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抑郁症患者公布自杀隐私:五年时间不出门不见人
罗卫平曾经是一位优秀的高级法官,现在他是一名二级心理咨询师。不过,在昨天的第四次“上海预防自杀研讨会”上,罗卫平却表示,十年间他曾经是一位有严重自杀倾向的抑郁症患者。今天是第四个世界预防自杀日,罗卫平通过本报独家公开与“自杀情结”抗争的经历,他也是上海重度抑郁症患者愿意直面公众的第一人。 “我是知情人,之所以现身说法,是因为我希望抑郁症患者,尤其那些有自杀观念、自杀未遂者看到后,能够体会到这一切并不丢人,要勇敢地和‘心魔’斗。”罗卫平说。他坦然表示,想自杀的人最怕的就是被人知道;但是他现在不怕,他希望人们能够爱惜自己的生命,远离自杀。 【第1次自杀企图】 “力不从心让我第一次有轻生之念” 罗卫平是本市某区人民法院的高级法官、庭长,事业美满、家庭幸福。在1995年,44岁的他却突然陷入了人生的第一次低谷期。“我突然间开始觉得身体不舒服起来,有时突然趴在桌子上,半天就没有知觉地昏了过去,那时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在各大医院各科室每天看病,但就是查不出病因。”罗卫平说。最后在某个精神卫生中心确诊为“植物神经功能紊乱”。 “其实,现在想起来之所以会患上抑郁症,是力不从心的感觉让我陷入无法自拔;当时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由我经手审判,眼看着国有资产的流失我却无能为力,我觉得这是自己的无能,并且怎么也无法走出来,我突然间对自己生存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好像我活着并没有太多用处。”罗卫平说,“当然,现在走出来了,才知道,其实完美永远只能是一个理想,如果苛求的话则往往‘心理受伤’。” “到精神卫生中心拿药都是我老婆” “说我‘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我是受过教育的人,我知道这就是说在委婉地、学术地告诉我‘你脑子有病’。”罗卫平说。他告诉记者,当时他非常担心自己的事情被别人知道,一个堂堂的庭长居然“有神经病”,如果传出去肯定是个“笑话”。 当时,在罗卫平看来,精神卫生中心绝对不能进去,更抗拒治疗,因为他无法相信自己真的生了这种病;但是病还是要治,药还是要吃,因为还有工作要做,还有老婆和孩子牵绊着。于是,他想出来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吃药自己来,到精神卫生中心拿药让爱人去。 【第2次自杀企图】 “在近五年里我既不出门也不见人” 到了1996年五一节前后,经过药物治疗和自我心理调试的罗卫平终于重新看到了生命中的“阳光”,从“轻生的念头”中走了出来。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阳光”太短暂,仅仅4年之后,2000年7月,他的抑郁症再一次爆发,这一次来势更加凶猛,他开始了无数的计划着、研究着“怎么死”,而不再是“怎么活”。 “还是力不从心惹的祸,如果没有那么多亲朋好友用情感顽固地‘拉住了’我,认为自己真的不行了的想法,可能真的已经杀了我。”罗卫平说,在新世纪之初正是网络开始流行,原本擅长知识产权案件的他,再一次觉得“力不从心”,自己的英文不行,电脑不懂,他说自己有时在庭上不懂装懂。这种痛苦给了他更加沉重的打击,他觉得自己已经被这个充斥着外语和高科技的新世纪抛弃了,他开始“故意”和同事疏离。 到了2001年,时年50岁的罗卫平退休了,他有了名正言顺地躲在家里的理由。在这一次新世纪开始的近五年间他既不出门,也不见人,连电视也不看,不断地在心里琢磨到底是“跳楼”,还是“自缢”…… “姐姐为了我专门学了心理保健师” 罗卫平说,他的爱人为了让他出去见见人,专门让他去楼下拿报纸,可是每次下楼之前却要在6楼的窗台往下看很久,直到确定没人才飞快地下楼,再快跑上来。 “姐姐是整形美容外科的医生,人在北京,可是为了我她专门学了心理保健师,还一次次来看我、开导我,我虽然理也不理,但我知道她在拉着我;朋友甚至是砸门进来,把我拖出去喝酒的,那些北大荒的兄弟用的方式尽管野蛮,但让我的情绪有了宣泄;我和爱人是做知青时的患难夫妻,我无数次看到过她偷偷掉眼泪,也是那些眼泪一次次打消我的念头……”回忆起五年来的经历,罗卫平感慨万千。 