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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忧郁〉美国人写的20位抑郁症患者的经历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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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19 20:43
标题: 〈忧郁〉美国人写的20位抑郁症患者的经历
找到一本电子书，是美国人写的，讲二十位重度抑郁症患者的经历，不知道有没有人发过。本来想放在论坛上面，可惜我不会上传电子书。看看外国人是怎么写抑郁的吧。以下是它的简介：
《忧郁》曾荣获2001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亚马逊网上书店最佳书籍奖，被译为21种语言、获11项国际性奖项，全球畅销250000册。
　　它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关于忧郁症的著作，作者不仅是一位富有盛名的畅销书作家和忧郁症研究者，更特殊的是，他本人就是一位三度饱受重度忧郁症折磨的患者，这使得书中既有大量采访、调查和研究得来的翔实材料，也记载了作者刻骨铭心的“忧郁”历程：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无法忘怀的、经过美化的令人遗憾的过去。他这段独特的人生经历鼓励作者和每位读者--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去发掘生活的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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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满满    时间: 07-9-21 16:03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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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19:24
很对不起啊，我不是专业医师，你把这个贴子移到求医问药里，看看那里的朋友们能不能帮到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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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19:24
忧郁》前言(1)

　　本书的写作历时五年，对我而言，要追溯自己想法的来源，有时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要求受访者允许我使用他们的本名发表，因为本名才能赋予故事真实性。尤其在一本以洗刷精神疾病污名为目标的书里，隐藏忧郁症者的真实身份，反而会加剧这种污名，这是要特别注意的。尽管如此，还是有七个人希望在本书的故事中以化名出现，或许他们是有更重要的理由。这几位在书中分别化名为希拉·赫南德兹、弗兰克·鲁沙科夫、比尔·斯坦、丹奎尔·斯特森、萝莉·华盛顿、克劳蒂亚·韦弗和弗雷德·威尔森，他们都是真实的人物，我尽


　　量不改变故事的任何细节。“情绪障碍者支持团体”的会员都使用化名参加聚会，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我只有指名而不道姓。其他的人名则都是真实姓名。

　　我让受访者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尽可能地记录下每个细节。但是一般说来，我并没有查证他们所说的事情，也不强求让所有人的故事都严谨连贯。常有人问我，这些受访者是从哪儿找来的？我在书末致谢中提到的许多专家，协助我联络了他们的病人。我在日常生活中遇见的许多人，得知我的写作主题后，主动提供他们丰富的心路历程，其中部分内容十分有趣，后来就成为我的写作材料。1998年，我在《纽约客》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忧郁症的文章，文章发表后不到一个月，我就收到上千封来信。作家格雷厄姆·格林曾说：“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些人借助写作、作曲和绘画，就能够解决精神障碍、忧郁、恐惧等人类天生就有的问题。”我想他非常含蓄地表达了许多人以写作和其他方法来缓解忧郁与恐惧的观点。回复那些如潮水般涌来的信件时，我询问几位信中内容特别感人的读者，看他们是否愿意为了这本书而接受访谈。此外，在我参与演讲或聆听的大量座谈会中，也认识了几位曾到心理健康中心求助的人。

　　我从未写过一个话题，有这么多人有话要说，而且有这么多人自愿滔滔不绝地说。很不可思议，我轻易地便累积了大量忧郁症的资料。到最后，我觉得在忧郁症的研究领域里，最缺乏的就是综合研究。科学、哲学、法律、心理学、文学、艺术、历史和许多其他的学科，都分别探讨过忧郁症的成因。它在这么多有趣的人身上发生过，出现了这么多有趣的事，并出版成书——惟独在这个国度里，目前还是一片混沌。本书的首要目标是与忧郁症患者站在一起；至于第二个目标，我曾感到难以达到，那就是：条理分明。这就要求尽量接近经验主义，而不是用逸闻趣事随意拼凑而成。

　　我必须强调的是，我既不是医生，也不是心理学家，甚至连哲学家都谈不上。这是本极个人化的书，也只能如此看待。虽然我为复杂的看法提供解释和说明，但这本书并不试图取代适宜的治疗。

　　为了让本书容易阅读，在引用他人所说、所著的资料时，我尽量不使用省略符号，在不违背原意的情况下，我会增减些文字。未经修饰的引文取自于个人访谈记录，这些访谈大多是在1995年至2001年间进行的。

　　我采用了可靠的调查统计数字，为求可信，我用的统计数字都是曾被大量传播或经常被引用的。我发现在这个领域里，统计数字常有诸多矛盾之处，而这些统计又常为许多著述者断章取义地用作引人注目的假说的论据。例如，我发现一项重要的研究，显示滥用药物的忧郁症者几乎都只选择兴奋剂；而另一项同样重要的研究，却证明滥用药物的忧郁症者都一致选择鸦片类药剂。许多著述者借统计数字来制造一个神圣不可侵犯、令人作呕的氛围，例如说某些事发生几率有82.37%，似乎比写成某些事发生几率大约是四分之三要来得更明白、更可信。但在我的经验里，这些精细的数字才是一种谎言，它根本不能如此精密地表明所要显示的事实。对忧郁发生频率最精确的说法是，它经常发生，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所有人的生活。

　　我在写作时，很难不偏袒医药公司，因为在我长大成人后的大部分时间里，父亲就在医药界工作。在此情形下，我认识了许多这个产业的从业人员。现在很多人喜欢指责医药产业从病患身上获取利益，但在我的经验里，这个产业的从业人员既是资本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他们精于获取利润，但也乐于为世界带来利益，至少他们促成了治愈某些疾病的重大发现。若没有药厂赞助研究，世间就不可能出现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这种让许多人的生活回归正常的抗忧郁剂。我尽可能在本书范围内写清楚这个产业。父亲在我罹患忧郁症后，开始在他的公司拓展抗忧郁剂的研究领域。他的公司——森林实验室，如今是抗忧郁药物“舒忧”的美国地区代理商。为回避任何利益关系，除非忽略不提反会显得太过刻意或造成误解，否则我不会多谈这项产品。常有人问我，写这本书的过程是否也是一种缓解。我想绝对不是，我的经验与其他写过相同主题的人一样，写忧郁症的文章很痛苦、悲伤、孤独、紧张。不过，一想到这是件可能会对其他人有帮助的工作，我就精神为之一振，而且我所获得的知识，对自己也很有用。我想说明一下，写这本书的愉悦来自于与人交流的乐趣，而非自我表达的治疗式缓解。我以自己的忧郁症开头，然后开始谈其他人类似的忧郁症，接下来是其他人不同形态的忧郁，最后谈到完全不同环境下的忧郁症。书中还记述了我与柬埔寨、塞内加尔和格陵兰岛三地居民相处的故事，以补充一些不同文化对忧郁症的看法。这些地区已有许多相关研究，但鲜为人知。在陌生之地旅行，是一种具有异国风情的冒险，我无法不用传奇式的口吻述说这些奇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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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19:25
《忧郁》前言(2)

　　忧郁症，在生物化学和社会等各种因素作用下，以不同的表现方式与不同的名称普遍存在，本书努力触及忧郁症存在的所有时间与地域。如果说，忧郁症是现代西方世界中产阶级才有的痛苦，那是因为在这个社群里，我们突然懂得了如何以细致的新手法来察觉忧郁症，为它命名，解决并且接受它——而不是因为我们对忧郁症本身有任何特权。没有一本书能探讨所有人类痛苦的根源，但是我希望能够通过揭露这些痛苦，来帮助陷于忧郁症的人们获得解脱。我们无法排除所有令人不悦的事物，而且舒缓忧郁症并不表示马上便可获得快乐，但


　　我希望这本书提供的知识可以帮助人们脱离苦痛。

　　忧郁症并不仅仅等同于一大堆痛苦，但太多的痛苦沉积在内心中，忧郁症就容易发作。

　　要重建自我，需要爱、洞察力、努力，还有最重要的——时间，治愈一切顽疾的良药。

　　在忧郁中成长的人，可以从痛苦经验中培养精神世界的深度，这就是潘朵拉的盒子最底下那带着翅膀的东西。

　　忧郁症并不仅仅等同于一大堆痛苦，但太多的痛苦沉积在内心中，忧郁症就容易发作。哀伤是因为在某种处境下产生了忧郁，而忧郁症则是无处不在的哀伤。愁苦就像秋风吹拂的风滚草（产于美国西部），在地面被折断后随风滚动，却越滚越大，无休无止；不断恶化的情绪又像风吹过的涟漪，一圈又一圈地扩散。有一个比喻可以说明哀伤与忧郁症的区别。有人问隐修士圣安东尼，当外表寒伧的天使和伪装成富人的魔鬼出现在他面前时，该如何分辨。修士回答说，他们离去时你心中的感觉是不同的——哀伤就像外表朴素的天使，天使离开时，你会因为感受到他的灵气而变得头脑清楚、意志坚强；而忧郁症是一个恶魔，离开后你只会感到心惊胆颤和意志消沉。
轻度忧郁症

　　有人把忧郁症粗略分为轻度忧郁症和重度忧郁症。轻度忧郁症通常一点点出现，较长时间挥之不去，像锈蚀钢铁一样慢慢地啃噬人心。有时因为微不足道的原因引发内心巨大的危机，愁苦将其他情绪都排挤走。忧郁的情绪对于肉体的戕害显而易见：患忧郁症的人通常眼神呆滞、动作僵硬，忧郁会损伤人的骨骼和心肺功能，会使人的肌肉激烈收缩。忧郁症就像那些痛苦的慢性病一样，之所以令人饱受折磨，主要并不在于发作时的痛苦，而是它往往在消失后才被意识到。轻度忧郁症发作起来，使人觉得熟悉甚至“正常”，于是习惯成自然，


　　你会轻视它，后果则是更加的痛苦！

　　女作家维吉尼亚·伍尔芙大约就有这样切身的体会，不然很难如此生动深刻描述出如下状态：“雅各走到窗边，双手插在口袋里。他看到窗外有三个穿裙子的希腊人；船员；下等阶层的闲人或忙人，有的闲庭信步，有的快步前行，三两成群，指手划脚。他突然感到郁郁寡欢，也许并不是因为没有人关心他，而是一种发自内心坚信不疑的想法——突然觉得寂寞的不只他一个人，所有的人，都一样寂寞。”维吉尼亚·伍尔芙对短暂无常的人生有超乎寻常的敏锐感受，在《雅各的房间》一书中，她细腻地描述出内心的感受——“她的内心浮出一种奇怪的哀伤，好像时光与永恒穿过她的裙子和背心，浮现出来，她看到人们悲惨地一步步走向毁灭。”这其实就是轻度的忧郁症，但以前人们认为只有默默忍受，直到医生们开始懂得分辨，轻度忧郁症才慢慢有办法控制。
重度忧郁症(1)

　　重度忧郁症会让人崩溃。

　　如果把灵魂看成一块铁，悲伤可以将它风化，轻度忧郁症可以将它锈蚀，那么，重度忧郁症则会使它有短时间内熔化的危险！看待忧郁有两种模式：程度论和区别论。程度论的观点认为，忧郁是较严重的悲伤，使人们对于曾经经历过和认识的事物，产生极端的感受。区别论则把忧郁看成一种特殊的疾病，与其他不良的情绪完全不同，就好像致命的病毒和一般


　　的细菌一样。两种看法都没错，不管是日积月累渐渐形成，还是突然被某种“导火索”激发，都会使人的精神进入一种异常的状态。

　　一座以铁架构成的建筑物被风吹雨淋，遭到锈蚀乃至倒塌，要相当长的时间才可以。但铁锈无时无刻不在啃噬和蔓延，天长日久，而铁架在某一时刻突然崩溃，似乎是戏剧化的“突发事件”。铁锈也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一根梁架因锈蚀而断裂，撞塌另一根梁架，整栋庞然大物就会在瞬间失去平衡，于是轰然倒塌。人的身体和精神也是同样的道理。天天暴露在风风雨雨的蹂躏中，身心越来越羸弱，似乎一阵强风就可以把自己刮倒。内心沮丧的情绪就像铁架上的铁锈，一点点累积起来。乏味是忧郁的开始，它为你的每一天抹上灰暗的颜色，削弱你生活的动力，直到你感到疲倦、烦闷和自我放纵——而你之前总认为熬得过去。虽然很难明确规定哪里才算是重度忧郁症的边界，越过它就将面临精神的崩溃。但是当你真的面对，内心总会有所预感。

　　重度忧郁症的过程交织着诞生和死亡：某种东西出现，同时某种东西完全消失。诞生与死亡是循序渐进的，虽然正式文书试图通过像“法律上的死亡”和“出生时间”这样的词语来严格界定生与死。尽管生死有时不可捉摸，但婴儿的出生或老者的去世，总是有一个明确的分界点。虽然在某一个阶段，婴儿的头部已探出来，身体还在母体里，但与母亲连结的脐带被切断时，便可以确定这个孩子“出生”了；虽然老者在阖眼与死亡之间可能有几个小时的差距，但停止呼吸和被宣布“脑死亡”，还是有差别。忧郁存在于一个时间段里，患者可能会说他被重度忧郁症折磨了好几个月，但还是有一种测量法能用于这种无法估量的病症，让我们得以确定一个人是否患上了重度忧郁症，还能够明确，从何时起算是患上了重度忧郁症。

　　忧郁症的出现总包含着诞生和死亡两种因素，它们总是同时发生。不久前，我回到童年玩耍的树林里，那里有一棵老橡树，据说有一百岁，二十多年前我和弟弟常在它的树阴下玩耍。如今，老橡树身上缠绕了一棵巨大的爬藤，这爬藤以惊人的力量吞噬着老橡树的生命力。没人能说出老橡树从哪里开始掉下第一片叶子，也没人知道藤蔓从哪里开始生根发芽。这棵藤蔓早已不知不觉爬满了支撑树枝的主干，远远看去，藤蔓的叶子会被误认为是橡树的树叶，只有靠近观察，才会发现橡树枝上的叶子已经稀疏得可怜，几根发芽的小树枝拼命挣扎露出头，巨大的树干上好像长了一排小小的手指头，枝上的叶子以机械生物学般的方式，持续进行着苟延残喘的光合作用。

　　当时的我刚刚从重度忧郁症中走出来，对于老橡树的遭遇感同身受，仿佛从它身上看到自己昔日的影子。忧郁曾侵袭我、占据我、吞噬我，就像藤蔓征服了橡树，就像附体的吸血鬼，丑恶地汲取我生命的活力，充实了它自己的生命。在患重度忧郁症最糟糕的那段日子里，我发现自己有些恶劣的情绪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忧郁症的情绪，就像橡树顶上爬满了爬藤的叶子。当我试图解脱自己时，却觉得心灵的翅膀被折断，无处可去。日复一日的日出日落，却没有多少阳光能照在我的身上。我被一种力量压迫和控制，仿佛陷入沼泽，最开始是脚踝不能移动，接着膝盖也被埋没，然后弯下了腰，收缩了肩膀，最后我如胎儿般蜷缩，就这样一步步被榨干、被压垮。忧郁的魔爪步步进逼，击垮我的意志、粉碎我的勇气、摧毁我的身体，直到最后一刻，它仍不停地啃噬我，我甚至虚弱到无法停止呼吸。那时候，我认为忧郁就像树上的藤蔓，永远不能根除，只希望一了百了，但我的能量被它抽干，甚至丧失了自杀的勇气，而它也不具备杀死我的力量。如果说，我的躯干正在慢慢腐朽，而啃噬我的那种东西，却又不让我完全瘫痪——它摧毁了我的意志，却又成为支撑我身体的另一种力量。没有人看到过我被这东西撕裂、压榨的惨状——我躲在黑暗的房间里，我蜷缩在床铺的一角，向我不太信任的上帝祈祷，求他让我获得解脱。当时我愿意接受最痛苦的死法，但却浑浑噩噩到连自杀的念头都没有。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成了折磨。我的体液仿佛都被抽干，于是连眼泪都成了奢侈品，我的嘴唇也干裂了。我曾以为放声大哭是人生最悲惨的状况，后来才发现眼泪流干后的无所适从，才是更加深刻的绝望，苦闷的内心遮住了你看世界和看自己的目光，欲哭无泪便是这种生活的写照，这就是重度忧郁症的模样。

　　我之前说过，忧郁症的出现总包含着诞生和死亡——诞生的是藤蔓和颓靡，死亡的是意志和控制力——痛苦依附的枝桠正渐渐断裂。你将失去快乐，再也无法从任何事物中感受到乐趣，这是重度忧郁症中最主要的症状。而其他各种情绪也随之消失：例如悲伤，似乎是悲伤把你带到这个地步，而你却渐渐地甚至感受不到悲伤，还有你的幽默感、信仰和对爱的理解力。你不再拥有理智，不仅难以被别人理解，甚至发展到自己都觉得自己愚蠢得不可救药。你的方方面面都开始让人讨厌，你的头发更加稀疏，你的皮肤更加黯淡无光，最后你的身体都散发出腐朽的味道。你无法信任别人，丧失了沟通能力，也缺乏同情心。到最后，你会成为身心俱毁的行尸走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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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19:27
重度忧郁症(2)

　　那棵老橡树之所以衰朽不堪，可能是丛生的藤蔓赶走了满树的绿叶，也可能是橡树本身的生命力消退了，藤蔓才长了出来。患有忧郁症的人也是一样，都是迷失了自己，才陷入了外物的魔掌之中。很多时候，心理治疗只关注问题的某一部分：不是丛生的藤蔓，就是自身的力量。而两者却是不可分割的：你不仅需要斩断几吨重的藤蔓，同时必须重新学习利用光合作用吸收养分。药物治疗铲除了藤蔓，你可以感受到它如何发生效力，如何毒杀寄生的爬藤，如何令它慢慢枯萎。这时你会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茎枝几乎恢复了原来的挺拔。在藤


　　蔓被完全除尽前，你没有力量思考自己曾经失去了什么，但即使藤蔓铲尽，你身上可能也只剩下些残余的叶子和浅根，现有的药物没有办法让你重建自我。重负除去后，干枯树枝上稀稀落落的叶子开始有了接受养分滋润的能力和机会。但这不意味着阴霾散尽、阳光普照，要重建自我，在治疗忧郁症的过程中，更需要爱、洞察力、努力，还有最重要的——时间，那是治愈一切顽疾的良药。

忧郁症的病理

　　对于忧郁症的诊断和忧郁症本身一样复杂。病人总是追问医生：“我忧郁吗?” 好像判断忧郁症和验血一样简易。发现自己是否患有忧郁症的唯一方法，是倾听自己、观察自己、感受自己的内心，然后好好思考。如果你常常感到心情恶劣，无论是否事出有因，都属于忧郁症。许多人确定自己患忧郁症后，都竭尽全力寻找自己忧郁的“源头”，其实改变某件引发自己恶劣情绪的具体事由，要比放任自流，一味归咎于忧郁症更有效。实践证明，抽象地寻求“病因”和治愈疾病之间并没有必然或直接的联系。




　　精神的疾病甚至会更严重地影响人的身体健康。医生常对因胃绞痛来求医的患者说：“怎么会呢?除了忧郁之外，你什么病都没有!”忧郁症如果严重到造成胃绞痛而不得不接受治疗的时候，将会使人饱受困扰和痛苦。对于这些经历过这种痛苦的人来说，因精神问题导致的胃绞痛，和饮食不周造成的胃绞痛一样，都是真实和难以忍受的。这种痛苦产生于大脑中，而且大脑频频对胃部传送错误的讯息。确定问题出自哪里，关系着你该接受哪种治疗，这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在人体所有器官中，大脑也许是最重要而又最为复杂的成员之一，对于它出现的问题，应该明确指出。

　　化学作用常被医学界用来填补身体与心灵间的裂缝。医生们坚信完整的自我始终存在，而且认为，病症造成的感伤与全然没有来由的感伤之间，有一条虚构的界线，他们因此断定病人的忧郁症是“化学作用”，这个结论使病人释怀。“化学作用”这个词似乎减轻了人们要为厌恶工作、惧怕衰老、失恋、痛恨家人所产生的恶劣情绪负责的感觉。一旦和“化学作用”扯上关系，人们就可以愉快地摆脱罪恶感。如果你常常忧郁，那是因为大脑的问题，不必为此自责。如果不想自责，就怪人类进化的缺陷吧！但别忘了，自责本身也可以看成一种化学过程，快乐也是。化学和生物学并不关系人类“真正的”自我，忧郁症和它所影响的人密不可分。医生的治疗并不能肃清自我认知的混淆，而使你恢复正常，只是重新试图调整人格中的缺陷，一定程度上改善你的病症。

　　学过高中自然科学课的人都知道，人体的运转是化学作用的结果，研究这些化学作用和组织构造的学问叫生物学。头脑里所有作用都有其目的和来由，如果你闭上眼睛，努力地想象一只北极熊的样子，你的头脑里就产生了化学作用；当你回忆起一段往事，记忆也是经过复杂的化学作用而产生的。童年的创伤和人生经历中的一些负面影响，都会改变头脑中的化学作用。你心中闪出读一本书的念头，身体就会发生若干种化学作用——用手拿起书、注视书页上文字的形状、从字形联想到意义，然后由其传达的意义产生知性与灵性的反应。如果时间使你改善心情，走出忧郁，你头脑中的化学作用，和使用抗忧郁药剂达到同样结果的人头脑中所产生的化学反应比起来，并不会更加特别和复杂。外在事物与内在世界之间互相作用的程度其实是不相上下的。世界上种种所谓的界线其实常常是模糊的，让我们形成自我的界线也往往模糊不清。在经验与化学作用的混沌状态之下，并不存在一条纯净得像黄金矿脉的真实自我的界线。我们应该相信什么东西都可以被改变，把人体看成是一连串不同的自我，我们可以服从或选择某一个自我。但奇怪的是，医生以及愈来愈多非学院式的写作和座谈，所使用的科学语言都十分荒谬。

　　虽然一般报纸、杂志和医药界把忧郁症叙述成像糖尿病等单一病因型的疾病，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它们完全不同。胰岛素的匮乏会导致糖尿病，因而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是增加和稳定血液中的胰岛素。而导致忧郁症的原因不是任何可测量的东西的减少。固然提高脑中血清素的含量，可激发某种作用，使忧郁的人高兴些，但忧郁症不是因为他们的血清素分泌量低于常态。此外，血清素不会产生直接的益处，虽然长期保持一定的血清素含量，对改善忧郁症状会有些帮助，但若把一加仑的血清素注射进忧郁症者体内，并不会立刻使病人产生一点点快乐的感觉。“我很忧郁，但这只是化学作用”，这句话和“我想杀人，但这只是化学作用”，或“我很聪明，但这只是化学作用”一样没什么意义。如果这样说来，一个人彻头彻尾都是化学作用。“你可以说，那只是化学作用”，曾得过躁郁症的梅姬·罗宾斯说：“我认为没有什么事是只和化学作用有关。”阳光闪耀，那也只是化学作用，石头是硬的，海水是咸的，春天的某个下午，微风轻轻吹拂，撩拨起人们对长冬白雪的渴望和想象，在些许怀旧之情中产生了睡意等，这一切，都是化学作用。“血清素这东西”，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卫·麦克道尔说，“是一种现代的神经学迷思。”

　　内在和外在的现实共存于一个连续的整体中，已发生的事件和你如何理解这事件，以及如何对这事件产生反应，通常是相互关联的，但三者并没有谁是谁的前兆等关系。如果现实本身是一种内在和外在关系的产物，而自我又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人的情绪从正常转变为极端——就像是音乐的滑音，那么忧郁症就是一种情绪的极端状态，我们可以把情绪说成是一种病症的轻微状态。假设我们一直都感到快乐（但不是失常的疯狂），我们就可以变得更加有礼，也可以更愉快地生活在地球上，有人觉得这种想法本身就十分恐怖（不过，如果我们真的可以保持快乐，自然就会忘记这是一个恐怖的想法）。

　　流行性感冒的发作是简单和直截了当的：第一天，你的体内没有导致生病的病毒，但第二天你却突然有了。人类后天不能免疫的病毒可以在确切的一瞬间，从一个人传染到另一个人身上，而忧郁症呢?就好像试图要为饥饿找出客观的指数，我们每天都会感到好几次饥饿，但到了极端的饥饿，就足以造成死亡的悲剧。因为身体素质的不同，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需要食物；有些人在极度缺乏营养的情形下仍可以正常活动；有些人则会很快虚脱，走在街上就会晕倒。同样，因为心理素质的不同，忧郁症在每个人身上的作用都不同：有些人能够反抗


　　病魔或与其搏斗；有些人则无助地陷于它的魔掌中。坚强好胜的人可能会克服忧郁症；个性温和柔弱的人却可能被击垮。

忧郁与内心情绪的控制(1)

　　人们在发生忧郁症时以及之后，因为性格不同而态度相异：有些人无畏地面对；有些人则表现怯懦。因为性格也有不确定的界线和令人迷惑的化学作用，因此有些人认定那是遗传基因，但这种看法太过简单。“没有一种东西叫做情绪基因，”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史蒂文·海曼说。如果患者都能了解不同忧郁症的判断准则，那他们也就会知道如何与某种程度的忧郁症对抗。一般来说，正确的方法是寻找最有效的治疗法，因此，你要在理智尚存时勇敢地寻求帮助，要尽量利用人生再次陷入低潮之前的时间。有的人遭受忧郁症严的


　　重打击后还能够重新站起来，而有的人却被轻微的症状彻底击垮，原因往往就是前者在“最后时间”做出了正确选择。

　　自觉地克服轻微的忧郁而不必接受治疗，对人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人可以用自身的意志调节身体和精神上的化学失衡。踏过火堆，回头去看似乎无法避免的痛苦，意志击败了肉体的化学作用，这种胜利可以让人发现理智巨大的力量。“以自己的力量”击退忧郁，使你避开进出精神治疗所招致的异样眼光，更可以使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不借外力，只用自己的内在机制来重塑自我，一点一点地从悲苦中归于正常，把苦恼排除在外。当我们回到原来的自己，其实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境界。

　　人的理智可以控制心情，而忧郁却常常破坏这种控制，当你失去了所爱的人，失落爱情的化学作用，会导致忧郁的化学作用的形成。人们在青春期容易陷入爱情，是因为爱情从来不依理智行事。但这种情绪上的疯狂，也并非不能治疗。青春期的少年对父母的不满，由于太过于常见，一般都被无条件容忍了。有时候，外在环境的微小变化，足以引发内心的巨大波澜：拥挤的公共汽车中，有人不小心撞到你，使你悲从中来；或者是你得知世界人口过多，于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太乏味而无意义。每个人都曾因为小事而使情绪受到莫名其妙的影响。有时候，化学作用发生时，完全没有可以追寻原因的外在因素。几乎没有人不曾在一瞬间感受到不可解释的绝望，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半夜醒来，或早上闹钟响起之前。如果这种感觉仅持续十分钟，稍纵即逝的心情就像是过路人，对人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影响；如果持续了十个小时，那就像是一场令人头疼的感冒发烧；如果持续十年，那就是具有破坏力的疾病，必须接受治疗。

　　快乐总是短暂难觅，而忧郁却好像总是看不到尽头。即使你明白这一点，仍旧无法放松自己并得到快乐，陷入悲伤却容易得多。对我来说，悲伤失落似乎是人生的常态，尽管这不是一般人会有的经验，但也正是忧郁症形成的主因。我痛恨自己身陷忧郁，但也是因为自己身陷忧郁，我才有机会审视自己，检视自己灵魂的全貌。当我感到愉快时，我反而会觉得心神不定，好像用来执行快乐的心力和脑力的部分运转不良。忧郁发生时，你在乎的，是内心中失去的某种东西。在失落的那一瞬间，我似乎想把什么抓紧，但却抓不住——就像眼睁睁看着玻璃器皿从手中摔落到地板一样。“我们发现，喜悦不再那么令人愉快，痛苦更加出乎预料地痛苦，”叔本华写道：“我们任何时候都需要一定程度的关心、悲伤或欲求，就像船需要压舱石，才得以笔直向前航行。”

　　有一句俄罗斯名言：“如果你早上起床不会觉得难过，就表示你已经死了。” 但人生不是只有痛苦和痛苦的经验，痛苦也许是生命力的证明之一。叔本华曾说：“想象那群被放逐到乌托邦的人，在那里什么东西都会无中生有——空中飞着烤熟的火鸡；不需寻觅就可找到情人，顺利地白头偕老；在这种地方，有些人会无聊而死，或上吊自杀，有些人会互相残杀。如此一来，他们为自己制造的苦难，比在原来自然世界所受的还多……苦难的极端反面‘是’无聊。” 我相信痛苦需要转化而非忘记，需要对抗而非消灭。我相信某些与忧郁有关的统计数字反映的是真实状况，虽然错把数字当成事实是片面的，但这些统计数字仍揭示了惊人的现象。根据最近的研究，大约有百分之三的美国人，受到长期忧郁症的困扰，其中超过两百万人是儿童。躁郁症常被称为“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因为患者的情绪在狂躁与忧郁之间反复，有两百三十万人因此而饱受折磨。躁郁症是美国成年女性的第二大死因，是美国成年男性的第三大死因。《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说，忧郁症是造成世界上五岁以上的人残障的主要原因。全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若统计成年阶段失去健康而致残障的因素，除了心脏病之外，造成苦难的许多疾病绝大部分都归咎于忧郁。忧郁折磨人类的时间比战争、癌症和艾滋病加在一起都长。其他疾病和问题，从酗酒到吸毒，背后真正的祸首都是忧郁，这样来看，忧郁症可能是全世界排名首位的死因。

　　现在治疗忧郁症的方法愈来愈多，但患有忧郁症的美国人只有一半曾寻求过帮助——包括神职人员或心理咨询师。而其中百分之九十的患者的求助对象，是对精神障碍所知甚少的一般医生。因此，只有百分之四十的美国患者有可能得到有效治疗。此外，约二千八百万的美国人（占全国人口十分之一）在使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百忧解”就属于这类药剂)，还有数字可观的人在使用其他药剂。确认病症的人之中，受到适当治疗的只有不到一半。当忧郁症的定义为了涵盖愈来愈多的总人数而不断扩大时，要计算其确切的死亡率也愈来愈困难。旧的统计结果指出，百分之十五的忧郁症者最后会自杀，这个数字在病症极重的患者身上依然正确。最近的研究将较轻微的忧郁症列入统计，显示百分之二到四的忧郁症者会纯粹因病症而亲手结束自己的性命，这仍然是令人惊愕的数字。二十年前，约有百分之一点五的人口患有需要治疗的忧郁症，如今是百分之五；现今的所有美国人之中，在未来人生中经历重度忧郁症的比率可能高达百分之十。大约百分之五十的人将出现部分忧郁症状。随着患者的增多，治疗方法也大大增加了。现在就诊的人数到达了高峰，但这并不能缓解问题的严重性。忧郁所引发的事件在发达国家中随处可见，特别是在年轻一代的身上，首次出现忧郁症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六岁，比上一个时代早了十年：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或说是躁郁症，发生的年龄越来越早，情况似乎愈来愈糟了。
忧郁与内心情绪的控制(2)

　　有些疾病，比如忧郁症，有时被无端忽视，有时又被过分重视。精神崩溃的人最后进了医院，不得不接受治疗，但很多时候，人们因为忧郁而引发某些症状，常被误认为是其他身体疾病。尽管精神医学和精神药物学有了翻天覆地的革命，但人类精神世界的凄风苦雨，仍然继续在人间横行，几乎没什么改观。有近百分之二十五的忧郁症患者在试图寻求帮助，但没有得到治疗——这其中有一半接受治疗的人——也就是大概百分之十三的忧郁症患者——得到的是不适当的治疗，通常是服镇静剂或没有实质帮助的精神疗法。这其中又有剩下来的


　　一半人——约百分之六的忧郁症患者——药的剂量不够，服用的时间也不够。只有约百分之六的忧郁症患者得到适当的治疗，但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最后因为副作用等原因，中断使用药物。“只有百分之一至二的人获得最理想的治疗，”密西根大学心理卫生研究院所长约翰·格雷登说：“因为这种病症通常可以用相对较便宜的药物治疗，来得到良好的控制，而药物治疗会有一点副作用。” 另一方面，在这个领域的另一端，人们把服药得来的幸福感当成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徒劳无功地吞下大把药片，用来缓解日常生活中随时都会有的小小的不适。

　　超级模特的出现，为女人建立了不切实际的期望，使女人不断努力修正自己的体形，却越来越丧失自信，这已经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而二十一世纪心理的超级模特，却比身体的超级模特还危险。“人们不断地检视自己的精神，抗拒自己的情绪。这叫卢尔德（指法国的卢尔德，当地有座传说圣母曾显灵的圣泉——译者注）现象”，威廉·布特这么说，他曾于二十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在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精神药理学部门工作，当时开发出数种新药。“如果你让一大群人接触到一种东西，而且他们有理由相信这东西是受到肯定的，你就会得到奇迹式的结果——当然，还有悲剧的结果。”百忧解普遍为社会所接受，任何人都可以使用，而且几乎每个人都用。这种药以前是用在病症轻微的人身上，他们讨厌旧抗郁剂所带来的不快。即使没有忧郁，百忧解也可以提高悲伤的门槛，这不是比活在痛苦中美好吗?

　　在忧郁症的治疗中常有这样的误区：可以矫正的人被看作是异类；可以修复的行为被当成是一种病症，尽管从前它被当成一种人格或心情。一旦我们有了可以治疗暴力行为的药，暴力就变成一种疾病。在可以导致完全崩溃的忧郁症与不至于影响睡眠、胃口、工作的情绪微微波动之间，有太大的灰色地带；我们开始把愈来愈多的灰色地带归为疾病，因为我们有愈来愈多改善的方法，但是界线的订立依然过于武断。我们把智商69界定为低能的边缘，但智商72的人并不会好多少，而智商65的人还不算太差；我们说，胆固醇应该低于220，但你的胆固醇若是221，你还不会因此而死，若你是219，你就得当心——69和220就是武断的数字。同时，我们划定疾病的标准，也是相当武断，关于忧郁症，诊断标准就一直在变化。

　　忧郁症患者一直都用“过了临界点”这个短语，来描述从痛苦到疯狂的经过，最常用来形容身体状况的词语是“掉进深渊”。这么多人都用同一个字眼是很奇怪的事，因为临界点是一种相当抽象的隐喻。很少人曾经体验过一件事的临界点，当然也从未掉进什么深渊。深渊是什么样子？大峡谷?挪威的峡湾?南非的钻石矿坑? 一般人很难“找到”一个深渊让自己掉进去，但是当被问起时，人们都一致说是深渊，这大概是源于人们的想象吧。首先，那是个黑暗的地方，没有阳光，被黑影笼罩，在里面，你什么也看不见，危机四伏（坚硬的地面和墙壁、荆棘密布）。坠落深渊的过程中，你不知道会掉得多深，也没有办法停下，你不断撞到看不见的东西，直到它们把你击成碎片，而且你无法把握自己，抓不到任何东西。

　　怕高是全世界最常见的恐惧症，我们的祖先一定也是这样，大概不畏惧高的人都在深渊边上不慎摔落其中，种族中的这部分基因被淘汰了吧。站在悬崖边往下看，你会感到头晕目眩，你的身体会极其小心地退后。因为你害怕自己会掉下去。如果往下看太久，常会因为恐惧而四肢无力，真的会掉下去。有一年我和几个朋友到维多利亚瀑布，那里有几座险峻的石丘伫立在三比西河上。我们当时很年轻，拍照时，仿佛较着劲要比比谁胆子大似的，一个比一个站得靠近崖边。当靠近崖边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感到腿发软，身体不舒服。在维多利亚瀑布边，我们发现悬崖前有一条隐形界线，大家都不敢跨过。离悬崖十尺，我们还可以泰然自若；距离五尺，大部分的人会有点胆怯。我站在崖边，让朋友为我拍照，她想把三比西桥也拍摄入镜。“你可以往左靠一英寸吗?”她问道，而我也热心地向左站了一步——左跨一英尺。我的微笑被拍摄下来。她突然说：“你太靠近崖边了，快回来。” 我本来神色自若地站在那，突然间往下看，发现越过了我的“临界点”，顿时脸色发青。“你没事的。”朋友边说边走向我，并伸出手臂。我明知险峻的悬崖边缘还在十英寸以外，但恐惧使我跪下来，几乎是趴在地上爬回了安全的地方。其实我的平衡感并不差，站在狭长的平台上不成问题，我甚至还会跳一点业余的踢踏舞，但我仍无法太靠近三比西河。我觉得忧郁本身通常不会跨过临界点，让你马上面临危险，只是过于靠近临界点，到了会让你恐惧的地步，那时候，眩晕会把你的平衡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完全夺走。


忧郁与内心情绪的控制(3)

　　大部分忧郁症是由于面临危机时的恐惧感而产生的。你在平地上可以做的动作，在离地面一千英尺高的地方就不敢再做。坠地的恐惧感紧紧抓着你，而恐惧本身也常常是让你掉下去的原因。忧郁症发作时，你内心的恐惧把自己紧紧包裹。你会觉得自己快要死了，死也许不算太糟，但活在垂死的边缘，“几近超过临界线”的状态，是非常恐怖的。陷入重度忧郁时，你怎么也抓不住那伸向你的援手。你没办法掌握平衡，虽然离真正的危险边缘还有一段距离，但你会觉得：一旦弯下腰来，马上就会失衡掉下去。这有点接近我们想象中的深渊：


　　黑暗、未知、无法控制，其实如果你真的跌入无底深渊，也就无所谓控制的问题。当恐惧油然而生的时候，你最需要的控制力已经弃你而去，可怖的危险占据了局面。即使回到了安全地带，你仍然无法保持平衡。忧郁时，当下的恐惧情绪是对未来痛苦的预期。

　　未经历过忧郁的人永远无法想象忧郁的状态，上面一连串比喻——藤蔓、树、悬崖等，是试图讨论和描述这种经验的唯一方法。这不是医生的诊断，因为每个病人用来描述自己病情的比喻都不相同。《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奥如此抱怨过后，情况并没有改变：

　　它令我厌烦，你说那令你厌烦；

　　但我如何抓住它、发现它，或得到它

　　它是什么做的，从哪出现的

　　我要去找答案；

　　而如此急于了解的悲伤占据了我，

　　我难以看清自己。

　　让我们承认自己对忧郁症的无知吧：我们不知道忧郁是如何产生的；不知道什么构成了忧郁；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治疗法能有效治疗忧郁；不知道怎么从忧郁的演变过程了解它的由来；不知道为什么在同样的环境里，某些人有忧郁症，某些人却没有；我们不知道如何理清楚这因果关系。

　　忧郁症患者身边的人希望他们赶快康复：社会无法容忍整天愁眉苦脸的人。配偶、父母、子女和朋友都害怕被拖下水，他们不想接近无止境的痛苦。病人没有办法，在重度忧郁症的初期可以乞求帮助，一旦有人伸出援手，你就必须接受。在绝望时，人们会寄希望于“百忧解”能拯救自己，但依我的经验，除非你先自救，否则百忧解也并非无所不能的救命良药。倾听爱你的人的话，相信他们是你活下去的目的，即使有时你甚至怀疑。淡化引发忧郁的回忆，鼓起勇气，坚强起来，服下药片。努力做到，即使每一步都有千斤重。吃下使你开心的食物，失去理智时安抚自己的情绪。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箴言，用来安慰病人似乎有些空洞，但摆脱忧郁最有用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厌恶忧郁，别让自己慢慢习惯忧郁，还要搞清楚侵袭你的恐怖想法。

　　我曾接受长期的忧郁症治疗，我很希望知道忧郁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自己如此消沉，为什么情绪会如此剧烈起伏，一而再、再而三，反复无常。我用我知道的传统方法对待藤蔓的出现，我明白，要恢复失去的东西，就像小孩子学走路和学说话一样，从头开始。为了未来，我必须活下去，活下去才有未来。我经历了无数次小的情绪低潮，然后两次严重崩溃，休养了一阵子之后又是第三次崩溃，接下来又有一些小的情绪低潮。经过这反反复复的折磨之后，我竭尽全力预防更严重的失常。每个清晨，每个夜晚，我看着手上的药丸：白的、粉红的、红的、绿的。这些药丸看起来就像写在我手上的字，一个个说着我会好起来。有时候我觉得我每一天都吞食了两次自己的葬礼——因为若没有这些药丸，我早就走了。我每周看一次专业医生，有时候觉得治疗过程很无聊，有时候又有些兴致。在一次诊断中，这位医生说，我的自我已重建得差不多了，虽然需要继续吞食死神，但不必和死神约会。大量的谈话是需要的：当恐惧似乎比生命的美好还厉害时，谈话可以减轻我们的恐惧。经过更加深入的治疗，我开始接受爱。爱是另一条帮助人向前进的路。这几种方法必须同时进行：若只依赖其中一种方法，药丸是轻微的毒药，爱是一把粗钝的刀，洞察力是一条会在沉重压力下绷断的绳子。若你同时用好这几种方法，再有一点好运，就可以从藤蔓的魔掌下救回那棵树。

　　我爱这个世纪。我想拥有在时光隧道里旅行的能力，因为我想要拜访《圣经》里的埃及、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格兰；去看看全盛时期的印加帝国，瞧瞧美国领土还属于原住民时的模样。但没有一个时代比得上我活着的这个时代。我爱舒适的现代生活，我爱生活中蕴含的哲理，我爱新千禧年中，我们经历的巨大转变，我们比前人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我喜欢越来越宽容的社会，我喜欢一次又一次环游世界，我喜欢人们的寿命比以前更长，相对于一千年以前的人，时间站在我们这边。

　　尽管在另一方面，我们在现实环境中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我们以惊人的速度消耗自然资源，破坏了陆地、海洋和天空。雨林被毁灭，工业废弃物堆满了海边，臭氧层的破洞在扩大。地球上的人口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而且会越来越多。人类今天的行为会遗祸于下一代、下下一代。自从原始人第一次把石头打磨成刀子，自从一位安那托利亚农夫把第一颗种子撒在地上之后，地球就被改变了，但现在前进的脚步渐渐在偏离方向，失去了控制。我并不是杞人忧天，也不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但我确信：若不想踏上不归之路，我们应该改变行走的方向。

忧郁与内心情绪的控制(4)

　　人类拥有应对环境变化的能力。皮肤癌的患者比以往多出许多，因为保护我们不受紫外线伤害的大气层变薄了。夏天里，人们要擦高防晒指数的防晒霜和乳液，小孩若要在海边裸身奔跑，得先擦上一层厚厚的油膏。以前常在中午打赤膊工作的男人，现在要穿上衣，还得找阴影遮避日晒。我们拥有与危机对抗的能力，我们发明除了躲在黑暗中之外的所有新方法。但无论防晒油的生产技术如何进步，我们还是一定要避免破坏仅存的保护。如今，臭氧层还在执行它的任务。如果大家都不用汽车的话，环境问题也就不再存在——但这是不可能的


　　，除非发生一次世界性的天灾。老实说，我觉得要人类不再使用汽车，比让他们移民到月亮上更困难和不可实现。革命性的大改变不可能发生，而且人们也不希望它发生，但为了自身，一定的改变还是必要的。

　　看起来，当人类一开始有自觉的思考能力时，忧郁便随之而来。说不定在原始人懂得住在山洞之前，猴子、老鼠或章鱼，就为这种疾病所苦了。当然，现代的忧郁症和二千五百年前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名医）的叙述多少有些不同。忧郁症和皮肤癌都不是二十一世纪的产物，但和皮肤癌一样，忧郁症在现代，因为某些特定原因而不断蔓延。如今这个新萌生的问题已经如此明显，使我们不能再视而不见。以前无法检查出来或者潜伏的症状，成为十分明显的疾病，我们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该设法控制这些问题。毫无疑问，忧郁症比率的上升，是现代社会发展的结果。生活节奏的加快，科技造成的混乱，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传统家庭结构的破裂，大都市中特有的孤独感，信仰、宗教、伦理、政治、社会——所有曾经一度具有生命意义及方向的东西的衰微，都造成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大变动。幸运的是，我们也在逐渐创立解决这些问题的系统。我们有致力于器质性障碍的药物治疗法，有致力于慢性病情绪剧变的治疗师。忧郁症是我们社会愈来愈沉重的负担，但还不至于无法抵御。我们有精神的遮阳板、防晒霜、棒球帽和树阴。

　　但我们是否重视了精神上的“环境保护运动”，以控制我们对社会“臭氧层”所造成的破坏?掌握治疗的方法，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产生问题的原因。患病率和病因种类的数字似乎在竞相震惊着我们，有些人愿意放弃现代化物质生活，但很少有人能够放弃现代式思维。我们需要从现在开始做一些小事，来降低社会情绪污染的程度。我们必须寻找信仰，无论是上帝、自我、他人、政治、美好的事物，或其他东西；我们必须尽爱的职责，也要教导别人爱。我们要改善环境，以便减轻自然界沉重得惊人的压力；我们要坚持反对暴力，可能的话，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这和拯救雨林、保护臭氧层的呼吁一样急迫。

　　我认为，破坏自然的损失很快将会超过我们借破坏得到的经济发展，虽然目前还未到达那种地步。未来不会有革命，但或许会出现不一样的学校，不同形式的家庭和社区，不同的讯息流程。如果我们还要继续住在地球上，我们就应该这么做。在治疗疾病的同时，我们也要治疗导致疾病的环境。我们要像努力治疗一样努力预防。在新的千禧年，在更发达的时代，我希望，我们拯救了地球的雨林、臭氧层、河川、溪流和海洋；我希望，我们也会挽救地球居民的心灵。然后我们将能够控制愈来愈令人畏惧的“正午恶魔”——我们的焦虑和忧郁。

我在柬埔寨的故事(1)

　　我曾在柬埔寨遇到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法莉侬，她在金边设立了孤儿院和忧郁妇女收容中心。她在妇女心理重建方面取得了令人惊讶的成就，这些妇女的精神重创令许多医生束手无策，只能放任她们自生自灭。她非凡的成功使得她的孤儿院里的员工几乎都是她救治的妇女，她们围绕在法莉侬身边，形成一个慷慨助人的社群。有人说，如果你救了这些妇女，她们会继续援助小孩，如此不断循环，你就救了整个国家。




　　我们约在金边市中心一栋老办公大楼的小房间里见面，她坐在房间一头的椅子上，我坐在她对面的小沙发上。法莉侬不对称的双眼似乎可以一眼把人看透，但还是欢迎了我的到访。和大多数柬埔寨人一样，她个头比较矮小。向后梳的斑驳灰发，使她的脸看来十分刚毅。她讲话的语气很坚定，但她也很害羞，只要一说话，就低头微笑。

　　柬埔寨内战结束后，法莉侬是难民营中唯一受过教育且通晓外语的人，她可以和救助人员沟通。她慢慢成为难民营里的重要人物，得以与家人住进较舒服一点的木屋里。“那时我协助救助人员进行许多工作，”她回忆：“每当我四处走动时，都会看到许多形容枯槁的妇女，看起来好像瘫痪了，不能行动，不能说话，无法照顾、喂食自己的小孩。我觉得她们虽然在战争中幸存，但完全受不了精神重创后的生活压力，最终因忧郁而走向死亡。”法莉侬向工作人员提出要求，把她在难民营中的木屋改成一个类似心理治疗中心的地方。

　　“只要是援助人员拿来的抗忧郁药剂，我都立刻藏起来，”她说：“想办法凑到能治疗重病者的量。”她会带着病人打坐，木屋里设了佛坛，佛像前摆了鲜花。她开导妇女，要她们敞开心扉。首先，她会花大约三个小时，让每个妇女说出自己的故事，然后追踪调查，试着打听出更多故事，直到获得所有患忧郁症妇女的信任。“我必须了解她们说的事情，”她解释：“因为我想彻底弄清楚每个人被击垮的原因。”

　　有了初步进展后，她就进行公式化的过程。“我采取三个步骤，”她说：“首先，我教导她们如何遗忘。我们每天都有功课，所以她们每天都能按进度忘记一些永难忘怀的事。这时候，我试着把她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音乐、刺绣或编织上，让她们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排解内心的烦恼和生活的压力。忧郁症是看不见的，身体的每寸表皮里都藏着忧郁，虽然我们取不出来，但我们可以试着忘记忧郁。

　　“当她们的心因遗忘而明朗起来，当她们学会抛弃过往，我就教她们工作。任何她们想做的工作，我都会想办法教。有些人只能学清扫房子，或照顾小孩，大部分人能学到用在孤儿身上的一技之长，而且有些人能逐渐成为专业人士。她们必须好好学会这些事，并引以为傲。”

　　“到最后，等她们有了熟练的技能，我就教她们爱。我建了一座像半斜屋的房子，用来做蒸汽浴室——现在我在金边也有一间类似的房子，只是条件更好一点。我带她们到里面洗干净自己的身体，然后教她们如何帮别人修剪手、脚指甲，如何保养自己的指甲，因为这么做会让她们觉得自己很漂亮，任何女人都希望自己是漂亮的。这同时也让她们接触到别人的身体，让她们放下自己，学会关心他人。这样可以使她们走出身体的孤独，身体的孤独常是她们痛苦的来源，因而导致孤独的情绪逐渐泛滥，直至崩溃。她们一起洗浴，互相修指甲后，就会开始聊天，她们一点一点学会信任别人，到最后，懂得交朋友，以后就永远不会觉得孤独和寂寞了。原先，她们的故事只会跟我讲——后来也开始互相述说自己的故事。”

　　法莉侬接着带我去看她进行心理治疗的工具，彩色的小瓷瓶、蒸汽浴室、修指甲刮刀、磨砂板和毛巾。互相梳理是灵长类最基本的社会化形式之一，这种回归到互相梳理，利用人类社会化力量治疗病患的方法，让我惊奇和赞叹不已。我告诉她，我觉得教自己或别人学会遗忘、学会工作、学会爱和被爱，是很不容易的，但她说，只要你可以自己做到这三件事，一点都不复杂。她告诉我，她治愈的妇女如何成为一个社群，她们照顾孤儿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还有最后一步，”停了很久之后，她说：“到最后，我教她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告诉她们这三项技能——遗忘、工作、爱——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巨大整体中的一部分，这个整体就是所有生活和事情的实践，每项技能都是其他技能的一部分，那才是重点。这个道理最难理解”，她笑起来，“但她们慢慢都懂了，当她们懂了，那就可以准备重新走入世界开始生活了。”

　　如今，忧郁症既是一种个人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各种形式的自杀是忧郁的并发症，因此忧郁症完全可以成为致命的精兵。要治疗忧郁症，必须了解病人崩溃的感受和体验、医药作用的方式，最常见的谈话治疗也是主流的治疗方法，还有很多药草和疗法，也都给了人们一线希望。这个领域也有很多“民间方法”都是专业人士研究的对象。疗法需要经过一定人数的严密实验：忧郁症在小孩、老人和男女身上，有着不同的变体。药物滥用者则会更严重地损伤身体，必须在专业指导下接受治疗。

　　医学知识其实也来源于长久以来经验的累积。现在一般人常把忧郁看成是现代人的新疾病，这是严重的误解，看看精神治疗史就可以知道它由来已久。一般人也常把这种病看成某种中产阶级的专利，甚至认为是某些衣食富足者的“无病呻吟”。这是错的，看看大量穷困者罹患忧郁症，我们会发现，就是这种禁忌和偏见阻碍我们帮助急需帮助的人。穷人的忧郁症问题，很自然会成为某种政治问题。疾病治疗的效果，常取决于我们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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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19:29
我在柬埔寨的故事(2)

　　我并不赞同宿命论，即使伴有忧郁，仍可以好好生活。的确，在忧郁中成长的人，可以从痛苦经验中培养精神世界的深度，这就是潘朵拉的盒子最底下那带着翅膀的东西。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抗拒基本的情绪光谱，我相信忧郁就在光谱之中，它的位置不只是接近悲痛，还邻接着爱。我真的相信所有强烈的情绪都相距不远，每种情绪的发生都会受我们以为对立的情绪的影响。我曾一度试图控制忧郁造成的无力感，但忧郁本身已经刻在我的脑中，它是我的一部分，与忧郁的战争就是和自己的战争，在开战前，一定要先明白这点。我相信，若


　　想彻底除去忧郁，唯一的方法是，消除我们人为设定的情绪机制。科学与哲学都必须折衷共同采用。

　　“欣然接受痛苦，”奥维德曾写道：“因为你可以从中学习。” 将来我们有可能（虽然现在做不到）通过化学方法锁定、控制和消除使大脑受苦的“电路”系统。但我希望那天永远不要到来。情绪作为一个复杂的整体，比它内部任何单一成分都更有价值，若拿掉某一部分，会让我们的经验变得扁平，人为改变它的成分，也是令人难过的事。如果我可以用九度空间的眼光看这个世界，我宁愿付出代价。我宁愿永远活在悲伤的迷雾中，也不要放弃感受痛苦的能力。但痛苦不是剧烈的忧郁，一个给予爱和接受爱的人都会活在巨大的痛苦中，但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却充满活力。我要试着从我和你们人生中消灭的是忧郁那种消耗和折磨人的特质；我要在这本书中大力反对彻底消灭忧郁的想法。
我患病的前后(1)

　　深陷忧郁症时，你会深刻地认识到，那些安慰你、保证你会没事的医生都错了，你正在遭逢生命中真正的严酷打击。

　　现在有一个问题仍然困惑着人们：忧郁症何时引发了生活中的意外，相反，生活中的意外何时引发了忧郁。




　　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太多的欢乐和太多的痛苦，都容易造成忧郁。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当下无法忘怀的、经过美化的令人遗憾的过去。

　　1991年，我母亲过世，我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那段时间，我的生活逐渐上了轨道——出版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和家人和睦相处；摆脱了一段维持两年的情感关系；买了一幢漂亮的新房子：同时开始为《纽约客》写稿。那时候的我没有任何绝望的借口，然而忧郁症却匍匐潜入，把整个生活搞得一团糟，无论如何，我实在无法为它找出任何理由。当你经历重创或正当你的人生屡受挫折时，感到忧郁不足为怪；但当你总算从创伤中走出，生活也开始有条不紊时，却仍感到忧郁，那更会让人觉得疑虑和不安。当然，你可以察觉到一些潜在的原因：比如长期以来内心深处存在的危机感；已经遗忘的童年时期的忧伤；对那些已经离开人世的人造成的轻微伤害；因为自己粗心而失去了的友谊。事实是，你不是托尔斯泰，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爱和完满的人生，而贪婪和苛刻的欲望又常挥之不去……不过现在，回首这一切，我相信我的忧郁症有迹可寻，而且无药可救。

　　以物质生活而论，我过得并不算艰苦。生活中有顺境，也有逆境，但以我自己的标准看来，这些起伏并不足以导致我后来的严重问题。如果日子过得苦些，或许我的忧郁还好理解一些。事实上，我的童年愉快，父母很疼爱我和弟弟，我们兄弟俩也相处融洽。从小我就没想过父母离婚或争吵这回事，因为他们彼此深爱对方，虽然有时也会为小事情发生口角，但从未怀疑过对彼此的爱和对孩子的全心付出。我们家境小康，生活没有太大的负担。读小学和中学时，我并不很出风头，不过高中毕业时，也结交了一些朋友，参加这个圈子的聚会和活动非常开心。我在学校成绩也一直不错。

　　小时候，我很害羞，总担心在公开场合被人拒绝——但谁不是这样呢? 中学时，我已经察觉到自己常常会感到不安，但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少年来说，也不算什么太反常的事情。高中时，有一阵子我老觉得上课的那栋教学楼（它在那儿已经快一百年了）会倒塌，那时我必须勉强鼓足勇气，以对抗那种怪异的焦虑，日复一日。我知道这很奇怪，但大概一个月之后，这种感觉消失了，人也就轻松了。

　　大学真是人生一段快乐无比的时光，那时认识的许多人，直到今天都还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尽情学习，尽情玩乐，开启了生活和思想上新的窗户。有时候，我独自一人，会突然感到彻骨的孤独，那种感受不是那种淡淡的忧伤，而是一种恐惧，一种害怕孤立无援的恐惧。我会去找其中一个朋友，这样通常就能忘却那种感觉。这种情况不常发生，也没有很困扰我的生活。后来我到英国修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又很顺利地找到工作，成为作家。我在伦敦待了好几年，交了很多朋友，也经历了一些感情纠葛——和同龄人的生活基本上大同小异。到此时为止，我生活得很好，很快活。

　　当你开始陷入重度忧郁，便开始回头找它的根源。你会百思不得其解：它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它一直在那里，只是以前没有显露出来?还是像食物中毒一样突然就发作了?自从经历了第一次崩溃之后，我连续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总结出一些早期的问题，虽然那些算不上什么严重的问题。我是臀式分娩出生（出生时臀部或脚先从母体出来），有些学者将臀式分娩和早期的创伤连结在一起。小时候，我患有阅读困难症，母亲从我两岁起就开始教我一些方法，以弥补这个缺憾，但严格说来，这个缺陷并没有造成我以后生活的障碍。小时候，我善于言辞但缺乏协调。我问过母亲关于很小时候的一些经历，她说我学说话很容易，而学走路对我来说似乎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的平衡能力不好，总是摔倒，而且要在大人反复的鼓励下，我才肯尝试站起来。后来，因为不爱运动，我在小学时不受欢迎。不被同学喜欢当然很伤我的心，但我还是有一群自己的朋友，而且我喜欢大人，大人也喜欢我。

　　关于孩提时代，我有许多奇特而零星的记忆，绝大多数都是快乐的。但有一次，一位精神分析师告诉我，我的一些早期记忆之间的模糊关联，让她怀疑我在少年时期曾遭受性侵害，不过我对此不太认同。这当然有可能，不过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也无法举出其他的证据。就算发生过这种事，也相当轻微吧，因为我小时候是一个很细心的孩子，任何创伤或伤害，我都会有所察觉。还记得六岁时发生在夏令营里的一幕，那时我突然毫无来由地感到恐惧。至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们坐在离餐厅大概五十英尺外的一棵大橡树底下听故事，突然间，一种大难临头的预感席卷了我，我无法动弹。仿佛只要我一动，那可怕的事情就会马上发生，无法逃脱。在那一刻之前，生命仿佛有个坚硬的外壳，而我站在上面，突然间它变得很柔软很脆弱，我开始向中心滑落。如果我保持不动，也许还没事，但只要稍一动，就会陷入危险。我向左、向右，或是向前走，似乎变成了异常重要的抉择，但当时，我不知道哪个方向才能拯救我。幸好，一位指导老师走了过来，要我快一点，否则就赶不上游泳课了，那种恐惧感才被化解，但有好久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忘记这种感觉，而且希望它别再回来。

我患病的前后(2)

　　可能对于小孩子来说，都会经历这样的事情。而成人对存在感的忧虑，尽管也许痛苦，但至少还可以用意志来对抗痛苦。对于儿童而言，第一次感受到人性的脆弱，第一次知道了生命终将结束，都是震惊又残酷的。那次事件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脆弱，而且发现自己眼中强大的父母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是不可掌握的。从那之后，我总是害怕自己拥有的东西随着时光流逝，晚上躺在床上总要拼命把白天的事情全部记住，这样我就能留住它们——那是一种无形的拥有。我特别珍惜父母临睡前给我的亲吻，甚至睡


　　觉时还在头底下垫着手帕，我想，万一那些亲吻从脸上滑落时，手帕就能接住它们，就能将它们永远保留、收藏。

　　从中学开始，我就对性感到迷惑，在我生命中，那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它会挑战我的理智。我尽量做一个随和的人，和谐的人际关系掩盖了我的“问题”，我自己也有意不去面对它，这种基本的防卫方式，一直持续到我大学毕业。我总是缺乏安全感，以致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对同性和异性都保持距离，甚至在我和母亲之间也埋下了矛盾的种子。有时候，我会没来由地突然陷入一种极大的不安感中，这种不安来自无名之处，混合着悲伤和恐惧。小时候坐在学校校车上，这种感觉常常会莫名地向我袭来。大学时星期五的晚上，当狂欢的噪音刺破黑暗时，不安感便向我内心深处袭来——有时是在我读书时，有时是在做爱时——当我离开家时，这种感受从出发开始就一直跟着我。尽管我只是离开一个周末，当我锁上门转过身的刹那，就已经“中招”了。回到家后，通常也还会笼罩在这种情绪之中。母亲、女友，甚至是家里的小狗都迎接我，然而我却感到悲伤难禁，害怕不已。我面对的方式，就是强迫自己和人们交往，这样做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我必须不断地用口哨吹着愉快的旋律，好让自己不会陷入糟糕的情绪中。

　　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我的精神曾一度轻微崩溃，不过当时我并不自知。自由自在地到欧洲旅行是我心中长久以来的愿望，这也算是父母送给我的毕业礼物。我在意大利度过美好的一个月，然后前往法国和摩洛哥拜访朋友。摩洛哥令我大吃一惊——就好像从惯性的压抑中突然解放，成了一匹脱疆野马，却时时刻刻感到紧张，那种感觉就像以前在学校里演话剧时准备上场前在后台的那一刻。我在巴黎和几个朋友见面，度过了愉快的时光，之后去了一直梦寐以求的城市——维也纳。然而，在那里我却开始严重失眠。我住进一家公寓式小旅馆，和当地的几个老朋友见面。我们计划一起前往布达佩斯。当晚，我为自己犯的“错误”感到惊恐不已——虽然我并不知道犯了什么错。隔天，在一间满是陌生人的屋子里，我焦虑得吃不下早餐，但到了外面就感觉好多了，我打算去美术馆看看，我觉得之前自己也许太小题大做了。朋友晚上另有约会，当他们把这件事告诉我时，我的心头猛然一震，好像给人打了一拳似的，虽然他们答应我晚上一起去喝一杯，但我仍然有强烈的受骗感。我没吃晚餐，我不愿意走进一家陌生的餐厅独自点东西吃（虽然我以前经常这么做），我也不想和任何一个人攀谈。当我终于见到朋友时，我竟然全身颤抖起来。我们出去喝酒，喝得比以往都多，这才让我的情绪暂时舒缓下来。那天晚上，我又整夜无法入眠，头痛欲裂，而且胃绞痛也发作了，我莫名其妙地担心我们搭船前往布达佩斯的行程。熬过了第二天，到了第三个失眠的晚上，我整夜害怕，无法起来上厕所。最后，我打电话给父母，“我要回家，”我说。他们很惊讶，因为出发前我还想尽办法争取多玩一天，为了想多去一个地方而讨价还价。“出了什么问题?”他们问，我只能说我觉得不舒服，所有的事情都没有我预期中的有趣。母亲很体谅我，“一个人旅行的确不太容易，”她说：“我想你在那儿跟朋友见面会好一些，但即使这样，还是有可能身心疲惫。”父亲说：“如果想回家，就刷我的卡买张机票回来吧。”

　　于是我买了机票，将行李打包，当天下午就回家了。父母到机场接我，“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问，而我只能说我就是呆不下去了。他们的拥抱，让我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觉得有安全感，于是我如释重负般哭了起来。当我回到那栋从小长大的公寓时，我感到消沉，而且觉得自己真是愚蠢极了。我把自己夏天的旅行计划搞砸了，而回到除了家事杂务之外没任何事可做的纽约。打电话给几个朋友，他们很惊讶我怎么回来了，我甚至不想解释到底怎么回事。在家里度过了剩余的假期，尽管和家人、朋友相聚，度过了一些快乐的时光，我还是感到无聊、厌烦，而且更郁郁寡欢。

　　后来，我渐渐淡忘了这件事。那年夏天之后，我到英国去读硕士。在新的国家、新的大学开始新的生活。我并没有感到任何恐惧，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结交了许多朋友，学业也应付得很不错。我喜欢英国，似乎不再有什么让我惧怕的事情了。之前的焦虑，随着在美国的大学生活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坚强自信又随和的好友，和他们在一起我也变得轻松惬意。我办派对时，每个人都想来参加。我和那些最要好的朋友（现在还是我的好朋友）长夜秉烛，促膝谈心。在快速建立起来的亲密而深刻的友谊中，我感到愉悦无比。我每星期打一次电话回家，父母也察觉到我比以往都快乐。每当情绪不稳定时，我急需要有同伴在身边，而那时候我很轻易地找到了。在那两年里，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快乐的，只有在天气恶劣、无法让每个人马上对我产生好感、睡眠不足、发现自己开始掉头发时，才会感到不快。但我心头一直萦绕着挥之不去的忧郁，那其实是种乡愁：就像伊迪丝·琵雅芙（Edith Piaf，法国已故传奇女歌手——译者注）唱的那样，我对每件事情都感到懊悔，只因为它们过去了，而且早在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因时光流逝感到惋惜。即使是心情好的时候，也总是想和时间角力，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让时间停留，因此而感到淡淡的忧伤。

我患病的前后(3)

　　我好像在二十岁出头时还算有勇气，梦想成为一个冒险家，并强迫自己有意忽略内心的不安，即使在某些感到害怕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十八个月后，我修完硕士，开始往返旅行于英国和莫斯科之间，和一群在那儿认识的艺术家暂居在偏僻的屋子里。一天晚上，在伊斯坦布尔遭到抢劫，我夺路而逃，抢匪没抢到任何东西。我纵容自己幻想着性方面的种种可能，把以往对情色的所有的压抑和恐惧抛到脑后。我留长发，又剪掉。和一个摇滚乐团一同表演，还去看歌剧。我想感受各种事物的欲望愈来愈强烈，在经济能力能够负担的范围内，尽可


　　能去所有想去的地方体验各种事物。我坠入情网，打算建立一个美满的家庭。

　　1989年8月，那年我二十五岁，母亲被诊断出患了卵巢癌，我完美无缺的世界开始破碎。如果她没有生病，我的人生将会完全不一样吧?我一直这样想。如果故事发展不那么戏剧化，也许我的一生虽伴随着忧郁的个性，但不至于崩溃；也许我会晚些年才崩溃，发展成为中年危机；也许，我还是一样会崩溃。如果我那生平第一次充满情绪化的阶段是前兆期，那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就是触发期。大部分严重的忧郁症之前，都有轻微的忧郁前兆，而这前兆绝大多数都难以解释，也不会被注意到。当然，即使是许多从未罹患忧郁症的人，回顾他们的人生经验，也总能找到被定义为前兆的生活片断，这些前兆之所以被遗忘，只是因为后来的病症并没有成形。

　　我不想详述每件事情的发展，因为对那些已经了解这种消耗性病症的人来说，这已经很清楚了；而对不了解的人来说，怎样解释对他们来说也许都是费解，就像对二十五岁时的我一样。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事情糟透了。1991年，母亲去世，当时她五十八岁，我伤心欲绝。尽管我流泪，感到巨大的悲伤，尽管我长久以来一直倚赖的人离我而去，但其实母亲过世后那段时间，我的状况还算可以。我很伤心，但还没有到疯狂的程度。

　　那年夏天，我开始接受心理分析。在进行之前，一位女分析师向我保证，不论发生什么事，她都会继续为我分析，直到完成为止，除非她得了重病。那时她已经快七十岁。我同意了。她是位富有魅力和智慧的女士，偶尔让我想起母亲。与她每天的会面，让我能够克制自己的伤痛。1992年初，我和一位美丽而有魅力的女子相恋，我们在一起的时光非常美好，不过她又是个极度挑剔的人。我们之间尽管多半时间都相处融洽，但关系仍然不稳定。1992年秋她怀孕了，但后来她把小孩拿掉了，那让我有种突如其来的失落感。第二年，在我三十岁生日的前一个星期，我们协议分手，双方都很痛苦。我生命里的齿轮又少了一个。

　　1994年3月，我的分析师告诉我她要退休了，因为她要往返于普林斯顿的家和纽约之间，长距离奔波令她备感辛苦。虽然我也意识到这一点，也想过是否要结束心理分析，但当她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竟然无法抑制地痛哭出声，整整哭了一个小时。我并不是一个经常哭的人，自从母亲过世之后我几乎没有那样哭过。我觉得遭到了彻底的背叛，我感到孤单到了极点。在她正式退休之前，我们还是一起进行最后一年的分析工作。

　　那时，我向她抱怨自己对生活失去了感觉，对所有的人际关系都感到麻木。我不在乎爱，不在乎工作，不在乎家庭，也不在乎朋友。我写作的速度开始下降，直至停顿。“我什么也不知道，”画家杰哈德·李希特有一次这么写道：“我什么也不会做。我一无所知，毫无办法，什么也不会。然而这个悲剧并没有让我感到特别不快乐。”我也一样，我发现所有的强烈情绪都没有了，除了纠缠不休的焦虑感。我以往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人，还因为这样，时常惹出一堆麻烦，但那种冲动似乎完全消散了。我不再渴望身体与心灵亲密的交流，街上的人们，哪怕是我认识、我爱的人，也都不再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即使在声色场所里，我也常常神游天外，想着还有什么东西没买或者还有什么工作没完成。我只是把一项项娱乐列入我的日程表里而已。我每次参加派对，都试着让自己玩得高兴点，但结果都失败；我看到朋友，试着投入地和他们玩耍，也毫无所获；我买了梦寐已久的昂贵商品，但却没有任何满足感；我逼自己去做些从未做过的极端事情，好唤起我的本能冲动，但也没有效果。对于我自己反常的表现，我并不感到特别惊慌，但也没有任何乐趣可言。我的分析师和我讨论这种情况后得出结论：我得了忧郁症。就在我慢慢感觉到和外界愈来愈脱节的同时，我们试着找出问题的根源。我开始抱怨电话答录机里的留言叫我喘不过气来，我把那些朋友来的电话看成是很严重的负担。我还变得害怕开车。每当晚上开车时，我就看不见路，眼睛变得特别干涩，老是觉得自己偏离车道，就要开到路边上去了，或是即将撞上另一辆车。在高速公路上，常常突然发觉自己手脚突然失控，不知道怎么开车，在一阵错愕中将车子停靠到路边，吓得一身冷汗。周末的时候，为了避免开车，我只能呆在城里。分析师和我回顾焦虑产生的过程。原来，我和女友分手时，我正处于忧郁开始的阶段，而我也明白，那段关系的结束可能是后来患上忧郁症的导火线。

我患病的前后(4)

　　我一直想找出症结，不断回想忧郁初期发生的种种事情：从失恋、从母亲开始卧病在床的那两年、从更早的一段失败的感情、从青春期，甚至从出生开始。就这样，我觉得自己无时无刻、每件经历都是忧郁症的前兆，其实我所患的只是精神官能型忧郁症（症状是焦虑和悲伤而非疯狂）。那时我的问题还在可以掌握的范围内，似乎是以往受到伤害的延续，某种程度上，对许多健康的人而言这也都偶有发生。忧郁症像一棵大树一样慢慢成长和浮现。




　　当我的第一本小说在英国出版，虽然佳评如潮，但我却觉得索然无味。我越来越厌倦身边的事物。我读到那些赞扬的文字，却全无喜悦可言。之后，我回到纽约家中，更加为社交应酬所苦，甚至连交谈也一样困难。一切都好像比以前更加吃力，连地铁都变得难以忍受。当时我的分析师还没有退休，她说我是轻度忧郁。我们在一起讨论很久，感觉很像在为一头野兽命名，以便能够驯服它。她说我认识的人太多，应酬过多，我想自己应该休息一下。

　　就在那时，我的肾结石突然病发，以前也曾发生过一次。我打电话给医生，他答应通知医院，好让我到急诊室后马上可以获得治疗。但是当我到了医院后，那里似乎没有任何准备。肾结石的疼痛是难以忍受的，我坐在那里等待的每一秒钟都是痛苦的煎熬，那种感觉就好像有人把我的中枢神经浸泡到硫酸液里去，一层一层最终腐蚀到那些神经的最里面。我几次向护士求助，但没有人理我。我站在纽约医院急诊室小隔间里，越来越难以忍受，他们在我手上注射了一剂吗啡，疼痛终于缓和。不过很快又再度复发：在医院里进进出出了五天，插了四次导尿管，吗啡的剂量也用到最大，每四个小时还注射盐酸配西汀（Perthidine，Demerol)，还加上了止痛药。后来医生说我的肾结石并不明显，无法施行快速又有效的碎石手术。动手术当然行得通，但是很痛，而且也许有危险。我原先不想告诉父亲，他正在缅因州度假，但当时我需要亲人的帮助，因为之前我母亲也在这家医院治疗，他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也许能帮我做些安排。不过他似乎并不担心，“肾结石，那会排出来的，你不会有事的，等我回家再去看你。”他说。那段时间，我每天睡眠不足三小时。我当时正在写一篇很长的文章，在不太清醒的精神状态下和编辑交流。我觉得就快要丧失最后的理智了，“我的疼痛再不停止的话，”我对一位朋友说：“我就要把自己给杀了。”我以前从没说过这种话。

　　出院时，我非常害怕。疼痛和止痛药，把我的心理状态搞得一塌糊涂。我觉得结石还在我体内，而且随时可能复发。我害怕一个人独处，回到公寓后，收拾些行李就搬了出去。那些日子我到处流浪，从一个朋友家搬到另一个朋友家。白天他们几乎都得上班，而我就留在他们的住处，不上街，小心翼翼地不敢离开电话太远。我服用预防性止痛药，但情绪却更加恶化，甚至有点疯狂。我对父亲感到愤怒，那是不理智、任性而且恶劣的愤怒。我斥责他对我漠不关心，他向我道歉，并试着解释他只是想安慰我，那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他还说，他觉得我在电话中听来颇为镇定。我变得歇斯底里，至今我都还觉得那时的情绪简直是莫名其妙。我拒绝跟他说话，也不告诉他我去了哪里。有时，我打电话给他，在他的答录机里留言，开头通常都是：“我恨你，真希望你死掉。”我靠安眠药度过每个夜晚。后来有一次轻微复发，又回到医院，其实并不严重，但是我却被吓得半死。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真是疯了。

　　一个夏天的周末，我到佛蒙特州参加朋友的婚礼。我本来打算不去，但后来得知举行婚礼的地方附近有家医院，才决定还是去参加。星期五晚上，在晚餐之后的舞会上，我见到了一位十年前在大学里认识但不是很熟的朋友。我们开心地交谈着，当时我感觉到我的情绪竟是几年来最放松的时刻，我感觉自己克服了问题，一时间容光焕发，甚至陶醉得有些出神，也没有再去想以后会不会遭遇什么不好的事。那时我的情绪就是这样很荒谬地大起大落。

　　参加完婚礼，我的情绪又陷入了低谷，工作状况也愈来愈差。我取消了到英国参加另一场婚礼的计划，虽然之前一年我多次前往英国，也没产生什么严重的困扰，但总感觉这趟旅程会超出我能掌控的范围。我开始觉得没有人会爱我，也不可能再和谁谈恋爱了，完全丧失了性欲。饮食也开始变得不正常，因为很少感觉饥饿。分析师说那也是忧郁症的症状，我对这个词感到厌烦，对分析师感到厌烦。我说我还没有发疯，但是害怕自己很快会疯掉，还问她我是不是该用些抗郁剂来应付这种情况，她告诉我，避免用药是比较有勇气的做法，而她可以和我一起克服一切。这段对话是我们最后一次深入的交谈，也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鼓励我支撑下去的力量之一。

