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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中国人的心灵和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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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龙井似碗钉
时间:
08-12-21 21:47
标题:
中国人的心灵和思想
中国人的心灵和思想
第一篇 序
大家都知道，文化的核心是哲学，那么哲学有没有，一个核心呢？有，这个核心就是“人”。人是不同的。由于人的不同，人的价值观、审美观、方法论也不同，而这些又导致人的“文化思想”的不同。
现在，历史研究中，有一门新的学科叫“心态史学”。什么是“心态史学”呢？
“心态史学是历史学知识体系与心理学知识体系相融合的产物。从理论和方法来源看，它的一极是历史学，另一极是心理学；从研究的目的性看，它的起点和归宿是人类的历史过程。心态史学因此具有了双重含意。第一，方法论的含义，即心态史学是运用心理分析手段考察历史上人们精神状态的一种研究方法；第二，理论思维的含意，即心态史学是理解和解释人类历史活动的一种认识方式，它重视历史上各种类型人物的欲望、动机和价值观念，重视历史上各种社会集团、各种阶层的精神风貌，重视平静年代人们的精神活动和激荡岁月中人们的精神变化，重视上述这些因素对历史进程所产生垢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历史的心镜－心态史学>>彭卫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2月）
为什么会出现“心态史学”这一新的学科呢？因为人们发现，人的性格，气质这些东西对人们影响是巨大的。西方有一句格言“性格就是命运”，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这样的：人是不同的。人的不同首先是性格，气质的不同，而性格，气质的不同又导致了人的价值观、审美观、方法论有所不同，而这些进而又导致了人的文化思想的不同。人的性格、气质为什么不同？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的性格、气质的不同源于血型的不同。这是一些日本学者研究的结果。这个观点在日本很有市场。前几年，我国也翻译出版了很多这方面的书。本文赞同这个观点。
本文亦旨在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论述这一点。
血型基本分为四种：A型、B型、AB型、O型。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人在需要输血时，首先要查验血型，血型相同的人才可相互输血，但是有一种血型例外，这就是O型，O型可以给其它三种血型输血，但其它三种血型却不能给O型输血，为什么是这样呢？
决定人的血型的是一种称之为“血液型物质”的东西。“血液型物质是一种多糖类－蛋白质型的复合化合物，是分子量极大的一种有机化合物。由于这种化合物的复合构造的不尽相同，使之并非表现为某种单一的型式，而是分裂成A型、B型这两种物质型。”(<<血型告诉了你什么>>日，能邮正古比著，秀雄、姜萝香译，能源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
含有“A血液型物质”的血为A型血，含有“B血液型物质”的血为B型血，既含有A血液型物质，又含有B血型物质为AB型血；既不含A血液型物质，又不含B血液型物质则为O型血。由此看，O型血是一种中性血，所以它能给其它血型输血。
从以上可以看出，基本的血型是A型、B型两种，其它血型都是在它们基础上衍生而来。
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A血型人的性格气质正好和B血型人的性格气质相反。 <<周易 >> 讲：一阴一阳之谓道。A血型人的性格气质和B血型人的性格气质正好构成了一对阴阳关系。A型人偏阴，B型人偏阳。
关于血型与人的性格气质的关系，根据日本学者的研究，简要介绍以下：
A型人：谦和从顺，谨慎小心，做事肯反省，和人发生利害关系，愿意牺牲自己，同情对方，加以让步，藉求融合。缺点在于意志薄弱，重视感情，缺乏决断力，含有怕羞的孤独性，为人而不顾自己，有一种烦劳习性。
B型人：淡泊好动，痛快磊落，抱有乐天的态度，遇事具有决断力，容易应付刺激，善于交际，而令人有亲切的感觉。不过做起事来，不很仔细，缺乏连续性，平日所过的生活，喜欢奢侈而夸张，意志薄弱，容易动摇，很喜欢参加别人的谈话阵容，也出风头，往往说得头头是道。
AB型人：兼具A型和B型的双重个性，略带神经质，处事颠倒不定。
O型人：自信力很强，意志坚固，不轻易动摇，精神力量旺盛，具有决断力，遇事不容易发生感情冲动，能做理智的判断。缺点在于过分顽固，缺乏融和谦让心，不善于交际，而倾向于个人主义。
本文赞同血型与性格有关系这一观点。但主要以论述A、B两种血型为主。因为作者发现，A、B两种基本血型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审美观和生存方式，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紧密契合在一起。比较而言：A型人是人文主义者，审美上偏重于情感；B型人是自然主义者，审美上偏重于行动，所谓“快乐”是也，即由“快”而生“乐”也。
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有一段话：“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不知孔子何所感而有此言。但孔子所言之“智者”恰恰是对B型人的写照；所言之“仁者”恰恰是对A型人的写照。
毛泽东是较典型的B型人，蒋介石是较典型的A型人。毛泽东爱水这是大家所熟知的。
他喜欢游泳，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还能横游长江。毛泽东个人生活俭仆，他唯一比较“侈奢”的一点是在他的寓所建有一所游泳池。而蒋介石则以爱山出名，在他发迹以后，杭州附近的莫干山，江西的庐山，台湾的草山(蒋退居台湾后，因崇拜王阳明，将草山改称阳明山)都是蒋经常去往的地方。毛泽东透水，蒋介石爱山，这也许是一种偶然，但这种偶然恰恰符合二千余年以前孔子的格言。能说这仅仅是一种偶然吗？
傅斯年先生有一个观点，“夷夏东西说”，他讲：“现在以考察地理为研究古代的这一道路，似是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发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本文从心态史研究的角度入手，发现夷人更具有Ａ人性格的一些特点：夏人更具有Ｂ型人性格的一些特点。由此，我有这样一个假设：夷人是一个以A型人为主体的种族，夏人是一个以B型人为主体的种族，这两个本来独立的种族，在炎、黄二帝的事；这领下东进，与居住在东方的夷民族融和，从而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中华民族。
中国人称“龙的传人”，但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文化却难与龙的精神联系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呢？事实上，这是问题的两个方面，夏民族(B型人)是龙的精神的代表，夷民族(A型人)则是凤的精神的代表，这两种精神一直交织在中华民族的性格中，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两条主线。
更进一步还可以发现，夷民族孕育产生了以儒、道思想为主的文化；夏民族孕育产生了以法墨思想为主的文化。历史上儒、法之间的斗争，儒、墨之间的对立，都可以从人的方面找到原因。
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本文的任务就是想从思想史的角度，用心态史学的研究方法，对这个假设加以求证，并且也试图用这个观点来解释一些历史问题(如“文化大革命“)，这个观点对不对？我很愿意和有意于此的朋友共同讨论这个问题，至少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我恳切希望大家对我提出批评指正。
关于血型的问题，我想再说两点。一、血型并不仅仅是血液独有的标识，在人的毛发、指甲、骨骼、内脏等上面也能化验出血液型物质，严格说来，血型是人身体的一种特有标识。
二、现在世界上仍有一些单血型为主的民族，如吉普赛人以B型为主，印第安人以O型为主。我想，这两点对论证我的观点是有帮助的。不知出土的古人类的遗骸骨还能不能化验出其血液型物质，如果这一点在技术上可行，我想这对古史的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
作者:
龙井似碗钉
时间:
08-12-21 21:48
第二篇：夷人(A)与夏人(B)
凤崇拜(A)与龙崇拜(B)
我们中华民族有多种称谓，如“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龙的传人”等。为什么这样称谓呢？要据资料和个人的理解试作解释如下。为什么要根据个人的理解？因为夏商周以前这段中国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史料少，很多东西尚无定论，学术界就一些问题急诊得也很激烈，故只好根据个人的理解来作解释了。
先讲“中华”的“中”字。先秦没有“中华”的称谓。“中华”的概念是汉代以后逐渐形成的。当时，在我们华人居住地(以今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东方住着夷人，西方住着戎人，南方住着蛮人，北人住着狄人，我们华人居于中央，故称“中华”，“中国”。
再谈“华”字。“华”字通“花”，它的意思是形容植物繁盛的样子。如“春华秋实”华字就是此义。上古时期，以今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带，土地肥沃，地热势平坦，加之气候温和，雨量充足，故森林茂密，植物和繁盛。特别是春天来临，满山遍野盛开着野花，这个现象给古人以强烈的印象，他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华”因此之故，这个地方也就称之为“华”了。“华”是地名，后来泛指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一带，再后来泛指中国了。
“华”的概念源于东方的夷人，夷人是中原一带最早的居民，故夷民族亦称“华族”。
“夏”是族名，作为族名，“夏”含有“大”的意思。
评：“华”的概念源于东方的夷人。夷民族是以A型人为主的民族，他们抽象出“华”的概念，从“华”字的意义，亦可透出他们的审美观，“夏”含有“大”的意思，夏民族是以B型人为主的民族，透过“夏”字的含义，亦可看出B型人好大喜功的个性。这同他们奉行的“强者生存”的哲学是一致的。比较而言，A型为主的民族更蛘注生命的审美和意义，他们的生存哲学中则透出“以柔克刚”的精神。后世之道家“贵柔”，儒家道“中庸”都体现出了这种“以柔克刚”的精神。后世之墨家言“利”，法家言“力”则反映出“强者生存”这一基本原则。
“夏族”的内涵指什么？史学界以地此是有争论的。本文赞同傅斯年先生的“夷夏东西说”，即夏民族是居住在西方的民族。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都属于夏民族。居住在东方的是夷民族，他们也称华族。“华夏”就是华夷民族和夏民族的合称，他们基本代表了中国人的全部。
“炎黄”是炎帝和黄帝的并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从黄帝和炎帝开始的。
黄帝部落，兴起于姬水(渭水支流)故姬姓，号轩辕氏。
炎部部落，兴起于姜水(渭水支流)故姜姓。亦说炎帝即神农氏。
相传，五千余年以前，黄帝部落和炎帝部落由西部向东发展，进入中原地区。他们联合打败了东方九黎族首领蚩尤，占据了中原，并开始和当地民族融合，由此开始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缘于此，我们中华民族又称“炎黄子孙”。
