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大臣史密斯：“...I am delighted to send my best wishes for asuccessful pride festival.The New Labour government wants to build a newBritain free from discrimination .....”
1997年7月初，英国不久之前上台的工党政府的大臣克里撕．史米斯向聚集在伦敦一个公园庆祝同性恋自豪日的二十几万人宣读首相布来尔的致词。
史密斯：“...I want to assure you of my commitment to achieving such afree society.”
布来尔向欢庆者表示祝贺，并说，工党决心建立一个任何人都不受歧视的新的英国。过去几周，我们在【同性恋世界】节目中探讨了人的不同性取向的产生；看了看不同文化对同性恋的态度；并看了中国历史和当代华人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我们还谈了过去二、三十年中，欧美和其他国家同性恋者争取改变自己地位的政治运动，以及艾滋病和同性恋者当今面对的其他健康问题等等。在这个系列的这最后一期节目中，我们来看一下近年中同性恋处境的一些实际变化和生活中仍然面对的问题。
就英国本国而言，前面刚刚听到的史密斯本人是公开的同性恋者而照样被任命作政府大臣，在他宣读首相致词之后别人也分别宣读了保守党和自民党领袖对同性恋者的良好祝愿。这一切似乎显示英国社会已经广泛接受同性恋者为平等成员了。然而同性恋的政治活跃人士会指出仍存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最近一段他们注重的包括规定同性恋性行为要到18岁才合法，而不象异性恋者在16岁便准许的法律条款；不让同性恋者认养孩子的规定；军队不准许同性恋者参加；以及教会对同性恋者任职的限制等等。
同性恋者组成的家庭在英国也不受法律承认和保护。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则不同。我在阿姆斯特丹一家热闹的咖啡馆里采访的一个中国同性恋者和他的荷兰伙伴一起生活了好几年。他向我介绍了那里的情况：
“基本上享有同样的权力在这边，就是说你在这个税收方面啦，赋税方面啦，还有就是说的你的社会福利方面了，基本上跟那个结婚的夫妻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在荷兰是这样的，就是说的即使你跟一个人同居不结婚的话呢，就是说的属于异性恋啊，政府把你的对待，只要说你们有住在一起的同居合同，协议，那就象对待结婚的夫妻一样。就是说对这同性恋呐，当然法律不承认这一点，没有公开的婚礼。但是就是说呢你享受的权利呢基本上还是同样的。如果你要是跟你的男朋友分手以后，当然这财产是一人一半的问题，这都是一样的。但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的，你一定要是跟你的男朋友住满三年以后呢，你跟他分手以后呢，你才可以继续取得荷兰的合法居留。”
同姓的婚姻在夏威夷州准备通过这方面的法律后在美国成了热门话题，而96年我在台湾时正赶上台北市长答应为一对同性恋者证婚，尽管后来倒是因病没去他们的婚礼。中国前两年出版的【同姓爱】一书的作者，青岛医学院的张北川大夫在电话上告诉我，在中国福建，这种婚姻的事也有：
“九一年的时候，中国在福建又有一对男子公开举行婚礼，是上百人呢，亲友前往祝贺。他那个地方就有这种民风。实际上在清朝的时候，这种民风就很盛。所以现在我们国内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是比较纷乱哪。那么你说老百姓他自个非他这个样，那当局不给他登记就是的了。那在当时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很多报纸上都把它作为那种天方夜谭式的奇事加以报导。两个人都是农村的了，所以别人也没法干预，而且说是大宴宾客么。”
我向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外语大学教授吴青提到同姓婚姻的事情，问她看法如何。她说：
“我倒是现在不一定主张它就要这样，但是我觉得做为一个公民的生活的话呢，我觉得他有资格去选。因为比如说现在，有一些人就准备过单身生活，人们也评论得很多。所以为什么我在九三年我做过一个节目，就是说我认为单身人的生活方式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所以我就觉得不管他是单身还是同性的成立家庭，还是怎么样的话，我都觉得是个人的选择。”
当然如果社会提供条件，准许同性婚姻，有多少同性恋者会选择结婚这条路目前尚不得而知。在英国，虽然多数同性恋者是单身或两人一起生活，但也有一些组成了其他的生活模式。三五个人甚至八个人一起过日子的情况我都碰到过。在有的人看来，对同性恋放宽限制只会带来祸害。斯帝芬．格林是设在伦敦的保守党家庭运动的发言人：“不管什么地方，法律一旦放松了，滥交的现象就会增加。只要看看证据就清楚了。现在大部分同性恋的人一年都有二十个到六十个性伴侣，女同性恋也得有十个。旧金山的澡堂子里有的人一个晚上就能跟二十个人有接触。当然旧金山是个非常自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地方，不过这就恰恰证明，那种声称只要社会更接受同性恋，这些人就会定下来，找个伙伴过安定的日子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总之我是认为，社会越开放，越容忍同性恋的行为，这些人就会越肆无忌惮地去滥交。现在同性恋者还想不断延伸他们的权利。不过这是不可能被异性恋多数人接受的。他们追求权利，就跟他们不断追求最理想的十全十美的伴侣一样，根本都是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不少争取同性恋权益的人士无疑会对斯帝芬．格林的数字做反驳，认为他的这种论点是无稽之谈，是所谓“恐同症”，也就是恐惧同性恋的症状。然而像我在前面节目中曾经访问过的在六、七十年代提出同性恋解放口号的人有的却恰恰把他们的运动看作是对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挑战。就生活方式和家庭观念而言，他们明确表示就是要建立新的模式，因此对保守人士来说，理所应当警觉。在台湾清华大学教书的赵彦宁博士对这种观点作了这样的总结：“因为它事实上就是颠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物品关系所限制的这种人际关系。所以有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尤其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的经济学家或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他们就认为说，同性恋这个行为，或者同性恋这个身分认同，它超越了异性恋的身份认同；它有个特别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颠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所界定下来的国跟国间的界线，它就变得很有意思。”