　　重度忧郁症有几个明确的特征——睡眠、胃口和精神体力都受到干扰，拒绝和外界事物接触，并且伴随着自信心和自尊心的丧失。这是因为人的精神同时倚赖大脑内部的功能（负责管理睡眠、胃口和精神体力）和大脑皮层的功能（负责将经验转译成人生观和世界观）。躁郁症（或称为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遗传的概率（约占百分之八十），远大于一般忧郁症遗传的概率（约百分之十到五十），尽管治疗通常可以发生效用，但却比较难以控制病情，尤其是抗郁剂有可能引起癫狂。躁郁症最大的危险在于它有时候会突发所谓的“综合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会因为忧郁而癫狂：负面的情绪被无限夸大。那是自杀的首要条件。病人会因为使用抗郁剂的同时，却未使用精神镇定剂而产生这种情况，情绪稳定剂是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的必备药剂。忧郁可以使人虚弱或焦躁——若是前者，你做任何事都提不起劲；后者，使你想要自杀。崩溃是进入疯狂之前的最后一道界线。物理学中衍生出一个理论，即事物的非常态行为由隐藏的变数所决定。它同时也是累积的结果：无论你看不看得见它们，那些忧郁的因素长年累月累积下来，就会导致崩溃，而且走到这一步通常都耗费了大半生的时间。没有哪个人一生顺利，从未遇过绝望的事，但有些人逼近了那个临界点，而其他人则停留在能承受的范围内，离悬崖还有一段安全距离。一旦跨过了临界点，所有的规则都改变了。以前过得飞快的时间变得度日如年，睡眠本可以让头脑清醒，但失眠时脑子里却充满了一连串不连续、无意义的影像。在忧郁中，所有正常的感官知觉都弃你而去。“然而有那么一刹那，你可以感觉到某种化学作用在进行，”一位患忧郁症的朋友马克·韦斯有一次对我说：“我的呼吸发出恶臭；我的尿闻起来极恶心；镜子里，我的脸碎成一片一片。我知道，忧郁又来了。”

我患病的前后(5)

　　三岁时，我就已经决定要当一个小说家。从那之后，我开始期望能出版小说。到了三十岁，我的第一本小说终于出版，当时出版社为我安排了巡回讲座，但我恨透了这个计划，一个好友自愿在十月十一日那天帮忙办个新书庆祝派对。我喜欢书也喜欢派对，我本该欣喜若狂，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我消沉得懒得邀请大家，在派对上，几乎累得站不起来。掌管记忆和情绪的器官分布在脑中各处，而其中，前脑皮层和边缘系统是两个关键的器官，当大脑中控制情绪的边缘系统起作用时，它同时也影响到记忆的部分。我对那场派对的记忆，只有


　　朦胧的印象和毫无生气的色彩：灰色的食物、灰褐色的人影、屋子里暗淡的光线。我只记得整场派对中我满头大汗，只想赶快逃离。我把这一切全归咎于压力。不管怎么样，作为主角我必须适时亮相， 一股冲动支撑着我。我撑过去了，似乎没有人发现什么异样。我熬过了那个晚上。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开始觉得害怕。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抱着枕头希望自己能平安无事。接下来的两个星期，事情愈来愈糟。就在三十一岁生日前不久，我崩溃了，整个人都垮了，不再和任何人出门。父亲主动要替我办场生日庆祝会，但我就是无法接受这个建议，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只和我四个最要好的朋友一起上一家喜爱的馆子。生日前一天，我只出门买了些杂货。从杂货店回家的路上，我突然下腹绞痛无法控制，把自己都弄脏了。在我飞跑赶回家时，我感觉到那秽物在扩散。一进家门，放下杂货袋子就冲进浴室，脱了衣服，然后上床睡觉。那晚我睡得极差，第二天早上起不来。想打电话给朋友取消聚会，但又不行。我静静躺着，想着该说什么，该要怎么做。我张开嘴，但发不出声音。我已经忘记怎么说话了。我开始哭泣，却没有眼泪，只是断断续续地呜咽啜泣。我躺着，想要翻身，但也忘了该怎么做。我试着去回想，却又哭了起来。下午大约三点钟时，我总算能下床走到浴室去，然后慢慢地回到床上。幸亏父亲打电话来了，我接了电话。“你一定得取消今晚的聚会”，我用颤抖的声音说着。“怎么回事?”他不断地问，但我却不知道为什么。就像突然绊倒或滑倒的一刹那，手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地面朝脸上扑来时那种瞬间的恐惧感。我彻底陷入那种恐惧中。处于极度的不安是一种很诡异的感觉，一直觉得想做点什么事，却无从做起，身体感到某种无法承受的逼迫和不适，丝毫无法放松，就好像你的胃拼命想要呕吐，但却吐不出来。忧郁时，你的视野愈来愈窄，而且开始逐渐封闭，如同你看的电视节目一直受到电波干扰，你可以看到某种影像，但却很模糊，你根本看不见人的脸，除非有特写镜头，所有的影像都搅成一团。空气沉重窒碍，像一团黏稠的面糊。进入忧郁的状态后，你就像变成瞎子一样，被黑暗逐渐笼罩，最后黑暗将你整个包围；又好像变成了聋子，你能听见的声音愈来愈微弱，然后骇人的寂静将你吞噬，直到最后，连自己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来打破那无边的空寂；那种感觉又好像身上的衣服变成了木板，你的手肘、膝盖愈来愈僵硬，愈来愈重，而且“木板”把你死死地捆绑和隔离，直到你萎缩，最后将你整个人摧毁。

　　父亲和我的一个朋友一同来到我的住处，还带着我弟弟和他的未婚妻。我无法为他们开门，好在父亲有钥匙。那时，我已经两天没吃什么东西了，他们想办法让我喝了点汤。每个人都觉得我一定是感染了什么可怕的病毒。我吃了几口，却吐了自己一身。我不停地哭，我恨自己的住处，却没办法离开它。第二天，我想横竖都得去分析师那里一趟。“我想，我应该开始吃药了”，我沉重地说，一位精神科医生同意一小时后和我见面。我认识的一位精神分析师说他的教授告诉他，如果他要病人开始使用药物，就必须停止分析工作。也许是这种过时的观念使我的分析师一直不鼓励我用药?或者她认为我可以挣扎着维持现状?我不知道。

　　那位精神科医生看起来像是从老式电影里走出来似的：他办公室里的壁纸是褪了色的芥末色，墙上挂着老式烛台并且堆满了诸如《痛苦上瘾》和《自杀行为：心理经济研究》之类的书。他年约七十来岁，操着中欧口音，穿着毛绒绒的拖鞋，抽雪茄，带着战前时代那种优雅的举止和亲切的微笑。他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你早上的感觉和下午的有何差别？对任何事情开心地笑有多么困难？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吗？你的睡眠状况如何？对哪些事物还有欲望？我一五一十地透露了我的悲惨境况，而他只是平静地回答：“非常典型。不用担心，我会很快让你好起来。”他在处方上开了赞安诺这种药，又告诉我另一种药乐复得的试用剂量。他详细指示我如何开始服用。“明天再来。”他微笑着说：“乐复得不会这么快产生作用，赞安诺会马上减轻你的焦虑。别担心上瘾和其他问题，这不是你现在要考虑的问题。一旦你的不安减轻了，就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你的忧郁问题并解决它。别担心，你的症状是很正常的。”

　　服药的第一天，我搬到父亲家里和他同住。那时父亲快七十岁了，通常那个年纪的人无法忍受生活上的大转变。然而他不只是接纳了几近失常的我，而且在那段极度困难的时间里，表现出一个父亲仁慈的奉献和宽广的胸怀，这些成为我的精神支柱。他到医生的办公室来接我一同回家。我连一件换洗衣服也没带，其实也不需要，因为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几乎连床都下不了。在那段时间里，我唯一的感觉就是惶恐。服用足够剂量的赞安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如果服用得太多，又让我陷入沉重而浑浑噩噩的睡梦中。那些天我的生活是这样的：醒来，感觉自己正处在极大的惶恐中。我能做的就只有服用足够的药，让自己再睡着，直到自己觉得好些。几小时后再次醒来，不得不吃更多的镇静剂。自杀对我来说已经太过复杂，我甚至不愿花过多的时间去想如何完成这件事，只祈求“它能够赶紧停止”，我没办法很具体地说出“它”是什么，我几乎不能说话。文字，一向是我最亲近的友人，突然间变成了玄奥难懂的隐喻，要使用它，得花超出我力所能及的精力：“忧郁症的结局是意义的丧失……我变得沉默，我死亡。”茱莉亚·克莉丝蒂娃有一次写道：“对自己的母语来说，忧郁症者就像陌生人。他们丧失生命力的语言，预示了他们的自我毁灭。忧郁，就像爱情一样，都是陈词滥调。即使流行歌曲中那些甜腻的词藻，也实在很难描述；那些在别人口中听来难以置信的说法，亲身经历时格外刻骨铭心。”艾蜜莉·狄金生所描写的，恐怕是对崩溃的心境最动人的描述：
患病的前后(6)

　　在脑中，我感到一场葬礼，

　　哀悼者来来去去

　　不停地走着……走着……直到




　　穿透了知觉……

　　他们坐定后，

　　葬礼仪式，像一只鼓……

　　不停地敲打……敲打……直到

　　我心麻木……

　　然后我听到他们举起一个箱子

　　再次地，以那些相同的铅鞋

　　倾轧过我的灵魂，

　　然后空幻中……响起丧钟，

　　天堂好似一个铃，

　　存在，是—只耳朵，

　　我与静默，是—种奇怪的族类

　　翻覆于此，穿过孤寂……

　　然后理性地支离，崩裂，

　　我掉落，掉落……

　　撞到一个世界，

　　然后终于肢解……

　　人类文字中对于崩溃阶段的忧郁症描述并不多，处于那个阶段的病人几乎全无理智，但他们却又需要尊严，一般人往往缺乏对他人痛苦的尊重。无论怎样，那都是真实存在的，尤其是当你陷入忧郁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我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哭泣，因为太害怕而无法起来洗澡，但同时，心里又知道洗澡其实没什么可害怕的。我在心里复述着一连串动作：起身然后把脚放到地上，站起来，走到浴室，打开浴室门，走到浴缸旁边，打开水笼头，站到水下，用肥皂抹身体，冲洗干净，站出来，擦干，走回床边。十二个步骤，对我来说就像经历耶稣的艰险历程一样困难，但是理智上我很清楚，洗澡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了，那么多年来，我天天洗澡，从不需要什么努力就可以做得又快又好。我知道那十二个步骤轻而易举，甚至也知道可以找人帮忙做其中几个步骤，我就能有几秒钟的喘息时间，不需要去想那么多。那个人至少可以帮忙打开浴室门。我想我自己可以处理两、三个步骤。我用全身的力气坐起来，转身，把脚放到地上，但是之后觉得万念俱灰，害怕得又转过身躺回床上，但脚却还在地上。然后我又开始哭泣，不仅因为我没办法完成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而且还因为这样让我觉得自己愚蠢无比。全世界的人都会洗澡，为什么我就不行? 然后，我又想到那些人也有家庭，有工作，有银行账号，有护照，有晚餐计划，也有自己的问题，而且是真正的问题——癌症、饥饿、孩子死亡、寂寞感和种种失败，而我的问题和他们比起来，少了很多，我除了无法再次翻过身以外，一直要等到几小时之后，父亲或是朋友走进来，帮我把脚举起来再放回床上。那个时候，洗澡的想法似乎已变得可笑而且不真实。当脚又回到床上，我稍稍松了口气，我继续躺在那唯一让我觉得安全的床上，同时心里感到荒唐。有时候，内心里一个静静的角落，有个微小的笑声嘲笑着那种荒唐感。我想，我能够看到自己发生了什么。在我心里的另一面总有个声音，冷静而且清醒，它总是在说，别这么爱哭，别再瞎闹了，脱下你的衣服，换上睡衣，上床睡觉；早上，起床，穿好衣服，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我不断地听见那个声音，有点像母亲的声音。当我想到自己失去的东西，我感到悲伤和可怕的寂寞。“有哪一个人——不只是那些为弱势群体代言的人，而是任何一个人，甚至是我的牙医——关心我是否已经从这场角逐中退败?”戴芙妮·墨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她自己的忧郁：“如果我就这么一去不回，不再回到我的岗位上，人们会哀悼我的离去吗?”

　　那个时候我的忧郁症是周期性的，白天有所好转，晚餐时，我虽然进食困难，但可以下床，起来和父亲一起坐在餐厅里，隔天早上情况又会变差。父亲取消所有的安排陪着我，当我可以开口说些话时，我试着解释是怎么一回事。父亲点点头，坚定地保证一切都会过去，然后为我切食物，试着让我吃点东西。我不要他喂我，我已经不是五岁小孩了，但当我就是无法将一块羊排好好地叉起来时，他会为我叉上。他一直记得，很小的时候他喂我吃饭，都会打趣地要我向他保证，将来他老到没有牙齿的时候，我会为他切羊排。他联系我的一些朋友，朋友们也都打电话给他询问我的情况，晚餐后，我有时还可以回复其中一些人的电话。有些时候，朋友会在晚餐后来看我。碰上症状减轻的时候，我甚至还能在上床前洗个澡，真是可笑！把自己的身体洗干净，就像在一望无际的沙漠里，喝到一杯清水一样沁人心脾！上床前，赞安诺开始发挥作用，但还未入睡时，我会和父亲及朋友拿它开开玩笑，那种奇异的亲密感围绕着身患疾病的我，反而让疾病更加地突显出来，有时候，我会觉得难过而又哭了起来，而那时也正是该熄灯上床的时候了。有时候，亲密的朋友会陪在我身边直到我慢慢入睡。有一个朋友曾经握着我的手唱摇篮曲。有些晚上，父亲会为我念那些小时候常听的童话。我制止他：“两个礼拜前，我已经出版了自己的小说”，我说：“我曾经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一个晚上赶场参加四个宴会。这究竟是怎么了?” 父亲总是安慰我，他愉快地向我保证，很快我就能够回到以前的生活。但那就好像他也可以告诉我，很快我就能用面团捏出一架直升机，然后乘着它飞向海洋。很显然，对我而言，以前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了。也有些时候，恐慌感会稍稍减轻，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平静的绝望，毫无来由且难以言喻的绝望。当我的人生一切看来都很顺利时，要对人说：“我患了忧郁症。”真令我非常难堪。除了比较亲密的朋友之外，对其他亲友，我捏造了“去年夏天旅行时染上的不明热带病毒”的谎话。连羊肉都无法下咽，这成了我的典型症状。一位诗人朋友伊丽莎白·普林丝曾写道：

我患病的前后(7)

　　那晚

　　夜深了而且夜色茫茫：那是

　　七月的纽约




　　我在自己的房里，躲藏，

　　憎恨那吞咽的需求。

　　之后，我读了里奥纳多·伍尔芙的日记，他如此描述维吉尼亚·伍尔芙的忧郁症：“如果不管她，她什么也不吃，直到饿死。想让她吃饱以维持身体良好的状况，真是超乎寻常的困难。她心中总有某种罪恶感，它的来源我无法得知。那表现在某些特定的方面，尤其是进食。在忧郁初期严重的自杀阶段，她会一个人独自坐在那里几个小时，被毫无希望的忧郁症完全淹没，一言不发，任何人对她说话，她都毫无反应。用餐的时候，她对面前盘中的食物毫不注意。我竭力劝她多少吃一点，但那真是很痛苦的过程。每一餐饭得花一两个小时，我必须坐在她身边，将汤匙或叉子放到她手中，不断地轻声请求她吃东西，同时扶起她的手臂。大约每五分钟她才会自动地吃下一汤匙。”

　　患忧郁症时，判断力不断受到损害，而有时候你的认知能力也会减退。处于崩溃状态时，你的生活和精神都是一团糟。以往你一直成功地让自己逃避的事情，此刻又全都再度出现，而且虎视眈眈地盯着你。忧郁的一种反应就是：你会深刻地认识到，那些安慰你、保证你会没事的医生都错了。你正在遭逢生命中真正的严酷打击，之后，你的理智接受了它，服用药物之后，你有能力处理这些打击，然而却无法从中真正解脱出来。当你忧郁时，过去和未来全部被当下的困境吞噬，就好像一个三岁小孩面对世界。你记不起来什么时候曾开心过，至少记不清楚，当然也想象不到以后什么时候会感觉好一些。忧虑，就算是忧心忡忡，也都是短暂的，然而忧郁却是永久的。崩溃使你失去了理智思考的能力。

　　忧郁症经常不止一次发生，通常说来，病情会愈来愈重，而且发作次数愈来愈频繁。这种频繁发病的过程，正是发现病症的线索。忧郁一开始的症状，通常和引发它的事件或悲剧有关。心理学权威凯·杰米森，在他知名的论著中，已尝试彻底转变对人的情绪障碍的看法，他观察出，忧郁症患者的体质是先天的，“就像干燥又易碎的柴堆无法躲过生命中四处飞窜、无可避免的火花而被点燃。” 这种情况一再发生，到了某种地步，就会与外在环境失去关联。如果你每天刺激一只动物，使它产生癫痫，最后癫痫就会自动发作，即使不再给予刺激，它还是会每天发作一次。差不多同样的道理，如果脑部经历了多次的忧郁症，它就会一直周而复始地出现。因此可以看出，尽管它只是偶然被外在的不幸事件引发，最终仍会改变大脑的结构和其中生化物质的作用。因此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生物精神医学部的主任罗伯特·波斯特解释，“那不像我们所猜想的，是种温和的病症。”“它有周期性倾向，而且会每况愈下，因此一个经历了好几次发作的人，应该考虑长期的预防治疗，以避免所有可怕的结果，”凯·杰米森在发表这个论点时，铿锵有力地说：“忧郁症是有害的，你们知道，除了使人处于悲惨、恐怖和毫无建设性的状态下，大部分还会致命。不只是自杀行为，还因为较易发作的心脏疾病、免疫系统衰弱等。” 常常是这样：原本服药有作用的病人，若是间歇性地停用又服用，药物就会失去疗效，而且每一次发作，就增加百分之十转为慢性和不可避免性疾病的风险。“就像早期癌症，药物通常都有明显疗效，可是一旦癌细胞扩散转移，药就不再有用了。”博斯特解释。“如果忧郁症已经发作多次，它便可能改变脑部的化学反应，使之更糟，而且很可能是永久性的。从这个观点来看，许多治疗师显然完全搞错了方向。如果现在忧郁症是自动发作，那么去关心最初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又有何用？已经太迟了。”能改善的不过是冰山一角，却无法真正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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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19:30
关于肾上腺皮质醇(1)

　　科学研究发现，血清素减少、肾上腺皮质醇（这是一种压力激素）增加和忧郁，这三件事情彼此独立但总是同时发生。我们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同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谜题一般。如果伤害一只动物脑中的血清素系统，肾上腺皮质醇的分泌就会增加。而提高肾上腺皮质醇的分泌程度，血清素则会下降。如果给一个人施加压力，肾上腺皮质激素数量增加，就会使得肾上腺皮质醇增加。如果一个人感到沮丧，他的血清素会下降。这代表什么呢? 最近十年来研究者认定决定情绪的关键物质是血清素。在美国，最常用于忧郁症的治疗法，是


　　改变脑中血清素的功能作用。每一次对血清素进行改变，同时也变更了压力系统，并改变脑中的肾上腺皮质醇的多少。“我不认为是肾上腺皮质醇引起忧郁，”在密歇根大学从事精神治疗工作的伊丽莎白·杨说：“但它很可能会使一些次要的症状加剧，并促成真正的症候群。” 肾上腺皮质醇一旦释放出来，就被脑中皮质类固醇受体接收。抗郁剂能够增加皮质类固醇受体的数量——它就能够吸收附近过多的肾上腺皮质醇。这对整个身体的运转规律非常重要。事实上，皮质类固醇受体也会影响某些基因的正常运转，当皮质类固醇受体相对较少，而被大量的肾上腺皮质醇淹没时，会使整个系统运作过度。“就好像暖器系统，”杨说：“如果维持自动恒温作用的温度感应器处有冷风吹入缝隙，暖器就永远不会停止运作，尽管整个房间已经变得像烤箱一样。如果在房间里多加一些温度感应器，那系统就可以重新正常运转。”

　　在一般情况下，肾上腺皮质醇的分泌很规律。以二十四小时为周期，早上升高（这使你能够起床），然后在白天逐渐下降。而在忧郁症者身体内，肾上腺皮质醇的分泌一整天都维持在很高的程度，使它降低的循环系统出了问题，这也许是为什么忧郁症者早上时会感觉到惊惧，而且这种情绪一直持续一整天的部分原因。也许直接调整肾上腺皮质醇分泌系统，比调整血清素系统，更有助于控制忧郁。肾上腺皮质醇是人在面对紧急状况时的重要物质，它的分泌可以帮助人面对困难，能够抵抗炎症，帮助人应变思考，最重要的是，帮助人在面对传染性疾病时启动免疫系统。

　　近来人们对狒狒和航天人员做实验，来研究肾上腺皮质醇的运作模式。研究发现，肾上腺皮质醇长期大量分泌的狒狒有偏执的倾向，所以有时无法区分真正的威胁和轻微的不适状况。至于航天人员，他们的身体状况、工作压力和肾上腺皮质醇分泌三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身体差的状况下，肾上腺皮质醇会暴涨。一旦肾上腺皮质醇和紧张压力之间的关系失调，你会发现，任何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都充满压力。“那便是忧郁的形态，而忧郁本身也是充满紧张和压力的事。”这是一种恶性循环！

　　一旦你的压力过大，使肾上腺皮质醇分泌量不断增加，你的肾上腺皮质醇系统就会受损，将来一旦启动就很难抑制。因此，在经历小创伤之后，肾上腺皮质醇的提高也许就不会回归到以往的正常状态。就好像任何事物损坏过就变得脆弱一样，肾上腺皮质醇系统也会在外界压力愈来愈小的情况下，仍然一次又一次地损坏。人们遭遇重大外在伤害发生心肌梗塞之后，即使只是坐在轮椅上，也很容易再复发——因为现在心脏已经变得衰弱了，有时候，就算没有很大的伤害，它也会放弃运作。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心灵上。

　　事实上，医学上的分析往往与社会心理的根源相连。“我太太是内分泌专家，”和杨一起工作的胡安·洛佩兹说：“糖尿病很显然是胰脏的疾病，但外在因素会影响它。不仅是你吃什么，还包括你的压力大不大——在家庭暴力压力下长大的孩子精神会变得很疯狂，他们的血糖也会跟着失常。然而这个事实并不会使糖尿病成为一种心理疾病。” 如果一个人处于极度压力下，肾上腺皮质激素会被释放，促进引起产生忧郁的生理反应。而运用心理的技巧，使自己避免处于过大的压力下，能够帮助减低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的数量，肾上腺皮质醇也是一样。“天生的东西，”洛佩兹说：“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有时候，你还是能够控制它们的运作。”

　　洛佩兹在研究中，回到最直接的动物测试上。“如果突然让一只老鼠承受很大的压力，它会分泌大量的压力激素。如果观察它的血清素受体，很明显会被压力损坏。处于很大压力下和处于忧郁情况下的老鼠，它们的脑部状况非常类似。如果对它施以改变血清素的抗郁剂，它的肾上腺皮质醇最后会回归正常。有些忧郁症很可能是属于血清素型的，有些则和肾上腺皮质醇关系较紧密，但大部分是两者的混合。这两个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属于同一门病理生理学。” 这项实验意义重大，但是人类头脑中更高等的前额叶皮质区里，也包含很多肾上腺皮质醇受体，这或许和人类的忧郁有着复杂的联系。自杀者的脑部显示极高量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那是超量的，就好像被抽出来似的。”他们的肾上腺比死于其他原因的人还大，因为大量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会使肾上腺系统扩大。洛佩兹最近的研究指出，在自杀者身上，的确可看出他们前额叶皮质区里的肾上腺皮质醇受体明显减少（说明这个区域的肾上腺皮质醇并没有适时清理完）。洛佩兹说下一阶段是观察承受很大压力的人，以及尽管如此还能够继续生活下去的人的脑部。“他们处理机制的生化运作如何？他们如何保持弹性？他们脑中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激素的运作模式如何？他们的受体又呈什么状况？”
关于肾上腺皮质醇(2)

　　但愿这些研究能取得进展。服用药物的代价相当巨大——不管是经济上还是心理上。依赖药物是件麻烦事。姑且不计算一辈子服药所花费的巨额金钱，只要是一想到，若是没有了这些药物，你就不能再做一个正常、理性的人了，自尊心总会受到损害。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我戴隐形眼镜，要是没了它们，就和失明无异，但我并不因为对隐形眼镜的需要而感到不好意思（当然要我选择的话，我还是宁愿有完好的视力）。长期与精神类药物为伍，对我而言，就好像不断在提醒我的弱点和缺陷，而我又是个完美主义者，总期望来自上帝


　　手中的事物都是完美无缺的。

　　一般抗忧郁药物大约在服用一个星期后会开始产生作用，不过我是在服药六个月后病情才得以真正改善。乐复得让我觉得糟透了，几星期之后，我的医生帮我换成克忧果（英文名Seroxator Paxil）。我对克忧果并不抱太大的希望，不过似乎有些效果，而且副作用也比较少。我到后来才知道，原来百分之八十的忧郁症者对药物都有所反应，然而这其中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患者对第一次用的药有反应——无论是任何一种药物。同时，还会产生可怕的恶性循环：忧郁症的症状引起忧郁。孤独引起忧郁，但忧郁也引起孤独感。如果作息失调，你的生活就必然成为一团混乱。如果无法和人交流又没有性冲动，社交生活和爱情尽皆失去，那真是令人沮丧。大部分时间，我对任何事情都感到沮丧，已经没有哪一件事会更令我难过了，疾病导致我唯有以这种方式，才能忍受自己丧失了情感、愉悦和尊严。很不巧的是，我生日之后马上要举行一个新书巡回发布会。我必须到各地和各家书店，站在一群陌生人面前大声读出我写的小说内容。这真是一场灾难，但我下决心要撑过去。纽约的头一场新书发布会开始之前，我花了四小时泡澡，后来，一位也曾与忧郁症搏斗过的好友协助我冲了个冷水澡。他不单帮我把水龙头打开，还帮我解决那些要命的麻烦事，像解开扣子之类的，直到洗完把我弄出浴室为止。之后，我到发布会上读书，感觉就好像嘴里沾满了婴儿爽身粉，听不清楚自己说的话，我不断地想着自己要昏倒了，但还是想办法坚持了下来。回家后，我在床上躺了三天。我已经不再哭泣，只要服用足够的赞安诺，就能控制住那种压力。我仍然无法从事一般的日常活动，每天一早从惊慌中醒来，然后花几个小时来克服心中的恐惧，以便让自己下床，不过我已经能强迫自己一天出门一两个小时，和外界环境有所接触
忧郁症的过程(1)

　　忧郁症发展的过程很缓慢，每个人的情况也不同。一位从事心理卫生工作的女士叙述她自身和忧郁症持续对抗的过程：“它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每天都在和它奋战。我在服药，这确实有所帮助，而且我决定不向它屈服。你看，我儿子也被忧郁症所苦，我不想让他觉得因为患有忧郁症就不能好好生活。每天早上起床，我为孩子们做好早餐，之后，有时能够休息一会，有时不得不再回到床上去，但我每天都会起床。每天定时进入办公室，有时迟到几小时，但从不让自己在忧郁的情况下过一整天。” 我们谈话时，她忍不住流下泪来，但仍然


　　坚持继续说：“上星期有一天醒来，情况真的很糟。我打算下床走到厨房，数着每一步，打开冰箱。偏偏所有的早餐食品都放在冰箱的后方，而我就是没办法把手伸到那么远。当孩子们进来时，我就只是愣在那里，瞪着冰箱里面。我真痛恨这样的事实，痛恨自己在他们面前的无能模样。”我们谈着与病魔日复一日的交战：“像凯·杰米森或你，都能够得到很多支持以度过它，”她说：“我的父母已经过世，我又离婚了，实在不知道该向谁求援。”

　　生活中的事件常会引发忧郁症。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梅尔文·麦金尼斯说：“处在不稳定状况下的人较容易得忧郁症。” 伦敦大学的乔治·布朗也是生活事件研究领域的创建者，他说：“我们认为大部分忧郁一开始时都有反社交性，也都有疾病的实际症状，但大部分的人若处在某些特殊环境下，就会发展成重度忧郁。人们脆弱的程度当然会改变，不过我认为，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本身就具有某种程度的脆弱性了。”根据他二十五年来所做的深入研究，具有严重威胁性的生活事件，是导致忧郁症的重要因素。这些典型事件包括：失去很重要的人、失去了某种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对自我的认知，最糟的是他们因此而感到屈辱或挫折。另外，忧郁症也会被一些正面的事情引发。像有了孩子、获得升迁或结婚，它们可能导致的忧郁和死亡或失落所引起的忧郁是一样的。

　　传统研究认为，在内因性忧郁症和反应性忧郁症之间有清楚的界线，内因性忧郁症发自于某种内在因素，而反应性忧郁症则是对外界事件的一种极端反应。不过最近十年，这个区分法已经不再适用，因为很明显地，几乎所有的忧郁都混合了这两种因素。耶鲁大学的罗素·戈达德告诉我他自己和忧郁症搏斗的故事：“我用阿莫沙平这种药，但却导致了精神病。”他用迪西卷的情况就好多了。他的忧郁通常因为家庭发生的事件而加剧。“我知道儿子结婚这件事情让我很情绪化，”他告诉我：“任何情绪化的事，不管好的坏的，都会让我失去控制。我得事先准备。我一向痛恨电击治疗法，但还是去做了治疗。然而一点用处也没有。婚礼到来时，我甚至下不了床。我伤心至极，却没有一点办法能让自己到婚礼上去。”这给了家人和家庭关系巨大的压力。“我太太知道她无计可施，”戈达德解释：“她后来知道，就让我一个人独处好了，谢天谢地。”但是家人和朋友通常不这么认为，也很难谅解。有些人习惯对病人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如果你把一个人完全视为残废，他也就会视自己为残废，如此一来，反而导致他生活能力的降低，结果只会比原本的状况更严重。长期服药这个事实让社会更加无法容忍。“你有问题？”有一次，我听见一位女士在医院里对她儿子这么说：“你吃百忧解看看，克服了之后再打电话给我。”建立一种正确的接受病患的态度是必要的，不只是病人，也包括家人。凯·杰米森有一次告诉我：“家人需要多留意自己，不要感染了绝望的情绪。”

　　但现在有一个问题仍然困惑着人们：什么时候是忧郁症引发了生活里的事件，相反什么时候是生活里的事件引发了忧郁。症状的起因和症状本身两者界线模糊并相互引发：不幸婚姻引发了糟糕的生活，糟糕的生活又引发了忧郁，而忧郁又导致糟糕的生活，最后又导致不幸婚姻。匹兹堡大学所做的研究表明：重度忧郁一开始发作时，通常和某一生活事件息息相关，但第二次发作，其关联就比较小，到了第四次或第五次，似乎就与具体的生活事件完全无关了。到了一定程度后，忧郁就靠它自身的动力来运作，变得无规律可循。尽管大部分有忧郁情绪的人能克服某些特殊事件，但仍有五分之一的人在经历那些事件后又引发忧郁。很显然，压力使忧郁发作的可能性增高。最大的压力是受到羞辱，其次是失落。对于性格中已经有弱点的人来说，最好的疗方是美满的婚姻，这能够将外在所受的屈辱吸收，并减到最低的程度。“心理转变影响生理运作的转变”，布朗承认：“重点是那个脆弱的点，必定是由外在事件所引起的。”就在新书巡回发布会之前，我开始服用纳威尼，这是一种治疗精神异常的药物，并有抗焦虑的效果，我们期望这种药能让我往后逐渐减少服用赞安诺的剂量。我第二站的目的地是加州，我想我没办法去，或是说无法一个人前往。最后，父亲带着我去，当我服下赞安诺而意识模糊的时候，他把我弄上飞机又弄下飞机，出了机场后直到下榻旅馆。我恍恍惚惚像是睡着了一样，但在这样的状态下，我还能应付这些转变，这在一个星期之前是想象不到的。我知道，愈是想去做事，就愈不会有轻生的念头，所以走这一趟很重要。到达旧金山后，我睡了大约十二个小时。在那里用第一顿晚餐时，突然感到豁然开朗。我们坐在旅馆里一间很大很舒适的餐厅里进餐。其实那一连几天，我都和父亲在一起，但除了自己的事之外，完全不知道他做了些什么。那天晚上我们促膝长谈，就好像分开好几个月之后又遇上对方。上楼后，我们继续谈到很晚，要睡觉时，我几乎是处于狂喜状态。我吃了些房内小吧台上的巧克力，写了封信，读了几页随身携带的小说，还剪了指甲。我觉得已经万事俱备，我马上就可以康复了。
忧郁症的过程(2)

　　第二天早上，我的状况虽不好，但也没有比前一天糟。父亲帮助我下床，打开淋浴的水龙头。他想办法让我进食，但我又害怕得连咀嚼都有困难。我想喝点牛奶，好几次都差点吐出来。我被一阵阴郁的痛苦包围，就好像一个人突然将一个很宝贵的东西摔碎在地上那样。平时四分之一毫克的赞安诺就足够让我睡上十二个小时。可是那天，我服了八毫克却还不能镇定下来安静坐着。傍晚，我觉得好转，但并不明显。这就是崩溃后这个时期的状态：前进一步，倒退两步，前进两步，又退后一步——像华尔兹舞步一样。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症状开始减轻。早上觉得愈来愈好，时间持续较久也较频繁。我很快能够自己吃东西了。实在很难解释自己当时那种软弱低能的状况，还不如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我姨婆碧翠丝到九十八岁都还很硬朗。她很喜欢到外面去，如果天气允许，还能穿过好几条街，脸不红气不喘，虽然走路有点缓慢，但是她有的是时间。她还很注重仪表，九十九岁时每天起床后还梳妆打扮。她喜欢打几个小时的电话。她记得每个人的生日，偶尔还会外出用午餐。所以当忧郁症发作的时候，你能够正常地吃一顿午饭，就好像碧翠丝姨婆还有能力走几条街一样了不起——其难度大概相当于她在七十岁时跳一整夜的舞。

　　要克服崩溃并不容易，病情总是起伏不定。当我的症状刚刚有所改善，我就很不幸地对纳威尼起了累积性的逆向反应。服用三周之后，我开始变得无法维持站立的姿态，走路走了几分钟后就必须躺下来。我无法控制，就好像无法克制呼吸的需求一样。我在讲台上朗读我的书，不得不紧靠在讲台上。读到一半，我开始跳着段落读，希望至少能完成这件事。读完后，我坐下紧抓着椅子。为了能尽快离开那个房间，我有时假装要去上厕所，马上找一个地方躺下。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记得有一次和朋友在伯克利校区附近散步——她认为大自然对我有帮助。走了几分钟后，我突然感到劳累。我强迫自己继续走，想着那天气和空气对我会有帮助，我之前已经在床上待了大概十五个小时。为了避免一口气睡十五个小时，我要减少赞安诺的药量，然而这又使我再度处于非常焦虑的状态。如果你从未经历过焦虑，试想看看那种和平静相反的感受。那个时候，无论是外在或内在的平静都被夺走。

　　许多忧郁症会并发焦虑症状。治疗中将焦虑和忧郁两者分开来看是可行的，但就像南卡罗莱那医疗学院的一位顶尖的焦虑症专家詹姆斯·柏林格所说的：“两者是孪生兄弟。” 乔治·布朗则扼要地说：“忧郁是对过去失落的反应，焦虑是对未来失落的反应。”托马斯·阿奎那（中世纪神学家）曾提出，恐惧之于悲伤，就如同希望之于愉悦，或者，换句话说，焦虑是忧郁的前兆。忧郁的同时我也感受到巨大的焦虑，而焦虑使我觉得异常沮丧，我因而了解到，退缩和恐惧是密不可分的。焦虑并非偏执，焦虑症患者对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的评估和其他人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对于评估后的感受大不相同。大约有一半焦虑症患者在五年之内引发重度忧郁症。通过对基因组合的观察，忧郁和焦虑属于同一组基因（他们和酗酒的基因是联系在一起的）。因焦虑而恶化的忧郁症者，比单纯忧郁症者的自杀率高出许多，也更难复原。“如果你的恐慌每天都发作数次，”柏林格说：“就算是汉尼拔（电影《沉默的羔羊》中的食人博士）也会屈服。人们会被打击得落花流水，蜷曲在床上。”

　　“百分之十至十五的美国人有严重的焦虑感。”柏林格说。忧郁中特有的恐慌发作，约三分之一发生在没有做梦的熟睡期。“事实上，恐慌症是源自于使我们紧张的所有事情，”柏林格说：“治愈后，就好像我们将人们的焦虑带回该有的正常状态。” 比如说，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即使没有焦虑症，走在拥挤的人群里，多少都会有些压力，但如果他患有焦虑症，那就可能导致难以言喻的恐怖感。像过桥的时候，我们都会忧虑——那桥能承载我的重量吗？安全吗？——然而对焦虑症患者而言，就算过的是数十年来都承载着很大交通量的铁桥，他们的害怕程度就和要我们在大峡谷上走钢丝一样。

　　至于我的焦虑程度，有一回在伯克利和一个朋友出去散步，我们走着走着，我突然竟再也走不下去了。我全身穿戴整齐，就这么躺在一堆泥泞中。“起来，至少到那块木头上去。”她说。我感觉全身瘫软。“就让我在这里，”我说，然后开始哭了起来。我在那堆泥沼中躺了一个小时，感觉到水渗进衣服里，后来我朋友几乎把我抱回车上。我那些赤裸裸的神经好像又被包住了。我知道这是场灾难，但这个认知毫无意义。希薇雅·普拉斯在她的小说《钟形瓶》里对她的崩溃有很深入的描述：“我无法有任何反应。我觉得异常平静和空洞，那就像龙卷风的风眼，在周围的喧嚣中木然地移动着。我觉得我的头被透明树脂包裹着，监禁着，像永远被封在厚透明镇纸中的蝴蝶。”

　　那时候参加的新书发布会，无疑是我生命里最辛苦的事：那比我之前遭遇过的挑战都艰巨。为我安排新书发布巡回的一位宣传人员跟着我度过了超过一半的行程，后来我们成为难得的好朋友。父亲也参加了其中好几场，我们分开的时候，他每隔几个小时就打电话给我，几位很亲密的朋友也在场照顾我，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独自一人待过。可以说，我并不是个有趣的同伴，然而深厚的关爱以及我对那份关爱的了解却胜似医生的药方。也可以说，要是没有那份爱和对它的体认，我根本无法独自完成巡回发布会，而是会流落在树林里找个地方躺下，待在那里直到冻死为止。到了十二月那种恐怖减轻了，是因为药物发生作用，还是新书巡回发布会结束了，我不得而知。最后，我只取消了一场发布会，从十一月一日到十二月十五日之间，我跑了十一个城市。在整个忧郁的过程里，我有几次还不错的状况，好像云雾消散的时刻。珍·肯扬，一位大半生苦于严重忧郁的女诗人，曾在诗中写到她忧郁症的发作：

忧郁症的过程(3)

　　怀着疑惑

　　和某个人宽恕了她从未犯下的罪过的苦涩

　　我回到婚姻和朋友之中，




　　回到粉红色的穗状蜀葵；回到

　　我的书桌、书本和椅子。

　　十二月四日，我步行到位于上西城的朋友住所，那天我的情况还算可以。接下来几个星期，我感到快乐，并非因为这一段愉快时光，而是我竟然能够感到轻松。我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行为举动似乎恢复成了之前的我。之前体重掉了大约十五磅，此刻又开始回升。父亲和朋友们都庆贺我的明显进步，我十分感激他们。然而我内心明白，我所摆脱的只是症状而已。我痛恨每天吃药，痛恨崩溃并且失神丧志，痛恨那个古板但却中肯的字眼：崩溃——它还暗示着将来要制约我。完成新书巡回发布让我松了口气，但也被那些我必须完成的事情搞得筋疲力尽。我在这世上是个失败者，别人与别人的生活把我打败了，我过不了他们的生活，也无法如他们一样工作，连那些我不得不做的工作都令我感到挫折。我回到了九月时的那种状态，到了这时我才知道事情会糟到什么地步。我下定决心绝不再重蹈覆辙。


自我解救(1)

　　这种半康复的状态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前我的忧郁症最糟的阶段，也就是我连羊排都无法自己切的时候，我脆弱得连自己都伤害不了。然而到了之后的半康复时期，却觉得自己有力气自杀了。以前能做的事里面，我现在大部分都能够做了，不过仍然对每件事情都丧失了兴趣，觉得毫无乐趣可言。我一直强迫自己守分寸，但现在却有力气怀疑为何要这样逼自己，我找不出好理由。我特别记得有个晚上，有位很熟的朋友说服我和他去看电影。为了证明我还有快乐的能力，我独自去看了电影，并在那几个小时里和他人同乐，虽然他们觉得


　　有趣的情节都让我感到痛苦。回到家时，我感到恐慌和巨大的悲伤。我到浴室里呕吐了好几回，就好像自己所感知的寂寞是身体里的一种病毒。我想，我会孤单地死去，因为没有什么理由让我再活下去。我想，那个让我成长的、正常的、真实的世界，同时也是他人生活的世界，已经不会再接纳我了。这些念头如流弹般在脑海里闪过，我在浴室的地上干呕，酸液沿着食道而上，当我试着控制呼吸时，却被自己的胆汁呛到。我想增大食量好让自己恢复体重，但那些食物好像全都要被吐出来似的，胃像是由内而外翻了过来，无力地悬吊在马桶上。我在浴室的地上躺了约二十分钟，之后爬回床上继续躺着。理智上，我很清楚自己又再度疯狂了，这种察觉让我更虚弱，但是我提醒自己，千万别让这疯狂得逞。我需要听听其他人的意见，即使几句也好，因为那能破除我内心的恐惧。我不想再打电话给父亲，因为他会担心，而且我希望这个状况只是暂时的。我得和一个头脑清明并能够给我安慰的人谈谈自己的冲动：当你疯狂的时候，只有正在或曾经疯狂的人才是你可以倾诉的对象，因为他们感同身受。于是我拿起电话，拨给一位老友。我们曾经谈过关于恐慌的药物治疗问题，她很聪明，对这个话题的态度也很开放。我想她能让我死灰复燃，找到堕落之前的我。那是凌晨两点半。她的丈夫接起电话，然后将电话交给她。她问：“喂？”我说：“嗨。”然后停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吗？”她问。我当下很清楚自己说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我无话可说。此刻另一个电话响起，是在电影院遇到的某个人，他打电话告诉我，他在买汽水找零时可能不小心把钥匙一起给了我。我检查皮夹，钥匙果然在里头。“我得走了。”和老友说了之后挂上电话。那天晚上，我爬上屋顶，太阳升上来时，我发觉自己的举动荒谬如闹剧，而且十分可笑，如果你住在纽约，尝试从六楼屋顶自杀的话，就会了解这种感觉。

　　我不想坐在屋顶，也知道如果不忘掉自杀的念头，我的内心会爆炸。这绝望而致命的绳索缠绕着我的手脚。它们很快会侵袭我的手指，我得去服下药物，或者，扣下扳机。我仍然辨别得出理智的声音——看在老天的份上，下楼去吧! 我也清楚自己会否认所有在我心里的糟糕念头，想到死，我感受到一种绝望的狂喜。如果生命可以像过期报纸般丢掉该有多好！那我会静静地将自己抛弃，并为自己的离去而高兴，在墓穴里感到欣慰，如果那是唯一容得下欣慰的地方。我察觉到忧郁症敏感脆弱又可笑，这个念头促使我从屋顶下来。同时也因为想到父亲，他为了我尽心尽力。我不相信有什么人会那么爱我，因而无法想象有谁会在意我的消失，但我知道，父亲会因竭力地拯救我，却发现最终仍枉然时而伤心。我一直想到，有一天要为他切羊排，而且这是我对他的承诺，我向来以遵守诺言自豪，父亲也从不对我食言，就因为如此，最后我走下楼。大约早上六点，我浑身汗水和露水，不久就演变成一场剧烈的高烧。我回到自己的公寓里，不再特别想死了，但也不想活着。

　　那些让你活下去的理由虽然微不足道，但却很管用。比如，自杀无疑会将你的生活悲剧公诸于世。我读高中时认识一位女孩，她房间的墙上贴满了一位帅气又出色的已婚男子的海报。而就是这位男子告诉我，他在接近三十岁时罹患重度忧郁症，曾认真地考虑过自杀。“最后是虚荣心救了我，”他很诚恳地说：“我无法忍受事后人们说我失败，嘲笑我，或认为我无法面对盛名之累。”名人和成功人士似乎特别容易受忧郁之苦。完美主义者容易忧郁。忧郁会降低人的自负感，但某些个性的人仍然会维持很强的自尊，那和任何一种能抵抗忧郁的因素一样有效。如果已经沮丧到连爱都不再有意义时，虚荣心和责任感或许能够救命。

　　屋顶事件发生后两天，我又打电话给那位老友。她埋怨我吵醒她之后又消失不见。她的责备让我觉得自己的生活极端怪异，我无法解释。我当时因为高烧和恐惧而感到晕眩，什么也没说。之后我们几乎没有再联系过。我认为她是那种很重视社会正统规范的人，而我显然已经变得脱离常规。忧郁对朋友而言是很棘手的事。因为就这个世界的标准而言，你对他们的要求是不合理的，通常他们没有足够的韧性或弹性、知识及意愿来处理你的状况。如果你很幸运，有朋友帮助你，你也会对他们的适应能力感到惊讶。你也尽可能希望和他们沟通——慢慢地，我学习到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有些朋友能够接受你对忧郁症的坦白，有些人不能。大部分的人都不太喜欢听他人诉说不幸。只有少数人能将忧郁这件事和外在现实区分开来，许多人还是认为，你若处于痛苦中，总该有个合理的理由和解决方法。

自我解救(2)

　　我最好的朋友大部分都多少有点疯狂。人们认为我的坦白是希望他们也能对我坦白，我和以前的同学或前任爱人之间能够互相信任，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认知。对于那些太过理智的朋友，我总是很小心。忧郁本身带有破坏性，它还会培养出破坏性的冲动：对于不能理解的人，我很容易对他们感到失望，有时我还会做出错误的举动，责骂那些使我感到不舒服的人。忧郁过后，我总需要做一番大的调整。我记得，我曾想要放弃那些我爱的朋友。我试着弥补过错，忧郁过后，就是该把打破的蛋黏合和把泼出去的牛奶再收回到罐子里的时候。




　　通过精神分析，我回想关于过往的种种细节，得知母亲也患过忧郁症。我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就像一个孩子，叙述她自身的寂寞，而她的敏锐却像个大人。她用现实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并抵御那无以克制的悲伤。我相信她是个自律甚严的女性，她是以控制和规范自己的生活而免于崩溃的。我现在相信她对秩序的热衷，其实是受制于她的痛苦，她一直将痛苦压抑在内心深处。我为她所忍受的痛苦感到心痛，而那在我身上却几乎是根本不能忍受的。如果我小的时候就已经有百忧解这种药，那么她的生活、我们的生活又会是怎样的？我真希望看到较好的治疗和较少的副作用，但我已很感激自己生在这个有解决方法的时代，而不是那个处在无知挣扎中的时代。我母亲面对困难的生活智慧，对我而言变成并非必要的品质，倘若她活久一点，对她而言也是不必要的。回想起来，我感到锥心刺痛。我时常想，她会如何面对我的忧郁症状，她能够洞察原因吗？然而她的死，却是引发我崩溃的部分原因，我的疑惑无从得解。总是等到某个人死去之后，才知道要问他什么。尽管如此，母亲在我心里，却一直是悲伤的回忆。

　　我停药了，而且很快。这很愚蠢，但我坚决地不想再服药了。我想也许我能再度寻找到自己。不过这不是个好主意。首先，我以前从未体会过赞安诺这种药的副作用：我睡不好，时时刻刻感到焦虑和不安定，好像自己前一晚喝了几加仑廉价的法国干邑白兰地。我眼睛刺痛，胃部翻搅，这也许是停了克忧果之后的症状。晚上，还未真正入睡时，恐怖的梦魇便紧紧缠绕着我，醒来时心跳剧烈。精神科医生一再告诫我，准备停药时，应该慢慢来，并遵循他的建议，但我的决心来得突然，而且我害怕失去它。

　　我感觉自己在逐渐恢复，但是这一整年如此糟糕，对我造成了深刻的影响，虽然现在又回到了原有的生活，但同时我也知道仍然无法重新开始。这并不是失去理智，而像一种恐惧；我受够了我的生命，而且要想办法在尽量不对身边的人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来结束它。我需要一些我自己认为重要的东西，并表达出来，好让每个人都知道我是多么绝望。我得表现出清楚明白的病痛，而不是那些无形的。我总觉得我的特殊举动是非常个人的，并且和神经官能症有关，那种想要急切摆脱自我而做出的举动，其实是典型的焦躁型忧郁症。我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生病，那才可能得到人们认可。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希望患上看得见的疾病的想法，在忧郁症者中很常见。它的形式包括自残，使自己的生理状况和心理状况相同。我知道自杀会对家庭造成巨大的伤害，为朋友带来悲伤，但我以为他们都能理解：我别无选择。

　　我的病症转变为焦躁型忧郁症。我感到焦虑，一种极度恐怖，还充斥着憎恨、痛苦、罪恶和自厌。我一生中从未感觉这么无常。我极度易怒，批评每一个人，至少和六个人断绝交往，其中一个还曾是我觉得会爱上的人。电话中要是有人说了一句我不爱听的话，我很容易就砰地一声挂掉。我很难睡着，睡眠质量很差，因为心思总围着过去觉得不公平的小事转，现在那些事情似乎全都变得无可原谅。我无法专注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通常夏天我爱读书，但那个夏天我连一本杂志都没办法阅读。每天晚上睡不着时，我就开始洗衣服，好让自己忙碌和分心。要是被蚊子叮咬，我会抓到流血，然后再剥开伤口的痂皮；虽然没有割伤自己，但身上到处都有伤口和抓痕。当时的情形和当初造成我崩溃的那种麻木、毫无欲望的症状非常不同，然而我仍然还是深陷在同样的痛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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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19:39
史丹的故事(1)

　　面对自身极端不正常的表现，却坚持自己的逻辑和信念，这对于身患忧郁症的人来说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我一次又一次地遇到，在这本书里的每个案例皆如此。然而，每个人心目中对正常的看法却都不一样：正常也许是比怪异更私密、更主观的概念。比尔·史丹，我认识的一位出版商，他来自充满忧郁和创伤的家庭。他的父亲出生于德国一个犹太家庭，1938年初以商务签证离开巴伐利亚。他的祖父母在水晶之夜（指1938年9月9日全德反犹太暴动，在两天内，超过一千座犹太教堂被烧，七千家犹太商店被毁，九十六人被杀，犹太墓地、


　　医院、学校、住所都遭到毁坏，这是纳粹帝国以驻法的德国使馆人员被十七岁犹太青年暗杀为借口，所采取的迫害行动——译者注）被抓到住所外，1938年11月，他们虽然没有被逮捕，但却看着自己的亲友邻居被送到达考（昔日纳粹集中营）。纳粹德国时期，犹太人所受的创伤是恐怖至极的，比尔的祖母在水晶之夜后的六个礼拜中逐渐崩溃，最后终于在圣诞节前自杀，她自杀后一个星期，他们收到了祖父母的出境签证，然而却只有他祖父一人独自离开。

　　比尔的父母1939年在斯德哥尔摩结婚，来美国定居之前住在巴西，他父亲一向拒绝谈历史。“在德国的那个时期，”比尔回忆：“根本不存在。”在那个不真实的梦幻泡影里，他们生活在繁荣郊区里的一条引人注目的街上。也许和长期不愿意面对往事有关系，比尔的父亲在五十七岁时经历了严重的忧郁症，记忆不断地衰退，直到三十多年后过世为止。他的忧郁症爆发遵循着相同的模式，而这很可能也会在他儿子身上看到。他第一次崩溃发生在儿子五岁的时候，之后周期性地复发，那特殊的忧郁症状从比尔六年级一直持续到比尔高中毕业为止。比尔的母亲出生在较优越且有权势的德国犹太家庭，1919年移居斯德哥尔摩。她个性刚烈，曾对一位对她无礼的纳粹军官挥动巴掌：“我是瑞典公民，”她告诉他：“我不接受你这种态度。”

　　比尔九岁的时候，经历了漫长的忧郁过程。大约有两年的时间，他害怕得不敢睡觉，父母睡觉时，他饱受精神折磨。这种忧郁的感受消失了几年后，忧郁症在他上大学时复发。1974年，也就是他大学一年级下学期那段时间，忧郁变得无法掌控。他回忆：“我就是受不了那压力，我到大学部的保健中心去，他们给了我烦宁这种镇静剂。”

　　到了夏天，焦虑并没有减轻。“通常非常忧郁时，我会腹泻。我记得那年夏天状况特别严重，我害怕上二年级，无法面对考试和其他所有的事情，回到学校继续选修课程，头一年还拿了全A，不过我真的认为是有人弄错了。当我知道并没有弄错时，真是亢奋极了，那把我从忧郁中解救出来。” 如果崩溃是某些诱因所导致的，那么当然也有诱因扭转它，比尔就是这样。“隔天我就恢复正常了，在学校的情况也没有真正再变糟过。然而，我热切的渴望却也没有了。如果你那时候告诉我，我此刻会做什么，会和哪些人共事，我会非常惊讶。因为我毫无企图心。”虽然比尔接受了他的命运，还是非常认命地读书。他继续拿全A。“我不知道为什么心烦，”他说：“我不想上法律系或什么的，只是觉得好成绩让我有安全感，让我相信自己还是有用的。”毕业后，比尔到纽约州北部一所中学任教。那是一场灾难，因为他管不住一个班级的学生，因而只教了一年。“我失败了，瘦了一大圈，又罹患忧郁症。后来一个朋友的父亲说能帮我找份工作，我想做点事，于是接受了。”

　　比尔·史丹是个安静的人，非常聪明并且自律甚严。他的过度谦卑反而成了缺点。比尔受忧郁复发之苦，每次都差不多六个月左右，多少跟季节有关，四月份通常是最糟的时候。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86年，当时他工作上遇到巨大变化，又失去一位好友，而且他正打算停止刚服用一个月、却让他上瘾的赞安诺。“我卖了公寓，”比尔说：“我丢了工作，我失去了大部分朋友。我无法单独一个人留在家里。我应该搬出已经卖掉的旧公寓，到这栋新装修好的公寓来，但我就是无法完成。我瞬间崩溃，焦虑把我瓦解。早上三、四点就被一阵阵强烈的恐慌感惊醒，那紧张的程度让我觉得还不如从窗户跳出去，那样或许还舒服点。和别人在一起时，总觉得自己会因为压力而昏过去。三个月前，我还好端端地到澳洲去，而现在，世界已离我而去。真正来袭的时候我正在新奥尔良，我发现我得回家，但是却上不了飞机。人们欺骗我，我像只草原上负伤的动物。”他完全崩溃了。“当你真的很糟的时候，一副精神分裂的紧张模样，就好像受到惊吓一样，这使你举止怪异。我的记忆力短暂丧失，后来还更糟，无法控制地腹泻，甚至会失禁。活在恐怖的梦魇里，无法离开公寓半步，而这又是更深的重创。最后，我只得搬回父母家。”回家之后，日子并没有改善。比尔的爸爸受不了儿子疾病的压力。比尔只好搬到姐姐家，最后是一个学生时期的朋友和他在一起住了七个星期。“真是太可怕了，”他说：“当时，我想这辈子这心理疾病大概跟定我了。这段复发期持续了一年多。似乎顺着它走要比和它搏斗来得好。我想你得放下它，并了解这个世界将来会是不一样的，也许不会像你以前所认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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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19:51
史丹的故事(2)

　　他几次到了医院门口，但没有进去挂号。最后，1986年9月，他到纽约的圣西奈医院，并要求进行电击治疗。电击治疗法曾经帮助过他的父亲，却帮不了他：“那真是我所能想象的，最没有人性的地方，你在自己家以外的地方过日子，却不让你带自己的刮胡刀具或指甲剪。要你穿着睡衣裤，要你在四点半吃晚餐。他们跟你讲话的态度像在审问，就好像你除了忧郁以外还有智障问题。看到其他病人得住在装有软壁的房间里。你的房间里不能有电话，因为你可能用电话线把自己勒死，而且他们控制你和外界的联系。这不像一般的住院，而是剥


　　夺了你物质和精神的全部权力。我不认为这是适合忧郁症者的地方，除非是那些已经完全无助，或是已到了穷途末路的有自杀倾向的人。”

　　电击治疗的程序是很吓人的。“为病人治疗的是一位医生，他看起来就像科学怪人赫尔曼·明斯特。治疗室在西奈医院的地下室，所有接受治疗的病人都要到那里去，像走入地狱一样，我们所有人都穿着浴袍，感觉像被铁链串着的一群犯人。我看起来还算镇定，他们把我安排在最后一位，我站在那里试图安慰那些和我一起等候但看来吓坏了的人，就在此刻，医院员工走进来，从我们中间挤过去，走到他们的置物柜去。我要是但丁，一定能把这种景况描写得很好。我想要做治疗，但这间屋子和这些人——让我觉得好像置身于曼哲鲁（德国纳粹党医师，拿人体做实验——译者注）的实验室里。如果要做这种事，好歹到光线充足色彩明亮的八楼吧！我现在完全无法忍受。”

　　“我还是很为我失去的记忆惋惜，”他说：“我以前有一些很特别的图像式记忆，现在都没有了。走出那房间，我想不起置物柜密码，也想不起说过什么。”其实做完治疗后，一开始他根本无法做整理档案的义工，不过很快就恢复正常了。他搬到圣塔菲和朋友在一起，待了六个月又独自回到纽约。“也许我的记忆力正在渐渐衰退，”他说：“这倒是能帮助我对那些低潮感到麻木，很容易就忘记了，就像忘了其他事情一样。”康复是一步一步来的——“康复需要很大的决心，然而你却无法掌控。你无法知道它何时会发生，就像你无法预测人什么时候会死一样。”

　　后来比尔每个星期都和一位教友上犹太教教堂：“信仰对我有很大帮助。无论如何它可以帮我缓解压力，”他说：“我一向以身为犹太人为荣，并总是被宗教方面的事物吸引。在那次严重忧郁之后，我感到如果信仰够坚定，世界上的事情都会有挽回的余地。我跌得如此之深，不再相信所有的事情，就只能相信上帝。对于自己走向宗教，我感到有点不好意思，然而那是明智的。因为不管一个星期过得有多糟，星期五的安慰总是会来。”

　　“不过，真正拯救我的还是百忧解，这种药1988年上市，真像我的及时雨一般。简直是个奇迹。我顿时觉得，这么多年来脑中那个愈来愈大的裂缝好像不曾存在过一样。如果你在1987年时告诉我，一年之后我就能搭飞机，和官员、参议员一起共事，我恐怕只会苦笑。我那时连马路都过不了。”比尔现在服用的是速悦和锂盐。“那时生活中最大的恐惧是我无法面对父亲的死亡。他九十岁时过世，当他去世的时候，我几乎是充满信心地认为自己能够处理好这件事。我伤心、哭泣，但是能够正常行事：在家中扮演儿子的角色、和律师谈话、撰写悼词。我做得比我预期的好多了。”

　　“但我还是注意到，我那时总感觉似乎每个人都在向我索取点什么。而我能给的就这么多，那使我觉得非常紧张。也许这么想是错的，但我觉得要是完全公开我的经历的话，人们会轻视我。我还记得那种被排斥的感觉，生活随时都处于失足滑落的边缘。我已经知道如何隐藏它，好让人们看不出来我正在服用三种药物，而且可能崩溃。我从不觉得快乐。唯一能盼望的是生活不再悲惨。当你这样时刻心怀警惕时，其实是很难真正快乐的。我爱棒球，当我看着球场上其他人灌着啤酒，似乎对自己以及和这个世界的关系是如此无知时，我嫉妒他们。老天，那样多好啊？”

　　“我总是想起出境签证的事，祖母的自杀让我学会了耐心。我不怀疑，不管事情变得多糟，我都会撑过去。然而要是没有以往累积的经验和智慧，我也不会是今天的我，它让我不再那么以自我为中心。”

　　比尔·史丹的故事深深震撼了我。自从我第一次遇见比尔之后，他的故事就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不去，大概是因为我们有过于相似的经历吧。经过了第一次的忧郁症时期，那影响力还持续着。接着是一小段颇为宁静的时期。当我开始经历第二次的焦虑和严重忧郁——我当时还处在第一次忧郁的阴影里，我意识到有事情正在发生，强烈地感到需要停下脚步。生命对它的自身是如此索求无度。那些我需要去做、去说的所有事情，实在太困难而无法去想起、去思考、去表达和了解。同时，要是我的脸上还有生动的表情的话，无疑会使我的伤痛更加深一层，就好像是要我同时煮饭、坐过山车、唱歌和打字一样。俄国诗人达尼·卡姆斯曾经这样描写饥饿：“接着开始了虚弱，接着是厌倦，然后是逻辑思考的丧失。然后平静来到，接着是恐怖的开始。”就是依循这个逻辑和步骤，我第二回合的忧郁开始了。直到有一天，我知道没有用了。在跌到谷底大约三天前我就有预感，拿出柜子里的克忧果开始服用。我打电话给精神科药物学者。我先告诉父亲，试着做实际的安排。丧失心智，就像丢了汽车钥匙一样，真的是件很费力的事。朋友打电话来，我在恐惧中听见自己紧绷得僵硬的声音：“抱歉，我必须取消星期二的计划。”我说：“我又开始害怕切羊排了。”那些症状来得快而且来势凶猛。大概一个月后，我的体重掉了五分之一，有三十五磅之多。

史丹的故事(3)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的感受还是很糟，每天咬紧牙关对抗自杀的意念。七月时，我决定接受朋友的邀约，到土耳其去玩帆船。对我来说，去那里的费用比进医院便宜，而且至少有效三倍：在土耳其的艳阳下，忧郁消失了。后来情况逐渐稳定和好转。秋末的一个晚上，我突然发现自己醒着躺在床上，我的身体颤抖，很像是在忧郁最低潮期那样，然而这一次，我却是充满愉悦。我起床将这个感受写下来。已经好多年了，我不曾感觉到这样的快乐，而且早已忘了想要活下去、享受每一天、期待每一天的到来的信念。




　　就像上帝给诺亚许下彩虹的诺言一样，我坚信证明自己的存在是值得的。我知道痛苦的经历也许还在前头，那忧郁是循环的，并且一再回头困扰着受难者。然而我打从内心感到安全。我知道内心中深藏的无止境的悲伤并没有减少我的快乐。之后，我迈入三十三岁，那真是个快乐的生日。

　　那便是我长期忧郁下所知的一切了。诗人珍·肯扬写道：

　　我们试了一种新药，一种药的新组合

　　突然间

　　我再度回到了我的生活

　　像一只田鼠被风暴卷起

　　摔落在离家不远的三个山谷

　　和两座山之外

　　我找到了归途。我知道

　　我将认得

　　昔日买牛奶和汽油的店家

　　我记得屋舍和谷仓

　　耙子，蓝色茶杯和碟子，

　　我钟爱的俄国小说集，

　　以及黑色的丝质睡袍

　　他曾经将它塞进我的圣诞长袜里。

　　对我而言，每件事情都重新回归正轨，一开始有点奇怪，然后一切突然都变得熟悉，我了解那深沉的悲伤起因于我母亲生病，在她过世时恶化，那使我的伤恸转变成绝望，并击垮了我，但之后再也不会这么糟了。我仍然会为悲伤的事感到伤心，但我能再度找回以前的自己，并希望一直都是的那个自己。

关于长期服药(1)

　　我在写关于忧郁症的书时，在社交场合常被问及自身的经验，最后我通常都会说我还在服药。“还在服药？”大家会问：“但是你看起来很好啊！”对于这点，我总是回答，我看来很好，部分要归功于药物。“那么你还要服用多久？”他们问。当我说，我将无限期地服用药物时，那些跟我谈到关于自杀意图、精神分裂、多年工作不顺利、体重骤降等状况时还能够保持冷静并带着同情心的人，会用一种很警觉的眼神看着我。“但这样服药不是件很糟的事吗？”他们说，“显然你现在已经好到能够逐步停掉那些药了啊！” 如果你向他们解释


　　这就像是把车子的化油器，或是把圣母院的拱壁拿掉一样，他们就笑出声来：“所以也许你就维持着一个基本的低剂量？”他们问。你得解释，用药的剂量多寡，取决于它能否平衡那个会使你发疯的系统，剂量过低的药就像车子只剩下半个化油器一样无效。你再补充：服用那些药物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即使长期服用，也不至于有坏的效果。你说你真的不想再生病了。然而人们在健康问题的认知上，一般不是指你能够控制自己的问题，而是指脱离药物：“真希望你能快点停药。”他们说。

　　“我们也许还不知道药物的长期作用，”约翰·格雷登说：“目前还没有人服用了八十年的百忧解。但是我确知，不服药、断断续续地服药，或者不适当地降低剂量的后果，那便是脑部受损。你开始转为慢性，逐渐变得严重，陷入痛苦的循环，你并不需要一直这样忍受下去。我们治疗糖尿病或高血压，不会采取断断续续的服药方式，那么为何忧郁症要如此？这奇怪的社会压力来自哪里？在不服药的情况下，这种疾病在一年内有百分之八十的复发率，而服药的话，百分之八十的状况都维持得很好。”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主任罗伯特·博斯特也同意：“人们担心终生服药的副作用，但是那些副作用和忧郁症的致命性相比，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如果你有亲戚或病人在服用毛地黄这种强心剂，你会想叫他停用，然后看看他是不是会再一次发心脏病，甚至一病不起？这是一样的道理。对大部分人来说，这些药物的副作用远不如他们疾病的状况值得担心。”

　　人们对任何事物都会有不良反应，当然对百忧解有不良反应的人也很多。在给人服用任何东西之前，不管是野生蘑菇还是感冒糖浆，给他一些告诫是没错的。服用百忧解的人应在初期注意是否产生不良反应，它会导致面部抽搐和肌肉僵硬。抗忧郁药还有上瘾的问题，这点后面还会再谈。降低性冲动、梦魇，以及其他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药物标示上提及的作用，都是可能发生的糟糕情况。关于抗忧郁药和自杀的关联的报告困扰着我，我相信那和药的效力有关，它让一个原先疲惫得无法做任何事的人有能力再去做事。我承认，我们无法确知长期服用药物的后果，然而最不幸的却是，有些科学家对不良反应不肯如实陈述，却试图建立一种无所不能的百忧解理论，而持反面意见的人又因此错误地鼓吹这是一种具有重大危害的药物，并将这些观念强加在无知大众身上。在理想状况下，一个人是不需要服用任何药物的，人的身体会适当地自我调整，谁想吃药呢？《抵制百忧解》这种尖锐无理的书籍中的可笑主张，就像在迎合忧心忡忡的大众心中那最肤浅的恐惧。我为这些愤世嫉俗的人感到惋惜，他们让病人继续受苦，而原本那些良性治疗是有可能让他们回归到正常生活的。

　　就像生小孩一样，忧郁的极度痛苦也是无法忘记的。直到1997年冬天，我惨痛地结束一段恋情之后才爆发忧郁症。在分手的阶段，我没有崩溃，那对我来说真是个奇迹。一旦你知道任何人都可能崩溃这件事后，你就不再是以前的你了。我们被告知要学习靠自己，但如果你跟连那个可以依靠的自我都没有的时候，这就不太容易了。许多人帮助我，药物也让我重新调整自己，有段时间，靠着这些我还可以过得下去，然而循环发生的梦魇不再是那些外在的、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而是发生在我内心的事。如果明天一早醒来，我变成了一只甲虫怎么办？每天早上总是在这种叫人窒息、不确定自己是谁的担忧中开始，担心地去检查自己的癌细胞是不是增长了，某些时候又忧虑梦魇会不会成真。那就像我自己转过身来咒骂自己，别再催了，别再指望我太多，我已经自顾不暇了。然而那个对抗疯狂，并感受到痛苦的人究竟是谁？那个被咒骂的又是谁？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精神治疗，生活过、爱过、迷失过，坦白说，我还真的不知道，有什么东西或什么事情，比药物和意志还强大。一个让自己经历了内在狂暴的我，一个内在统一的我，支撑着脑内暴乱的化学反应和它们最后导致的结果——回归到正常状态。这个自我是化学反应的作用吗？我不是唯心论者，从小也没有宗教信仰，然而在我心中的这条引线仍然支配着，即使是在我已经完全迷失了自我的时候：任何有过这种体验的人都知道，这不只是复杂的化学作用而已。

　　处在崩溃的状态，至少还有一个优点：你可以清楚看见自己发生了什么。外人只能从外面猜测，而周期性的忧郁，有助于你学习自制和自我认知。我的一个老朋友伊芙·坎三告诉我，她父亲的忧郁症使家庭付出了多少代价：“我父亲很早就受到忧郁之苦。祖父过世，祖母禁止了家里的宗教信仰。她说，如果上帝就这样把我先生带走，留下我和四个小孩，那就根本没有上帝。接着她开始在所有犹太教节日里将虾、火腿都端上桌！大盘大盘的虾和火腿肉！父亲有六尺三寸高，二百二十磅重，大学时无论是手球、棒球或足球，他一向万夫莫敌。这样的人，你根本想象不到他也会有脆弱的时候，后来他成了心理学家。接着，我猜大概是他三十八岁时——具体时间搞不清楚了，因为母亲不想谈论它，父亲自己又记不得，当时我才是个刚开始学步的小孩——有一天有个在诊所工作的人打电话给母亲，说我父亲不见了，离开了工作岗位，他们找不到他。母亲把我们这些小孩全塞进车里，载着我们一直绕，最后发现父亲靠在一个邮筒上哭泣。他立刻接受电击治疗，之后别人劝我母亲和父亲分开，说他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的孩子会认不出他来。”他们说。虽然她不信，但在开车回家的路上一路哭着。当父亲醒来，他就像个复印机复印出来的影子一样，意识模糊，记忆力衰退，对自己小心翼翼，对我们不再感兴趣。我们很小的时候，他是个很亲切的父亲，总是早早回家看我们每天学了什么，常常买玩具给我们。做了电击治疗后，他变得和我们有些疏离。四年后，事情又再度发生。医生给他服药，并做更多的电击治疗。有一阵子，他放弃工作，情绪大部分的时间都处于低潮。他的脸变得难以辨认，下巴都萎缩了。他起床后，双手颤抖地在房子里绕来绕去，那双大手就垂挂在身体两边，样子看上去十分无助。我了解到被恶魔附身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有个人占据了我父亲的身体。我才五岁，可是我看得很清楚，记得很清楚。他看来和以前一样，但却只是个躯壳而已。”

关于长期服药(2)

　　“后来似乎有好转，大概有两年时间，他的状况维持得很不错，但之后又崩溃了。他一直很低落。刚好转一点，但又再度崩溃。我大概十五岁时，他把车子给撞烂，是因为他的头脑不清楚，还是想自杀？没有人知道。在我大一时，又发生了一次，我接到电话，只得放弃考试，赶到医院里去看他。他们拿走了他身上的皮带和领带，以及所有能危害生命的东西。五年后，他又再度入院。接着他退休不再工作，开始重建自己的生活，吃很多维他命，参加大量运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让他感到紧张时，就离开房间。只要我的小女儿一哭，他就


　　立刻戴上帽子回家去。母亲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当他头脑清楚时，他是个很好的丈夫。整个九十年代里，他过得还不错，直到2001年初，中风才让他又倒下去。”

　　伊芙决心不让同样的故事在她自己的家庭中重演。“我自己已经经历过好几次的发作了，”她说：“三十岁左右时，我过于投入工作，承担太多的责任，当事情完成后，整整躺在床上一个星期没法再做其他事情。我当时用去甲替林这种药，没什么用，只是让我发胖而已。1995年夏天，我先生得到一份在布达佩斯的工作，我们得搬到那里去，我改用百忧解来缓解搬家的压力。不过到了那里，我的药全丢失了，成天不是躺在床上就是处在失去理性的状态。在陌生的异乡，没有朋友，加上我先生的事业刚刚开始，一天要工作十五个小时，我感受到无法承受的压力。大约四个月后，工作完成了，我也完全疯了。回到美国看医生，开始鸡尾酒式药物疗法：服用科隆平、锂盐和百忧解。当时，生活要充满梦想和创造力是不可能的，我得随时随身携带一个大药盒，上面标明上午、中午、下午和晚上的药量，因为我根本记不得发生什么情况。后来，我逐渐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交了些朋友，并且有了份还可以的工作，药量减少到一个晚上只需服用几颗而已。后来，我怀孕了，停了所有的药，感觉变得很好。我们搬回家，生完小孩后，那些美妙的荷尔蒙又逐渐消失，生了孩子后的那一年里，没有一个晚上能够好好睡觉，我又再度崩溃。我决心不让女儿经历那种状况，开始服用帝拔癫这种药，那让我不那么迟钝，可以安全地喂母乳。我尽己所能地让女儿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不让她感觉到我突然消失或常常出门去。”
我的第三次崩溃(1)

　　第二次崩溃之后的两年里，我的状况都还不错。我感到很满足，并为了这满足感而欣喜若狂。到了1999年9月，我被一位原先以为可以相守终生的爱人抛弃，之后变得悲伤——不是忧郁，就只是悲伤。一个月之后，我在自己房子里的楼梯上滑倒而使肩膀严重脱臼，并且撕裂了大块的肌肉组织。我赶到医院去，试着向救护人员和急诊室的医护人员解释，极力希望不会让忧郁症再复发，并解释上次肾结石的事情如何引起之前忧郁症的发作。我答应填妥所有的表格，回答各种问题，包括桑吉巴（地名，现在是坦桑尼亚的一部分）的殖民史，只要


　　他们能减轻那使我疯狂的疼痛。我解释自己曾发生严重的崩溃，并要求他们查看我的档案。花了一个多小时，疼痛才得到药物处理，那时候，他们给了我四倍剂量的吗啡，但对减轻我的疼痛却没有作用。肩膀脱臼是当务之急，可是我却在到了医院的八个小时之后才接受复位治疗。在到达医院后的四个半小时，他们给我氢吗啡酮这种镇痛剂，疼痛才真正缓和了，所以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情况终于略有改善。