终于在2004年的10月中旬,经过药物治疗和心理调试再一次打败了抑郁症后,罗卫平“醒”了过来,他开始有意识的回归社会。作为回归社会的第一步,他专门到北京去看了哥哥、姐姐;接着又去了当年插队落户的北大荒找了老朋友。在2005年8月,罗卫平更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读了心理咨询师培训的第8期,并考取了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开始为他人“医治”心灵。 【现身说法】“我用经历打动自杀未遂的网瘾少年” “半年来,我碰到的几乎都是‘钉子户’,其中有一个是第一次自杀未遂,随后又沉溺于网瘾的少年,今年在我的帮助下他考上了大学,开始了新的生活。”罗卫平得意地说。要帮助这样的少年并不简单,为此罗卫平像“膏药”一样在网吧贴了少年两个月,慢慢地少年竟然被他打动。 “我用的是活生生的例子,就拿自己现身说法,否则走不进孩子的心;当我告诉他其实我自己有抑郁症时,他刚开始有些惊讶,甚至不信,可是当我讲了自己的事情后,情感上的共鸣很快拉近了我们的距离,沟通开始了,很快,这个孩子回来了。” ■对话罗卫平 “自信抑郁症已不能把我怎样” 记者:长达十年之久抑郁症,甚至还看过精神科医生,很多抑郁症患者最怕的就是别人知道,您为何愿意公开自己的隐私? 罗卫平:我的隐私不值钱,但可以助人。我希望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抑郁症患者和那些想要自杀的患者,坦然地接受他人的关心,科学地服药治疗,恢复后仍然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记者:您愿意在媒体上公开自己的隐私,需要很大勇气,您不担心被人另眼相看么?不担心别人对您指指点点说,这个人“脑子有问题”么? 罗卫平:其实,患上抑郁症以后,生命的体征就已经发生了变化,无论叫“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还是什么,说明大脑确实发生了问题,因此即使别人说也没什么不对。另外,得了抑郁症,其实就是“心灵感冒”,和得了高血压、糖尿病没有本质区别。 记者:您在长达十年之久的患病经历中,是否有什么收获? 罗卫平:有很多收获,首先让我更懂得珍惜家人和朋友,他们付出了很多;另外,我最有成就感的收获是“久病成良医”,我现在可以去帮助他人了,而且我的这段经历还拉近了和他们的距离,这让我的价值再一次得到体现。 记者:您是否担心抑郁症再次发作?如果再发作您该怎么办呢? 罗卫平:对此,我并不担心。因为在两次发病中我已经学会了如何认识自己,如果产生了初期症状该怎么处理,什么时候该看医生、该吃药,我会科学地处理,并且不再有顾及。既能认识自己,又不讳疾忌医,我相信抑郁症不能把我怎么样了。 ■背景 抑郁症患者最怕被人知道 今天是世界第四个预防自杀日。最新的一份数据显示,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已经超过2600万,其中10%-15%的抑郁症患者最终将死于自杀。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自杀很快将升为我国第二位的杀手。记者昨天从第四次“上海预防自杀研讨会”获悉,抑郁患者最担忧的是被人知道自己的病情。 在昨天召开的第四次“上海预防自杀研讨会”出炉了首份“民间自杀干预研究显示”,近50%的被干预对象在自杀未遂,首次被干预后拒绝接受随访。上海预防自杀研究发起人之一单怀海医生透露,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抑郁患者很担心被人知道了病情受到歧视;尤其有过自杀企图、自杀观念、自杀未遂者不愿意对他人说“往事”;而这些“往事”在心中压抑得越久,爆发起来将越致命。(本报记者 张彩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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