到了80年代90年代，随着西方和其他地方同性恋群体的出现和壮大，经济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势力，就是围绕者同性恋口味和需求的所谓“粉红经济”。为了开发这个市场，一些大公司像航空公司，啤酒公司或者音响公司都不仅制作有针对同性恋的广告，而且还出钱赞助同性恋自豪日的活动。不过赵彦宁倒是注重强调，这个“粉红经济”或者说“粉红市场”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较好的男同性恋者：
“它同时也在推销其他的产品，譬如说象旅游，旅游的特定点，旅游的路线。譬如说去泰国啦，很多的台湾的男同性恋者很喜欢去泰国玩。我相信，就是据我所知，就是在美国的时候我也知道，很多的年纪比较大的男同性恋者，他特别喜欢去东南亚，然后呢，他从事性行为。这个问题当然是非常有趣了。这个牵涉到说这个第一世界跟第三世界的权力关系啦。我觉得事实上还有其他的消费可能。男同性恋事实上在今天的社会，在今天这个国际全球的经济社会，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呵，它事实上已经变成一种商品。怎么讲呢？如果你去东京后你去洛杉矶，你去雪梨（悉尼)，你去这个伦敦，然后你去波士顿你去纽约，然后去台湾台北呵，你看到这个男同性恋酒吧或他们出入的地方，他们所放的东西，还有甚至整个这个酒吧噢，它所陈设的方式几乎都是很相似的。”
面对过去的理想主义蜕变成一种物质追求，当年置身于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现在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研究与教育中心的负责人彼得．德鲁克尔有何感受呢？
“我认为六、七十年代男女同性恋解放运动当初的理想中，有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这些都是值得维持的。我也觉得，第三世界的人让我们看到同性恋者可以组织起来，参加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就拿南非为例，推翻种族隔离的斗争也伴随了男女同性恋团体的蓬勃发展。在尼加拉瓜，同性恋者也是作为尼加拉瓜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最早公开出现的。与此同时，现在在西方，尤其是像荷兰这样稳定的，并非经历重大社会动荡的国家里，我们也看到同性恋者的确可以被纳入社会主流。所以我倒不觉得这里有什么必然的规律，而取决于同性恋者肯不肯主动出来改造他们的处境。”
如果说被纳入社会主流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不同国家的国情对同性恋者选择的途径有多大的影响呢？曾经编纂<北京同志故事>等书的香港大学讲师周华山认为，不同社会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理所当然地对同性恋者本身选择的道路会有影响：
“因为我觉得，其实同志解放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我不觉得一定要走这种以个人为本或者说一个人的身分为本，然后用一个很商品化的一种方式，搞很多中产的，美国就是走的这条路。当然我觉得走的算满不错，虽然也不是很理想。在现在也有美国同性恋给人打，也有'gaybashing'这回事。”
周华山特别提到，尽管在西方国家许多同性恋者都主张，向家人和社会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是得到社会承认和尊重的必由之路，他并不一定认为在东方一定要走同样的道路。到这里，过去六周的【同性恋世界】节目就临近尾声了。我们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看了这个世界的历史和今天。这里涉及到的内容难得说有什么定论。倒是欢迎各种观点的听众来信阐述自己的见解。我也会整理出一些与节目相关的资料，提供给索取的人。最后，我们就分别听听刚才香港大学的周华山以及现在在美国的北京现代管理学院的万延海两人对同性恋者公开自己身份的利与弊的的不同观点：
“对中国人来说，同性爱这回事不论是行为上或者是意识上，不鼓励，不会鼓励你也会不赞成你，不过也不会特别的反对。只要你不会太公开，只要你不挑战整个婚姻、家族的制度，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象传统男人的特权就是嫖妓一样，我去嫖妓，基本上可以，只要我不嫖到我的家里头来就行。所以我看我在香港很多同志的朋友，我觉得比较成功的，就是他跟他家人保持一个非常和谐的关系。其实我觉得他已经站出来，已经公开身份。他不是走西方那一条路。我觉得，如果他走西方那条路，整个关系会非常非常恐怖，非常悲惨的。怎么说呢，西方这条路就是，他有一天他回去跟他妈妈说，妈妈其实我是同性恋者。这样肯定在香港的父母绝大部分，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受不了的。”
“我是比较主张同性恋的事情在中国能够被广泛的讨论，被积极地讨论。我也比较鼓励有更多的同性恋的人能够去站出来，能够去告诉别人。那不仅仅说在心理上面去接受自己，而且敢于在社会交往的环境当中去坦率自己。我觉得这非常重要。那么包括有一部分人，有更多的人在家庭里面，在谈话中，都能够去表达出这样的一种存在，我觉得非常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