　　在诊疗中，我为了保持镇定而要求精神病咨询。不过当时主管的医生告诉我：“肩膀脱臼是很痛的，而且要一直痛到我们把它复位为止，你要有耐心，不要再这样失态了。” 她还说：“你完全无法自制，情绪冲动，呼吸过速，在你镇定下来之前，我不会帮你做任何事情。”还告诉我：“我们不认识你，”“只能是给你强效止痛药而已，”而且我应该“试着深呼吸，想象你自己在海边，倾听海声，感受脚趾之间的沙子。”其中一位医生告诉我：“镇定一点，别为自己感到悲痛。在这急诊室里，有人比你的状况还惨。”当我说我了解我得撑过去，但想要在获得治疗前减轻这极度的痛苦，并且我并不这么在意身体上的痛，而是担心精神并发症，他们却说我很“幼稚”和“不合作”。当我诉说我有心理病史，他们又告诉我在那样的情况下，别期待有人会重视我的意见。“我是受过训练的专业医师，我在这儿是要帮助你。”医生说。当我说我是个有经验的病人，知道她现在做的对我而言是伤害，她却告诉我，我从未上过医学院，必须继续认同她的判断才是适当的治疗步骤。

　　在这家医院的治疗政策下，“我曾患的精神异常性忧郁症会因为极度疼痛而加重”和“在缝伤口之前，先给我一个泰迪熊娃娃”一样被看作荒谬的事，这令我无法接受。在美国的急诊室训练教科书里，并没有教授关于和身体疾病相关的精神治疗方面的问题。在急诊室里，没有一个人具备哪怕一点处理精神疾病并发症的能力。我向他们求救，等于在向鱼贩讨牛肉。

　　那几个小时我处于剧烈疼痛中，苦不堪言。我觉得身体的创伤是引发精神创伤的主因之一，用这样的方式治疗身体创伤，却使精神创伤发作，那真是医疗上愚蠢的行为。当然，疼痛持续愈久，我就愈精疲力竭；痛处愈是受到过度刺激，情况就愈严重。在氢吗啡酮送来时我已经痛得发昏了。的确，在那间急诊室里，有人的伤痛比我严重，但为什么我们之中有人要忍受毫无道理的疼痛？

　　在这三天严酷的急诊室经历中，我竟然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这是从我第一次严重崩溃以来从未再有过的想法。如果当时没有家人和朋友的二十四小时监护，我身心的痛苦恐怕早已经超越了能忍受的程度，而会去寻求最极端最迅速的解脱方式。树枝和藤蔓的“故事”再度发生。如果你看到地上发出小嫩芽，并认定它将来会长成纠结不清的藤蔓，立刻以拇指和食指两个指头将它拔除，之后就没事了。如果等到藤蔓已经牢牢地抓住整棵树时，那就需要锯子甚至是斧头和铁铲才能铲除，并挖出它的根。这种情况下，你不可能只去除藤蔓而不伤到一些树枝。我通常都能够控制自己的自杀念头，但是就像事后我向医院人员所说的，拒绝治疗病人提出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会使像肩膀脱臼这种小状况变得致命。如果有人说他正在经历痛苦，急诊室人员应当予以适当的回应。在这个国家里，自杀的发生常常就是因为医生的忽视，如同我在急诊室遇到的状况一样，他们对于极度的疼痛（身体的或心理的）都毫不重视。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我再度崩溃。前几次的发作，我都会有哭泣的症状，但没有这次严重。我一直哭，光是合成制造这些眼泪，就已经是令人疲惫的事了。流泪过多使我的脸变得干裂，就像用尽了吃奶的力气却又做一件简单的小事一样。我还记得自己因为淋浴时发现肥皂用完了而放声大哭，因为钥匙卡在锁眼里两秒钟而哭。我觉得每件事情都极度困难，比如说，想要拿起电话筒，就像要做四百磅的握推举重似的。而且，我不只必须穿上一只袜子，而是两只，接着要穿上两只鞋子，简直就是想要彻底将我打败，让我想缩回床上去。虽然这一次我没有前几次发作时的严重焦虑状况，但偏执却取而代之：我开始害怕，每次我的狗离开房间时，我就认为一定是因为它不再对我感兴趣了。

　　这次崩溃有件事特别恐怖。前两次的发作都发生在我未服药的时候。第二次之后，我接受了如果要避免下一次，就必须永久服药的事实。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持续四年每天服药。现在，我发现尽管服用速悦、盐酸丁螺环酮和威博隽，整个人还是濒临崩溃。这又该如何是好呢？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见到一些同样有过一次或两次崩溃经验的人，服药之后情况好转。也遇到有人服用某种药物一年后，再次崩溃，用了其他药物几个月后也同样复发——人们绝不能将忧郁症视为过去式而觉得安全。我原本以为自己属于第一种类型，现在赫然发现自己似乎是第二类。看样子，我很可能已经过了速悦能给予帮助的耐受期——人们的确会对这些药物产生抗性。如果是这样，我将进入一个恐怖的世界。在我的内心，我看见第一年使一种药物失效，第二年又使另一种失效，最后终于所有的选择都用尽。我看到自己的生命中，心理健康已成为不可实现的目标。
我的第三次崩溃(2)

　　现在我对崩溃时的程序很清楚，知道要打电话给哪位医生和该说什么，知道何时该将刮胡刀片收好并继续遛狗。我打电话给周围的人，直截了当告诉他们我跌入忧郁中。有几个新婚的好友，搬来和我同住了两个月，和我一起度过最难熬的日子，和我谈着我的焦虑和恐惧，讲故事给我听，照料我的饮食起居，减轻我的寂寞——他们是我生命中灵魂上的伴侣。在我最低潮时，弟弟从加州飞来，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我面前。父亲也继续照顾我。以下更是我所知的，能够拯救我的一切：快速行动、有位好医师让你倾诉你的心声、清楚地了解你的行


　　为模式、规律的睡眠，以及无论有多厌恶都一定要进食，都要立即缓解压力、运动和拥有持续的爱。

　　我用最快速度给经纪人打了电话，告知我的情况很糟，并且得暂停我手上这本书的工作。我说我无法预知这场灾难将会如何。“就假装我昨天被车撞了吧，”我说：“我现在在医院里做骨折治疗，并在等X光报告。谁会知道我何时能够再打字？”我服用了赞安诺，尽管那让我变得浑浑噩噩而且站不稳，但我知道假如放任焦虑在我肺和胃里撒野，情况会更糟，我会有大麻烦。我还可以很理智地向家人和朋友解释，但我已处于极度不正常的状态。就好像战时的德勒斯登，一个无法免于被轰炸、被摧毁的城市，只得屈服，在残瓦败砾中留下金光闪闪的残余物。

　　我甚至会在我的精神科医生所在的医院电梯里狼狈哭泣，我想去问问还有什么办法。不过他的反应让我惊讶，他看待我的情况并没有像我自己认为的那么棘手。他并没有要我停止服用速悦——“你已经服用它这么久了，没有理由现在停用。”他帮我加了金菩萨，这也是一种抗焦虑的精神药物。他加重速悦的剂量，因为他说，若非必要，你不应该随便更换对你有用的药物。速悦曾经有效果，现在也许再加把劲就会再起作用。他减少威博隽的剂量，因为那会让人感到亢奋，而我在高度焦虑的状况下不应该太受刺激。我们不再使用盐酸丁螺环酮这种药。我的精神科医生调整我的用药，加加减减，检视我的反应及自述，以此建构一个“真实”的我，也许那是以前的我，也许有些不同。对于我现在服用的药，我都非常了解，也仔细研读产品说明（尽管开始服用的一段时间里，我避免知道它们的副作用：因为知道了副作用或多或少意味着它也许会发生）。我宁愿相信副作用只是可能性不大的一种“意外”而已。我的治疗师帮助我度过这些像实验般的阶段：他主张坚持到底，让我相信未来会重蹈覆辙的可能性极低。

　　开始服用金菩萨那天晚上，我原定要做一场关于维吉尼亚·伍尔芙的讲座。我爱维吉尼亚·伍尔芙，演说关于她的事并朗读她著作中的片段对我而言，就宛如做一场关于巧克力的演说，然后自在地把它吃了。这场演说的地点在朋友家，听众都是亲朋好友，大约五十来人。因我的要求，它是公益性的。在平易近人的环境中，应该有趣而且轻松的，我对大家投注在我身上的眼光也会感到很自在：在我情绪正常的时候，我很愿享受这种生活。也许有人预料这场讲座会刺激我，不过实情却是我已歇斯底里到这场演说对我已经无足轻重，因为一旦烦躁起来，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糟了。我到场之后，礼貌性地在酒会时间和其他人聊了聊，然后拿出我的笔记站了起来，我发现自己当时异常平静，就好像只是在晚餐的餐桌上随意发言似的，并且出神地看着我自己有条有理地根据记忆和笔记讲述伍尔芙。

　　演说完毕后，我和一群朋友前往事先安排好的餐厅用晚餐。当晚因为人很多，因此还是不得不努力集中精神以维持优雅良好的表现——亲切的环境本应该令人愉悦。然而我却感到怪异的僵硬，喘不过气来，好像身边的空气都凝结了，人们的说话声都好像是穿过空气的重重障碍才能传过来，那受到阻滞的声音使我很难听出他们在说什么。我必须用很大力气才能举起叉子。我点了鲑鱼，并意识到我诡异的状态又出现了。我有些懊恼，却完全不知所措。无论你认识多少也曾服用过百忧解的人，或者你知道每个人都多少有点忧郁而感到松一口气，但那个时候还是倍感艰难。在座的每个人都知道我正在写关于忧郁症的书，他们也几乎都读过我的文章，但没人知道我正在经受煎熬。整个晚餐，我都在喃喃自语，并像个冷战时期的外交官一样不断向他们道歉：“真是抱歉，我好像无法集中精神，但你了解，我又陷入另一回合的忧郁了。” 也许我早已经讲过，但是每个人似乎都觉得有责任要问问有哪些明确的症状和起因，而且都试着安慰我。那些安慰其实是加剧我的忧郁，或者我说：“我恐怕无法了解你说的话，因为我每天服用五毫克的赞安诺，虽然我确定没有上瘾，而且又刚开始服用另一种新的有镇静效果的精神药物。你的沙拉好吃吗？”换句话说，我觉得如果不持续说点什么，人们会发现我更加异常。

　　接着我发现空气变得又冷又坚硬，说出来的话变成断断续续的噪音，我无法将它们连在一起。或许你曾有过参加演讲的经验，发现你为了要跟上主题，必须全神贯注，但你走神了一小会，回神的时候就搞不清楚讲到哪了。我那时就是这样，每一句话都令我费神。突然间逻辑消失了，我搞不清楚状况。有人谈到中国，但我不太确定是什么事。好像另一个人提到了象牙，但不知道和谈到中国的是不是同一个人，虽然我记得中国确实生产象牙制品。有人问我关于一条鱼的什么事，还是我的鱼？我订购了一条鱼吗？我喜欢钓鱼吗？什么事和中国的鱼有关？我听到有人重复问题（我感觉这个句子的句式之前出现过），然后觉得我闭起眼睛，静静地想着，在别人第二次问你问题时打瞌睡可不太礼貌，我必须有所回应。所以我抬起头，以微笑表示“我听不太懂”。我发现人们疑惑地望着我：“你还好吧？”又有人问道，我说：“似乎不太好。”几个朋友拉着我的手带我离开。


   我的第三次崩溃(3)

　　“真是抱歉。”我觉得那桌的人都认为我可能是被药迷昏了，离开时我说我陷入忧郁、服药过多，没办法撑下去。“真是抱歉。”大家一直都很客气。帮忙的朋友带我回到家，扶我上床。我取下隐形眼睛，试着讲一会儿话，好让他们放心，我说：“你们还好吧？”可是当朋友回答时，他变得非常模糊，像是笑脸猫（《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角色——译者注），我又昏了过去，沉沉地睡了十七个小时，还梦到一场大战。老天，我又一次小视了忧郁症的力量。它的破坏力是那么强大！我们会设下远超过自己能力的标准，我提出的标准和为自


　　己设下的标准都超乎世界水准，如果我觉得自己没办法写这本书，那一定是我的责任。有些人的标准很低，有些人的标准很高。如果布什总统有天醒来，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担任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他就是有问题。但有些人只要觉得自己能活下去就没什么问题。在晚宴中，我当场崩溃，超出了我为自己设定的标准。

　　醒来时，我的感觉比前一天还可怕，我也为自己失去控制的涣散状况而忧心。走出门依然是可怕的念头，但我知道我还可以下楼（可是不确定要不要这么做）。我还能发电子邮件，我打了通模模糊糊的电话给精神科医生，他建议我减少一半金菩萨的用量，也少用点赞安诺。下午症状开始消失时，坦白说，我有点怀疑。到了晚上，我差不多复原了，就像寄居蟹长太大了，要放弃老壳，冒险爬到海滩上，然后在别处找到另外一个壳。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复原还是令我很高兴。

　　这就是我的第三次崩溃。这是一个新发现。第一次和第二次崩溃最剧烈的时候长达六周，两次崩溃都维持了大约八个月，我称之为小崩溃的第三次崩溃，最剧烈的时期为六天，维持了大约两个月。

　　金菩萨有作用是我的运气，但我也从为这本书作的研究发现，无论这种药对别人是否有价值，它对我就恰好是十分有效。我因各种理由而心情低落了几个月，处于某种压力之下，所有事情都应付得过去，但有点勉强。因为我已学到许多关于忧郁症的事，临界点出现时我可以很快察觉出来。我发现精神科医生可以巧妙地调配出“鸡尾酒”药。我相信，要是第一次崩溃把我整个推入深渊前便开始服用这些药，就可以在它不可收拾之前先控制住，同时可以一并避开真正的崩溃。要是不中断让我度过那次崩溃的药，我可能永远不会陷入第二次崩溃。在我准备进入第三次崩溃时，我决定不再愚蠢地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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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19:53
避免心理疾病需要保养(1)

　　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遭遇身体和心理的创伤，对于比较脆弱的人来说，在每次问题发生的时候，都可能造成以前的问题复发。如果小心、适当地服药，并辅以其他手段来平衡，就可能维持相对稳定的情况。大多数有严重忧郁症的人需要服用混合药，有时候要用非常规的剂量。他们也必须了解自己不稳定的状况，需要有个专家来帮忙。我发现最大的悲剧是，许多有忧郁症的人寻求协助，医生随便开些他们用过的药，剂量通常不合适，只对部分症状有帮助。其中更惨的是，有些人明白自己的治疗不够理想，但是他们的健康保险机构（美国


　　提供医疗保险的民间公司）和保险公司不愿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治疗。

　　当你摆脱忧郁时，现实的问题就都变得无足轻重，你可以过着美妙而平和的生活。我在写这本书时，打电话给某人进行访谈，开头，我礼貌地问候他近来如何，“哦，”他说：“我背痛、小孩找麻烦、雨大得吓人、猫死了，而且快破产了。另一方面，我的精神状况还没出问题，所以我觉得一切还顺利。” 我的第三次崩溃出现在我对生活事事不满的时候，但理智恢复后就明白，这些事终究都可以解决。等到我度过困境时，觉得很想为结束混乱生活的喜悦开一个庆祝大会。很有趣，我觉得快乐无比，居然开始继续写这本停了两个月的书。那次发生在我服药时候的崩溃之后，我一直没有真正的安全感。在写作这本书的最后阶段，我被突然发作的恐惧和寂寞击倒了。那不算是崩溃，但有时候写了一页，就要躺半个小时，好从自己的文字中恢复过来。有时候我会哭泣，有时候会焦虑，躺在床上一两天。我觉得这些经验都反映了写这本书的困难，我对未来人生有种不确定性的麻木，我觉得极度的不自在。

　　我服药已经没什么副作用了，现在的精神科医生是处理副作用的专家。我服的药曾经对我的性欲带来副作用——欲望轻微减少以及高潮迟迟不来，造成了一些问题。几年前，我开始服用威博隽作为日常疗养，它好像让我再度产生性欲，但是跟以前的标准相比，可以说改善不大。药剂师又开给我伟哥，只在副作用发作的时候使用，后来又加了右旋安非他命，用来增加性欲。我想是有作用的，但它会让我痉挛。身体的改变似乎超出我的适应能力，一个晚上会有奇效，第二天可能就不那么有效了。金菩萨是情绪稳定剂，我老是睡太多，一天差不多睡十个小时，但偶尔被激动情绪所困扰、无法合眼的晚上，我就服用赞安诺。

　　和同样经历过情绪崩溃的人交换彼此的故事，可以带来奇妙的亲密感。罗拉·安德森和我曾经几乎天天交流，连续三年多，我第三次崩溃时，她特别关心我，突然走进我的生命中，发展出奇特的友谊和意外的亲密：在她第一次写信来的几个月后，我觉得我们好像很早就认识了——我们大部分是用电子邮件，偶尔写信或寄明信片，很少用电话，有一次是碰面——虽然我们的交往，向来与我的生活是分开的事，但却养成了习惯，很快就变得像是上瘾一样。

　　这过程像是一场恋爱，经历了发现、狂喜、厌倦、复燃、习惯和深情。有时候罗拉会太积极，太急躁，刚开始联络时，我有时候会对她产生反感，或是试图为我们之间的交往踩刹车，但很快在少数几个没有罗拉消息的日子里，我会变得食不知味。虽然罗拉是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者，但狂躁的发作没有像忧郁的发作那么严重，而且比较容易控制——这种状态愈来愈常被称为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二型。有许多人无论多注意服药和治疗，生活多规律，忧郁症还是会发作，罗拉就是其中之一 ——前几天刚摆脱忧郁，隔天又发了，怎么做都没办法挡住。

　　她第一次给我写信，是在1998年1月，那是封充满希望的信。她读到我在杂志上所写的关于忧郁症的故事，觉得我们应该认识一下。她给我家里的电话，说我随便什么时候打去都可以，信中还附带一张帮助她度过忧郁痛苦时光的专辑唱片名单，而推荐我读的书中，有一本正合我的口味。她住在德州的奥斯汀，那是她男朋友家，但她觉得在那里有点孤寂和烦闷。她太过忧郁而无法工作，但是对政府部门的工作很有兴趣，希望能在德州州议会中做事。她告诉我，她服用过百忧解、克忧果、乐复得、威博隽、科隆平、盐酸丁螺环酮、烦宁、锂盐、劳拉西泮，“当然还有赞安诺，现在除了这些，还加上帝拔癫和使蒂诺斯。”她在求助精神科医生方面遇到麻烦，“结果你猜怎样——我换了四十九个医生。”她的信有些地方挺吸引我的，所以我尽量热情地回复。

　　之后得到她的回音是在二月。“帝拔癫没有效，”她信中写道：“记忆力减退和双手颤抖令我感到难过，还有结巴，以及花了四十分钟找香烟和烟灰缸，结果却忘了拿打火机。我相信黑色有四十种不同的色调，我不认为这些不同是程度的差别——我宁愿看成是一个圆圈和一个轮子，那车轮转得非常快，死亡的欲望可以进入任何一个轮辐线里。本来想这星期到医院检查，但我已经去过太多次了，我知道连附有耳机的随身听都不能带进去，用来做情人节卡片的剪刀也不行，而且我会想念我的小狗，没有它我会很害怕，还会很想念男朋友彼得，他一直很爱我——在经历过我的呕吐、愤怒、不安、性冷淡之后。而且我还得睡在有护士站在旁边的房间，或是锁在有防自杀监看录像的房间里，等等——我非常相信，药会让我保持在赤道上——也就是两极之间——我不会有事。”


避免心理疾病需要保养(2)

　　春天到来时，她的精神好了起来。到了五月，她怀孕了，为了能当妈妈而感到兴奋。但是她得知帝拔癫可能会造成胎儿脊柱裂缝，也对脑部发育有不良后果，她试图停用，又担心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情绪开始变得不稳定。没多久，她写信给我：“我陷入流产后的忧郁和茫然。我想，能继续服药也算另一种好事。我努力不对这整件事愤怒或发脾气，但有时候总觉得太不公平了。今天的奥斯汀是万里无云又凉爽的好天气，为什么我会这么累。看，所有的事情——即使是对小小折磨的正常反应——都让我担心随时可能陷入忧郁症。我好像处在


　　一种灰暗、污浊的迷雾中，头痛和紧张让我连哭泣都不能实现。”

　　十天后，她写信说：“我稳定下来了——或许比我希望的还差一些，但还不至于到担忧的程度。我换了医生和药——把帝拔癫换成癫通，还额外用一些金菩萨加强癫通的效果。金菩萨真的让我好起来了。心理疾病对身体的伤害实在很大！我用过无数种药，来治疗我严重的忧郁症。此外，我有奇怪的失忆症——只要过一小时，就记不起任何事情，忧郁症太恐怖了——让人觉得几分钟像一辈子。我好累，累得不愿去想‘好’的时候我是什么样子——对我来说，‘好’是正常或可接受的状况。”

　　几天后，她又写信来：“害羞使你无法让朋友了解你深刻的人格——结果，我在过去八、九年交到的朋友大多不是深交。这使我更加寂寞，让我觉得自己很愚蠢。例如，我刚刚打了电话给维吉尼亚州一个非常要好（而且很苛刻）的朋友，她要我解释为什么不去看她和她的小孩。这要怎么说？我很乐意去拜访她，但定时去精神科医院太丢脸了。要是不会被发现的话，我很愿意撒个谎。”

　　罗拉的生活一直受到疾病的阻碍，所有的生活受到限制。“例如约会：我照顾自己就很累了，没办法再去照顾别人的情绪。这种爱情不是很可怕吗？病也让我无法专心做事——任何工作都做不久，总是会中断。谁会想听你对新药的希望呢？你要怎么让别人了解呢？在自己得这种病之前，有个好朋友得了忧郁症。我假装懂他的话，听他说种种事情。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忧郁症者所说的，是完全不同的语言。”

　　后来的几个月，她似乎在与她背后的什么东西搏斗。这段时间，我们开始慢慢了解对方。我得知她在十多岁时遭遇性骚扰，二十多岁时被强暴，两件事都造成不可磨灭的影响。她二十六岁时结婚，第二年第一次忧郁症发作。她的丈夫似乎无法忍受，而她得拼命喝酒才撑得过去。到了秋天，她变得有点癫狂，于是去看医生，医生说她只是太紧张，开了烦宁给她。后来她对我说：“癫狂把我的心封了起来，但我的身体迟钝得吓人。”

　　一个月过后，在他们家的圣诞夜派对里，她狂暴地把蛋糕摔到丈夫身上，然后上楼把剩下的一整罐烦宁全吞了下去。丈夫将她送进急诊室，并对主治医师说他无法忍受了。她被转入精神科医院，在那里度过圣诞节。出院回家时，有一大堆药要服。“婚姻完蛋了，我们蹒跚地度过了后来的一年。第二年的圣诞节，我们跑去巴黎，晚餐时，我仔细看着他，心想：‘我现在并没有比一年前在医院里快乐多少。’她离开家，很快就认识了新男友，同时搬到奥斯汀与他同住。忧郁症在那之后就比较规律了，至少之后一年是这样。

　　1998年，罗拉在信中简单地提到她“可怕的无力和焦虑”。到了十月中，罗拉开始消沉，她自己很清楚。“我尚未完全陷入忧郁症，但是慢慢地每况愈下——我的意思是，我得愈来愈努力专注于手边的工作。眼下我还没完全忧郁，但已开始沮丧。” 她开始谈威博隽。“我开始痛恨那种与所有事物疏离的感觉，”她抱怨。之后不久，她开始整天躺在床上。药物治疗再度失效。她停止与身边人联络，只关心她的狗。“当忧郁症削弱了胃口和我对欢笑、性爱、食物的需要时，只有小狗才能给我真正的精神抚慰。”

　　十一月初，她说：“我现在只能泡澡，因为早上淋浴时的水浇在身上，让我难受得不得了，而且在最近的日子里，这好像是为暴躁的一天开启了序幕。开车好像要使尽所有力气，使用提款机，购物，所有日常不得不做的事，都让我很累。”她租了《绿野仙踪》来看，好分散注意力，“但是悲伤的地方让我哭起来。”她失去胃口。“我今天尝试吃点鲔鱼，但那味道令我想吐，所以我只吃了点做给狗吃的米饭。”她抱怨连看医生都让她很烦。“我很难跟他好好地说心里的话，因为我不想让他难过。”

　　我和罗拉天天书信往来，我问她会不会觉得持续写信很困难，她说：“关心别人是得到别人关心最简单的方法。这也是一种观察自己的好方法。我需要与别人分享沉沦的感觉。每次我写下这些文字，就立刻觉察到我人生中的沉沦。到目前为止，我要强迫自己做些很琐碎的事，试着评估自己的状况有多严重——我真的陷入忧郁了吗？或者只是懒惰？这种焦虑是不是喝了太多咖啡或吃了太多抗郁剂造成的？这个自我评估的过程会让我哭泣。让别人困扰的是，除了陪在旁边之外，他们帮不了什么忙。我用回电子邮件来保持头脑的清楚！” 一周后：“现在是早上十点，我今天被一个想法吓坏了。我努力地尝试。我好像很快就要号啕大哭，‘没事的，没事的，’同时深呼吸。我的目标是保持在自我分析与自我毁灭之间。我就是觉得好像在消耗别人，包括你在内。我只能拼命要求别人，但没有办法回报。我觉得，穿上喜欢的衣服，梳好头发，身边牵着小狗，这样才有勇气上街买点橘子汁。”


避免心理疾病需要保养(3)

　　就在感恩节前，她写信道：“今天我看了老照片，看起来那好像是别人的生活。这就是药物治疗的代价啊。”但是她又很快振作起来。“今天我有一些快乐的时光，”她在当月最后一封信上说：“我还要更久的快乐，拜托，哪位好心人施舍一点吧。我在人群中可以不再感到害羞了。” 隔天她有点复发。“我本来觉得好些了，还希望开始做些美好的事情，但今天非常焦虑、着急、紧张。只是我依然抱持着希望，这有点帮助。”第二天变得更糟了。“我的情绪依然低落。早上觉得害怕，傍晚觉得极端无助。”她讲述与男友走进公园的经历。


　　“他买了本辨识公园所有植物的小册子。其中描述到一棵树：‘整颗树都有致命毒性。’我想要去找到这棵树，嚼它一两片叶子，然后蜷缩在大石头底下慢慢死去。我想念那个喜欢穿上泳装的罗拉，她会躺在今天的阳光下，看着好蓝、好蓝的天空！恶魔把她从我的身体里夺去，换进一个令人讨厌的女孩！忧郁症夺走了我对自己的爱。我感到灰心，充满绝望，这是一种慢性死亡。同时我又努力地推开这沮丧的绊脚石。我现在知道为什么大家说它‘丑恶’了。”

　　但一周后她又明显好多了。后来在二十四小时营业的超市里，当店员为排在她前面的人结账时，她突然失去控制。一种完全不符合她性格的暴怒冲上来，她大喊：“老天爷！这到底是‘便利’商店还是热狗摊？”丢下手上的汽水就走了。“就是这样起起落落，我已经懒得再说、再想了。”当男友说他爱她时，她便大哭起来。第二天她觉得好多了，吃得比以前多一倍，还买了一双袜子。她走进公园，突然有股冲动想要玩秋千。“虽然前一个礼拜都处于愈来愈深的焦虑感中，现在我却想要玩秋千！你有了相反的感受：心中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好像你正开车飞越山丘。只是做这么简单的事情都觉得好快乐，我开始觉得自己恢复了，有一种飘逸的感觉，好像轻松、幸福又回来了。我不指望开心太久，但这种没有任何烦忧、没有莫名其妙的负担或悲伤的感受，非常强烈、真实和美好，我一度没有想哭的冲动。我知道其他的感觉会再回来，但我想，今晚上帝和秋千赐给我一个暂时的解脱，提醒我要有希望和耐心，这是个好兆头。” 十二月里，锂盐对她造成负面的反应，让她的皮肤干燥得无法忍受。她降低锂盐的剂量，并开始服用纽若汀。这种药似乎有了作用。“回到中心点，原有的中心点，感觉好真实。”她写道。

　　第二年十月，我们终于见面了。当时她与母亲在维吉尼亚州的瓦德福特港，那个位于华盛顿之外的美丽小镇是她长大的地方。当时我非常喜欢她，迫不及待想要见到她。我乘火车抵达时，她和她的朋友华特在火车站接我。她是个苗条的金发美女。但是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候，勾起了太多回忆，使她很不舒服，焦虑到说不出话来。她用细微沙哑的声音为自己的状况道歉。看得出来她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她说她整个星期都很消沉。我问我的到来是否增加了她的紧张，她保证说没有。我们共进午餐，她点了蚝。但她吃得很费力，手抖得很厉害，想要撬开壳的时候，不小心把酱汁溅了一身。她无法一边说话一边对付蚝，所以华特跟我聊天。他说罗拉这一周来每况愈下，她低声地同意。这时候她决定放弃吃蚝，全神贯注地喝白酒。我非常惊讶，虽然她事前说过自己的不良境况了，但我还是无法接受她那种一切努力皆是徒劳的神情。

　　我们同坐一辆车，华特下车后由我接着开车，罗拉颤抖得无法开车。回到家里，她母亲看来也忧心忡忡。罗拉和我断断续续地交谈，她好像是站在很远的地方讲话。我们看照片的时候，她突然呆住了。我从来没见过或想象过这种画面。她告诉我照片中谁是谁，然后开始重复说过的话：“那是娇拉汀。”然后又说一次：“那是娇拉汀。”每次都把音节拖长。她面部肌肉变得僵硬，好像张嘴说话有困难。我叫来她母亲和她的兄弟麦可。麦可把手放在罗拉的肩膀上说：“没事的，罗拉。没事。”我们最后把她扶上楼，她依然重复说着：“那是娇拉汀。”她母亲帮她换下沾到酱汁的衣服，扶她上床，然后坐在旁边抚摸她的手。这场会面和我预期的完全不同。

　　后来我知道，她服用的部分药剂的副作用使她发作，药物确实是她那天下午怪异、僵硬、说不出话、极度焦虑的原因。当天晚上，她经历了最严重的一次发作——“我的灵魂、我爱的那个我，失去了所有的色彩，我只是个行尸走肉”。她很快就采用新的疗法。圣诞节之后，她开始恢复了，情形开始好转，2000年3月，她又再度发作。“我好害怕，”她写信告诉我：“又觉得好丢脸。如果你能告诉别人的好消息只是你不再抽搐了，这实在很可怜。” 六个月后，她又遭到那些症状的袭击。“我无法重拾人生，”她对我说：“我真害怕焦虑发作——今天我离家去上班，在自己的车上吐了。我回家换衣服，好进办公室，所以迟到了，我跟公司的人说我发病了，但他们还是给我记了过。医生要我服用烦宁，但那会让我昏倒。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如此不堪，未来的生活也是一样，情绪大起大落，经受可怕的失忆。我还能继续忍受这种生活吗？”


回忆的真相

　　我还能忍受这种生活吗？是啊，有谁受得了自己一直处在困境中？但到最后，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忍受下去。这也许是进步。我们忆起过去的声音，像亡者的声音，呼应着岁月的流逝与无常。当悲伤的时候，我会想到过去的事情，往事历历而又清晰如昨：这些记忆永远停留在我五岁开始到二十七岁母亲过世的那段时间，她和我坐在厨房聊天；我二十五岁祖母过世那年前，她种的蝴蝶兰开花的样子；1980年在巴黎的那段时间，我与母亲的朋友珊蒂在一起的情景，她想把她的绿色大草帽送给圣女贞德，珊蒂两年后过世了；我的大叔唐和大姨贝


　　蒂，和他们大橱柜里的巧克力；我父亲的堂妹海伦和艾伦、我婶婶桃乐丝，以及其他过世的人。我总是听到亡者的声音。每到夜晚，他们和过去的我就会来看我，一觉醒来，才意识到他们已不在我所处的世界，我感受到深深的沮丧，一种超越寻常悲伤的感受，有时候很接近忧郁症的那种巨大的痛苦。而且，如果我想念他们，和与他们共处的时光，那么，我应该知道，他们消失的爱就在生活中，在生命中。当我想要和他们一样到那个世界，不想再苦苦地努力活着时，那是一种忧郁吗？或者，以自己无法忍受的方式活着，只是生命的一部分？

　　我发现往昔岁月的真相和时光流逝的现实，是人生不可思议的困境。屋子里堆满了我不敢读的书、不敢听的唱片和不敢看的照片，因为这些东西都与过去紧紧相连。当我碰到大学的朋友，尽量不谈到太多大学的往事，因为那时候的我太快乐了——当时我不一定比现在过得好，但那时的快乐是种很特别的情感：那是一去永不复返的。灿烂的青春岁月令我烦恼。我老是会撞到旧日欢乐所筑起的墙，面对过去的欢乐比面对过去的痛苦还困难。想到过去的痛苦，我知道那创伤后的压力是一种剧烈的痛苦，但对我来说，过去的创伤已仁慈地离开了。但是过去的欢乐，却在时时提醒你，与你拥有共同美好回忆的人已经不在世上，或者已不再是同样的人：我发现这是最令我痛苦的。我对回忆的残屑说：别让我想起什么。太多的欢乐和太多的痛苦，二者都很容易造成忧郁。世上也有所谓欢乐后的压力。最沉重的忧郁来自于当下无法忘怀的，经过美化后的遗憾的过去。

如何找到好的心理治疗师(1)

　　医疗不只是医生用知识治疗病人；还教导病人学习正确的方法，改善自身发生的问题。

　　药物可以让你把痛苦放在更重要、更适合、更理智的地方。

　　“学习培养快乐”是我听过最空洞的一句风凉话。运气够好才能接到快乐的露珠。




　　忧郁症的疗法主要可分两种：一、谈话治疗——与治疗师交谈；二、生理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电击或电气痉挛疗法。要统一社会心理学和精神药理学对忧郁症的看法不太容易，但却是必要的，许多人认为治疗法一定是二选一，这是十分危险的想法。药物治疗和精神治疗不是互相对立，各自适用于特定的忧郁症患者，而应该互相协调合作，依病人不同的情况而联合或分开使用。整体治疗的生理-心理模式仍然令我们无法捉摸。我并不打算夸大其所造成的后果。现在去看病的时候，医生常会先告诉你忧郁症的成因（最常说的是血清素过低或童年的创伤），然后告诉你该用哪种治疗法，好像是二者有逻辑关系一样，但实际上却是胡扯。匹兹堡大学的艾伦·弗兰克曾说：“我不认为心理的病因就要用社会心理学的方法来治疗，也不认为生物学的病因就要用生物学的方法来治疗。”要注意的是，借由心理疗法而痊愈与借由药物而治愈的病人，二者在生物学上所造成的改变——比如睡眠脑波图——是一样的。

　　传统的精神科医生认为，忧郁是病人性格的一部分，并试图改变病人的个性结构。而纯粹的精神药理学则把这种病症看成是外在因素造成的失调，矫治时不必在乎病人的其他性格特征。人类学家鲁曼曾撰文讨论现代精神医学门户之见的危险：“精神科医生应该要知道，这些方法都是在一个工具箱里的工具，但却被认为是领域不同、用途也不一样的工具。”威廉·诺曼是职业精神分析师，必要时会开药物给病人，他说：“精神科医生，现在已不再愚蠢，而是变成无知。”——以前忽视生理，只注意情绪反应的医师；现在却忽视人类心灵，只注意脑部化学反应。精神动力治疗和药物治疗之间的最大冲突点是道德观。我们倾向于，该用交谈治疗的问题，就是你自己要想办法克服的问题；该用药物治疗的问题，就不是你的责任，你不必尽任何努力。实际上，虽然只有极少的忧郁症完全是患者自己的责任，但几乎所有的忧郁症都需要病人自己的努力才能治愈。只有愿意自救的人，百忧解才能救他。给自己太大压力，会使病情恶化，但若真的想好起来，还是得给自己起码的压力。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都是必须的。不必责怪自己，但也不能放任自己。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精神科医生梅尔文·麦金尼斯提到：“意志、情绪和认知，三者的产生环环相扣，好像是生理的节奏。你的情绪可以影响、但不能凌驾于意志和认知。”

　　谈话治疗源于心理分析——而这种以仪式化的交心一点一点把危险思想引出来的方法，又源于教堂的告解。心理分析是一种运用技巧发掘童年创伤的治疗方法，而童年创伤常是导致精神官能症的主因。这种方法要花很多时间—— 一般来说，每周要四至五小时——目的是要找出潜意识的心灵。现在许多人喜欢抨击弗洛伊德和他所创的精神动力理论，但是，弗洛伊德的模型虽然不尽完美，仍是十分先进的。用鲁曼的话来说，弗洛伊德的理论包含了“体会到人类的复杂和深度，严厉要求面对自我内心所排拒的事，重视人类生活的困境”。当我们在别人面前批评弗洛伊德的著作，责难他所表现的偏见，却忽略了他著作中的基本真理和崇高的谦卑：我们时常不知人生的动机是什么，被未知的事物所困惑。我们对自我冲动的了解只是一小块碎片，对别人的了解更是少之又少。若我们只从弗洛伊德那里借鉴这一点——我们可把动机称之为“潜意识”或“大脑电路的不规律反应”——我们就有一点研究心理疾病的基础了。

　　心理分析可用来解释问题，但对解决问题无甚帮助。如果病人的目的是快速改变不良的情绪，那么，把强大的心理分析过程用在这上面就错了。每次听到有人把心理分析用在改善忧郁症上，我就觉得这好像是站在大海边拿着机关枪对迎面而来的潮水扫射。无论如何，从心理分析发展出的精神动力治疗，还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为人知的过去，若不经过仔细检视，不大可能被发现并修补好，而心理分析的过程，总是能发现些什么。最常见的谈话治疗学派，是病人对着医生述说当下的心情与经验。长久以来，说出忧郁是治疗忧郁的最佳途径。这种方法依然有用，“写下来，”——维吉尼亚·伍尔芙在《这些年来》中说：“痛苦就会远去。” 这是心理分析最常见的基本程序。医生的工作是仔细聆听病人诉说，探触病人内心深处的动机，如此才能了解为何他会有这些反应。大部分精神动力治疗法的原则是，发现问题的来源才能解决问题。然而，医疗不只是医生用知识治疗病人，还教导病人学习正确的方法，改善自身发生的问题。医生也会作出客观反应，让病人能够洞悉自己，改变自己的行为，改善生活品质。忧郁症多半是孤独所引起，好的心理医生会帮助病人与外界环境重新建立联系，创建可减轻忧郁之苦的环境。

　　有人坚信洞察情绪无助于治疗。“谁会管动机和来由？”精神药理学的领导者，哥伦比亚大学的唐诺·克莱因说：“没人可以打倒弗洛伊德，因为没有人可提出更好的关于内心冲突的理论。但重点是，我们已经有办法治疗这些病症了。”用哲学的角度来看病因，治疗是对的，是医药救了我们，但我们也要注意病源。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史蒂文·海曼说：“像冠状动脉疾病，我们不会只开张处方就了事。我们还会要求病人控制胆固醇，教他们运动方法和合理饮食，有时还有压力管理。并不是只有心理疾病才要多管齐下。药物疗法与心理疗法之争非常可笑。二者都是经验主义的问题。依我个人的看法，双方应该携手合作，因为采用药物治疗更能够让病人投入心理治疗，理清心中的纠结。”艾伦·弗兰克所主持的一连串研究显示，在为病人摆脱忧郁方面，心理治疗的效果没有药物好，但在避免病症再度复发方面更为有效。虽然这方面的资料错综复杂，但从中可以看出，结合药物和心理治疗的效果比单用一种好。“这种治疗策略可避免再度陷入忧郁症，”她说：“我不知道将二者结合的治疗方法未来还有多少发展空间，这令人担忧。”布朗大学心理学系的马丁·凯勒曾参与一个多校联合的团队，他在最近的忧郁症者研究中发现，只用药物的病人中，感觉有明显改善的不到一半；只用认知行为治疗的人之中，明显改善的也不到一半；而二者合用的则有超过八成的人有明显改善。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克里兹曼愤怒地说：“百忧解不是用来避免和病人交流的，而是用来深入了解病人的。”鲁曼也这么写道：“医生受训练的目的是观察和了解病人，但他们做的事却只是丢给病人一根药物做的‘棒棒糖’，然后就什么也不管。”
如何找到好的心理治疗师(2)

　　当你不幸落入忧郁的深渊，你自然而然想要了解患病的原因，即使已脱离忧郁，仍然想知道究竟。药物仅仅改变某些症状，并不等同于治疗。问题和问题背后的真相都需要密切注意。也许在医药发达的未来，药物可以治好更多人，整体的国民健康状况会大大提升。但若因此就把谈话治疗抛诸脑后，却是非常危险的。心理治疗可以让一个人明白，药物在帮他重建新的自我，并接受原来的自我已在崩溃时失去的事实。你需要在忧郁最严重的时候浴火重生，需要学习避免再度陷落的方法。你要以不同的方式过日子。“无论在什么环境下，要让


　　你的生活、睡眠、饮食、运动变得规律化不太容易，”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诺曼·罗森泰提到：“想象一下你在忧郁时，要做这些事有多难！你需要一位治疗师，就像需要一张沙发一样，可以让你尽量规律地进行日常生活。忧郁是一种疾病，不是生活方式，你得想办法克服。”“药物治的是忧郁症，”我的治疗师曾说：“而我治的是忧郁症患者。”什么事可以让你冷静下来？什么会使症状恶化？从药物的观点来看，因亲人过世所造成的忧郁，和不断失恋造成的忧郁，二者没什么差别。虽然前者产生的极端反应比后者合乎人情，但从临床经验来看，几乎完全相同。就像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临床医生席维亚·辛普森说的：“如果看起来是忧郁症，那就当成忧郁症来治。”

　　当我第二次精神崩溃前，我中断了心理分析治疗，大家都力劝我再找一位新的治疗师。找新的治疗师是件烦人又讨厌的事情，但在陷于重度忧郁之苦时才做这件事，结果会更糟。好的治疗师很难找到，我在六周内换了十一位治疗师。每换一位，我都要把自己的苦恼从头到尾讲一遍，讲到最后，好像我是在说别人的故事。有些治疗师看来满有智慧，有些则脾气古怪。一位女治疗师把所有家具都用保鲜膜包得紧紧的，以防止被她那群小狗破坏，她还一直请我吃放在塑料盒里，看似发霉的小鱼饼干。我离开时，一只小狗在我的皮鞋上撒尿。有位男治疗师给我的问诊室地址是错的（“哦？那是我以前的地址！”），还有一位说我没什么毛病，应该振作起来。有一位女治疗师说她从不相信情绪，而一位男治疗师则宣称他除了情绪什么都不相信。还有一位唯心论者；看病时一直在啃指甲的弗洛伊德信徒；荣格的信徒和自学成材的心理医生……有个男治疗师不停地打断我的话，说我跟他一模一样。有人在我拼命解释后，依然搞不清楚状况。“我们想做各种药物与心理治疗比较的研究，”史蒂文·海曼说：“但有人纵向比较过好的治疗师和糟糕的治疗师吗？我们会是这方面研究的开路先锋。”

　　我最后选择了一位治疗师，这令我十分愉快，因为这位治疗师充满智慧，我在他身上看到人性的光辉。选他的理由是他既聪明又诚恳。由于之前有过治疗师打断心理分析，又在我需要药物时不准我吃药等经验，所以一开始，我仍保持着戒心，过了很久才完全信任他。他在混乱和危险的时刻仍保持冷静。平时他很风趣，我通常很欣赏身边那些有幽默感的人。我和我的精神科医生合作良好。最令我佩服的是，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愿意向病人伸出援手。之前换了十位治疗师是值得的，不要找令你嫌恶的治疗师，不管他的医术有多好，只要你讨厌他，就不会有效果。如果你觉得自己比医生还聪明，并不一定是你错：拿到精神病学或心理学学位，并不代表这个人是天才。选治疗师要非常小心，许多人会耗费二十多分钟挑喜欢的吹风机，或是向超级市场经理抱怨他最爱的罐头番茄汤没货了，但找精神科医师却随便得像找一般服务人员一样，这实在令人不寒而栗。记清楚，你好歹是要把自己的精神交到这个人手上，而且别忘了，你要把自己都不清楚的事倾诉给这位医生。“实在很难，”罗拉·安德森写信告诉我：“你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了解你，而且在你头脑最混乱的时候还要信任他们。还要他们也信任你，也同样不容易。”

　　后来我的病情居然被精神科医生控制住了，连午夜陷入愁苦时，也撑得下去，我能坐起来，不再哭泣。我用反话和出其不意的幽默跟治疗我的人开玩笑。有时候，我会怀疑精神科医生是不是真的相信我所说的感受，因为我发现自己的口气十分超然。我猜他们一定会觉得，我藏在粗糙的面具下，居然只显露这么一点点真情，实在令人失望。我常常希望自己在问诊室中夸大感情，我用很随便的语气回避医生。我从不觉得心理治疗的场所是隐密之处,我觉得那里实在是很不安全。仅仅是偶尔,我会稍稍流露出一点点本性，但也不是经由口述表现出来的。

　　一种检验精神科医生是否称职的方法，是观察他检视你时的态度。最初阶段的检查，重点是问对问题。我从未见识过可靠的一对一精神治疗会谈，我去过许多医院的诊疗室，对待忧郁症患者的方式之多样令我感到讶异。大部分我所认识的好医生会先要求病人讲述自己的过去，然后很快就进入有条理的交谈，从中探寻他们想要的讯息。进行有效的交谈是临床医生最重要的技巧。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临床医生西维雅·辛普森，曾与一位刚试图自杀的新病人面谈了十分钟，就确认她有躁郁症。而这位女病患之前的精神科医生为她治疗了五年，一直都没发现这么简单的事实，开了抗郁剂的处方却没有情绪稳定剂——这种疗法一般认为并不适合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她因而产生混乱的焦虑状态。我问辛普森后来的情形，她说：“花了好几年持续的努力，才进入谈话治疗。”后来，我参与一项由哈林医院精神科主任亨利·麦克提斯所指导的，与意外沦为游民者的访谈。他在二十分钟的访谈中，花了至少十分钟来得到患者详尽的过去居住的历史。我最后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地追查这些事情，他说：“曾长久居住于固定处所的人，因环境问题而流离失所是暂时的，但他们可以过规律的生活，基本上，这种人需要社会协助。习惯于过流浪生活，或一直在流浪，或想不起自己住在哪里的人，可能有严重的潜在不满，他们基本上都需要精神科医生的协助。”我比较幸运，有不错的保险为我支付每周一次精神科医生和每月一次的精神科药物学者的看诊费用。许多保健机构对药物治疗比较精明，相对而言，也就是倾向用便宜的药。他们对谈话治疗和入院治疗却不太计较，但这却要花更长的时间，而其所费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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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20:01
关于谈话治疗的效果(1)

　　谈话治疗中，有两种治疗忧郁症的方法效果最好，分别是认知行为疗法和人际疗法。认知行为疗法是一种精神动力治疗——以现在及童年时期对外来事件之情绪与精神反应为基础——特别注重客观性。这种治疗系统是由宾州大学的亚伦·贝克所建立，如今已传遍美国和许多西欧国家。贝克认为，转换思考的方向和角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贝克的同行称这个过程为“学习乐观”。他相信忧郁是错误想法所导致，借由矫正负面的思考，病人的心理健康就会有所改善。认知行为疗法教导的是客观。




　　治疗师一开始先协助病人列一张“人生历程资料”的清单，记下使病人走到眼前状况的一连串过程。然后治疗师将病人对问题的反应做成图表，借以鉴别过度反应的特殊情况。病人要学会了解为何某些事件会特别令人忧郁，并试着让自己从不适当的反应中解放出来。认知行为疗法先是微观分析，后是宏观，病人要学会消除自身的“反射思考”。心情不是对外在世界的直接反应：外在事件影响我们的认知，而认知接着影响心情。如果病人可以改变认知，那就能随之改变情绪状态。例如说，病人可以把她的丈夫专注投入工作，看成是应职场需要而产生的合理反应，而不是断然地抗拒。之后，她就可以察觉她的反射思考（认为自己是讨人厌的黄脸婆）如何导致负面的情绪（自责），然后发现负面情绪如何造成忧郁。这个循环一旦打破了，病人就能达到某种程度的自制。病人要学习区分事实和她对事实的反应之间的差别。

　　认知行为疗法依明确的规则运作。治疗师规定一堆功课：将正面的经验和负面的经验各列一张清单是必要的工作，有时他们会画成一张图表。每次看诊时，治疗师会拿出一张计划表，有条有理地一步步来，最后提出什么是已完成的结论。面谈时，治疗师特别要避免提出事实和劝告。病人要找出每天快乐的时刻，治疗师要有技巧地指导病人把愉悦视为生命的一部分。病人应该要对自己的认知有所警觉，在一旦陷入负面思考模式时及时打住，把思考转到相对无害的方向。这些行动都被规划成了练习题。认知行为疗法教授病人自觉的技巧。

　　我从未试过认知行为疗法，但上过一些这方面的课。和别人聊天时，如果心里想笑，有时候你会想些伤心的事来压抑笑意。当情人希望温存，而你一点性欲都没有的时候，你会把自己的思绪推到一个脱离现实的幻想世界，你的心理和身体的反应就会随之离开现实，进入特定需要的情境。这就是认知疗法的基本策略。如果你觉得从来没人爱过你，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必须转个念头，强迫自己想些美好的回忆，不管有多少。和自己的意志对抗不太容易，因为你除了意志本身之外，没有其他武器。只要想想愉快的事，温馨、美好的思绪就可以压制悲伤。努力去想你不愿想的事，从某些方面来看，这有点自欺欺人，但是很有用。把和伤痛有关的事赶出内心；把它们挡在意识的门外；将狠心的情人、可恶的老板和奸诈的朋友全锁在外头。这很有用。我知道什么思绪和事情可以让我陷进去，我逐渐培养对它们的警觉心。例如，我想起曾爱过的人，感受到感情空虚的痛苦，然后就知道我必须从这些思绪中抽身而出，试着不要联想到太多与情人曾有过的快乐回忆，还有长久以来以感官的形式而存在的快乐回忆。上床睡觉时，服一颗安眠药比让我的思绪在伤心的往事中乱窜好得多。就像医生要精神分裂者不要在意耳边的声音一样，我总是把这些影像刻意推到一边。

　　我曾遇到一位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她在集中营呆过一年多，所有亲人都在她眼前死去。我问她如何面对过去，她说她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放纵自己想过去的事，早就疯了，根本活不到现在。“我下定决心，”她说：“我只关注自己的头发，后来只要想到那段日子，心里就去想头发。我思考自己怎么洗头，怎么用手指梳头，怎么使自己的头发更有光泽。我每天花好几个小时与头皮屑奋战。这样，我就能借着注意别的事来练习控制心思，心里想的都是头发，于是以前曾发生的事不会再占据脑海，让我度过难关。”这就是认知行为疗法让人在严酷的环境中度过困境的原理。如果可以强迫自己把心思放在某个地方，你就得救了。

　　珍妮·班雪芙第一次来我家时，她的风范深深震慑了我。她是位卓越的律师，一直是争取堕胎权的组织的领导者。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她都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眼光锐利、口齿清晰、魅力十足、幽默风趣、待人谦虚。她问问题时的目光，好像可以看穿你的心。她冷静沉稳地提到忧郁症曾让她陷进难以想象的低落。“我的成就像马甲内衣里的软骨架，全靠它们，我才挺得住。若没有过去的成就，我早瘫在地上了。”她说：“许多时候，我不知道是谁或什么东西支撑着我，但我知道，那是我最后的一层保护。” 治疗师与她做了大量的行为功课，治好她的恐惧症。“嗯，坐飞机好像最可怕，”她说：“所以他带我上飞机，观察我。我老觉得会碰到毕业以后就没见过面的同学，而我身边却坐着上衣开了线的胖男人，我得解释：‘这位是我的行为治疗师，我们正在练习搭飞机。’但我不得不承认，这招蛮有效的，完全克服了我以前挥之不去的忧虑，我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我再坐飞机都不会感到焦虑。”
关于谈话治疗的效果(2)

　　现在，认知行为疗法已广为使用，它看来对忧郁症很有帮助。而人际疗法也有显著效果，这种方法是由康乃尔大学的杰瑞·克勒曼和他的妻子，哥伦比亚大学的蜜尔娜·魏茨曼所创。人际疗法专注于当下日常的现实生活。这种方法并不着力在建立整个人的过去历史，只处理现在的问题。它不是用来让病人变得更有洞察力，而是教病人如何发挥自己。这种快速疗法的适用范围和效果有限。它的前提假设是：忧郁症者是因生活中的某些压力而引发或促成忧郁，可借由精心设计一套与他人的互动方案来消除。治疗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


　　病人要学着弄清楚他的忧郁是外来的苦恼，是心理失调的警告讯号，要找出、指明病人的所有症状。他要承认自己是病人，认同让病情好转的治疗过程。让病人做出目前人际关系的一览表，治疗师则从中指出，病人从谁那里能得到什么，想得到什么。治疗师与病人一同探索能够找出他生命所需的最佳策略。问题分列为四类：悲伤的事、好友与家人之间的角色差异（例如，你的付出和期待的回报、个人在职场生活中的压力变化状况；例如，离婚或失业以及孤独。）治疗师和病人设定几个可完成的目标和完成目标的时间。人际疗法规律、清楚地规划出你的人生，使你早日走出困境。

　　要注意的是，忧郁时，不要压抑所有的感情。避免激烈的争辩或愤怒的冲动也很重要。你得小心，不要让自己有破坏性的情绪行为出现。人们会原谅你，但最好不要把事情搞到需要别人原谅的地步。忧郁时，你需要别人的爱，但忧郁症会破坏别人对你的爱。忧郁的人会拿钉子扎破自己的救生筏。刚摆脱第三次崩溃的时候，我和父亲共进晚餐，他说了些令我不舒服的话。我深呼吸几次，意味深长地停了一会儿，说：“我很抱歉，我保证以后不会再对你大吼，不会再受那些事影响，我为之前的行为道歉。”听来很伤感，但理性看待问题，的确会让事情大大改观。一位快人快语的朋友曾对我说：“看一小时病要花掉两百元，希望我的精神科医生真的能改变我的现状，让我和我的家庭好好过日子。”很不幸，事情没这么简单。

　　虽然认知行为疗法和人际疗法有相当显著的效果，但无论是哪种疗法，效果和医生的好坏都有直接关系，挑医生比挑疗法重要得多。与你沟通良好的人，在任何环境下和你交谈，都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和你沟通不佳的人，不管他的技术多老到，方法多先进，都不会有什么好处。最重要的是他的智慧和洞察力，而检视的形式和他使用的检视方法倒在其次。在一项发表于1979年的重要研究中，研究者指出，只要符合某些条件，任何形式的疗法都会有效果：治疗者和病人都有信心；病人相信治疗者的医术；病人敬爱治疗者；治疗者有能力与病人建立良好关系。研究者选择了深入了解人性的英语文学教授作为治疗者，发现在通常情况下，文学教授对病人的帮助和治疗师不相上下。
性欲降低(1)

　　有些人服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型药剂会感到反胃，偶尔还会发生头痛、疲倦、失眠和嗜睡的现象，但这类型药剂最主要的副作用是性欲降低。“当我服了百忧解，”一位忧郁症的朋友布莱恩·戴马托对我说：“如果珍妮佛·洛佩兹（著名性感女星）只穿着薄纱来到面前，我只会请她帮忙整理档案。” 三环抗郁剂和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也会对性能力产生负作用，这两种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是市场主流，由于多用在忧郁症状较严重的情况，相较之下，影响性功能的副作用不明显，所以关于它们会降低性欲的问题，并不如选择性


　　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型药剂那么受到广泛注意。在百忧解刚面世时，提到百忧解会影响性能力的报告很少。当病人开始指出有性问题，其后就涌出一大堆关于这类争议的研究。维吉尼亚大学的安妮塔·克莱顿把性经验分成四阶段：欲望、冲动、高潮、解决。抗郁剂对这四个阶段都会造成影响。性欲降低减少了欲望，性刺激降低减少了冲动，因阳萎或阴道不润滑而减少生殖器的敏感度，高潮姗姗来迟，有些人完全不会有高潮。令人疑惑的是，这些反应没有规则可循：昨天还一切顺利，今天突然严重阳萎，非得要等到进行性行为时，才知道今天状况如何。既然没欲望，没冲动，没高潮，当然也谈不上解决。

　　跟严重的忧郁症比起来，性功能障碍的副作用似乎是微不足道。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无法接受这个问题。我访问的一位病人说，他在性交时完全没有高潮，他还叙述了复杂的停药过程，要停药够久，才能让老婆怀孕。“要不是我知道停药的后果会有多可怕，”他说：“我才不想再服药。哦，我的性高潮——如果可以回来几天有多好。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再也永远没办法和老婆一起到达高潮了。”当你刚走出忧郁时，性缺陷还不像之前占据心灵的东西那么恼人，但是要克服难耐的痛，要付出失去性愉悦的代价——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笔糟糕的买卖。这问题也会让人产生抗拒的念头，可能是治疗忧郁症最大的障碍。连续接受六个月抗郁剂治疗的病人不到百分之二十五，有相当大比例的是因为性与睡眠的副作用而停用。

　　性障碍的副作用一旦发生，对性的渴望就随之而起，如此一来，鱼水之欢可能会变成令人挫败不安的事。为此承受精神压力的人，可能会对性交产生反感，这使病情更加恶化。许多阳萎的男人受忧郁症煎熬，若治好阳萎，可能会使病情好转。如同克莱顿的发现，要先搞清楚，性问题是使人易患忧郁症的潜在心理特质，还是忧郁症所造成的结果（剧烈重度忧郁的人之中，百分之九十九有性障碍），抑或是采用抗郁剂疗法的后果，是很重要也很困难的。克莱顿特别强调，对病人不冒犯但仔细地询问、检查性问题，是必要的。

　　许多药被人认为可用来对付抗郁剂的性障碍副作用：像血清素抗拒剂如Cyprohe Ptadione和Granisetron；a-2抗拒剂如Yohimbine和Trazodone；胆碱促进剂：如Bethanechol；多巴胺加强药如Bupropion、Amantadine和Bromocriptine；自体受体促进剂如Buspirone和Pindolol；兴奋剂如安非他命、Methylphenidate和麻黄素；还有草药如银杏和左旋精胺酸。度个小假——通常大约三天——远离药物，偶尔会有不错的效果。有时候换一种药也可促进性欲。虽然以上方法没有一种效果特别突出，但多少都有用，因人而异。本书中提到的某位女士曾有过恐怖的经验，当她服用了包括迪西卷（Dexedrine）在内的一把药后，她感受到一阵强烈的性欲，当时在办公室内开例行会议，这令她身体非常不适。事情甚至糟糕到，她违背本性，和数位陌生男子在电梯里做爱。“我在八楼和十四楼之间做了三次，”她告诉我：“我干脆不穿内裤，因为要脱下来太花时间了。那些男人都觉得很惊讶——这令我很不舒服，我觉得他们在我身上找到了男人的自尊。但这种事不能再发生。基本上，我是极压抑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也有点年纪了，实在不喜欢这样。”把处方稍稍调整后，她才回到能够控制性欲的程度。不幸的是，同样的药，用在另一位我认识的病人身上，却一点用都没有，她沮丧地告诉我：“就算是跟蒙哥马利·克里夫特（著名性格男星），关在一部停了四个小时的电梯里，我都不会有一点高潮。”

　　注射睾丸激素可提高体内自由睾丸激素含量，对性障碍有些效果，但是不太容易控制，效果也不是很明显。伟哥带来一线希望，这种药的生理与心理的效果，似乎可以影响克莱顿说的三个阶段，唯一的缺点是，它无法刺激性欲。它可以辅助人建立性互动的信心，并让人放松心情，如此可以间接促进性欲。人们还把希望寄托在目前正在研发的多巴胺加强剂上，因为多巴胺可能与性欲有紧密的关联。若定期服用伟哥，还可恢复男性在夜间勃起的能力，这也是抗郁剂会削弱的作用，这样也会对性欲产生正面的效果。有人建议，服用抗郁剂的男人，即使不是每次服用都要做爱，也该每晚都服用伟哥作为治疗的一种方法。伟哥也是快速而有效的抗郁剂，旺盛的性能力对振作精神的作用几乎无药可比。哈佛大学的安德鲁·尼朗伯和俄克拉荷马大学的茱莉亚·沃那克两人的研究都指出，伟哥虽然在正式用途上不是为女人做的，但似乎对促进女性性欲和高潮的产生也有正面的效果。部分是因为它可以使阴蒂充血膨胀。荷尔蒙疗法也可治疗女性的性障碍。提高体内动情激素的含量可改善心情，动情激素突然降低会破坏心情。女性在经期，动情激素会减少百分之八十，对情绪造成显著的影响。女性的动情激素过低会引发各种疾病，沃那克强调，伟哥只有在动情激素分泌正常时才会有效果。虽然女性体内不能有太多睾丸激素，否则会变得多毛和有攻击性，但睾丸激素是促进女性性欲的必要物质，使其保持在一定水准是十分必要的。


性欲降低(2)

　　三环抗郁剂作用在数个神经传导物质系统上，包括乙酰胆碱、血清素、正肾上腺素和多巴胺。三环抗郁剂对严重或妄想型忧郁症特别有用。抑制乙酰胆碱会带来许多不良的副作用，包括嘴干、眼涩和便秘。三环抗郁剂也有一定的镇静作用。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的病人若服用三环抗郁剂容易造成癫狂，所以开这种药得特别小心。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型药和Bupropion也会引发癫狂，但很少发生。




　　若是伴随着生理症状的忧郁症，如疼痛、精神萎靡和睡眠不稳，单胺氧化酶抑制剂特别有效。这种药会抑制分解肾上腺素和血清素的酵素，借此提高这两种物质的含量。单胺氧化酶抑制剂是不错的药，但副作用也不少。服用这种药的病人要避免食用会造成不良交互作用的食物。这种药也会影响身体机能。有位我访问过的病人用了单胺氧化酶抑制剂会完全无法小便：“我每次想尿尿时都得跑一趟医院，很麻烦。”

电气痉挛疗法(1)

　　在忧郁症的身体疗法中，电气痉挛法是最有用的方法同时也是研究最不明确的一种。抗郁剂会发挥疗效的机率约有百分之五十，最多也只能再高一点，而电气痉挛疗法有显著效果的机率则有百分之七十五至九十。在接受电气痉挛疗法而得到改善的病人中，有一半在治疗后一年里仍然觉得状态良好，但另一半人需要继续接受电击，或是定时电击。电气痉挛疗法作用很快，许多人在接受一次电气痉挛疗法后的数天内，就会有很大的进展——与漫长、缓慢的药物治疗过程相比，这种令人震撼的效果显然有极大的吸引力。电气痉挛疗法对有严重


　　自杀倾向的人——不断伤害自己、会危害性命的紧急状况——特别合适，因为它的疗效迅速，效果卓著，也可用在孕妇、患病者和老人，因为相比药物疗法，电疗法没有全身性副作用或药物交互影响等问题。

　　经过一些例行的血液测量、心电图，通常还有胸部X光和一些有关麻醉的检查，被认定可接受电气痉挛疗法的病人，要签下一份同意书，这份同意书也要出示给家属。

　　进行治疗的前一天，病人要禁食，改用静脉注射。病人在当天早上送入电气痉挛疗法治疗室，监视器材和治疗器材用胶粘在太阳穴上，然后开始进行。电击器可能是只对大脑有问题的那一侧施行电击——这是医生常用的最初步骤，通常是对右脑——或者两侧都施行。单侧电击的副作用较少，最近的研究显示，对单侧进行较重的电击治疗，比双侧的效果好。负责施行的医生还要选择波形，正弦波电击的刺激效果持续较久，短脉冲三角波的副作用较少。医生会施用静脉注射短效型全身麻醉剂，让病人失去意识十分钟，同时也会注射肌肉松弛剂以防止肌肉痉挛（病人于治疗中唯一会有的动作是脚趾轻微抽动，不像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电气痉挛疗法，会让人猛烈扭动，伤到自己）。病人身上接着脑波仪和心电图仪，对脑波和心脏全程扫描。然后进行一秒钟的电击，通常会使大脑的顶部暂时痉挛约三十秒——足以改变大脑的生化反应，但还不致灼伤大脑灰质。电击的能量约有二百焦耳，等同于点亮二百瓦灯泡的电能。大部分能量会被软组织和头骨吸收，只有少量电能会到达脑部。在十至十五分钟之内，病人会在恢复室中醒来。大多数人会在六周内接受十到十二次电气痉挛疗法。现在有愈来愈多的电气痉挛疗法是在门诊施行。

　　作家马大·曼宁曾在《暗潮下》这本美丽又有趣的令人惊讶的书中，叙述了她的忧郁症和电气痉挛疗法。她现在服用威博隽、少量锂盐、一些帝拔癫、konopin和乐复得，使病情稳定——“乍看之下，好像手里捧着一把彩虹，”她打趣说：“我是个没有截止日期的科学实验计划。” 在忧郁症最严重时，她曾有过强烈又漫长的电气痉挛疗法经验。她是在准备到枪械店买枪了结自己的那天跑去求诊。“我不想死，因为我爱自己；我想死，因为我讨厌自己，不愿再继续受苦。我每天都把耳朵贴在女儿的浴室门上偷听她唱歌——她十一岁，洗澡时总喜欢唱歌——那是要我多活一天的恳求。我不害怕任何事情，但是一想到若真的拿到枪，扣下扳机，这个孩子就永远不会歌唱了，她会因我而沉默。就在那天，我去接受了电气痉挛疗法。这就好像是，我终于屈服于那个把我击倒在地的人。我接受数周的治疗——每次醒来都感到晕眩，想喝可乐，心想，今天又要靠止痛药度日。”

　　电气痉挛疗法会造成短暂记忆的混乱，也会影响长期记忆。记忆混乱通常是暂时性的，但是有些病人会有永久性的记忆力丧失。我认识一位女律师，做了电气痉挛疗法之后，失去所有在法律学校的记忆。她想不起任何曾学过的东西，也忘了自己上过什么学校，以及认识的同学。这是很极端又很少见的例子，但还是发生过。

　　根据一项研究，约一千件死亡案与电气痉挛疗法有关，多半是治疗后发生的心脏问题。这些死亡案是正巧发生在电气痉挛疗法时，还是由电气痉挛疗法所造成？至今尚不明了。血压会在电气痉挛疗法时明显上升，但电气痉挛疗法应该不会造成生理上的损伤。理查·艾布拉姆斯曾写过一本颇具影响力的关于电气痉挛疗法的书，他提到一位曾接受一千两百五十次双侧电击治疗的病人，在她八十九岁过世时，大脑仍然十分完好。他写道：“我们没有证据——也不可能眼见为凭——可证明目前使用的电气痉挛疗法是否有可能造成脑部损伤。”许多短期的副作用——包括站不稳和晕眩——是由电气痉挛疗法时的麻醉所造成，而不是电气痉挛疗法本身。

　　电气痉挛疗法是背负污名最多的疗法。“你会觉得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小说《科学怪人》中的科学家——译者注）就在桌子那头，”曼宁说：“大家都不想听到这个，当你在做电气痉挛疗法时，没有人给你一丝丝关怀，甚至家人都不愿了解。”这种疗法在人们的印象里，会造成病人的精神创伤。“我知道它有效，”一位心理保健工作者说：“我见识过它的效用，但一想到我会失去小孩和家人的回忆——你知道，我父母过世了，我现在是单身，谁来帮你挖掘记忆？谁来唤醒你过去的回忆？谁会记得你在十五年前做小甜饼的秘方？这会让我的忧郁加深，更感到前途黯淡。回忆帮助我走过这些日子，回忆是过去曾有过的爱。”
电气痉挛疗法(2)

　　从另一方面来看，电气痉挛疗法的效果仍然有神奇的疗效。“在以往，每喝一口水，我都觉得好累，”曼宁说：“治疗后，我想，一般人都不会有这种感觉——好像你以前的日子都活在一个大玩笑里。” 而且治疗发生作用通常很快。“我不再像行尸走肉了，我的身子轻盈起来，接下来，我真的好想吃一个大汉堡，”曼宁说：“我有阵子觉得好像是被雷击倒似地，但相对来说，倒也不坏。” 曼宁是少见的例子，许多接受电击治疗的人拒绝承认它的效用，若他们为短暂记忆衰退感到苦恼，或是生活重建比较缓慢，更是无法接受这种疗法。


　　我认识两位在2000年初接受电气痉挛疗法治疗的人，两人都曾落入谷底——起不了床，或没法穿衣服、老是精神不济、对人生极度悲观、不想吃东西、无法工作，而且常想自杀。两人在几个月里先后做了电气痉挛疗法。第一位在治疗后受严重的记忆丧失所苦——他之前是工程师，现在却想不起电路的工作原理。第二位治疗后又走入与以往没什么两样的阴霾，因为她依然要面对现实生活的问题。工程师的记忆力在三个月后恢复了，到了年底，他站起来，走了出去，回到工作岗位，而且表现不错。他说这“大概是巧合”。第二位虽然坚称治疗无效，但还是进行第二次电气痉挛疗法。之后她开始恢复，到了秋天，她不但找到工作，还买了新公寓，交了男朋友。她本来还一直说电气痉挛疗法带来的困扰比好处多，直到后来我提醒她，电气痉挛疗法让她忘记了她以前的状况有多糟。曼宁的书出版后，当她自己在阅读的时候，正好碰到人们上街游行反对“电气洗脑”。美国已有许多州立法禁止电气痉挛疗法，这种治疗方法常被滥用，它不是每个人都能用的，也不能轻率采用或未经病人同意即施行——但它的效果确实很好。

　　电气痉挛疗法为何有效？我们不知道。它可能会加强多巴胺的效果，也可能会影响所有神经传导物质，它还会影响额叶皮层的新陈代谢。高频电流可能会提高代谢率；低频电流则会降低代谢率。当然，我们不清楚忧郁症是否是代谢率过低造成的多种症状之一，而躁郁症是代谢率过高的症状，或者，两种忧郁症和代谢失常是否都是大脑其他的变化所造成。

　　我决定不停止服药，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上瘾了，但我对药物确实产生了依赖性：不吃药，就会面临症状突然发作的危险。这使我的身体状况很不稳定。我的体重超重，得了怪异的荨麻疹，汗出得太多，我本来就不算好的记忆力，受到轻微的损害：话常说了一半就忘了。我头痛得厉害，肌肉偶尔会抽筋。我的性欲时有时无，性能力起起伏伏。这不是理想状况，但可以在我和忧郁症之间建起一座厚厚的城墙。最近两年无疑是我十年来最好的时候。我想自己未来会慢慢好起来。不久前，两个朋友都因为突然的意外而过世，我感到剧烈的伤痛，但觉得还没有脱离自己能掌控的范围，只觉得哀伤几乎是种满足（我知道这听起来不太好，但从某些自私的角度来看，倒也是事实）。

　　忧郁对我们生活的世界有什么作用，与抗郁剂要产生什么功用，是不一样的问题。焦虑专家詹姆斯·波兰加说：“我们的身高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高了八寸，而且更健康，活得更久。没有人会抱怨这样的变化。当不利的条件消失了，人们就能专心过日子，发现更多的东西，包括好的和坏的。”本书提到的人几乎都会问我：“这些药物不会让你的生命变成一片空白吗？”上面那句话正是对此问题的回应，我的回答是：“不会。”药物可以让你把痛苦放在更重要、更适合、更理智的地方。

　　“每人有一百二十亿个神经细胞，”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生物精神医学部部长罗勃·波斯特说：“每个神经细胞大约有一千到一万个神经突触，所有突触都会快速改变。若能让它们都按照某种方式运作，人们就可以永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差得很远、很远。” 詹姆斯·波兰加说：“虽然各方面已有显著的进步，但我一直不认为这个世界的苦恼已经大幅降低，而且也不觉得可见的未来会很快达到可以接受的地步。目前没有必要担忧心灵控制的问题。”

　　“正常”是萦绕于每个忧郁者心中的词。忧郁是正常的吗？我在研究文章中读到“正常”与“不正常”的症候群：药物疗法可让忧郁者“恢复正常”；在本书中提到的一个人对我说：“这些症状第一次发作时，我觉得我疯了。后来知道这只是临床的忧郁症，而且基本上是正常的，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当然，基本上它是正常的发疯方式，忧郁症是种心理疾病，身陷其中，你会错乱得像疯子，有些精神失常，迷迷糊糊、古里古怪。

　　我曾在伦敦的鸡尾酒会中碰到一位熟人，向她提到我正在写这本书。她说：“我得了恐怖的忧郁症。”我问她做了什么治疗。“我不喜欢药物治疗的观念，”她说：“我发现我的问题和压力有关，所以决定去除生活中所有压力的来源。”她扳着指头数着：“我辞去工作。和男友分手，而且绝不再找下一个情人。我脱离室友，现在一个人住。我不去时间太晚的舞会。我搬到一个较小的地方，不再和大多数的朋友联络。我甚至放弃了化妆和时装。”我瞪大眼睛看着她。“听起来很糟糕，但是我快乐多了，而且不再像以前那样担惊受怕。”她看起来很自豪：“而且不用药就办到了。”

电气痉挛疗法(3)

　　我们这群人中，一位站在她旁边的朋友抓住她的手臂，说：“简直是疯了，我从没听过这么吓人的事。你这样过日子一定是疯了。” 让自己避免做任何疯狂的事算不算疯了？或是说，服药好让自己继续忍受使你疯狂的生活，算不算疯了？我可以降低生活品质，少做点事情，少出门旅行，少认识朋友，不再写关于忧郁的书——或许做了这一切的改变，我就不再需要药物治疗了。我可以只活在自己可忍受的小圈子里。这不是我首要考虑的方法，但的确是合理的选择。活在忧郁中，就好像和山羊共舞时保持平衡一样——挑一个平衡感较好的舞


　　伴绝对是聪明的选择。但我过的生活，充满了冒险和复杂的事，给予我极大的满足感，我不愿意放弃。我宁可服三倍的药也不愿少交一半朋友。“大学炸弹客”（指个性孤僻的美国教授Theodore Kaczvnski，曾在十八年内连续寄出炸弹邮包，炸死三人，伤及二十多人——译者注）用来传达反科技主义思想的手段是场灾难，但是他对科技危害的看法却很正确——他在一篇宣言中写道：“想象一个社会，把人逼到极度不适的状态，然后要他们吃药，消除他们的痛苦。这是科幻小说吗？事情已经发生了……事实上，抗郁剂是调整一个人内在状况的手段，他要如此才能忍受这个社会，否则他根本就受不了。”
临床忧郁症--梅姬的故事(1)

　　我第一次见到忧郁症患者梅姬·罗宾斯，根本看不出她患有忧郁症，事实上，我根本没注意到她。那是大学一年级的夏天，我和一群人住在家人夏天度假的房子里，我的好友梅姬·罗宾斯也在其中。梅姬有精神失常症，当年春天崩溃，在医院住了两个星期。那时她似乎好了，不再讲些像在图书馆地下室发现秘密、要偷偷坐火车逃到渥太华之类的疯言疯语，所以我们都认定她的精神已经正常。那年夏天的周末，她总是不说话，看来沉闷又神秘，好像信奉沉默是金的道理。奇怪的是，她没有带泳衣来——直到多年后，她才告诉我，若是不穿