后来，炎帝和黄帝又发生争夺，结果，黄帝打败了炎帝，炎帝部落迁向南方，到了今两湖地区，即古楚文化的范围内。炎帝墓在今湖南株洲，黄帝墓在今陕西黄陵县，大致反映出了炎、黄部落的居住方向。也许因此原因，中华民族在多数情况下是以黄帝为始祖，为正统的。
中华民族又称“龙的传人”。为什么称“龙的传人”？我们先从“龙”的起源谈起。关于龙的起源的问题是目前学术界争论最激烈的问题。龙的起源说法不下十几种。比如综合说、蛇说、鱼说、恐龙说、鳄鱼说、闪电说、云说等等。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一文说：“龙的形象是在蛇的基础上，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综合形成的。这是综合说有代表性的一种。我赞同闻一多先生的观点。
人异于动物的是人的聪明才智。但是，人的一些身体机能往往又远不及一些动物，于是古人对一些动物的身体机能很羡慕。所谓“行不及马，力不若牛”。
上古时代，由于地广人稀，应当是有很多大蛇的。大蛇行走时矫健的身姿，古人是羡慕的。同样，鱼儿行走时矫健的身姿，古人是羡慕的。同样，鱼儿在水中自由地游来游去，并且能跃出水面，鱼儿跃出水面的姿态也是很矫健的，这是古人所羡慕的。但是，蛇、鱼古人又可以把它们杀死，食用，故具体的蛇、鱼古人又是不崇拜的。
鱼儿跃出水面的身姿和大蛇疾走时的身姿，有相象之处，并且，这种身姿与人的形象有某种契合之处。古人由鱼联想到了蛇，由蛇联想到了鱼，这些意象的叠加，逐渐就形成了龙这样一种形象。当然，实际情况要复杂的多。但龙的形象大致就是沿着这样一条心理思维路线逐渐形成的。
龙崇拜的实质在哪里？龙崇拜说到底是一种能力崇拜，是一种对力量（力量+敏捷）的崇拜。
上古之人，生活在野外，较之今人窜蹦跳跃的本领是要强的。窜蹦跳跃本领强的人，往往也会成为部落的首领。因为他的本领大，别人打不过他。“力气大的是哥哥”，这是最原始的规则。这种人的形象又和龙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因为二者的形象有某种契合之处。人是具体的，中国人似乎对具体的东西不崇拜。中国有一句话叫“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就反映出了这种心理结构。因为对远来得和尚不了解，也就是说不具体，这种模糊性就容易产生崇拜心理。于是，就慢慢地把对具体的人的崇拜转移到对模糊的龙的崇拜上。并且，不断地把部落首领，帝王龙化，形成源远不绝的龙崇拜心理。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和炎帝都被后人龙化了，因此，我们也自称为“龙的传人”。
龙是夏民族(炎黄部落)的图腾。与崇拜龙的夏民族相对应，在东方还有一个崇拜凤的民族，这就是夷人。夷民族的图腾是凤凰。<<说文>>讲：“凤，神鸟也．．．．．．出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安宁。”我国古代有“凤凰为瑞鸟，有圣王出则凤凰见”的说法。舜是东方夷人的首领。史载，舜即位后，乐工用王彩羽毛为饰，扮成各种美丽的飞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呈现出“百鸟朝凤”的宏大场面，这实际上就是东夷先民对图腾凤凰的崇拜，也是对舜崇拜的具体写照。
在这里，大家要建立这样一个概念，即在黄帝时代，居住在古中国大陆有两大人群。即居住在西方以炎帝部落为主的夏人，和居住在东方以伏羲氏(亦说太氏)为首的夷人。在炎黄二帝末东进前，两大人群可以说还没有交流，他们彼此独立地生活着。他们的相互交流、融合是由炎黄东进开始的。这也是中华文明史的开始。这种观点即所谓“夷夏东西说”。
“夷夏东西说”不是本文考证的范围，有的学者持这样一种观点。1934年，著名学者傅斯年教授撰<<夷夏东西说>>一文，他指出：“现在以考察地理为研究古史的这一道路，似足以证明三代及近于三代之前期，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体系，这两个体系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的发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与周属于西系。”
本文从“人”(种族)的角度来研究上古这段中国历史，也得出了“夷夏东西”这样一种观点。这种不谋而合，至少又一次说明了“夷夏东西”的合理性。
从有限的资料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夏人更具有B型人的一些特点，夷人更具有A型人的一些特点。
夏人是崇拜龙的民族，龙崇拜归根到底是一种力量崇拜，也可以说是对人的身体能力(力量+敏捷)的一种崇拜。B型人是尚动的人，龙腾挪奔扑，狂虐恣肆的形象反映出了B型人行动主义者的面貌。
曹操在<<龟虽寿>>一诗中写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列士暮年，壮心不已。”
评：龟和腾蛇(即龙)都是古人崇拜的图腾。从曹操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崇拜龟是慕其寿(据说黄帝一族是崇拜龟的，从曹操的诗中可以看到古人崇拜龟是慕其寿，非慕其静。如果是慕其静，倒有些A型人的色彩。)崇拜腾蛇提慕其腾云驾雾的能力。曹操在诗中以一种小视的态度描写龟和腾蛇，益在衬托自己的雄心壮志。曹操不仅是出色的政治家，也是一代学人。从曹操的诗中可以间接看到古人崇拜腾蛇是一种能力崇拜，即力量崇拜。
夷人是崇拜凤的民族。凤是美丽的，温顺的，安静的。A型人是尚静的人。凤崇拜反映了A型人情感主义的一面。
相传炎帝由其母感龙而生，生下来却是“人面鱼身”亦说“人身中首”。
评：说炎帝由其母感龙而生，无非是说炎帝是龙种。这是后人的付绘，也是原始崇拜的一种自然说法。说炎帝“人面鱼身”，古时，鱼，龙是混用的，即说炎帝象龙一样。B型人是乐水的，他们在水中潇洒的形象和鱼一样，这也是鱼和龙能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原因。说炎帝“人身中首”，是将炎帝形容成牛，比喻他象牛一样有力气。
在后世，龙成了封建皇权的象征，成了人们敬畏的对象，有时，又将“龙虎”并称，是用以形容人们的能力高强，但在民间，龙又可要，可戏，可舞。龙从至高无上的尊位，又变成了民间游乐的道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B型人随便，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种能力崇拜，虎威严凝重，孤独高傲的形象，则折射出了A型人的一些性格特征。
<<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在互人之国，人面鱼身。炎帝之孙名曰灵契，灵契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
评：互人是炎帝的重孙。在他的国家(部落)里，许多人生得“人面鱼身”，即象龙一样。“是能上下于天”是指窜蹦跳跃灵敏有力。这些情况，反映出了B型人的一些特征。
炎帝的部族形成了后来的楚文化圈，楚文化有明显的B型人色彩，这些后面我瘊还要介绍。
关于黄帝的传说，能够反映黄帝是B型人的色彩少。因为中国社会历来被认为是儒家赤正统的社会，而黄帝又被奉为中国人的始祖。因此，关于黄帝的传说，倒是A型人的色彩较重一些。如传说黄帝有“四面(四张脸)，儒者注曰：黄帝四面，即黄帝派人去四方询问情况，以便下情上达。如果将黄帝视作B型人“黄帝四面”亦可解释为黄帝在同人打仗时，前后左右都能顾到，形容其机敏。
总之，由于时代久远，史料缺乏，后人附会多，一些东西确实是很难定论的。
伏羲氏（亦说太氏）凤姓，即以凤为图腾，是东夷人的祖先。有的书上记载曰：“东夷仁”，<<汉书．地理志>>说朝鲜（东夷的一部分）“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这些记载基本上反映出了A型人的一些特征。
<<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鲁人问郯子（郯国在今山东诸城，日照一带）少氏以鸟命官的道理。郯子说：“我高祖少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鸟和凤在古时是相通的，由此，也可以看出，东夷人是崇拜凤的民族。
殷商民族是东夷人的后代。<<诗经．商颂．玄鸟>>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殷人传说和；自己的祖先叫契，<<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这些传说都说明了商民族是以凤为图腾的民族。
<<论语．微子>>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孔子去楚国，楚国有个狂者叫接舆，从孔子坐的车旁经过，冲着孔子说：“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此话是什么意思呢？儒家有一个信条：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当时，正值春秋乱世，属于“无道”的年代，而孔子却在为实现自己的主张而积极奔走。接舆在此以凤喻孔子，说孔子在当今“德衰”的乱世，你为什么不隐去呢？“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是说过去的就过去了，从现在隐去也不迟啊！
评：有意思地是，接舆以凤喻孔子。作为儒者的孔子是典型的A型人。此处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春秋时代，人们仍然能根据人的家族背景，思想行为以龙或凤喻人，并且这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共识。接舆以凤喻孔子再恰当不过了。一则孔子是儒者；二则孔子的先祖是宋国贵族，而宋国则是殷商后人建立的国家。宋人总体上是东方夷人的后代，是凤民族的后代。
日本华裔作家陈舜臣先生写了一本书<<日本人与中国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一版），书的封面有四种图案组成。在中国人一方是长城和龙，在日本人一方是富士山和凤。的确，和中国人相比，日本民族的凤性格色彩要浓重一些。日本是一个以A型人为主的民族，日本民族和中国东夷族在种族上有没有关系？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他们在地缘上是相近的，并且都是凤性格色彩的种族。在书中，陈先生有一段关于“龙”、“凤”的论述，不妨引录以下：
“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被暗杀的名叫闻一多的诗人，也是一位古代史学家。他的一篇论文说的大意是：在中国古代，龙的部族和凤的部族曾轮流执政。．．．．．．
“龙是大家熟悉的想象中的怪兽；凤也是想象中的鸟，可形状并不那么奇怪。凤假使混进鸟类图鉴里，无意中会不留神就看过去的。可是，在动物图鉴里如果有龙的形象，小学生也会立即指出：这样的怪兽在动物园里没有哇！！
“奇怪的‘龙’的部族是可怕的，与现实的鸟没有太大差别的‘凤’的部族是温顺的，果真是这样吗？
“不，其实正相反。”
“龙和凤原先都是部族的象征符号，即发俗学上所说的图腾吧。至今，在未开化的社会仍有这样的例子：相信自己是狗的子孙或马的子孙，而把它的图形看作是神圣的象征。
“部族之间发生战争，如果狗的部族战胜了马的部族，后者就失去了自己的象征，而在狗的旗帜下当奴隶之类。但是，如果两者冲突并不那么激烈，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妥协的话，就会采用好象狗和马混种一样的另一种动物作为象征，以求得彼此共存。
“仔细看看龙的图形，头是马头，头上长出的角是鹿角，身体是蛇身，爪好象是狗爪，全身的鳞片是鱼鳞。也就是说，马、鹿、蛇、狗、鱼等各种部族，战争没有打到消灭对方的象征那么激烈就讲和了。其结果就制成联合的旗帜，旗帜的图形不是别的，而是龙。因为是和平联合的象征，所以决不是可怕的。
“和这相比，凤可以说是和现实的鸟一样简洁。简洁的姿态，不正是排除妥协，向敌人勇往直前突出的结果吗？一旦征服了狗的部族，就把狗的痕迹消灭殆尽；一旦批败蛇的部族，就把蛇样的东西摧毁掉。因此，自己本来的姿态－鸟，就保存了下来，这不正是可怕的吗?
