持心理平衡也是长时间的心理调整，最重要的是一直保持清醒和冷静。
  他提出的养气方法：“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闲。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长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孟子·公孙丑上》）
  练就尚武精神
  练定力，不动心，这些养气方法，让人联想到日本武士道静养修练取自于此。日本有本书《武士道》，这是一本只有110页的薄薄的小册子，但是里面充斥这大量的孔子，孟子等中国古代先哲的语录，几乎达到俯仰皆是的密度，孔子的教诲就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思想渊源。这是孔孟思想的另一种解读。同一本“经书”让我们惊讶的是竟然会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性格。

  儒学传到日本，就发展成为日本的武士道，日本的武士道在切腹时，要求做到：在腹破肠流，血流不止之时，保持心不惊，身不动乱，神智清明到死去。
  “在武士道的训练里，有一项是克制满腹牢骚而训练不屈不挠的勇气。此外还有“礼”的训练。这些训练目的就是：禁欲。这种喜怒哀乐都不行于色，以避免因自己情绪而影响他人。对一个武士而言，把情感流露于外表，简直就不是男子汉的作风，要成为一个受别人称赞的大人物，就必须做到‘喜怒不行于色’，因此必须要克制最自然的情感。
武士不能逞‘匹夫之勇’就像手中的刀剑，是时机才出鞘。但不是说遇事就退缩。相反，武士道注重“勇气”的培养。威猛、忍耐、勇敢、豪迈、勇气，这些武士从年少时便开始竞技比赛，以君子之争来培养勇气。
  勇气的另一面就是沉着。也就是说，勇气必须借稳定的心情冷静的表现出来。所谓冷静就是指静止状态的勇气。果敢的行为是勇气的动态表现，冷静就是勇气的静态表现。一个真正的武士一定会常保持稳定的心情，决不惊慌失措，不论遇到什么事都能保持冷静。”（《武士道解析》）

  相对于日本的武士道的铁与血，中国的儒学更强调儒者在生活中的坚忍。
  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古人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读历史，常常能读到古人因恐惧、气愤、失落患“心病”而亡的例子，如何把消极的压力变为积极的动力和信心，都来自精神和修养的支持。
  孟子要求的儒者能承受超强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波动，既能承受瞬间的压力和诱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麝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也能长时间保持良好、平静的心态，“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祭遵杀光武舍中儿，刘秀息怒；赤眉侮辱皇陵，光武止恨。身为儒者爱恨情仇要控制得住，更能战胜悲伤、恐惧、委曲、不平等负面情绪。
  一战名将鲁登道夫写过《总体战》，他认为：“使用机械化或表面化的方法并不能获得真正的社会团结，例如群众大会、示威游行等等，用强迫的方式只能使人民在外表上一致。”他佩服日本人，认为这是民族统一团结的最高典型，这归功于日本的神道教。他认为要形成一种精神状态，然后能使现代工业社会的人民愿意忍受总体战争的艰苦生活条件。动员可以组织人的技术能力，但并不能透入其信仰的核心。鲁登道夫认为社会团结的根源为其深远的传统，而不是警察国家的有效组织。
  可见所谓尚武精神是深深埋藏在民族内心深处，是民族普遍价值观的一种表现方式，从红军到志愿军的革命英雄主义都是如此。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为仁。对于儒家来说，尚武精神不是指具备单纯的勇敢，挑战意识，而是儒家精神加敬业精神。古代儒家虽然缺乏专业意识，但是孔子也说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应该有新的理解，这个理解就是敬业。克劳塞维茨说：“武德是职业军人的敬业精神，献身精神，尤其是团队精神。以军队的制度，规章和习惯为纽带，把军人必备的种种素质才能和以智力为主的精神力量固定起来。凝结成一个特殊的整体。核心是‘服从命令，遵守纪律，遵循规则和方法’。失败困境时能服从命令，伟大的统帅必然领导着有武德的军队。”儒家精神加敬业精神，“又儒又专”，必有尚武精神。

四、儒者无敌
儒家奉行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孟子自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儒者应有强烈的拚搏精神。孟子相信困难、痛苦是对人的考验和磨炼。大丈夫是在逆境中锻炼出来的。他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他认为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丈夫就是应该终生在奋斗之中。而一旦贪图安乐就有灭亡的危险。君子应“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忧国忧民“自任以天下之重”（《孟子·万章上》），以实现人生价值。
（一）、仁要有实力，求事功，否则反而误事。
孟子曰：“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亦终必亡而已矣。”（《孟子·告子上》）然而后世腐儒只知道孟子所言：“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孟子·告子下》）却不理会孟子也说过：“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何为不熟，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迂远而阔于事情”。故欲行王道，必须文武兼修。
（二）、文武兼备：孔孟儒家从来都主张“文武之道，一张一驰”，不可偏废。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
  孔子的要求是：能文能武，该挺身而出的时候决不能犹豫。
  儒家尚武精神，由天子射猎可知。
  《含文嘉》曰：“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为兽猛巧者，非但当服猛也。示当服天下巧佞之臣也。
  《詩》云：“四矢反兮，以御乱兮。”
  《白虎通·乡射》说天子射百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天子射熊要百二十步，相当于在170米外还能射死熊，这需要很强的膂力，要拉三石弓，弓有九十公斤的张力，汉人之好武可见一斑。
  《傳》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当；百人必死，千人不能当；千人必死，万人不能当；万人必死，横行天下。” (《白虎通·三军》)
  晁错在《言兵事疏》称汉兵比匈奴兵中国之长技五：“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复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失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可知汉代民间竞技之风，好武之风盛行。
  东汉儒生都重视事功，和后世小儒的虚伪、无能、漠视事功只重视虚伪道德不同，他们上马提剑，下马执笔。群雄四起之时，人人皆武，光武、曹操都有手杀数十人的记载，刘备、孙策、孙权疆场逞英豪，曹丕颇能击剑。即便汉军所领部队有大量的蛮兵但是从无蛮将。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东汉从来不缺将才。
  儒家大丈夫人格，内外兼修。强大精神力量在于其有“道”，“民本主义精神”，“大同世界的追求”才是儒家的大道。否则，在君本主义支配下，只能成为儒术，所以两汉儒学既不同于日本的武士道，也不同于满清时期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奴学。他们完成的是修身和经世的统一，内圣和外王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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