　　戴整齐，会觉得自己太过赤裸、脆弱、暴露。我们都快乐地玩水，轻佻又放肆。她身着长袖棉质洋装蜷缩着坐在跳水台上，下巴靠在膝盖上，看着我们嬉闹。我们共有七个人，当时阳光普照，只有我母亲悄悄地对我说，梅姬好像十分畏缩。我不知道梅姬心里有多挣扎，完全不明白她多努力地在控制自己。她脸上一定有我没发现的黑眼圈，从那次以后，我就知道应该注意观察。我记得很清楚，我们不停地嘲笑她不下水、虚度欢乐时光。最后，她站起身走到跳水台边，全身衣着整齐地一跃而下。我记得她在池里游泳时，灰色的衣服紧贴在身上，然后湿淋淋地走回屋里换上干衣服，水滴在草坪上。几个小时后，我发现她又在屋里打盹。她晚餐没吃多少东西，我猜她不喜欢牛排，或是想保持身材。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个快乐的假期，而梅姬却说那是她极其糟糕的经历，这令我十分震惊。

　　十五年后，梅姬罹患了我见过最严重的忧郁症。她的医生糟得令人惊讶，说她服了十五年的锂盐，状况很好，可以考虑停药。医生认为她的病已经好了，严重的躁郁症已经被彻底赶出她的身体。她慢慢地降低剂量，感觉很好，体重减轻，手也不再颤抖了，梅姬已经恢复了一些原来的活力，甚至还第一次告诉我，说她一生最大的理想是当个最有名的女演员。然后她的心情开始每天都好到不像话，我们都问她会不会担心自己太疯狂了，但她向我们保证，说她这些年来从未如此好过。应该有人告诉她：感觉好，不见得是好事。她处于根本不健康的状态。不到三个月，她断定上帝给了她神谕，要她拯救世界。一位朋友出面帮忙，因为联络不到她的精神科医生，于是找另外一位，要她继续做药物治疗。接下来的几个月，她陷落在忧郁症里。隔年夏天，她进入研究所。她打趣说：“研究所带给我很多东西，譬如，让我有足够的时间、空间和贷款来多发作两次。” 第二次发作时，她有轻微躁郁症，后来又有轻度忧郁症，到了第四次发作，她进入剧烈的全面癫狂，接着陷进无止境的忧郁。我记得有一次梅姬在朋友的阁楼里，紧紧蜷缩在沙发上，好像有人要用竹签戳进她的指尖。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好像完全不会说话了。后来终于听到几个字从她嘴里钻出来，但完全听不见她说的内容。幸好她父母多年来早就把她的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摸得一清二楚，当晚我们把她送到她父母的公寓里。在那次事件之后的两个月里，在没有人管她时，她可以缩在角落一连好几天，一动也不动。我那时已经走出忧郁了，想帮助她，但她没办法打电话，不想见客人，她父母也很清楚要留个空间让她静一静。我觉得好像是在联络一个已过世的人。“我绝不要再经历一次，“她曾说：“我会尽一切可能避免再度发生，我绝对要抗拒。”

　　梅姬现在好多了，正在服用帝拔癫、锂盐和威博隽，虽然手上一直有赞安诺，她已不需要长期服用。她停止很早就开始服用的konopin和克忧果。她一辈子都得服药。“我需要学习谦卑地说：哦，也许有些决定继续服药的人和我一样，无论如何，都不希望吃一辈子的药。而他们还是吃了一辈子，药救了他们。”她现在从事写作和艺术创作，还有一个白天在杂志社当编辑的工作。她不想接需要花更多力气的工作。她希望有一些安全感和健康保险，以及一个不必引人注目的地方。当闷闷不乐时——或愤怒时——她会写些诗，内容是关于一个改变自我的人，主角是她的化身，梅姬把她叫做“苏西”。其中有些是描写癫狂，有些是描写忧郁：

　　有人站在浴室里，

　　盯着苏西的眼睛。

　　有人像是在说着

　　苏西不懂的话语。

　　某人活在镜子里

　　那臃肿的脸哭着，哭着。

　　苏西头昏脑胀。

　　苏西牙齿松动。

　　苏西手颤不稳

　　把玻璃涂满泡沫。

　　苏西在某年夏天练习打结。

　　苏西不知道怎么打绞绳结。

　　苏西觉得有片纱掀起来了。

　　苏西听到有片纱破了。

　　于是，真实撒了谎，在眼前逼她接受，

　　荒凉与挣扎，觉悟与疲惫。

　　饥饿之苦是这么地明显，

　　那是所有人与生俱来的。

　　“我八岁的时候下了决心，”她跟我说：“我要做梅姬。记得是在学校的走廊想到，我对自己说：‘你知道，我是梅姬。我一直都是我。这就是我，从现在开始，我就要做自己。我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因为我甚至有点不记得自己的过去，但从现在开始，我要做自己。’我做到了。那就是我的认同感，现在我就是同一个人。回首过去，我心想：‘哦，天啊，真不敢相信，我十七岁时干了那么傻的事。’但那是我做的。我不能和自己分开。”
临床忧郁症--梅姬的故事(2)

　　要经过躁郁症的蹂躏才能重新获得完整的自我，可见其巨大的力量。梅姬已经到了想从这种完整的自我解放出来的地步。陷入这样恐怖的，几乎是精神分裂的忧郁症里，她说：“我会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唱着：‘花儿都到哪去了？’来分散注意力。我知道可以用些其他的药，或是找谁来陪我睡，但我的病重到没法思考这些。我不知道什么事让我这么害怕，但我觉得我会为了这种焦虑而爆炸。我的情绪变得愈来愈低落，愈来愈消沉。我不断变换服用的药，还是一直陷落。我相信医生，我一直相信自己最后会恢复正常。可是我没法等，一


　　分钟也等不了。我要不停唱歌来压住心里的声音：‘你——你该死，你一文不值，你一无是处，你是个废物。’那时我真的想过要自杀。以前我也曾经这么想过，但现在是真的计划这么做。脑中时时涌现自己丧礼的画面。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候，脑海里闪出自己穿着睡袍爬到屋顶边缘的清楚画面。通往屋顶的门有一个警铃，我会取下警铃，不过那没什么关系，我可以在别人赶来之前爬到屋顶边，我不会冒失败的风险。我取出那件待会要穿的睡袍，突然心里残存的理智跑出来提醒我，若这么做，有多少人会伤心，我无法承担浪费大家的时间来为我伤心的责任。我必须承认，自杀会害了大家。”

　　“我大概积攒了太多这方面的记忆，因为太无聊了，所以记不住。但我记得在父母公寓的那段时间和那糟糕的感觉。我还记得后来，我总是担心钱的问题。我会睡着，然后又担忧得醒过来，那种愁绪怎么也赶不走。这种担心其实没什么道理——那时我的经济状况没有问题。我想的是，要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年后，钱不够怎么办？我心里的恐惧和焦虑，与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恐惧和焦虑之间没有任何关联。那不只是程度问题，本质也是完全不同的。老天，那时真是糟透了。最后，我终于有了找医生的念头，然后开始服用赞安诺。我服了大约半毫克，觉得好像有一只巨人的手伸进来，手掌停在我的腰上，手指在我肩膀上，整只手把我推进床里，然后我就睡着了。我害怕会上瘾，但医生向我保证不会——绝不会到那种地步——还说，就算是上瘾了，他可以等我病好一点再帮忙戒除。所以我想，好吧，别想那么多，照着做就是了。”

　　“在忧郁的灰色罩纱之下，你没办法思考，在恶劣的心情下看到的世界都蒙着一层污浊的灰色。那时你会觉得快乐的罩纱被掀走了，眼前才是真实世界。你会觉得一切真相都是会发生改变的，但你不知道自己还可以抓住什么。若是能察觉到精神分裂的恶魔们的意图，你就可以把它驱赶出去。但这对忧郁的人来说是极困难的，因为我们会相信自己看到的才是真实。但真实会说谎。我看着自己，心想：‘我离婚了。’这似乎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当我可以思考的时候，想到‘我离婚了！’就很高兴，而且觉得自由了。只要能冷静思考就可以帮你度过难关。一位朋友说：‘事情不会永远不变，你要试着记起来。就像现在的状况，也不会永远不变。’她的另一句话也很有帮助：‘那是忧郁症在说话，它透过你在说话。’

　　心理治疗和药物是最常见的忧郁症疗法，但另一种东西也帮助许多人克服病痛，那就是信仰。人类的意识是由生物学、心理学和神学三个层面来决定的。要讨论信仰极为困难，因为会牵涉到未知的世界与许多人心中难以言述的事情。此外，现代的信仰倾向高度个人化。但是，宗教信仰是人们缓解忧郁的主要方法之一，宗教可以解决无法回答的问题。宗教不能治好忧郁症，的确，深陷忧郁的时候，即使是最虔诚的人也会动摇信心或失去信心。但是，宗教可以对抗心中的失落，帮助人们熬过忧郁症发作时期，给人活下去的理由。许多宗教教人们把吃苦看成是值得钦佩的事，在无助的时候，给予我们尊严与方向。认知疗法和心理分析疗法的许多目标，都要靠几种主要宗教的基本信仰和信条才得以达成——注重自我之外的能量、寻找自尊、坚忍不拔与博爱宽容。信仰是伟大的天赐礼物，它让许多人与世界建立亲密的关系，并从中受益，而这种亲密关系不受个人冲动左右，不过，上帝本身当然也是以阴晴不定而出名，人们常说命运无常，人算不如天算。希望是种伟大的预防药，而信仰的本质就是提供希望。

　　用来克服忧郁的人生信念，与宗教信仰一样抽象而复杂。忧郁症是全世界最邪恶的东西，但是它也是一种信念的来源。要战胜忧郁，找到自己，就是要证明你对未来还有怀抱希望的勇气。我的成长环境中宗教的作用并不突出，但我发现很难不把人的起起落落看成是有外力介入的结果。这种感受太深刻了，很难不让人想到上帝。

运动和饮食的作用(1)

　　除了正规疗法外，还有多得数不完的另类疗法，到处都流传着奇迹般的传说。

　　信念是忧郁症最好的解药，信念本身比自己信任的疗法更重要。

　　精神医学和其他科学一样，是会随着潮流变化的学科，今年的重大发现，可能是明年的荒唐笑话。




　　“如果一种病要同时用一大堆方法来医治，”安东·契诃夫曾这么写道：“那你大概可以确定，这种病是没的救了。”忧郁症的治疗方法有许多种——除了正规疗法外，还有多得数不完的另类疗法。某些方法很奇妙，有时候在某种特定情形下非常有用。还有些疗法则极为荒谬：就像一大柜子皇帝的新衣。到处都流传着奇迹般的传说，人们以皈依新宗教式的狂喜叙述这些故事。会造成严重伤害的另类疗法不多，顶多只是浪费钱，唯一真正的危险是抗拒有效的方法，反而接受旁门左道。我们可以从五花八门的另类疗法中看出，人们面对难以治愈的精神疾病时，仍抱着一线希望。

　　我在发表关于忧郁症的文章后，收到来自九个不同国家和几乎全美各地的数百封信，读者热情地介绍各种另类疗法。一位密西根州的女士写道，多年以来尝试了无数种药物之后，她最后发现，真正的解决方法是“做些毛线活”。我回信问她做了什么毛线活，她寄给我一张漂亮的照片，上面有她以七彩毛线编织的八十多只一模一样的小熊，以及一本自己出版的书，介绍简单的编织技巧。一位蒙大拿州的女士抱怨：“其实你所说的那些问题，全都是慢性中毒所致。仔细看看周遭，你家里是不是喷了杀虫水？草坪是不是撒了除草剂？地板底下是不是碎木板？像威廉·斯泰伦（美国作家，著有《苏菲的抉择》——译者注）和你这类作家都应该赶快检查一下四周环境，把这些东西清除掉，我实在没耐心再读你们的忧郁故事。”我不打算为威廉·斯泰伦辩护，他的地板说不定真的沾过橙剂（一种毒性极强的除草剂），但我的房子十年来惨遭水管改造和配线修护工程的折磨，里里外外都被看遍了，我敢说，我的地板下除了木骨架之外别无他物。还有一位读者认为我是被补牙剂里的汞所毒害（但我根本没有补过牙）。某位阿布奎基市的匿名者说我的血糖太低。有人说若我有意学踢踏舞的话，可以义务帮我找老师。一位慕尼黑的男士想为我更换核糖核酸，我婉拒了他的好意。我最喜欢一位图桑的女士的意见，她只简单写着：“何不搬离曼哈顿？”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的塞斯·罗勃斯有一个理论，有些忧郁症和孤独地起床有紧密的关联，早上起床先看一个小时的电视谈话节目，可能会有些帮助。他给病人一卷录影带，内容类似单机拍摄的脱口秀，荧幕上显示出一个真实大小的人脸。病人每天起床先花一个钟头看录影带，后来有许多病人居然觉得自己好多了。其中一位病人跟我这么说：“我从来不知道电视是我最好的朋友。”即使是用这种造作的方式，也能减轻孤独感，达到振作精神的效果。

　　我一直觉得认识一位先生实在是“三生有幸”，我喜欢叫他“半吊子神秘主义者”。他写信告诉我他教授的能量疗法，经过长期的通信，我邀请他到家中示范。他非常乐意，完全出于一片好心，经过几分钟的讨论后，我们开始进行。他要我把左手的拇指和中指扣在一起，成为一个“O”形，右手也照做，然后他要我把两手的“O”串在一块。接下来，他叫我吟诵几段话，宣称说，只要我讲实话，我的手指会扣得很紧，他拉不开；但若说谎，我的手指就会没力气。各位看官或许可以想象我当时的不自在，我坐在自己的客厅里，说着：“我恨我自己。”还让一位身着淡蓝色西装的先生热心地扯着我的双手。要叙述这次演示的所有过程得花好几页，不过中间最精彩的地方是，当他开始对我咏唱，唱了一半却忘了词：“等一会儿，”他说，然后在公事包里翻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你想要快乐，你就会快乐。”连这两个句子都记不起来的人，肯定是个大笨蛋，我花了好些力气才把这位“半吊子神秘主义者”请走。后来有几位对能量疗法反应比较好的病人告诉我，使用这套方法，可以达到自我满足的效果。无论如何，我仍然保持怀疑的态度——但还是得承认，有些江湖术士的表演天分实在是太高了。

　　忧郁症是一种有关精神与情绪的疾病，如果能使精神和情绪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就可以痊愈。老实说，我认为信念是忧郁症最好的解药，信念本身比自己信任的疗法更重要。如果真的相信每天晚上花一个小时倒立可以减轻忧郁的话，那么这种不舒服的动作或许就可以给你极大的帮助。运动和饮食对改善情绪疾病，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我相信在适当的活动与营养条件下，病情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我的病人都要从运动做起，”派恩惠尼精神科医院的理查·福莱德曼说：“每个人都会因运动而振作起来。”我讨厌运动，但只要一起床，我就会做点体操，只要还有力气，我有时也会上健身房。为了摆脱忧郁，做什么都好，健身脚踏车和跑步机都不错。感觉上，运动好像洗掉了我血液中的忧郁成分，让我更清爽。“原因很简单，”冷泉港实验室的总裁，也是最早发现DNA的人之一，詹姆斯·沃森说：“运动使人产生脑啡肽。脑啡肽是人体内的吗啡，如果你在正常状况，它会让人觉得愉快，如果你心情很糟，它会让你好一些。你要增加脑啡肽分泌，让它在体内流通——不论如何，脑啡肽也是神经传导物质的源头，因此运动就是要提高神经传导物质的分泌量。”此外，忧郁会使身体沉重、钝化，而沉重和钝化又会加重忧郁。如果持续保持身体的活动机能，心情就会逐渐好转。当我陷入忧郁时，最不想干的事就是做一场激烈运动，毫无兴趣，但一旦做完后，心情就会好一千倍。运动也会消除烦忧：神经的能量都用在仰卧起坐上头，可抑制住没来由的恐惧。


运动和饮食的作用(2)

　　你吃什么就会变成什么人，你是什么人就会有什么心情。忧郁不会因为吃了某些食物而减轻，但绝对会因为不吃某些食物而造成忧郁，你可以注意自己的饮食，某种程度上可以保护你不会再度陷入忧郁。糖和碳水化合物似乎可以促进脑中对色氨酸的吸收，而色氨酸又可以提高血清素的含量。全谷类和贝类食物中含的维生素B6，是合成血清素的重要成分；缺乏维生素B6可能会造成忧郁。忧郁与胆固醇过低也有关。虽然未经实验证明，但是吃一顿龙虾和巧克力可能会显著改善你的心理状态。“二十一世纪强调的健康饮食，”沃森说：“却可


　　能是对心理健康不利的饮食。”多巴胺的合成也依赖维生素B族——尤其是叶酸（含于牛肝和西兰花菜中）——以及镁（含于鳕鱼和小麦胚芽中）。忧郁的人常缺乏锌（含于牡蛎、莴笋、芦笋、火鸡肉和白萝卜）、维生素B3（含于鸡蛋、酵母和禽肉）和铬，这三种营养素已被用来治疗忧郁症。锌的缺乏与产后忧郁有极大的关联，因为孕妇体内储存的锌在怀孕后期全都被胎儿吸收，增加锌的吸收可改善情绪。一种与生活环境有关的理论提到，地中海沿岸的居民较少得忧郁症，因为他们食用了许多鱼油——含丰富维生素B族——提高了他们体内omega-3脂防酸的含量。在所有营养素中，omega-3脂肪酸与好心情有关的实验证据最确凿。

　　某些食物有可能防止忧郁的发生，也有某些食物可能会造成忧郁。“许多欧洲人对小麦过敏，许多美国人对玉米过敏，”《食物良医》的作者维琪·艾吉森解释说，食物过敏会引发忧郁，有些寻常的物质变成大脑的毒素，使人陷入各种精神苦恼。”许多人身上出现的忧郁症症状，是肾上腺素耗竭症候群之一，这是摄取过多糖和碳水化合物的结果。“如果你的血糖值一直不稳定，整天忽高忽低，只靠着甜点和垃圾食物来应急，会造成睡眠问题。你不但没法好好度过时光，也失去对他人的耐性和包容力。出现这种症候群的人，随时都感到疲倦，他们失去了性欲，全身都不舒服。他们身体所承受的压力是具有破坏力的。”有些人因而得了肠道疾患，造成发育不良。“得了忧郁症的人傻得以为咖啡可以增强体力，”艾吉森说：“但事实上，咖啡会削弱体力，并且引发焦虑不安的反应。”当然，酒精也一样，也会对身体造成相当的损害。“有时候，”艾吉森说：“忧郁是身体在说话，警示你不要再滥用某些东西了，忧郁是身体走下坡的证据。”

　　诺曼·罗森泰从南非移居到美国时，开始反复地陷入冬季忧郁，因而发现了“季节性忧郁症”。许多人情绪随着季节转变，患上周期性冬季忧郁，季节的变换——有位病人称其为“夏与冬之间的交叉”——对所有人都不是好受的时候。季节性忧郁症和讨厌冷天气的心情不同。罗森泰认为，人类天生就会对季节变换有反应，而人工光源和现代生活的压力并不允许这种反应出现。当日照时间减少，许多人开始退缩，而外界要求他们不顾自己生理机能的暂时停摆，照常活动，就形成忧郁的公式。如果你要一只准备冬眠的熊，整个冬天都在马戏团里表演用后脚站立和跳舞，它会有什么感觉？实验证明，季节性忧郁症受光照影响，光会使褪黑激素分泌量减低，因而影响神经传导系统。光刺激下视丘，这部位是管制睡眠、进食、体温、性欲等与精神有关的生理系统之所在。光照在视网膜，影响了血清素的合成。晴天日照提供的光量，大约是室内平均光量的三百倍。治疗季节性忧郁症的方法，一般是采用光照疗法，以强得可怕的光照在身上。我发现光照疗法会让我有些头晕，觉得眼睛在受罪，但有人喜爱光照疗法，有些人还会带上光照面罩或头罩式光照箱。比一般户外光线还明亮的光照疗法，已证实可以提高脑部血清素含量。“一到秋天，你就会看到季节性忧郁症的病人走进我们这里，”罗森泰说：“他们就像一片片飘落的叶子一样。然后我们开始用强光治疗他们，使他们像郁金香一样重新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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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20:06
眼动心身重建疗法、按摩疗法和拓展训练

　　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起源于1987年，用来治疗创伤后压力的疾患。此法乍听并不高深，治疗师用右手以不同的速度从右视野边缘移动到左视野边缘，以此刺激眼睛，进而刺激到其他部分。这种方法也可以变作另一种形式，是戴上一副耳机，声音在两耳间移动，还有第三种变化，两手各握着一个震动器，二者交互震动着。医疗进行时，你会忆起造成心理创伤的过程，重新体验一次当时的经历，治疗到最后，你就能放下创伤的回忆。许多治疗法——例如，心理分析——都有漂亮的理论和不甚理想的疗效，但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的理论很浅显


　　，效果却不错。这种疗法的医师推测，它的作用是用快速的变化刺激左右脑，以此让存于脑部一边的记忆移动到另一边。不知为何，有时候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的振荡刺激的确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位受过训练的心理分析师，大卫·格兰，如今改采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治疗病人，他说：“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可以在六到十二个月内，让病人达到以往疗法五年也收不到的效果。这不是抽象的比较，而是以我的实际经验，和不同疗法的结果相比较得出的结论。它的作用是避开了自我问题，而是深刻、快速、直接地产生作用。不像感知法或心理分析法一样是一种手段，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是一种工具。你不能只做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的治疗师，你得先成为优秀的治疗师，然后才能知道如何把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融入治疗中。这种方法是奇特的旁门左道，但我用了八年，对它有了了解，没办法再脱离它。不用它就是退步，回归原始。我走出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的治疗室时，总是有点晕眩（一种舒服的晕眩），所学到的东西永不会忘记，而且丰富了我的精神与心灵。这是很有用的方法，我推荐采用。”

　　按摩是诸多方法中有用的一种，可以恢复被忧郁症切断的身心联系。我不认为我在谢多那的经验对某些陷入重度忧郁的人有什么用处，但作为一种治疗前的准备，倒是相当不错。理论家罗杰·卡拉汉认为，我们应该先改变肉体系统，再改变化学系统，接下来才是神经生理系统，之后是感知系统。然而，一般的做法却是相反的，先治疗感知系统，接着是神经系统；他则是从肌肉的神秘反应开始做起。他有许多追随者。虽然他的方法对我来说有些不解，但先从肉体下手的想法看来有它的道理。忧郁是一种身体的苦痛，肉体的训练可以使其好转。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许多英国士兵在船舰上受到攻击后落入海中，在大西洋上飘流了很长时间。存活下来的士兵，数量最多的不是较年轻的人，而是较有经验的人，他们通常有着坚强的意志，可以超越身体的极限。教育学者科特·汉恩发现，这种坚毅是需要学习的，他所成立的拓展训练，现在已是遍布全世界的大型团体联盟。拓展训练试图通过系统地面对大自然挑战，来达到汉恩的目标：“我认为教育最主要的任务是确保保留下来这些特质：积极的好奇心、坚忍不拔的精神、不屈不挠地向目标努力、随时合理地自制克己，以及最重要的——同情心。”

　　2000年夏天，我到飓风岛拓展训练学校开始一趟探险之旅。若是倒在忧郁的椅子上，我根本不可能站起来参加拓展训练；但在我陷入忧郁之前参加，也许可以增强内心抵抗忧郁的力量。训练课程很严格，过程相当艰苦，但也很愉快，而且它让我感觉到自己和大自然结为一体。那带来一种安全感：想象自己处于永恒之地，是巨大的安慰。我们到海上划独木舟，每天都安排很多有难度的训练活动。

　　典型的一天是这样，大约早上四点起床，跑一公里，再走到离海上约二十八尺的平台上，跃入寒冷的缅因州海水里。接着拔营，把补给物资打包放到独木舟上，然后抬起独木舟—— 一艘两人舟，约二十二尺长——放入海中。我们可能要破浪划个五海里（每小时只能划一海里多），直到抵达一个可以停下来吃早餐的地方。我们在那儿伸伸腰、烹煮食物、用餐。然后爬上船再划五海里，抵达晚上歇息的地方。用完午餐之后，练习求生技巧，把舟弄翻，在水底松开固定自己身体的带子，然后想办法浮出水面，在海上把独木舟扶正，再重新上船。最后一个个被分别带到不同的过夜地点，每人分到一个睡袋、一瓶水、一张塑胶防水布和一条绳子。我运气不错，一路上都是阳光普照，即使下起雨雪，排定的节目依然不会改变。我们的老师非常厉害，是身体强健、富有智慧的大地之子。经过与自然原野的搏斗，以及老师的教导，我们学到了一点点他们那样的毅力。

　　有好几次，我真希望自己没参加这次训练，觉得远离舒适的生活来这里找罪受，大概是发疯的前兆，但我也觉得自己探触到某种深刻的东西。这个训练有几分征服荒野世界的味道，虽然它是依靠玻璃纤维制成的独木舟才办到的。划桨和波浪拍打独木舟的节奏，可以调整血液流进心脏的步伐，还有明亮的阳光仿佛褪去了我内心的悲伤。拓展训练让我想起许多精神分析的方法：它是一种自我流露的过程，把一个人的感官极限激发出来。由此看来，这正符合其创立者的目的。“若不探索自我，”汉恩延伸了尼采的看法，这样写道：“一个人依然可以保持自信，但这种自信是建立在无知上，一旦面对沉重的压力就消失了。自我探索是克服一场大挑战之后的产物，让心灵指挥身体去做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事，让意志和勇气为了某种理由而到达令人难以置信的极限—— 一个原则、一个繁重的任务、他人的性命。”也就是说，一个人必须在再度陷入忧郁前，锻炼自己的复原力，在它来袭之后，你就能从绝望中走出来——就好像我们每天运动保持身材一样。我不建议用拓展训练取代治疗，但可当作辅助治疗，非常有效，而且拓展训练效果很完美，令人满意。忧郁斩断了你生活的根，让你无精打采，也会让你处于轻飘飘的状态，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把你拉回地上。拓展训练是自我回归自然之根的方法，最后训练完成时，我心中充满感动，感到骄傲和踏实
克劳蒂亚·薇佛的故事(1)

　　在我认识的靠顺势疗法而得到改善的人之中，克劳蒂亚·薇佛特别吸引我的注意。克劳蒂亚·薇佛的为人一向坦诚直率。有些性格圆滑的人会随情势改变自己，跟不同人说话，会随时改变自己的风格，但克劳蒂亚·薇佛的个性似乎有几分迟钝和古怪，和她在一起时，你很清楚她的态度是什么——并不是因为她缺乏礼貌，而是她根本不想隐藏本性，她在人前的举止无可挑剔。她几近挑衅似地表现出个性：你不接受她、不喜欢她，她不以为然；很多人觉得她很难相处，她也无所谓。一旦你开始了解她，就会发现她与众不同的魅力。她的从容


　　可说是一种忠实和正直。她是很有道德感的人。“我的确有不少怪癖，而且引以为傲，”她说：“因为若没有这些怪癖，我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我很古怪，也很固执。”

　　第一次遇到克劳蒂亚·薇佛时，她将近三十岁，正接受顺势疗法作为全身治疗的一部分，以控制她的过敏、消化问题和疹子，以及其他毛病，同时也在服用药物和控制饮食。她随身携带三十六只药瓶，装着各种不同效果的药片（她家里则有五十个药瓶）、药膏和夜柔吠陀茶（古印度疗法饮用的茶）。她按照一张复杂得可怕的表单来服用这些东西，某些场合要服整颗药、磨碎一种药混在另一种药中、在某个部位涂抹某种药膏。在六个月前，她曾一度把这些药丢到一边，包括所有从十六岁就开始断断续续依赖的药，想试试其他的方式。停药后，有时候会感到心情振奋，然后又开始低落。试了一阵子贯叶连翘，效果不好。顺势疗法平息了她的灾难，而且看来十分有效。

　　那位从未谋面的顺势疗法医师住在圣塔菲，她有位朋友在那儿接受治疗，成果不错。克劳蒂亚·薇佛每天打一或两次电话给他，讨论她的感觉，他则问她各种问题——例如：“你长舌苔吗？”或“你的耳朵有没有湿湿的？”——作为开药的根据，通常一天六颗药片。他认为，身体像个交响乐团，药像调音叉。克劳蒂亚十分着迷于习惯性的活动，我想她被复杂的养生法说服了。她喜欢那堆药瓶子、诊疗咨询和企业式的程序。她喜欢谈元素疗法——硫磺、黄金、砒霜——以及更古怪的药剂和化合物——颠茄、毒核果、墨鱼汁。专注于治疗法分散了她对疾病的注意力。她的医师虽然无法改变精神大起大落的剧烈变化，但总是有办法处理严重的状况。

　　一直以来，克劳蒂亚时时关注自己的忧郁症状，对自己的情况了解得十分透彻。“当我忧郁时，我几乎想不起任何光明的事情。我脑中不断萦绕着别人对我做的坏事，这种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会一连串回忆起经历过的误会、羞辱或困窘，那些事逐渐扩大，变得比真实状况还糟。只要想起一件事，就会跟着想起十件事，然后又想起二十件事。我还为黑暗的事情着迷，像奥斯维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所设的集中营，大批犹太人死于此处），或是坠机事件，而且我会一直想象自己是在那样的状况死掉。我的医师通常都会指示我吃哪些药，缓和我死于灾难的妄想。

　　“我碰到过一大堆这样的事情。这种体验跟着我，到下个月就满二十九年了。我的记忆随着情绪而改变。某天我会告诉自己忧郁有多恐怖，我的人生被搞得有多惨，然后，如果隔天情绪好像比较稳定了，我会觉得每件事看起来还不错。我会试着回想快乐的时光，会找点事做，不让自己开始不愉快的回忆，否则会让我很快陷入忧郁中。忧郁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很丢脸。我不会想到，我只是一个平凡人，挫折是很正常的经历。我做过很丢人的梦，即使在睡梦中，都没法摆脱恐怖、沉重、苦闷的情绪和无望的人生。希望，是我第一个遗失的东西。”

　　双亲的僵硬态度令克劳蒂亚·薇佛十分痛苦：“他们要我像他们一样快乐。”早在童年的时候，“我躲在自己的世界深处，觉得自己是异类，与别人格格不入。我觉得自己很渺小，一无是处，迷失在自己的思虑里，几乎看不到他人的存在。若是走到后院，我只会在那边四处晃荡，而不是看看花草。” 她的家人对这整件事“紧绷嘴唇”不动声色。到了小学三年级，她开始畏惧身体接触。“我讨厌抚摸、拥抱或亲吻，连家人也不行。在学校里，整天都无精打采。记得老师曾对我说：‘克劳蒂亚，抬起头来。’没有人在意这些事。我还记得上体育课时，会在电暖炉边睡着。我痛恨上学，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朋友。别人说的什么话都可能会伤到我，深深地伤到我。记得六、七年级的时候，走在学校大厅里，我谁都不理，什么事都不关心。童年的记忆让我十分痛苦，但是，我竟然为自己的特立独行感到骄傲。忧郁？我一向如此，只是过了一段时日才知道它叫‘忧郁’。我的父母很慈爱，但他们——或是说，他们那一代的父母中的大多数——从没想过，自己的小孩会如此情绪失常。” 克劳蒂亚唯一快乐的事是骑马，她非常有天分，父母为她买了一匹小马。“骑马给了我自信和喜悦，给我任何事物都没有的一线光明。我很会骑马，大家也注意到了，我爱那匹小马。我们很投缘，像伙伴一样，互相了解对方的心意，它好像知道我需要它，这带我走出了愁云惨雾。”

　　十年级时，她离家读寄宿学校，因为和那里的骑马教练处不来，她放弃继续在这项运动上的发展。她要父母卖掉那匹小马，不再有骑它的兴趣。寄宿学校的头一学期，回想起来，她面临了“心灵的疑问”：我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的目的是什么？她对室友提出这些疑问，室友立刻向校方报告，断章取义地转述她的话。校方断定克劳蒂亚有自毁倾向，即刻将她送回家中。“那实在丢脸透了，我觉得十分羞耻。我不愿意再投入任何事情中，我痛苦地抗拒这一切。不管别人是否很快忘了这些事，我就是无法忘记。”
克劳蒂亚·薇佛的故事(2)

　　后来的一年，她在深深受创的情形下，开始用刀割伤自己——因为她苦于所谓“无聊透顶的另类厌食症”。她的玩法是切开小伤口，但不至于流血，然后把伤口掰开，让血流出来。由于伤口很小，所以不引人注意。她认识学校中四、五个玩割皮游戏的女生，“人数多到形成一个小团体。”割伤自己的行为持续发生，她到大学仍在割伤自己，快三十岁时，她还在割左手和腹部。“这并非是‘用激烈手段引人注意’的行为，”她说：“你感觉到情绪的痛苦，希望甩开它。突然间，你看到一把刀，心想，哇！刀子看起来好锋利，我想试试，如


　　果放在手上稍用点力会怎么样……你开始受刀子吸引。”室友看到她割伤自己，好几次向校方报告。“然后他们说我一定是想自杀，这种行为会让我变成疯子。我吓得牙齿打颤，这件事让我非常紧张。”她又被送回家，并要她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她很正常，没有问题，校方和她室友才是疯了。“他发现我并没有想自杀，只是想探测自己的极限，以及未来该走向何方。”几天后，她回到学校，但此刻，她没有安全感，并开始产生严重的忧郁症状。“我愈来愈疲惫，睡得愈来愈多，活动愈来愈少，愈来愈喜欢独处——我极度不快乐，也不知向谁倾诉。”

　　不久，她开始一天睡十四小时。“我半夜起床，走进洗手间，开始读书，大家都觉得我极为古怪。他们会来敲门，想知道我在里面干嘛。我说：‘我只是读书。’他们问：‘为什么要在这里读书？’我说：‘我喜欢，不行吗？’” 当年年底，她几乎完全不吃一般的食物。“我一天吃个七至九条巧克力，因为那样就够了，这样就不用去学生餐厅。若是到餐厅，大家会说：‘你好吗？’我根本不想回答这种问题。我继续念书，度过那一年，因为只要我一直现身，就不会被人注意。若是老躺在床上，校方会找父母来，我就得解释，我应付不了众人诡异的目光和自己脆弱的感觉。我甚至不想打电话告诉父母说我想回家，我觉得自己陷在那里，如置身迷雾中，看不见五英尺外的东西——就算我妈就站在六英尺外也看不到。忧郁让我觉得很丢脸，我只觉得每个人都会在背后说我坏话。你知道吗？对我来说，即使是在厕所里独处都会让我觉得很困窘。我的意思是，在公共场合当然会让我很痛苦，但即使是一个人，我也没办法面对自己。我觉得自己根本不配当一个人，连当个怪人也不配。我觉得有人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很丢脸。那令人痛苦万分。”

　　到了十年级的夏天，情形更糟糕。她长了湿疹，和紧张有关，因而更加烦恼。“和人在一起是最累的事情，即使只是讲讲话。我离群索居，几乎一直躺在床上。我想把身体藏起来。”她终于开始接受治疗，服用妥富脑（Tofranil），周遭的人都发现她有进步，“到了夏末，有一天，我终于能跟母亲到纽约城逛街然后回家。那是我当年夏天觉得最刺激、最有活力的事。”她也和治疗师混熟了，两人成为密友。她在秋天转学，新学校给她一间单人房，很适合她。她喜欢那里的人，服用改善精神状况的药。她认为那年夏天，父母终于把她的情绪状态当成真正的问题，对她很有帮助。她开始用功读书，参加一大堆课外活动。高年级时，她当上学监，并获得普林斯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在普林斯顿大学，她试图寻找适合自己的人生。虽然喜欢独处，但她发现自己没办法独处，为了不让自己孤单，有六个朋友轮流陪她睡。他们通常睡在她床上——她还不想有性关系，而她的朋友也尊重她的防线。他们只是保持友谊关系。“和别人一起睡，享受亲密的依偎，变成我重要的抗郁剂。我喜欢依偎在一起，不想要有性行为。我宁愿放弃吃东西，放弃看电影，放弃工作。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放弃一切，除了睡觉和到厕所寻求一个安全、温暖的环境。老实说，我怀疑那是不是化学药剂在我脑中的作用。”她花了一点时间才进一步走到发生肉体关系。“我向来十分在意自己的裸体，从来就没想过穿泳装出现，也没有因此受到精神创伤。跟其他人相比，我较晚才有性经验。别人努力说服我，发生性行为没什么大不了，我倒不这么想。一直以来，我觉得这样不对。就像七喜汽水的广告词——没试过，怎么会知道。但是，最后我还是改变想法了。”

　　“我一直不想再依赖药物，当心中抱持这种想法时，你不知道情形到底有多糟。到最后，朋友终于说服我继续接受药物治疗。那年夏天，她去滑水，还有只海豚浮上来，游在旁边。那是我觉得最接近天堂的感觉，当时心想，我在这里交到朋友了。”她十分兴奋，于是再度中断服用药物。六个月后，她又开始服药。三年级快结束时，她开始使用百忧解，效果不错，但是百忧解让她失去了部分自我。百忧解跟着她八年，“我用一阵子药，又停一阵子，因为我觉得自己好了，可以不必再用药，一定没错。然后停止服药，觉得很好，但接着就发生了严重的问题，我觉得自己完了。像是身上背着沉重的包袱。然后发生一些小事——你知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好比说，牙膏盖掉到下水孔里，但是这些还不是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最让人惊慌失措的是祖母过世。我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思考，将来要怎么走，我的人生一直是起起落落，很难判断低潮与高潮的界限和转折在哪个时候。”一次突然的发作让她错过朋友的婚礼——“我没办法走出公寓，坐上巴士到朋友那——就是觉得自己不能出席。”她又开始服用百忧解。  
克劳蒂亚·薇佛的故事(3)

　　后来，她终于放弃药物治疗，如此才又唤起她的性欲，同时开始转向顺势疗法，我在那时候认识她。顺势疗法在一段时间内还算有用，她觉得这类疗法让她保持稳定，但是当外在环境引发忧郁时，顺势疗法也没办法挽回。虽然日子很难过，她还是靠着顺势疗法度过了冬天。曾经有一个月，她担心忧郁又将来临，后来发现只是经前症侯群。“经血开始流的时候，我非常高兴，心想：‘哦，太好了，这样就对了！’虽然停止用药，并未造成严重的恶化，但是她没办法应付更难过的事情。整个疗程对她轻微失调的治疗效果很不稳定，尤其是紧


　　张造成的失调。

　　大约在这时候，她放弃了谈话治疗，开始进行茱莉亚·卡麦隆所说的“晨间记录”，花二十分钟写下早晨心中的意识。她说这种方法让她理清自己的人生，如此连续三年，至今无一日间断。她还在卧室墙上贴了一张表，详列低潮或无聊感来临时该做的事——开头是：读三五篇小朋友写的诗、做一些拼贴作品、看看照片、吃一点巧克力。

　　开始做晨间记录后的几个月，她认识一位男士，后来成为她的丈夫。“想到有人在隔壁房间做事，我就觉得自己的人生快乐多了。友谊对我非常重要，友谊是稳定情绪的功臣。我需要安慰，我需要小小的问候和关注。即使是有缺陷的友谊也比孤单一人好。”她的未婚夫接受了她的忧郁症，“他知道必须有准备，好比说，等跟你谈完忧郁回家后，他就得帮我，”她告诉我：“他知道要有随时提防我复发的准备。有了他，我觉得自己好多了，更有能力做点事情。”事实上，她的情况好到可以中止采用多年的顺势疗法。她整整一年都处在快乐、幸福的状态，计划举办隆重的婚礼。

　　那是场美好的夏日婚礼，周密得有如顺势疗法的疗程。克劳蒂亚打扮得很漂亮，在这个场合中，感受到众亲友的衷心祝福。大家都为克劳蒂亚而高兴：她找到了爱，度过了人生的灾难，她长大了。克劳蒂亚的家人如今已迁至巴黎，但他们仍为她保留从小长大的房子，位于康乃狄克州热闹小镇一栋十七世纪的房子。我们在早上聚集到婚礼会场，新郎与新娘在典礼中祈求众神的保佑。接下来的午宴在一位住对面的亲友家中举办，下午四点在一座美丽的花园中举行婚礼，然后是鸡尾酒会，克劳蒂亚和她的丈夫打开一个盒子，飞出一群蝴蝶，美妙地围绕在我们身边。高雅的晚宴有一百四十位客人参加，我坐在神父旁边，他说他主持过的婚礼，从来没有一场是如此地无可挑剔，这场由克劳蒂亚和她丈夫共同参与的仪式，完全以他所说的“歌剧式的和谐”来演出，每个细节都十分完美。席上的座位牌、菜单和程序表都是用木刻版印制的，上面的图案是特别为这次仪式所绘制的。新郎亲手做了一个很大的四层蛋糕。

　　改变会令人紧张，即使是好的变化也一样，而结婚是人生最大的变化之一。结婚前开始出现的问题，结婚后会更加严重。克劳蒂亚觉得问题是她丈夫带来的，她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承认她的状况也可能是原因。“其实他比我还担心我的未来。结婚那天，大家都觉得我很快乐，照片上的我看起来很快乐。但是那一整天，我告诉自己，都走到这一步了，我应该充满爱，应该拥有完满的爱，而我的感觉却像是走进屠宰场的羔羊。新婚之夜，我只感到精疲力竭。我们的蜜月，坦白说，真是多灾多难。整个旅行过程，我对他没有什么话可说。我不想跟他在一起，不想要他看着我。我们试着做爱，但我觉得很痛，就是做不起来。我看得出他很爱我，但我心想：我不相信。我觉得他将来会变心，想到我毁了他，又伤了他的心，就觉得很悲伤。”

　　九月底，她又开始进行顺势疗程，情况稳定下来，但严重忧郁却很难治愈。“我在工作时，”她回忆说：“突然间，觉得自己又崩溃了，开始大哭。做事时觉得自己很不专业。我会原谅自己，说我头痛，必须回家休息一天。我恨所有的事情，恨我的人生。我想要离婚，甚至希望自己根本没有结婚。我觉得自己没有朋友，没有未来。我已经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我想，老天，我们人生剩下来的日子还有什么好聊的？每天都要一起吃晚餐，饭桌上该谈什么？我已经没话好讲了。而他当然觉得那是他的错，十分自责，他没心情刮胡子，或是上班、做事。他想尽办法，但也无计可施。他为我做什么都不对，无论做什么都没用。但我当时还看不出来，我会叫他走开，想独自一个人，但那时我心里希望他坚持陪在身边。什么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我问自己，我不知道。什么事情会让我快乐，我不知道。好吧，那我到底要什么？我不知道。我快被搞疯了，毫无头绪，没什么可追求的目标。我把这些全推到他头上，我知道这让他很害怕——虽然我那时候很清楚，但觉得无力阻止自己。”十月时，她和朋友一同吃中饭，朋友说她有个“幸福美满的婚姻”，她突然哭起来。

　　这是她自高中以来最糟糕的时候。后来，朋友说服她再回头服用西药。她的心理医生说她采用顺势疗法这么久，简直是疯了。他开舒忧给她服用。“立刻就有了改变。我当时还可以回想到忧郁那段时光的感觉，而且心想，就是忧郁让我失去性欲，所以和丈夫做爱时很痛苦——不只是影响性欲，它还让我身体失调，所以我甚至连下体都不会湿润。排卵期时，我有百分之二的机率产生性欲，而且那是一个月内性欲最强的时候。但情形已经好很多了，我的丈夫很温柔，他说：‘我不是为了性而娶你，不要紧。’我想，只要我不再是刚结婚时的那个疯婆子，他就已经很庆幸了。我们的生活又稳定下来，我在他身上看到自己喜欢的优点——精神的安全感又回来了，温暖又回来了。我是个空虚的人，而他填满了我的空虚，而且他也喜欢依偎的感觉。他让我觉得自己是好人，我又开始觉得跟他在一起很幸福。他爱我，现在，这是多么宝贵的事。如今我们的关系，至少有八成以上的时间是美满的。” 克劳蒂亚·薇佛的故事(4)

　　“我觉得这种感觉很糟糕。当我减少十毫克药量时，忧郁又会乘虚而入，而且非常烦人、混乱，难以忍受，不过我可以赶走这些情绪。我发现我依然需要药物来保持情绪不致滑落。我觉得不踏实，如果我感觉还算安全，就会停止服药，但我没有安全感。我发现要区分忧郁的我和不忧郁的我愈来愈难，我想我心中忧郁的倾向甚至比真正的忧郁情绪还强，忧郁不是我的生命中最重要和最极端的东西。你知道，我不愿一辈子都躺在床上受苦。身染忧郁症而最后却能成功的人，都有三个条件：首先，他们想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接着，他们接受这


　　是一生都摆脱不掉的事实；然后，他们会想尽办法超越自己的体验，从中成长，跨出自己的世界，走入现实人群中。一旦过了了解和成长这两个阶段，就会领悟到，你可以和世界互动，继续过日子和工作。你不再是个残障者，而且可以感受到战胜的感觉！可以把小事丢一边的忧郁者，会比放不开的忧郁者好过多了。刚开始了解自己这辈子都得面对情绪起落时，我非常非常痛苦。但现在我知道，我不是全无希望。这已经成为我的人生重心，该如何从中得到成长？或许它现在会伤害我，但我该如何从中学到东西？”克劳蒂亚·薇佛抬起头斜向一边。“我知道，我运气不错。”

　　就是这种追求的精神，可以和各种实验的疗法一样，让她战胜挫折，过上完整的人生，虽然眼前还有这么多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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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20:17
病友团体疗法(1)

　　在我研究的各种群体治疗里，我觉得其中最不可思议，最能够让人成长、打开封闭心胸的，就是以伯特·海宁格的方法为基础的治疗法。海宁格的一位弟子雷格哈德·李耳于1998年来到美国，引进一种强力的疗法，我本来抱持着天生的疑心参加这项治疗，后来渐渐为其着迷，改持尊敬的态度。李耳的疗法对我颇有效果，我也发现它在团体内的其他人中也产生强大的作用。和眼动心身重建疗法一样，海宁格法对身心受到重创的人特别有效，但对李耳来说，所谓创伤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好比说，“我妈妈讨厌我”）而非特定时间内发生的某


　　一事件。

　　团体由二十多个人组成，大家聚在一起，借由一些基本的仪式来建立互信。然后李耳要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人生中最痛苦的经验编出一个故事。我们分享大家简单的故事，接着每个人都要从团体中挑出几位同伴来扮演故事中其他的角色。雷格哈德·李耳就以这几个人来编出一种复杂的舞蹈，把他们当成人体标牌，一个个排列站好，依着故事主题移动，更清楚地把故事重说一遍。他称这种形式为“家族星座”。我选择以母亲的过世为我忧郁来源，有人扮演我母亲，有人扮演我父亲，有人扮演我弟弟。李耳说他希望再找人来扮演我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这四位亲人我以前只见过其中一位。他调整我们位置时，要我面对着这几个角色说话。他说：“你会对你母亲的爸爸说什么？他在你母亲还小时就过世了吧。”在所有我接受的忧郁治疗中，这大概是最依赖权威领导者来决定的疗法。李耳可以激发出每个人巨大的力量，当时我在那二十分钟里，跳了他的舞步，说了许多话，我真的觉得在跟母亲对话，告诉她我心中所想的事和感觉。后来魔咒解除了，我回到新泽西州一座会议中心的研讨室里——但我觉得那天有种平静的感觉，好像所有事情都已经解决了。也许这只是我对心中的力量——不在世间的祖父母和已过世的母亲——讲出我从未说过的话所造成的结果，但我深深为其过程感动，觉得有神圣的力量在其中。它不能治好忧郁症，但可带给你某种程度的平静。

　　忧郁发作时，你很难说出口，甚至对最亲密的朋友也一样，所以忧郁症病友支持团体治疗法直觉上似乎不可行。不过，随着忧郁症造成的事件渐渐为众人承认，和治疗补助金的降低，这类团体也有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以往我从未参加过病友支持团体——因为我自大、冷漠、无知和想保护隐私——但为了写这本书，我还是参加了。美国和全世界有数百个组织成立了病友支持团体——大多数是医院设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忧郁症与相关情绪障碍协会”，开设了六十二个不同的病友支持团体，建立一对一的伙伴系统，并出版一份相当不错的内刊，叫做《一帆风顺》。位于纽约的“情绪障碍者支持团体”是全美最大的支持组织，每周开设十四个病友支持团体聚会，每个团体约有一百五十多位参加者，一年服务七千多位加入者。他们出版一份季刊，寄发给六千多位读者。情绪障碍者病友支持团体的集会在许多地方举行，我最常去的是每周五晚上七点半在纽约贝斯以色列医院的那场，忧郁症者在这个时间大多数没有别的约会。要参加这个团体，得先付四块美金，然后领到一张没写上姓氏的名牌，参加集会时挂在身上，每次有十多位参加者和工作人员。首先，每个人要自我介绍，并说明自己来这里希望能得到什么。接着是综合讨论。大家说出自己的故事，并对别人提出意见，有时候像在玩“比谁最惨”的游戏。一场集会下来要两小时，中间过程总是让人悲痛万分，参与者多是拒绝治疗和被遗弃的人，个个都有满腹辛酸的人生故事。许多参与者的人际关系被病症摧毁，失去家人和朋友，这些团体试图弥补医疗系统的缺失——现行医疗制度对个体的照料越来越匮乏。

　　集会的情形一般是这样的，我走进一个有着醒目荧光灯的房间，看到十个人等着讲自己的故事。忧郁症者不大会打扮，而且嫌洗澡太累人，这群人的外表大多和他们的内心一样褴褛。我参加了七次周五的聚会，最后一次去的那回，是由约翰先发言，因为他喜欢说话，而且说得不错，十年来他几乎每周都来参加，是位“老鸟”。约翰几乎从来不缺勤。他不想用药物治疗，但尝试使用草药和维他命，他觉得自己会好起来。黛娜今晚忧郁得不想说话，她把下巴靠在膝盖上，保证下次会再试着说说看。安妮有一阵子没来病友支持团体，她曾有过一段悲惨的日子：服用速悦（一种血清素和正肾上腺素重吸收抑制剂——译者注）来对付忧郁，改善了不少，然后她提高剂量，造成偏执，“发疯了”。她觉得黑手党要找她麻烦，于是把自己关在公寓里。最后进了医院，服用“所有药物，每种都试”，因为都没有效果，只得接受电气痉挛疗法。她回想不出多少当时的情形，电气痉挛疗法会抹掉许多记忆。她以前是个很有能力的白领，如今靠帮人喂猫过日子。她今天丢了两个客户，而且是很不客气地被辞退，她觉得很屈辱，因此决定参加今天的聚会，双眼充满泪水。“你们都是好人，愿意倾听别人的话，”她说：“在其他地方，没人理你。”我们试着安慰她。“我以前有很多朋友，现在都离我而去。但我在努力克服。在不同的猫咪之间走动是有好处的，这使我保持活力。”
病友团体疗法(2)

　　杰姆被威胁开除“政府机关”的工作，因为太久没去上班，他已经请了三年病假。跟他还算熟的同事，大多数不知道他请了病假。他假装还在上班，上班时间都不接电话。他今晚气色还不错，比之前看到他时好一点。“如果我不出现在人面前，”他说：“我会想自杀，这就是我仍要继续上班的理由。” 下一位是霍依，他整晚都坐着，扫视着房间四处，胸前抱着一件绒毛大衣。霍依来的次数不少，话倒是不多。他四十岁了，一直找不到全职工作。两个星期前，他宣称找到了全职工作，收入会改善，以后会是个正常人。他服了不错的药，似


　　乎有点效果。但若是药失去效果怎么办？他还能继续每月领八十五美元的残障补助费吗？我们都劝他勇往直前，试着去工作，但是他今天说要放弃，他害怕接那项工作。安妮问他情绪是否稳定？外界事件是否会对他造成影响？放假时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受？霍依茫然地看着她，说：“我从来没放过假。”大家都盯着他看，他的双脚在地板扭动着。“对不起，我是说，我大概从来没有做什么需要放假的事。”

　　波丽说：“我听别人提到心理的循环周期，说心情会有高潮和低潮，这让我很嫉妒——对我来说，从来就没有过。我一直都一样，是个阴郁、不快乐、焦虑的小孩。我这个人还有什么希望吗？”她曾服用Zardil（一种MAOI型抗郁剂），还发现服少量的Clonidine（一种降血压药物）可以降低她严重的不安感。她原来用的是锂盐，但这使她在一个月内胖了十五磅，所以就停药了。有人认为她可以试试帝拔癫（一种抗癫痫剂，也兼具情绪稳定作用），和Nardil混合使用会不错。服用Nardil的食物限制令人很痛苦。杰姆说克忧果让他病得更严重。梅格丝好像是隔着雾说话，“我没办法决定，”她说：“我什么事都下不了决定。”梅格丝曾经了无生趣到躺在床上一星期没起来。治疗师几乎是强迫她到这个支持团体来。“在服药之前，我是个神经质、卑劣、自毁的人，”她说：“现在我什么都不在乎了。”她环视着房间，好像我们是天堂之门前面的陪审员。“要怎样才比较好？我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约翰摇摇头说：这就是问题，治疗会比病本身好到哪去？”轮到绮儿了，她四处观望，但她知道自己没注视任何人。她是丈夫带来的，希望这个聚会对她有帮助，他正在外头等着。“我觉得，”她无精打采地说着，好像是一台速度变慢的老式录音机：“我好像已经死了几个星期，但身体还不知道。”

　　这场分享痛苦的悲伤聚会，对大多数的参与者来说，是把自己从孤绝中解放出来的奇特方式。我还记得我最糟糕的时候，那些疑惑不解的面孔，还有（当父亲问道：“你好点了吗？”我回答：“没有，没什么改变”时）心里的失望之感。有些朋友很好，但对有些朋友，我不得不表现得圆滑一点，幽默一点。“我还算喜欢来这里，但是老实说，我现在有点精神崩溃，所以改天再说，好吗？”只要直率地用嘲讽的语调说话，就可以保守自己的秘密。支持团体中的气氛——今天我很坦诚，你呢？——鼓励每个人充分表达自我，我几乎是不由自主地也开始解除内心的戒备。忧郁时，很多感觉是无法以语言表达的，只有了解那种感觉的人才能以直觉感受到。有位女士谈到家人毫不怜悯地试图要拉她出门找乐子，她说：“如果我拄着拐杖，请不要让我跳舞。”

　　世界上有太多的苦痛，大多数的人都不愿意表达出来，他们坐在隐形的轮椅上，身上打着看不见的石膏，艰难度日。我们互相加油打气。某个晚上，苦恼的苏珊大哭着，眼泪弄花了她脸上厚厚的妆，说：“我想知道你们哪位有像我一样的感觉，怎样才能避免。我不远万难来到这里，有谁能告诉我，那种感觉是不是真的，请谁来告诉我。”又有一个晚上，有人说：“我的灵魂伤得很深，我只想和别人交流一下。”

　　情绪障碍者支持团体还提供实用的生活建议，对得不到朋友、家人和完善健康保险的人特别有用。比如说，你不想让老板或未来的老板知道你有忧郁症，该如何讲明又不必说谎？我接触过的互助团体参加者，他们提供的协助大多不错，但很不幸，建议却极糟糕。如果扭伤了脚踝，其他脚踝也扭伤了的人可以给你不错的指点，但若你有精神障碍，其他精神障碍者的建议最好别听。我从书上得到许多知识，发现从病友那里听来的忠告十分拙劣，没有事实根据。克里斯汀绝对是双极性情感型精神疾患，未接受药物治疗，愈来愈癫狂，我猜他会在本书出版之前进入自毁阶段；别人不应该太早，建议娜塔夏停用克忧果；克劳蒂亚所经历的电气痉挛疗法，大概并不适当，后来又服了太多药物，成了行尸走肉；杰姆接受过电气痉挛疗法后，或许可以真正开始工作，但是完全不知道这种疗法作用的程度；克劳蒂亚一定会讲些让他不安的经验。

　　有一次聊到要如何向朋友解释，史蒂文，一位长期的互助团体病友，问大家：“你们外面还有朋友吗？”只有一个人和我答有。史蒂文说：“我尝试交些新朋友，但不知道要怎么认识，我孤单太久。我服用百忧解，在那一年里还有效，后来又没用了。我觉得那时我很努力，但是失败了。”他好奇地看着我。他沉郁、善良又聪明——就像那晚一个病友说的，他真是可爱的人——但如今已不在人世。“除了在这里之外，你怎么面对别人？”我还来不及回答，他又补了一句“你面对别人时，跟他们聊什么？”
病友团体疗法(3)

　　和所有疾病一样，人人都有可能得忧郁症，但在我所认识的忧郁症者中，法兰克·鲁沙可夫是最不像会得这种病症的人，他二十九岁，讲话温柔礼貌，天性善良，长相端正，除了严重得吓人的忧郁之外，各方面都很正常。“你想探进我脑袋吗？”他曾写道：“欢迎。不是你以为的样子？其实也不是我以为的样子。”大概是大学毕业之前一年，法兰克·鲁沙可夫的忧郁症第一次发作时，他正在看电影。后来的七年中，他入院三次。




　　他第一次的体验十分突然：“看完电影回家的路上，我发现自己正开着车向一棵树撞去。我觉得好像有重物压在脚上，有人扯我的手臂。我觉得自己回不了家，因为路上的树太多了，没办法闪开，所以只好转头向医院开去。”接下来的几年，他试遍了书上所有的药物疗法，一点用都没有。“在医院里，我真的曾试着要掐死自己。”最后他接受电气痉挛疗法，病情有改善，但造成短暂的癫狂，他回忆当时：“我产生幻觉，攻击其他病人，必须暂时进入静闭室。”其后五年，只要忧郁一发作，法兰克就接受强力的电气痉挛疗法（只施行一次，而不是连续多次施行），大约每六周一次。另外，他还服用锂盐、威博隽（抗郁剂）、劳拉西泮（三环类抗郁剂）、Cytomel（甲状腺激素）和Synthroid（甲状腺及副甲状腺激素）。“电气痉挛疗法有用，但我不喜欢。这种疗法很安全，医生推荐采用，不过头要接上一种电极，很恐怖。我讨厌记忆丧失的问题，还有头痛。我老是担心他们会出差错，或是我把一切都忘记了。我每天写日记，好让自己记得发生过的事情，否则，什么都想不起来。”

　　曾撰写精神外科史的艾略特·华伦斯坦说：“人们依然把这种手术和精神控制联想在一起，避之唯恐不及。”加州曾有一段时间禁用电气痉挛疗法，如今在神经外科仍属非法。“精神外科要做的事很清楚，”华伦斯坦说：“治疗对象中，约有七成（什么事都不能做的人）至少还会有一些反应；约三成的人有明显改善。这种方法只用在患有长期严重而且无法以药物和电气痉挛疗法治疗的精神病症上，这类病人对身边任何事情都无法应付，是严重失能的重病者，也就是那些最棘手的病例。它是不得已的手段。我们只是做一些轻微的手术，有时可能要重复做两、三次，但我们比较喜欢采用欧洲的作法，立刻动大手术。我们发现，扣带回切除术，不会对记忆或感知、思考功能造成永久的影响。”

　　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法兰克刚做完扣带回切除术。手术过程是，冰冻局部的头皮，医生在头骨前方钻一个小洞，然后把一根电极棒伸进脑中，切除约八乘十八厘米的组织面积。手术过程中以镇静剂作局部麻醉，使用立体定位。这种手术现在只有少数几个地方会做，最顶尖的是波士顿的麻省总医院，为法兰克动手术的是瑞丝·柯兹葛弗——美国精神外科的顶尖人物。

　　法兰克的手术治疗结合服用金菩萨（抗精神药物），结果很成功。接下来的一年，他有些起伏，但没有再入院过。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信告诉我病情的进展，提到他可在朋友的婚礼中待一整晚。“以前，”他写道，“我办不到，因为害怕影响到自己不稳定的情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科学写作研究所课程接受了他的入学申请。在惶恐不安的情形之下，他决定入学。当时他有位女朋友，与她有过快乐的时光。“我很惊讶，居然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在重重的难关中奋斗，但同时能得到友情与爱情，我真的很高兴。女友是我希望的所在。”

　　他完成学业，找到了一个网络公司的工作作为起步。他在2000年初写信跟我提到圣诞节。“父亲送我两个礼物：一个是从新奇商品店买来的电动镭射唱片整理架——这东西没什么用处，是奢侈品，但父亲以为我会很喜欢。打开这个巨大的盒子，看到完全用不着的东西，我知道他是恭贺我能自立了，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以后就可以自食其力。另一个礼物是祖母的照片，她是自杀过世的。一看到这个礼物，我马上掉下泪来。照片上的她很漂亮，侧着脸，目光朝下。父亲说这可能是1930年代初照的：那是张黑白照片，放在淡蓝色的衬底和银色相框中。母亲走过来，问我是不是因为从未见过祖母才伤心，我回答说：“她和我有一样的病。”我现在又哭了——并不是因为悲痛——只是忍不住泪水。或许我本来会自杀，但没有，因为身边的人和事让我撑下去——而且我又接受了手术。我还活着，感谢父母和医生。我们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虽然这个时代并非一直都是美好的。”

女性罹患的几率(1)

　　每个人的忧郁症都是独一无二的。

　　忧郁症是孤寂的疾病，受其所苦的人很清楚地知道它会带来恐怖的孤独，就算是被爱包围的人也一样——越拥挤越感到彻骨的孤独。

　　环境、种族、性别、文化传统、国别——共同决定了什么是可以说的，什么是不能说的


　　。忧郁症的迫切性、症候群和治疗之道，都是由我们身体生化系统之外的外在力量、个人身分、生长环境、信仰和生活方式所决定。

　　每个人的忧郁症都是独一无二的，虽然基本原理一样，但是细微表现却各不相同。尽管如此，专家仍然喜欢将忧郁症分类：双极型与单极型、剧烈型与温和型、外在创伤型与内在型、短暂型与痼疾型——各种分类目前仍在无止境地增加，但令人失望的是，这对诊断和治疗帮助并不大。医学界有时依据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年龄、地域、性向等等因素，把忧郁症对象归类，有时还根据社会学意义上的差异来分类。忧郁症整体的问题，不能以整体的反应来回答，忧郁症是依不同情况而变化的疾病，必须在其发生的环境之下来解释。

　　由于种种生理化学与外在状况的因素，女性得忧郁症的几率大概是男性的两倍。患忧郁症的儿童从青春期开始出现差别。许多忧郁症是女性的专利——产后忧郁症、经前忧郁症和经期忧郁症——还包括男性也会有的忧郁症。动情激素和黄体素分泌量的变化显然会影响心情，尤其是和下视丘与脑下垂体荷尔蒙系统交互作用的时候，但是这些内分泌的变化无法预测，对情绪的影响也不同。动情激素突然降低会造成忧郁，升高则会产生愉快的心情。有些女性月经前会觉得身体不适，有些人因发胖而觉得自己失去魅力，这些情绪都会激发忧郁的产生。与其他人相比，怀孕或刚生产的女性最不可能会自杀，但最容易得忧郁症。大约有一成生育过的女性曾陷入严重的产后忧郁。刚当妈妈的女性很爱哭，时常会焦虑、易怒，并且对自己的小婴儿漠不关心——有部分原因是生产耗竭了体内的动情激素，要好一阵子才能恢复。一般来说，症状过了几星期就会减轻。大约三分之一刚生产完的妈妈会有较轻微的忧郁症候群。生产是辛苦、疲惫的经验，现在被归类为产后忧郁症的症状中，有一部分其实是完成任何异常艰辛的事情后都会有的轻微消沉情绪。女性在更年期也常会发生轻微的忧郁，由此可知，女性忧郁和内分泌有紧密的关联——女性最严重的忧郁时期是适合怀孕的那几年。有人认为，荷尔蒙会影响神经传导物质，但不知道这样的机制是在何处作用。而另一项普遍但模糊的说法更引人注意：男性合成血清素的速度竟然比女性快百分之五十，这使得男性的复原力远远高过女性。女性库存血清素累积较慢，因而较难走出忧郁。男性与女性的生理有差异，而男性与女性在社会上的力量和权力地位也有明显的差别，女性比男性易得忧郁症的部分原因是她们的权力常被剥夺。很明显，受到沉重压力的女性得到产后忧郁症的机会特别高，若丈夫担下大部分照顾小孩的责任，则患病率降低。研究忧郁症的女性主义者比较倾向社会学的理论，不赞成生物学的看法，她们不喜欢暗示女人身体比男人弱。美国女性权威作家苏珊·诺伦霍克萨玛说：“把女人生殖生物学的某一个观点当成是精神障碍的中心，是很危险的。”这种看法给女性忧郁症的社会学研究掺杂了更多政治议题的成分。虽是极佳的议题，但这种说法在经验、生物学或统计学上，却未必正确。事实上，许多研究女性忧郁的理论，反而给她们寻求协助造成更多的阻碍。某些女性主义理论篡改科学上的事实以达到政治目的，加上许多药学的理论忽视社会现实，使性别与忧郁症变成难以解开的结。

　　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在美国大学中，男性与女性忧郁症者的比例相同。悲观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有忧郁症倾向的女性进不了大学。而较乐观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比起其他社会环境，女性与男性在大学校园中，各方面都更容易平等。依我看，大学里的男性可能比社会上的年长男性更愿意承认自己有忧郁症。在西方社会中，女性和男性忧郁症者的比例变化不大，一般都保持在二比一至一比一之间。这个世界由男性主宰，使女性活得更辛苦。女性生理上的劣势，使得她们更难保护自己。她们的体格较差，较容易成为强暴的受害者。她们外表老化时，较容易失去社会地位。她们的家庭地位不如丈夫。有些女性主义者说，由于女性缺乏独立自主的空间来发展自己，而要把感情和价值全部用来经营成功的家庭，因而较容易得忧郁症。还有人说，成功的女性有太多空间可发展自己，所以总是在维持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中疲于奔命。研究发现，已婚的家庭主妇和已婚的职业妇女，忧郁症罹患率几乎相同（比已婚、有工作的男性的比率高），证明这两种状况下的压力是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在哪种文化中，女性罹患率较高的不止有忧郁症，还包括恐慌症和饮食障碍，而男性罹患率较高的有自闭症、注意力缺陷和多动症，以及酗酒。

　　英国心理学家乔治·布朗是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大师，他曾提出一种说法，女性的忧郁与照顾小孩有关系，这个理论已得到其他学者的支持。如果有人能减少因养育小孩的焦虑所引发的忧郁，那么男性与女性罹患忧郁症的比率就会差不多相等。而在一对角色区分不那么分明的夫妻中，男女罹患忧郁症的比率几乎相同——布朗的结论是：“两性忧郁症罹患比率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角色差别的结果。”哥伦比亚大学的蜜尔娜·魏茨曼认为，忧郁使女性演化出对失去小孩具有特别敏锐的感受，因为忧郁激发出她们教养小孩的动力。 女性罹患的几率(2)

　　还有一种情形，许多女性忧郁症者童年时曾受过严重的虐待。小女孩远比小男孩更容易受到性侵害，而强暴的受害者远比一般人更容易得忧郁症。这类女性还容易受厌食症之苦，这个问题最近几年也被认为与忧郁症有关。营养失调会引起许多忧郁症的症状，所以或许厌食女性的忧郁症状是另一种病症，但是许多经历过厌食症的女性表示，即使恢复正常体重，这些症状依然存在。此外，社会结构似乎与形成厌食症的痛苦自制观念，以及忧郁症中的无助感二者有关。自厌会让人不停地退缩，直到自己几乎消失于人群中。在探寻忧郁原因的诊


　　断中，有几个关键的问题特别重要。询问厌食症患者在没有想到食物或进食时是否会失眠，通常是很有价值的问题。

　　女性主义评论者黛娜·克劳莉·杰克将这些看法分类整理，最后将其归因为女性失去声音与自我的要素，“因为这些女性听不到自己对配偶说的话，以致无法坚持信念和‘自我’的感受，反而变得对拥有私密感受的正当性感到怀疑。”杰克的理论是，无法与配偶充分沟通的女性（她认为，这是因为在大多数情形下，配偶不想听）只得退缩到沉默之中。她们实际上很少说话，不知不觉中失去自己的主张，说些“我不知道”或“我根本搞不清楚”之类的话。为维持婚姻，避免关系彻底破裂，这些女性要让自己符合理想女人的形象，说些配偶喜欢听的话——即使亲密交谈也是言不由衷，把自己隐藏于人群中。杰克解释：“女性为寻求亲密关系而承担沉重的自我否定。”事实上，成功的两性关系，通常是合伙关系，权力在男女之间可以相互转移，以适应他们共同与各自所面对的不同环境。不过，女性所拥有的金钱或经济掌控权通常较少，在破裂的关系里，女性比男性更能够容忍暴力与虐待，这都是事实。还有一种不断上演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剧情：忧郁的女性无法保护自己不受虐待，因而受到更多的暴力相待；又因受到虐待，于是变得更忧郁。这使她们更无力保护自己。


男性的病症

　　文学作品中描述了不同的女性忧郁的情形，却很少提到男性忧郁。许多忧郁的男性不愿意看病，因为他们处理忧郁的方法，不是退缩到沮丧的沉默里，而是退缩到暴躁的喧嚣、药物滥用与疯狂工作之中。根据统计报告，女性忧郁症者的人数为男性的两倍，但是男性忧郁者发生自杀的可能性为女性的四倍。单身、离异或鳏居的男性得忧郁症的比率，远远高于已婚男性。忧郁男性所表现的行为，不知何故被委婉地称为“暴躁”——他们对陌生人动怒、虐待妻子、滥用药物。作家安德鲁·苏立文最近曾写到关于他注射睾丸激素作为人类对抗艾


　　滋病病毒（HIV）的方法之一，结果提高了他的暴力倾向。在我一连串对家庭暴力当事人的访谈中，听到的都是抱怨。“我回到家，觉得整天都累坏了，”一位男士说：“那女人老问我烦人的问题，她说话的噪音像锤子一样地敲打着我的脑袋。那声音让我吃不下、睡不着，就是因为她老在旁边唠叨。我不想伤害她，但想干点什么事。我快疯了，你懂吗？”另一位说，当他看到妻子时，觉得自己“如果我不挥一拳什么的，会觉得自己是什么事都干不了的废物。”

　　对妻子动粗当然不是表现忧郁感受的好方法，但这种症状通常与忧郁有紧密的关联。其他许多冲突、伤害行为，多少都是男性忧郁症的征兆。在大多数西方社会里，示弱被认为是娘娘腔的行为，男性不可以示弱，这使他们不能哭，不能表现出失态的恐惧与焦虑。虐妻者认为打老婆是证明自己存在的唯一方法，他们居然毫不怀疑地相信，内心之苦就是对行动的召唤，若有情绪而无行动就不算男人。不幸的是，有相当多举止粗暴的男性没有接受抗忧郁的治疗。如果说女性的忧郁之所以会恶化，是因为她们无法像自己期望的那般快乐，那么，男性的忧郁之所以会恶化，则是因为他们无法像自己期望的那般勇敢。大多数暴力行为都是一种胆怯的形式，而有些胆怯之举正是忧郁的症状。我现在才知道：以前我很害怕羊肉，那是一种胆怯的情绪在作怪。

　　在忧郁症第一次发作时，我曾有过好几段暴力时期，由于之前从没有过暴力的举止，我一直怀疑这段时期和忧郁有关，是忧郁的表现之一，也说不定是我服的抗郁剂所致。小时候，除了我弟弟之外，我很少打别人，而且大概十二岁以后就再没打过他。三十多岁后的某一天，我莫名其妙愤怒起来，心中开始想着各种杀人的画面，最后把女朋友家里有我的相片的镜框打破好几块，将铁锤扔在玻璃渣中拂袖而去，才消去怒气。一年后，我和一位交往多年友谊深厚的同性朋友发生激烈争吵，他让我受伤颇深，觉得自己被欺骗了。当时我已在某种忧郁状态中，我暴跳如雷，用从未有过的暴力行为攻击他，拉他去撞墙，不停地殴打他，打断了他的下巴和鼻子。他后来因为失血过多而住院治疗。我永远忘不了他的颌骨在我拳下碎裂的感觉。当别人提起我攻击他的可怕景象时，我的回答几乎和虐妻者对我说的话一模一样：我觉得自己好像消失了，而藏在脑中深处最原始的冲动告诉我，暴力是证明我存在的唯一方法。我对所做的事懊悔万分，但是，虽然一部分的我对朋友所受的苦而深深抱愧，另一部分的我却不对这件事有一丝后悔，因为我真的相信，若不这么做，我会完全疯掉——这个看法，那位朋友（我们依然很要好）后来也接受了。他精神的暴力和我肢体的暴力，实现了一种奇特的平衡。当时，某些令我苦恼的麻木、恐惧与无助的感觉，可以借着粗暴的举动得到舒缓。

　　我反对虐妻者的行为，也不赞同他们的看法，沉溺于暴力绝非处理忧郁的好方法。但是，暴力是有效的方法，我们不能否定暴力的自然治疗力量。那天我回到家，身上沾着血——有他的，也有我的——心中同时充满着恐怖与快意的感觉，我感受到极大的解脱和释放。我从未打过女人，但在打落朋友下巴那段时期后的八个月左右，我在公开场合以恶言羞辱一位好友，因为她想更改晚餐会面的时间。我发现忧郁很容易激起怒气。现在的我是走出忧郁谷底了，才可以控制这种冲动。我能控制暴烈的愤怒，但多半是在特定场合而不得不压抑，我的行为通常都止乎礼仪。我的愤怒不是身体的冲动，一般都经过思虑，很少完全失去理智。我当时的攻击行为是一种病症，这不代表我可以推卸暴力的责任，我不会原谅自己的行为，但可以从中看出端倪。

　　我认识的女性中，没有一位说过她们有相同的感受，而我认识的男性中，许多人曾有过类似的毁灭性冲动。大多数人都能够避免在冲动下行事，也有很多人无法控制而大发脾气，并在失态之举后感到放松。我不觉得女性的忧郁与男性有什么不一样，但我确实认为女性与男性有不同之处，而处理忧郁的方法通常也有差别。企图不让女性气质病理化的女性主义者，和认为可以克制情绪的男性，都一样是在自找麻烦。犹太男性是特别厌恶暴力的族群，忧郁症比率比其他族群的男性高，这现象很有意思——事实上，研究显示，他们的忧郁症罹患率和犹太女性相同。这样看来，性别不但在“谁会得忧郁症”中是重要因素，也关乎“如何表现忧郁”，因此也影响了控制忧郁的方式。
儿童忧郁症(1)

　　儿童忧郁症最早可在三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发生，最初病症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有个忧郁的母亲。这样的小孩不会笑，时常不愿意看人，包括父母，他们最轻松的时候，不是看到母亲的时候，而是独处的时候。他们的脑电波图跟别的小孩不太一样，若是治好母亲的忧郁症，小孩的脑电波图就会有改善。但是稍大的小孩，调适的速度就不会这么快，有忧郁母亲的学龄儿童，就算在母亲的症状得到缓解后，仍然会有严重的心理偏差。忧郁症父母的小孩，显然处于不利的状况。母亲的忧郁症愈严重，小孩的忧郁症也可能会愈严重，不过有些小孩可