“‘龙凤’并列，在中国成了皇帝的象征，皇帝的脸谓之‘龙颜’；皇帝的乘坐物称为‘凤辇’。据闻一多的说法，夏王朝是龙族，殷王朝是凤族，也可以说农耕民族是龙，游牧民族是凤吧。
“在地理上－这可能也有不同看法，随便地说，南方是龙，北方是凤。要求严格遵守儒教礼仪的孔子是凤，尊重人们自由的老子是龙。确实，孔子遇见老子之后，曾说见到了龙。而<<论语>>的<<微子>>篇里也有宁样的记载，楚国的狂者接舆从孔子身旁经过里，对孔子说“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还有一般的说法，作为中国的性格，现在表现在面上的主要是由于妥协而形成奇形怪状的‘龙’的性格，但是，不能忽视，还潜藏着不知妥协的‘凤’的性格。”
评：关于“龙凤”的起源问题，陈先生的观点和本文不一致。陈先生关于“龙凤”起源的论述也是一种较流行的观点。使我感兴趣地是陈先生对“龙凤”性格的描述，我赞成陈先生的观点。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单纯称“炎黄子孙”，“龙的传人”是不全面的。是否应该改称为“羲黄子孙”（伏羲和黄帝的子孙），“龙凤传人”更为恰当一些。
作者:
龙井似碗钉
时间:
08-12-21 21:49
第三篇、虞舜（A）夏禹（B）
殷商（A）姬周（AB）
“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治制度，民族的伦理，民族的法制，民族的风俗以及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技能，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
－黑格尔：<<历史哲学>>
虞、夏、商、周是先秦中国历史发展的四个朝代。虞指尧舜时期，主要指舜执政的时期。虞是姓，即“有虞氏”。舜 是该部族的首领，所以常将“虞舜”并称。
夏是禹的儿子启建立的王朝，其奠基者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治水英雄大禹。所以往往又将“夏禹”并称。
商是东夷部族首领成汤推翻夏王朝建立的。商由于都城设在殷，所以又称“殷商”。
周是西方的周民族在周文王，周武王领导下推翻商王朝建立的。周民族属于黄帝一族的后裔，故姬姓，所以周王朝又称“姬周”。
据傅斯年、闻一多、杨向奎诸先生的考证，虞商属于东夷集团，夏周属于华夏集团。由此可以看出，先秦时期，西方的夏族和东方的夷族是轮流执政的。
自炎黄二帝东进以后，西方的夏民族和东方的夷民族就开始相互融合。到尧帝执政时，虽然还没有进入国家时代，但天下事已经开始有组织地进行了。
<<史记．王帝本纪>>载：“尧又曰：‘嗟，四岳，汤汤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皆曰鲧可。尧曰‘鲧负命毁族，不可。’岳曰：‘异哉，试不可用而已。’尧于是听岳用鲧。九岁，功用不成。”
评：鲧即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九年不成。从上文可以看出，尧与四岳就天下事共同商议，说明当时天下已经有了一定组织形式。四岳，即四方各部族的首领。但是，有理由认为，当时，部族还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部族的血缘关系相对来说也是稳定的。人是群居才能生存的动物，每个个人都属于某一个部族，每个部族也都有一个首领。尧所在的部族较大，具有支配地位。
<<尧典>>载舜帮尧放逐四凶事曰：“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首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天下咸服。”
评：共工，欢兜，三苗，鲧皆部族或部族首领名。舜是东夷人部族的首领。所谓“四凶”也许是夏人的部族（共工，鲧皆夏族），由于夷夏两大部族存在差异，不能共处，故舜放逐四凶。
<<史记．五帝本纪>>载：“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爱后妻子，常欲杀舜，舜逃避；及有小过，则受罪。顺事父及后母与弟，日以笃谨，匪有懈。．．．．．．舜年二十以孝闻，三十帝尧问可用者，四岳咸荐虞舜。”
评：舜以孝闻名，崇尚孝道是A型人的特征。此间接证明舜是东夷人。
最近，庄春波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华夏东西说>>（<<新华文摘>>97年1期摘自<<赵俪生先生八十寿辰纪念文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庄先生的观点，基本上同傅斯年先生<<夷夏东西说>>的观点，即认为中国人的祖先来源于两大部族，西方的夏人和东方的夷人。不同的是，庄先生在文中对“华”字作了详细的考证，庄先生认为“华”字来源于“虞舜”。虞舜一族亦称“华族”，与西方的“夏族”相对应。如此，“华夏”并称就是很合理的事了。
庄先生在文中写道：“舜之氏族原属于东夷的“太昊”部落。文献记载的喾，太嗥、太皓、太浩、大诰与太昊原本是同一名称的讹变，王国维、郭沫若、童书业诸先生均有论证。
虞舜母族太昊部落称“华胥”，故舜称“重华”。而根据“因生以赐姓，因以为族的氏族惯例，太昊之族其后裔称华族。居地也称“华”，最初在山东。”
评：“华”来源于虞舜，“夏”来源于夏禹，“华夏”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
<<礼记．表记>>载：“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替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
评：“这段话是盛赞舜帝之仁德的。行仁政是A型人的政治主张。文中“顺”、“静”、“宽”等描述，亦反映出了A型人的特征。孟子言必称尧舜，为什么？因为尧舜是以仁德称著的帝王。孟子的政治主张中核心内容是“行仁政”，故其言必称尧舜，以示对尧舜崇慕之情。同时，孟子也明确指出舜是东夷人。“舜生诸冯，迁于负夏，卒于呜条，东夷之人也。”（<<孟子．离娄>>）
舜所在的“有虞氏”部族有尊养孤老之风，据史书记载：“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效。”
评：“<<礼记．明堂位>>释：米廪，有虞氏之庠也。”庠是粮仓，有虞氏部族把老人安置在粮仓附近供养，以保证供给，是尊老的表现。尊老现象反映出了A型人宗血（血缘崇拜）的一面。由此证明舜所在的“有虞氏”部族是A型人为主的人群。
尧因舜之德而禅让，禹死，其子启继位，建立了夏王朝。
启建立了夏王朝，首先起来反对的是东夷部族首领伯益。伯益和启展开争夺，最后，启把伯益杀了，巩固了夏政权。启死，子太康继位，此时东夷部族首领后羿（射日的英雄）打败了太康，取得了统治地位，此为历史上记载的“太康失国”。太康失国以后，到第四代少康，夏王朝才又取得支配地位，史称“少康中兴”。
评：由夏初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夏立国初期，夷夏两大部族并没有从内部融合，彼此仍保持相当大的独立性，所以才会反复争夺。这种争夺是在夷夏两大部族之间展开的。
在夏初这段时间，社会经济已经有较大发展，剩余劳动产品大量出现。私有制产生了。依靠武力（暴力）获得生活资料成为可能。于是最初的国家形式出现了。当时，生活资料的来源主要靠人的体力劳动获得，于是占有奴隶就成了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途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奴隶的来源很重要地是通过战争掠夺部族的人口，这样，部族之间开始从内部融合，传统牢固的血缘关系被打破了。
尽管如此，部族的血缘关系仍有相当大的稳定性，至少，部族的统治者保持了血缘的稳定。
禹的交亲曰：“鲧”，<<说文>>：“鲧，鱼也”，<<玉篇>>：“大鱼也”。
评：禹的父亲名鲧，鲧从鱼旁，含义指鱼。古时，鱼、蛇、龙是不分的，龙的形象产生得益于鱼、蛇崇拜。由此可知鲧属于龙崇拜的部族，即炎黄族。有人考证鲧即传说中的共工（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鲧与共工>>，<<古史辨>>第七册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共工出身炎帝一族，以崇拜鱼蛇为主要特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句龙即勾状卷曲之龙。<<归藏．启筮篇>>载：“共工，人面蛇身，朱发。”且不论鲧与共工究竟是否是一人，此说明鲧与出身炎帝一族的共工有相同之处。此也间接证明了鲧是崇拜龙的炎黄族人，是B型人。
<<史记．夏本纪>>载：“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
评：“民间传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缘何？有人讲，禹不愿回家，是嫌妻丑。这样讲是没有道理的。禹是B型人。B型人是自然主义者。他们重行动，在行动中实现生命的意义（或者说是快乐）其情感的一面少。对B型人来讲，禹在治水的奔忙中，回家不回家是无所谓的事，所以不回家，是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过家门不回家，对B型人来说，在情感上没有任何包袱，是自然的事。相反，对A型人而言，作为情感主义者的A型 人，如果过家门而不入，感情上就会受不了，会有负疚感。
当然，大禹治水，过家门而不入，也反映了B型人的牺牲精神。B型人是开放性的人，遇事不斤斤计较，你我意识淡薄。相反，保守型的A型人容易斤斤计较，你我意识比较清楚。
孔子评价大禹时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服冕，卑室而尽力乎沟渠。”“恶衣菲食”一词大概出于此。作为自然主义者的B型人对穿衣，饮食不讲究，这也是B型人的重要特征之一。这种情况在大禹身上表现为著。
商民族的祖先曰契，契和禹是同时代人，都是舜帝的大臣。<<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谓四岳曰：‘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使居官相事。’皆曰：‘伯禹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维是勉哉。’ ．．．．．．舜 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驯，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宽。”
评：司空、司徒皆官职名。司空掌管工程建设。司徒掌管土地，人口，负有教化之责。禹为司空，反映了B型人长于治事的特长。因为B型人是自然人，善于同自然界打交道，契为司徒，负责教化百姓，反映了A型人社会人的一面。A型人社会责任感强，没有A型 人的参与，很难想象会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
注：五品：指五种伦理关系：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即关于五品的教育训导。
禹为司空，契为司徒由此也可以看出A、B人的分野。
<<史记．殷本纪>>载：“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候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
评：汤即商汤，商王朝的缔造者。商汤外出，看到有人用四面网捕鸟，就说：“这样不是把鸟都打尽了。”于是去掉三面网，只用一面网。即“网开三面”。后来演化成一个成语叫“网开三面”，即缘于此。
类似商汤的观点，孔子也有。<<论语．述而>>载：“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什么意思呢？是说孔子只钓鱼，而不用网捕鱼，因为用网容易一网打尽，孔子射飞鸟，不射已经宿巢的鸟。
孟子也有类似的观点。<<孟子．梁惠王上>>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违农时，及时耕种，粮食就会吃不完；不用绝户网（数罟）捕鱼，鱼就会吃不完；不砍伐幼树，木材就会用不完。
评：中国传统哲学一个核心内容是讲“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讲人和自然的和平共处。从商汤，孔子、孟子的行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A型人处事讲求一个“度”字，什么是“度”？就是做事不要做绝，要适度，留有余地。商汤、孔子、孟子的做法也都体现了“度”是这一思想。由此观之，我们可知商汤是A型人。
周灭商，迁殷商移民建立宋国。宋是殷人后裔建立的国家，所以保留了许多A型人的特征，最典型的当属提倡“仁义”的宋襄公了。
宋襄公是春秋时继齐桓公以后的第二位霸主，但由于其在战争中提倡“仁义”屡打败仗，是一位名不符实的霸主。
<<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载：“宋公与楚子期以乘车之会。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宋公曰：‘不可，吾与之约以乘车之会，自我为之，自我堕之，曰不可。’终以乘车之会往。楚人果伏兵车，执宋公以伐宋。
评：宋襄公与楚国会盟，商定都不带兵。宋襄公信守诺言，没有带兵。楚人不守信用，带兵前往，俘宋襄公。并执宋襄公讨伐宋国。讲信用是A型人的特点。在此宋襄公却因讲信用，而做了俘虏。缺少权变之心，直线思维是A型人的特点。
楚人执宋襄公伐宋，由于宋国另立新君，宋襄公作为筹码已无作用。故楚人交换宋襄公。宋襄公得以继续执政，但他仍不吸取教训，由于讲究“仁义”之战，又打了一次大败仗。
