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先生的《“四书”应当进中学课堂》一文(见光明日报4月14日国学版),主要表达了一种从中学生起就应当加强传统教育的呼声。作为一名高校人文学科的教师,笔者从“我们为什么需要传统”的角度对郭文做出回应。 中华民族历来是一个非常重视传统的民族,早在春秋,三代以来的“六艺”(礼、乐、书、数、射、御 )就代表着当时的传统,所谓礼乐文明的说法其实也是因着六艺才得以成立的。秦汉以后,由于此前儒家历代学人的继起努力,儒学也成了中华民族所共同认可的传统,于是原来带有个体修养色彩的“六艺”便为以总括天地人三才之道而以经邦济世为指向的“六经”所取代,后来,由于《乐》经佚亡,所以所谓六经实际上也就成为“五经”之学。两汉以降,随着佛教的东来及其对儒学的批评,激发了儒学“出入佛老,返于六经”式的回应——通过对先秦原典的重新解读以再振儒学。在这一过程中,原来作为“子书”的《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于是便形成了所谓四书之学。“四书”的名称虽然起于宋代,其内容则为先秦原典,至于其所阐发的道理,则仍然是从个体的做人、修养之道一直到整个民族的经邦济世之怀。所以,《中庸》所谓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其实就可以说是“四书”精神的准确概括。正因为这一点,所以熊十力说,“四子者,六经之阶梯也”,意即四书不仅蕴含着三代以来的传统精神,而且也是理解六经的阶梯。从传统的这一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四书不仅代表着传统的最新形态,而且也蕴含着我们民族最古老的做人精神,所以说“四书”作为传统的代表应当说是当之无愧的。 笔者还想从现代大学生之个体修养的角度谈谈传统教育的紧迫性。比如在每一年研究生的入学前后,导师都会收到一些或没有称呼、或根本没有署名的邮件(每年研究生报名时则更多);而在高校所举办的各种学术讲座中,也常常能够见到一些二十出头的研究生动辄对老专家以张教授、王教授的方式进行提问(最近在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上再次见到这种现象)。有一次,我曾悄声告诉一位刚提过问题的研究生说你这样称呼不太合适,没想到这位研究生马上回答说:“人家西方人就这样”,一下子反倒显得我少见多怪了。对于研究生中这种“不知礼”的现象,我们究竟应当怪谁呢?怪他们的父母吗?他们的父母、甚至连同他们的祖父母可能都未必知道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称呼才合乎礼节。这样的现象,说起来好像是待人接物之类的细节问题,但当我们经常见到小科长对老教授进行训话、而我们的官员甚至可以大模大样地躺到法国艺术圣殿的沙发上让秘书给自己按摩时,这样的小问题确实也就不小了。 再从做人的角度看,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科技无疑会赋予个体以越来越大的能量。从正面说,个体当然会因此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但如果从负面来看,则个体的能量越大,其对社会所能造成的伤害也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个体之做人精神、道德底线也就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前不久的CNN事件中,面对西方媒体的歪曲报道,全球华人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也以极为文明的方式对西方媒体进行纠偏,他们高唱“我的中国心”,呼唤着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那么, 对于这种现象,离开了传统,离开了传统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精神,我们将何以解释这种“中国心”呢?何以说明究竟是什么精神挺起了华人的胸膛、激发起他们的共同情怀呢?所有这些,其实都需要我们的传统来说明,也只有我们的文化传统所塑造的做人精神,才能给这些问题以较为圆满的回答。 所以,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既是“中国心”的孕育者,同时也是国人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因为它是以一种做人精神或人生信念作为基本出发点,同时又涵摄着国人的家国天下、万物一体之怀的;而传统的内涵,也诚如《中庸》所云:“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焉,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焉,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所以,对于任继愈、郭齐勇两位先生的呼吁和倡导,笔者愿意再加上一句:传统的做人精神与作人教育也应当“从娃娃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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