　　以比别人更能够习惯并体谅母亲的忧郁。一般来说，忧郁母亲的小孩不只是延续母亲的忧郁，还会比母亲的状态更严重。有的甚至在十年后才被诊断出来，这样的儿童会受到相当的社会伤害，患忧郁症的机会是一般人的三倍，有恐慌症和酗酒的机会则有五倍之多。

　　要改善儿童的心理状况，有时候治疗母亲比直接治疗儿童更重要，还要试着改善家庭关系，使其具有适应力、毅力、凝聚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父母可以合作，避免小孩患上忧郁症，就算是两人关系濒临破裂也该如此，虽然那条清楚分明的阵线很难维持。忧郁母亲的小孩比歇斯底里母亲的小孩问题更多：忧郁会很快影响他们的亲子关系。若母亲是忧郁症者，小孩不只会得忧郁症，还会有注意力欠缺、焦虑和行为失调等。就算他们很聪明，品格不错，在社会和学校还是表现不好。他们罹患疾病（过敏、气喘、不停地感冒、严重的头痛和胃痛）的比例特别高，而且时常没有安全感，多半会有偏执倾向。

　　密西根大学的阿诺德·山默卢是发展心理学家，山默卢一直在观察重度忧郁症者的小孩，他发现这些儿童在四岁的时候，他们会明显地“比别人悲伤、不合群、退缩和迟钝”。 为此，他举出五个可能的初步解释，他相信，这五种解释可以以不同的组合来运作：（1）遗传；（2）移情重现；（3）由于得不到父母的重视，因而断绝了与人沟通的意图；（4）角色扮演（儿童发现生病的父母因患病而得到不必做烦人工作的特权，而决定扮演病患的角色）；（5）畏缩（看到不快乐的父母恶言相向所导致）。还有一种附带的解释：忧郁的父母比其他人更有可能成为药物滥用者，药物滥用者养育的小孩会受到什么样的对待和创伤？这是一个令我们感到沉重的问题。

　　“忧郁这么复杂的感受，究竟有多少影响因素？”以山默卢的看法，通常的忧郁正是由数个危机因子同时发生造成的。“同时受到数个危险因子袭击的人，就是我们所说的失常，”山默卢说：“从忧郁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用遗传因素来预测忧郁的发生，还不如用社会经济地位。而结合遗传和社会经济地位则是最佳的预测指标，但是这么一来，是什么样的关键因素促使无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得到忧郁症？缺乏父母的教养？缺乏金钱？社会救济太少？家庭中的儿童人数？……”山默卢列了十项这类的因素，然后分析这些因素与不同程度忧郁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每种负面因素本身即可能造成情绪低落，但任何因素的结合发生，就可能引起临床症状（也会降低智商）。山默卢接下来的研究发现，父母病况严重的小孩，表现比父母病况中等的小孩来得好。“如果你真的病得很重，就会有人接下你的重担。如果父母中有一位是正常的，他就知道要揽下养育的工作。而且小孩会学会理解家中状况，他知道父母中有一位得了心理疾病，不会像父母心理疾病较轻微的小孩那样，为心中未解的疑问所苦。你看出来了吗？我们不可能用单一的指标来预测忧郁症。每个忧郁症者都有自己的故事。”

　　父母疏于照顾，可能会造成儿童忧郁症，另一方面，仔细的照顾则可以消除或缓解儿童忧郁。像弗洛伊德那种“推到你妈妈头上”的老原则已被摒弃，但是这个世界的儿童依然深受父母影响，他们多少会从父母及其他教养者那里学到使自己振作或颓唐的方法。事实上，现在许多治疗方式是训练父母介入他们小孩的心理治疗，这种方法必然是以聆听为原则。虽然青少年只是小大人，但他们属于不同的族群。只有结合坚强、爱心、言行一致与谦虚，才是父母对待忧郁儿童之道。本来就要依靠父母来解决问题的儿童，可以从中得到极大的助力。

　　有一种独特的忧郁症形式，叫“襁褓忧郁症”，频繁地与母亲分开的小孩，在一岁的后半年会有此症，混合了不同程度的症状，像恐惧、悲伤、爱哭、排斥新环境、退缩、迟钝、发呆、没胃口、失眠和闷闷不乐的表情。襁褓忧郁症有可能在四至五岁时开始演变为“发育不良”。有这种毛病的儿童没什么感情，不喜欢和人接近。五岁或六岁左右，他们会表现得极别扭、暴躁，而且睡不好也吃不好。他们不交朋友，自信心少得可怜，老是尿床，这都是忧郁的表现。有些儿童会变得畏缩，有些则愈来愈古怪和喜欢破坏。由于儿童不像成人那样会想到未来，无法好好组织记忆，所以很少想到生命的无意义。他们的抽象情感尚未发育，不会感受到成人忧郁症的无望和灰心，但性格会趋向消极。

　　我碰过一位患有忧郁症的女士，她当时正努力把小孩隔除在忧郁之外，她跟我提到小孩说的一些令她心痛的话：“你知道吗，活着好无聊，我真想死。”他十二岁，已有自杀的念头。“他们会谈到想跟某些人在一起，大多是过世的亲戚，”曾于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领导儿童心理科的巴南吉·乔希说：“他们会说想要睡着永远不醒来，有些五岁小孩会说：‘我想死，真希望我没出生。’接下来就会有行动。我们见过许多曾从一楼窗户跳下来的小孩，还有些小孩会一下子吞服五颗感冒药，以为这样就可以死。还有小孩会割腕或割手臂，闷住自己或上吊，很多小孩用皮带把自己吊在衣橱里。这些儿童部分曾受虐待或忽视，但有些这么做的小孩没有合理的原因。感谢老天，好在他们还不够聪明到可以自杀成功！”事实上，他们可能聪明得吓人，在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中，十至十四岁的儿童自杀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二十，而自杀成功的小孩大多使用残酷的方法：百分之八十五使用枪或上吊。就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儿童自杀率随着所受压力的增加而升高。
儿童忧郁症(2)

　　可以将百忧解药水或其他药水小心地滴进一杯果汁中给儿童服用。这种药物治疗似乎还算有效。但是，没有足够的研究指出，这些药物疗法在儿童身上如何作用，也不知道是否安全或有效，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院长史蒂文·海曼说：“我们让小孩变成治疗法的弃儿。” 大部分抗郁剂都没有在儿童身上试验过效用如何，只有少数经过测试证明对小孩无碍。观察得来的经验差异甚大，例如，一项研究显示，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对小孩和成人效果比青少年好，而另一项研究指出，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对小孩效果最好。这两种研究我们都不


　　能确信，不过这些研究都表明治疗儿童显然不同于治疗青少年。

　　忧郁的儿童同样需要治疗，“你要让他们知道，你和他们是同一国的，”黛博拉·克丽丝提，一位很有建树的儿童心理学专家，目前是伦敦大学院及中塞克斯郡医院的顾问，她说：“而你也要把他们拉进你那国。我常用爬山作比喻。我们准备爬一座山，我们在山脚营地里想着要背哪种背包，有多少人要一起上去，是不是要共用绳索。我们还会决定何时起程，如果觉得尚未准备好，暂且不动，但我们或许可以绕着山脚走一圈，看看从哪里上路最容易或最理想。你得接受他们都要爬的事实，不能把他们拎起来背上去，但可以盯紧他们的每一步。你要这样开始：鼓起他们心中的信念。很多忧郁的小朋友不知道该说什么或该怎么做，可是他们知道自己要改变。我从未见过不愿接受治疗的小孩，只要让他们相信，这是一个改变的好机会。有一个小女孩，忧郁重得没办法跟我说话，但她可以写。她随意在便条纸上写些字，然后贴在我身上，所以一到交谈治疗结束的时候，我就变成了那片她想告诉我的‘字书’。我采用她的语言，也在便条纸上写字，贴满她全身，我就这样打破了她沉默的城墙。”还有许多其他的技巧已证明可用于帮助儿童认清和改善心情状态。

　　“对小孩来说，”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一位心理医师，西维亚·辛普森说：“忧郁会妨碍人格的发展。所有成长的力气都耗在与忧郁搏斗上头，社交开发能力受到阻碍，会让以后的日子更加忧郁。你发现这个社会期望你发展广泛的人际关系，但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有季节性忧郁的儿童，好比说，在学校里的几年，功课总是不好，而且频频出事，他们的症状不是突然出现，而是随着入学同时发生。这种失常很难掌握何时和如何积极地介入治疗。” “我根据家族病史来下手，”乔希说：“你会分不清楚是多动儿症候群还是真的忧郁症，还是一个有多动儿症候群的小孩同时也发展出忧郁症；分不清到底是受虐调适障碍还是忧郁。”许多多动儿会表现出极端化的行为，有时候对此情形的直觉反应是训诫小孩，但如果这个小孩的行为与感知和神经生理的问题有很大的关系，他就不一定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行为障碍的小孩当然不讨人喜欢，连他们的父母也一样，这会加剧忧郁的程度——另一种忧郁症的奇特恶性循环。

　　“每次有这样小孩的父母进来时，我都要提醒他们，”克丽丝提说：“我们可以压抑他的脾气，但你们的小孩会消沉好一阵子。”儿童不是自己来看诊的，他们是被带过来的。你得从他们那里问出他们为什么会来找你看诊，和对孩子病情的看法。这和自己跑来寻求心理治疗的成人是不一样的。”为儿童治疗，最重要的一部分是创造一个幻想世界，一种奇幻式的精神动力治疗安全空间。要求小孩说出自己的愿望，通常可以发现他们缺乏自信的真本性。要让安静的小孩打破沉默，开场白很重要。除了心情好不好之外，他们多半不会表达自己的感受。你必须给他们新的词汇，还要依认知模式教导他们思想与感觉的差异，这样他们才知道要用思想来控制感觉。某治疗师提到他要求一个十岁女孩用日记写下两周的思想与感觉，然后带来给他，“你可以说‘妈妈骂爸爸’是你的思想，‘我好害怕’是你的感觉。”但这样的区分超乎这个女孩的认知所能掌握的范围，因为忧郁使她丧失认知的能力。当她把日记带来时，每天写的都是——“我的思想：我很难过”；“我的感觉：我很难过。”对她来说，思想和感觉的世界是不可分的。后来，她学会用统计拼图来显示焦虑的所在：这块是表示对学校的、这块是对家里的、这块是讨厌她的人、这块是自己太丑等焦虑。玩过电脑的儿童比较能接受科技词汇的比喻，我认识的某位治疗家说，他对这类的小朋友说他们的心中有执行害怕与难过的程序，心理治疗可以把这些程序的错误找出来。优秀的儿童治疗师可以立刻吸引和分散病人的注意力，就像克丽丝提的观察：“叫小朋友轻松，反而最容易让他们紧张。”

　　有生理疾病或残障的儿童，忧郁也是严重的问题。克丽丝提说“患癌症的儿童，身上常常插满针头挂满点滴，他们变得很爱抱怨，责怪父母让他受这种待遇，而父母则变得很焦虑，然后双方一同陷入忧郁中。” 疾病孵化出秘密，秘密孵化出忧郁。“我和一位母亲坐下来，她有一个忧郁症的小孩，我说：‘说说看你为什么来这里，’她在小男孩的面前，用耳语（但声音很大）说：‘他得了白血症，可是他不知道。’实在很诡异。我要求和小男孩独处，然后问他为什么来这里。他说因为他有白血症，但是别告诉她妈妈，因为他不想让她知道他早已知道。所以忧郁症与沟通问题有很大的关系，而对白血症的治疗使这些问题更加恶化，也造成沟通问题。”


　　如今已经证实，忧郁的儿童通常会长成为忧郁的大人。有忧郁症的儿童，在青少年时百分之四会自杀，有自杀意图的人数更多，而不能适应社会的比率高到几乎每个人都有。青春期之前得忧郁症的儿童有一定人数，但高峰期是在青春期，至少百分之五的少年受临床忧郁症所苦。在这段时期，忧郁症通常会混合药物滥用或焦虑症。父母低估了小孩忧郁的严重性。当然，青春期忧郁症不太容易分辨，因为一般青少年都很像有忧郁症，这是一段情绪容易极端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一半以上的高中生曾“想过要自杀”。“留校察看的青


　　少年中，至少四分之一有忧郁症，”躁郁症的权威，凯·杰米森说：“这可以治疗，或许可以让忧郁不成大碍。等到他们成人时，忧郁程度会减低，但消极的行为会内化为人格，这种忧郁只用治疗是不行的。”

　　社会互动也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二性征开始发育的时候，通常会让人情绪混乱。目前的研究试图延缓忧郁症状的发生时间——忧郁愈早出现，对治疗的抗拒性愈强。一项研究指出，在童年或青春期经历过忧郁症的人，成年后得到忧郁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七倍。另一项研究说，他们中有七成的人会复发。预防治疗要趁早是绝对没错的。父母该注意小孩早期的疏离、不正常饮食或睡眠，以及自责的行为，发现这些忧郁征兆，应立刻带去请专家诊断。

　　有其他问题的小孩，虽然不可能恢复，但可以适应。克丽丝提曾治疗过一个有长期头痛的小女孩，“像有人用锤子敲我的头一样，”她因为头痛而放弃生活中所有的一切，不能去上学，不能玩耍，不能与他人交往。当她第一次见克丽丝提时说：“你治不好我的头痛。”克丽丝提说：“你讲的没错，我没办法。可是我们试试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头痛放到头的一边，看看是不是铁锤在敲的时候，你还可以用另一半的头来思考。”克丽丝提注意到：“即使再不可能或难以置信，第一步是要相信小孩的话，即使小孩用多无厘头的字眼来形容，你都要相信那对他是千真万确的。”经过治疗后，这个有问题的小女孩即使头痛也能上学了，然后，即使是头痛，她也能交朋友，隔了一年，头痛自动消失了。
老年人的症状

　　老年的忧郁症者经常被人忽略，有大部分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认为年老本身就是令人沮丧的事。早在1910年，现代精神药理学之父克雷培林就指出，老年人的忧郁是一种复杂的忧郁症。住在养老院的老人，得忧郁症的比率是一般老人的两倍——事实上，有人认为养老院里的人有三分之一有显著的忧郁。令人惊讶的是，老人使用安慰剂的效果比一般人好很多。从这里可看出，和人们的一般看法不同，老人从使用安慰剂的环境中所得到的好处，比从医药中得到的疗效多得多。仔细的照料和关注，都有正面的效果。只要多得到一点注意，老人


　　就会高兴一点。仅是这么一点关注就让他们受宠若惊，可见我们社会的老人有多么寂寞。

　　虽然老人忧郁症主要是受社会因素造成，身体的变化也是影响心情的重要原因。老人所有的神经传导物质含量都会变低。一个人八十岁时的血清素含量，是他六十岁时的一半。当然，这个时候，身体许多代谢都在变化，化学作用达到另一种平衡状态，所以神经传导物质的减少不会像年轻人少一半血清素那样造成立即的影响（就我们所知）。大脑的可塑性与功能随着年龄改变的程度，也可从抗郁剂在老人身上作用时间特别慢上看出来。同一种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在中年成人身上，三周即可发挥作用，而老人则需要十二周以上才会有效果。但是治愈率不会随年龄改变，对治疗有反应的人，比例是相同的。

　　电气痉挛疗法被认为最适合老人，理由有三。第一，它会立刻作用，不像药物治疗，一个愈来愈忧郁的人，却要服数个月的药才慢慢好转，这不是积极的作法；第二，电气痉挛疗法不会和老人服用的其他药产生不良交互作用——这些交互作用在许多人身上会削弱抗郁剂的效果；再者，忧郁老人的记忆力通常不太好，可能会忘了服用，或忘了是否已经服过而服用过量。以此来考量，电气痉挛疗法容易控制得多。对严重忧郁的老人来说，最好短期住院治疗。

　　这个族群的忧郁症很难看出来，性冲动在年轻人的忧郁症中是重要的因素，但在老人的症状中的角色却不太明显。老人不会像年轻忧郁者嗜睡，他们反而是失眠，在床上翻来覆去，通常是因为偏执。他们常过度反应，把小事看成大难。他们的毛病都反映在身体上，抱怨浑身各处的疼痛和环境的恶劣：这张椅子不那么舒服了、莲蓬头水流变小了、我的右手一拿茶杯就会疼、房里的灯太亮了，诸如此类，无休无止。他们个性变得易怒，不好伺候，情绪上通常会对身边的人显现出恼人的粗鲁或冷漠，偶尔会“情绪失控”。他们的忧郁要直接归咎于器质系统的变化（包括脑部供血量减少），也可能是对身体衰老感到痛苦与羞辱所导致。老人的忧郁通常伴随失智症与老化，虽然是一起发生，但却是不同的事情。老人失智是下意识心智反应能力退化：基本的记忆力变差，尤其是短期记忆。忧郁症者的精神受到阻碍：想不起复杂久远的回忆，也无法接收新资讯。但大多数的老人察觉不到这样的变化，他们以为这些忧郁症状是因为年纪大了，轻微失智是本来就会有的毛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迟迟不肯跨出改善自己状况的第一步。

　　我有个快一百岁的婶婆在公寓里摔断了腿，腿接好后，在一群护士的护送下回到家。刚开始她发现根本不能走路，康复医生特别设计的运动，她也做得很勉强。一个月后，她的腿复原速度非常快，但还是很怕走路，抗拒运动。她已经习惯使用放在床边的便盆，不愿走到十五尺外的厕所。她原来好面子的个性突然都改变了，拒绝上发廊，但之前半个世纪以来，她每周都要去两次。事实上，她根本就不想出门，把自己关在公寓里好几个星期，即使不再长指甲的脚一直在痛，也迟迟不去看医生。另一方面，睡眠紊乱，也睡不安稳。我的表兄妹打电话来她都不接。她本来对私事都小心翼翼的，还很注意小节，如今她叫我帮忙拿钱去付账单，因为账单把她搞得一头雾水。简单的事情也搞不清楚：她要我把周末的计划讲了八次，这种认知迟钝和老化差不多。她的行为愈来愈反常，虽然不悲伤，但整个人都在退化。她的医生坚称她只是处于创伤后的紧张状态，但我看得出她已经在等死了，无论她有多老，我相信这不是摔断腿后的合理反应。

　　后来我说服精神科医师来到公寓看她，和她聊聊，他立刻就诊断出是严重的老年忧郁症，开了舒忧给她服。三个星期后，我们带她去看脚病。我强迫她走出去，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她的脚需要治疗，但主要原因是，我觉得她有必要鼓起勇气走入外面的世界。我带她出门时，她痛苦地看着我，好像老得不行了，她惊慌失措，不知在怕什么。又过了两个星期，我们约了帮她接腿的医生来公寓，我一走进去，发现她盛装打扮，头发梳得很整齐，擦了口红，戴上她常在特殊日子拿出来炫耀的珍珠别针。没人陪着，自己走下楼。她之前在医院耍脾气、有点偏执，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压力，但现在她跟外科医生谈话却很愉快又条理分明。最后一次看诊时，我和护士用轮椅把她推进大楼，她高兴地知道腿好了，不停地感谢每一个人。看到她整个人复原得这么好，我十分得意，但离开她时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婶婆，我们一起吃个午饭好吗？”我们进了一家我们都很喜欢的餐厅，她甚至在我的协助下在餐厅内走了一会儿，我们聊了一回，有说有笑，她还抱怨咖啡不够热，要求换一杯，她又活过来了。她虽然无法像以往那样活力十足，但答应从此之后每隔几星期就出门走走，而且基本的思考逻辑和幽默感也慢慢恢复了。半年后，她有点轻微内出血的问题，在医院住了三天。我很关心她，很高兴地得知她心情恢复的状况不错，入院不会惊慌害怕。她一周后出院回家，我登门拜访，并确定她的药是否还够用，我发现舒忧药瓶跟之前看到的一样满，“你在吃这些药吗？”我问。“哦，没有，”她回答：“医生说我不用再吃了。”我猜她一定误会了，但是医生指示时护士也在场，她没搞错。老实说，我吓得寒毛直竖。舒忧没有伤肠胃的副作用，这跟她的内出血似乎没什么关系，没有理由要她停药，更不必这么突然停下来，即使是年轻健康的人，停药也得依一定步骤循序渐进。服药而效果不错的人不该完全停止，但是治疗我婶婆的医生竟天真地要她停服“非必要”的药。我打电话把那位医生骂得狗血淋头，又写了封充满火气的信给医院的院长，要求让我婶婆继续服药。现在她活得很快乐，就在本书出版前不到一个月，她刚过了一百大寿。我们每两周带她上一次发廊，这样她在我们为她办的小宴会，就会显得神采奕奕。我每周二都会去陪她一整个下午，之前她在这时候都一副慵懒无力的样子，但现在却精神矍铄。我向她报告最近一周家族里的好消息时，她会高兴得鼓掌唱起歌来。我们无话不谈，她那慢慢恢复的乐观与智慧，让我受益匪浅。

同性恋者患病几率高

　　同性恋者在所有可能患忧郁症的族群中，患病比率高得惊人。在最近一项研究中，研究者观察一对中年孪生子，其中一个是同性恋者，一个是异性恋者。异性恋者中，百分之四曾有自杀企图，而同性恋者中则有百分之十五曾有自杀企图。另一项研究随机取样近四千名十七至三十九岁的男性，百分之三点五的异性恋者曾有自杀企图，而有同性伴侣的人曾有自杀企图的则高达百分之二十。还有一项取样约一万名男女的随机调查，在最近一年曾与同性发生性关系的人中，得忧郁症及恐慌症的比率明显较高。




　　新西兰针对约一千二百人进行一项长达二十一年的调查，发现认为自己是男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很有可能出现重度忧郁症、一般性焦虑症、行为障碍、尼古丁上瘾、有自杀念头和企图自杀。一项针对六千名荷兰人的研究，显示同性恋者忧郁症比率比异性恋者明显高出许多。一项在明尼苏达州针对四万名年轻人的调查指出，男同性恋者曾有自杀念头的比率比男异性恋者高出七倍。还有一项针对约三千五百名学生的调查，男同性恋者有过自杀企图的比率比男异性恋者高出七倍。另一项取样了约一千五百名学生的调查，在曾有四次以上自杀企图的人当中，同性恋者（不分男女）的比率比异性恋者多七倍。一项在圣地牙哥的研究发现，在男性自杀者中，有一成是同性恋者。如果你是男同性恋者，你得忧郁症的几率高得恐怖。

　　关于这方面的解释有很多，有些还算有道理，有些则是胡扯。少数科学家认为同性恋与忧郁症有遗传基因上的关联（我发现这种说法不但模糊，而且根本站不住脚）。有人认为，发现自己的性倾向异于常人，大多数同性恋者长时间不敢面对而饱受痛苦。流传的理论还有许多，但同性恋者之所以容易忧郁，其最显而易见的理由是大众对同性恋者的恐惧。同性恋者比一般族群更容易受到家人的排斥，他们更难适应社会。由于有这些问题，他们不得不退学。他们传染性病的几率较高。在成年后，他们的伴侣不稳定。在晚年无人照顾。他们感染艾滋病的机会较高，就算没有染病，一旦得了忧郁症，很有可能发生危险性行为而染上病毒，因而更加深了忧郁。

　　最重要的是，他们大多过着封闭的生活，自我隔离也被社会隔离。2001年初，我到乌特勒兹（荷兰中部的城市）与西奥·山福特碰面，他是同志忧郁症研究的先锋。不出意料，山福特发现未公开身分的同性恋者得忧郁症的比例比公开的同性恋者高，而单身者又比有稳定长期伴侣的比例高。我推断，公开身分和有固定伴侣可以缓解沉重的寂寞感，而寂寞最令同性恋者感到痛苦。整体来说，山福特发现，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问题无所不在且细微难察，有时候连造成这些问题的人也没注意到，例如，就算是已公开身分的同性恋者，他们在职场中也不太愿意跟别人分享私生活。“在荷兰，”山福特说：“我们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更能接受同性恋。我们觉得已经对同性恋很开放了，但依旧是个异性恋的世界，身为同性恋者，活在异性恋的世界中压力非常大。

　　现在有许多同性恋者过得还不错，其实已经有很多人成功克服同性恋者的复杂情结，拥有惊人的精神毅力，比异性恋者更强悍。但是同性恋者社群里，从性格坚韧到极度脆弱的人都有，心理健康差异比其他社群的人更巨大。” 山福特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他花了很大的力气来认清自己，承受父母的责难。二十岁时，他变得忧郁又脆弱。在精神医院住了七个月，改变了父母的态度，使他们重新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从此他的心理状况逐渐改善并保持健康。“我曾经孤绝过，又重新找回自己，”他说：“父母的教养不当是使小孩心中充满自我憎恨的原因之一，这会在童年晚期凝聚成内化的同性恋恐惧思考方式。内化同性恋恐惧通常起源于童年早期的受虐和被忽视。”“在他们能够与别人发生性行为之前，”福莱特曼与道尼写道：“男同性恋者在小时候常被称作‘娘娘腔’或‘玻璃圈的’，他们被揶揄、排斥，受肢体暴力的威胁，甚至被其他男孩攻击。”

　　的确，1998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有同性恋倾向者，在学校时常有财物遭窃或被故意破坏的事情。这些受创的经验会造成他们缺乏男性的能力，因为被排斥而恐惧、逃避，从而被男性同侪孤立。这些痛苦的经验会造成难以治疗的“全面且顽强的自我憎恨”。同性恋遭遇歧视的问题与种族主义等其他歧视，在许多方面十分类似。每次看到柏林犹太裔青少年的自杀率，总会令我震惊，这表示遭受歧视的人会倾向于怀疑自我，看轻自己的生活，最后在憎恶之下完全绝望。但是，希望依然存在。“我们相信，”福莱特曼与道尼写道：“许多男女同性恋终究可脱离过往的童年阴影，而融入同性恋亚文化更能够帮助他们走出来。有正面作用的亲密关系对受创的幸存者有治疗的作用，加强了安全感、自尊心，支撑了认同感。达到正面的巩固自我认同的复杂过程，需要在与其他同性恋者亲切的人际互动里进行。”
滥用药物

　　忧郁症与药物滥用形成一个循坏——得忧郁症的人滥用药物好让自己挣脱忧郁；滥用药物的人搅乱了生活，最终患上忧郁症。

　　新抗郁剂是否会重蹈现代化的覆辙，没有给人更多的自由，只是提高了生活的期望和速度？我们是否处于创造新的超人的危险边缘？




　　我希望能和一大群从忧郁和酒瘾中走出来的人一起跳舞，嘲笑那巨大的忧郁。那是我心目中的天堂。

　　忧郁症与药物滥用：这里的“药物”指的是广义的“毒品”或易成瘾物质 (如尼古丁、酒精、古柯硷、海洛因等)，形成一个循环。得忧郁症的人滥用药物好让自己挣脱忧郁；滥用药物的人搅乱了生活，最终患上忧郁症。到底是“天生倾向于”酗酒的人变为酒鬼，于是滥用药物而产生忧郁；还是天性忧郁的人把饮用酒精当成一种自我治疗——两种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血清素减少，在加剧酗酒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所以逐渐加重的忧郁可能会造成身体性的酗酒加剧。

　　事实上，神经系统的血清素含量与酒精的饮用量成反比。以非法药物进行自我治疗常会得到反效果：合法的抗郁剂药物刚开始会有副作用，慢慢才有预期的效果；而滥用的药物通常是一开始就有期望的效果，然后慢慢产生副作用。选择百忧解而不用古柯硷是一种延缓满足感的策略；选择古柯硷而不用抗郁剂是因为渴望得到立即的满足。

　　所有滥用的药物——尼古丁、酒精、大麻、古柯硷、海洛因，和其他二十多种已知药物——都会对多巴胺系统造成影响。有些人天生就有使用这些药物的倾向。滥用的药物分三阶段作用于大脑。第一阶段作用于前脑，影响感知；然后，这会刺激连向大脑各重要部位的神经纤维——我们和爬虫类一样都有这些部位——最后，它们会把兴奋的讯息送到大脑其他部位，通常是影响多巴胺系统。像古柯硷，其作用有可能是阻断多巴胺回收，因此会有大量多巴胺飘荡于大脑中；吗啡的作用是促进多巴胺的分泌。其他神经传导物质也会受影响；酒精


　　影响血清素，有许多药物可能会提高脑啡肽。不过，大脑拥有自我调节的能力，以保持刺激讯息的稳定：如果让大脑泡在多巴胺里，大脑就会发展出对多巴胺的抵抗性，因而需要愈来愈多的多巴胺才能引发反应。若不是多巴胺受体数量增加，就是现有的多巴胺受体敏感度降低。这就是为什么上瘾者对滥用药物的需求量会渐渐增加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停止依赖药物来刺激过量多巴胺的人，在渐渐复原时会感到无力、阴沉和忧郁：他们的大脑在自然状态下所产生的多巴胺的含量，根本比不上经药物改造的大脑所产生的含量。等到大脑再度调整过后，戒断症状才会平息。

　　大多数人若是使用成瘾药物够多、够久，都会上瘾。有三分之一抽过烟的人会对尼古丁上瘾；约四分之一用过海洛因的人会对其产生依赖性；约六分之一喝过酒的人会对酒精产生依赖性。药物使用的方式决定了药物中毒的快慢。各种方式中，中毒速度最快的是注射，其次是鼻吸入，最慢是口服。当然，各种药物的速度各不相同，速度也决定了这种药物的作用有多大。“谁会产生使用药物的动机，这个问题没有一定的答案，”哥伦比亚大学毒品戒治与研究部的主管大卫·麦克道尔说：“要看在什么地方和什么社会状态而定。但接下来的结果就完全没有定数了，有人用了一次以后还是好好过日子，水远不会再试第二次；有人一用就立刻上瘾，终生不能戒断。”

　　药物滥用者和忧郁症者很像，具有先天的体质，再借由外在经验引发：天生就有滥用药物性格的人，只要使用一种药物够多、够久，就会对其成瘾。倾向于滥用酒精的忧郁者，通常会在重度忧郁第一次发作后经历长达五年的酗酒；倾向于滥用古柯硷的忧郁者通常在第一次发作后经历长达七年的滥用。目前没有检测可证明什么人用什么药物会有什么程度的危险，不过有人试图以血液中某些酵素的量为基准，以进行这方面的系统化检测。目前我们不可能知道，到底是忧郁者的生理变化使他们精神脆弱而更容易滥用药物，还是增加的脆弱本身主要就是生理因素造成的。

　　大多数忧郁的药物滥用者都同时有这两种相关的疾病，二者都需要治疗，也都会相辅相成。两种疾病都在多巴胺系统中交互作用。一般认为，要先叫病人戒掉药物滥用，之后再去对付忧郁症，这种看法其实是有点可笑的：这等于是要先把痛苦全部吞进腹中，直到痛苦爆发才想办法解决。要是你以为毒瘾可以忽略，以治疗忧郁为优先，让他感觉较好以后就不会再滥用任何药物，这又小看了生理依赖性的强大。“如果我们能在成瘾问题上学到什么事，”曾经担任美国“反毒沙皇”（指美国政府反毒部门的主管），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成瘾与药物滥用中心的赫伯特·克莱柏说：“那就是一旦染上毒瘾——不管是如何染上的——你就等于染了一种有生命的疾病。如果用抗郁剂治疗忧郁的酒鬼，他最后可能会成为不忧郁的酒鬼。”即使消除了原先滥用药物的动机，也无法让已养成滥用习惯的人戒除药物。

找出病源

　　理论学者急切地希望能够区别病人是罹患情绪疾患还是产生药物依赖性。有些判断标准——例如病人家族有忧郁症病史或者药物滥用病史，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除此之外，标准很模糊。酗酒会造成忧郁的症状。目前主流治疗哲学认为必须先治疗药物滥用，等到这个人“干净了”或“清醒了”一个月左右，才能评估他的情绪状况。若他的状况不错，表示这个人的忧郁可能是由药物滥用引起，所以治好毒瘾就同时治好了忧郁。理论上说得通，但实际上，因戒断而造成的混乱非常可怕。在戒断后一个月感觉很好的人，可能是太过相信自己的


　　自制力，正在历经体内各种荷尔蒙、神经传导物质、酵素等分泌量重新调适的过程；这种人的酒瘾或忧郁症不一定真的治好了。在戒断后一个月仍因生活周遭问题而感到忧郁的人，既不代表他是因情绪问题而导致药物滥用，也不表示潜伏的情绪问题已浮出水面。认为药物遮蔽了滥用者的真实自我，有些人可以恢复到纯粹状态的说法，其实是无稽之谈。而且戒断的情绪问题，会等到戒断后的一至两个月才出现。身体要花好几个月才能从长期药物滥用中恢复过来；有些要等到一至两年后才恢复；根据克莱柏的说法，有些大脑的变化“可能永远不会回复”。正子放射断层摄影检验了各种药物对大脑造成的影响，由扫描图看来，有些人过了三个月仍没有恢复多少。药物会造成永久的损害，长期药物滥用者常会苦于记忆力受损。

　　如果说要患忧郁症的药物滥用者先戒掉毒瘾太过残酷，那先给他们服抗郁剂有意义吗？如果忧郁是他们酗酒的主要原因，那么让忧郁的酒鬼服用抗郁剂就可以缓解一些饮酒的欲望。这种先舒缓忧郁症的测试模式，比先戒掉毒瘾再看是不是“真的忧郁症”更经常使用。抗郁剂治疗在减轻药物滥用上的确有效果：最近的研究证明，让酒鬼服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可增加戒酒成功率。很明显地，忧郁症以精神动力疗法，或只要一点关注，就可得到大幅度的改善——接受试验的患者感觉自己受到关注，会对治疗药物滥用产生正面效果。忧郁的酗酒者有严重孤僻的倾向，若是打破他们的孤立状态，通常可舒缓忧郁症状。

　　“若试图以较科学的方法来判断何为主要疾病、何为次要疾病，其中有着特定的判断准则，要找到病源到底是自我放纵还是精神问题，”爱因斯坦医学院的艾利诺·麦克坎克兹说：“作为一个治疗毒瘾者与精神病患的医生，无论如何我都得了解这一点，因为这可能预示了未来如何治疗他们；因为我要教育他们、治疗他们；因为我要考虑用什么药治疗，用多久，所以对我很有助益。不过有一点很重要，二者都是失常，都是必须治疗的失常。”有时候，通过使用毒品来自我治疗以控制严重忧郁的人，难免同时有自杀意念或行动的可能。如果要这样的人戒掉酒瘾却没有准备控制忧郁症的好方法，这个人极可能有发生自杀的危险。“由于还没戒断毒瘾，所以无法诊断是否为忧郁症，哥伦比亚大学的大卫·麦克道尔说：“而戒断是否能维持，要依忧郁症的治疗情形而定。”换句话说，如果有忧郁症，就很难克服戒断的压力。

　　了解病源只是找出治疗方法的第一步，在此情形下，必须根据对症状的综合分析建立诊断系统。例如，最近的研究观察了睡眠状况，快速动眼期、睡眠潜伏期（从睡着以后到进入第一阶段快速动眼期之间的时间）缩短，表示忧郁症是主要疾病，若是快速动眼期、睡眠潜伏期延长，则表示酗酒是主要疾病。有些临床医生认为，早发型酗酒比晚发型酗酒更有可能是忧郁造成的。有些实验测量标准是观察血清素的代谢物，或是肾上腺皮质醇及其他荷尔蒙的分泌量，希望能借这些指数来发现“真正的”忧郁症——但因为许多真正的忧郁症无法从这些代谢物中看出，此类检验的效果其实有限。虽然统计的范围极广，但可看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药物滥用者有同类型的忧郁症；也可清楚看出忧郁的药物滥用者为数不少。药物滥用常从青春期前期开始发生，在这时候，有忧郁倾向的人可能尚未产生忧郁的症状。滥用刚开始可能出自于对忧郁倾向的抵抗，忧郁症有时候会使成瘾药物的使用者变成嗜毒者。克莱柏说：“因焦虑或忧郁而使用药物的人，比较可能产生较深的依赖性。在已戒断上瘾的人之中，因忧郁症而成瘾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再度犯瘾。”梅尔曾提出五种药物滥用与忧郁症之间可能的关系：（1）忧郁症是药物滥用的原因；（2）忧郁症是药物滥用的结果；（3）忧郁症改变或加剧了药物滥用；（4）忧郁症不影响药物滥用，二者互不相干；（5）忧郁症与药物滥用都是同一个问题引发的。

　　药物使用、药物戒断的症状和有些忧郁症类似，很容易搞混。镇定剂如酒精，可消除焦虑并引发忧郁；兴奋剂如古柯硷，可解除忧郁并引发焦虑。滥用兴奋剂的忧郁症者会有类似歇斯底里的行为，但停止使用药物或成功的忧郁症治疗都可以减轻这类行为。也就是说，混合型的症状会比两种疾病组成的综合症状还剧烈。在诊断为有两种疾病的病例中，其酗酒程度通常比一般酗酒更严重，忧郁程度通常也比一般忧郁严重。但幸运的是，诊断为同时具有两种疾病的人，比只有其中一种的人更有可能寻求治疗。不过，他们也更有可能再度复发。虽然药物滥用和忧郁症是不同的问题，但二者无疑都会对大脑生理机制造成影响，这会严重破坏其他的生理机制。有些在作用时不会造成忧郁的药物（古柯硷、镇静剂、安眠剂和抗焦虑剂），却一定会在戒断时影响大脑，造成忧郁；有时某些药物（安非他命、鸦片类止痛剂、迷幻药），在作用的当口就会造成忧郁；有些药物（古柯硷、快乐丸）会产生快感，之后发生情绪低落。这不是好事。所有这类药物，尤其是酒精，都会引发自杀意念。它们都会扰乱病人心智，以致无法按照医生的指示去自我调节，把持续服用抗郁剂的病人搞得一塌糊涂。

　　从以上来看，某些人在戒除毒瘾后，忧郁症就会比较缓和或是不会持续太久，对这种人来说，正确疗法就是戒断。其他在忧郁症得到控制而使毒瘾和酒瘾逐渐消失的人，对他们来说，正确疗法就是抗郁剂治疗和心理治疗。就像大多数忧郁症者一样，大多数药物滥用者需要社会心理学的治疗，但也并非一成不变的法则。不幸的是，临床医生仍不太清楚哪些抗郁剂可用在药物滥用者身上。酒精会加速医药的吸收，而快速吸收会大幅提高药物的副作用。三环抗郁剂这种早期的医药与古柯硷混合，会对心脏造成明显的压力。这点很重要，在为清


　　醒的药物滥用者开抗郁剂时，要假设他可能会再度使用某种毒品，并避开会与毒品混合造成严重伤害的药物处方。

为何会上瘾？

　　过去二十年来，所谓上瘾，在字面意义上已变得十分模糊，所以现在有人会对工作、阳光或脚底按摩上瘾。有些人对食物上瘾，有些对金钱上瘾——包括赚钱与花钱。我认识一位厌食的女孩被诊断为对小黄瓜上瘾，让人不禁联想到，弗洛伊德可能对此症状有一堆话好讲。哈佛医学院成瘾部门的主管霍华德·谢弗曾研究过赌博强迫症，他认为上瘾的关键是大脑，而强迫症的目标并不是很重要；在他看来，行为上瘾与药物上瘾没什么两样。行为所依赖的，是无法抑制重复去做某种有害无益之事的渴求，而不是对重复的事产生的生理反应。他


　　说：“我们不会说，骰子有上瘾性。”

　　“人们不太会判断自己的敏感度，”哥伦比亚大学的克莱柏说：“没有人会想成为上瘾者。成瘾治疗的问题在于医生的目标：完全戒断与病人的目标（控制自己）并不相同。所有快克(类似古柯硷的毒品)上瘾者仍希望偶尔能吸一管。其中的一个问题是，他们曾经有办法控制自己。所有上瘾者都有过一段蜜月期，那时他们还能控制自己。像酗酒者，能控制自己的时间有五至十年；而快克上瘾者则只有六个月。” 因喜欢那样的感觉而重复做某事，与没有它就无法忍受而重复做某事，是全然不同的感受。通常来说，需求性的决定因素在于外部环境，如忧郁。如果有忧郁症，满足日常生活的能力就会降低。因此，忧郁者会比非忧郁者更快成瘾。药物滥用者可分为四类：沉迷执著（指完全不会考虑要戒除药物）、考虑戒除、外在驱使戒除与内在驱使戒除。大多数人要经过这四个阶段才能完全摆脱对药物的依赖。

　　医学文献提到，上瘾的问题来自于四方面：“情感；自大；自我与他人的关系；自我治疗。”我认为最值得了解的事是，到底有多少人有办法避免发生上瘾。我们之所以会想避免，一方面是知道上瘾的巨大害处和无尽痛苦，另一方面是我们担心亲戚朋友离我们而去，以及喜欢自我克制的感觉。不过，药物上瘾的副作用才是最重要的理由。要是没有后遗症，酒鬼和古柯硷“毒虫”恐怕会更多。药物带给人奖赏与惩罚，用到什么程度，奖赏才会比惩罚多，或是惩罚比奖赏多，两种状况之间的界线并不明显。饮酒的镇定效果帮助人们放松，摆脱社交中的焦虑，大多数非回教社会都允许这种行为。偶尔用古柯硷产生兴奋作用对抗忧郁，就好像用酒精对付焦虑一样，但是古柯硷是非法药物，这表示我们的社会对其感到不安。目前最常见的成瘾药物是咖啡因与尼古丁。有位专攻药物成瘾学的医生告诉我，有一次他去拜访一个外国朋友，发现自己有麻痹的症状与严重失低落感，后来想到，他朋友家中只有花车茶，才知道自己的问题不是酒精类脱水，而是咖啡因戒断症状。喝了几杯浓咖啡后，他又恢复正常。“我从来没想到过，原来咖啡不仅是习惯的饮料而已：它是成瘾药物，只要打破习惯，就会产生戒断症状。” 在这个社会里，我们不反对使用不会造成失常的成瘾药物，但我们反对使用特定成瘾药物，即使是偶尔用一下或许不会成瘾的也不允许。从大麻合法化，或将香烟列为非法的争议来看，人们对这类东西的看法有相当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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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20:21
罪魁祸首(1)

　　遗传不代表命运。爱尔兰的酗酒者非常多，但不沾酒的人也很多。以色列的酗酒者很少，但几乎没有人反对饮酒。在一个人们容易酗酒的社会里，他们也倾向于在面对药物时，使出浑身解数控制自己。“酗酒”，克莱柏说：“不是手肘的毛病，你并不是因为肌肉痉挛而把杯子送到嘴边，酗酒者自己有判断力。不过，这种判断力会受多种变数影响，情绪问题即是其中之一。”你会使用药物是刻意的行动。在服药的时候，你知道自己的行为。这是意志力的问题。但是，我们有选择的余地吗？如果我们知道它可缓解眼前的痛苦，自我抗拒有什


　　么意义？艾略特在诗作《小老头》中写道：“有了这种知识，如何能够忍耐？”在灵魂的暗夜里，是不是最好别知道古柯硷会给你什么感觉？

　　忧郁症最可怕的一点是，它与意志力无关，尤其是焦虑与恐慌：这些感觉涌上来时没有任何理由。有位作家说，药物滥用可把“难过且无法理解的痛苦”转化为“舒服且可理解的痛苦”，消解“使用者无法理解、无能控制的苦难”，代价是“药物造成的依赖，使用者清楚这点”。在尼泊尔，若是大象踩到木片或尖刺，主人会把辣椒洒到它的眼里，眼睛的痛苦使它忽略了脚底的痛苦，人就可以趁机把刺拔去而不必担心被踩死（然后立刻冲洗它的眼睛）。对许多忧郁症者来说，酒精、古柯硷或海洛因就是辣椒，这些令人难以忍受的东西所带来的痛苦可让人忘却更难以忍受的忧郁症。

　　咖啡因、尼古丁与酒精是主要的合法成瘾药物，它们不同程度地进入我们的社会规范与消费广告中。我们最常忽略的是咖啡因，尼古丁虽然具有高度成瘾性，但不算麻醉剂，所以相对来说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较小：反烟运动首领最在意的是附随尼古丁吸入肺中的焦油。由于不良副作用出现得较慢，使尼古丁成为最容易被滥用的药物：如果人们每次吸烟都会碰到可怕的后遗症，必然会大幅减少吸用量。因为不良作用——肺气肿和肺癌最明显——是长期吸烟的最终结果，所以人们常会忽略或不承认。忧郁症者的高吸烟率与尼古丁的特性关系不大，但可看成前途茫茫之人的一种广义的慢性自毁行为。吸烟作用之一的血液缺氧，也可能会引发镇静作用。吸烟可能会降低血清素，不过人们也有可能是因为血清素低而受尼古丁的吸引，进而养成抽烟的习惯。

　　会造成明显失常的滥用药物中，最常见的是酒精，可有效麻痹痛苦的感觉。虽然在心情低落时喝酒并非罕见的事，但有些人忧郁时反而少喝酒，这多半是因为他们知道酒精是一种镇静剂，忧郁时喝太多会使忧郁加剧。就我的经验而言，处于纯粹的忧郁时，酒精没什么吸引力，但焦虑时，却极想要来一杯。问题是，可以解除焦虑的酒精，却可能引发忧郁，所以告别了紧张和恐惧，却换来寂寞与自卑。这不能改善问题。我自己就是从酒瘾中全身而退的过来人，给你一个劝告：酒精一点用都没有。

　　身为曾经沉溺于酒瘾的人，我认为药物成瘾与社会有很大的关系。我生长的家庭习惯以葡萄酒佐餐，六岁的时候就会在餐桌上喝两口眼前的酒。等到上了学院，我发现自己居然很会喝酒：我的酒量不错。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学校大多都不鼓励喝酒，而且会喝太多酒的人常被认为是“头痛人物”。我服从这些规定。后来到英国读大学，在那里喝酒很常见，节制的人会被视为“呆板”、“扫兴”。我不希望自己像绵羊一般温驯，于是很好地融入了新环境。开始写毕业论文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加入一个晚餐俱乐部，入会的愚蠢仪式是得喝下半加仑红酒。这对我是一种突破，粉碎了我以前对喝醉的恐惧和心慌。这时候的我还没有任何一点点忧郁，但却会为突发事件而焦虑。几个月后，有一次用晚餐时，正好坐在心仪已久的女孩旁边，我以为喝点酒可以解除我的害羞，于是爽快地在晚餐时喝掉两瓶半葡萄酒。她可能也是害羞，醉得和我差不多，第二天凌晨醒来时，发现我们两人躺在散落一地的衣服上。我们对此一点都不觉得害羞。如果你不怕隔天头痛欲裂，还能好好地读完一篇论文，那每天都喝个烂醉应该没什么问题。我和朋友都不认为我会有酗酒的危险。

　　二十五岁那年，我开始写第一本书，内容是关于苏联的前卫艺术家。比起在英国偶尔才会喝到烂醉的情形，我在前苏联狂饮却是十分寻常。不过，那不是忧郁：我当时所在的前苏联社会是最适宜饮酒的国家之一。莫斯科的水差不多不能喝，没别的法子，我记得当时曾这么想过，要是有谁能够把酒变成水就好了。

　　1989年夏天，我与莫斯科郊区的艺术家团体住在一块，我猜我大概每天要灌一公升伏特加。到了月底，我已经不太注意自己喝了多少；并且很习惯中午时踉跄地从床上爬起来，发现一伙朋友在抽烟，围着一个小电炉煮开水泡茶，用脏兮兮的杯子喝伏特加。我觉得茶很恶心——像是温温的泥巴水，所以早餐都喝伏特加，而且整天都如此，我逐渐进入惯性饮酒的状态。像这样不停喝酒从来不会醉，回想起来，这对我造成很大的影响。在美国的生活多少有些封闭，而我与俄罗斯朋友的友谊，有很大部分是受到团体生活加上不停喝酒催化的。当然，我们这群中有几个人，就算用当地社会的标准来看，也喝得太过头了。有个人会喝到烂醉，四处乱晃，然后昏睡一整晚。他的鼾声像重金属乐队的鼓一般响。要格外注意的是，别让他昏睡在你的房间里，更不能倒在你床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和六个人合力把这个不省人事的大汉抬下楼，我们拖着他下了三层楼，都没把他弄醒。你若是用美国的标准来判断这圈子里的人，会觉得他们太粗鲁、太怪异。“在瑞典”，一位曾去那里玩过的俄罗斯朋友说，“他们借喝酒来避免过度亲密。而在这里，喝酒是因为我们相亲相爱。”
罪魁祸首(2)

　　喝酒不是简单的事情：人们喝酒的动机各不相同，作用也不一样。一般认为，北欧几个国家提高酒税是为了控制自杀率。我看过一份报告说，酒鬼总是心情沮丧，但我不相信所有的酒鬼都是沮丧的人。忧郁与酒精的关系受性情与社会环境的影响极大。我焦虑的时候一定会喝得更多——身处于令我焦虑的社交场合里，或是一点忧郁式的焦虑扫过心头——我发现自己在不安的时候，对酒精有不正常的依赖性。我的耐受度时高时低，反应也不稳定：我曾喝了酒，感到精神愉快；也曾稍稍小酌，就有危险的自杀倾向，感到绝望、无力和恐惧。我


　　知道自己在心情低落时不该喝酒，只要是在家里，我都不喝酒；但是在社交场合里，要拒绝很难，而要在缓解焦虑与产生依赖之间取得平衡，则是更难。在这问题上我时常会犯错。

　　饮酒过度必然会造成头痛、无力或无能的感觉，以及消化不良。长久的严重酗酒会造成知觉障碍，甚或是精神异常，以及生理病痛，如肝硬化；酗酒者的寿命通常比一般人短。长期酗酒的戒断症状包括可致命的震颤谵妄症。现在百分之九十的美国人在一生中的某一阶段会饮酒。在美国，百分之十的男人和百分之五的女人养成了生理的酒瘾——这表示说，如果他们试图戒酒，就会出现心跳加速、震颤谵妄和焦躁的情形。我们目前尚未彻底了解酒精在大脑中的生理运作机制，也不清楚饮酒的生理机制，不过血清素有可能会影响人们抗拒酒精诱惑的能力。目前看来，高剂量的酒精会经由特定GABA受体对神经传导物质造成不良影响，GABA受体也是镇静剂烦宁作用的地方。持续过度饮酒会影响记忆力，并且会对整理新经验、放入连续记忆的能力造成永久损害。也就是说，他会遗忘个人历史的大概轮廓，生活的回忆变成点状与片段，而不是连续的故事。

　　许多酗酒的治疗模式与忧郁症不同，但这两种状况若是同时发生，精神动力疗法可能最有效。“戒酒匿名会”与其他分阶段戒酒疗程，提供了可让人分享酗酒经验与忧郁经验的友善环境。其他团体治疗与短期收容所对治疗酗酒与忧郁症的成效也十分显著，好像这两种病状是同一个病因引起的。对许多人来说，不管二者是不是同一个病因所致，这些疗法都一样有效。哥伦比亚大学的医生采用个别认知行为疗法来预防复发。这个疗程已写成书面形式，任何医生都可以沿用。大卫·麦克道尔解释：“这是种非常‘当下’的治疗形式。”典型的疗程开始是一至二周的个人剖析，接下来要为他解释复发的诱因，告诉他如何面对。

　　最近，一种名为安特布斯的药品常用来治疗酗酒，这种药可改变酒精的代谢作用，降低耐受性，增强人的自制力。人们早上醒来都充满毅力，但到了中午又变得十分脆弱，这时候服用安特布斯可加强抗拒酒精的决心。戒毒中的人常常摇摆不定，安特布斯可帮助他们抵抗欲望和诱惑，迎向自由，不屈从于成瘾药物的欲望。有一位医生专门治疗有地位的药物滥用者，这些病人大多是医生或律师。他要病人写一份“保证书”，签字后交给他保管；如果病人再犯，他就把保证书寄给执照管理单位。有些上瘾者使用药剂来阻断滥用药物效果，以此消除用药的动机。例如钠曲酮就是可阻断海洛因作用的抗拒剂。它也可以防止酒精影响脑啡肽，借此摧毁一般的饮酒动机。如果服了那曲酮，就无法从滥用药物中得到任何快感。这种药成功地协助人们打破上瘾的行为模式，因为它可以铲除使用的欲望。

　　硬性药物是最具杀伤力的药物。咖啡因是兴奋剂，快克也是兴奋剂，但快克特别容易上瘾，也能对大脑产生更快速的作用，因而被列为硬性药物。硬性药物特别容易使人情绪低落——这种东西严重违法、一沾上就会把生活搞砸、价格昂贵、品质不纯、使用这种东西的人也有酗酒倾向，而且硬性药物对你的神经系统的作用也可导致忧郁。兴奋剂滥用者的亲人罹患忧郁症的比例很高。这可能表示，天生有忧郁体质的人，可能是先滥用古柯硷或其他兴奋剂之后，忧郁症才发作。用过古柯硷的人之中，只有百分之五上瘾，但对有忧郁倾向的人来说，古柯硷是所有药物中最容易上瘾的。在实验中，若让老鼠从古柯硷类兴奋剂、食物和性交三者中选择其一，如果都充分供应，有些老鼠会选择吞食兴奋剂，直到筋疲力尽而死。

　　古柯硷是昂贵的抗郁剂，使用者在亢奋后的二十八至七十二小时，会产生剧烈的情绪低落。“它是种会影响各方面的烂药，”麦克道尔说：“会不断地消耗你储存的神经传导物质，使你进入停药后的情绪低落期。”这种低落的特性是能强烈地感受到躁动、忧郁与疲劳。这可能是因为经历过安非他命或古柯硷之亢奋的人，脑中储存的多巴胺都耗尽了，造成大脑中的多巴胺含量下降。哥伦比亚大学的克莱柏说：“如果停药低潮真的很糟，就没有人要用古柯硷；如果低潮还算温和，就难怪有人要用了。严重的古柯硷停药低潮会加强所有负面的感受，使人感到沮丧。”瘾头愈大，快感愈少，随快感之后而来的痛苦更强烈。古柯硷和安非他命会对许多神经传导物质系统造成负面影响，除了多巴胺之外，还有正肾上腺素与血清素。不过，有些人戒断后，对这种药物的渴望仍可维持几十年。

罪魁祸首(3)

　　持续使用古柯硷会引发忧郁症状。想戒古柯硷的人可借由一种为期十周的抗郁剂疗程来度过漫长的停药低潮余波，但是还要看潜藏的生理状况与神经损害情形，忧郁症需要长期治疗。定期使用古柯硷或安非他命会对大脑多巴胺系统造成永久的破坏，种下长期生理型忧郁症的种子。古柯硷被认为是可能会加剧忧郁症的药物之一，它可能会影响肾上腺皮质素所释放激素的含量，进而改变大脑焦虑机制的作用方式。大脑能否，或什么时候，会有足够的适应力从这种改变中恢复过来，目前尚不清楚。有些人的大脑恢复力比一般人好。正在服用抗


　　郁剂，又容易陷入严重忧郁的大脑，是个脆弱的平衡器官。部分大脑受到药瘾影响，滥用的药物也影响平时的情绪，二者都会造成失常。耗尽了多巴胺，又损坏了肾上腺皮质素释放激素，这样的大脑正在向灾祸招手。如果有任何一点忧郁的倾向，绝不要碰古柯硷；无论药瘾发作时感觉有多好，事后都会变得极糟糕，损失与所得不成正比。

　　我在大学时用过古柯硷，对它不感兴趣。十年后我又用了一次，结果是完全不同的经验——可能是年纪的关系，可能是我的大脑经过忧郁症后变得更为脆弱，也可能我正在服用抗郁剂。古柯硷给我无比的能量、旺盛的性能力，以及像超人般的奇妙力量。我觉得一切事情都有了答案，轻而易举。古柯硷的亢奋会破坏记忆，所以过去不会渗透到未来中。一剂足量古柯硷所带来的化学性快乐，可使人完全脱离眼前环境。记得当时鼻子麻木（古柯硷粉末是以鼻子吸用）的我坐在那里，心中想着，要是能让时间凝结，我就一定会这么做，永远停在这一刻。我几乎可说是从没用过这种药物，但我再也不敢说从来不想用它。药物的作用冲上来的那一刻，我爱上了古柯硷。大脑的失衡和后遗症的恶果，使我决定与古柯硷永远保持距离。

　　鸦片剂是另一种常见的滥用药物，之所以十分危险，一方面是它的使用方式，另一方面，它是种镇静剂，也就是说，它对忧郁症没什么好处。反过来说，它也不会有古柯硷带来的药后低潮效果。四分之一到一半的鸦片剂滥用者有忧郁症。鸦片剂包括鸦片与海洛因，以及处方药如盐酸配西汀，鸦片剂可以使人暂时产生安全的感觉。鸦片剂会磨灭时间，所以你会记不得如何思考，分不清自己的想法是新的还是旧的，也无法让思想变化和发展。世界就在你身边。但你的眼睛一次只能看一个物体，心里一次只能想一件事，你不在乎自己做什么，因为当下已经失焦，变成一片片荒地，就像记忆已丧失，变成片段。鸦片剂的亢奋持续数小时。这完全是你不想要的经验。我没用过海洛因，但吸过鸦片，鸦片作用时，我的感觉只是什么事都不想做：不想梳头、吃东西、睡觉、起来、躺下、做计划、让自己真正地快乐、想念朋友。这不是会使人亲切的药物，它让我失去性欲，切断我与他人的关系，所以我半闭着眼躺着，进入扭曲的空间。它激起一种快乐的冷漠，让人除了萎靡，感觉不到别的事。它也会让人暂时失去记忆（我跟这个人说了什么吗？我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这种情形若是很短，也许有点快感——若是很久，就让人联想到阿兹海默氏症。写到这里，我回想到鸦片如何解放我的大脑，把我变成气球人，安祥地漂浮在空中。鸦片剂被归类为镇静剂，但效果不只是压抑感情，还有将感情压抑下来的喜悦。鸦片剂作用时，可以避开焦躁与忧郁。鸦片剂的快感像是重回伊甸园，什么事都不用做就可以得到相当的满足。
自杀与忧郁症同时并发

　　自杀需要极大的力量和强烈的意志，加上坚信眼前的惨状永远不会改变，还至少要一点冲动。

　　自杀在当今社会普遍发生，这是巨大的全民健康危机，令人们极其不安，只能故意视而不见。
　　自杀对死者来说，未必都是悲剧，但对死者的亲人来说：永远都太快，太突然。

　　许多忧郁症者从不曾自杀，许多自杀的人并没有忧郁症，二者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它们是不同的事情，但常常同时发生，一个影响另一个。“自杀意念”是《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中所列的九个忧郁症的症状之一，但是许多忧郁症患者的自杀念头不会比严重关节炎患者高出多少：人类忍受痛苦的能力大得惊人。除非认定有自杀倾向的人才算有忧郁症，我们才能说自杀的人都是忧郁症者。




　　因为忧郁症患者常会产生自杀的念头，所以自杀被视为忧郁的症状之一。我们现在已经不把酗酒视为忧郁症的副作用，而是当成与忧郁症同时发生的病症。自杀意念至少和常与忧郁症同时发生的药物滥用一样，是各自独立的事情。《自杀之谜》的作者乔治豪·科特说：“不少临床医生相信，如果能成功治疗忧郁症，他们就能治好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好像自杀意念只是这种潜在性疾病的不良副作用。但某些有自杀倾向的病人却诊断不出潜在的忧郁症，而且病人常在摆脱忧郁症不多久——或很久之后，突然自杀了。” 医生治疗一个同时有忧郁症和自杀意念的病人时，一般都会把重点放在忧郁上头。虽然先治疗忧郁症对治疗自杀倾向可能有帮助，但并不是没有例外。美国的自杀事件中，有近半数患者接受过精神科医师治疗，但还是意外地出了事。我们的想法有点问题。我们不应该把自杀意念与其他像睡眠障碍之类的症状混为一谈，也不能只因为自杀意念与忧郁症有关，而患者的忧郁症已经治好，就忽视他的自杀意念。自杀意念是需要另外治疗的问题。自杀意念虽然常与忧郁症同时发生，但本质上是不同的事情，为什么不把自杀意念单独归类为一种诊断结果呢？

　　许多人试图定义“有自杀倾向的忧郁症”，最后都徒劳无功。忧郁症的严重程度与自杀的可能性没有明显的关联：有些自杀事件发生在轻度失常的人身上，而有些彻底绝望的人却还是固执地活着。有些住在都市贫民区的人，他们的小孩或者全死于帮派暴力，或者身体残疾，或才处于饿死边缘，他们从未感受到任何形式的爱，但却用尽自己最后一点力气坚强地活着。有些前途一片光明的人却自杀身亡。自杀并非困苦生活的极点，而是从心灵与意识背后跑出来的东西。如今我可以回首自己那段轻微的拟自杀时期：当时那一大堆十分合理的逻辑，现在看来却像是妖怪，好似早些年害我染上肺炎的细菌。自杀意念像一种剧毒的细菌，侵入你的身体，占据全身。我就曾经被这种怪物所占据。

　　想离开人世、想死和想自杀，三者之间有细微但明显的不同。大多数人都曾一次又一次地想要远离悲痛、突然消失、甚至离开人世。在忧郁的时候，许多人会想死，想改变所处的现状，从痛苦的意识中解脱，但想自杀需要一股极大的狂热和一定程度的直接暴力。自杀不是消极的放弃，而是积极行动的结果。自杀需要极大的力量和强烈的意志，加上坚信眼前的惨状永远不会改变，还至少要一点冲动。

存在还是毁灭？

　　自杀者可分成四种。第一种人自杀时没有深思自己的行为，自杀对他们来说，像呼吸一样地急迫和难以克制。这种人最冲动，最可能受特定的外来事件刺激而自杀，他们的自杀是突然发生的。就像随笔作家阿瓦雷斯曾在他精彩的沉思录《天地不仁》中写的，这种人“企图进行驱魔仪式”，驱赶生命中只会愈来愈令人窒息的痛苦。第二种，有一半是渴望有个轻松的死亡，把自杀当成是报复，虽然这是无法挽回的行为。对于这种人，阿瓦雷斯写道：“自杀有个难题：它是只有在灰心丧气全无企图心时，才会付诸实行的一种企图性的行动。”


　　他们朝死亡奔去，但离生存也不是很远，他们想要的不是结束存在，而是使存在消逝。第三种人自杀是因为错误的逻辑，认为忍受不了的问题，只有死才能摆脱。他们考虑各种死法和做计划、做笔记，认真着手研究实际的方法，好像是准备到外太空度假。他们通常会相信，死亡不但可以改善目前状况，还可解除亲人好友的负担（但实际上通常正好相反）。最后一种人有合理的自杀逻辑。这类人——因身体疾病、精神不稳定或人生际遇之故——不想再受生命之苦，认为他们人生所感受的有限快乐不足以弥补无限的折磨。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可能准也可能不准，但他们不会骗自己，再多的抗郁剂或治疗都不能改变他们的心。

　　事实上，“理智能使我们成为懦夫，而顾虑能使我们本来辉煌的志向变得黯淡无光。”这正是存在或毁灭的问题所在：理智在这里指的是意识，抗拒毁灭的意图不只是因为怯懦，还包括潜意识中的生存欲望，掌握自我，进行必要的行动。此外，有自我意识的心灵，无法消除自我，要一个懂得内省的生命毁灭自己，是违反天性的。“对于生命的谨慎态度”使我们免于自杀，而亲手结束自己生命的人，可能不单是绝望，还短暂地失去自我意识。即使只是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作选择——如果我们确定死后可以了无牵挂，人的精神不过是短暂的化学作用——存在者也无法想象什么是不存在：存在者想象的是“不在”的体验，而非“不在”本身。我思故我在。以我心智健康时的观点来看，死亡的那一头或许有光明、平和、恐怖或虚无，但我们不知道那边到底是什么，因此最好把赌注放在我们存活的世界上头。加缪说：“自杀，是十分严肃的哲学问题。”的确，在二十世纪中期，有一大群法国人毕其一生的精力追寻答案，他们以存在主义之名思考这个只有宗教才能回答的问题。

　　叔本华提出这个问题，“自杀或许可看成是一个实验，”他写道：“这是一个人类向天地提出的问题，强迫她回答。这个问题是：死亡会对人的存在以及人对自然事物的看法造成什么影响？这是个笨拙的实验，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以清楚的意识毁灭自己，等待答案。” 人在死亡之前，不可能知道死亡的结果是什么。买张往返票到死亡世界走一遭再回来是不错的点子：我经常想自杀，并且只死一个月看看。当面临死亡的结局和自杀的不可挽回性时，人就会退缩。意识是我们人类的特质，一般认为，意识在死后是不存在的，在得到答案的时候，我们想得到满足的好奇心也不存在了。当我不想活，对死亡的面貌感兴趣时，我同时也想到，死亡会消灭我的好奇。就是好奇让人愿意走下去：我可以放弃我的人生的外在世界，但就是不愿放弃追求答案。

　　虽然动物本能是活着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在人类社会里，活着的理由却很难解释。“人生值得活下去是最重要的假设，”桑特亚纳（美国诗人及哲学家）写道：“若不这么假设，就无法下结论。”虽然种种生存的困扰令人烦恼，但必然面临死亡的事实可能更令人痛苦。死亡如此恐怖，它又是无法逃过的，因此有人想早点了断也好。这种归于虚无的看法，似乎否定了眼前美好的价值。事实上，生命时常以隐瞒人人终将毁灭的事实来抗拒死亡。如果说死亡不是件光彩的事，那是因为它常被人轻视。

　　不少珍惜生命的人赞美自杀的力量，普里尼长老说过：“活在我们悲惨的凡间，能够自行求死真是上天的赏赐。”但恩（英国诗人及教士），在1612年写的《双重永生》中说：“每当为苦恼所扰之时，我知道，可将我自囚室放出来的钥匙就在我手中，没有解药救得了被一剑刺穿的心脏。” “我们总会发现”，叔本华说，“生存的恐怖一旦大于死亡的恐怖，一个人就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身陷忧郁的时候，就有过生命的恐怖如排山倒海而来的经验，危险的是，我当时对死亡的恐怖已没有感觉了。但我相信，我的恐惧是短暂的，缓和下来后就没那么难忍受了。依我来看，理性的自杀不可能是临时起意的行为，这需要长时间的仔细权衡。我相信有理性的自杀，这是对生命无奈的反应，而非绝望的结果。问题是，什么样的自杀是理性的，通常很难看出来，而且我也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于世间的无常，自杀可以一了百了。自杀应该是一项基本人权：不应该有人被迫违背心意地活着。从另一方面来说，自杀意念通常稍纵即逝，而且有不少人十分乐意在有自杀意图时被人挽回，或被迫不得自杀。若我想自杀，我会希望有人来救我，除非我真的到了人生悲苦远多于欢喜的地步。

自杀者患心理疾病比率大(1)

　　在心理卫生界甚具影响力的评论者托马斯·萨斯，一贯支持限制精神科医师权力，他说：“自杀是一种基本人权。这不是说自杀是可喜的事，而是说社会没有道德权力以法律阻扰个人自杀的决定。”萨斯认为，若强制干涉自杀者，就是剥夺了他们的自我和行动的正当性。“其后果是把自杀者严重地幼稚化和非人化。”哈佛大学做过一项研究，发给医生简略的自杀者病史，要求他们诊断。若不告知是自杀者的资料，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病人被诊断出有心理疾病。若是把病人自杀的经历放进资料，则有百分之九十被诊断出有心理疾病。




　　很明显，自杀意念会造成医生直觉的判断，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医生变得幼稚——至少忽略很多重要因素。萨斯的见解有其现实的基础，但若以此为根据来作临床判断，却可能是极危险的。倡导自杀预防运动的心理学家艾德温·斯内德曼持另一种极端的看法。他认为自杀是疯狂的举动。“自杀行为是理智与情感某种程度的断裂所致，依此来看，所有自杀者都有一点精神异常，”他写道：“理智与情感断绝，使人无法分辨出情绪，或区分其意义的细微差异，也无法把情绪传达给别人。这是一种病态，一种所思与所感的‘分裂’。这其中存在着错觉与精神错乱。”这类一再重复的看法给予剥夺人类自杀权的理论基础。“自杀不是‘权力’，”斯内德曼以激烈的语气写出反对萨斯的言论：“‘自杀的权力’可不像‘人有打嗝的权力’后果那样简单。若人们感觉到这行为是被禁止的，他们就会遵守。”值得注意的是，人们有时候也需要控制自己打嗝，比如在公共场合，人要尽量克制自己，以示尊重他人。

　　自杀在当今社会普遍发生，甚至比忧郁症更经常地被隐瞒和掩饰。实际上，这是巨大的全民健康危机，令人们极其不安，只能故意视而不见。在美国，每十七分钟就有一个人自杀。自杀是二十一岁以下的美国人第三大死因，美国大学生第二大死因。1995年美国年轻人中因自杀而死的人数比因艾滋病、癌症、中风、肺炎、流行感冒、先天缺陷和心脏病而死的人数总和还多。在1987年至1996年间，三十五岁以下因自杀而死的美国男人比死于艾滋病的多。每年有近五十万个美国人因曾经自杀而进医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998年有近百分之二的死因是自杀，比因战争和被人谋杀而死的比例还高，而且自杀率还在持续攀高。瑞士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在其调查区域内有自杀可能性的年轻人比上世纪五十年代增长了百分之二百六十。躁郁症患者中，一半有自杀意图，五分之一的重度忧郁症患者有自杀意图。第一次得忧郁症的人特别可能产生自杀意图，而经历过几次的人，一般都学会了自我控制。要预测自杀的可能性，可以看这个人是否有过自杀的纪录：自杀死亡者之中，有三分之一不是第一次尝试过自杀；试图自杀的人之中，百分之一会在一年之内自杀成功；百分之十的人在十年内自杀成功；大约每十六个企图自杀者有一人会自杀身亡。

　　我曾看过一份文件，声称人在忧郁时产生自杀意图比在正常时高出五百倍，还说忧郁症患者的自杀率比正常人高出二十五倍。另一份文件说，忧郁症会使自杀的可能性提高一倍。谁知道？这些数字有大部分牵涉到我们如何定义邪恶而又难以捉摸的忧郁症。由于是重大的公共健康问题，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长久以来的推断一直庞杂笼统又不科学：“几乎所有自杀身亡的人都会被诊断出存在精神失常或药物滥用问题。”他们最近把“几乎所有”降为“百分之九十”。对自杀未成功和曾因亲友自杀而陷入愁云惨雾的人来说，这种看法帮助他们摆脱了束缚他们的罪恶感，可以使他们放轻松一些，而且可有效地让人们把注意力转移到与疾病有关的自杀上面，但这个说法过于夸张，我碰到的每个有自杀倾向的病人都不符合这种说法。

　　自杀的调查统计比忧郁症的统计还杂乱无章：人们最常在星期一自杀，自杀最经常发生在早晨后至中午前，春天是最常发生自杀的季节；女性在经期第一周和最后一周的自杀率很高（这是可以用荷尔蒙解释的现象），而在怀孕和生产后的第一年较低（显然是天性的关系，但找不到确切的生物化学的解释）。有个研究自杀的学派喜欢比较统计结果，并依此推断其相互关系。这些关联性有时候近乎荒唐：有人可以算出自杀者的平均体重，或他们头发的平均长度，但这证明了什么？又能用来说明什么？

　　十九世纪伟大的社会学家涂尔干把自杀从道德领域引出来，放到更理性的社会科学里来看。涂尔干认为，自杀有四种主要类型。利己型的自杀发生在无法融入社会的人身上。无情和冷漠是他们要永远与世界隔绝的动机。利他型的自杀发生在过于融入社会的人身上，例如帕特里克·亨利服膺的思想：“不自由，毋宁死！”就被涂尔干归入这类，利他性自杀者是充满活力、热情和果决的人。颓废性的自杀是烦躁和厌恶的结果。“现代社会里，”涂尔干写道：“社会生活不再受俗规和传统局限，人们愈来愈投入到竞争的环境中去。当他们对人生中要求更多，不是某一种东西，而是什么都要愈来愈多，如此就更容易陷入欲求不满的痛苦中，而所造成的不满足会酝酿出自杀的冲动。”就如查理斯·布考斯基（美国诗人）曾说的：“我们要的比命中该有的还多。”——我们注定会失望而想结束生命。又如托克维尔（法国政治家、学者）特别提到美国的理想主义，“一个不完整的世界，永远无法满足人类的心。”宿命型的自杀发生在生活极为悲惨，又永远不会改变的人身上——例如，奴隶的自杀就属于涂尔干所说的宿命型。

自杀者患心理疾病比率大(2)

　　现代的临床医学不再使用涂尔干的分类法，但这些类别定义了现代人们对自杀的看法。涂尔干认为自杀虽属个人行为，但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这与当时社会认知相左。任何单一的自杀事件都是精神病理学的结果，但精神病理的自杀意念有着相对一致的面貌，这似乎与社会结构有关。每种社会都有不同行为的环境，但是也都有一定比率的人口自杀。一个社会的价值和习惯决定了应对进退的规则。认为自己受到特殊创伤压迫的人，其实只是表现出他们所处的社会有致人于死的倾向。




　　虽然无聊的统计把自杀研究搞得杂乱无章，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出一些趋势。发生过自杀事件的家庭，其成员自杀的几率远高于其他家庭。这有一部分是因为家人自杀促使其他成员思考从未思考过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无法忍受所爱的人毁灭了自己。有位母亲，她的儿子上吊自杀了，她对我说：“我觉得我的手指好像被砰然关上的门夹断，在惊声呼喊中，我的心永远死了。” 以基因观点来看，自杀也可能有家族遗传性。一项对养子的研究显示，自杀者的血缘亲属比收养的亲属较容易有自杀倾向。同卵双胞胎的自杀倾向通常相同，就算他们一出生就被拆散，再也没碰过面也一样；异卵双胞胎就不会如此。单一机能的“自杀基因”没什么遗传的选择优势，但从造成忧郁、暴力、冲动与攻击性的多种基因结合所形成的基因地图来看，多少可预测出自杀行为的发生，而且在某些情形下也有帮助。

　　在社会群体中，自杀也会传染。自杀的传染性毋庸置疑。若有一个人自杀，四周的朋友或同侪通常会效仿，尤其是青少年。不断发生自杀事件的地方常有死者的诅咒，如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日本的三原山、某些铁路线、帝国大厦。自杀最近盛行于德州的皮雷诺、麻省的莱明斯特、宾州的巴克斯郡、维吉尼亚州的法尔费克斯，以及许多其他看起来“寻常无奇”的美国社区。