<<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冬十一月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评：宋襄公和楚军战于泓水。宋军已排好队伍，准备战斗。而楚军正在渡河。宋襄公手下的司马劝宋襄公趁敌人渡河混乱时击之，宋襄公不准。楚军渡过河，队伍尚未排列好，司马又劝宋襄公趁此时机击之，宋襄公又不准。楚军排好队伍，宋襄公率军击之，结果，大败而回，自己也被敌人射中大腿。宋军大败，宋国人都埋怨宋襄公。宋襄公解释说：“君子打仗，对已经受伤的人就不去再伤害他，对于年老的人就不去俘虏他，敌人未排成列，就不去冲击他，照此打仗，虽亡国亦不惜。”
一味讲仁义，缺少机变之心，是A型人的特点，宋襄公表现最著。 老百姓常讲某人太“愚”，“愚”者大多是A型人。
宋襄公因讲仁义而战败，也有人因讲仁义而亡国。徐偃王就是一例。徐国是东夷人建立的国家。这一点，傅斯年先生已有考证（见<<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1935年）不赘述。
<<淮南子。人间训>>载：“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王孙厉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知仁义而不知世变者也。”<<后汉书。东夷传>>载：“徐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有朝者三十六国。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
评：徐偃王行仁义，诸候都去朝拜之。甚得人心。楚是大国，不去朝拜，这样做似乎不妥，故直接出兵灭之。徐偃王仁厚，不善弄权，不组织国人抵抗同，怕国人有所牺牲，国遂灭，A型人仁厚，权力欲望小，不善弄权。本身懦弱，不喜欢也不善长激烈的对抗，故遇到激烈对抗时，往往主动屈服。（非暴力主张）徐偃王即是一例。但是，A型人人格、气节意识又特别强烈，具有“士可杀不可辱”的气概，又是最难征服的一类人，这些，后面我们还要讲到。这是A型人的两重性。同样，B型人也有两重性。只是双方因面对的事情层次不同而表现各异。
作为殷商遗民的宋国人还给我们留下了两个成语，一个是“守株待兔”，一个是“揠苗助长”，这两个成语的故事内容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两个成语也折射出了A型人的一些特点。一是有爱占小便宜的心理，缺乏主动性；二是缺机变之心。
周是崛起于西方的民族，姬姓，属黄帝一族，夏人。周人的祖先曰弃，尧舜时担任农师，所以又称后稷（农官名）。到殷商未年，周部族的首领叫古公父。古公父率族人迁居到岐山之南的周原（今陕西岐山、扶风之间）定居。古公父的儿子叫季历，季历做首领时和商结成了联盟，周从属于商。季历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周文王的父亲，好么，周文王的母亲是谁呢?文王的母亲、季历的妻子叫太任，娶自殷商<<诗大雅大明>>记载了这件事。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
来嫁于周，曰嫔曰京。
乃及王季，维德之行。
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评：诗的大意是：挚国（挚国是与商王室有关系密切的诸候）的二小姐（仲，排行第二）任，从殷商来嫁给周王季历。大任怀孕，生周文王。由此可知，周文王是夏人与夷人混血的后代，但从周文王的行为来看，周文王更多地继承了夷人的血统，周文王是A型人，这些，后面我们还要论述。
文王继承王位以后，也从殷商娶了妻子，生周武王。<<诗大雅大明>>也记载了这件事。
天监在下，有命既集。
文王初载，天作之合，
在洽之阳，在渭之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大邦有子，天之妹。
文定厥祥，亲迎于渭，
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
于周于京，缵女维莘，
长子维行，笃生武王。
保有命尔，燮伐大商。
评：从诗的大意看，文王先后娶子两位来自殷商的妻子。“天之妹”此句说明娶了一位王室女子。后又娶了一位莘国女子，莘国女子乃是周武王的母亲。莘国是商的开国功臣伊尹的封国。
相传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八卦为六十四卦。其中第五十四卦曰：“归妹”，归妹六五曰：“帝之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归”过去同“嫁”，“帝乙归妹”，即“帝乙嫁妹”，帝乙是商王朝倒数第二个国君，即最后一个国君殷纣王的父亲。此处说明了一个什么意思呢？据顾颉刚、高亨诸先生考证：帝乙把妹妹嫁给了周文王，后来，又因故把妹妹召回。至于原因，从卦辞上看，是因为王妹的衣服（袂，衣袖，此处作衣服讲）不如陪嫁的侍女衣服漂亮。但这样讲没有道理，试想王妹的衣服怎么会不如侍女的衣服漂亮呢？周文王是A型人，作为情感主义者的A型人在情爱生活上很注重女性的修饰打扮。此处是不是讲了这样一个问题，王妹不如侍女会修饰打扮自己，侍女争宠，故王妹要回去。当然，这都是附会，随读者怎样理解好了。<<周易>>古经文字艰涩，一些问题确实是很难搞懂的。
由<<诗经>>和<<周易古经>>结合起来看，都证明了文王娶了殷商女子为妻，第一个是王室女子，第二位是莘国女子，这位也就是周武王的母亲。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亦有理由认为是莘国女子所生。因为武王与周公旦的关系最密切。周公旦是典型的的A型人，也是儒学的奠基人，先秦称儒学为“周孔”之学，“周孔”即周公和孔子的简称。
<<史记周本纪>>载：“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
评：此文的大意是：周文王的名字叫西伯姬昌，他继承王位以后，敬老爱幼，礼贤下士，深得人心。尊老，礼贤下士，善用人。这些都是A型人的特征，也是A型人为政成功的共性。A型人个人能力往往较差，但其仁厚，得民心；又能善于听取他人意见，会用人，这是A型人的长处。
周王朝的建立，除周文王、周武王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周公旦。有一首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诗：“周公吐哺流言白，王莽谦恭下士时。若是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周公吐哺”讲得是这样一件事：周武王卒，其子成王继位。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勤于政务，礼贤下士。有时正在吃饭，见有客人来，马上把饭吐出来（吐哺：指吐出嘴里的饭）去接待客人。当时，就有人流言，说周公礼贤下士是收买人心，是要取代成王。
伯禽是周公的儿子，周公一篇家训很有名叫<<诫伯禽>>“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然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
评：此篇大意是告诫伯禽，不要因为有诸候的地位而瞧不起人，要礼贤下士。这是A型人的行事作风。
周公摄政七年，成王长大，即还政成王，周公继续辅佐成王，向成王称臣。<<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鞫2如畏然。”
评：鞫2，指拘谨，恭敬的样子。周公还政成王，向成王称臣。见到成王非常恭敬，很拘谨，象是害怕的样子。此处说明周公虽然当过摄政王，但一点不自傲，并且态度谦和。这是A型人的特征。
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诞生于西周。<<诗经>>是怎样形成的呢？<<国语周语>>载：“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汉书艺文志>>载：“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此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评：周天子当政，叫大臣们作诗，并配曲，并派人敲着木铎巡行民间，收集诗稿，献给太师，配上音律，演唱给天子听。将这些诗系统地记录下来，就是<<诗经>>一书。
常言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诗经>>的形成与周天子好之是分不开的。那么<<诗经>>一书的内容如何呢？
<<诗经>>一共有305篇作品，分风、雅、颂三大类，风：就是乐曲的意思。一般指诸候国的作品，称国风。雅，含有“正”的意思，，“雅乐”即“正乐”，指王室的作品。颂：祭祀时用的乐曲。
“风雅”一词即流源于此。“风雅”即“风流儒雅”。其义大家都知，说某人很风雅，一般是形容A型人。“风雅”一词所以有此含义，与周天子是分不开的。此亦可说明周天子是A型人。
<<诗经>>中有很多作品是描写爱情生活的，这反映出了A型人情感主义者的一面。<<诗经>>的第一篇就是描写一个男子追求一具女子时的相思之情，这也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一部作品，名曰<<关睢>>，在此，不妨引录一下。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之。
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周民族为夏人。是B型人为主的民族。但由于和A型人的商族通婚，使其统治者周天子具有了A型人的血统。但周民族仍保留了B型人的特征。其开国第一功臣姜太公即是B型人的代表。姜太公导源形成的齐文化和周公导源形成的鲁文化（儒家文化）是两种风格各异的文化。齐文化可以说是B型人缔造的文化，鲁文化可以说是A型人缔造的文化。
<<史记鲁国公世家>>载：“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也。’”
评：西周初年，周公封于鲁，由于辅佐成王，没有就国，其子伯禽代周公在鲁行政。伯禽去鲁三年，才向周公报政。周公问为什么这么慢？伯禽答：改变当地人的风俗，使其接收周朝礼仪，所以迟了。姜太公封于齐，五个月即向周公报政，周公问：怎么这么快呢？姜太公答：我简化君臣之间的礼仪，尊重当地人的风俗，所以很快。
做事一迟一疾，反映出A、B两种人不同的行事作风。直线思维的A型人伯禽老老实实贯彻周朝的礼仪制度，不知达变，反映出A型人保守的一面。曲线思维的B型人因俗就事，善于机变，反映出B型人开放善于包容的一面。
<<吕氏春秋长见>>载：“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曰：“亲亲上恩。”
评：“尊贤让功”反映出B型人尚力的一面，“亲亲上恩”反映出A型人尚仁的一面。
作者:
龙井似碗钉
时间:
08-12-21 21:50
第四篇 儒（A）、道（A）
法（B）、墨（B）
－引言：
判断哲学家，不应根据他们本人所持的招牌。。。。。而应当根据他们实际上怎样解决基本的理论问题，他们同什么人携手并进，他们过去和现在用什么教导自己的学生和追随者。
──────－列宁
公元前770年，经过一场王室内乱，周平王继承了王位，此时，周王室衰微，周平王遂迁都于东方的洛邑。西周结束，东周开始。东周这段时期在历史上又称春秋战国。“春秋”因鲁史<<春秋>>一书而得名，时间大体指公元前222年－481年。战国的起始有几种说法，一般指三家分晋至秦统一这段时间，约公元前453年－221年。“战国”一名源于西汉刘向著<<战国策>>一书。
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对诸侯失去约束力，失去了天下共主的地位。诸侯之间遂相互攻掠兼并，大国开始称霸。强者存，弱者亡。诸侯国都面临一种生存危机。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治世或救世为目的的各种思想流派应运而生了。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第一个学术思想繁荣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计有儒、道、法、墨、黄老、名、阴阳、纵横、兵、农家等，但主要的还是儒、道、法、墨四家。
这向种思想的大致分野，费师逊先生在<<简论“内向文化”与中国文化史的三次大融合>>一文中有一个论述，不妨引录一下：
“墨子之学源于<<连山>>，老子之学本于<<归藏>>，孔子之学在于<<周易>>。<<连山>>为神农（炎帝又称神农氏）之学；<<归藏>>为黄帝之学；<<周易>>为周孔之学。周孔之学在于广明人德，用于治世，这是儒家的宗旨；<<归藏>>之学用于治身，而<<连山>>神农之学则与夏禹一脉相承，又为墨家所承继，颇偏重于治物。”
当然，这是概而言之。
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相同的社会现实，为什么会产生各种不同的主张呢？
前面，我们讲过，“哲学的核心是人”，所以会有不同的主张，在于“人”的不同。
儒，道是A型人的思想，其着眼点在人。儒家关注的是其他人，道家关心的是自身，这是儒道的分野。更进一步，可以看到儒道思想的核心在于生命的欣赏，对人性的肯定和张扬，具有强烈的人文色彩。
法、墨是B型人的思想，其着眼点在事功，相对而言，墨家偏重于治物，善于同自然界打交道，反映B型人动手能力强的特点。法家则偏重于治事，这是法、墨的大致分野。更进一步，可以看到，法墨思想的核心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生存意识。墨家言“利”，法家言“力”，都反映出了强者生存的原则。
现在，我们全面分析一下这几种思想。
1 儒家
儒，辞海是这样解释的：古代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专为贵族人家相礼的一批知识分子。