　　著名的自杀故事也会引起自杀行为，哥德在十九世纪初发表《少年维特的烦恼》后，欧洲到处都有模仿故事主角的自杀者。每当媒体出现一则重大的自杀消息，自杀率就会提高。例如，就在玛丽莲·梦露自杀后，美国自杀率就立刻提高到百分之十二。如果你饿了，一看到餐厅就会很想走进去。如果你有自杀念头，看到一则自杀的报导，就很可能会走上这一步。看来，减少对于自杀的报导显然可降低自杀率。最近有证据显示，即使是最善意的防治自杀的宣传节目，都会引起脆弱者的自杀念头，可能反而提高了自杀率。当然无论如何，这些节目还是有帮助的，至少让人们知道自杀通常是精神障碍所致，而这种精神障碍是可治疗的。

　　和一般人们的想法迥异，说自己想自杀的人是最有可能自杀的人。曾经自杀的人还会再犯，事实上，要预测这个人未来是否可能发生自杀，最佳方法就是看他过去有没有实际的自杀行为，但是没有人充分运用这个事实。玛莉亚·欧昆多在1999年的研究中指出，虽然“医生可以用自杀病史来作为未来发生自杀可能性的指标，但是医生对曾自杀过的病人的治疗，并没有更加细致和负责。有高度自杀危险的病人和重度忧郁症的关联目前尚不清楚，因为虽然医生注意到他们更为脆弱，但他们自杀的经历并不被视为危险状态，也没有受到充分的治疗。”

　　弗洛伊德认为，自杀通常是把谋杀他人的冲动转向自己。心理学家斯内德曼最近曾说，“自杀是一百八十度的谋杀。”弗洛伊德推断，“死亡的本能”一直与生存的本能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死亡的魅力的确存在，这就是造成自杀的原因。“这两种基本的本能互相影响或相互结合，”弗洛伊德写道：“如此来看，进食的行为是要毁灭食物，其最终目的是与其合而为一，而性行为是一种攻击行为，目的是结成最亲密的同盟，同时又发生相互对抗的两种本能，激发出生命现象的所有变动。”在这里，自杀是生存意念不可避免的另一面。卡尔·曼宁格曾写过大量关于自杀的文章，他说自杀需要 “杀人的渴望、被杀的渴望和死亡的渴望”同时产生。切斯特顿（英国著名记者、艺术家、诗人、评论家、小说家）依此语气写下：杀人者杀了—个人；自杀者杀了所有人。他觉得他摧毁了整个世界。

我曾经想自杀

　　我从未放弃和强烈的自杀想象作斗争。我常想到自杀，在最忧郁的时候，这个念头总是萦绕不去，但它只留存于心中，蒙着虚幻的面纱，就像小孩想象自己年老时一样。我意识到我的状况在恶化，因为我所想象的自杀方法愈来愈多，某种程度来说，也愈来愈粗暴。我的想象忽略了柜中的药，连保险箱里的枪都忘了，反而思量着是用吉列刮胡刀的刀片割手腕，还是用美工刀比较好。我荒唐地测试一根梁木是否足够坚固，以便用来挂绳索。我还考虑到时机：什么时候我会一个人在家，什么时候可以顺利地把事情搞定。若在这种心情下开车，


　　我会直接想到悬崖，但又考虑到安全气囊和可能会伤到别人，而且对我来说，这些方法都太麻烦了。这些想象都栩栩如生，十分痛苦，但到目前为止，也只是想象而已。我曾有过可称之为“拟自杀”的鲁莽举动，而且时常想要死；我在低落时，常把想象自杀当成玩耍，就像心情好时会想着要去学钢琴一样；但这些想象从未脱离我的控制，或转为实际的行动。我曾有不想活的念头，但没有寻死的冲动。

　　如果我的忧郁症变得更糟或拖得更久，可以想象，我会有更积极的自杀倾向，但除非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再也不可能好起来，否则我应该不会了结自己。虽然自杀可以平息眼前的苦难，但在大多数的案例里，自杀者是为了回避未来的苦难。我从小遗传了父亲乐观的天性，或许纯粹是生物化学的缘故，虽然我的负面情绪有时候会糟得难以忍受，但我从不会觉得这种情绪是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我还记得处于忧郁的低潮时，那种对未来完全绝望的感觉——搭乘小飞机时让我异常的轻松，因为我打从心底不在乎自己是会死于坠机还是安全达到目的地。危机出现时，我鲁莽地挺身涉险。我乐意尝试毒药，只是不会刻意求取毒药。有一位接受我访问的人，曾多次自杀幸而未死，他告诉我说，若我从来没有割过腕，就不算有真正的忧郁。我不打算跟他争辩，但我的确见过受到巨大的忧郁之苦，但从来没想过要自杀的人。

　　1997年春天，我第一次跳伞，那是在亚利桑那州。跳伞常被人说成是拟自杀活动，若是我死于跳伞，我猜亲朋好友一定会把这件事和我的情绪状况联想在一起。不过——我相信许多拟自杀行为都是如此——那种感觉不像求死，反而是求生的冲动。我之所以玩跳伞，是因为完成这件事让我觉得很棒。把自杀念头当成娱乐的同时，我也打破了自我与自我毁灭之间的重重阻隔。跳下飞机的那一刹那，我不想死，但也不像忧郁来临前那样怕死，所以不必紧张地回避死亡的到来。在那之后，我跳了好几次伞。长久以来，我活在没来由的恐惧中，跳过伞后，我从鲁莽之举中得到的乐趣是无法计量的。每次站在飞机舱门边，我感受到肾上腺皮质醇冲上来，那真实的恐惧感觉像是真实的悲伤，这真实的感受对我弥足珍贵。它提醒我什么感觉才是真的。接下来是自由坠落和俯瞰纯净的大自然和地面，还有那无法抗拒的无力感，以及美丽与速度。然后惊讶地发现伞居然打开了。伞蓬一开，气流突然与坠落时相反，我飘起来，远离地球，好像有位天使对我施出援手，带我飞向太阳。然后我又继续坠落，落得很慢，我活在一个寂静的多度空间世界里。发现自己对命运抱有希望真是十分美好。领悟到这个世界会支持我最鲁莽的实验，即使是从天而坠，感受到我被世界拥抱，是多么令人喜悦。

　　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自杀这回事，大概是在九岁的时候。弟弟同学的爸爸自杀了，那个人站在家人面前说了一些古怪的话，然后跳出窗外，身后的妻儿眼睁睁地看着他在数层楼下变成一具没有生命的尸体。“有些人就是会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到最后，他们没法再活下去，”我妈妈说：“你要坚强地走完一生，好好地活着。”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并不懂这件事有多可怕。

　　高二的时候，我最喜欢的老师用枪击碎了自己的脑袋。他在车里被发现，旁边有本翻开的圣经。警察合上了圣经，没有注意他翻到哪一页。我记得我们是在餐桌上谈这件事。我当时还没有失去亲人的经验，所以，他因自杀而亡这事实，对当时的我来说，感觉不如现在回想那般深刻，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的真相。我们聊着为什么没人知道那本圣经是翻到哪一页，而在我的心灵里，悲伤的人生结局比失去性命还让我痛苦。

　　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女友前男友的前女友跳楼自杀了。我不认识她，但我卷入了包含她在内的遗弃关系链中，令我对这位陌生人的死感到罪恶。大学毕业后几年，有位熟人自杀了。他喝了一瓶伏特加，割了腕，大概是觉得血流得太慢，他爬上位于纽约的公寓屋顶，跳了下来。我受到极大的震撼。他是个天性活泼、聪明又帅气的人，是那种常会令我嫉妒的人。当时我为一家地区报社写作，他常常一大早就从报纸分销处那里拿到复印件，每次我发表了什么，他总是第一个打电话来道贺的人。我们不是很亲密的朋友，但我永远记得他打来的电话和他以过度的崇敬口气所道出的赞扬。他提到自己工作的不确定感，在得知我的工作内容时，他会流露出一点悲伤的感情。这是我在他身上唯一可以观察出来的忧郁，除此之外，我还是认为他是个开朗的人。他在派对上很放得开，事实上，他是那种可以让派对热闹起来的人。他认识许多有趣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会割腕和跳楼呢？他的精神科医生在事情发生前几天见过他，但也无法阐明问题所在。到底是为什么？在此事件之前，我还以为自杀者有思考逻辑，虽然不甚完整。




自杀需要理由吗？(1)

　　但是自杀者没有逻辑可言。“这些念头涌上来，”曾努力对抗过剧烈忧郁症的罗拉·安德森写道：“为什么非得要有‘理由’？”理由往往不足以解释发生的事情，寻找线索、原因和解释，是精神分析师和亲朋好友的工作。我阅读关于自杀者的记载时，就一直有这样的看法。这份列表和越战军人纪念碑（在越战时自杀的年轻人比死于战争的还多）一样，又长又令人痛心。在自杀发生前，每个自杀者都有一些剧烈的创伤：被丈夫羞辱、被情人抛弃、受了严重的伤、爱人死于重病、破产、车子被撞毁。有人只是某个早上睁开眼睛，便决定以


　　后不要再醒来。有人痛恨周五的夜晚。如果有人自杀了，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自杀倾向，而不是因为那些理所当然的原因。虽然医疗体系坚称心理疾病和自杀必定有关，哗众取宠的媒体却常说心理疾病不是自杀的主因。这使我们得以放心地追查自杀的原因。就像说重度忧郁一定是被某种事件激发造成的一样，自杀发生也应该是有极端的原因。两者界线并不明确。要有多大的自杀倾向才会觉得有自杀企图？ 要有多大的自杀倾向才会有自杀行为？又是到了什么地步，一个意向才会转变成另一种意向？自杀可明确地说是（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造成致命后果的自毁举动”，但在这致命结果的背后，藏着什么样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动机呢？ 高危险的行为（故意让自己处于感染艾滋病的环境中、故意挑起某人杀人的怒火、故意暴露于暴风雪中等）多半是拟自杀的行为。自杀企图的程度，从产生意识、认真思虑、慎重考虑、确定目标，到最轻微的自毁行为。“自杀行为过程中，”凯·杰米森说：“是一直摇摆不定的。”阿瓦雷斯写道：“自杀的理由，大多是随便讲讲。这些理由要尽可能地减轻自杀者周围亲友的罪恶感，让探究因果的人放心，并激励社会学家对验证分类和理论继续无止境的追寻。它们就像是促成大战的边界小摩擦一样。促使一个人结束自己生命的真正动机其实是别的，它们存在于内心世界，迂回、矛盾、错综复杂，多半隐而未见。”“报纸上常谈到‘属于个人的忧愁’和‘无药可救的病痛’，”卡谬写道：“这些解释好像头头是道。但我们要知道，这个绝望的自杀者是不是有一个朋友，在那关键之日对他投以冷眼。这个人应该满怀着罪恶感。要这么说才能够让所有怨气和纷扰全部沉淀下来。”严厉的理论家克莉丝蒂娃，描述了人生的无常：“背叛行为、致命的病痛、意外或残疾，突然地让我不能再归类为所谓的正常人，或是这些事情落到亲朋好友身上，也会对我造成同样极端的效果，或者……我还能说什么？每天都有数不清的灾难降临到我们头上。”

　　1952年，斯内德曼于洛杉矶创立了第一所自杀防范中心，试着提出实用的（而非理论的）自杀思想架构。他认为自杀是受挫的爱、失控、自我形象受到重创、忧愁和愤怒的结果。“几乎可以说，自杀的戏码好像会自行发展剧情，这出戏会自行思考。这使我们了解到，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人们可以成功地掩饰自己，就没有任何一种预防措施可以百分之百有效。”凯·杰米森感叹着“心灵深处是个穿不透的城墙”时，提到这种掩饰的行为。

　　我在写这本书时之所以会搜集到这么多自杀的消息，一部分是因为关心这类事情，一部分是因为人们希望能从我和我的研究中得到某种智慧或见解，但实际上，我一无所知。一位十九岁的朋友，克莉西·史密特受到惊吓而打电话给我，她在安多佛中学（纽约一所承袭欧洲教义和传统教学法的贵族学校）的同学在宿舍的楼梯间上吊。这位出事的少年曾当过班长，因被逮到偷喝酒（他十七岁）而遭撤换。他发表了一份得到全体起立鼓掌的辞职演说之后，就了结了自己。克莉西和他只是点头之交，但他在学校似乎人缘极佳，而她有时觉得自己备受冷落。“起初十五分钟我还不相信，”克莉西后来在电子邮件中说：“后来眼泪就流了下来。我觉得自己一时之间感受到好多情绪：对这被亲手结束的短暂人生，难以形容的哀痛；对学校的愤怒，一个无趣得令人透不过气的地方，竟因为喝酒而对这个男孩做出这么重的惩罚；而最令人害怕的是，我觉得自己哪天也会在宿舍的楼梯间吊死自己。为什么我在学校没有认识他？为什么我以前觉得自己是唯一苦闷、忧愁的人，而这个最受同学喜爱的男孩也有这么多相同的感受？为何竟然没有人知道他心里有这么沉重的压力？ 高二时，我躺在宿舍里，感受到深沉的悲恸，我被这个世界和生活所困惑……哦，我就活在里头。我知道我不会走那一步，我真的不会。但我觉得自己离那样的可能性好近。是什么样的情形（勇敢？病态？孤立？）竟可以把一个人推上那终极、绝命的边缘，到想要舍弃生命的地步？”隔天她又补充了几句：“他的死，使得所有无法回答的问题，变得更加尖锐——我现在为了那些一定要找到答案，却又不可能有答案的问题感到迷茫。”基本上，这就是自杀者留给生者的愁云惨雾：不单单是失去了某人，还有未能及时劝这个人打消念头，未能及时与他沟通的懊悔。人们都渴望能及时与自杀者沟通。“如果早知道”是自杀者父母的心愿，让这种事情发生又受其惊吓的人们，绞尽脑汁思考自己哪里做错了，早知道应该怎么做就好了。

自杀需要理由吗？(2)

　　但是说什么都没用，说什么都无法减轻自戕者的孤寂。凯·杰米森有一次情绪极端混乱的时候，产生了自杀企图，她谈到这则痛苦的故事：“无论大家付出多少爱——满满的爱——都没有用。温馨的家人与优越的工作都不足以助我抗拒痛苦与无望；即使是再强烈的热情与浪漫的爱，也是一样。没有任何热情和温暖的爱可以穿透我的厚厚外壳。未来的路寸步难行，而且我相信（毫无疑问）我的亲人、朋友和父母都宁愿我消失于人间。无论如何，我原来的面目，已经没有剩下多少，我想，若我死了，就可以省去大家徒劳的力气和善意。”把


　　自己看成是别人的负担是很常见的想法。有位自杀的男人在遗书中写道：“我仔细想过，若我死了，对朋友和亲人的伤害会少一点。”

　　我不会因巨大的悲怆而自杀，但是突如其来的小小忧郁却可能把我压垮，我觉得很讽刺。厨房里堆满肮脏的碗盘，我一点清洗的力气都没有。或许我哪天会自杀也说不定。或者——看，火车开来了，我是不是该跳到铁轨上。该不该跳呢？但是我还没下定决心，火车就进站停好了。这些思绪就像一场白日梦，虽然觉得很荒唐，但我知道，这种想法是存在的。我不愿为了这种想法而死，我也不想诉诸暴力，但从某种荒谬的角度来看，自杀可以让事情简单一点。我若是自杀了，就不必修屋顶、割草坪或者洗澡。哦，想想看，不必再梳头是多么美好的事情。我和强烈自杀意念的对话让我相信，企图自杀的念头，可能是这种感觉所促成的，而非我在最低落的忧郁时那种彻底的绝望。这是一条突然闪过脑海的出路，它不一定是郁闷的感受，但可能会发生在不愉快的时候。我也知道那种想要赶走忧郁，但除了自杀之外无计可施的感受。诗人米蕾这么写道：

　　痛苦，我真必须与你，共处一室

　　就这么度过一生？——共用我的炉火，我的床铺

　　共用——哦！最惨的事情！——共用同一个脑袋？

　　而我喂养自己的时候，也是在喂养你吗？

　　当苦恼愈来愈庞大沉重，难以负荷，无助带来的疲惫和失去理智思考的能力，逼得你只想斩除痛苦，而不是拯救自己。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和为数甚多的自杀幸存者谈过，其中一位特别令我惊异。我在他因自杀躺进医院后的第二天进行访问。他事业成功、受人欢迎、婚姻美满，住在风光明媚的美国海岸城市郊区，在一家生意兴隆的餐厅担任主厨。他苦于断续发作的忧郁症，但两个月前以药物疗法治愈了，他觉得以后不必靠药物也可以好好过日子。他没有跟别人提到停药之事，但是逐渐地降低剂量，几个星期后就完全停止服药。头几天还不错，但他脑海中不断出现强烈的自杀意念，这些意念与他的忧郁症状没有关系。他还是正常工作，但心里老是不断地自责。终于，他下了决心，坚决地相信世界没有他会更好。他把生活中待处理的事情处理好，安排了后事，接着在某天下午，他觉得时候到了，于是吞了两罐止痛药。事情进行到一半，他打通了电话到妻子的办公室跟妻子道别，好让她了解他自杀的原因，希望她能体谅。她一开始还怀疑他是在开玩笑，但马上就发现他是说真的。通电话的同时，他还瞒着她继续一把把地吞药。最后他因她一直在驳斥他的想法而恼怒，于是说了再见并挂了电话，吞光其余的药。

　　警察不到半小时就赶到现场。这个人发现有人来干扰他的计划，自己决定出门和外头的人聊天。他解释说他妻子有点神经不正常，造成大家的麻烦让他很愧疚，大家不必为了这点小事赶来。他知道，若可以和警察周旋个把小时，止痛药就会摧毁他的肝功能（他事前仔细做过研究），他心想，就算不能把警察支走，至少也要挡住一阵子。他烧水泡茶请警察进来喝一杯，冷静的态度让他们以为这只是起谎报事件。他的确拖延了警察的行动，但警察说他们必须阻止可能的自杀企图，无论如何要请他去一趟急诊室。他及时接受了洗胃。

　　访谈进行时，他叙述整个过程，好像是叙述一场梦一样，“我在梦中扮演让人不知该如何是好的角色，但为什么我是这个角色，我也不知道。”经过洗胃之后，他慢慢恢复过来，而且受到惊吓，但他的头脑还是十分清楚。“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死，”他对我说：“但我可以告诉你，我昨天做的事情是十分理性的。”我们进一步深谈，“我确定这个世界没有我会更好，”他说：“我仔细想过了，我若死了，对老婆会有多好，对餐厅会有多好，对我又是大解放。这就是奇怪的地方，这个想法看起来实在太妙了，太聪明了。”

　　从自己的妙点子中捡回一条命，使他大大松了一口气。他那天在医院的样子不能形容为神情愉快，与死神的搏斗把他给吓坏了，看起来好像空难幸存者一样。那天他的妻子一直陪在他身边，他说他爱她，也知道她爱他。他喜欢自己的工作。或许是潜意识的什么东西在作用，使他在动手了结自己的当口，打通了电话给妻子，而不是只写份遗书。若真是如此，他心里会舒服些，因为他的理智曾经遗忘了这些东西。我问医生这位病人要在医院待多久，他说起码要等到诊断出他精神的问题出在哪，药物在血液中的浓度也稳定了为止。“他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可以回家了，”医生说：“可是昨天来这里之前，他的模样也是健康得很。”我问这位男士会不会再兴起自杀念头。这问题就好像要他预言别人的未来一样。他摇摇头，用苍白又迷惑的表情看着我说：“我哪知道？”  
自杀需要理由吗？(3)

　　他的迷惑和挫败感在自杀者中十分常见。乔尔·史密斯，一位住在威斯康辛州的男士，曾多次企图自杀，他在给我的信中说：“我很孤独。我认识的忧郁症者中，十之八九都有或多或少的孤独感，他们丢了工作，家人和朋友都躲得远远的。我开始有自杀倾向。只剩最后一位护卫——就是我自己——依然坚守岗位，不过，这位护卫太危险了，他开始成为毁灭行为的拥护者和执行者。”




　　我母亲自杀的那天，我二十七岁，我了解并且确信母亲自杀的原因为何。她当时在癌症末期。事实上，她是在我父亲、弟弟和我的协助下自杀的，而且当时，我们感受到了家人共处的温暖。我们都相信这么做是明智的抉择。不幸的是，许多自认做了明智抉择——如《最终的出路》的作者德瑞克·汉弗莱和杰克·凯佛基安（曾协助七十多位病人自杀的美国医生）——似乎都认为理智指的是“不拐弯抹角”。要做这种明智的抉择不是件容易的事。它是缓慢、紊乱、古怪的过程，是极为复杂的纠葛，就像会让人想要结婚的爱情经验一样。母亲的自杀是我生命中的剧变，但我钦佩她的抉择，也相信那是正确的决定。这件事令我十分苦恼，总是不敢想起或谈起它的细节。它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否认的事实，无论谁问起，我都得勇敢说出来。但这事实，就像埋在内心里的刺，时时折磨着我。

　　行动者妄想能够在“理智的自杀”和其他自杀之间划清界线。说穿了，自杀就是自杀——从某些角度来看，无论发生在谁身上，都是鲁莽、凄凉、致命的行为。“最好”和“最糟”之间的主要差别不在于本质，而在于程度。理性的自杀一直是流行又恐怖的想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的叙事者问道，是否有人是头脑清楚地自杀。“很多，”基里洛夫回答：“但以一种偏见来看，会有更多，全都算。”当我们谈到理性的自杀和非理性自杀之间的差别时，我们其实是详细描述自己或社会的偏见。有人自杀是因为他痛恨自己的关节炎，这看起来是他有自毁性格；有人自杀是因为她预料自己无法忍受癌症的痛苦和难看的死相，这看来却可能十分理性。

　　最近英国法院有项裁决，医院有权违抗一位糖尿病厌食症者的意愿，对她进行强迫灌食和注射胰岛素。病人非常狡猾，曾用计把要注射的胰岛素换成奶水，后来她立刻就陷入昏迷状态。“嗯，这算厌食症？”治疗她的人问：“还是自毁行为？拟自杀？我想这显然是极为忧郁和愤怒的行为。”对那些罹患严重但却不会立即致死的疾病的患者又是如何呢？因阿兹海默氏症或肌肉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而自杀的人算是理性吗？是否有一种极端的精神状态，使这个人陷入无药可救的忧郁，在没有其他病痛的情形下理性地自杀？某些人认为是理性的自杀，对其他人而言却是非理性的，但所有的自杀都是不幸的事。

　　我在宾州一家医院认识一位想自杀的青年，我特别想要向他致敬。他生于韩国，一出生就遭到遗弃，被发现时已饿得奄奄一息，后来被送到汉城的孤儿院，六岁时被一对酗酒的美国夫妇收养，他们常对他施暴。十二岁时，他受到州政府的保护，被送至精神病院，我就是在那里与他碰面的。他受大脑麻痹之苦，下半身完全瘫痪，连说话都十分痛苦而且费力。五年来他一直住在医院里，用尽了所有用在人身上的药物和治疗方式，包括服用各种抗郁剂和电疗，身心的痛苦依旧萦绕不去。他自少年以来就试图自杀无数次，但因为身处医院，总是会获救；而且终日困于封闭病房的轮椅上，很少有适合自杀的独处时机。他万念俱灰，试图饿死自己，可是陷入昏迷时，又被人以点滴喂食。

　　虽然身体残障使他说话十分费力，但他还是能够有条理地交谈。“活着令我很难过，”他对我说：“我不愿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想活在这个世界。我没有生活可言，没有东西让我欢喜或给我带来快乐。这就是我的生活：到医院九号大楼的楼上，再回到没比九号大楼好多少的一号大楼。我的腿很痛，身体也在折磨我。我试着不和这里的人说话，他们差不多都只会谈自己的事。我吃了一大堆药治忧郁，但觉得没什么用。我用手撑着上楼，使用电脑，这让我有事可想，转移对自己状况的注意。可是这还不够，事情不会改变。我没办法不想自杀。割腕的感觉真好，我喜欢看自己的血。后来我睡着了，醒来的时候，我心想，‘可恶，我居然醒来了。’许多大脑麻痹的人过着多姿多彩的生活，但这位年轻人，心理和肉体的伤是如此严重，他未来可能得不到更多的爱，就算有，他也不愿接受。我和照顾他的人都被他的处境所触动，但不可能突然出现一个放弃一生来照顾他的伟大人物：地球上，无私的人太少了，没有多少人愿意将一生的时间，倾注在像他这样时时刻刻都在为活着而搏斗的人身上。他的人生只有身体和心理的痛苦、身体的残缺和心理的阴影。在我看来，他的忧郁症和自杀意志不可能治愈，我庆幸自己不必在他割腕时负责救治，也不必在他绝食时负责强灌食物。

　　我在另一家医院认识一位八十五岁的老先生，身体依然硬朗，他因为妻子得了肺癌而双双服了份量足以致命的安眠药。他们结婚六十一年，两人早有共赴黄泉的约定。她死了，他却幸存。“我负责治疗他的忧郁症，”年轻的精神科医师告诉我：“给他开药和治疗，好让他不会陷入忧郁，因为他又老又有病，痛苦不断，妻子过世了，自杀不成功。事情过了半年，他的状况没有变，他还可以活十年。我负责治忧郁症，但他得的不是忧郁症。”

自杀需要理由吗？(4)

　　丁尼生（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在他的诗《提托诺斯》中说了一个类似的老年悲剧。提托诺斯是黎明女神爱欧丝的情人；她请求宙斯赐予提托诺斯永恒的生命，宙斯答应了，但她忘了要求永远年轻。结果提托诺斯愈来愈老，永无止境地老下去，死不了又无法结束自己的生命。他渴求死亡，对他分手的情人说：

　　我笼罩在你冰冷的蔷薇色阴影中，




　　你散发的光芒如此冰冷，冻僵了我衰朽的双腿

　　你喜悦的光升起，雾气

　　飘在人们院子里、朦胧的草原上

　　那屋里男人有死的权力，他们多么快乐

　　也飘在死者青葱的墓丘上，他们多么快乐

　　彼脱罗尼亚（古罗马的讽刺作家）写了一则关于女巫席贝儿的故事，这个人也有老朽却不能死的命运，艾略特引用这典故，《荒原》中悲绝的序文写着：“诸童问：‘席贝儿，你想要什么？’她回答，‘我想要死。’”连住在宁静的纽西兰的艾米丽·狄金生，也对老朽有着类似的看法：

　　心灵最渴求的——是欢娱

　　若无——则是解脱

　　若无——则是那让人忘却痛苦的止痛药

　　若无——则是沉睡

　　若无——如果心灵的审判者

　　决定如此

　　——是死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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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20:28
古代的忧郁症研究(1)

　　虽然忧郁的模样和细节已经过上千次的变化，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在荒谬与崇高之间摇摆。

　　二十世纪的科学家比公元前五世纪的人更懂得调配医药，但主要的概念，基本上还是回到了原点。




　　要了解忧郁症的历史，就要了解人类的历史，而现在我们在逐渐了解人类，了解如何控制情绪与人格。

　　这个依靠百忧解、人际关系趋于疏离的后现代世纪，只是历史演进中的一个阶段。

　　西方的忧郁症历史和西方思想史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主要可分为五个阶段。古代对于忧郁症的看法与现代有些类似。希波克拉底（古希腊名医，被尊为医学之父）认为忧郁症属于脑部的疾病，应以服药的方法治疗，其追随者关心的是脑中体液的特性和口服药方的调整。在中世纪黑暗时期，得忧郁症被视为遭天谴，表示患者没有资格接受圣宠的福音。忧郁症在这段时期受到诬蔑，最极端的时候，患者会被当成异教徒。文艺复艺时期将忧郁浪漫化，诞生了几位忧郁的天才，气质阴郁被视为是有深度的人，脆弱的性格被看成是为艺术天赋和深邃心灵付出的代价。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是科学时代，以实验探索大脑的构造与功能，尝试从生物学和社会学中寻求方法控制精神障碍。现代时期起始于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的心智与自我的精神分析理论，为我们提供的描述忧郁症与病源的语汇，至今仍在使用，而克拉培林的著作提出现代生物学意义上的心理疾病，认为不如意的环境条件下，正常心智所感受到的苦难，与忧郁症并不相同。

　　长期以来被称为“抑郁症”的精神障碍，如今我们以常用字“忧郁”来表示，“忧郁”这个英文字，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首次出现，指情绪低落，到十九世纪才变为现在使用的意义。我在这里使用“忧郁”这个字来叙述现代所指的心理状态。现在很流行把忧郁看成一种文明病，这是大错特错。就如贝克特（现代荒诞剧作家）说的：“全世界的眼泪都是一样的。”虽然忧郁的模样和细节已经过上千次的变化，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在荒谬与崇高之间摇摆，睡眠过度、饮食失常、自杀倾向、畏惧人群互动和无止境的绝望，却是古今皆然。从人拥有自我认定能力开始，羞耻感就时起时落，身体疾病的疗法不断改变，影响了精神障碍的疗法，人类向外界的上帝恳求，也对内心的魔鬼恳求。要了解忧郁症的历史，就要了解人类的历史，而现在我们在逐渐了解人类，了解如何控制情绪与人格。这个依靠百忧解、人际关系趋于疏离的后现代世纪，只是历史演进中的一个阶段。

　　希腊人强调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心灵，与现代认为身体不健康会影响心理的说法不谋而合，从某方面来说，心理的疾病与身体机能失常有关。希腊医术的基础是体液论，认为人格受四种体液影响：黏液、黄胆汁、血液和黑胆汁。恩贝多克利斯（古希腊哲学家）把忧郁视为黑胆汁过多的结果，而希波克拉底这位令人钦佩的医学之父，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末就提出了生理疗法，当时“疾病”和“医生”的概念才刚刚出现。希波克拉底为大脑中的情绪、思想和心理疾病定位：“大脑造成我们的疯狂或兴奋，引起我们的恐慌和恐惧，不分昼夜，令我们失眠、犯错、无由地焦虑、恍惚或举止反常。困扰我们的问题来自于大脑的不健康——异常地热、冷、湿或干。”希波克拉底认为忧郁是由内在与外在的原因混合而成，“长期劳乏的灵魂会促成忧郁。”他还指出严重事件造成的疾病和无端而生的疾病的不同。他把二者归类于同一种病的两种类型，因黑胆汁（冷而干）超过理想数量，与另外三种体液失衡而造成。他说，这种失衡可能来自于母体子宫（某些人天生就有此倾向），或是因精神创伤而造成。

　　黑胆汁的希腊文是melainachol（即“抑郁”的字源），它过量（希波克拉底认为这和秋天有关）的症状包括“悲伤、焦虑、沮丧、想自杀”以及“厌食、消沉、失眠、易怒和不安”，再加上“不断感到恐惧”。希波克拉底认为，若要重新平衡体液，应该改变饮食，服食曼陀罗花、菟葵、通便与催吐的草药，以消除过多的黑胆汁和黄胆汁。他还相信，谈话与活动有治疗的作用。他曾以性格分析劝帕迪卡斯王二世与所爱女子结婚，来治疗他的忧郁症。接下来的一千五百年里，关于体温、位置和其他关于黑胆汁的细节变得愈来愈复杂，这很有趣，因为实际上并无黑胆汁这种东西。胆囊分泌的黄胆汁可能会变成深褐色，但绝不是黑的，变色的黄胆汁似乎不是所谓的melainachol。若不是一种想象，黑胆汁应该是指脏东西，除了忧郁之外，还会造成癫痫、痔疮、胃痛、痢疾和疹子。

　　有些学者认为chee（指胆汁，常和cholos这个字连在一起使用）指的是愤怒，这种看法源自一种认为愤怒属于黑暗的观点。还有人认为，黑暗与负面作用或痛苦相关，是人体内部的机能，在不同的文化里，忧郁常以黑色来呈现，荷马更详细阐明黑暗心情的说法，他称之为“苦恼的乌云”，像柏勒洛丰（希腊神话里的悲剧英雄）就为其所苦，“但众神痛恨柏勒洛丰的那天／很快就来了。／他独自越过亚雷恩平原。／心中充满悲痛，他是逃亡者／被驱赶至荒凉之地。”  
古代的忧郁症研究(2)

　　古希腊时期，医学与哲学／宗教两方对忧郁的看法壁垒分明。当时的治疗者以向神祈祷来治病，希波克拉底抨击使用“神疗”的人是“骗子和庸医”，还说：“哲学家所有关于自然科学的文章，与其用于医疗，不如用在绘画上。”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反驳希波克拉底的人体论，并主张医生只能医治小病痛，严重的精神障碍还是属于哲学家的范围。他们有关自我的阐述，深深影响了现代精神病学。柏拉图提出成长的模型，认为童年生活会决定成人后的性格，他说家庭常常决定一个人的精神状况和性格。他提出的成人精神的三分式模型——理


　　智、本能和精神——竟然与弗洛伊德十分神似。在理论意义上，希波克拉底可说是百忧解的祖师，而柏拉图则是精神动力治疗的祖师。从他们开始到现今的二千五百多年间，所有提出的理论都可归于这两派看法，聪明与愚蠢的看法如活塞运动一样交互出现。

　　历史上医生很快就开始建议以服药来治疗忧郁症。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古代时期，像费洛提摩斯发现许多忧郁症者抱怨“头轻轻的、空空的，好像脑袋里什么都没有”，于是叫病人戴上铅制的头盔，好让他们注意到脑袋的存在。克尼多斯的克律西波相信，忧郁症是吃了太多花椰菜所引起的，他还警告不要食用一种甜食，因为会造成精神错乱。菲利斯宣和普利顿尼可斯反对克来西普斯的说法，认为甜食可以治疗失去活力的病人。费拉古里尔斯相信许多忧郁的症状是因梦遗失精而引起，他的药方是混合食用姜、胡椒、海藻和蜂蜜来治疗。当时反对费拉古里尔斯的人认为忧郁是禁欲对人体造成的结果，要病人多花时间在床上办事。

　　希波克拉底死后的七十年里，亚里士多德学派深深影响了我们对于人类的思考和看法。亚里士多德既不接受希波克拉底忽视灵魂重要性的说法，也反对柏拉图把医生贬为工匠，他提出自成一派的理论，“身体失调会影响灵魂，灵魂的病症来自于身体，除非是天生的。强烈的情感可改变身体。” 他对人类本质的见解，完全不符合解剖学。他说：“大脑是没有感官能力的残渣”，他指出，心脏具有管理的功能，可控制四种体液的平衡，过冷和过热都会破坏平衡。亚里士多德对忧郁的看法与希波克拉底不同，他认为忧郁不完全是坏事。亚里士多德从柏拉图那里借来神圣疯狂的概念，将其与忧郁症结合而医学化。虽然亚里斯多德试图了解和治疗这种小病痛，但他依然觉得天才必然有一定量的冷黑胆汁：“在哲学、诗歌、艺术和政治上出类拔萃的人，即使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有忧郁的特质，某些甚至有忧郁症。”亚里士多德写道：“我们时常无端感到苦恼，每个人多少都有这种感受，但深陷其中者是天生就有此特性。轻微忧郁气质很平常，严重者实为少数。因此，如果他们的情绪单一，那只能说是普通的忧郁，但若是他们的情绪复杂，那就是有特殊才能者。”受黑胆汁症状影响的古典天才中，海克力士最著名，艾杰克斯也是其中一位，《木马屠城记》中有这样一句话：“艾杰克斯眼中喷出怒火，他的心也向下沉。”忧郁症对才智有启发性的看法由塞尼加继续发展，他说：“只有经过疯狂才能得到伟大的才能，”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又被重新提出，并发扬壮大。

　　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医药科学与哲学在相互影响中发展，描述精神病学的方法愈来愈相近。忧郁症在这段时期被视为人的宿命，只是形式不同，公元前四世纪的诗人米南德写道：“我身为人，注定要吃苦。”怀疑论者相信研究可见的世界比较重要，因此，观察症状不需空谈病症源头及其深层意义的理论。他们对希波克拉底和亚里士多德着迷的肉体与大脑的自我本质这类庞大复杂的问题不感兴趣，而是尝试为症状分类，以便描述病症。

　　公元前三世纪，朱利的埃拉西斯特拉图区分出大脑和小脑，认为大脑掌管思考，小脑负责肌肉运动。凯席多尼欧斯的席拉菲勒随后指出，大脑“把运动的能量送往神经”，控制器官掌管神经系统的说法从此建立起来。公元一世纪时，尼可美地亚的曼诺多特斯综合前人的智慧，把以症状为导向的经验主义者、哲学家与早期医生的思想结合在一起。他建议忧郁者服用希波克拉底说的菟葵，进行亚里斯多德说的自省，同时提倡以体操、旅行、按摩和矿泉水来治疗忧郁。这整套疗程正是我们今日所采用的。

　　艾菲索斯的鲁福斯把忧郁的错乱与其他心智状态区分开来，认为理智动摇时断续的暂时的失常就是忧郁。他列出某些忧郁症者的妄想：鲁福斯在不同阶段治疗一位男子，他认为自己是个陶罐；另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皮肤已干裂、剥落；还有个人认为自己没有头。鲁福斯发现某些生理症状与忧郁症的症状很类似，这些病症如今已被确知为甲状腺机能不足症、内分泌失调等。他相信忧郁症的成因是暴饮暴食、缺乏运动、饮酒过量和用脑过度，他还指出，天才特别容易得此病症。有些忧郁症者“天生就有这种本质和优点”，其他患者则是“后天造成”的。他还提到忧郁症的等级和类型：一种是血液完全为黑胆汁污染，一种是只有头部受影响，还有一种是受“疑心病”影响。鲁福斯发现他的忧郁症病人也为体液堆积而不能释放所苦，腐坏的体液会污染头脑。

古代的忧郁症研究(3)

　　鲁福斯赞成在忧郁症深入内心之前提早发现。他提议用验血，和“以百里香上的菟丝子和芦荟做泻剂，因为每天少量服用可舒缓和洗涤肠胃”。这种处方可以添加黑菟葵。最好多散步、多旅行和饭前洗手。鲁福斯还清楚叙述了他的“圣药”，可算是当时的百忧解，一直到文艺复兴时代还很流行，之后仍不时有人使用。这是以苦瓜、黄夏枯草、石蚕、决明、蕈类、阿魏胶、野芹、马兜铃、白胡椒、肉桂、甘松、番红花和泻药所制成的药水，与蜂蜜调合，取二分之一盎司，加上蜂蜜酒和盐水。当时其他医师的疗法包括监禁与施刑，使用水滴


　　声引患者入眠，躺在吊床上，食用含水的淡色食物如鱼、禽肉、淡酒和人奶。

　　罗马时代晚期出现了大量的这类理论。公元二世纪时，卡皮多西亚的阿雷塔乌斯仔细研究了狂躁症与忧郁症，发现二者是既相关又独立的病症。他相信人体中有魂魄穿梭于其中，在人生气时以热气的形式冲出（所以脸会变红），而畏惧时会退缩（所以脸会变白）。他认为忧郁者的黑胆汁的水平“可能是受到沮丧和过度愤怒所激起”，而体液和情绪有交互影响的关系，所以灵魂能量的冷却会造成严重忧郁，反过来说，忧郁也会冷却胆汁。阿雷塔乌斯是第一个清楚描绘出今天称之为“焦躁型忧郁症”病症的人——最近流行的观点误以为这种病症是后工业时代的生活所造成的。这种病症和悲伤一样永远存在。阿雷塔乌斯写道：“忧郁症患者孤立自己，害怕被打扰和禁锢、用盲目的崇拜折磨自己、总是担惊受怕、误把幻想当成真实、抱怨自己得到想象的疾病、诅咒人生和希望、想死。他会突然惊醒，为巨大的疲累所笼罩。在某些病例中，忧郁似乎是种半疯狂状态：病人总是在一个想法里打转，同时感到沮丧和兴奋。”阿雷塔乌斯强调，重度忧郁症常发生在本来就有悲观倾向的人身上，尤其是年老、肥胖或孤独者，他认为“医师的关爱”是治疗这种病症最有效力的药方。他开出的口服药剂是常食用黑刺莓和韭菜，还提倡把症状说出来的精神动力学疗法，宣称他可以借由病人说出恐惧来帮他们克服恐惧。

　　生于公元二世纪的盖伦是奥勒利乌斯（当时的罗马皇帝）的御医，和其他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名医一样，他试图综合所有先人的神经学与心理学。他叙述了忧郁的妄想—— 一位病人相信阿特拉斯（神话中背天的巨人）累了，天就要塌下来了；还有一位认为自己是外壳脆弱的蜗牛——他还指出，妄想背后隐藏着恐惧与沮丧的混合体。他看到“健康青年的心在颤抖，少年因焦虑和忧郁而变得瘦弱”。盖伦的病人经历了“罕见、扰人、不安稳的睡眠，心悸、头晕、悲愁、焦虑、胆怯，觉得被迫害、被恶魔附身、遭天神诅咒……”盖伦也和鲁福斯一样，相信性欲未得满足会造成痛苦的后果。他相信有一位女病人是腐败性体液不能释放而毒害了大脑，治疗法是“刺激病人的阴道和阴蒂，她得到极大的快感，流出不少体液，于是就康复了”。盖伦还有一套自己的处方，不少成分和鲁福斯相同，不过他建议一种解毒剂是以车前草、曼陀罗花、菩提花、鸦片和黄花南芥菜，来治疗混合焦躁与忧郁的病症。有趣的是，当盖伦调制出兴奋剂时，居住于另一个大陆的阿兹特克人开始给囚犯用强烈的迷幻药，以防止囚犯患上忧郁症，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种凶兆。准备被活祭的人要饮用特别的麦酒，好让他不致忧郁，否则就不能献祭给天神。

　　盖伦相信有魂魄，可称之为位于脑中的精气，魂魄掌管自我，其权威就像上帝之于世界。他根据人的体液与温度的不同，将人的性格整理为九类。他认为人被忧郁所控制不是病理，而是自我的一部分：“有人天生就焦躁、忧郁、悲观，总是郁郁寡欢，医生无计可施。”盖伦指出，忧郁症可能是脑部受损的结果，也可能是外在因素改变正常的大脑所致。一旦体液失调，黑胆汁会流入脑中，使大脑变干，伤害到自我。“这种体液像一种黑暗之物，攻击理智所在的大脑中心。就像儿童惧怕黑暗一样，成人被激发恐惧的黑胆汁侵蚀时也会如此，他们的大脑持续处于暗夜之中，恐惧源源不绝。这就是为什么忧郁症者同时害怕死亡又期待死亡。他们逃避光明，喜爱黑暗。”而灵魂实际上是被蒙蔽了。“黑胆汁包着理智，就像眼睛的水晶体，如果它很清澈，就能看得清楚，若是不健康且不透明，就看不清远方。动物精神的特性也是因此而变得沉重而晦暗。”盖伦注重的是精神生物学而非哲学，他严厉批评把忧郁症归咎于感情等抽象因素的理论，不过他相信体液失调的人，会受这些因素影响而使合并症状加剧。

　　医术历史的下一阶段回归到斯多葛学派。他们认为心理疾病是外在力量所造成，在罗马衰亡后的黑暗时代，这种看法占据优势。基督教兴起对忧郁症者极为不利。虽然盖伦一直被中世纪的人们奉为医学权威，他提出的精神药物治疗的观念却与基督教的教义冲突。他的疗法遭到哲学的放逐，愈来愈少人使用。
中世纪忧郁等同于罪恶

　　圣·奥古斯丁宣称，人与野兽的差别就在于上天赐予的理性，所以，失去理智就会使人沦为野兽。从这点来看，人们很容易会断定，失去理智就代表被上帝遗弃，此人是因灵魂犯罪而遭天谴。忧郁症更是一种恶毒的病症，因为从患者的绝望看来，他并没有因信仰上帝的神恩和慈悲而得到救赎。从这种观点来看，忧郁症背离了所有的神圣。此外，重度忧郁常被视为着魔，一个可怜的愚人被恶魔附身，如果恶魔驱赶不走，那就是罪有应得。神职人员很快就在圣经上找到证据：犹大自杀而死，一定是因为他得了忧郁症，因此，所有忧郁症者必


　　然有着和犹大一样的恶念。丹尼尔书第四章第三十三节中对尼布甲尼撒王的叙述，被拿来证明上帝以疯狂来惩罚罪恶深重者。公元五世纪时，卡西安在一篇谈面对“内心的疲倦与悲苦”的“第六个抗争”的文字中说：忧郁是诗篇第九十篇中说的“正午恶魔”，在这诗篇中提到忧郁的恶魔使人处于嫌弃、鄙视、不屑其他人的憎恶心境，并感到心灰意懒，其中提到的章节出于圣诗中，从圣经原文译出来的字句如下：“他的诚实如同大小的盾牌：你不必惧怕黑夜惊骇、或是白日飞箭，也不怕夜行瘟疫、或是正午恶魔。”——“ab incrusus,et daemonio meridiano”。卡西安认定“黑夜惊骇”指邪恶、“白日飞箭”指敌人的袭击、“夜行瘟疫”指潜进睡梦的魔鬼，而“正午恶魔”指忧郁症，你可以在正午时清楚看到它，但它还是会把你的灵魂从上帝身边拉开。

　　其他的罪恶可能都只会在夜晚放肆，只有这种粗暴的罪恶来袭时是不分昼夜的。谁愿意帮失去上帝真理盾牌保护的人说公道话呢？对这些救治无望的人，刑罚可能比较有效率一点：卡西安主张，应该强迫忧郁症者从事劳动，他所有的朋友都应该躲避他、远离他。伊伐格流斯用相同的字眼，说忧郁丧志是“正午恶魔”，会攻击和骚扰修行者，将其列为我们应该抗拒的八大诱惑之一。这样的印象唤起了忧郁症患者遭受入侵的恐怖感受。忧郁症有一种不怕被人看到的特点。大多数的魔鬼，都要靠黑夜的掩护，多半以痛苦的形象出现——只有击倒他，才看得到他的真面目。忧郁症就站在明亮的阳光下，不怕人看到。你很清楚原因和理由何在，但痛苦的程度和毫不知情相同。几乎没有一种精神状态有此情形。

　　在十三世纪“宗教法庭”的时代，有些忧郁症患者因其背叛神旨的罪行被处罚金或监禁。此时期，托马斯·阿奎那在他的身体与灵魂的理论中，把灵魂的位置放在身体之上，认为灵魂不会臣服于身体疾病，因为灵魂是在神的管辖之下，只会受上帝或撒旦的影响。以此推断，一种疾病若非身体的，就是心灵的，而忧郁症是属于心灵的疾病。中世纪教会订立了九大罪恶（衍生自七宗罪），其中一项是“麻木”（十三世纪译为“懒散”）。这个词在当时使用广泛的程度，不亚于现今“忧郁”这个词，其症状与所有忧郁者的感受相似——在此之前，忧郁并不算是罪恶。乔叟（十四世纪英国诗人）所写的《教士》中，称忧郁为“使探索中的罪人无法享受到所有的美事”。“麻木”是人类的敌人，因为它和勤勉对立，它也是人体活力的大敌，因为它对人世无益，甚至会因疏忽而浪费、破坏、毁灭世间的美好。它让活着的人好像在地狱中受苦，让人变得焦躁，寸步难行。依此类推下去，忧郁的字眼变得愈来愈负面，人们对它的态度愈来愈严厉。“麻木”是一种综合的罪恶，《教士》中列举其成分：“它非常脆弱，如所罗门之言，它经受不了艰难与苦修。此逃避之举使人畏惧，连好好做事都不行。有时出自无由的自责，有时来自过度的恐惧，使罪人对上帝的慈悲感到绝望、灰心，他自以为身上的罪恶太沉重，再怎么忏悔都没用。这种情形若持续到临终，就算是反抗圣灵的罪恶。接下来是懒散贪睡，叫人身心都迟钝怠惰。最后是厌世的罪恶，称之为悲伤，厌世或悲伤会造成心灵死亡，身体也一样。由于悲伤，人会被自己的生活所困扰。所以这种人通常活不到他该享福的寿命。”

　　僧侣特别容易罹患“麻木”，表现出疲累、倦怠、悲伤或沮丧、不安的情绪，嫌恶修道院和禁欲，渴求以前的家庭生活。“麻木”和悲伤不同，后者会让人投向上帝，全心悔改。在中世纪的文件中，我们不太清楚意志力所扮演的角色。让自己陷入“麻木”算不算罪恶？或者，“麻木”是不是因犯了其他罪恶而得到的惩罚？忧郁症最狂热的敌人——将忧郁等同于原罪，善辩的希德格修女写道：“就在亚当违背神律的那一刹那，忧郁凝结在他的血液中。”

　　中世纪的社会秩序很不稳定，在那个敏感的时代，精神障碍特别令人恐慌。一旦失去理智，人类的机制就分崩离析，社会秩序荡然无存。愚笨是罪恶，精神障碍是更严重的罪恶。人要有理智才会有美德，若无理智，人就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可遵从美德。对古典思想家来说，精神与身体紧密相连；对中世纪基督徒来说，灵魂和身体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今把忧郁症视为耻辱的观念，就是在上面这种传统下滋长出来的。灵魂为神所赐，应该是完美无瑕的，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它的完美；现代社会的耻辱，主要即来自于灵魂的缺陷。欺瞒、残暴、贪婪、自大和无判断力，都是灵魂的缺点，所以我们下意识就企图压抑。忧郁一旦被归为“灵魂的苦难”，我们似乎就该排斥它。有许多故事是关于这种关联如何将忧郁以最坏的可能性投射出来。例如，十五世纪的画家古斯在1480年前后进入一座僧院，由于天赋异禀，他依然常和院外的世界互动。某天晚上，古斯结束一趟旅行回到僧院，记录上说他“受其想像力的怪异失常打击，不断哭泣”，说他“遭到诅咒，万劫不复，甚至会自残，受创的心智为幻影所遮蔽”。同僚试图用音乐治疗他，据他们描述：“他的情形没有改善，不断疯言疯语，自认是将下地狱的孩子。僧侣们猜想他可能是艺术家的癫狂，或遭邪魔附身，最后认定是二者皆有，或许还喝了酒而使病症加剧。古斯为他所承诺的工作吓坏了，没有自信可完成使命。时间，加上忏悔的神圣宗教仪式，他最后恢复了平时的稳重。不过后来又复发，死时状况凄凉。
浪漫的文艺复兴时代(1)

　　若说中世纪把忧郁症道德化，那文艺复兴时代就是将其浪漫化。文艺复兴的思想家对忧郁的看法回归成古典哲学家（而不是古典医生），断定忧郁代表思想有深度。人本主义哲学对基督教教条的挑战节节升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也使基督徒的信仰和教义更加稳固）。无来由的痛苦在中世纪被视为罪恶，后来称为疾病（现在则被称为忧郁）。在为数众多的探讨忧郁的作家中，费西诺是其中最伟大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哲学家。他相信，无论是谁得了忧郁症，都是我们渴望伟大与永生的表现。他提到有些天生忧郁的人：“很令人讶异，我们


　　一空闲下来，就会陷入像流亡一样的苦闷，但是我们不知道，或不曾真正想过苦恼为何而来……在观看戏剧时，我们偶尔会发出一声叹息，等到散场时，我们则带着更多的忧郁回家。” 这里叙述的忧郁出现于繁忙的日常生活中，它是灵魂不变的特质。费西诺回归到亚里士多德学派对过度悲伤的看法，并更进一步认为哲学家、思想家和艺术家必然比一般人更容易忧郁，他们深刻的忧郁体验表示他们成功地把自己的心智提升至世俗琐事之上。对费西诺来说，痛苦的心灵很有价值，因为它使人知晓上帝而产生忧郁。他把忧郁的神圣性解释成了崇高的信条：“既然我们是依上帝的形象所造，那必然会因思念天国而持续痛苦。”它也使人知晓上帝的心理状态是不满足，不满足的结果是忧郁。忧郁切断了灵魂与世界的连结，如此才能驱使灵魂走向纯净。意识“离身体愈远就愈完美，所以意识完全脱离身体时最理想”。在费西诺对忧郁神圣性的叙述里，承认这种状态很接近死亡。费西诺接着指出，艺术的创造力要依赖因为暂时疯狂而坠落的谬思：忧郁是产生灵感的必要条件。不过，费西诺也承认忧郁是可怕的病症，并提出治疗的方法，包括运动、改变饮食和听音乐。费西诺自己就有忧郁症，他陷入情绪低潮时，无法借着忧郁的帮助想起这些吸引人的主张，当他的朋友来探望他时，常要用他自己的论点来劝他。和其他后文艺复兴时代针对忧郁症的思想一样，费西诺的哲学是一种自身经验——他谈论到的疏通非忧郁的黏液与绝望的黑胆汁病症，成了他第一本书第六章的标题：“黑胆汁如何让人有智慧”。

　　文艺复兴试图将其对古典哲学的理解，与某些已被接受的中世纪的“知识”融合在一起。费西诺把古典哲学里对敏感的看法和中世纪迷恋的星象学连在一块，把土星看成具有影响力、孤高、矛盾的星球，主掌忧郁。土星“本身就是神秘默想的创造者”。根据炼金术士兼神秘主义者阿古利巴的话：“他孤傲，是最高贵的星球，他先把灵魂从外部召唤回中心，然后提升至高的层次，领其走向最崇高的位置，再授予灵魂知识。”瓦撒利（文艺复兴时代的收藏家，著有许多著名艺术家的传记——译者注）在他谈论当时杰出艺术家的著作中，支持这样的观点。

　　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比意大利更坚持中世纪的忧郁症观点，但意大利人有关忧郁的看法对英国人产生的影响在十七世纪开始发酵。所以不妨说，英国人依然相信忧郁症是来自于“邪恶天使作怪”，但也认为受其所苦的人，不必为这种病负责。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思想家来说，忧郁症患者经历的罪恶知觉，是种危险的灾祸，而非遭上帝遗弃的表征，不可和真正犯罪者的真正罪恶知觉混为一谈。当然，区分妄想和真实，有时候并不那么容易。一个“天生忧郁，被苦恼搞得心烦意乱”的学生声称，他其实是感觉到有“邪灵随风自肛门潜入，钻进体内，窜至脑部”。虽然最后他的邪魔入侵的毛病医好了，但别人可没这么幸运。乔治·吉福特想知道：“什么样的人最容易被魔鬼施以巫术和魔法，成为傀儡。”后来他找到了答案，邪魔寻找的是“不敬神的人，他们盲目，完全无信仰，沉溺、陷落于无知的世界。易患忧郁者的体质中，如果还有更崇高的东西，那他的心中就会有较深刻的信仰。”

　　当时的欧洲，北方把巫术与忧郁症连在一起，而南方则把天才与忧郁症连在一起，两种观点竞争激烈。荷兰宫廷医生魏阿（他所写的《魔鬼威灵记》曾被弗洛伊德列为史上最伟大的十本书之一）全力帮被指控为女巫的妇女辩护，说她们是忧郁症患者，由于他坚持那些不幸的妇女是患了脑疾病，才让她们保住性命。他举证说，所谓女巫的受害者通常有妄想，主要是那一大群声称女巫偷了他们阳具的欧洲北部男子。魏阿强调，通常来说，自称器官被偷走的人，其实他们的器官都好端端地挂在原位，“那话儿”很少弃主人而去。如果女巫的“受害者”是妄想，那么被指控为女巫的人，必然有更严重的妄想。英国人史高采用了这种观点，在他1584年的一本关于巫术的书中指出，女巫都不过是忧郁又愚昧的老妇，邪恶像蚊子般叮咬着她们，她们把身边的问题都归咎于自己。她们“驽钝的心，是魔鬼最喜盘踞之处，因此，她们很容易就相信，坏事、不幸、灾难和惨祸，全是自己所为”。曾被认为是宗教真理的事，不过只是妄想和忧郁症之类的病症，这样的看法大大挑战了当时占多数的持中世纪观念的人，虽然史高的书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被广为阅读，但詹姆斯王（以钦定英文版《圣经》而著名的英国国王）仍下令烧掉这本书——好像它本身就是邪术一样。

浪漫的文艺复兴时代(2)

　　疾病的看法渐渐取代附身之说。当时一个法国案例，医生发现一位女巫“左侧腹肋部有隆隆声，大约在脾脏附近”。这使得教会在1583年下令，僧侣在进行驱魔仪式前，先“用心调查着魔者的生活”，“因为这通常是忧郁症、失心疯和邪术的蛊惑……找医生治疗比进行驱魔仪式有效”。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主义战胜了中世纪的迷信。

　　法国是第一个明辨原发性疾病与想象型病痛的国家。蒙田自己也是患有忧郁症的名人，


　　他坚信哲学可作为医疗手段，并且创造出一套抗拒忧郁的幻觉魔术。例如，他说有一位女士自以为吞了一根针而受到惊吓，他为她催吐，然后把一根针放在她的呕吐物中，于是她就痊愈了。

　　杜劳伦斯写的《谈忧郁症》于1599年以英文出版。他说忧郁症是“大脑受寒失调，不会影响身体状况，但会影响生活态度，研究发现，他们好像是着迷于此”。杜劳伦斯把精神分为三部分：理智、想象和记忆。他的结论是，忧郁症乃是想象的疾病，认为忧郁症患者的神智仍属完整，在教会的眼里，忧郁症者并未失去人性——不朽的理性灵魂，因此也不会遭天谴。他认为忧郁症有程度之分，区分了“尚属健康范围之内的忧郁”与超出健康范围的忧郁。就像其他讨论这类题目的作家一样，他的书中有许多趣闻轶事，包括“有位男士决定不再小便，准备等死，因为他认为只要一小便，全城的人都会溺死”。这位男子似乎是因焦虑自己的毁灭能力而无法行动，也造成他对膀胱的精神恐惧。医生只好在他隔壁放火，告诉他全城都快被烧毁了，只有他放松一下才能拯救全城人，这才让他克服了奇特的焦虑。

　　杜劳伦斯最出名的大概是他“向内看”的复杂观念：也就是眼睛向内，看到大脑里面。他无法讲清快乐的人向内看，会看到脑中有什么五彩缤纷的景象，但他确信，由于忧郁症患者的胆中充满黑胆汁，所以当他们向内看时，会看到黑暗之物。“原动力和血脉不停地传输着精气和黑气，从脑送向眼睛，使人看到黑影和空中虚幻的幽灵，因此，眼睛看到的全是想象之物。于是不愉快的事就发生了，即使眼睛是朝外的，仍会看到黑色幻影不断闪现，忧郁症患者会看到许多尸体在飞翔，就像蚂蚁、苍蝇和长的毛发一样，想要呕吐的人也会看到相同的景象。”

　　忧郁开始变成寻常的东西，从此以后，人们就懂得根据损失与悲伤的相对程度，来区分正常的烦恼和忧郁症，也能判断为什么有些人的悲伤程度过了头——三个世纪之后弗洛伊德订下了准则，至今仍用于忧郁症的诊疗。十七世纪初的一位医生在他的文章中提到一位病人悲伤过度，到了“什么事都乐不起来”的程度，直到过世；另一位病人是“苦于忧郁，在母亲过世三个月后，她不知要怎么生活下去。伤心、流泪、漫无目的地晃荡、无所事事”。另一位医生提到，一般的不快乐或悲伤“会招来人性的最大敌人，也就是忧郁”。忧郁从此就成了寻常的东西，若太严重了，就是不正常的东西，这种双重定义很快就成为标准定义。

　　从十六世纪末到整个十七世纪，“正常”的忧郁成了普通的痛苦，这种不悦同时也带来了另一种愉悦。英国的费西诺主张反对弗洛伊德的准则，在欧洲大陆各地都得到愈来愈多的回应。荷兰的列尼奥斯、西班牙的胡奥特与摩卡多、米兰的席威提可斯和法国的杜劳伦斯都提到，一个人忧郁时会比不忧郁时有更多的灵感。亚里士多德学派对忧郁的浪漫想法似乎横扫了欧洲，忧郁变成一种时尚。费西诺确信忧郁是天才的表现，他所在的意大利，所有自认是天才的人，都自认患有忧郁症。由于才华洋溢的人会感到痛苦，所以希望被认为有才华的人也假装很痛苦。费西诺的身边，有一群国际“土星”知识分子聚集在佛罗伦斯，并组成团体。到意大利旅行的英国人看到这种情形，回到家乡后假装世故成熟，表现出忧郁的模样，而且将之当成一种收获，因为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旅行，忧郁很快变成英国人眼中的贵族病。上流阶层的叛逆者——满脸愁容、沉默寡言、一头乱发、暴躁、倨傲、严肃——成了十六世纪末英国社会的典型形象，当时的文章常提到并嘲讽这种典型，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莎翁名剧《皆大欢喜》中“忧郁的杰奎斯”。

　　莎士比亚具有描写忧郁症的高超能力：哈姆雷特这个人物表现得最彻底，大大改变了人们对忧郁的看法。从来没有一个作者像莎士比亚那样，满怀同情心，又如此细致地叙述忧郁，深刻地表现了欢乐与悲伤，呈现出智慧和愚蠢的本质，描绘了狡诈与自毁的特性。在莎士比亚之前，一个人的忧郁只是个别现象，在他之后，忧郁之于存在，不再像是把靛色光线从白光中分离出来那么简单。三棱镜在一瞬间揭露的事，无法改变每天太阳底下的现实。

　　在《哈姆雷特》上演的当时，忧郁症不但是疾病，也是一种特权。十六世纪时，有位理发师在看戏时抱怨他感受到忧郁，结果遭到了严厉的谴责。“忧郁？老天，说什么傻话，你这个剃头的哪有资格讲‘忧郁’这个词？你应该说消沉、无聊和发呆，忧郁是朝臣手臂上的徽章啊！”根据当时一位医师的记载，他的忧郁症病人中，四成是有头衔的人物——但其他的病人大部分是农夫和农妇。上门求诊的贵族中，有三分之二自称有忧郁情绪，而且这些男女都博学多闻，谈的不单是阵阵愁绪，从他们的抱怨之词来看，显然对当时的科学知识和时尚有相当的了解。有位这类的病人“渴望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从脾脏涌出的怨气”。以菟葵为主的药方依然最常使用，治疗这位男子的医生开出希拉萝加弟、青金岩、菟葵、丁香、甘草粉、帝阿姆巴和波维斯山可提，把这些东西调进白酒中，再加入琉璃苣。有人求助于星相图，作为个别参考或用来决定治疗的时辰，还有人尝试放血。当然，宗教咨询也常是好主意。


浪漫的文艺复兴时代(3)

　　就像百忧解时代初期，即使是健康的人也可能会罹患忧郁、抗拒忧郁和谈论忧郁，十七世纪初也一样，没有忧郁症的人也开始注意忧郁这回事。1630年和1990年一样，与这种病症有关的字眼——“抑郁”或“忧郁”——意义愈来愈混乱。在“麻木”还是罪恶的时代，只有病到动弹不得，或有妄想型焦虑的人，才敢承认自己有这种症状。而文艺复兴时代，“忧郁”这个词也意指深刻、感伤、复杂，甚至包括天赋。没有医学疾病的人，也会有忧郁的行为，人们很快就发现，虽然真正的忧郁症很痛苦，但忧郁的行为却很好玩。他们瘫在沙发上


　　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盯着月亮、思索存在的问题、佯称害怕所有困难的事、对别人的询问默不作答，总之，所有曾经属于“麻木”而要避免的禁忌与举止，都出现在他们身上。这种忧郁症是受人钦佩、不断被人分析研究的小病痛。真正患有严重忧郁症的人，会得到众人的同情与尊敬，再加上许多医疗方法的进展，自盖伦的罗马时代以来，这是忧郁症患者待遇较好的时光。这种状态被人同情，有时又令人有点羡慕，曾称之为白色忧郁，它光芒四射而非黑暗阴沉。

　　弥尔顿（十七世纪的英国诗人）写的《幽思之人》，用高雅的诗句子叙述了十七世纪的流行观念：

　　……向你致敬，神圣又睿智的女神，

　　向你致敬，最庄严的忧郁，

　　你那玉洁冰清的容貌如此耀目

　　凡人无法直视

　　弥尔顿甚至高声赞颂修道院的孤绝和消沉，以及年华老去：

　　寻觅静谧隐士居，

　　破旧长袍与陋室，

　　……

　　老成练达使修得

　　先知圣者之音容

　　此福乃为忧郁赐

　　吾心向汝至耆年


科学时代的来临(1)

　　十七世纪出现了一位史上最伟大的为忧郁症辩护的人士。伯顿结合了一千年来的思想与持续涌现的零散个人观点，写成《忧郁的剖析》，他将一生都倾注在这本书中。这是在忧郁症的领域里，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之前最常被引用的书，晦涩、自相矛盾、结构松散、博大精深，试图综合亚里士多德和费西诺的哲学、莎翁笔下人物的意志、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见识、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基督教会的宗教冲动、个人的疾病经验与自省。伯顿的成就，跨越了哲学与医学，介于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开创出一条将精神与物质统一的道路。


　　但我们不能完全赞同伯顿这种因尊重各家不同观点，而把自相矛盾的观点融为一体的作法。他时常对同一个现象提出六种相冲突的解释，而不说明这些都太过武断。现在的读者看这本书，有时候会觉得古怪，但如果来检阅最近由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发表的文章，会发现忧郁症之所以复杂，实在是因为人们对它太过武断——忧郁症是殊途同归的疾病，不管发生在谁身上，发生什么特定的症状，可能都是多种不同途径造成的同一结果。

　　伯顿一开始以生理的观点来看忧郁：“我们的身体和时钟一样，如果一个齿轮出了故障，其他部分也会出问题，整个人都会感到痛苦。”他认为“哲学家为冷与热订出八个等级，我们也可以订出八十八种忧郁，因为有此病症的人有多种病因，或者陷入这恐怖深渊的程度有所不同。” 后来他又说：“普罗秋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具变形的能力）本身并没有那么多面貌，你也可以像忧郁症患者一样，把月亮当成新外套或者观看扇子在空中的动作。”伯顿作了大致的分类，区分出脑为主的“脑性忧郁”、“全身性忧郁”，以及因“肠、肝、脾或薄膜”而导致的忧郁，他称之为“肠气忧郁”。他依此分类和再细分，建立了愁苦的地图。

　　伯顿把忧郁与单一的“沮丧、伤心、烦闷、愚钝、坏脾气、孤僻、敏感和不高兴”区别开。他说，这些特质人人都有，不能依此就推断为病症。“男人是由女人所生，”他引用《公祷书》的话说：“缺乏毅力，时时遭受烦恼所苦。”这不代表我们所有人都有忧郁症。实际上，伯顿说：“我们的人生中充满苦难。平凡人要追求一辈子的永恒欢乐，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事。这十分愚蠢，不明了这点、不学习忍受的人，无法存活在世间。因此，如果不容忍这个现实，就不可能避开这些事情，但是，要培养宽宏的气量，别让自己陷落进去，接受痛苦，持久忍耐。”

　　除非你能承受不幸，否则无法活在人间，每个人都会遭受苦难，但苦难常会愈滚愈大。“虽然小小的咳嗽是可以忍受的，持续不断却可能是肺结核，忧郁症的发作也是一样。”伯顿也确立了新的理论，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忍受创伤的能力，创伤的程度和忍受力的程度二者的较量决定了病症的程度。“有些人只觉得是跳蚤咬一口的小问题，对其他人却是无法忍受的事；一个人可以自行调适，冷静面对，轻松度过难关，短暂的痛苦一下就过去了，但若不断受到欺凌、伤害、烦恼、侮辱、失败、背叛、中伤等等，到了令人爆发的程度，他的脸色就变了、理智就消失了、不能入睡、精神萎靡、心情沉重……忧郁把他压垮了。就像因欠债而进监牢的人，一旦他被关起来，所有的债主都会找他麻烦，这可能会使他关得更久；如果一个受苦的人遭到不幸，一时之间，所有烦恼都会找上他，然后他就像只跛脚的狗或断翅的天鹅般垂头丧气，最后他就得了忧郁症。” 伯顿也简单说明了焦虑的经验，精准地将其放在他忧郁的叙述中：“在白天，他们依然会被某些可怖的东西所惊吓，为猜疑、恐惧、悲伤、不满、担忧、羞愧、悲痛等等这么多管不住的野马所苦恼，他一分一秒都静不下来。”

　　伯顿用多种词句叙述忧郁：“猜疑”、“嫉妒”、“怨恨”、“贪婪”、“满怀怨言”、“欲望无法满足”和“想要复仇”。这同样也是他写的：“其实忧郁的人大多很机灵，而且‘他们的忧郁倾向’使他们得到多次神圣的狂喜，那是一种宗教狂热……使他们成为卓越的哲学家、诗人、先知等。”他以谨慎的手法处理忧郁症中与宗教有关的部分，以回避当时的言论管制——但他仍然主张过度的宗教狂热可能是忧郁症的表现，或形成心神错乱的绝望，他断言，那些因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上帝的要求而感到难过的人，可能是陷入了忧郁症的妄想。他还说——终于有人这么说了——忧郁其实不仅属于灵魂，也是身体的病症，不过当时如杜劳伦斯等人，会避免提及失去理智（这会使他的病人变成非人，也就是动物），称这种病症是“失去想像力”，而不说是失去理智。

　　伯顿接着开始为忧郁症疗法归类。有些是邪道的疗法“来自于魔鬼、法师、女巫，施以符咒、迷惑、魔法、幻象等”，而正统的疗法“直接来自于天上的木星准则，属于大自然，这些疗法是医生、病人、药师们所关心和愿意采用的”。虽然伯顿在书中零零散散地提到数十种疗法，他最后说“最重要的”疗法在于努力去找到“心中的欲望和迷乱”。他还提议要对朋友“开诚布公”，追求“喜悦、音乐和快乐的伙伴”。他提出自己的独门药方：金盏花、蒲公英、白杨木、柳木、樫柳、玫瑰、紫罗兰、甜苹果、葡萄酒、烟草、罂粟浆、甘菊、“在星期五木星的时辰采的”贯叶连翘，并戴上用驴子右蹄制成的指环。
科学时代的来临(2)

　　伯顿也处理了自杀这道难题。虽然忧郁在十六世纪末成为时尚风潮，但自杀仍被教会法律禁止，经济制裁更使其成为禁忌。在当时的英国若有人自杀，家人得缴出自杀者所有的财产，包括犁、耙子、货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一位磨坊主给了自己致命的一刀，临死前懊悔地说：“国王会没收我的财产，我的妻儿将一贫如洗。”面对当时的言论禁忌，伯顿也十分谨慎地讨论自杀的宗教意义，但也承认极度的焦虑是如何难以忍受，他发出疑问：“就忧郁来看，一个人对自己施暴是否合法？”他后来写道：“他们过着肮脏、丑恶又愁苦的日子，


　　悲惨的人生里，他们找不到一点喘息的空间和解脱之道，于是想用死来了结一切……当自己的刽子手，为自己行刑。”这种言论十分惊人，因为在伯顿之前，忧郁和“自戕”这种忤逆上帝的重罪是完全分开的。事实上，“自杀”这个字似乎是在伯顿的历史巨著出版后不久才开始出现的。书中提及几个因为政治或道德的理由而自杀的故事，都是因令人烦恼的问题而作此抉择，并不是因为病痛。接下来谈到非理性的自杀者，把两件事合并在一起，以往受人厌恶的自杀行为，从此就成了独立的讨论主题。

　　伯顿谈到一连串有趣的忧郁症妄想——有位男子认为自己是贝壳，还有人认为“他们是玻璃，所以没人理会；有人自认是软木塞、轻如羽毛或重如铅锤；有人担心自己的头会掉下来，肚子里有青蛙等；有人不敢过桥，不敢接近池塘、石头、陡峭的山峰，不敢躺在有横梁的卧室，因为怕自己会想上吊、溺死或跳下去”。这些妄想都是当时忧郁症的特征，这类记录充斥在医学或一般文学作品中。荷兰作家巴流斯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里，认为自己是玻璃，是用稻草扎的，随时会着火。塞万提斯写过一本小说，叫《玻璃硕士》，谈到一个自认是玻璃做的人。由于这类错觉实在太多，当时有些医生干脆称其为“玻璃妄想症”。那个时代前后，在所有西方国家中都可看到此种现象。那时有许多荷兰人认为自己的臀部是玻璃做的，担心坐下会破掉而苦恼万分：有人坚持要用稻草把自己包起来放进箱子里才可以出门旅行。卡萨诺瓦写了篇关于一位面包师的长篇传记，面包师认为自己是奶油做的，害怕自己会溶化掉，坚持不穿衣服，只用树叶包着，以保持低温。

　　这些妄想造成了的一整套忧郁行为——使人们畏惧正常的生活，活在持续不断的恐惧之中，抗拒人群。受此苦的人常有一致的症状——莫名的悲伤、总是感到疲累、没胃口等等——与现代的忧郁症相同。这些存在于早期的妄想倾向（教宗比约二世称法王查理斯六世为“愚人”，他早在十四世纪时就自认是玻璃做的，并在衣服中缝进铁骨，好保护自己跌倒时不会摔破。追溯到更早，古代的鲁福斯就记录了这类妄想——译者注），于十七世纪达到高峰，现在已很少听闻。最近有报道提到，一个荷兰妇女认为自己的手是玻璃做的，她唯恐手臂破裂而不愿穿衣。情感性精神分裂症的病人常有幻听或幻视；强迫症的人会过度恐惧，如害怕不干净的东西。不过，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忧郁症愈来愈不会造成这种妄想。十七世纪的妄想者，都是在表现他们的偏执和被害妄想，以及一般生活会带给他们已超出能力控制范围的恐惧感，而这种情绪也正是现代忧郁症的特性。

　　我记得我自己在忧郁时无法处理平常的事务。“我没办法坐下来看电影，”有一次朋友邀我去看电影时，我这么回答：“我没法出门。”我说改天再去。我没办法解释这种感觉，并不是害怕自己在电影院里溶化掉，或是在寒冷的户外冻成石头，基本上，我知道自己害怕出门很没道理，但我确定，我没法出门就像我没法一跃跳上高楼一样。或许我该（也真的这么想）归咎于血清素。对于十七世纪的忧郁妄想为何会有如此具体的形式，我认为没有可信的解释，不过，可能是因为忧郁的科学说法和疗法开始出现，人们就创造出解释的武器来对抗恐惧。只有在进步的社会里，才不会有人因为自认为有玻璃骨骼而害怕被人触摸，害怕站或坐；只有在错综复杂的环境里，人们即使会无由地害怕热气，但不至于害怕自己会融化掉。这些令现代医师感到难以理解的妄想，只要找到它们的前后脉络，就比较容易掌握了。

　　笛卡尔是十七世纪医学的伟大改革者，至少从哲学观点来看是如此。虽然他提出的意识的忧郁模型仍依附于基督教传统教义的身心分离论，但还是一脉独特的医学分支，尤其是心理疾病的疗法。笛卡尔十分强调精神对身体的影响，反之亦然，他在《灵魂的热情》谈到精神状态会立即影响身体，但他的后继者的研究倾向于身心完全分离的假设。事实上，笛卡尔主义生物学开始主导人们思想，而这种生物学大部分是不正确的。笛卡尔的理论导致忧郁症患者命运的大倒退。无止境地在什么是身体和什么是精神上钻牛角尖——忧郁症是“化学失衡”抑或是“人性的弱点”——是笛卡尔留给我们的遗产。直到最近，我们才解开这个困惑。不过，为什么笛卡尔的生物学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如一位伦敦大学的心理学家所说：“就我的经验来看，没有身体，没有精神，就没有问题。”

　　威利斯的研究专注于证明精神易受身体影响，他于十七世纪中发表了《关于野兽灵魂的两篇论述》，这是第一份条理分明的忧郁化学理论，并不承衍古老的黑胆汁、脾或肝的体液论。威利斯相信血液中有“不燃之火”，由“含硫磺的食物”和“含硝酸的空气”滋长，大脑和精神汇聚了“不燃之火”，形成精气来引导感官和行动。对威利斯来说，灵魂是生理现象，是视觉可见的身体里的“阴暗沼泽”，依赖血气而生。威利斯认为在不同环境下，血会变得较咸，抑制了体内之火，使大脑变得晦暗不明，使忧郁的黑暗升起。威利斯相信，血的盐度受种种外在环境影响，包括天气、用脑过度和缺乏运动。受忧郁缠绕的大脑看到了黑暗，二者结合成为人的个性。“因此，当生命之火变得微弱时，任何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会使它摇晃、颤抖，无怪乎，忧郁的人就像有颗陷落而荒废的心，总是感到悲伤和恐惧。”这样的问题若持续下去，会造成大脑结构的变化。忧郁的血会“在附近的组织挖出多孔组织”，“变酸的精气”和“忧郁的秽物”改变了“大脑本身的构造”。于是精气“不再依原来管道流动，而是异常地占据大片大片的新空间”。虽然这种理论的来源不明，但是已得到现代科学的证实。持续的忧郁的确会改变大脑构造，挖出“不寻常的空间”。

科学时代的来临(3)

　　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科学向前跨了一大步。随着新人体理论的建立，忧郁症的地位也有显著改变，出现一连串有关精神生物学及机能障碍的理论。罗宾森于1729年提出一套身体的纤维模型，指出忧郁症是纤维失去弹性所引起。罗宾森并不太信任我们现在所说的谈话治疗，“若你想劝一个人走出极度强烈的狂热，”他写道：“就等于是试图利用声音的意象来改变他的行动能力，没人有这么好的口才。”从此医学界倾向于认定忧郁症患者没有能力控制自己，并以此作为医治的根据。




　　1742年，波尔哈夫延续这种想法，提出所谓的医学机器模型，以水力学的理论来解释所有身体的功能，他把身体看成“活的、有生命的机器”。波尔哈夫认为大脑是一种腺体，神经液从这个腺体出发，借血液流遍全身。血液是多种物质的混合体，若是失衡，他认为就会发生问题。忧郁症是因为血液中的浓稠油性物质堆积，神经液供应不足而引起。在此情形下，血液会流不到该流通的地方。波尔哈夫说，这通常是因为人在繁重思考时耗掉过多神经液；解决之道是少思考、多运动，让血液成分平衡一点。波尔哈夫和威利斯一样，洞悉某种道理：大脑特定部位的血液供应量减少，可能会造成忧郁或妄想；而老人忧郁症的发作，通常是血液无法正常流到大脑，特定部分变厚（好像凝结一样），无法吸收血液的养分。

　　这种理论完全摒除了人类的人性。波尔哈夫的大力拥护者之一，拉·梅特里于1747年发表的《人是机器》震惊了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被法国宗教法庭驱逐至来登（后又被赶出来登，四十二岁时死于偏远的柏林）。他认为人不过就是会产生机械动作的化学物质体——我们承袭了这样纯粹的科学理论。拉·梅特里坚称活的物体天生就是烦躁的，所有的活动都是来自于烦躁。“烦躁是我们所有感觉、所有愉悦、所有激情和所有思考的来源。”这种看法源于一个人类天性的概念，这所有一切，都是有秩序的；忧郁症这样的失常，就如同这部精致的机器出了故障，无法正常运作，而不是它原本功能之一。人类到这里只差一小步就可以把忧郁症理解为一般精神障碍的一个侧面，霍夫曼是第一个清楚且有力地提出遗传理论的人。“疯狂是会遗传的疾病，”他写道：“而且会持续一生；它有时候停下来，这时候，病人各方面看来都没问题；每隔一阵子就会复发。”霍夫曼提出十分传统的忧郁症疗法，并以充满怜爱的口吻说：“对于少女因爱而产生的疯狂，最有效的药是结婚。”

　　科学对身体和精神的解释在十八世纪快速发展。但在理性的时代，失去理性的人在社会上处于不利的状况，虽然科学前进了一大步，但忧郁症患者的地位却倒退了一大步。斯宾诺沙在十七世纪末时说的一段话，可视为理性大获全胜的预兆：“我们愈能掌控情绪，理智就相对愈活跃，我们也就更能了解情绪，”而且“每个人都有能力清楚、明确地了解自己和自己的情绪，也有能力更客观地看待它们。” 所以有关忧郁症患者的印象不再是恶魔，而是放纵，是拒绝养成健康的自律。除了宗教法庭治理时期，十八世纪是历史上精神障碍最肆虐的年代。虽然波尔哈夫和拉·梅特里已将其理论化，严重的精神障碍者一旦被清楚归类，他们一半被视为实验品，一半是像丛林外的野兽，需要接受驯服。着迷于礼仪和习俗，敌视不遵从的人，看到从殖民地带回来的异族人就感到兴奋，十八世纪对违抗习俗的古怪失常者强施以酷刑，不管他们是什么阶级，什么种族。这些人与社会隔绝，集中于光怪陆离的英国贝德兰疯人院，或是恐怖的法国比塞特医院，最沉着理智的人到了这种地方都会发疯。虽然这类机构存在已久——贝德兰成立于1247年，从1547年开始收容贫穷的精神障碍者——但到了十八世纪才独立出来。“理智”的概念里包含有人类和谐共存的涵义，基本上，也是英国国教的观念；“理智”由绝大多数人来定义。把极端者吸纳进社会秩序的想法有违理智。就理性时代的标准来说，精神的极端状态不算正常逻辑的边缘，他们根本就是完全在整体之外。在十八世纪，精神障碍者全无权力和地位。妄想症者和忧郁症患者受到社会极大的压抑，连布莱克（英国诗人）都要叹道：“鬼魂属于非法。”

　　在各种精神障碍中，忧郁症患者的好处是相对较温顺，所以不像发疯或精神分裂那样受到较残忍的对待。肮脏、卑下、折磨和悲惨，是忧郁症在整个理性时代与摄政时代的命运。严重的精神障碍者也有可能会恢复正常，这种看法在社会上是受到压制的，一旦被人发现有精神病，就得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因为精神障碍者和一头被捕的犀牛一样，不可能再有人类的理性。贝德兰的主治医师蒙洛说忧郁症难以治愈，而且“要治疗失常者，‘手法’和医术一样重要。”患了极度严重的忧郁症的人，通常是残忍疗法的施行对象。波尔哈夫自己就曾提议以更大的身体痛苦，来分散病人对内心痛苦的注意。让忧郁症患者溺水是常见的手法，还用到像怪诞画作里的怪异机器，来让患者旋转至昏厥或呕吐。

　　较轻微的忧郁症者，因他们的症状而活在近乎黑暗的生活中。鲍斯韦尔（十八世纪的英国传记作家）写了一封长信给他的朋友，内容是关于他的忧郁症经验。在他之后，诗人科伯也做过同样的事。他们的文字流露出那个时代忧郁症患者极端痛苦的感受。鲍斯韦尔在1763年写道：“在这封信里，满纸都是你可怜的朋友的悲惨命运。我的忧郁症已到了最骇人、最苦恼的地步。我沮丧透了。我的心中塞满了最黑暗的想法，我的理智已弃我而去。你相信吗？我疯狂地满街走，号啕大哭，泪流满面，从我内心发出呻吟。哦！老天爷！我怎么受得了！哦！我的朋友，为什么我会这么悲惨。我该怎么办？我对任何事都没兴趣。所有事情都毫无意义，都那么枯燥乏味。” 当年的不久，他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补充说：“深深的忧郁笼罩着我。我觉得自己老了，悲惨又凄凉。所有你能想象的恐怖念头，都涌现在我的脑海中。我以完全不确定的眼光看事情：所有事物都是那么暗淡、愁苦。”鲍斯韦尔开始每天写十行字对自己说话，虽然写得很简略，但他发现在经历忧郁时写下自己的感受，竟可以保持某种程度的清醒。所以我们可看到这样的字句：“你陷入恐怖的忧郁中，满脑子都是不该有的吓人念头。你回到家祈祷……”几天后：“昨天你在晚餐后心情很差，被自己糟糕的想法吓坏。你感到疑惑、不确定，瘫软下来，说想要上床，勉强读着希腊文学……”


科学时代的来临(4)

　　鲍斯韦尔曾记录约翰逊(十八世纪的英国文豪)的生活，他也得过严重的忧郁症，事实上，是他们共同的忧郁经验使他们结为好友。约翰逊说伯顿写的《忧郁的剖析》是唯一能让他起床的书——“比他预期的时间早起两小时。”约翰逊总是很注意道德，害怕浪费时间，但在他忧郁最严重的时候，他会无所事事地躺上好久，“我总是希望能抗拒‘黑狗’，”约翰逊写道：“在驱赶它的时候，我几乎失去了所有可助我一臂之力的东西。当我孤独地用早餐时，那黑狗就在那等着要分食，从早到晚，它都在吠叫着。”就如同鲍斯韦尔借用德来敦（


　　十七世纪英国诗人）的诗句对约翰逊说：“忧郁，和‘大智慧’一样，与疯狂只有一线之隔。但依我来看，二者大大不同。”

　　柯珀诗化了他的悲怆，但却比鲍斯韦尔还凄绝。柯珀于1772年写了封信给他的堂兄：“我努力不在信中谈悲伤与愁苦，但是我活跃的和弦都走了调。”接下来的一年，他发生严重的崩溃，有时候完全动弹不得。这段时间他写了一连串令人惊骇的诗给朋友，其中一篇的结尾是这样的：“我，遭天谴，封于血肉之坟／葬于土地之上。”柯珀无法从写作中得到解脱，一天十行字也不能舒缓他的愁苦。事实上，虽然他明白自己是伟大的诗人，但他觉得他的写作能力与忧郁体验没什么关系。1780年，他在写给约翰·纽曼的信上说：“别人期待的是我那可怖的内在自我，而非我为任何目的将其表达出来的力量。我背着无人接下的重担，怀着一颗坚毅得不可思议的心。”杨格（十八世纪英国诗人），大约在同时期的写作中提到“藏于内心的陌生人”，并描述了这世界的郁郁无情：“世界是如此忧郁的容颜！不过／更为悲惨的是，世界是人们真正的容颜！”斯摩莱特（十八世纪英国小说家）写道：“过去十四年来，我内心中有座医院，以最痛苦的方式照顾自己。” 女人的命运更加悲惨。德凡侯爵夫人用英文写信给友人：“你不可能想象能理解它，更别说是被它吞噬了。我真希望我从没活过。”她在另一封信中以厌弃自己的口吻说：“告诉我，烦人的生活，为什么我依然怕死。”

　　十八世纪末的英国新教苦修者把忧郁症归咎于社会沉沦，并指出怀旧的贵族阶级患病率特别高。曾是贵族优雅的标记，如今成为道德沦丧和脆弱的标记，解决之道是除去傲气。约翰逊说这种痛苦可防止怨气，并发现“苏格兰的人民既不富有也不奢华，就我所知，当地的精神障碍者非常少见。”布朗（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医生兼作家）也说：“我们颓废、胆怯的生活，加上我们的岛屿型气候，使我们的意志越来越消沉，精神障碍者也愈来愈多，令人难堪。” 柏克（十八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及哲学家）说：“忧郁、丧志、绝望和常发生的自戕，是因为我们以消沉的眼光、疲弱的身体看待事物的结果。这些罪恶的解药是运动或劳动。”伏尔泰小说中的人物康第德即使是在他的烦恼已近尾声之时，依然持续奋斗，最后他沮丧地对女主人公说：“我想知道哪件事是最惨的，被黑人海盗抢了一百次、屁股肉被削下来、挑战保加利亚军队、在宗教的火刑仪式上遭鞭打和吊起、被刀砍、在大船中当划桨工——就我们的经验来说，每件事都很痛苦——还是坐在这边无事可做最惨？”问题直到康第德和她亲自整理自家菜园才解决，泥土的味道使他的心情变好了很多。不过相反的看法（上流的生活可提升精神层次，工作会使其降低）依然很流行。华尔波尔（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开给朋友一个药方：“处方——在伦敦待三百六十五天。”以除去他心中的重担，这种病是乡下的甜酒治不好的。

　　到了十八世纪末，浪漫主义的精神开始抬头，纯粹理性太过乏味而逐渐破灭。精神开始变成高贵的东西，崇高而又令人悲痛。忧郁又一次被放纵，比费西诺的时代更受人景仰。格雷（十八世纪的英国文学家）捕捉到时代的气氛，这个时代再度将忧郁视为知识的来源，而非排拒知识的愚行。他的“乡村墓地挽歌”成为经由悲伤而得到真理智慧的标准文体，人们可借此学到“光明的道路不过就是朝坟墓而去”。在伊顿学校（历史悠久的英国贵族学校——译者注）的操场上，他看到：

　　悲愁降临在每个人身上，

　　苦难不同但一样地哀痛。

　　慰藉他人之苦，

　　以忘却自身之苦。

　　不要再有愁苦了；

　　无知才是真幸福，

　　聪明人其实愚蠢。

　　柯勒律治（十八世纪的英国诗人）于1794年在文中说他渴望被“苦闷的喜悦”麻痹，“暗色的翅膀把骚动的心孵成神秘的喜悦。”康德认为“忧郁可远离俗世尘嚣，因为合理的倦怠是一种崇高”。而“以规范为准的美德有个特点，它似乎是要与心灵的忧郁结合才能达到最高和谐。”在此气氛之下，十九世纪接受了忧郁症。

　　在告别十八世纪之前，我们也该来看看当时的美国殖民地发生了什么事，当时基督教的力量比欧洲还强大。忧郁症的问题更让移民感到苦恼和困扰，于是有一个关注此问题的美国学派很快就在麻省形成。美国移民比起欧洲人更加保守，他们常表现出非黑即白的宗教式观点，他们喜欢用宗教来解释忧郁症。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应付接踵而来的忧郁。他们讨生活非常困难，社会制度依然僵硬，道德标准很高，孤立感尤其强烈。他们无法服用华尔波尔的“处方”，没有多少炫丽或有趣的方法可以甩开忧郁。把生活重心放在宗教救赎和真理中，也叫人发疯，因为这种唯一的生活重心是非常不确定的东西。

科学时代的来临(5)

　　这种社会里的忧郁症患者，几乎都被视为恶魔附身，因他们本身的脆弱或不努力向上帝忏悔而被恶魔蹂躏。马瑟（当时的清教徒领袖）是第一个长篇论述探讨此问题的人。虽然他早期倾向于极端的道德评判思想，后来因他的妻子琳达得了“如同被撒旦附身”的忧郁而改变态度。接下来的几年，马瑟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研究忧郁症的问题，同时开始构思一种理论，将神圣、生物、自然和超自然的理论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马瑟在1724年出版了《贝西斯达的天使》，是美国第一本关于忧郁症的书。他在疗法上着墨较多，很少提到恐怖的病


　　因。“作为可怜的忧郁症患者的朋友，你不能太快就对恼人的事感到厌烦，要耐心对待。对他们的烦恼和愚蠢一定要耐心忍受。我们是坚强的人，必须克服脆弱的缺点：以毅力、忍让、宽宏的心同情他们，像对小孩一样迁就他们，用和颜悦色，轻声细语对待他们。他们说的话令人生气，就像在刺痛你一样，我们不可以以牙还牙：这时候不是他们在说话，而是他们的病在说话！他们的个性还是和以前一样。” 马瑟提出的奇特疗法混合了驱魔和生物学的方法：以开紫花的紫蘩蒌熬成药汁，贯叶连翘的顶部，以及治疗疯狂的药物，和相当令人怀疑的方法——“使用活燕子，切成两段”；“剃光头发，用蒸汽薰”和“四盎司褐色的糖浆，混以合适的溶剂，一天分两次服一汤匙”。

　　罗斯于1794年出版了一本书，将强烈的情绪视为一种“增强或削弱生命与自然作用”的能力。他断言，当“激烈情绪超出常态与限度时，就成了放纵，必须避免；不单是因为它会扰乱心灵的平静，还会伤害体质”。他以清教徒的传统，建议清心寡欲——减少强烈的情绪和性爱——是避免走极端的最佳良方。这种基督教的观念在别的地方都已渐渐消失，在美国却是十分普遍。即使到了十九世纪中，美国狂热的宗教复兴几乎造成人们的心理疾病。美国是发生“狂热厌食症”最多的地方，这些患者相信自己不配享用上帝赐予的粮食（通常还有睡眠）而绝食，把自己饿到生病甚至死亡：他们被当时的人称为“饥饿的完美主义者”。

　　如果理性时代是对忧郁症特别恶劣的时代，那十八世纪末开始的浪漫时代到维多利亚思想全盛时期，则是对忧郁症格外优遇的时代。这时候，忧郁不但被视为具有洞察力的心理状态，而且本身就可以洞察世界。这是一个痛苦的世界，上帝的本质是明显的，但却无法显现具体精确的外貌；而工业的兴起也首次孵育出现代主义的异化，把人和人所生产的物区分开来。康德认为崇高总是“伴随着一点恐怖和忧郁”。在这个时代，绝对实证主义基本上被看得天真而非神圣。在过去，很久远的过去，人与大自然无疑曾经十分亲近，后来人类失去与土地的亲密关系，也就失去了无法挽回的喜悦。这个时代的人并不隐讳对过去时光的悼念——不只是年老，不只是力衰，还包括人无法使时光停止流逝。这是个歌德写出《浮士德》的时代，他曾说过对刹那的看法：“你真美好！停下来吧！”人类愿意为此出卖灵魂、万劫不复。童年重现了天真与欢乐，童年流逝后，便步入阴暗、痛苦、堕落的成人世界。就像华兹华斯（十九世纪的英国诗人）说的：“我们诗人以开朗的年轻时代为始／但以消沉和疯狂为终。”

　　济慈写道：“我相当渴望安逸的死亡”。——因为生命的实践是极大的痛苦，令人无法忍受。他以不可承受生命无常的悲伤语气写了经典的《忧郁咏》和《希腊古瓮咏》，这样的悲伤使最值得珍视之物成为最令人哀伤的东西，所以欢乐与哀愁终究没有差别。关于忧郁本身，他说：

　　她看重美貌——那必将逝去的美貌：

　　还有欢乐，曾在他唇上找到的欢乐，

　　尝试分离，快乐却又痛苦不安，

　　投向那蜜蜂啜饮着的毒药：

　　唉，在快乐的殿堂里，

　　披上面纱的“愁”有她至尊的圣地。

　　所以雪莱也描绘了人生的无常、光阴的流逝、悲伤结束之后是另一次更大的悲伤：

　　今日绽放的花朵

　　明天就谢了；

　　我们不愿放过的东西，

　　来了又走。

　　……

　　当时光缓缓流过，

　　你看到美好——在睡梦中

　　醒来时只剩泪水。

　　意大利的利奥帕底也有同样的情绪，他写道：“命运留给我们的／除了死亡外别无他物。”这与在乡间墓园思索着美丽沉郁的格雷所说的不同，而是最早的虚无主义，这种万物皆空的想法，比较像圣经中的《传道书》——“空的虚空；凡事皆虚空”，而不像《失乐园》。在德国，这种感觉有一个忧郁以外的名字：“悲观主义”或是厌世。于是这种感觉变成了一个透视镜，透过它看到其他感受。歌德，最伟大的悲观主义代表人物，比其他文学家更多地描绘了这种忧郁本身狂暴、悲剧的特质。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中，他叙述了永恒崇高的不可能性：“那段时间，我渴求快乐的无知，希望脱离这陌生的世界，我在这个世界，希望得到大量的精神食粮和喜悦，借此填饱和满足我的求知欲，渴望得到奥妙的知识。如今我回到那广大的世界——哦，我的朋友，我带着失望和破灭的理想而归……人都会在最需要力量的时候感到无力吗？当人喜悦地高高飞起，或痛苦地向下沉沦，他都会停下来吗？他都会再度回到枯燥、冰冷的清醒状态吗？或者，他会渴望迷失在无止境的充实里吗？”在这里，忧郁就是真理。波特莱尔提出了“怨念”的说法，这个词是随着法国浪漫主义而产生的情绪。他笔下悲伤不幸的惨淡世界，所企图达到超越忧郁的境界，不下于歌德所追求的崇高境界。
科学时代的来临(6)

　　沉重的天空低垂如盖

　　令人痛苦渴求光明

　　辽阔的地平线隐而未现




　　这暗沉的白天比黑夜还阴郁

　　……

　　没有鼓和其他乐器的灵车

　　列队缓缓走过我的灵魂：沉郁，悲伤，

　　哀悼希望与惆怅，凶残、无所不能，

　　把黑色的旗帜插在我低垂的头颅里。

　　除了诗这条线之外，另一条线是哲学，回到了康德浪漫的理性主义、伏尔泰的乐观和笛卡尔思想中与忧郁有关的冷静，还有《哈姆雷特》剧中角色的无力与无助感，甚至回到了“冥想宇宙”。黑格尔在十九世纪初期时送给我们一句话：“历史不是滋养快乐的沃土，快乐在历史上是一片空白。历史上有几段满足的时期，但是满足并不等于快乐。”这种否认文明是朝着追求快乐的方向发展的看法，开启了现代犬儒主义的先河。我们现在看来平淡无奇，但在当时却是消极的异端邪说——真相是，我们生下来就是受苦，痛苦将一直持续下去，而能够了解苦难，在苦难之下好好过活的人，就是看透历史之过去与未来的人。但是，阴沉的黑格尔却又在其他著作中说，向苦难投降就是认输。

　　在所有哲学家中，克尔凯郭尔是忧郁的模范生。他不受黑格尔致力于抗拒苦难的影响，克尔凯郭尔遵循所有的真理，最后得到不合逻辑的结论，但他绝不妥协。他在他的痛苦中找到奇特的慰藉，因为他相信痛苦是诚实且客观的东西。“我的悲伤是我的城堡，”他写道：“在我最忧郁的时候，我爱生命，因为我爱忧郁。”看起来，克尔凯郭尔似乎认为快乐会令他衰弱。由于他无法爱身边的人，所以转而投向信仰，把信仰当成对某些事物的表达方式，而这些事物和超越苦难一样遥远。“我站在这里，”他写道：“像个弓箭手，把弓拉到最满，他得射中前方五步之遥的靶子。弓箭手说，我办不到，但如果把靶子放在两三百步外的地方，我就有办法射中！”虽然以前的哲学家和诗人就已经谈过忧郁的人，但克尔凯郭尔却把所有人类都看成是忧郁的。他写道：“罕见的不是陷入绝望的人，绝对不是他们，那些真正罕见的、极少见的，是从未陷入绝望的人。”

　　叔本华是比克尔凯郭尔更伟大的悲观主义者，因为他根本不认为痛苦是崇高的事，此外，他也是讽刺作家和诗人，认为生活和历史的延续比悲剧还荒谬。“生活是赔本生意，”他写道：“我们就只是看看它，在这个世界，永远吃不饱的人靠吞食他人维持生命，把自己的存在交到焦虑与欲望的手上，还时常要忍受可怖的折磨，直到死亡到来的那一天。” 对叔本华来说，活着只是因为人的动物本能需要，动物本能“是最首要也最绝对的，是所有假设的假设”。对于亚里士多德在古代提出的天才是忧郁者的看法，他回应说，任何有智慧的人都会察觉到“自身悲惨的状态”。叔本华和斯威夫特与伏尔泰一样，相信工作——并不是因为工作会产生快乐，而是因为工作可转移人对与生俱来的忧郁的注意力。“如果世界是个华美又舒适的天堂，”他写道：“人类就会无聊至死或自杀。”即使是可以让人脱离痛苦的身体愉悦，也不过是自然赋予的必要休闲娱乐，好让种族可延续。“如果孩子是理性而生，那人类不就要灭亡了吗？”

　　尼采是真正企图把这些观点带回到疾病与洞察力之特定问题的人。“我曾问自己，是否以前哲学、道德与宗教的终极价值都不能与虚弱者、精神障碍者和神经衰弱者的价值相比拟：这几种人，程度若是轻微，表现都差不多。古代的医生，甚至是现在某些医生认为健康与患病本质上没什么不同。事实上，这两种存在的形式差别只在程度：正常状况的过度、失衡和不协调而导致异常状态。” 到了十九世纪，有精神问题和精神障碍的人，又变回了人。过去数百年，他们被当成动物看待，这时候变成中产阶级特质的仿造者，不论他们愿不愿意如此。皮内尔是最早的精神障碍医疗的改革者。他于1806年出版论文，提出“疯狂的精神疗法”的观念，指出“大脑的解剖学和病理学仍然是未知的领域”，对他来说，这是唯一进步的方法。皮内尔设立了符合高标准的医院。他要求手下最重要的员工“试着让所有事都在他的保护之下，日日警惕，作一个慈爱的监护人，他绝不忘记从事真正慈善事业的原则。他会仔细注意全医院的饮食，让最挑剔的人也没有抱怨或不满的机会。他以严格的纪律管理内部人员，并对所有缺乏仁心、采取粗暴方式的医疗者施以严厉的处罚，那只是他们应尽的职责，任何粗暴行为都是有罪的。”

　　十九世纪的重要成就是建立让精神障碍者住院接受照顾的疗养院。开设这种疗养院的图克说：“照顾忧郁症患者时，和他们谈伤心之事是极不明智的行为。该采用完全相反的方法。每种诱导精神的手段要从病人喜欢的事情下手，不能让他陷入不愉快的思绪，”根据另一家疗养院的院长的说法，这些疗程（相对于上个世纪惩罚性的捆绑和奇怪的“驯服”技术）的效果——“忧郁症患者，不再因渴求寻常的关怀而使病情加剧，不再有之前夸张的性格。”疗养院如雨后春笋般一家家成立。在1807年的英国总人口中，每一万人就有2.24人被诊断为精神障碍（严重忧郁症也被归为这一类）；在1844年，人数为12.66人，到1890年，人数到了29.63人。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精神障碍者人数为十九世纪初的十三倍，这现象一小部分可归因为心理疾病增加，但事实上，在英国国会施行“精神障碍者法案”的十六年里（1845至1862年），被断定为严重精神障碍者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原因一部分是人们不再害怕承认家人有精神病，一部分是精神正常的标准更加严格，另一部分是维多利亚时代工业主义造成的灾难。同样是还没严重到要进疯人院的忧郁症患者，以前是安静地躲在厨房里，如今得离开狄更斯笔下快乐的英式家庭，安置于看不到的地方，使他不会干扰社会的安宁。疗养院提供治疗的社群，但也切断了可供他享有天伦之爱的人群。疗养院的成长也与“治愈率”的提高有紧密的关系——如果某些人真的可借着呆在疗养院而得到改善，那么，把任何在生活中遭遇挫折而悲伤的人送到他该呆的地方，就成了一种义务。


科学时代的来临(7)

　　疗养院的规范经过长时间的修改制订。这个问题早在1807年就成为英国国会特别审查委员会的辩论题目。首次提出的“精神障碍者法案”，要求每个郡都要设置收容严重精神障碍者的疗养院，其中包括严重的忧郁症患者；1862年的“精神障碍者相关修正案”开启了自愿入院的可能性，如此一来，有精神病症状的人经过医师证明后，可以自行入院。这项条款显示了疗养院的长足进步——十八世纪时，要到极为疯狂的地步才能进医院。这个时期，有公家经营的郡立疗养院，有私人经营的营利疗养院，还有收容严重病患的注册医院（如1850年


　　收容了四百多位病人的贝德兰疯人院），经费来自公款与私人捐助。

　　十九世纪是个归类的时代。大家都在争辩疾病的特性与范围，每个人都在为以往只被视为忧郁症的病症重新归类，再细分子类。伟大的分类与治疗理论家一个接一个快速出现，每个人都把前辈的理论再做细微的修正，以大跃进的速度改进疗法。贝道斯早在十九世纪的第一年就质疑：“到底该把发疯归为一类，还是细分到每个病例都自成一类。”

　　美国的拉许相信发疯是长期持续的兴奋状态。这种状况是外在影响所引起。“某些职业比其他人更容易疯狂，诗人、画家、雕刻家和艺术家大多有此倾向。他们要运用想象和热情来创作，易引起疯狂。”拉许的病人中，最严重的是妄想型忧郁症。例如，其中一位病人是船长，他认为自己的肝里一定有只狼。还有一个人相信自己是植物，必须常常要浇水到身上，有个朋友带点恶作剧地在他头上小便，如此激怒他以产生治疗效果。虽然拉许不像别的医生一样，对病人的同情提高到皮内尔的程度，但也不像他的前辈一样对病人十分冷酷，他相信病人的心声。“无论病人对自己病况的了解有多么离谱，那还是真的疾病。因此，治疗者应该仔细聆听他对自己症状与病因的无聊沉闷的陈述。”

　　在德国做研究的格利辛格回归到希波克拉底和以往曾提出的看法，认为“精神障碍即为脑疾病”。虽然他无法验明这些脑疾病的病源，但仍坚称一定有原因，而且他认为把这个问题找出来才能治疗、预防或是补救。他相信一种心理疾病会转变成另外一种病——我们可称之为双诊断，为“单一精神病”的一部分——他认为所有精神障碍都只有一种来由，只要大脑一不稳定，什么问题都可能因之而生。这种原则促使我们接受了躁郁症，了解摇摆于两种极端状态之间的病患只是一种病，而非两种重病轮流发生。以他的研究为基础，大脑解剖开始变得较为常见，尤其是自杀者的解剖特别多。格雷辛格也是第一个提出这种看法的人：某些心理疾病可治愈、某些心理疾病只能阻止其恶化。大多数疗养院依据他的研究，开始为病人分类，把还有机会复原并回归正常生活的人与较严重的病人区分开来，虽然真正的精神障碍者过的日子依然很糟，但其他病人的生活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对忧郁者的治疗态度又像是对待一般人，以防他们失去独立生活能力。另一方面，格雷辛格这条路线的研究开始攻城掠地，始于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改变，某种程度上与大脑医疗模型的改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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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20:33
现代医学理念下的忧郁症(1)

　　在格雷辛格的影响下，忧郁症全面进入医学领域。福柯在他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精神病史学中提到，忧郁症与殖民主义有关系，是殖民统治者统治阴谋的一部分，也是掌握权力的资产阶级对卑贱的下层阶级建立的防线。他们把那些觉得日子难过到是种“病”的人归为一类，借此将他们与社会区隔开来，统治阶级可强加不人道的社会压力和困境，还可防止下层社会中较无自制力者的反抗。如果工业革命的无产阶级受到强大的压迫，他们之中的那些濒临自残的人应该从社会消失，免得其他人看到他们的惨况而起来革命。




　　福柯的确是博学多闻，但他造成的影响比他研究的人还疯狂。忧郁的人不会引起革命，因为忧郁者根本起不了床和穿上鞋袜。我在志得意满的时候比陷于忧郁的时候更有参加革命运动的力气。真正的忧郁症患者不会进了疗养院才不被看到，他们从来不会被人看到，因为他们的重病切断他们与其他人的接触和情义。无产阶级（当然，还有其他阶级的人）对严重忧郁症患者的一般反应是厌恶和不适。不曾受此病症所苦的人不喜欢看到这些病患，因为这会使他们感到不安并引起焦虑。说病患是“被赶出”他们生活的环境是违背现实的，现实是生活环境排斥他们，向来都是能把他们赶多远就赶多远。没有一个守旧的国会议员会走到城市街头，教唆病人进疗养院，塞满疗养院的病人都是被他们的家人送进去的。企图找到社会共谋者，就像把所有人都是自然死亡的社会，写成克里斯蒂（著名侦探小说家）的小说一样荒谬。

　　疗养院人满为患在某种程度上是维多利亚时代末期常见的体制异化的结果，从社会秩序的中坚（如但尼生和卡莱尔），到热情的改革者（如狄更斯或雨果），以及社会颓废派边缘人（如王尔德或豪斯曼）都曾以各种文体详细谈过这点。卡莱尔的《衣裳哲学》记录了拥挤世界中的异化，一种集体的忧郁症，预示了布莱克特和加缪的作品。“对我来说，宇宙充满着声音，生命的、毅力的、决心的、甚至是敌意的声音：宇宙是巨大、无生命、浩瀚的蒸汽机，转动着，无情冷漠，将我一点一点地磨碎。”后面又写道：“我活在不停息、无止境、令人憔悴的恐惧中。不明的颤抖、无力、恐惧：好像天上和地下的东西都可以伤害我；好像天与地是吃人怪兽的无边大嘴，我在其中颤抖着，等着被吞噬。”在悲伤的时代，生活本身即是重担，要如何熬过？美国哲学家詹姆斯最直接地谈到这个问题，明确指出现代主义时代初期异化的来由，是因为人们对超越一切、疼爱世人的上帝的信仰，已经溃决。虽然詹姆斯本人坚持个人信仰，但他也是无神论的激进宣扬者：“在我们的十九世纪，”他写道：“我们有进化论，我们有机械哲学，可以充分了解自然，倾心地崇拜所有其地位大到能让我们表达崇拜之情的上帝。对于这种娼妓，我们不该献出忠诚。”他曾对一群哈佛的学生演讲：“你们之中有不少学哲学的学生，已自行了解到太多的无神论和虚幻之物，这将会把你们根深蒂固的思想连根挖起。” 他提到科学的大胜利：“自然的物理秩序，若像科学所知的那么简单，是无法向任何人揭示和谐的精神意图的。那只能说是天气而已。”这就是维多利亚时代忧郁的本质。整个人类历史，对上帝信仰或多或少都有改变，但放弃上帝的概念和人生忍受痛苦之目的的意义，这比觉得自己被全能的上帝遗弃更令人难过。相信自己被极度地憎恶是一种痛苦，但是相信自己等同于巨大的虚无则是一种寂寞，这是古人无法想象的感受。阿诺德（英国诗人、评论家）谈到这种绝望：

　　这世界，看起来

　　横陈在眼前，好似梦想之国，

　　如此多彩，如此多姿，如此崭新，

　　没有欢乐，也没有爱，没有光明，

　　没有真实，没有宁静，没有解除痛苦的余地；

　　我们身在幽暗的平原

　　奋战与飞翔的模糊之警铃声掠过，

　　愚昧的军队在这里被黑夜击溃。

　　这就是现代忧郁的形式，失去上帝的危机比遭到上帝诅咒的危机更常见。

　　如果说詹姆斯阐释了以往被视为真理事实与哲学发现之间的哲理鸿沟，那么，杰出的医生毛兹利就阐释了忧郁所导致的医学鸿沟。毛兹利首先提到有一种忧郁是可自行感知到但无法自行解决的。“哭泣是自然的事”，毛兹利说，“但是因为一只苍蝇停在前额上而突然哭泣就不是自然，我认识一位忧郁的男士即是如此。‘忧郁’就像一片落在他与‘客体’之间的面纱。了无生趣比任何一种厚面纱更能遮蔽他与客体。他的状态是觉得自己张惶失措和莫名其妙。在不需要宗教的许诺与哲学的慰藉的时候，它们特别能激励人心；在最需要它们帮助的时候，却一点帮助也没有。对忧郁的人来说，它们是无意义的字眼。那不是真正的精神障碍，而是内心深处的痛苦使精神失去了功能。不过，忧郁者比真正的疯狂者更痛苦，因为他们的心智还能完整地感知自己的悲惨状态，所以他们更有可能自杀。”

　　曾写过关于疯狂与精神官能症著作的萨维吉，终于提出了哲学与医学需要沟通的看法。“那么看或许很省事，”他写道：“但是把身体和灵魂、生理症状与心理症状分别看待，并不是哲学的方法。忧郁症是心理低潮的状态，在此状态下，无论从表面的原因或其呈现的独特形式来看，产生的悲伤都不合理，这种心理的痛苦与生理的变化有关，与环境无直接关系。到达溶解饱和度的苦闷，以妄想的结晶明显呈现出来。”


现代医学理念下的忧郁症(2)

　　二十世纪在忧郁症的治疗与了解上，有两项重大的运动。一项是精神分析，于最近数十年发展出各种精神社会科学理论。另一项是精神生物学，是更绝对的分类法的基础。二者有时候看起来是完全合理可信的，有时候看起来又是十足的荒谬可笑。二者都有一定分量的真知灼见，也都有可笑的说法；二者都进行了近乎宗教的自我神秘化，使其出现于人类学、心脏医学或古生物学中，成为天大的笑话。真实的情形显然是结合两派思想的精华，虽然综合二家说法也不等于全部的真理，但二者相互激烈的争斗，因而造成过头的言论，这比伯顿于


　　十七世纪写的《忧郁的剖析》更缺少科学性。

　　现代有关忧郁症的思想，最早起源于弗洛伊德1895年发表的《给弗里斯的信》。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取代了灵魂的观念，建立起忧郁症的新病源与病因的说法。同时期，克拉培林提出了他的精神障碍分类法，定义了我们现今所知的忧郁症。这两个人正是心理学与生物化学的疾病解释法的代表，形成心理健康学派的分裂，现在我们正努力填补二者的裂缝。虽然这两派忧郁症说法的间隙伤害了现代对忧郁症的思考，但就个别来说，仍是十分重要，若非二者同时发展，我们也没办法起步追求那种结合二者的智慧。

　　心理分析的想象架构已经发展了许多年，尽管形式十分扭曲。精神分析和以前曾经流行过的放血疗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二者都是假设心中有什么东西阻碍了心智的正常运作。放血疗法是去除身体里的毒性体液，精神分析治疗法是借由把遗忘或压抑的精神创伤从潜意识中释放出来，以解除其影响力。弗洛伊德说忧郁是一种哀痛的形式，因失去原欲、食欲或性欲的感觉而生成的。“有欲望的人很容易产生焦虑的精神官能症，”他写道：“失去欲望的人则会倾向于忧郁。”他称忧郁症为“邻近刺激的吸入效果”，会产生“内出血”、“伤害”。

　　第一个条理分明地解说精神分析的人不是弗洛伊德，而是亚伯拉罕，他在1920年对此主题发表的论文至今依然具有权威性。亚伯拉罕首先明确描述了焦虑与忧郁——“相互关联，在恐惧和悲痛上是一样的。我们恐惧即将来临的灾祸，我们悲痛过去发生的事。” 所以焦虑是苦恼于即将发生的事，忧郁是苦恼于过去发生的事。亚伯拉罕认为，两种状况会伴随而来，要找出精神压抑，不可能排除未来或过去。焦虑发生于想要自己没有的东西却又不努力获得的时候；而忧郁则发生于想要什么东西，努力争取却失败的时候。忧郁症发生于一个人的恨妨碍了爱的能力的时候。拒绝爱的人会偏执地认为全世界都在找他的麻烦，所以他恨全世界。他不愿对自己承认这种憎恨，因而发展成为“不完全压抑的虐待狂”。“只要是有大量压抑的虐待狂，”亚伯拉罕说：“就有同样严重的忧郁感。”这类病人通常不清楚这点，他会因虐待的心态所产生的忧郁而得到某种程度的快感。亚伯拉罕开始对一群忧郁症患者进行精神分析，宣称他们有显著的改善，不过病人是真的领悟而得到救赎，还是因这些理论而得到舒缓，就不得而知了。最后，亚伯拉罕认为，会造成忧郁的精神创伤，也会引起其他症状，而且“我们完全不清楚，为什么有些人会往某方向发展，但其他人却往另一个方向发展”。用他的话来说，这是“医疗怀疑论的绝境”。

　　六年后，弗洛伊德写下了简短而颇具创见的短文《丧悼与忧郁》，这篇文章所提出的见解可能是现代对忧郁症最有影响力的。弗洛伊德质疑所谓忧郁症的一致性：忧郁症的定义“即使在分类心理学中也常变动”。弗洛伊德问道，我们要如何论断这个事实：我们急于舒缓的忧郁症的多种症状，也同样发生于丧痛中？“我们从来不会把丧悼当成一种病态，并将丧悼者送去治疗……我们却把任何带有忧郁的介入都视为是不可取的，甚至是有害的……其实这只是因为我们非常了解要如何解释这种对我们来说似乎不算病理的状态。”这并非必然的事实：《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最近有篇论文认为“因为一般的丧亲事件可导致重度忧郁，只要丧悼者的忧郁症状超过两个月未改善，就该入院治疗”。不过，忧郁症患者伤害了自己的自尊心。“丧悼的时候，”弗洛伊德写道：“世界变得消沉而空虚；忧郁的时候，是自我本身‘变得消沉而空虚’。”丧悼者是因真正发生的死亡而忧伤；忧郁症是因不完美之爱的摇摆不定而引起的。

　　没有人会自愿放弃他渴求的东西。失去自尊必定是情非所愿的，弗洛伊德认为那也是潜意识——因为显意识中失去的痛，通常会随时间而平复。弗洛伊德指出，忧郁者的自责其实是对世界的谴责，而自我被分成两部分：指责的自我出言威吓，被指责的自我惊恐畏缩。弗洛伊德发现了忧郁症状中的冲突：例如，被责骂的自我想睡觉，但恐吓的自我以失眠来作为惩罚。忧郁在这里其实是人或自我的一致性的崩溃。因为被所爱客体的摇摆不定激怒，忧郁症者采取了报复行动。他把怒气转向自己，以避免伤害所爱的人。“这就是虐待狂，” 弗洛伊德写道：“也只有如此才能解决难题。”连自杀倾向也是针对他人的虐待，转向回到自己身上。自我的分裂是一种把所爱之人内化到自我中的方法。如果责备自己，你的感情给予对象一定存在；如果你责备别人，而这个人已经死亡或离开，你就没有感情给予对象。“借着逃到自我里，” 弗洛伊德写道：“爱避开了消灭。”自责式的自我中心症，是无法忍受失去和被背叛的结果，并且可能造成忧郁症的症状。

现代医学理念下的忧郁症(3)

　　亚伯拉罕回应了《丧悼与忧郁》一文，指出忧郁有两个阶段：失去所爱对象，和所爱对象借由内化而复活。他把这种失常者视为先天造成的结果，对失去母亲乳房的原欲依恋，一种初生期自怜的伤害，因为被母亲排拒或感觉被母亲排拒，也是最早感到失望的一种反覆的模式。他写道：“忧郁低潮的侵袭，即是被爱的失望召唤出来，”然后忧郁者就会为争取注意而“疯狂”。




　　但把弗洛伊德和亚伯拉罕的见解套进一个人的生活中却并不困难。我第一次崩溃是因为母亲的死而茫然不知所措，无论在梦中、想象中还是写作中，我都已经将她放在我的自我里。失去她的痛苦令我狂躁凶暴。我还悔恨曾经对母亲造成的痛苦，哀叹在我心中挥之不去的复杂感情，她的死结束了我们的关系。我相信冲突与自责的内心世界在我的崩溃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这都写在我发表的一部小说里。我悔恨自己一步步暴露隐私，因为母亲极重视沉默。无论如何，我决定发表，这让我有一点释放心中恶魔的感觉。但这也让我觉得好像是在蔑视母亲，我为此感到有罪。当高声朗读这本书，公开宣布我干的好事时，自责就开始吞噬我；在这种情形下，我愈是希望不要想起母亲，内化“所爱客体”就愈是长驱直入。我第一次崩溃的第二个原因是对浪漫爱情的失望；第三次崩溃是失恋所引发的，我在这段变情中投入了所有的信心与希望。这一次没有太多复杂的因素。虽然朋友说我有点狂暴，但我的感受是绝望与缺乏自信。我用指责别人的方式指责自己。我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我希望引起他们注意的人身上，他们不存在，但依然活在我心中。我的焦虑似乎非常接近我童年的原型和失去母亲的故事。啊！我的内化虐待狂太多了！

　　著名的精神分析提倡者都对这些主题提供了更细致的说法。克莱茵指出每个儿童都要经历失去哺育他的乳房这件事。婴儿渴求吮乳和得到回应而满足，是极乐的感受。只要听过婴儿要求滋养的哭喊就知道，这时候若不给他需求的东西，将会造成他难以遏止的暴怒。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侄子刚好出生，我把他人生第一个月的吵闹与满足想象为我的情绪，居然十分类似，还发现当他的母亲把他与乳房分开时，他眼中有几秒神似忧郁的表情。这本书即将完成时，正值断奶期的他也因为必须放弃乳房而不快。“我认为，”克莱茵写道：“婴儿忧郁的处境正是儿童成长的主要处境。儿童能否正常地成长并培养出爱的能力，很大程度上要看他的自我如何克服这段处境。”

　　法国的精神分析家更向前跨了一步。哈森以拉康对人类的神秘结构法来谈忧郁，他认为忧郁是第三种激烈的情绪，和激发忧郁的爱与恨一样强烈、急迫，三者十分类似。对哈森来说，没有所谓无焦虑的自发性。哈森说，在忧郁时，我们会急切地避开其他人，并觉得自己和世界没有了联系。对他人的渴求是原欲的天性；因为我们在忧郁时感受不到他人的存在，所以就没有渴求的基础。我们会忧郁并不是因为我们离渴求之物很远，而是因为我们感受不到自己和他人的联结。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之父，克拉培林是精神生物学之父。克拉培林区分了后天与先天的心理疾病。他相信所有的精神障碍都有特殊的内在生物化学成分。他说有些疾病是长期的，有些则会自然复原。克拉培林为混乱的精神障碍世界带来秩序，认为有些精神病症有特点、容易定义、可区分，每种都有其不同的特性，而最重要的是，可根据时间来理解可预测的结果。这种基本的主张可能有误，但给了精神科医师极有用的基础，让他们可根据显现的症状来下手。

　　他把忧郁症分为三种类型，认为三者有关联。他写道，最轻微的一种“会逐渐出现精神的怠惰，思考困难，病人会发现自己很难下决心和表达自己。他们阅读或日常交谈时很难跟着思绪走，对周遭的事物无法产生兴趣。思考的过程明显迟缓；他们讲不出话；没有主意，没有思考。他们看起来迟钝又懒散，自认为无力、疲惫。病人只看到人生黑暗的一面”等等此类。克拉培林的推论是：这种形式的忧郁，行为模式大同小异，会逐渐复原，时间从数月到一年多。第二种类型症状包括消化功能差、皮肤失去光泽、头脑麻木、做焦虑的梦等等。“这种忧郁症有多种变化，有部分会减轻，复原得非常缓慢。时间长达六到八个月。”第三种症状包括“梦境般的妄想与幻觉”。这种通常是长期的心理状况。

　　整体而言，克拉培林认为：“预后诊断并不乐观，因为只有三分之一的康复率，另外三分之二会持续恶化。”他的处方是“静养”，“逐渐增加鸦片或吗啡的剂量，”以及各种饮食限制。他列举了忧郁症的成因：“主要是有缺陷的遗传，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病例是如此，”他的推论是：“外在因素除了行为之外，酒精过量可能最明显，其他还有受到惊吓、穷困和严重的疾病。”这里没有多少空间可以放进像人格分裂或口腔对乳房的依恋之类纠缠不清的原理。克拉培林让诊断变得更加明确，他的一位同辈说这是“逻辑与美学的必须”。虽然这种明确令人心安，但大部分却是有误的，克拉培林甚至在1920年承认他的假设只在有限条件下才能成立。他开始愈来愈相信精神障碍都是复杂的。加拿大的医生奥斯勒在著作中提出新的想法：“别告诉我的病人生了哪种病，告诉我是哪种人生了哪种病！”

现代医学理念下的忧郁症(4)

　　梅耶是美国的瑞士移民，深受詹姆斯与杜威等美国哲学家的影响，倾向于实用主义的方法，他对克拉培林和弗洛伊德的观点不屑一顾，并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的原理也很明确，合理到好像是老生常谈。梅耶以坚决的口吻谈到克拉培林：“他尝试解释一种歇斯底里的癫痫或妄想症的病源是假想的细胞变化所引起的，我们无法理解或证实，以现在的组织生物学，这是全无根据的作法。”他把这种科学的伪精确形容成“神经学里的同义重复”。另一方面，他也觉得精神分析的狂热风潮十分唠叨又愚蠢：“只要发明一大堆新名词，就可以立刻


　　达到复仇的目的，”他说：“对于说人类一定是什么或应该如何运作的整套理论，我以常识来看，无法毫不保留地全盘接受。”他发现“避开没用的猜谜游戏才能产生强大的新活力，”他最后问道：“如果机能障碍的病人会提供我们明白又可掌控的事实，那我们在‘精神障碍’上，为何不坚持这点呢？” 这是精神病学走向动力治疗的开端。梅耶相信人的适应力是无限的，这种适应力表现在思考的可塑性之中。他不相信所有病人的经验都可以被定义得一清二楚：他相信治疗必须以了解病人的特质为基础，他告诉学生，每个病人都是“大自然实验的结果”。病人或许有天生的体质，但天生的体质并不代表一定无法改变。梅耶后来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这所学校是当时美国最高医学学府）的精神病学首席教授，训练出一个时代的美国精神科医师；他的妻子，玛莉·布鲁克斯·梅耶，则成为世界著名的精神学社会工作者。

　　梅耶结合了弗洛伊德的童年经验决定说，以及克拉培林的遗传决定说，加上美国独有的行为控制说。梅耶最大的贡献是他相信人有改变的能力：人不只是可以放下错误观念，以医药摆脱生物学命中注定的说法，还可以学习如何避免会导致精神障碍的生活。他对社会环境非常感兴趣。当时美国这个怪异的新兴国家吸引了无数人，人们对自由女神像充满向往，想来此地重新改造自己，这在他眼里是十分恐怖的。他把外科医生称为“手工工作者”，内科医生为“医学使用者”，而精神科医生则为“传记使用者”。在快去世时，梅耶说：“医术的目标很奇怪，是要尽量让自己成为不需要的东西：它对生活造成的影响，是让今天的医术成为明天的常识。”这就是梅耶努力的目标。读过他的著作后，会发现其中对人类经验的解释，正是把杰斐逊、林肯等政治家的理想，及霍桑与惠特曼等文艺人士的理想，实现于医疗领域。这是平等与单纯的理想，多余的枝节都要去除，以找到每个人真实的人性。

　　忧郁症之精神分析与生物化学的新发现，加上进化论，使人类再度疏离化和异化。梅耶在美国病患身上的努力是非常有价值的，但他的理念在欧洲并不完全得到认同。欧洲大陆反而在二十世纪中期孵育出以孤绝为基础的新哲学，特别是加缪、萨特和贝克特等人的存在主义思想。加缪的荒谬思想既没有给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也没有给人一个结束生命的理由，而萨特则投入到更绝望的世界里。在萨特第一本谈论存在之绝望的著作里，他描述了许多现代典型忧郁症的症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这位写出《恶心》的伟人说：“我完全无法质疑。那像生病一样，它不似寻常的确定事物，也不像明白易懂的事物。它十分狡猾，一点一点地冒出来；我只是觉得有点怪异，有点不舒服，如此而己。一旦巩固了地盘，它就不肯走了，它静静地呆着，我说服自己什么事都没有，那种恐慌是错觉。现在它开始发作了。”

　　他接着说：“现在我知道了，事情完全只是表象——而在背后，是一片虚无。我存在——这世界存在——我也知道这世界存在。如此而己。对我来说没什么两样，这让我吓坏了。”最后他说：“我苍白的倒影，在意识中摆动着……突然间‘我’愈来愈苍白，愈来愈苍白，消失。”这是意义、人对其他所有事物之义的终结。自我变小的方法比“我”消失更好，这能解释得清吗？比起贝克特更具影响力的著作，《恶心》描绘的还算是极为欢乐的景象，贝克特的作品里，无论是工作还是别的什么，都不能给人一点暂时的救赎。对贝克特来说，感觉是一种诅咒。他在一本著作中写道：“但是无论我出生与否，存在与否，我现在已死，或只是渐渐死去。我永远在做我做过的事，不知道我在做什么、我是谁或我在哪。” 另一本书里，他提到了原因，“眼泪从我睁大的眼睛里流到脸颊。为什么我会流泪？一次又一次。眼前没什么好悲伤的。或许是因为大脑液化了。过去的欢乐从记忆中溜走，好像从来没发生过一样。若我完成另一个自然的动作，那都是无意识中做的。”还有谁比他更落寞？

　　二十世纪中期，忧郁症的神经科学遭遇了两个难题。其一，情绪状态在大脑中是以电流还是以化学的方式传动。最初的假设是，若大脑中有化学作用，就会产生附带的电流作用，但没有证据可支持这个论点。其二，从体内产生的内因性神经忧郁症，和没有内在影响的外因反应性忧郁症，两者有何差别。内因性忧郁症似乎都是外在突发因素引发；外因反应性忧郁通常是对环境产生苦恼反应的一段时间后的结果，它间接影响了内在。不同的实验“证明”了某种忧郁症会对某种疗法产生反应，另一种忧郁症对另一种疗法有反应。一直到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几年，才有人想到所有忧郁症都是起源于遗传和环境的交互作用。
现代医学理念下的忧郁症(5)

　　虽然这些研究对问题的思考都存在局限，但许多老问题没解决也是原因。忧郁症患者不愿承认他们遭遇了别人也碰过的烦恼后崩溃的说法。社会大众喜欢说忧郁症是内在化学作用所引起，这种化学作用不知为何让人无法控制烦恼。就像中世纪的人得了这种病会羞愧地躲起来，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人也一样——除非他们可以宣称那是内因性忧郁症，不是被外在因素击倒，只是因为基因的控制，没法减轻症状。就因为这种关系，所以现在抗郁剂非常流行。因为抗郁剂是对精神起作用，加上我们对它的了解相对来说有些不足，所以这种药一定会


　　影响到某些我们无法以心智控制的身体机制。抗郁剂和拥有私人司机一样地显得奢侈和豪华：你只要在后座坐下来，放轻松，让某人或某种东西面对交通信号、警察、坏天气、交通规则和难走的路即可。

　　抗郁剂发明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关于它的发明故事，最有趣的一种版本是，有一群病人因肺结核而被隔离，服用结核病药物Iproniazid——这种刚合成的药本来是想用来治他们的肺病，却令他们奇妙地狂喜起来。过了很久之后才开始用于忧郁症治疗（它对肺结核效果并不明显），也就是说，它的发明早于医学发现它的作用。其实，这个大发现是起自于克来因（他是美国人，发现了Iproniazid，一种单胺氧化酶抑制剂）还是路利与撒哲（他们也是美国人，很早就发现Iproniazid有不错的效果，但也不知道它的作用原理），还是孔恩（在德国工作，发现了Iproniazid，一种三环抗郁剂），这变成了涉及民族尊严的争议。由于Iproniazid会造成黄疽，药品推出上市没多久就全面回收。Isoniazid从来没有大量上市。另一方面，Imipramine已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可的抗郁剂，在百忧解出现之前，它是全世界首选的抗郁剂疗法。孔恩对这种药物的兴趣是以分类为出发点；他认为这种药可用来区分忧郁症类型，自克拉培林以来，德国研究者便对此十分着迷。克来因是从心理分析着眼，在他试图证明关于自我能量的理论时，发现了这种药。路利与撒哲是实用主义者。虽然孔恩的药最成功，但他的计划却是失败的：他发明的药并没有明显的逻辑支配反应，不能用于定义忧郁症的类型。另一方面，克来因原来是想要帮助病人应付过去的精神创伤，却意外发现许多病人不再把过去的创伤挂在心上。路利与撒哲只想要让忧郁的人好一点，他们离目标不远。

　　抗郁剂的发现非常令人振奋，但是搞清楚它们是为何或如何作用，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神经传导物质理论是在1905年提出；乙酰胆碱于1914年被分离出来；乙酰胆碱的作用到1921年才得到证明。血清素于1933年被分离出来，到了1954年，研究者才提出大脑的血清素可能与情绪作用有关的看法。1955年，有篇刊载在《科学》的论文指出，在某些情形下，行为是生物学的直接结果。可明显降低脑中血清素的药物会使动物变得沉静或抽搐。同一年，另一位研究者发现，同一种药物会也会造成另一种神经传导物质——正肾上腺素的降低。尝试提高正肾上腺素好像会使实验动物恢复正常，但这并没有对正肾上腺素产生作用，正肾上腺素含量依然很低。后来发现，这种增强药是在另一种传导物质——多巴胺上发挥作用的。正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多巴胺和血清素都是“单胺”——化学结构中都有一个胺环而得名，而开始使用的新药是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可有效提高血液中的单胺——氧化会分解单胺（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可抑制氧化）。

　　功效已得到证明的三环抗郁剂，本来应该有相同的作用，但试验发现，这种药会降低血液中的正肾上腺素。进一步的实验发现，虽然正肾上腺素并非不受拘束地漂浮于血液中，但依然存在于身体里，最后，在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里工作的科学家艾梭罗德提出了回收的说法。正肾上腺素释放出来后，会对一个叫“突触间隙”的不明区域起某种作用（有些甚至会落在间隙之外，被代谢掉）；然后它会被吸收回释放它的神经组织里。1970年的诺贝尔奖颁给了艾梭罗德，他后来表示，要是他知道的更多，就不会作这种绕了一大圈的假设。但是这项发现真的有用。科学家很快就证明三环抗郁剂会阻断这种回收机制，在不提高整个身体与血液中正肾上腺素的情形下，提高突触间隙的正肾上腺素的量。

　　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科学家争辩着哪一种神经传导物质最重要。原来以为血清素最重要，后来被正肾上腺素对情绪的影响更强烈的说法取代。德克劳特于1965年发表于《美国精神病学刊》的论文中综合了这类资讯，提出条理分明的理论：情绪是由正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和多巴胺所调节——集合名为儿茶酚胺；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可阻碍这些物质的分解，以提高它们在脑中的量，因此也会提高它们在突触间隙的量；而三环抗郁剂则是阻碍回收，也能够提高儿茶酚胺在突触间隙中的量。这项理论的发表确定了精神分析学家与神经生物学家的分裂。突触间隙理论与自我升华理论完全对立，所以大多数人似乎不是接近其中一方就是接近另一方，二者不会同时成立。最近的学术研究强烈质疑我们对于抗郁剂作用的大部分臆测，并检视德克劳特颇具影响力的论点中的漏洞。许多新观点专业而又细致，但它们的论点却是，虽然有些化学物质的确可影响儿茶酚胺的量，也是有效的抗郁剂，但二者的关系不太明确；更广泛的实验发现，许多会影响脑中儿茶酚胺含量的化学物质并无抗忧郁的效用。

现代医学理念下的忧郁症(6)

　　血清素理论直接衍生自德克劳特的观点，几乎完全一样，只是换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关于突触间隙上传导物质数量的回收理论，扩展为接受器理论，着眼于传导物质的目的地而不是传导物质本身。这些理论认为，如果接受器没有正确地作用，就算神经传导物质十分充足，大脑看起来也好像神经传导物质已经耗竭一样。后来又发现，神经传导素太多会造成受体变迟钝。一群苏格兰科学家于1972年发表的受体理论，漏洞似乎和回收理论一样多：有些可契合受体的化学物质并不具抗郁剂的效用，而有些特别有效的抗郁剂不契合受体也不影响传


　　导物质的含量。再者，受体不是稳定的实体，不能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传导物质。受体会不断改变，大脑中的接受器数量很容易产生变化。服药半小时后，可以同时改变突触间隙上的神经传导物质，以及受体的数量与位置。

　　一项发表于1976年的理论认为，早期抗郁剂的作用迟缓是因为一组受体——B受体的关系，服用大多数抗郁剂几周后，B受体就会变得迟钝。这是另一项既未被证实也未被推翻的理论：事实上，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出现、科学家试图把忧郁症的定义改为血清素系统的问题后，这种理论大多被忽略了。早在1969年时，卡尔森就认为当时抗郁剂的作用，可能都是因为它们的周边作用影响了血清素，而不是影响了正肾上腺素、肾上腺素与多巴胺。他的想法得自于杰尔吉药厂——生产抗郁剂的大药厂之一，不过药厂说，他们对于以血清素系统为目标的抗郁剂不感兴趣。与此同时，一群瑞士科学家开始着手改变当时抗郁剂结构的实验，并于1970年开发出第一种血清素的药剂。经过九年的实验，它在1980年在欧洲正式上市。不幸的是，它与许多之前也是充满希望的药一样，有严重的副作用，虽然临床上很成功，但它很快就下市了。卡尔森与丹麦的研究者合作，于1986年推出了Citalopram（舒忧），第一种有效的血清素药剂，至今在欧洲依然很常用。就在愈来愈多关于这类药剂作用方式的理论逐渐广泛流传时，在礼来大药厂工作的美国科学家大卫·翁，于1972年开发出另一种血清素药剂，名为Fluoxetine。礼来药厂想用这种药来作为降血压药，但成效不明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他们开始尝试用它作为抗郁剂。1987年以百忧解为名发布。其他的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很快跟上。Fluvoxamine已经在欧洲上市，很快在美国也能买得到。Sertraline（乐复得）、Paroxetine（克忧果）和Venlafaxine（速悦）也在十年内相继上市。这些药剂都可阻断血清素的重吸收，结构各不相同，也都有多重效用。

　　最新的忧郁症科学正回应了希波克拉底的看法，忧郁症是脑部的疾病，可用口服药来治疗；二十世纪的科学家比公元前五世纪的人更懂得调配医药，但主要的概念，基本上还是回到了原点。此外，社会的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的思考方法相似，不过这种特别精神治疗法已比它的老祖宗成熟了不少。最叫人苦恼的是，这两种思想依然为真理在谁那边而争执不休，却没想到，真理可能在二者中间。
治疗贫困的忧郁症患者的意义(1)

　　任何社会阶级都有可能患上忧郁症，但忧郁症治疗却有阶级之别。即大多数贫困的忧郁者会一直贫困而忧郁。事实上，他们这种贫困且忧郁的状况，有愈演愈烈之势。贫困使人忧郁，忧郁也会使人贫困，因为二者都会导致精神障碍与孤立。贫困的卑下感是一种对命运的消极态度，位高权重的人若是有此状况，立即就会得到治疗。贫困的忧郁者认为自己处于极端无助的状态，不愿寻求也不愿接受协助。世界摒弃了贫困的忧郁者，他们也自我隔绝，失去了自由的意志，而意志正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质之一。




　　中产阶级若是染上忧郁症，相对容易察觉。你过着平坦顺心的日子，突然觉得老是闷闷不乐。你无法专心做事、不想上班、对未来失去希望、觉得什么事都不会成功，而这种经验本身也没什么道理。随着虚脱感的加剧，你到了精神紧张甚至分裂的程度，朋友、同事和家人就会发现你不太对劲，他们疑惑你为什么会放弃以往喜欢的事物。你的忧郁与现实脱节，周遭现实也无法解释你的忧郁。

　　但如果你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那么忧郁症的讯号便不会那么快被注意到。对饱受压迫的悲苦穷人来说，生活一向很悲惨，从来不会觉得欣喜，从来都得不到也保不住体面的工作，从不指望会有什么成就，也从来不会因为发现自己可掌握生活而感到喜悦。这样的人一般来说，时常会面临不少忧郁的状况，所以要如何分辨他们的症状是个问题。什么才算症状？什么是合理的忧郁而非病症？日常生活的烦恼与情绪障碍二者的差别很大，虽然我们常假设这样的生活必然会导致忧郁症，但真实情形却常常是另一回事。若受到严重的忧郁症困扰，将会无法好好过日子，一直陷在社会最底层，能想的只有如何自救。治好忧郁的穷人，可以帮助他们发现自己内心的生活目标、能力和快乐。

　　在忧郁症庞杂的领域中，区分了许多子类型，其中许多类型都经过长时间的研究：女性的忧郁、艺术家的忧郁、运动员的忧郁、酗酒者的忧郁，名单可以一直列下去。但老实说，贫困者的忧郁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这点很有趣，因为赤贫者患忧郁症的比例比总人口平均患病率还高；事实上，接受社会救济的人之中，忧郁症比例几乎是总人口患病率的三倍。很多人以为忧郁症与生活事件无关，其实，大多数贫困的忧郁者正符合许多忧郁症初期发作的特质。拮据的经济状况只是各种问题的开端，他们与父母、小孩、情侣、伴侣的关系不佳，教育程度不高，缺乏满意的工作或开心的旅行之类可转移悲伤或痛苦的事情，对愉悦没有什么期待。由于我们喜欢用医学观点看待忧郁症，倾向于认为与外在物质环境无关的忧郁才是“真正的”忧郁症。这是大错特错。美国有许多穷人受忧郁症所苦——不仅仅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卑贱、低等的感觉，他们还有孤僻、无法起床、丧失食欲、过度恐惧或焦虑、极度不安、不稳定的攻击性，和无法照顾自己或他人的临床症状。事实上，穷人当然都不喜欢自己的现状，但是他们之中许多人除了贫困外，还因此失去了行动能力，彻底失去了思考问题和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力。在这个社会福利进步的时代，我们要求贫困者以自己的能力改变自己，但是有严重忧郁症的穷人没有能力，也无法拉自己一把。一旦罹病，再多的教育课程或是公民权都不能帮助他们。他们需要的是医药与精神上的治疗。在美国，许多研究显示这类治疗花费不高，而且十分有效，大多数痊愈的贫困忧郁症患者会努力地改变自己。

　　贫困很容易引发忧郁；解决贫困多半有助于康复。慷慨的政策向来重视消除贫困生活的外在恐惧，认为这可以使人们快乐一点。我们不该背弃这个目标。不过，治疗人们的忧郁症是比改善贫困更好的办法。一般人认为降低失业率比解决失业者的心理健康问题更重要。这实在没什么道理，治疗心理问题才是让人重返工作岗位的好方法。另一方面，某些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的人曾担心当权者会把百忧解加进自来水中，好让贫困者更能忍受不平等的待遇。不过，百忧解不能让痛苦的人快乐起来，而且专制极权社会的想象也远离现实。治疗社会问题所造成的后果，绝不等于解决社会问题。即使对贫困者施以适当治疗，同时也需要开明的政策来改变整个社会，改善他们的生活，治疗才会有效。

　　以人道主义观点来看，治疗贫困的忧郁症患者是理所应当；以经济观点来看，也绝对是明智之举。忧郁者受到极大的社会压力，美国有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五的严重心理疾病患者是失业者。虽然他们大多会奋力争取社会认同，但也有人会陷入药物滥用和自毁。他们有时会有暴力行为，把不满发泄在小孩身上，使小孩较容易出现心理迟钝和情绪障碍。若不治疗贫困的忧郁症母亲，她的小孩将来可能会变成社会救济和监狱矫治的对象；若有个未受治疗的忧郁母亲，男孩会比其他儿童更容易成为不良少年，女孩会较早熟，常会导致性滥交、过早怀孕和情绪失常。比起不治疗忧郁症所付出的代价，治疗忧郁症的花费实在不算什么。

　　能持续接受忧郁症治疗的贫困者少得可怜，因为国家没有详细的计划来搜寻和治疗这个族群的忧郁症患者。美国国民医疗系统的救助范围很广，但必须提出申请，可是忧郁患者不太会运用自己的权利或争取权利，即使他们已成熟到足以分辨自己的状况。积极地计划——找出需要治疗的人，让他们接受治疗，不管他们愿不愿意接受——在道德上毋庸置疑，因为被说服接受治疗的人，大多乐于受到关注；若是抗拒，比起其他人，他们更有可能是忧郁症的症状。
治疗贫困的忧郁症患者的意义(2)

　　美国许多州都对贫困的忧郁症患者提供或多或少的适当治疗，不过他们得自己找到正确的政府单位、填好表格、排队等候、拿出三种附照片的证件、研究后再报名参加治疗计划等。贫困忧郁者的社会地位和严重的病情，实在很难做到这些。这类人只有在还未陷入忧郁症之前注意到这个病症，才可能接受治疗。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院长史蒂文·海曼谈到心理健康计划：“第一步是说服他们接受治疗。社会救济计划就该这么做。如果要让他们从接受社会救济的贫困户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工作者，这是个好的开始。他们大概一辈子都不曾有


　　受人关注的经验。”大多数人对从未有过的经验一开始会感到不适应。不愿接受协助的沮丧者，通常不太相信别人可以协助他免除痛苦，只有用传教士的热情才能说服他们。

　　要推算出为这个族群提供服务所需花费的详细数字，并不太容易，不过美国有百分之十三点七的人口，收入低于贫穷标准，而且根据最近的研究，有百分之四十二领取“育儿家庭补助金”（美国政府提供给无经济支柱又有小孩的家庭的补助款）的家长符合临床忧郁症的症状——这比全国平均比率多出一倍。接受社会救济的怀孕母亲符合忧郁症症状的，更是惊人地达到百分之五十三。从另一方面来看，精神障碍者之中，有百分之三十八比一般人更需要社会救济。我们若不寻找并治疗贫困的忧郁症病患，不仅显得我们很残酷，代价也十分高昂。搜集社会议题统计数字的机构“精准政策研究公司”证实“有相当比例的社会救济人口罹患未诊断／或未得到治疗的心理病症”，若为这些人提供服务则可以“增加他们的工作能力”。州政府与联邦政府每年花在非老年贫困成人与其子女的补助金额约达二百亿美元，而发给这类型家庭的粮食券金额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若我们保守估计，接受救济金的人之中有百分之二十五有忧郁症，其中一半可成功治愈，而其中三分之二可回到工作岗位，至少是兼职工作，即使把治疗费用也算进去，还是可以降低社会救济约百分之八的花费——每年可节省大约三十五亿。由于美国政府提供这类家庭健康医疗与其他服务，实际可节省的金额可能更高。现在，负责社会救济的官员并未有系统地检视忧郁症；社会救济计划基本上是由不太注重社会工作的行政官员来主持。许多因心理疾病而引发问题的案例，常在社会救济报告中被有意忽略。自由派政客喜欢强调不幸的贫穷阶级是自由经济之下不可避免的结果，所以心理健康治疗计划不需要调整；而保守派政客则喜欢把这种问题归因为懒惰的结果，调整心理健康治疗计划也改变不了懒惰。事实上，对许多穷人来说，他们的问题既非缺乏就业机会，也不是缺乏就业动机，而是严重的心理健康缺陷使他们无法就业。

　　有几项针对贫困者的前瞻性研究正在进行。许多从事公共心理卫生的医生专注于这个族群，并且已经证明贫困忧郁者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珍妮·米兰达是乔治城大学的心理学家，在都市贫民区的心理卫生医疗中心工作了许多年。她最近完成一项针对马里兰州乔治王子县的妇女治疗研究，那里是华盛顿特区外的贫民区。由于梅兰市提供给贫困人口的医疗服务只有家庭计划医疗中心，米兰达从中选取一家进行忧郁症的随机调查。她把判断为忧郁症患者的人登记在医疗资料中，以观察他们的心理健康需求。维吉尼亚大学的埃米莉·豪茵丝坦最近指导了一项乡村妇女忧郁症治疗研究。她从问题儿童着手，再转向治疗他们的母亲。研究重点地区位于乡野的维吉尼亚州里的白金汉郡——那里大多数的工作机会在监狱和少数工厂之中，未受教育的人口不在少数，四分之一的人口没有电话，许多人住在没有隔间、没有厕所，甚至连自来水都没有的屋子里。米兰达和豪茵丝坦从他们的调查资料中筛选出药物滥用者，引导她们接受康复计划。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格伦·崔斯曼投身于巴尔的摩人类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贫困患者的忧郁症治疗已有几十年，这些病患大多也是药物滥用者。他不但是医生，也是为这个族群说话的代言人。以上提及的医生都采用扎实的医疗技术。这些研究的结果都极为一致。我有幸可以接触这些研究里的病人，出乎我的意料，我碰到的每位病人经过治疗后，都相信他或她的人生多少都有所改进。所有患严重忧郁症后痊愈的人，无论生活环境有多糟，都慢慢回到生活正轨。他们觉得生活好多了，心情也有所改善。他们到职业介绍所接受引导，恢复正常生活，即使是再度遭遇难以解决的生活障碍，他们也多半能够很快克服，有时候还进步得很快。他们惨绝人寰的遭遇远超过我的意料之外，悲惨到我要不停地询问他们的医生，查证那些情节的真实性。所以他们的复原听来好像灰姑娘的故事，像南瓜马车和玻璃鞋一样不可思议。好几次，我遇到接受过治疗的忧郁症患者用难以置信和怀疑的口吻说：为什么经过了这么多不幸，在接受治疗洗礼之后，居然还能改变整个人生？“我请上帝派天使来救我，”一位女士说：“他果真在聆听我的祈求。”  
有关忧郁症的“秘密”(1)

　　谁在研究忧郁症、谁可以得到治疗、谁该负责把人送进收容所吗？忧郁症可以在社区里治疗吗？ 治疗是医生的权力还是社工的任务？什么样的诊断结果可以得到政府的医疗补助？无法叙述或了解自身经验的社会边缘人，可以凭借忧郁症获得许多权力，忧郁症的语言也可以被无止境地操弄。占有优势的社会成员透过这些语言来感受他们的疾病，而这些语言是由美国议会、美国医药协会与医药产业各自运作所构成的。




　　如果忧郁症是“简单的身体性疾病”，那就该像对待其他身体性疾病一样对待忧郁症——保险公司应该像提供癌症保险一样提供重度忧郁症的保险；如果忧郁症是根源于个人性格，那就像愚钝一样，是患者自己的错。如果每个人都可能在任何时期得忧郁症，那预防工作就会受到大家重视；如果只会侵袭贫困者、教育程度不高或弱势群体，那么，在我们这个不平等的社会里，预防工作就不会受到重视。如果忧郁症患者会伤害其他人，为了社会着想，大家会注意控制他们的病情；如果患者只会乖乖待在家里或消失不见，人们便会因为难以察觉而轻易忽略患者的存在。