评：这样讲是很笼统的。巫、史、祝、卜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基本类型。祝：指祭祀时司告鬼神的人。卜：负责占筮的人。巫：指萌发于原始巫术和宗教的一种原生的文化形态。史：指我们祖先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继生的一种新的文化趋向。巫与史之间有明显地分野。其分野在什么地方呢?陈伯海先生在<<中国文化精神之建构观>>（载<<中国社会科学>>88年4期）一文中明确指出了巫、史文化的分野。他在文中写道：“然则，史、巫文化的对立究竟在什么地方呢？<<论语>>中‘子不语怪力乱神’一语，不妨借用来给两种文化大致分野。崇信‘怪力乱神’可以作为巫官文化的标记，而不语‘怪力乱神’，便构成了史官文化的精髓。”
由此观之，儒家应当是出自史文化传统的。
“儒”字还有二义：一作“柔顺“。<<素问．皮部论>>：“少阴之阳，名曰枢儒。”王冰注：“儒，顺也。”二通“懦”，指懦弱。
评：“<<周易>>讲：“一阴一阳之谓道。”A、B两类人构成了一对阴阳关系，A型人偏阴，B型人偏阳。儒是A型人，A型人相对于B型人在性格上有柔顺，懦弱的一面，因此，“儒”字也就有了柔顺，懦弱的意思。
<<礼记．儒行>>有“儒有澡身而浴德”句，<<论语．宪问>>有：“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句，由此看，儒有洗沐的习惯。儒，甲骨文里写作“”，象形为人洗澡冲水之状。后引伸为“需”字。
评：A型人一个最大特点是酷爱整洁。儒是A型人，故常洗澡以保持清洁。儒者有常洗澡的习惯，故儒字象形写作“”。周公有“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的话。“一沐三捉发”指沐浴时握住头发。由此看，周公亦常洗浴，否则，客人来时怎常见他在洗头发呢？周公是儒家的开山祖。
<<易经>>里有“需”卦。上坎下乾。坎八卦取象为水，乾八卦取象为天，为父，为男子。上面为水，下面为一男子，亦洗澡之状。金文“需”字写作“”上面为雨，下面象形“人”，亦象形为人洗澡冲水之状。
评：章太炎，胡适诸先生考证“需”字就是古时“儒”字。（见胡适<<说儒>>一文，载<<中央研究院集刊>>四卷之三）郭沫若先生反对此说。郭先生的观点是认为<<易经>>是战国初年的作品（见郭沫若<<论儒家的发生>>一文）此时儒家学派已经很鼎盛了，故“需”卦不是在言“儒”。郭先生认为<<易经>>是战国初年作品，理由似欠周祥，今从章、胡二先生，即认为<<易经>>产生于殷末周初，“需”卦乃言“儒”之卦。并且认为儒在殷代就有了。儒家在整体上表现了A型人的特征，殷为东夷后裔，是以A型人为主体的群体，因此，儒产生于殷人。
现在，我们来谈谈儒家的思想。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讲“仁”，什么是“仁”？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一书中将<<论语>>中孔子言仁的句子系统地摘录出来，现在我们不妨引录一下：
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
二．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日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三．“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四．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
五．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为之难，言之得无乎？”（同上）
六．刚毅木讷近仁（<<子路>>）
七，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又见<<阳货>>
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舍身以成仁。(<<卫灵公>>)
九．仁者先难而后获(<<雍也>>)
评：什么是“仁”？仁，一个基本的意思就是“爱人”，爱他人。“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刚毅木讷”，“巧言令色”都是对人的外在性格的描述。A型人是尚静的人，静极也就近于木讷。B型人是尚动的人，“巧言令色”是对动者的描述。孔子有三千弟子，并且周游列国，同形形色色的人打过交道，可以说孔子对人是有研究的。孔子有一句话：“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近之则不恭，远之则怨，”有人讲，孔子这句话有轻视妇女之嫌，这恐有失客观。没有大量的观察研究。孔子是不会讲这样的话的。其实，孔子的话，现在仍有意义。假如你是一位基层管理者，你手下有男同志，也有女同志，相比较而言，女同志那边纠纷多，意见多。在如家庭矛盾，如“婆媳关系”起因也多在女同志，做学问不能当老好人，还是客观一点好。当然，对女同志也不是一概而论的，只是相对而言，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说了一堆题外话，意在说明孔子对人是有研究的，所以孔子才有“刚毅木讷近仁”“巧言令色鲜矣仁”的话。
儒家思想第二个核心是“礼”。什么是“礼”？辞海讲：“泛指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贵族等级制度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礼说到底是指一套社会规范，以便建立一个有秩序的社会。“法治”相对于“礼治”而言，二者的分野，“礼治”强调个人自觉遵守社会规范；“法治”则采用强制手段让人们依法行事。孔子讲“克已复礼”就是指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礼治”的规范相对舒缓一些，“法治”则强调严历。这是二者的大致不同，也是儒家与法家的分野之一。
儒家思想还有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讲义。什么是“义”？<<礼记．中庸>>：“义者宜也。”韩愈<<原道>>：“行而宜之谓义。”
何者又为“宜”呢？其实，义，很重要的一点是指“舍己利人。”儒家讲“仁”，但有两件事都为仁事，而你只能做其中一件，如何选择呢？如忠、如孝。忠孝不能两全，大丈夫移孝作忠，以身报国，此就为义。
孔子去齐国，向齐景公讲了一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治国道理。当时，齐相为晏婴，齐景公征询晏婴对儒者的看法，晏婴是反对儒家的，他从反面为儒者画了一副像：“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祥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史记．孔子世家>>）
评：晏婴虽然站在反对立场上说儒，但他的话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儒者的情况。“倨傲自顺”一句，A型人平等意识强烈，又有强烈的人格，自尊意识，故从上往下看，A型人不会成为好的下级，因为傲上。但是，A型人为上，对下也不会盛气凌人，因为其有强烈的平等意识，孟子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仁者指A型人，A型人为上，可以善待下。即A型人平等意识之体现。
古人称某人为“狂狷之士”，此多指A型人。狂：狂放；拘谨。穷时为狂，达时作狷，此亦A型人的两面性。
“游说乞贷”一句。A型人是人文主义者，是生命的礼赞者，但不善事功，故较少取得权力或拥有大量钱财。但其又有忧国忧民之心，故每每向统治者兜售自己的主张。孔子、孟子都是这样的行为。孙中山先生亦然。孙氏亦A型人。孙先生年青时曾致书李鸿章，阐发自己治国方略，可惜不被见用。革命后。每每又作联合一个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之事，屡遭失败后，始考虑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此先生已步入晚年，始建黄埔军校。先生为A型人，不善事功，故视从零开始建立一支武装为困难之事。
孔子先人为宋国贵族。宋人为殷人后裔，殷人为东夷人后裔，A型人也。孔子为A型人，恐非偶然，因为其先祖为贵族，更容易保持血统的纯正，况且，A型人有宗血的一面。
孔子在宋国的先人叫正考父，作过宰相的高官，有<<正考父鼎铭>>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澶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史记．孔子世家>>)
评：“命”，指国王对臣下的任命或表扬。正考父第一次受命，低着头走路，第二次受命屈着腰走路，第三次受命埋着头、屈着腰沿墙根走路。他这样谦虚，也没有人瞧不起他。他用国王赐给他的鼎煮粥吃，一点也不珍惜。鼎：古人用以烹调高贵食品的器皿，“钟鸣鼎食”即是此义 ，正考父用国王赐给他的鼎煮粥喝，是说正考父淡于名誉。就象奖牌不是挂在胸前，而是随便放在墙角一样。
此说明一个什么意思呢？是讲正考父这个人很谦虚，受到任命、表扬不好意思，低着头走路，同时又淡于名誉。这是A型人的特征。
孔子亦是这样的人。<<史记．孔子世家>>载：“其于乡党，恂恂似不能言者。其于宗庙朝廷，辨辨言，唯谨尔。朝，与上大夫言，如也，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入公门，鞠躬如也，趋进，翼如也。君召使傧，色勃如也。君命臣，不俟驾行矣。”
评：此处亦说孔子是一个谦恭、拘谨的人。A型人心理活动复杂，对周围环境敏感，行为易受环境影响。如孔子，与上大夫说话，态度和悦(：和悦貌)与下大夫讲话，则侃侃而谈。入公门(去见国王)则态度谦恭，小心谨慎，甚至有点害怕的样子，这些都是A型人的特征。B型人则不然，无论处于何种情况，都是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极少有怕羞心理。A型人则有较强的怕羞心理。这也是A、B型人的重要区别之一。
较之B型人，A型人短于事功。孔子去卫国，卫灵公问阵，孔子答：“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评：孔子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卫灵公以为孔子有能力，向他请教军事上的事，有意让他带兵。一接触实际问题，孔子就不敢接受了。事后，孔子立刻赶着车子离开卫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对儒者有个评价：“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即懂得多，精得少；费力大，而成绩少。此虽是一个直观评价，但也比较恰当地反映出儒者的面貌。
作为情感主义者的A型人，非常注重精神享受。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苏东坡亦有“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诗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和B型人相比，用时下的话来讲，A型人偏重于精神文明，B型人偏重于物质文明。
但是，A型人亦有追求物质享受的一面。孔子就有“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话。如晏婴批评儒者“盛容饰、繁登降”。
但孔子也有“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的话。A型人看重的是生理的闲适与心境的恬谈。因为他们欣赏生命。A型人追求物质享受，但很讲究度，没有炫耀的心理，而是寓一种情调在里面。
<<史记．孔子世家>>载：“鱼馁、肉败、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评：有一个人刚刚失去亲人，孔子和他同桌吃饭，孔子没有吃饱，为什么呢？因为在孔子看来，在那种场合下大吃大喝，是对有丧者的不尊重。这也许是孔子“仁”的一种吧!是A型人的心理。
又如，儒者提倡三年之丧，宰予反对，孔子回答：“于汝安乎，汝安则为之。”
评：宰予反对守三年之丧，孔子回答说这不要紧，如果你心理安然，不守三年也无妨。由此观之，儒家重视的不是形式而是心理。这是儒家的人生态度，比较偏向于情感方面。
同样，孟子也有类似的心理。孟子有一句话“是以君子远庖厨也”，什么意思呢？孟子的基本倾向是不主张杀生(天人合一思想)但又不放弃吃肉，怎么办呢？就只好远离厨房，不去看宰杀的情况。这看起来有点自欺欺人，其实非然，这有一个“度”在里面。不索取就不能生存。但索取是有“度”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把握了这个“度”，也就是通常说的中庸之道。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对人的关注，特别是对他人的关注，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是“仁”的本质。孔子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则孔子向子夏借伞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孔子家语．致思>>载：“孔子将行，雨无盖。门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为人也，甚吝于财。吾闻与人交，推其长者，违其短者，故能久也。’”
评：孔子出门遇雨，门人告诉他，这里离子夏(商)家很近，可去借把伞。孔子不同意，他说：子夏这个人很小气，不愿出借东西。如果去借，他会很为难。借吧，舍不得，不借，对方是自己的老师，又不好推却。为了不使他为难，故不去借。儒家总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想问题，这是很可贵的一点。其思维严密、顾虑重重的个性由此亦可见一斑。
二、道家
道家的情况比较复杂。其一，道家不同于道教；其二，庄子不同于老子；其三，现在意义上的道家又不同于先秦时期的道家。
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都对道家有一个概述，不妨引录以下：
“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巧，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者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返，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史记．太史公自序>>)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之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让，<<易>>之谦谦。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评：司马迁和班固基本上道出了先秦(包括汉初)道家的基本情况。此时的道家是以入世为主旨的。其策略是通过无为而达到无不为。班固明确指出：“此君人南面之术也。”(治国之道)
道家的鼻祖是老子，老子的<<道德经>>一书是道家的经典。生逢在春秋乱世，老子思想的主旨也是要救世的，只是方法不同。儒家救世的方法是劝统治者行“仁政”、“得民心”、然后“王天下”。道家不同，老子的观点是“绝圣弃智”、“绝巧弃利”。实行“小国寡民”，“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种田园式的理想，对一个想出世的人来说倒是合适的。但对一个国家，让天下人都这么做，无疑是在开历史倒车，是行不通的。
评：老子的理想，无疑反映出了A型人尚静，恬谈，不善争斗的一面。
老子为后人所称道，并不在于其政治主张，而是他为我们道出了一种策略思想，这就是“以柔克刚”的思想。这是老子思想的核心。对这一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一书中有很多表述，不妨引录一下：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欲不欲而民自朴”。
“以无事而取天下。”
“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
老子以后，道分两途，一途发展为“黄老思想”，这是入世的思想，其主旨是提倡君主“无为”、“与民生息”，从而达到“无为而治天下”。实践证明，西汉初年这一思想是成功的。
“文景之治”与这一思想是密不可分的。
另一途发展为出世的思想，在先秦其代表人物是庄子。严格讲，老子和庄子之间并没有承继关系。庄子的思想基本上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后人将“老庄”并称，是因为二者有相通的地方，因为毕竟都是A型人的思想。
关于庄子的情况，史载比较明详，不妨简述一下：
庄子名周(约公元前370-290)战国时期宋国人，终生不仕。经常以钓鱼，编草鞋维持生计。楚威王听他的名气，派人携带千金去请他做官。他以嘲弄的口气对使者说：你们不见那喂养的猪吗？只是为国王宰割后祭祀用，一点也不能享受自由的快乐。做官和喂养的猪有什么区别呢？
<<淮南子．齐俗训>>载：“惠子从车百乘而过孟诸， 庄子见之弃其余鱼。”惠子是庄子的朋友，担任魏国的宰相。惠子路过孟诸，随从有一百辆车子，庄子看到了他这种炫耀的气派，很不以为然，为了表示蔑视，庄子把钓起的鱼又扔回水里，表示对富贵看得很淡。
有一则故事叫“庄周妻死，鼓盆而歌”。讲得是这样一件事。庄子的妻子死了了，他的朋友惠子来看他，见庄子盘着腿，敲着瓦盆在那里唱歌。惠子说：你的妻子死了你不哭也就罢了，怎么还唱歌呢？庄子回答：我的妻子在没有出生以前，本无形体，无气质，无生命，只是在若有若无的恍恍惚惚之中，才变出生命来。现在她又变回去了，就象春夏秋冬四季运行一样，这是自然之理。我何必要哭呢？如果我哭，反而是我不懂道理了。
评：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这是A型人的两面性，也是儒、道的分野。庄子可以说是“不得志，独行其道”的代表。庄子说：“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庄子生于战国诸侯争战的年代，用庄子的话说“方今之时，仅免刑焉”，即“保住命就行了。”
庄子所代表的道家就是现在我们通常意义所称的道家。道家的特点一言一蔽之：“人性本也”。A型人尊重生命，强烈的自由精神，以及恬谈、通脱的生活态度，在庄子身上典型的表现出来。可以说庄子是道家的直接导源者，魏晋玄学鼎盛与庄子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庄子的另一个特点，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天分特别高，富有才情。用后世一些人的话来说，就是“性灵”吧。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所谓“性灵”的文人，多有道家倾向，这些人对中国的文化多有贡献，也影响着人们对道家的观点，如：阮籍、嵇康、陶渊明、苏东坡、袁枚、郑板桥等。
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其中意味大家不难体会出来，同时，对道家也会有一个全面了解。
27 1、严君平，西汉未年隐士，蜀郡成都人，以卜筮为来。他认为“卜筮者贱业，而可以惠众人。”常设摊于成都街市，每日看数人，得钱够自养，就闭肆下帘讲授<<老子>>。他博览群书，广学多识，根据老、庄之旨著<<老子指归>>一书。严君平喜好清静，崇尚自然，教人以忠孝礼义，归本于无为。主张“信顺柔弱，躬耕而食，常止于足，归乎无名”。认为“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因此，谢绝邀聘，终身不仕，享九十余岁，终于其业。
28 2、陶渊明，名潜，字渊明，又号五柳先生，东晋“田园诗派”诗人，出身没落官僚家庭。二十九岁外出做官，先后任江州祭酒，参军，彭泽令。因不满官场腐败，四十一岁时辞官归隐，一直过着安贫乐道的躬耕生活。
陶渊明为诗人，由诗及人，我们录其几首诗，不难窥见其人。
杂诗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翻思远翥。
拟言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赢。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已，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
评：这些诗为陶渊明年青所作，何等豪迈，充分表达了作者“达则兼济天下”的雄心壮志。
归园田居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岁。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上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饮酒
序：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虽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评：这是陶渊明归隐之后写的诗。恬淡，闲适，“独善其身”的心境跃然纸上。
50 3、袁枚(1716-1791)字子长，号简斋，又号随园老人，浙江杭州人。清乾隆四年进士，做过漂水、沐阳、江宁等地知县，三十三岁辞官，在江宁(今南京)城西的小仓山修筑一所随园，过了五十多年论文赋诗，悠闲自在的生活。倡“性灵”说，著有<<小仓山房文集>>、<<随园诗话>>等。
51 4、郑板桥(1693-1775)名燮，字克柔，号板桥。乾隆时中进士，曾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后因天灾为百姓请求救济，得罪上司，辞职归家。善诗、画、书，为扬州八怪之一，其“难得糊涂”的名言行于后世，被许多人奉为座右铭，实则多不解其义也。
今有郑板桥家书一封，可见郑板桥之情致所在。此家书是写给其弟的，引录以下：
“吾弟所买宅，严紧密栗，处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见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旁，见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断桥流水，破居丛花，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可买地一大段，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董茶具其中，为良朋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这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房二间，奴子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示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水，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什么便拿什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当留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三、墨家
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以A型人居多，由此形成了以儒道为主导的文化传统。很容易使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儒道传统强烈的国家。其实，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因为中国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群体为B型人，他们是自然主义者，人文色彩淡薄，对中国的现实作一点认真地观察，就会发现这一点。拿中国和日本相比较也会发现这一点。
对于A型人的审美观，归根到一点，人们逐渐抽象出一个词叫“情”来形容。A型人是色彩强烈的情感主义者。儒道思想强调以人为中心，与此是密切相连的。
B型人是自然主义者，对于他们的审美观，还没有一个恰当的词来形容。这个词的词义应该是这样：在动中求得欢乐。B型人的特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动”一个是“乐”。他们与人谈话、打闹、开玩笑，不断地动手做一些事情，总之是个闲不住的人。他们乐观、自信、无忧无虑；凡事总抱着积极的态度。他们总是把困难看得很轻，把问题看得简单。有时候，他们也会遭到失败，但从不悲观气馁。他们有着坚强的毅力，在他们身上渗透着一种强烈的生存意识。
现在，港台的电影基本上为两大类，一曰“言情片”，二曰“武打片”。简单说，“言情片”代表了A型人的审美倾向；“武打片”代表了B型人的审美倾向。武侠小说在中国有一很大的读者群，但也有人对此不屑一顾。同样，琼瑶的小说在一些人中也颇受欢迎，但也有人指责琼瑶的小说肤浅，而自已却一本也没有读过，如柏杨先生。由此可以看出A、B两类人不同的审美倾向。
在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并显于世，其主旨都是要救世，这一点，他们是相通的。但由于价值观、审美观、着眼点不同，使他们在政治上又相互对立。儒与墨的对立即缘于此。
这种分歧反映在为政上，儒家强调“人民本位”，墨家则强调“国家本位”。对于这一点，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有一个论述，引录以下：
墨子后起，他是反对孔子的。在现存的<<墨子>>书里面有<<非儒篇>，那里面有几段关于孔子的故事，我觉得有研究的价值。
第一个故事：
齐景公问晏子曰：“孔子为人何如？”
晏子不对。公有复问，不对。
景公曰：“以孔丘语寡人者众矣，俱以为贤人也。今寡人问之而子不对，何也？”
晏子对曰：“婴不肖，不足以知贤人。虽然，婴闻贤人者入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弥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仡。君身几灭而白公。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于下必利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得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虑周谋以奉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之类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婴不知孔丘之有异于白公也，是以不对。”
景公曰：“呜乎，见寡人者众矣，非夫子则吾终身不知孔丘与白公同也。”
这个故事，在年代上有些大漏洞。楚白公之乱见<<左传>>哀公十六年。这一年的四月孔子死。七月白公胜发难。齐景公呢？已死去十二年了。晏婴比景公死得还要早。因此以前的人便说这是墨子的“诬罔之辞”，那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诬罔吧，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出：墨子是赞成“人人之国，必务合其君臣之亲，而弥其上下之怨”的，孔子呢，则和这相反，“劝下乱上，教臣杀君。”更说质实一点吧，便是墨子是反对乱党，而孔子有的帮助乱党的嫌疑的。这是极有趣味的一个对照。
第三个故事：
“孔丘为鲁司冠，舍公家而奉季孙。季孙鲁而走，季孙与邑人争门关，决植。“
这故事颇残缺，“决植”两字当有夺文，不过意思是可领会的。决假为抉，植是户旁柱，相传“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决植”大约就是当季孙逃走时，城门掩上了，逃不出，而孔子替他把城门打开了。这位千斤大力士，照墨子看来是心术不正，所以他的弟子们也就跟着他学，到处捣乱。以下是这三个故事的总批评：
“孔丘所行，心术所至也。其徒属弟子皆效孔丘。子贡、季路辅孔悝乱乎卫，阳货乱乎齐，佛以中牟叛，漆雕刑残，X莫大焉。夫为弟子后生(于)其师，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智弗及而后已。今孔丘这行如此，儒士则可以疑矣。”
我们真应该感谢墨子或其后学，有他们这样充满敌忾的叙述和批评，不仅表明了孔子的真相，而且也坦露了墨子的心迹。一句话归总：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这不是把两人的根本立场和所对立的原故，表示得非常明白吗？
(<<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郭沫若，1943年第一次出版)
评：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这，君最轻。”这是儒家行政的核心。始终把对人(人民)的关注放在第一位。国君腐败了，大夫起来造反，推翻他，儒家赞同这样做。因为大夫多是能够代表民意的进步力量。墨家反对这样做，因为墨家的着眼点在国家，在君王，这是儒、墨的不同。
墨子的思想比较系统全面，<<墨子>>一书详细记述了墨子的思想。墨家的主张有这样几个方面：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
墨学后起，是作为儒学的对立面出现的。儒家贵“仁”，墨家贵“兼”。“兼爱”表达了一个什么意思呢？墨家的主旨也是要救世的。<<墨子>>对当时混乱的社会有一个描述，引录以下：
“盗爱其室不爱异室，故窃异室以利其室；贼爱其身不爱人身，故贼人身以利其身；此何故也？皆起不相爱。虽至大夫之相乱家，诸侯之相攻国亦然。大夫各爱其家不爱异家，故乱异家以利其家；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
(<<墨子兼爱上>>)
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该怎么办呢？墨子提出了其“兼爱”主张。下面是《墨子》对兼爱的解释：“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忠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人相爱则不相贼；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
评：儒家讲“仁”人，仁的核心是爱他人。仁是上对下，强对弱的具体行为，是要付出的。什么是“兼”呢？就是爱他人同爱自己一样。“兼”不是具体的行为，主旨是要人们“安于现状”，你“安于现状”天下就太平了。我强你弱，强去帮弱，就是“仁爱”。这就是“仁”与“兼”的区别。
“ 仁”与“兼”还有一个区别。儒家讲爱有等差，墨家讲爱无等差。什么是爱有等差呢？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大家都听说过，主要意思是反映东、西方人观念之差异。
说一个人，当他的父亲、妻子、儿子
同时落水，而他只有能力救起其中一人，那么，他去救谁呢？
对于一个东方人而言，他会去救父亲。因为儒家的观点以忠孝为上，先救父亲方不失孝道。父亲要比妻子、儿子重要，这就是“爱有等差”。
对于一个西方人而言，他会去救儿子，这是西方的传统道德观。因为儿童没有自立的能力；是弱者。连黑手党也有这样一条规定：内乱不要殃及妇女儿童。
有人指出，这就是东、西方人的区别，其实非然。
如果这个东方人是一位墨者（B型人），墨家主张爱无等差，墨家可没有这样分明的爱憎界限。墨家的观点，能救起谁就救起谁，不分亲疏。这是B 型人的行事作风，即凡事不太计较。而A型人则斤斤计较、是非分明，你我观念强烈。兼爱的目的就是“非攻”，即大家都安于现状，这样天下就太平了。“兼爱”未免空洞，其远离实际，只是一相情愿，这是消极的办法。
评：这时有人会问，“仁爱”不是更不实际吗？“兼”是平等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大家和平共处。而“仁爱”是去帮助别人，是要付出的，总是付出，没有回报，有这样的傻子吗？差矣。，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仁爱”的回报是“人和”。儒家的观点是先得民心，而后王天下，认为“人和”是主要的，民心向背决定国家兴亡。所以儒家提倡“仁爱”，意在得民心。这是儒家的着眼点，也是儒家为政的策略。墨家不同于儒家，墨家的着眼点在“利”，认为有“利”才会拥有一切。着眼点在“利”，这是墨家为政的策略。这一点在《墨子》一书中多有论述，不妨引录以下：
“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死。”
“君子不强听治，即行政乱；贱人不强从事，即财用不足。”
“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禀府库。”
为了增加收入，对待百姓“一切器用足以奉给民用则止。”
为了增加人口，提倡早婚“丈夫年二十，母敢不处家（结婚成家）；女子年十五，母不敢事人（出嫁）”
儒家提倡守“三年之丧”，墨家坚决反对，因为“败男女之交多矣”，而这不利于人口的增加。
墨家言“利”同法家“富国强兵”道理是一样的。墨法是一家，都是B型人的主张。这一点和儒家的“人本位”思想是相反的。
“兼爱”和“非攻 ”都是消极的办法，墨家还有积极的为政主张，这就是“尚贤”“尚同”。
“尚贤”很好理解，就是用贤人，用能人。具体怎么做呢？“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墨子.尚贤》）
评：不管你的出身如何，只要有能力就任用。任用的办法是：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这里可以间接看出墨家强力疾作的行事作风。这和儒家温文尔雅的行事作风形成明显的对照。
“尚贤”是“尚同”是基础。“尚同”是什么意思呢？用现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独裁”。既然尚贤，就要听贤人的话，严格按贤人的意见办。即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这样天下就大治了。下面是《墨子》对“尚同”的论述：
“是故里长者，里之仁人也。里长发政里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其乡长，乡长之所是皆是之，乡长之所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则乡何说以乱哉？察乡之所以治者何也，乡长唯能壹同乡之义，是以乡治也。”
“乡长发政乡之百姓，言曰：闻善而不善，必以告国君；国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国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则国何说以乱哉？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国君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
（《墨子.尚同上》）
既然搞“独裁”，《墨子》赞同连坐告密之法。“见淫僻不以告者，其罪亦犹淫僻者”（《墨子.尚同下》）“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傈，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墨子.尚同中》）（淫僻、淫暴；过激的言语和行动）实行连坐告密之法，天下人都因害怕而小心谨慎，不敢有过激的言语和行为，这样天下就大治了。
这就是墨子的治国之道，其着眼点在国君，这同儒家的民本思想正是相反的两个方面。
墨家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个人生活勤俭、简朴。用才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不太讲究”。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儒家（A型人）“生活讲究”是A型人的特点，他们研究衣食住行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从中找到生活的乐趣。孔子明确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就是生活要讲究的一点。
《庄子.天下》记载：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藁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跋，肼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以衣，以跖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为墨。”
《淮南子.要略》载：“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忧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
评：墨者对大禹风里来，雨里去不顾辛苦的实干精神非常赞赏。实干精神强是B型人的长处。禹是B型人，墨也是B型人，故有相通之处，不仅生活作风相同，政治主张也相近，周的统治者是A型人，夏的统治者是B型人，故墨者“背周道而用夏政”。这同儒家一心恢复“周礼”正好相反。
孟子有一句关于墨者的话：“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
评：“摩顶放踵”反映了墨者的生活形象，即光着头，赤着脚。此处孟子用以形容墨者个人生活简朴。现在，在我国仍然会看到许多袒胸露背、高挽裤管、脚跻拖鞋的形象。这是B型人的生活作风，即穿着随便，并且喜欢裸露皮肤以自适。此反映了B型人自然主义的一面。以A型人居多的日本社会就少有这种情况。据说，日本男子夏天在公共场合不穿凉鞋，因为凉鞋暴露。A型人穿着保守、拘谨的一面可见一斑。
墨家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主张是“非乐”。这一点，明显区别于儒家。
墨子主张“非乐”，着眼点还是在“利”。他说：
“今淮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士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禀府库，是故仓禀府库不实；
今淮毋在乎农夫说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艺，多聚叔栗，是故叔栗不足。”
“乐”狭义地讲是指音乐。《乐》乃六经之一，是儒家的经典。可见儒家非常重视音乐。墨家非乐是针对儒家而言的。
“乐”广义地讲是指“文化艺术”，凡指“精神产品”。儒家A型人，是情感主义者，注重精神享受，所以儒家推崇“乐”。
墨家B型人，是自然主义者，自然主义者的特点是在不断地行动中实现着生命的快乐。其心理活动较简单，情感的一面少，故对‘文化艺术“一类精神产品不看中。这是墨家“非乐”的深层次原因。审美观不同，主张自然也就相异了。
四、法家
春秋战国时期，儒、道、墨、法等思想流派都是以治世为目的的。最终的结果，是以“富国强兵”为宗旨的法家取得了最后胜利。以法家为官方思想的秦始皇当政时，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秦王朝，结束了几百年诸侯争战的局面。
需要言明的是，法家之“法”与当今法制之“法”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其相同点，即都是由国家强力保证以实行。这是一切法律的共同点。其不同点，法家之法更多含有“办法”的色彩，与当今法制思想所体现的“民主政治”精神是根本不同的。
法家始祖当推李俚，魏文侯时的大臣。《韩非.内储说上》载：“李俚为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乃下令以射之能中与否讼狱，于是乎上地之人都习射。后来便因此打败了秦人。
评：李俚为魏国上地郡守，遇人打官司，让双方比赛射箭，射中者为赢家。这样一提倡。当地百姓都练习射箭，因此，战斗力大大增强。当秦国来进攻时，便打败了秦国。由此看，李俚之“法”，就是一个“办法”，与当今的法制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李俚的学生商鞅，在秦国历行法治。由此奠定了秦国后来强大的基础/商鞅之法的主要内容有那些呢？商鞅策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治”、“富”、“强”、“王”。即首先使国家大治，这样国家才会富，富就会强，强才能称霸天下。“治”是第一位的，如何得以“治”呢？就是实行严格的“法治”。
商鞅帮秦孝公颁布的第一项法令的《垦草令》，其主要内容如下：
1、加强吏治，使“邪官不及私立于民”，或使“官无邪人”，保证农民的利益不为官吏所侵犯。
2、整顿税收，：“益栗而税”，公平合理地征收农业税，减轻农民的租税负担。
3、禁止农民迁徙，禁止农民接触艺术，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使他们愚昧无知，才能使他们安于农业生产。
4、“重刑而连其罪”，使农民不敢私斗，不敢争讼，不敢四处游荡，不敢浪费钱财，不敢欺诈他人。
5、禁止商人经营粮食，禁止开设旅馆，提高酒肉的价格和税率，加倍征收商品税，依据户口征集商业人员出徭役，使商人无利可图，强制商人改从农业。
6、提高贵族减免徭役的条件，除嫡长子以外都要征集他们服徭役，按户口征集贵族家族中一切从属人口和依附贵族的工匠转而务农。
7、大臣和大夫也不得追求“博闻、辩慧、游居之事‘，更不得把这些东西带到农村去，免得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秦律通论》P25-26栗劲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一版）
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对商鞅之法有一个概括：“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戮力本业，耕织致栗帛多者复其身。事未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宝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评：法家的着眼点在“富国强兵”，何以能富国强兵呢？就是 奖励“耕战”。“耕”就是重视农业，“战”就是重视军事，这是称霸的基础。商鞅之法就是“耕战”的政策，其着眼点在国家，在君王。这与儒家的“民本位”思想的相对立的。
法家禁止一切娱乐活动，因为这有碍于农业生产，这同墨家“非乐”思想是一致的。同儒家的“人本位”思想是对立的。
法家不徇情，严厉急峻的行事作风反映B型人的行事特点，同温情柔顺的A型人形成鲜明的对照。
先秦“法治”思想的核心是“富国强兵”，是为“富国强兵提供的方法策略。现在的“法治”思想是一种政治体制，意在体现出民主、自由、平等的原则。二者是不能同语的。
法家还有一个支流，即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何为“术”？何为“势”？说穿了就是“权术”，“权势”。是讲统治的，其着眼点也是在君王。“法”、“术”、“势”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为什么统称为“法家”呢？因为他们之间有相通的地方，都是B型人的主张。宋以后。儒释道三教合流，为什么呢？因为都是A型人的主张。“法术势”合一，与“儒释道”合一，根本原因是一致的，根源在“人”。
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集法，术，势于一身。韩非是韩国的公子。秦始皇读了韩非的书，非常赞赏，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始皇是法家最大的实践者，难怪对韩非如此欣赏，可见二者之相通。
当秦始皇得知韩非在韩国，立即下令军队进攻韩国，目的只有一个，要韩国交出韩非。秦始皇如愿以偿。韩非来到秦国。当时，在秦的李斯、姚贾嫉妒韩非的才能，怕韩非威胁到自己的升迁，乘隙陷害韩非，韩非失去秦始皇的信任。韩非在老同学李斯（两人同为荀况的学生）的逼迫下，饮药自杀。
很凑巧的是，法家人物多不能善终。这有偶然因素，想必也有必然因素。
商鞅作法自毙。商鞅行法不避亲贵。当时，太子违法，照样追究。不便惩罚太子，便惩罚了当时太子的老师。后来，太子继位，报复商鞅，诬告商鞅造反，商鞅逃走。逃至一家客店要求藏匿，店主不答应，说：“商君之法。不能收留身份不明的人，收留了，要连坐。”由于没有人敢留他。结果被抓，车裂而死。
吴起在楚国，厉行法治。其中之一就是让住在成都的贵族去边远地区开垦荒地，就象现在让住在城市的人流向农村，因此，得罪了很多人。楚悼王一死，吴起便被人乱箭射死。
陷害韩非的李斯，亦遭赵高陷害，被满门抄斩。
韩非非常重视“力”，《韩非》一书中言“力”的地方很多，如：
“古人亟于往，中世逐于智，当今争于力。”（《八说》）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囊》）
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显学》）
评：韩非言“力”于墨家言“利”道理是一样的，体现了“强者生存”的原则。法家的政治主张就是“任其力不任其德”（商鞅语）这与儒家的为政思想是相对立的。
韩非言“术”，其坦白的程度令人吃惊，请看他是怎样讲的：
“官袭节进，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者，以三节持之：曰质、曰镇、曰固。亲戚妻子，质也；爵禄厚而必，镇也；参伍责怒，固也。贤者止于质，贪食化于镇，奸邪穷于固。忍不制责上下，小不除则大。诛而名实当，则诛之。生害事，死伤名，则行饮食，不然而与其蹴。此谓除阴奸也。”（《八经.起乱》）
评；这是韩非讲君王怎样统治臣下。对有才能的人做了高官，怎样驾驶他呢？所谓三节：质、镇、固。质，指扣留人质；镇，指增减俸禄；固，指严厉批评。对不同的人分别对待，谁还敢不听呢？官做到顶点，不能升迁了，三节不能起作用，干脆就杀。可以明杀，明杀影响声誉，就暗杀、毒杀、或假手于人。
其实，韩非只是言于后，他人早就行于前了。此人就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
评：由此看勾践乃是夏人的后裔，B型人也。
又，“勾践已平吴，.......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评：范蠡、文种同为越王的大臣，为越王打败吴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平吴以后，明智的范蠡便携美人西施悄悄溜走了，并写信劝文种也离开，文种不听，终被越王赐死。
越王之所行，韩非之所言，道理是一样的。
儒家在为政上，表现了强烈的“人本位”色彩，法家则表现了强烈的“法本位”色彩。有时近于不通情理，如：
秦昭王时，秦国大饥荒，应候范睢为民请命，要求昭王开放君主打猎的“五苑 ”。让百姓进去采集野果、野菜，以便充饥。昭王不同意，说：“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赏，有罪而受诛。今发五苑之蔬草者，使民有功无功俱赏也。夫使民有功无功俱赏者，此乱之道也。夫发五苑而乱，不如弃枣蔬而治。”（《韩非.外储说右下》）
评；秦王打猎的猎场，内有很多野菜，秦国饥荒，有人要求开放猎场，让百姓进去采集野果充饥。秦王不同意，说老百姓没有立功，怎么能受赏呢？若儒者必反之，定会开放猎场，让百姓采食，民心同时得矣。
又，吴起率军出战，有士卒克制不住杀敌的情绪，尚未击鼓，就冲入敌阵，杀敌二人而归。吴起命令将这名士卒斩首。众人都说这名士卒作战很勇敢。吴起说：我也认为他很勇敢，但他没有按我的命令去杀敌，就应该杀掉啊。
评：若A型人必反之，会乘机利用士兵饱满的杀敌热情，鼓舞斗志，冲杀敌人，同样会取得胜利。目的就是为了打胜仗吗？
历史上最大的法家人物当推秦始皇。秦始皇曾做了一件很著名的事，这就是“焚书坑儒”，“焚书坑儒”其实是两件事，“焚书”在前，是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下令焚书的，其目的是要人民远离精神生活，安心生产，是愚民政策。“坑儒”在后，秦始皇好仙术，意欲长生不老。有后生、卢生等骗秦始皇说能搞到长生不老药，秦始皇信以为真。后来。后生、卢生怕事情败露，便逃走了。逃走时对人讲：“秦始皇为人，天性刚毖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已。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胃罪持禄，莫敢尽忠。... ...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大怒，乘机把平时有不满言论的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坑杀。
评：候生等评判秦始皇贪于权势，大小事皆亲自处理，每天批阅大量公文。白天批不完，晚上不休息，继续批阅，直至完成。此也反映B 型人精力充沛的实干精神。
尉缭初见秦始皇，对秦始皇有个评价；“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史记.秦始皇本纪》）
评：尉缭之治秦始皇“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与范里蠡言勾践何其似也。
先秦法家的最后一位大师的李斯，李斯将法家的精神推向了极端，其上秦二世的《行督责书》突出代表了这一点。何为“督责”？“督促责备”是也。指严厉的管理。其文很少。我们不妨简要引述一点。
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也督责之，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 ...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彼唯明主为能深督轻罪。夫罪轻且督深，而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 ... ...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涂，掩驰口之说，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营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故曰王道约而易操也，唯明主为能行之，若此则谓督责之诚，则臣无邪，臣无邪则天下安，天下安则主严尊，主严尊督责必，督责必所求得，所求得则国家富，国家富则君乐丰。故督责之术设，则所欲无不得矣，群臣百姓救过不给，何变之敢图？若此则帝道备，而可谓能明君臣之术矣。虽申、韩复生，不能加也。书奏，二世悦。（《史记.李斯列传》）
评：李斯之《行督责书》主要讲了这样一个意思：就是提倡君王搞独裁。对下严厉督责，小罪重罚，使人人自危，即所谓“群臣百姓救过不给”，这样天下就大治了。做皇上的就可以无所顾虑的行乐了。即所谓“是故主独治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也。”法家自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韩非至李斯，李斯的观点无疑代表了法家的一种基本精神，其着眼点在君王，难怪后世一些皇帝对法家精神乐此不疲。
五、儒、法为政得失谈
春秋战国，儒、道、墨、法几家都以治世为出发点，最终的结果是法家取得了最后胜利。秦统一中国即表明了法家的胜利。汉以后，墨家失传，其实，墨已归于法。法墨B型人的思想，是龙的精神的体现。汉以后，儒又取得正统地位，儒是入世的思想，道的出世是思想。儒、道A型人的思想，是凤的精神的体现。
儒与法为政，互有利弊，对此，古人多有议论。我们不妨转述一下：
太公封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迟之？”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而后除之。”周公曰：“后世其北面事齐乎？夫政不简不易，民不能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周公问太公何以治齐，曰：“尊贤而赏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曰：“尊贤而尚亲。”太公曰：“后寝弱矣！”
冯梦龙评曰：二公能断齐、鲁之敝于数百年之后，而不能预为之维；非不预维也，治道可以者止此耳。虽帝王之法，固未有久而不敝者也。敝而更之，矣俟乎后之人而已，故孔子有“变齐”、“变鲁”之说。陆葵曰：“使夫子之志行，则姬、吕之言不验”。夫使孔子果行其志，亦不过变今之齐鲁。为昔之齐、鲁、未必有加于二公也。二公之孙子，苟能日儆惧二公之言，又岂俟孔子出而始议变乎？
（《智囊.知微卷王、周公.太公》）冯梦龙著.明）
评：周公，周文王的儿子，名姬旦。太公。即辅佐周文王打天下的太公望。亦称姜太公，亦言姓李名尚。
姜太公为B型人，其为政尚“法”太公尚“功”与墨家尚“利”、法家尚“力”道理的相通的。周公为A型人。其为政尚“儒”。周公尚“亲”与儒家人本思想是相通的。
周公对太公为政的评价是“后世必有篡弑之臣！”果然，田氏代齐。
太公对周公为政的评价是“后寝弱矣！”果然。鲁在春秋争战中慢慢地湮灭了。
有言诸葛丞相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及赦者。若刘景升父子岁岁敕宿，何益于治乎？
及费炜为政，始事姑息，蜀遂以削。”
冯梦龙评曰：子产谓太叔曰：“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太叔为政，不忍猛而宽。于是郑国多盗，太叔悔之。仲尼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商君刑及弃灰。过于猛者也。梁武见死，辄涕泣而纵之，过于宽者也。《论语》赦小过。《春秋》讥肆大生，合之，得政之和矣。（《智囊.上智部.见大卷——诸葛亮》明、冯梦龙著）
评：为政日两途，日宽、日猛。A型人尚宽，B型人尚猛。宽则民慢，猛则民残，互有利弊。孔子的主张，宽猛结合，实行中道思想。诸葛亮惜赦。即宽猛结合一例也，所以蜀治。费炜后继，尚宽，凡事姑息迁就，故蜀国慢慢地衰弱了。
邹鲁（国民党元老）曾对孙中山先生说过一段话，总结周、秦之得失：他说：“过去商鞅治秦，其法之密，和苏联一样，以商鞅的聪明，还逃不了作法自毙，这就是重法不重情。最后，秦虽吞并六国，但一夫揭竿，天下瓦解。于姬周向礼重情相比较，东周虽弱，还可以靠诸侯尊王，延数百年之祚。”
评：周与秦，一个尚“情”，一个尚“法”。尚“情”者国弱。但立国时间长；尚“法”者国强。但立国时间短。儒、法之利弊可见一斑。
作者:
龙井似碗钉
时间:
08-12-21 21:53
看到易中天在“百家讲坛”讲先秦诸子，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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