　　过去十年来，美国政府已改变了对忧郁症的政策，而且仍在持续修改；其他国家也有显著的变化。有四项主要因素影响政府对忧郁症的看法——政策的实施也与其相关。第一项是医药化。在根深蒂固的美国精神里，我们不需治疗这样的疾病——归咎于自己的疾病或因为人格缺陷而得的疾病，但是保险公司至少还会提供肝硬化和肺癌的保险。一般大众总认为去看精神科医师是一种自我放纵的行为，它更接近于去找美容师，而不是去看癌症医生。把情感性障碍视为医学疾病，等于驳斥了这种愚蠢的看法，不要把忧郁症的责任推给患者自己，才更能够证明治疗是“师出有名”。第二项影响认知的因素是过度简化（说来奇怪，二千五百多年来我们对忧郁症一直认识不清），其中最严重的过度简化是，普遍认为忧郁症是血清素太低的结果，就像糖尿病是胰岛素太低所致——医药产业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助长了这种想法。第三项因素是脑部影像。如果你把忧郁症大脑的图像（以颜色标明新陈代谢率）和正常大脑的图像（同样的上色法）放在一起比较，结果十分吓人：忧郁的人，大脑是灰色的；快乐的人，大脑则色彩缤纷。这改变了观者心情上和科学上的看法，虽然非常不自然（颜色是造影技术做出来的，而不是大脑真的有深浅浓淡的色彩），但这种胜过千言万语的图片可说服人立即接受治疗。第四项因素是政治影响力太薄弱。密西根州的民主党众议员琳恩·里弗斯说：“忧郁的人讲话声音不够大。”对特定疾病的关照，通常是国会游说团体为提高人们对这类疾病的注意而努力的结果：艾滋病得到高度重视，就是感染此疾病或高危险族群强力运作的成果。不幸的是，忧郁症者常会觉得日常生活就已经够烦了，因此他们无暇或无力成为游说者。此外，许多忧郁症者就算在状况较好的时候，也不太想多谈：忧郁症是可耻的秘密，你想进行游说就一定要揭露出这个丢人的秘密。“若有人找民意代表反应特定疾病的严重性，会对我们造成强大的影响力，”伊利诺州共和党众议员约翰·波特是“劳工、健康与人道服务预算审查委员会”的主席，主持国会中对精神障碍预算的审查案，他说：“受到民众口述患病经验的影响，我会努力地将修正案带上议事席，让特定疾病得到专用的特别预算。国会议员多半会这么做——但是很少为精神障碍说话。”不过，美国还是有许多精神障碍游说团体在为忧郁症者奋斗，其中最杰出的是全国精神障碍联盟和全国忧郁症与躁郁症协会。

　　进步的最大阻力可能还是社会上对忧郁症的刻板印象，其他疾病都不像忧郁症一样有这种挥之不去的阻碍，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史蒂文·海曼曾把这种阻碍形容为“公共健康的灾难”。我在写作本书时所访问的人常会要求匿名，不要泄漏他们的身分。我问他们，如果别人知道他们是忧郁症患者，到底会有什么结果。“别人会认为我是废物，”有位男士这么回答，他的事业非常成功，但在我看来，他罹患严重疾病而最终治愈，表示他有惊人的毅力。虽然人们喊着“出柜”，公开表明自己是同性恋者、酗酒者、性病患者、童年遭受性侵害者，但我们依然耻于在文字记录上表明自己是忧郁症患者。

　　本书中提到的故事，都是花了不少力气得来的——并不是因为忧郁症罕见，而是因为愿意对自己及他人坦诚的人是少数的例外。“大家都不信任我，”一位得过忧郁症的律师说，他休养了一年，然后开始“计划未来”。他捏造出所有请假时做的事情，还花了许多精力（包括伪造的度假照片）好让人相信他的谎言。与他访谈完后，在他任职的办公大楼等电梯时，我与一位年轻的职员聊起来。我随口说是来这里找律师谈契约，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回答说正在写这本书。“哦！”他指出我刚访问的人，“有个家伙”，他热心地说，“曾经彻底崩溃过——忧郁、发疯，就像你说的。疯了好大一阵子。他现在还是有点怪怪的，照了一堆诡异的海滩照片挂在办公室外头，他编了很多故事吧？有点无厘头对不对？但还是回来工作了，就专业的角度来看，他是个心思细密、很有能力的人。如果他愿意，你真的应该跟他聊聊，探探究竟。”在这个例子里，这位律师在对抗忧郁症得到的好名声，比罹患忧郁症得到的恶名声还多，而他的伪装是失败的欺瞒之举，就像糟糕的接发技术一样——捏造了一个可笑故事，还不如坦荡一点——但是保密的心态还是无所不在。我的文章在《纽约客》上表之后，我收到了许多署名为“知名不具”、“无名氏”的来信。

有关忧郁症的“秘密”(2)

　　我这辈子还没写过一本书，像忧郁症这样吸引来这么秘密，在餐桌上、火车上和其他我碰到访谈对象的地方，人们会对我吐露惊人的故事，但最后总要交待：“千万别说出去。”有一位受访者打电话来告诉我，她母亲恐吓她说，要是我把她的名字写在书上，就不跟她说话了。精神世界往往不为人知，深刻的感情常被锁在心里。我们只能借由谈话来认识这个人，没有人可以打开别人重重深锁的心门。“我从来不谈这些，”某人曾与我谈到他的奋斗，“因为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好处。”我们不清楚忧郁症盛行的程度，因为很少听到真相，而真


　　相之所以很少被谈论，部分原因正是我们不清楚忧郁症有多盛行。

　　有一次在英国参加一个家庭宴会，发生了一段奇特的经历。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我坦诚回答说在写关于忧郁症的书。晚餐后，一位美丽高雅、金发盘成髻的女士在花园里走到我身边。她轻柔地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问我可否与她聊一下，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漫步在花园中，她告诉我她骇人的悲伤及对抗忧郁症的故事。她曾采用药物治疗，多少有点帮助，但依然觉得难以克服，担心自己的精神状况会毁了她的婚姻。“拜托”，她最后告诉我，“千万别说出去，尤其是我丈夫，绝不能让他知道，他听不懂也无法接受。”我答应了。那是个天气晴朗的周末，晚上又点起了舒适的火炉，这群人，包括对我诉苦的女士，都十分愉快地谈笑着。回到马厩的半路上，那位女士的丈夫突然转过来尴尬地说：“我不常讲这些事，”说到这里，他停下马，沉默了一会儿。我猜他大概想问他妻子的事，因为他曾看到我与她在不同场合聊天。“我觉得没有多少人会真的了解。”他咳了一声。我微笑着鼓励他说下去。“我指的是忧郁症”，他终于说出来了，“你在写忧郁症吧？”我回答说是，等着他的回应。他问：“为什么你会对这种主题感兴趣？我说我曾得过忧郁症，然后再次重复自己的解释，但他打断我的话：“真的？你得过忧郁症，现在还要写成书？因为，重点是，我不喜欢多谈，但这是实情。我曾有过很糟糕的日子，不知道为什么。我生活不错、婚姻美满、小孩很乖，一切顺利，跟别人差不多，但却要去看精神科医师，他开给我一堆该死的药。所以现在我觉得比较像原来的我，可是，你说，我真的是原来的我吗？你懂我的意思吗？我甚至不敢跟妻儿讲，因为她们听不懂，不敢相信一家之主也会这样。我不能再多说了，但你懂吗，我到底是谁？”结束了我们简短的谈话后，他交待我不要说出去。

　　我没有告诉这位先生他妻子也在服相同的药，也没有告诉那位太太她先生会非常了解她的状况。我甚至没有跟他们说，活在秘密中是辛苦的事情，羞耻感可能加剧了他们的忧郁症。我也没提到，不愿彼此交心的婚姻不堪一击。但我还是告诉他们，忧郁症会遗传，要他们多注意小孩。我认为，对下一代开诚布公是父母不容推卸的责任。

　　最近各方知名人士纷纷发表言论，对洗刷忧郁症的污名大有帮助。如果蒂波·戈尔（前美国副总统夫人）、麦克·威历斯（资深新闻节目主持人）和威廉·史狄龙（美国小说家）都可以谈忧郁症，那么平民百姓应该也可以。为了发表这本书，我放弃了该有的隐私。但我必须说，讲出我的忧郁症，更有助于我承受它带来的苦难，也更能预防它再度来袭。我建议大家公开自己的忧郁症。保密是件累赘又烦人的事情，考虑何时才说出保守的秘密也十分令人苦恼。

　　但是无论你如何谈论你的忧郁症，人们都不会相信，除非他们从你的言谈中看出你的症状，这真是不可思议，却又千真万确！我很懂得隐藏情绪，就像一位精神科医师曾对我说，我是“努力让自己过度社会化”。不过，有一次某位上流社会的熟人打电话告诉我说，他要去戒酒会，并要我原谅他偶尔表现出的冷淡态度，这令我十分惊讶。他说他的冷漠无情并不是势利眼作祟，而是嫉妒我“近乎完美”的生活。我并没有多谈自己生活中数不尽的缺陷，即使我说了，他依然认为我的生活很完美。“我知道你有段时间很忧郁”，他说，“但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我心里想说那次忧郁症发作改变并决定了我的下半辈子，但还是没说出口。他从来没见过我蜷缩在床上的模样，他根本无从想象。我把隐私保密得太好了。《纽约客》的一位编辑最近对我说，我可能根本没得过忧郁症。我反驳说没得过忧郁症的人不可能装出忧郁症的样子，但他不相信。“少来了，”他说：“你哪来的什么鬼忧郁？”我复原后，压抑了所有的不愉快。我的过去和我断续发作的忧郁似乎全然无关，而且我公开说我持续服用抗郁剂好像也很令他人疑惑。这是忧郁症被冠以污名的另一种奇怪后果。他说：“我才不会上忧郁症这回事的当。”好像我和书中的人物一同共谋，博取世界更多的同情。这种偏执者我碰过好几个，至今依然令我感到困扰。不会有人对我祖母说她其实根本没有心脏病，也不会有人说皮肤癌患病率愈来愈高是大众的想象。但是忧郁症太可怕也太令人心有余悸，许多人宁愿否认有这种病，拒绝相信有人确实深陷其中。

　　不过，开诚布公和找麻烦是两回事。谈论忧郁症会令人讨厌，没有什么事比一个人老爱谈论自己受苦的经验更烦人。陷入忧郁时不太能控制自己，但这并不表示你非得在聊天时拼命谈忧郁症。我常听到人们说：“我过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敢对精神科医师说……”我觉得在鸡尾酒派对中一直重复你和医生说的话，实在是愚蠢的行为。

　　来自于不安全感的偏见，至今依然存在。最近我和几位友人同车，路过一家知名的医院。“喂，瞧那里，”一位友人说：“那是伊莎贝尔接受电刑的地方。”然后用左食指在耳朵旁比了个“神经病”的手势。我突然有一股冲动，于是问他伊莎贝尔到底怎么了，果然如我猜想，她是去那家医院接受电疗。“她一定很痛苦，”我说，试图以不太严肃的方法为那位可怜的女孩辩解：“想想看，被电击有多难过啊。”他大笑起来：“我有一次帮老婆修吹风机时，也差点给自己来了一次电疗。”我是很重视幽默感的人，并没有真正被他激怒，但我


　　实在不敢想象，要是我们经过的医院是伊莎贝尔做癌症化疗的地方，他是否还有办法开这种玩笑。

艰难的政策改革(1)

　　美国国会制定的“美国残障者法案”要求提供大量残障车位、雇主不可羞辱精神障碍者。这项法案带来了难解的问题，其中许多问题是在《神奇百忧解》出版之后才被大众所知。如果因服用抗郁剂而使工作表现不太好，老板是否可以批评你？如果停止服用而出现戒断症状，老板是否可以以不胜任为由将你解雇？患了疾病但症状得到控制的人如果还能做某些工作，当然不应该禁止他做。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残酷的真相是，下半身瘫痪的人不能当操作员，胖女孩当不了超级模特。如果我雇用常常陷入忧郁的人，我也会有所顾虑。歧视、法令


　　和忧郁症患者的缺陷会相互影响，有些部分很明显，有些部分则较不醒目。美国联邦航空总署不准忧郁患症者为商业目的驾驶飞机：如果飞行员要继续服抗郁剂，那他就得退休。这种规定的结果可能只是让许多忧郁的飞行员不敢接受治疗，我觉得服用百忧解的飞行员相对更能够保障乘客的安全。有人说，一个人可以突破重重难关、医药可以给他意志力，但复原力总是有限。我不会把票投给脆弱的总统候选人，虽然我不愿意如此，若掌管这个世界的人可体会我的感受，那就太好了。我当不了总统，如果真的让我当上总统，恐怕会天下大乱。但也有少数例外——林肯和丘吉尔都曾得过忧郁症——但他们的特种忧郁症不会让他们在紧要关头动弹不得，谨慎、戒惧成为他们领导能力的基础，而且他们还有非凡的人格。

　　从另一方面来看，忧郁症并不会让人变成废物。我第一次联络上保罗贝里·梅森时，他正处于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忧郁，事实上，那天是他第一次接受电击治疗五十周年纪念日。他的一生充满精神创伤，当他在青春期表现出“纪律问题”时，他母亲找了几个友善的三K党党徒来教训他。后来他被迫进入精神疗养院，在那里差点被打死，最后他在一次病人暴动中逃走。他领取全额社会残障福利金将近二十年。在那段时间里，他拿了两个硕士学位。在近七十岁的时候，年纪与病史成为他身上的两个包袱，想要别人帮忙找个工作，但所有官方人员都说，像他这样的人没有地方会要，还是省省力气吧。我知道梅森会是有生产力的工作者，因为我读过他写的长信，包括寄给南加州（他住在那里）的康复训练部门、政府官员和所有他想得到的人，他把这些信都拷贝了一份给我。在持续服药的情形下，他大部分时候都很正常，那大量的文字十分动人。梅森得到的回答是，适合他这种人的工作都是体力工作，如果他想得到脑力工作，得自己想办法。他找到了兼职教师的工作，多半都要转好几班车才能到达上班地点，为了要保持身心的良好状况，他写了数百封信说明自己的状况，为自己辩护，希望得到协助——结果只是得到一大叠统一格式的回信。读着这些信件，我怀疑保罗的信根本没有送到可以伸出援手的人手上。“忧郁症会造出一个牢笼，”他写信告诉我：“我蹲在公寓里勉强撑下去，并努力请人帮我找工作。去年圣诞节我受不了寂寞，于是出门坐地铁绕着亚特兰大市跑。那是我在眼前处境下最接近人群的时候。”我遇到过的很多人，也都有过同样的感伤。有位因找不到工作而觉得被社会孤立的女士写道：“失业的压力令我喘不过气来。”

　　理查·巴隆是国际社会心理康复服务协会的非固定成员，这个机构由非医学精神治疗工作者所组成，目前有近两千名会员。他写道，忧郁症患者自己“开始发声，严重关切因活在缺乏自我建设、社会建设和工作收入的社群里而造成生活空虚，并说明稳定的工作为复原过程的重要基础之一”。有一项关于目前社会援助计划的研究分析，揭露了忧郁症患者所遭遇的严重问题。在美国，自愿被归类为残障的忧郁症患者才有资格得到“社会残障保险”和“社会补助金”；一般来说，他们也符合“低收入户医疗补助”的资格，以获得较昂贵的医疗补助。领取社会残障保险和社会补助金的人害怕找到工作会失去这两项福利；事实上，得到社会残障保险和社会补助金的人只有不到百分之零点五会放弃重入职场。“严重精神障碍者的次文化族群没有一般常识”，巴隆写道：“这种观念难以撼动（而且大错特错），如果重回职场就得立刻取消全部社会补助金，而且永远不能再领取。心理卫生制度承认以受雇为目标的重要性，但在提供康复服务补助上，依然停滞不前。”

　　虽然医药产业内已完成了最直接实用的研究，但在美国，大脑构造的重大发现却是由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提出的，这个机构位于马里兰州贝瑟斯达广大辽阔的园区内。大脑构造是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预算下的二十三项细则之一，另一项细则的“药物滥用与心理卫生服务管理局”也做一些有关忧郁症的研究，但不隶属于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和药物滥用与心理卫生服务管理局，二者借由基础研究所累积的人类知识，附带得到实用性研究的即时效益。“如果解开了这种疾病的奥秘，”众议员约翰·波特以实际的角度解释：“就有更多防治的方法。如果投入经费于研究里，最终就可以拯救生命、减少悲剧。人民将可看到，我们得到的好处比投入的经费多得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国会曾要求六位医学类诺贝尔奖得主提出一项专攻的研究主题，六位中有五位选的是大脑。国会宣布1990年至2000年为“大脑的十年”，并投入大量资源于大脑研究中。西维吉尼亚州民主党议员鲍布·威斯说：“历史将会记住国会通过的这项提升人类自身知识的重要法案。” 在“大脑的十年”里，精神障碍的经费大幅提高，而且“人们开始了解到，精神障碍和其他疾病是一样的，”波特说：“以前大家都以为精神障碍是无底洞，需要永无止境的治疗，计费表跳个不停，却不知道改善了多少。新药剂改变了这一切。不过，现在我担心我们会开始忽视药物治不好或不能用药物治疗的人。”




   
艰难的政策改革(2)

　　美国政府内部，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议员保罗·威尔斯顿和新墨西哥州的共和党议员彼特·多明尼西是最不遗余力地鼓吹改善心理卫生法的人。目前，政治争斗最关注的主题是保险的平等。虽然美国人已有包罗万象的保险项目，但心理卫生的保险依然有限：事实上，美国百分之七十五的健康计划对精神障碍的保险范围比其他疾病少。无论是终身保险还是年度保险，心理卫生保险给付额都比“一般”疾病少百分之五。从1998年初起，员工超过五十人的美国公司若降低心理卫生保险的上限，就是违法，但是这些公司仍然可以让心理卫生的部


　　分负担额（保险公司给付之外的病人自行负担费用）用于其他病症，所以精神障碍的给付实际上还是比较少。“在相同的基础条件下，大多数的保险公司可接受癫痫症却不接受我女儿的忧郁症，这太荒谬了，”萝莉·福林是美国重要的鼓吹团体“全国精神障碍联盟”的领导者，她说：“我的风湿性关节炎可以得到有利的部分负担额，因为那是‘真的’病，但我女儿的病难道不算病？心理卫生很难定义，很少有人的心理卫生是完美无缺的。我们的社会没有义务，也无法负担我个人快乐的保险，但精神障碍是非常直接的东西。只有加入弱势族群团体，才能站起来要求公平的权益。”美国残障者法案保护“身心残障者”，但精神障碍依旧是法案实行的最大阻碍，对精神障碍者的歧视十分严重。“仍然有一种看法：如果你真的是坚强的人”，福林说：“就不会得这种病。如果你生活正常、教育良好、举止合宜，就不会碰到这种事。”

　　和所有的政治运动一样，忧郁症的政治权利也要在过度简化之后才得以实现。“忧郁症是种化学不平衡，就像肾脏和肝脏一样，”福林说。事实上，这么做有两种目的：期望得到治疗和期望得到保护。“我们已制定出五年计划，以终结差别待遇，我们要让人们了解，这种病就是大脑失调而没有其他的问题。”但问题是，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忧郁症除了是大脑失调，也包括其他的问题。罗伯·布尔斯廷是躁郁症患者，也是全美国最著名的精神障碍者。他现在已成为精神障碍议题的发言人。“有些参加这场‘运动’的人，”他说：“听到‘发疯’这个字被错误使用，真的会发疯。”

　　健康保险机构（最近美国十分流行的管理式保险制度，保费低廉，并与医疗机构签约，提供受保者医疗服务——译者注）并非忧郁症病患的新福音。席维亚·辛普森是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医生，时常要在工作时面对健康保险机构，由此遭遇了不少荒谬的事情。“我得花愈来愈多的时间打电话与管理公司的代表沟通，努力证明病人住院是有道理的。当病人的病情还非常严重的时候，若是他们还没有严重的自杀行为，管理公司就要我让他们出院。我说他们应该再住一阵子，管理公司只回答：‘我不同意。’我叫病人家属去打电话、找律师、抗争。病人自己当然没力气做这些事情。我们觉得要让病人呆到可以转去其他地方为止。所以家属就收到了账单，如果他们付不出来，我们就注销账单。我们这样很难撑下去，而且渔翁得利的是保险公司。”

　　缺乏经费和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医院不太可能自行吸收病人的欠款，忧郁症病患也没有力量为自己向保险公司争取权利。“我们听过一堆这样的例子，”福林证实了以上说法：“病情尚不足以出院的病人，因健康保险机构的命令而被迫出院，后来自杀了。他们的死是这种保险造成的。”“如果你拿枪顶着自己脑袋，”吉茵·米兰达说：“你就可能得到赔付。放下枪，又没人理你了。”

　　得忧郁症是花钱如流水的恐怖经验。第一次崩溃耗掉我和保险公司五个月的工作时间；看精神科医师花了四千美元；谈话治疗花了一万美元；买药花了三千五百美元。我自己当然是省了很多钱，我不打电话、不上餐厅、不买也不穿新衣服，住在父亲家里甚至连电费都省了。但经济仍然很难维持。“假设保险公司付给你一半全年看精神科医师的费用，”罗伯·布尔斯汀说：“加上一千美元给你付掉药费的百分之八十。这是相当好的保险了。谁负担得起这种保险呢？当我第二次获准入院时，保险公司说我的保险赔付已经用到上限了，我弟弟必须用他的信用卡缴付一万八千美元才让我获准入院。”布尔斯汀后来控告保险公司，才获得和解金，但应付这种诉讼的方法实在是少之又少。“现在我每年在保持心理卫生上花二万美元，还没有住院。即使是最简单的忧郁症治疗，每年都要花掉至少二千至二千五百美元，而三周的住院治疗起码要一万四千美元。”

　　事实上，《美国医学会期刊》最近估计出美国每年因忧郁症的损失达四十四兆美元，十三兆是直接损失，三十一兆是间接损失。其中因为潜在劳动人口过早死亡的损失为八兆，工作场所因缺乏或失去生产力而损失二十三兆。这表示因雇员的忧郁症，每年每位雇主平均损失六千美元。“本研究所采用的模型，”《美国医学会期刊》说：“低估了真实的社会损失，因为研究不包括痛苦、灾难的结果，以及生活品质的问题。此外，这项估计较为保守，因为本研究并未将额外的家庭现金花费、由于忧郁症的非精神障碍入院治疗花费，以及忧郁症为病症主因时，花在一般医疗诊断测试上的费用。”
艰难的政策改革(3)

　　威尔斯顿议员于1996年首次将心理卫生的立法带入议会，掀起了改变心理与生理疾病之间不平等的战争。虽然这一平等法案尚未定案，但是生理与精神障碍不同的观念已经破除，坚持生物学的观点，通过人体化学的理论来减轻个人的责任，使精神障碍得到与生理疾病同等的地位，这在政治上是有利的，甚至可能是必要的手段。多明尼西议员说：“若是对拒绝保险平等的保险公司提出诉讼，并以平等保护法为由，说精神障碍就是生理疾病，那会很有趣，如果你们提供医生确诊的生理小病痛的保险，就不能拒保精神障碍。” 初步的《平等法


　　》已于最近通过，这项法令就如俄亥俄州民主党议员梅西·凯普特形容的，是“一罐有很多漏洞的通心面”。员工较少的公司不适用、允许降低整体保健补助的上限、允许保险公司对住院和精神障碍门诊服务设下严格限制、允许保险公司对精神障碍设下比生理疾病更高的部分负担额和自负额。虽然这项立法的精神令人振奋，但对现状的改变有限。威尔斯顿和多明尼西希望能订定出更严格的法令。

　　国会中很难找到在原则上反对医疗精神障碍的议员，“反对就是对抗，”议员彼特说。虽然国会记录中堆积了大量关于自杀的悲剧性格与精神疾病之危险性的证词，但与这些统计有关的法案不太容易通过。保险范围一旦增加，保费也会跟着提高，以目前美国社会来说，这表示得到医疗保险的人数会减少。保费每增加百分之一，保险者就会减少四十万人。所以，如果《精神障碍平等法》增加医疗保健费百分之二点五，就有一百万人不能参加保险。《平等法》的实验显示，其实保费不需要增加到超过百分之一，得到适当心理卫生医疗的人会注意饮食和运动，而且会定期看医生，好让预防的医药发挥作用，所以心理卫生保险是值得的。此外，有愈来愈多的证据显示，重度忧郁症者比其他族群更容易得到其他疾病（包括传染病、癌症和心脏病），心理卫生医疗因而成为社会生理健康经济严密计划的一部分。在《平等法》实施的地方，家庭保险在第一年的花费增加不到百分之一。保险业界一直担心花费会失控地增加，而从国会里的争论也可看出，许多人对心理卫生保险的财务情况抱持高度怀疑的态度。

　　“因保险的限制而延后实施《平等法》并不能省钱，”纽泽西州共和党议员玛格·露凯玛强调：“你反而会付出更大的代价。”议会已组成心理卫生工作委员会（原来是叫做不太好听的“精神病工作委员会”），露凯玛议员和凯普特议员担任主席。议会中的讨论将《平等法》视为公民权的问题。“我本身其实是个商界人士，”多明尼西议员说：“但若我们集合成大集团对病人说：‘嗯，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就是侵犯了公民权。我们不能把精神障碍者当成是怪物。内华达州民主党参议员哈利·雷德说：“若是小姐月事不顺，我们会让她赶快看医生，或是年轻人气喘，也会让他尽快就医。但若是这两位年轻的小姐和先生不跟别人说话，身高一百五十多厘米却重一百三十公斤，你会想，谁管他们那么多？我最近发言说：‘主席，我认为我们应该办一场关于自杀的听证会。’我们花了一把又一把的钱在确保驾驶和飞行的安全上。但我们对每年三万二千名自杀者做了什么？”

　　在国会中，讨论曾集中于精神障碍的危险性。许多与精神障碍有关的暴力情节已成为著名事件：约翰·辛克利枪击里根、大学炸弹客、罗塞尔·威斯顿枪杀两名警察、精神分裂症发作的安德鲁·戈尔茨坦把一名妇女推到纽约地铁列车下、邮局枪击案和最常见的恐怖校园枪击案——发生于利特尔顿、亚特兰大、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俄勒冈州、丹佛和亚柏达。根据新闻报导，1998年有一千多件谋杀案的凶手是精神障碍者。忧郁症不像躁郁症及精神分裂症那样常与这类事件有关，但剧烈的忧郁也会让人发生暴力行为。把注意力放在精神障碍者的危险上会助长忧郁症的污名，强化大众对精神障碍的负面印象。不过，这对获得经费极有助益，许多人不愿出钱帮助陌生人，但很乐意付钱保护自己，利用“那种人会伤害我们这种人”的说法才方便政治运作。最近英国一项研究显示，虽然只有百分之三的精神障碍者可能会伤害他人，新闻中关于精神障碍者的报导却有近一半是强调他们的危险性。“议会中的精英分子常抱着自以为是的心态，而不去弄清楚促成这些恐怖行为的状况，”凯普特议员说：“所以，在讨论提高心理卫生经费的问题时，他们却想以大规模增加警力来防范。我们防范那些人要花上兆美元，但帮助他们只要花少许经费。”克林顿总统曾为精神障碍者辩护，并支持高尔夫人的白宫精神障碍会议，他对我说：“在利特尔顿、亚特兰大校园枪击案，与国会山庄的警察谋杀案的悲剧之后，我们只希望大家坐下来，关心这个急迫的问题。这方面法律的重大修改，是一次又一次的悲剧换来的。”

　　国会里的议员无论态度如何，都不愿作决断，因为“在某种抽象的道德观上，他们是保守分子，”里沃丝议员指出：“你必须让它成为一般大众的问题—— 一般大众问题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她是露凯玛和凯普特所提条款的忠实支持者，就像这两位议员一样，如果议案中有不当的措词，她便加以解释。这项议案没有使用合乎道义责任的道德语言。该议案是威斯顿在首都犯下枪击案之后紧接着提出的，其中提到自我防卫。“精神障碍者无论是否有暴力倾向，都是我们想要帮助的对象”，露凯玛对我说，“但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我们要得到相当的支持，必须让大家知道这件事关乎他们的切身利益，一定要想办法。我们得说，这是为了不让他们或选民身边随时可能出现凶残的犯罪事件。我们不能只是说，这可以发扬和彰显人道主义精神。”经济方面的论点相对较少提到，让人们脱离救济，投入社会工作中，这种看法对国会来说还是太模糊了——虽然麻省理工学院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重度忧郁症者的工作能力会大幅下降，但开始药物治疗后，就会回到一般水准。另外两项研究显示，处理精神障碍患者的问题，在财务上获益最多的方法，就是帮他们找到工作。

艰难的政策改革(4)

　　最近与忧郁症有关的研究开始对立法者，甚至是对健康保险机构，产生重大影响。如果得了忧郁症而不治疗，会让你更容易得传染病、癌症和心脏病，那么忽略它就会付出昂贵的代价。已经可以证明的是，忧郁症未得治疗所需的代价愈高，那么投入这种病症的经费就会愈多。前华盛顿特区市长候选人约翰·威尔逊曾自杀过，有一次他提到：“我相信死于忧郁症的人比死于艾滋病、心脏疾病、高血压等其他病症的人还多，因为我相信忧郁症会招来所有这些疾病。”




　　争论一直集中在保险对参保的社会各阶层是否平等，却没有人讨论未参加保险的忧郁症患者。“医疗照顾计划”和“低收入户医疗补助”依不同的情况提供不同等级的援助，但都不提供向外延伸的援助，大多数贫困的忧郁病患无法自己寻求协助。我看来，为贫困忧郁症者提供医疗势在必行，于是我到国会山庄分享我在前几年的经验。我以一个临时行动者加上记者的奇特身分到那里，我想知道他们目前已经做了哪些事情，还想说服美国政府进一步改善，这对国家和那些曾以自己的故事令我深深感动的人都有帮助。我想提供我作为局内人的经验以供参考。雷德议员十分了解这种情况：“几年前，我打扮成流浪汉的潦倒模样，戴着棒球帽，穿着破旧的乞丐装，在拉斯维加斯的游民收容所待了一天一夜，隔日又到雷诺城做同样的事。无论你写多少关于百忧解和所有可治愈忧郁症的神奇药物的文章，对游民都没有什么帮助。” 雷德在贫穷家庭中长大，父亲死于自杀。“我后来意识到，只要有个人愿意和父亲说话，再加上药物治疗，他可能就不会自杀。但我们目前没有这类的立法。”

　　我和参与《心理卫生平等法》提案的多明尼西议员会面时，提供了几项我已查证过的故事和统计数字，然后阐述证据十足的趋势，这个趋势可明显从这些故事中看出。“假设，”我说：“我们要是可以整合这些证据，那么所有充满偏见、漏洞百出的资讯和派系争斗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要是我们说，为贫困的忧郁症族群提供充足的心理卫生医疗有许多优点，对美国经济、对退伍军人管理处、对社会——因忧郁症未获治疗而蒙受重大损失的纳税人，和这项投资的受益者，也就是活在痛苦中的人——都有好处。那么，难道不应该进行这项改革？”

　　“如果你问的是，我们是否可以只因为在经济利益与人道主义方面的好处，而要求更积极的改变，”多明尼西说：“我要很遗憾地告诉你，答案是：不行。”有四项因素阻碍联邦照顾贫困者的计划。第一项，也是最难解决的一项，是全国预算的结构。“我们现在是每项计划有它自己的经费，”多明尼西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你所提的计划是否需要增加专款，而不是考虑它能为国库省多少钱。”你不能马上减少其他经费；不能因为要支付新的心理卫生服务经费而在一年之内削减掉监狱与社会福利的经费，因为这项服务的经济效益累积很慢。“我们评估医疗服务输送系统，并不单以支出为依据，”多明尼西证实了这点。第二项因素是共和党领导的美国国会对指导医疗业并不热衷。“那就变成了命令，”多明尼西说：“有人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这项立法，但是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也不赞成对州政府、保险公司和任何人下命令。”《联邦法》中的《麦卡伦·佛格森法》，把健康保险的管理工作留给州政府负责。第三项因素是，如果你的政见只锁定在改善长远的社会基础设施，而不是提出选民立即可见到结果的炫目政见，相对来说你不容易当选。第四项因素，以威尔斯顿议员遗憾又讥讽的话来说：“我们活在一个急功近利的民主制度里。议员捍卫的是选民关心的事。患忧郁症的穷人在投票日那天是蒙着头躲在家里的床上——这表示他们在这问题上没有多少发言权。贫困的忧郁症患者不是你愿意赋予权利的团体。”

　　和彻底失去权力的族群相处之后，再与位高权重者相处，内心感受会很复杂。对国会议员进行访谈之后，我内心激动的程度并不下于与贫困忧郁症患者的访谈。《心理卫生平等法》是跨党派的议题，以多明尼西的说法，共和党和民主党“争相表现对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关爱”。国会一致赞成投入比预算更多的经费给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克林顿总统在1999年批准了八亿一千万美元的经费；约翰·波特议员是预算评审委员会中的主席，已连续当选十一届，还全力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国会在他的领导下，把经费提高到八亿六千一百万美元。在2000年的行政事件中，国会将“社区健康服务整笔拨款”提高了百分之二十四，达三亿五千九百万美元。总统要求总统办公室为找工作的精神障碍患者保留职位。“如果我们要成为温情保守主义者（美国共和党在2000年总统大选喊出的口号），”露凯玛说：“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每项重大的心理卫生议案，都可以得到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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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20:37
议员背后的故事(1)

　　在国会中为精神障碍者争取权益的议员，多半有自己的故事，促使他们进入会场挺身直言。雷德议员的父亲死于自杀、多明尼西议员有个得了严重精神分裂症的女儿、威尔斯顿议员有个精神分裂的兄弟、里沃丝议员有严重躁郁症、露凯玛议员和一位精神科医师结缡五十年、鲍布·威斯议员大学时，曾在暑期到精神病房进行公共服务，与精神障碍者结缘。“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子，”威尔斯顿说：“我希望我个人能通过对伦理的研究和反思了解这个议题。但对许多人来说，精神障碍问题依然十分抽象，只有在不经意的情况下亲身遭遇这个问


　　题，才能感受到它的紧迫性。我们需要用教育来为立法铺路。”

　　威尔斯顿一谈到精神障碍就十分激动，好像病患是他的亲人一样，当1996年《保险平等法》在议会中被讨论时，他以令人动容的口才叙述了自己的经验。多明尼西绝非多愁善感之人，在他简短地讲述自身经验后，有几位议员也上台述说了自己亲人和朋友的故事。那天的议会比较像在进行实证支持治疗而不太像政治辩论，“大家在投票前走到我身边”，威尔斯顿回忆道，“对我说，‘这对你非常非常重要，对不对？’我说：‘没错，比任何事都重要。’那就是我们赢得投票的原因。”这是一个开始，一项象征性的法案，而非带来重大改革的法案，因为它把是否要提高整体治疗经费的决定权交到保险公司手上。这项法案无法改善病人接受医疗的品质。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大部分社区健康计划的经费都遭到删减——这些计划经常因为未得到适当医疗的人发生暴力行为而遭受谴责。这些计划如果能让大家都平安无事，才算功德圆满。但社区健康计划在保健功能上的不足，遭到媒体的痛斥。这些计划是否照顾到了健康的人，这种问题常被提起；却很少有人问到是否照顾到了其目标社群。“大量的联邦税金收入投注于这些计划，”露凯玛议员说：“有证据显示，钱都被分散到各种无关的地方计划里。”威斯议员把克林顿1993年的健康医疗辩论会评论为“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沮丧忧郁的经验”，并指出，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并未提供可显示出整体平等法有利于地方商会的具体资讯。社区心理卫生诊所的确存在，但他们较常处理的是像离婚这类相对较简单的问题。凯普特议员说：“社区心理卫生诊所应该为各方面的症状提供药物治疗、后续追踪和口头咨询。”

　　强制入院制度是法律社群与立法社群之间的争论点，前者主张维护公民权利，后者认为不强制治疗发疯和受病痛所苦的人就是一种罪行。“对这件事采取极端观点的公民权运动者，没资格谈这个，其意见也不足取，”露凯玛说：“他们披着公民权的外衣，其实是在对人民施以异常残暴的酷刑，完全不顾这个社会有治疗技术的事实。不强制入院治疗就是虐待。如果我们对动物进行收容治疗，‘美国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会与我们站在同一条阵线。如果病患不愿服药，不愿接受适当的治疗，就应该强迫他们进行入院治疗。”这种政策已有先例，像肺结核即为其中之一。如果有人得了肺结核，不愿守规矩按时服药，到了某种程度，护士就会每天把抗结核药送上门来。当然，肺结核是有传染性且无法抑制的疾病，会发生突变，造成公共健康的危机。但是，如果精神障碍是有害于社会的话，采取肺结核模式的强制手法就有道理。

　　强制入院法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议题，当时是这种收容所的全盛时期。现在，许多想接受治疗的人却不能如愿：大型收容所关闭、短期疗养院强迫还没复原的病人出院。“现实是，”1999年春季号的《纽约时代杂志》上说：“医院没办法快速医好病人。”虽然有这种问题存在，但还是有人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入院。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说服他们入院，而不是强迫。此外，更重要的是，订出必须采用强迫手段的共通标准。若是水平不够或不怀好意的人得到权力，让他们决断谁有病、谁没病，不依程序强制病人进入收容所，就是最糟糕的权力滥用。

　　病人可以进入开放的收容所疗养。长期疗养院里，大多数病人可以自由外出和上街，只有少数人需要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或监禁。疗养机构和住院病人之间的契约是自发性的。法律学者比较支持让人自己过自己的生活，就算他们有破坏倾向也一样，而社会心理工作者和任何曾直接接触到精神障碍的人，都倾向于强制治疗。谁来决定谁何时可以有自由意志、何时不可以有？广泛地来说，右派认为发疯的人就该关起来，以防他们危害社会——就算不构成威胁也一样。左派认为一个人的公民权不应受到人民基本权力结构以外的人侵犯。中间派认为有些人真的需要强制治疗，有些人则相反。由于抗拒受诊和放弃接受治疗是精神障碍的症状，强制入院依然是治疗中必要的一部分。

　　“你必须把这些人当成人，尊重他们的独立性，但要让他们与主流社会保持联系，”凯普特议员解释。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采取了温和的立场，他们曾经发表过一份声明：“若是目前治疗法还有合理的治疗效果，那么，流浪街头、精神异常、生病、堕落和不接受治疗的自由，就不能算自由，而是放纵。”问题是，选择常在完全强制与完全放纵之间摇摆：目前的体制是建立在可归类的精神疾病上，大多数忧郁症极缺乏所需的中庸治疗方法。我们应该注意在街头喋喋不休自言自语的人，评估他们不稳定的自杀倾向，判断他们危害旁人的可能性——然后推断哪些抗拒治疗的人会在复原之后，感激他所接受的强迫治疗。
议员背后的故事(2)

　　没有人愿意得忧郁症，但也有些人不愿被迫得到我所定义的复原。他们执意逞能，社会能有什么选择？我们可以让他们缩回到疾病中吗？我们要为他们拒绝就诊而给予社会补助吗？我们该采用什么样的适当程序决定这些条件？官僚的力量十分可怕，需要治疗的人得经过复杂的斡旋，这是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不可能有完美的制衡，就要从两种状况中选择其一：监禁该释放的人，或释放有可能自毁的人。问题其实不在于是否要对人进行强迫治疗，而是何时进行强迫治疗和由谁来执行？要谈这个问题，我不能不提到席拉·赫南


　　德兹，她是令人同情的艾滋病毒带菌者，抗拒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遭到强迫治疗，宁死也要得到自由；现在她已开心地得到重生，成了整天手机响个不停的大忙人。但我也想到那位脑麻痹的韩国男孩，身染多种失常的毛病，包括使他无法自杀的身体残障，被迫过着没有快乐也无法解脱的生活。虽然有这么多权衡与思虑，我还是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暴力攻击事件促成自卫法律的订定，虽然有暴力倾向的忧郁症患者不多，但他们在法律地位上与精神分裂者相同。精神障碍有许多面貌，法律的一视同仁造成了极大的灾难。1972年，有一家名为威洛布鲁克的低能者收容所对无知的病人进行人体实验，经过这次事件后，政府提出了“最低限制安置”以亡羊补牢。精神障碍者会因暴力行为而被剥夺权利，也会因为政府动用“国家亲权”（指国家是儿童及青少年的父母亲的立法概念），像对待年幼者一样，采取保护的立场而剥夺其权利。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认为国家亲权不应扩张，而国家亲权的概念也的确在一些国家遭到滥用，这个名词总让人联想到专制。但是，为了捍卫这种法律原则，我们得忍受多少苦难？

　　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治疗宣导中心在治疗方法上是最保守的团体，其立场是，不管患者有没有明确眼前的危险，都应该监禁起来。该中心的副总裁乔纳森·斯丹利抱怨说，会被治疗的只有犯罪分子。“人们被推到火车底下的机会只有两百万分之一，但在某一天走进中央公园碰到二十个精神障碍者的机会有百分之百，可是大家却比较关心前者。”对史丹利来说，取消强制入院制度只是公民权保护了“不该保护的人”和政府胡乱削减预算的不幸结果。原本以为取消强制入院可以换来多样化的社区医疗，但事与愿违。取消强制入院制度的结果是消灭了多元的治疗系统，慢慢地把病患丢回社区：病人入院就遭到彻底的监禁，或出院就完全无人照顾，这种事经常发生。政府尚未想到要提供完整的社工大军，解救人民的痛苦，恢复身心健康。治疗宣导中心强烈支持《坎德拉条款》这类的立法，《坎德拉条款》是纽约的法律，允许对未能接受药物治疗的精神障碍者提出诉讼，使精神障碍成为罪行。忧郁症患者被带上法庭、罚款，然后回到街头自己想办法过日子，因为没有空间或预算可以提供更大范围的治疗。如果他们惹了太多麻烦，就该被监禁：从许多例子来看，取消强制入院只是把病人从医院赶到监狱里。而且在监狱里，他们得不到足够和适当的治疗，因而造成极严重的困扰。“最需要心理治疗的人，”斯丹利认为：“恐怕是狱警。”

　　华盛顿特区的巴烈隆中心是这个领域中自由派的代表，它认为入院治疗都应出自病患的意愿，并将精神障碍定义为需要诠释的疾病。“人们认为病患缺乏对自己的深刻认识，”他们曾说：“但他们通常只是怀疑治疗者的专业能力而已。”有时候是如此，但并非全然正确。

　　退伍军人管理处至今依然相信坚强的军人不会得精神疾病，因此他们花在精神病研究的经费不到百分之十二。事实上，精神障碍可能是老兵最常碰到的毛病，老兵罹患创伤后成为压力症候群、游民和药物滥用的几率很高。纳税义务人在训练军人上花的钱有一大笔，但却不太愿意照顾他们，这造成许多问题，也更显示出心理卫生政策在政治上有多天真。忧郁的老兵，特别是参加过越战的军人，是美国游民的一大族群。他们连续经历了两次创伤。第一次是战争本身，杀人、四望一片废墟和身陷险境的恐惧。另一个是强制性的集体互动，许多老兵习惯了分工式的部队规范，回到家乡什么事都得自己来，于是变得无所适从。退伍军人委员会曾做过估计，入院的老兵之中，有百分之二十五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由于美国有一半以上的医生曾在荣民医院中接受某种程度的训练，结果把这个机构歧视偏颇的坏风气散播到民间医院与急诊室中。

　　凯普特议员谈到芝加哥附近一所荣民医院的故事。她走进急诊室时，警察送进来一个状况很糟的人，值班的社工人员说：“哦，是我们的老客人。”凯普特问她是什么意思，她说那个男子是第十七次因精神障碍问题进医院。“我带他到这里、给他洗个澡、给他药、放他走，没几个月他又回来了。”这种医疗系统到底是怎么了？“进急诊室十七次”，凯普特说，“如果给他适当的社区医疗，使他不用来这里十七次，我们可以省下多少钱帮助其他人？错误治疗的代价比适当治疗的高多了。”

　　我们似乎重新走向强制治疗，回到了原点。现在的心理健康体制从对忧郁症病患一视同仁的恶劣态度走向分散、多样、有限制。“情况比旧体制好多了，以前只是把病患关在家里自生自灭。”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的贝丝·荷露蕾斯说：“但是，无论我们对精神障碍的病源和疗法了解多少，公共体制总是会落后二十年之多。”现实状况是，有些人没有自己决定的能力，需要强制治疗；其他有决定能力的人，即使患病，也不会受到强制。最好能够提供多层次的医疗系统，对不同程度的患者提供不同的大规模服务，再加上积极向外寻找可能未得到应有治疗的病患。设定适当程序的指导方针是必要的，所有需要强制治疗的人都要经过相同的审视，其中一定要有督导与制衡。理想的程序需要把两个条件列入考虑，一是病患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威胁，二是病人不必要的痛苦。哪些人该进监狱、哪些该强制进入精神病院、哪些该强制精神治疗或自由决定精神治疗等的标准，一定要建立起来。在明确告知和不影响他人的情形下，应留一些空间给不希望接受治疗的人。还要建立有效、公正的机构来监察这些事。

议员背后的故事(3)

　　琳恩·里沃丝是美国国会中唯一承认曾与精神障碍搏斗过的议员。她十八岁结婚时就已怀孕，最早的工作是担任食物调理和保鲜盒推销小姐，以此补贴家用。忧郁症是在生完第一个女儿后不久发作的。因病情持续加重，她开始求助于医生。她的丈夫是汽车制造工人，买了“蓝十字盾医疗保险”。“我以为保险够我得六次忧郁症，”她自嘲地说。接下来的十年里，她和他丈夫的全年薪水都拿去缴精神科的账单。二十一岁那年，她已不能工作，害怕接电话。“太可怕了，好漫长的时光，忧郁症发作会持续数月，我一直躺在床上，一天睡二十


　　二个小时。来看我的人都认为忧郁症是陷入悲伤：不管我跟其他议员如何解释，他们都不懂，他们不懂那是怎样巨大的空虚和无望。”

　　为了付治疗费，里沃丝的丈夫接了两份全职工作，还时常做第三份兼职工作——除了汽车工厂，还在大学中工作和晚上送比萨。他曾送过一阵子报纸，在玩具店打工。“我不知道他哪来的体力，”里沃丝说：“我们只是做该做的事情。要是没有家人的支持，我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但忧郁症还是太可怕了，如果这个家庭一直这样……”她停了一下：“我不知道有谁活得下去。他还得照顾我，我们有两个小孩。我可以做一点事情，但很少。我们居然战胜了现实，回归正常。” 里沃丝依然对自己的两个小孩怀有罪恶感，“如果我是出了车祸，伤了脊椎骨，影响行动的程度也不会比忧郁症糟，而且还会觉得休养这么久是有道理的。但就算到了现在，每次小孩在学校出事或出了问题，我还是会觉得那是我的错，因为我不在现场，因为我没这样做、没那样做。罪恶感总是挥之不去，我总是会对无法控制的事情感到罪恶。”

　　她最后终于在1990年发现了“最完美的药物组合”，现在她服用锂盐（剂量曾高达每天二千二百毫克，后来减少到九百毫克）、去甲丙咪嗪和盐酸丁螺环酮。她一好起来，就立刻开始了公共服务的工作。她充当了精神障碍研究的有声活动广告。“我证明心理研究是对的。如果你让我当选，我就能为你服务。真的有许多人吃过这种病的苦头：他们只希望有机会成为有用的人。”里沃丝在顾家的同时，还利用部分时间攻读大学学位、最终以卓越的成绩毕业，除此之外她还继续攻读法律学位。快三十岁的时候，她的病情较稳定，当选了安亚伯市的地方教育委员。两年后，她因其他缘故而切除子宫，又因为贫血而离职半年。当她决定进军国会时，“对手发现我曾得过精神障碍，指称我消失的那半年时间是因为精神崩溃。”里沃丝参加一个电台热线节目，一个对手安排的听众质问她是否曾得过忧郁症。里沃丝坦诚地回答说她的确得过，而且花了十年才稳定下来。节目结束后，她到民主党地方党部开会。一进入会场，当地一个党内要人说：“琳恩，我听到你在电台的节目了，你在说什么？你疯了吗？”她冷静地回答：“没错，电台节目就是这么一回事。”她对这个问题的沉稳和冷静，使其获得了大众的信任，她赢得了选举。

　　许多国会议员曾对里沃丝提过自己的忧郁症病史，但不敢让选民知道。一位同僚说他想公开出来，但又缺乏勇气。我不认识他的选民，他可能真的不能说。得过忧郁症的人大多无法好好作判断，因为他们陷于罪恶感之中。这是种非常寂寞的病。不过，同样的情形，我有几位同性恋的朋友在“出柜”后，反而放下了心中的重担。“我已经自由了：我的忧郁症不再是把柄。”鲍布·威斯议员称忧郁症是“家家都有的秘密”。

　　“你要自己想办法，”琳恩说：“你要自己去找社区心理卫生服务中心。有人这样对我说。当他们提到‘社区心理卫生’时，我冷笑了一声。听好，如果你指望一个汽车工人到他公司的工会里说：‘我儿子精神分裂，我老婆有躁郁症，我女儿的精神病快好了’——那是不可能的。”“这个国家，”她认为：“还没有进步到可以让我们得到适当治疗的地步。此外，开处方的医生所知有限，而且他们只会努力省钱。健康保险机构给他们的处方药种类有限。”“即使这些药对你的体质无效，你也只能拿到这些药！”里沃丝说：“就算是病情稳定了，你还得改变在患病情况下有意义，但在健康的状况下没有意义的对抗手段。”她发现目前进行中的精神动力治疗经费遭到删减，她相信这会增加整体社会的支出。“真是一团糟。”她说。

　　东南宾州心理卫生协会的执行总裁乔·罗杰斯是位古怪而不修边幅的权威人士，言谈流畅又有魅力。他讲话富有哲理，但也很机灵和务实，方向一旦决定就会坚持到底。我们第一次碰面是在宾州旅馆同进午餐时，他穿着蓝色外套打了根条纹领带，手上提着公事包，看上去像是一个白领。我看菜单时，他告诉我说他曾在纽约住过一阵子。我问：“哦，你住哪？”他说：“华盛顿广场。”他拿起桌上面包篮里的面包卷。“我住在华盛顿广场附近，”我合上菜单回答说：“那里真是很棒的地方。你当时住哪里？”他苦笑着说：“就在华盛顿广场里头。我在路边长椅上过了九个月，那段时间我是游民。”

　　乔·罗杰斯和琳恩·里沃丝一样，从心理保健网络的“消费者”一端转变为“供应者”一端。他生长在佛州一个有四个子女的家庭，母亲酗酒，父亲随身带枪，很少在家，而且不时会闹自杀。虽然他的父母来自小康家庭，但他们的异常造成家境贫穷。“我活在破碎的家庭里，到处都有蟑螂跑来跑去，”罗杰斯回忆道：“有时候家里的杂用费会突然不见，我爸爸沉迷于赌博，所以从来没看过他拿薪水回家。虽然不至于挨饿，但因为父母的关系，我家很穷。”罗杰斯十三岁时退学。他的父亲老喜欢拿把鲁格尔手枪跟儿子说他想自杀，罗杰斯渐渐有了一套应付这种状况的方法。“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从他身边拿走手枪，藏起来。”在此同时，他母亲酗酒的情形愈来愈严重，入院治疗好几次，她也有过自杀倾向，但是罗杰斯认为这还好。他十六岁时父亲过世，二十岁时母亲也走了。

议员背后的故事(4)

　　“回想起来，我父亲要是接受治疗的话，应该会好起来，”罗杰斯说：“但我母亲就不知道了。”罗杰斯自己从十三岁到十八岁这段时间都很消极，十八岁那年开始准备参加高中同等学力测验，他认识了心爱的女朋友，也尝试建立自己的生活。他在一次贵格教会的聚会里，认识了后来对他伸出援手的心理学家。后来他遭逢了一次危机，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前，他突然迷失了方向。“我坐在车上，笼罩在彻底的失落感之中。”没多久他就产生了严重的自杀倾向。那位在贵格教会认识的朋友带他到医院接受治疗，并开始服用锂盐。1971年，罗


　　杰斯变成了游民。女朋友离他而去，父母过世了，他依赖社会救济金过日子。

　　罗杰斯曾经数次入院。当时主要是使用抗郁剂治疗，他住在宁静的精神病院中，“那里的环境让我不想活，”他痛恨医院。“我的表现开始变好，因为很想离开那。”罗杰斯说到州立医院就吓得发抖。“我在其中一家待了半年——里面的空气好可怕。他们每年在每个病人身上花了十二万五千元，至少在设备上也该改善一点。你和两三个病人同房，与他们一起被关在狭小的空间里。医院护理人员人手太少，训练也不够，他们根本不想听你说话。他们时常骂人，而且很专断，我正处在叛逆期，和他们处得很不好。那种地方是座监狱。只要经费不增加，就没有人会想到放人出院的问题——没有一个职位是要帮你从缠身的繁文缛节中脱身出来。在这种地方待太久，你整个人就被毁了。” 在医院里，医生让他服用高剂量的镇定剂，让他“乖一点”，但通常对他的毛病并无实质的作用。在没有抗郁剂治疗的情形下，压抑焦虑和暴躁的镇定剂一旦停用，只会让他陷于愁云惨雾之中。罗杰斯不相信“病人将来会感激”是强迫病人接受的好理由。他说：“如果你到酒吧里，随便逮一个喝得太多的人，把他送进戒毒所，还劝他老婆多多注意，他或许会感谢你这么做，但那逾越了我们的社会规范，侵犯了他的公民权。”

现有的治疗机构(1)

　　参观州立精神病院是令人震撼的经验。在一个相对清醒的世界里，完全的疯狂令人昏乱和痛苦，但被关在一个对疯狂习以为常的地方，绝对更加恐怖。我手中有许多反映各种州立医疗体系弊端的文章。在一篇精彩大胆的暗访报导中，记者凯文·海德曼自称有自杀倾向而住进布鲁克林区伍德荷医院的精神病院。他写道：“整个环境都是为了监视而不是为了治疗，”然后引用纽约心理卫生办公室专员特别助理达比·潘尼说的话：“就我自己的经验，要是我得了情感性疾病，最不想去的地方就是‘州立医院的精神病’病房。”海德曼在伍德荷


　　医院里发现了几个不成文的规定，病人没机会与精神科医师进行交流或互动；病人整天都没事做，只能连续十小时看电视；病院污秽不堪；病人不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药。他们被迫服用不必要的镇定剂，并忍受监禁。照顾海德曼的护士对他说，生个小孩对治忧郁症有好处。纽约州每天要为这种服务支付一千四百美元。

　　对于医院，我最关心的不在于它有多糟糕，而是一个好医院该具有哪些标准。我的目的不是要挖出弊病，而是要探寻州立医疗机构的实际运作模式是否走错了方向。强制入院的问题很棘手，我不知该如何解决。短期的精神障碍治疗机构有好有坏，我曾在这类医院的病房呆过一段时间，如果需要短期治疗，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但是可长期住院的公共机构，差距极大。我在费城附近的诺利斯镇医院待了相当长的时间，这家医院的主人是位热心公益的人士。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碰到的医生、每天与驻院医生交流的社工，以及这里的管理者。我喜欢在这里认识的病人。不过，诺利斯镇医院还是令我心惊胆颤，参观这里是我进行研究以来最烦乱、最困难的任务。我宁可陷在忧郁里，也不愿在诺利斯镇医院呆太久。强制入院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但诺利斯镇医院呈现的问题可能不是全都有办法解决，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弥补医疗法律的漏洞，就必须了解这些问题。

　　诺利斯镇医院里有一座园区，一眼看上去，像是个二流的东岸大学。这家医院座落在翠绿的山丘上，全镇风光尽收眼底。高大茂密的树木矗立在保养良好的草坪上，新美国式风格的红砖建筑上布满了爬藤，医院的大门白天才打开。人们一般会认为，病人待在医院里会比在医院外好，但这里的现实情形残酷得有如经典电视连续剧《囚犯》，或是较无聊的《爱丽丝梦游仙境》，宜人的外观掩饰了不堪的内部。我慢慢才发觉，这个地方有自己的一套语言。“哦，她表现得不太好，”某位病人坦白地对我说：“如果她不注意的话，最后会被送到五十号楼。”问别人在“五十号楼”会发生什么事是无意义的：在病人眼中，五十号楼——紧急处理处——是可怕的诅咒。最后我走进五十号大楼，发现这里并没有我想像的恐怖，反倒是三十号楼死寂得可怕。里头的人都受到囚禁和监视，以防止他们自残。有些人被网子捆住，以避免他们自杀。我看不到多少适当的治疗，受到如此对待的人多半需要治疗，但是他们的状况糟糕得可怕，比杜莎夫人蜡像馆地下室里的囚犯蜡像还恐怖。楼层的数字，以及恐怖和禁锢等等的耳语在园区中流传，这不能治疗病人，只是让他们病情更严重。

　　我痛恨那里，这家医院深深刺痛了我。如果我又贫穷又孤独，而且忧郁症未得到治疗，最后也得在那种地方终老吗？想到这里，我吓得惊叫，狂奔出那美丽的大门，躲进我安全的被窝里。而在医院之外，有些人并没有可以叫做家的地方。虽然里面有许多医生和社工人员，但病人的状况混乱不堪，令我产生“里外两重天”的感受。由于情感性疾病是州立医院第二常见的病症，我分不清我属于“我们”还是“他们”。我们依循着集体的规范过日子，因其一次又一次得到验证而维持着理智。要是你到了一个所有东西都充了氦气的地方，你会不再相信地心引力，因为看不到证据。我在诺利斯镇医院里，发现自己愈来愈难以掌握现实。在这种地方，你会彻底失去确定感，理智在这里就像疯狂在正常世界里一样格格不入。每次走进诺利斯镇医院，我都觉得自己的精神在消耗和瓦解。

　　在管理部门的安排下，我在一个美丽的春天第一次来到这里。我与一位自愿来聊天的忧郁症女士谈话。我们坐在美丽的小山坡上一个类似眺望台的地方，我们喝着难以入口的咖啡，杯子的材质是那种盛放稍热的饮料就会软掉的塑胶。这位女士口齿清晰，也比较“可以见人”，但我觉得有点苦恼，讨厌的不止是这杯有塑胶味的咖啡。我们谈话之时，很多不知进退的人走到我们两人之间，打断谈话，问我是谁、做什么，或甚至其中一个人，拍着我的脖子，好像我是只百灵顿猎犬。一位我不认识的女士站在离我们十英尺外的地方，看了我半天，突然流下泪来，尽管我试图安抚她，她还是不断啜泣。有人不在意地对我解释：“哦，她不过是个可笑的家伙。”进来没疯的人，出院的时候也要疯了。诺利斯镇医院的病人数比它还兼作仓库的全盛时期少了许多，所以园区内一半以上的建筑是荒废的。这些空荡荡的建筑——有不少是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带有实用主义、现代主义等市区风格的建筑物，经年紧闭闲置，流露出鬼魅的阴气，在楼房的梁桁之间，在空旷死寂的厅堂中，我总是会联想到青涩的愁苦生活。
现有的治疗机构(2)

　　诺利斯镇医院里歇斯底里的病患中有的会对着一般人看不到的火星人说话。一个年轻人愤怒地用拳头猛捶墙壁，而其他在精神分裂边缘的病人对他视而不见，他们一脸呆滞、面无表情，或忧郁或沉默。那些不能用来自戕的家具都残破不堪，和使用家具的人一样一脸疲累。为节庆而挂在大厅里的劣质棉纸把大厅装饰得像个幼儿园，大家都忘记了这些人已经成年。我去了诺利斯镇医院十多回，每次都有个人坚称我是她妈妈，拼命问一些我根本不知如何回答的问题，还有个看起来焦虑又极暴躁的人要我立刻离开，在出事之前赶快逃走。一个脸


　　部严重变形的人认定我是他的朋友，叫我别在意，不要离开，只要待一个月，所有人都会习惯我。“你不坏，你不丑，留下来嘛，你会习惯的，”他心不在焉地说着，口气平淡地发表着长篇大论，我几乎听不懂。一个胖得令人讨厌的女士向我讨钱，还抓着我的肩膀大声喊。在诺利斯镇医院，我无时无刻不处在非言语呼喊的“持续低音”里，听到绵绵不绝的高谈阔论：有人敲击物品、有人惊叫、有人鼾声如雷、有人急促不清地说话、有人哭泣、有人制造出令人窒息的怪异声响或任意放屁，唯一快乐的只有不断咳嗽的吸烟男女。这个地方一点都不讨人喜欢，从墙壁和地板里传出争吵声。虽然有封闭的建筑物和大片草坪，但诺利斯镇医院根本没有给病人足够的空间。在这类机构里，四成病人是因忧郁症而入院，但他们却进入全世界最忧郁的地方接受疗养。

　　其实诺利斯镇医院在我拜访过的公共长期疗养机构里已经算是不错的了，经营者不但负责，还很聪明、仁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院内病人的健康，以他们的状况来说都算是差强人意。这里完全不像贝德兰疯人院，每个人都吃得很好，也有适当的医药治疗，专业的工作人员总是以家长式的温情看顾所有病人。诺利斯镇医院的病人很少受伤，所有人都很干净整洁。大家都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和为什么要入院。专业的员工对病人给予充分的爱，虽然这是个精神障碍者居住的地方，但依然给人安全感。里面的病人受到保护，不被外在的世界和他们内在的恐惧伤害。这里的缺失正是长期疗养机构特有的问题。

　　乔·罗杰斯在医院里待了数年之后，从长期疗养机构转到佛罗里达州的中途之家，他在那里得到了更好的治疗与更合适的医药。“但我开始对自己有不同的认识——我开始把自己看成精神障碍者。他们说我无可救药，完全不认为我可以上学。那时我二十五岁左右。他们说我应该继续领社会救济金，留在中途之家里。最后我变得非常苦恼，完全失去了自我感。” 罗杰斯离开了医院，流落街头，这段时间对他来说反倒比较好过。“我愈是努力理清自我，自我愈是溃散。我尝试了迁移疗法，该是离开熟悉的地方与亲友的时候了。我猜纽约应该是不错的地方。我不知道到那里要做什么。后来我发现了一张公园的长椅，不算差——那时纽约没有很多游民，而我又是个外表和善的白人小孩。我很邋遢，但不肮脏，人们愿意关心我。”

　　罗杰斯会对施舍小钱的陌生人谈自己的故事，但刻意不谈可能会让他重返医院的情节。“我觉得要是回去了，就再也出不来了。我觉得他们会把我送回去。我已彻底绝望，但因怕痛而不敢自杀。”到了1973年，“我还记得有一次听到喧闹声，人们都在庆祝，我问怎么回事，他们说越战结束了。我说：‘哦，那太棒了。’但不知道那是什么战争，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记得自己曾参加过反战游行。”然后天气愈来愈冷，罗杰斯没有外套。他睡在哈德逊河边的大码头。“我觉得我已经和别人太疏远了，要是接近别人，就会吓到他们。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洗澡和换衣服，可能令人很恶心。那些教会的人走过来，我知道他们注意到我在游荡，说要带我到东橘市的基督教青年会。如果他们是说要送我到医院，我就会逃之夭夭，让他们找不到。但他们没这么做，他们一直看着我，等到我有了准备，才让我做些我可以做的事情。反正我没什么可失去的。”

　　罗杰斯的个人体验，后来成为他社会政策的基础。“孤立又失落的人通常渴望一点点人与人的沟通，”罗杰斯说：“向外扩展是有用的。你要有诚意，要吸引他注意，一直诱导他，直到他准备好要跟你走。”罗杰斯是忧郁症患者，但忧郁症是压在人格之上的病症，罗杰斯潜在的个性是十分坚毅的。“幽默感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他现在这么说，“在我最疯狂、最忧郁的岁月，我还是可以找到能开玩笑的事情。”罗杰斯搬到东橘市的基督教青年会住了几个月，也找到一份洗车的工作。后来他又搬到蒙特克莱尔镇的基督教青年会，在那里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婚姻“可使人大大地稳定下来”。罗杰斯决定读大学。“我们两人的角色好像轮流变换。她经历了一阵子忧郁发作，我得照顾她，然后是两人角色颠倒过来。”罗杰斯开始在心理卫生的领域里担任义工——“那时候我只懂得这些事情”——当时他二十六岁。虽然他非常不喜欢州立医院，“身处困境的人们极渴望帮助，我觉得我们可以改革医院，给他们更好的环境。我努力了好几年，但发现体制不会改变。”

　　东南宾州的心理卫生协会是罗杰斯设立的非营利机构，该机构致力于提高人们对精神障碍的注意。罗杰斯使宾州成为全美心理卫生医疗最进步的一个州，他个人主张关闭州立精神病医院，提出建立顶级的社区心理卫生行动方案，这些方案目前得到每年约十四亿美元的经费。如果你精神不稳定，甚至濒临崩溃，宾州是最适合你的地方，事实上，许多邻州的人为了沾到这点好处而搬到宾州。游民向来是费城的大问题，现任的市长当选后，原先是想要重开已关闭的精神病院，并 提供经费给仍在运作的精神病院。罗杰斯说服他关闭现存的机构，支持成立其他的医疗系统。
现有的治疗机构(3)

　　宾州医疗体制目前的指导原则是，病人不应该监禁在举目皆疯狂的医院，而应该生活在更大的社区里，处于对他们有益的健康环境中。宾州的重病患者住在制度化的长期疗养机构中。这些机构都不大，大多只有五十多张病床，机构提供扎实的协助、严密的照顾，他们支持严格的个案管理，允许心理社工人员与病人建立一对一的关系，并且介入治疗。“我们需要积极的制度。在事业刚开始时，我负责照顾的病人威胁要对我申请人身强制令。我不把他的排斥当一回事，还是依我的方式做，如果有必要，我会撞开他家大门。”这些机构也提供


　　社会心理康复，目的是以“正常”生活的影响力来协助他们。在此环境下，宾州约百分之八十的入院忧郁症病患得到改善。有可能危及他人或自己的病人，可得到全方位的医疗——最严重者可强迫入院与治疗——因为这时候此人处于极危险的状况。唯一会持续抗拒这种治疗的人是有毒瘾的精神障碍者，尤其是海洛因毒瘾者，这种病必须先经过戒治，再接受州立心理卫生机构的照料。

　　罗杰斯也建立了他所说的“即时服务中心”——街头服务所，通常是由从精神障碍中痊愈的人来进行服务。如此既让刚刚有能力面对特定环境的人有个就业的机会，也让心理状况不佳的人有地方可求助、逗留和得到有价值的建议。恐惧其他更积极的疗法的游民，只要来过这类地方，就会一再地上门。即时服务中心提供了介于心理孤立与交流之间的过渡区。现在宾州已建立像是警察国家的追踪系统，但这个系统的确可预防人们沦落至社会边缘的地步。他们的资料库内储存了州内所有医疗机构的处置，其中包括每一位进过急诊室的病人资料。“我输入自己的名字，”罗杰斯说：“跑出来的资料把我吓了一跳……”如果宾州有一个病人溜出医疗机构，社工人员会把他找出来，并持续定期调查他。除非你康复，否则逃不出这个体制的关注。

　　整个制度的问题是太脆弱。在最实际的层次上，它的财政并不稳定：笨重如巨象的大型精神病医院可理所当然地得到大笔经费，而一些体制外机构的经费，在总预算不足的时候常常遭到删减。就算是在比较开放、富裕的地区里，把精神障碍者安排到社区里，也需要有宽容心。鲍伯·威斯议员说：“大家都是主张取消强迫入院制度的开明人士，但如果哪天有个游民跑到他家门口，情形就不同了。”对某些精神障碍者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在社区里，自主性与融入性太高了。有些人无法在医院这类完全封闭的环境之外正常生活。这种人总是会被驱赶到他们无法承受的世界里，这对他们，以及对不期而遇、施出援手的人都没有好处。

　　这些问题都没有令罗杰斯感到气馁。他已经采用了“萝卜与大棒”的策略迫使医院关闭，逢迎位高权重的官员，并引用美国残障法案向官员提出集体诉讼案。罗杰斯模仿了西泽·查维斯的“农工联合工会”的运动模式，事实上，他企图让精神障碍者团结起来，让极为分散的弱势群体集体发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强制入院制度的全盛时期，费城附近的机构中收容了一万五千多名病患。罗杰斯关闭了其中两所，仅存的诺利斯医院收容了数百名病患。反对罗杰斯集体诉讼案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医院的联合工会（大部分是为了生计）。病人一旦达到某种程度的康复，就转移至长期社区疗养机构，这促使医院关闭。罗杰斯说：“我们要让医院渐进地关闭和缩减。”如果大型医院已成为弊病重重、积重难返的地方，那么以社区为基础的制度就更是问题丛生的地方。制度中的审查和制衡很难维持。为数众多的官员与心理卫生人员所能掌控的范围很小，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范围内运作。监督者只是偶尔匆促地探访和视察，这种机构的运作方式如何能让监督者全盘掌握？在权力交接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使相关人员的警觉性维持在高水准？

　　什么才叫精神障碍和谁需要治疗等问题，绝大部分要看大众对心智健全的认知。只要有所谓的心智健全，就有所谓的心智失常，二者在类型与程度的区别上，都有条件与范围。追究到最后，这是一种要求自己大脑与要求别人大脑的政治学。这种政治学本身没什么对错，它在我们的自我实现中十分重要，也是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不该对其背后的共谋做出妥协，除非我们相信，对于复杂问题可在不同流合污的情形下，产生全体一致的意见，否则我们就要小心地根据决定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经历，并结合个人的意见，来处理这些问题。问题并不在于忧郁症引起的政治，而是我们无法认知到忧郁症之中有政治。我们不可能避开这种政治。没钱的人比财力优势的人更无法避开政治，忧郁症的政治反映了生活的另一面。病症较轻微的人比较严重的人更能避开政治，事实可能就是如此。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拥护自杀权而出名的托马斯·萨斯，将他们的论点推进到反对使用药物治疗，他宣称精神科医师开处方给病人是干涉私人生活，违反自然法则。发现人有患忧郁症的权利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就好像发现人在头脑非常清楚的情形下可以拒绝服药一样。但是萨斯逾越了他的职责，对他的病人散播他的信念，告诉病人他们有绝对的权利拒绝服药。这是一种政治行为吗？萨斯的部分病人相信那是政治行为。我们对精神科医师“负责任的态度”的定义，也是一种政治。作为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反对萨斯的观点，在他的一位病人以极为残酷又痛苦的方式自杀后，他必须赔偿该病人的遗孀六十五万美元。

　　维护一个人的生命，与维护他不接受治疗的公民权，哪个比较重要？这个问题更具争议性。最近，《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引起风波的专栏文章，作者是华盛顿保守派智囊团的精神科医师，她回应最新发表的《美国医师心理卫生总报告》，说该文指出治好轻微的精神障碍可避免严重疾病的发生，好像心理卫生医疗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她声称，病人不受监督根本不会服药，并认为最后被关在监狱里的精神障碍者，“包括阻碍型的疾病，如精神分裂和躁郁症”，可能本来就应该待在那里。她同时又说，百分之二十的美国公民有某种精


　　神障碍的烦恼（显然包括重度忧郁症者），许多案例并无治疗的必要性，因此也不应该得到治疗。其中的关键字是“必要性”——因为“必要性”的问题重点在于生活品质，而不在于存活。许多人即使在忧郁症的摧残下的确也能过活，但打个比方说，他们可能是过着没有牙齿的生活。我们不能因为人类可以靠着吃乳酪和香蕉活着，而放任现代人过着没有牙齿的生活。腿部畸形的人也能活着，但他每天都梦想自己能走出门外。讨论到最后又回到了原点，这问题在精神障碍外的世界已经不知谈了多少回：一定要接受治疗的，只有会造成他人损失与给他人带来威胁的人。
美国医药产业的现状(1)

　　医生，尤其是不隶属于教学医院的医生，常可从医药推销员那里得知最新的医药。这是种多方面的福祉。它保证医生可以得到进修教育，让医生在新产品一上市就得知它的效用。但这还不够。医药产业重视药物胜于其他疗法。“这助长了我们对药物疗法的成见，”密西根大学的著名心理学与神经科学教授艾略特·瓦伦斯坦说：“医药是好东西，我们也感谢生产医药的厂商，但无限制依赖药物是一种耻辱。”此外，由于产业需要资金进行许多大规模与大范围的研究，因此，有专利权的研究比没有专利权的研究做得更好，像贯叶连翘即为一


　　例；新药物疗法的研究比其他（像眼动心身重建治疗法这类）的新疗法还多。我们没有足够的国家研究计划可与药厂抗衡。权威医学期刊《刺胳针》最近登载了一篇文章，乔纳森·里斯教授对专利权的审查进行了全新思考，希望让目前无法获利的疗法更有商业性，包括他所说的“基因学与资讯学”。但在眼前，这个领域尚未出现获利的诱因。

　　医药业者知道，在自由市场里，最好的药剂不见得是最成功的药剂。他们对理想疗法的追求，当然与对利润的追求分不开，但我相信，相对于某些玩弄伎俩的政客，医药界的人士不像其他产业的大部分人，那么狠心地剥削社会。只有在医药业投入大规模研究与开发计划之后，许多著名现代医药的发现才能成为可能，他们开发新产品所需的资金比其他产业多七倍。这些计划都是以获利为目的，但是从投资医疗中获利，怎么也比投资开发武器或出版色情杂志来得崇高些。任职于礼来大药厂，发明百忧解的三位科学家之一的大卫·周说：“产业才能成就这些发现。”曾任职于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如今在礼来大药厂的威廉·波特说：“百忧解是这里的实验科学家所开发出来的，重要的研究是由产业所投资的。这是社会的选择，使我们有个十分进步的体制。”要是医药业没有开发出救我一命的药，不知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想到这，我不禁打了个寒颤。

　　虽然产业化有这么多好处，但只是产业化，终究会受到社会制度的限制。我曾参加过不少由医药公司所举办的、分成研究和利诱两部分的演讲。其中一场在巴尔的摩水族馆举办，你可以选择参加“躁郁症的神经生物与疗法”的演讲，或“嘉宾合家喂食刺魟与表演”等活动。我最后参加了重要抗郁剂的美国产品发布会，这项产品很快就占据了一部分的市场。虽然这项产品发表会是在负责管理所有这类产品的管制单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规范下举行，但它仍然是一种“飞天瓦伦达氏”（美国的杂耍家族）也规划不出来的马戏表演。而且，它还是不搭调的混乱庆典，充满了舞会和烤肉宴营造出的浪漫情怀。这是美国公司炒作商品的典型手法，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里，行销人员对任何产品都是用这种手法打入市场，我觉得这种浮夸手段虽无伤大雅，但对于一种为饱受折磨的人制造的产品来说，其推销手段还是有点奇怪。

　　为了参加正式的主题演说，行销人员聚集在巨大无比的会议中心。听众人数多得可怕——超过两千人。等我们一坐定，一座舞台升起，好像是歌剧《猫》一样，上面是一整个管弦乐团演奏着“摆开烦恼，迎向快乐”，接下来是“惊惧之泪”二重唱的曲子“每个人都想统治世界”。一位巫师站在背景前，欢迎我们参与这项神奇产品的发布会。大峡谷与森林小溪的巨型照片打在二十尺宽的银幕上，灯光亮起，显露出一座类似工地的布景。管弦乐团开始演奏“朋克弗洛伊德”乐团专辑《墙》中的曲子。一座巨大砖墙慢慢地从舞台后方升起，上面写着竞争对手产品的名字。一群戴着矿工帽和十字镐的舞者在电动舞台上奋力表演，击垮了其他品牌的抗郁剂，此时后方控制室打出的七彩镭射光，印出产品的标志。同时，显然是用布景石膏做的砖头散落一地，舞者踢掉工作靴，跳起不搭调的爱尔兰吉格舞。银幕上打出数字的同时，行销大军的头头高声欢呼着踩过这片废墟，他兴高彩烈地谈着未来的获利，好像刚赢了一场“家庭对抗”（美国老牌益智游戏节目）。

　　这种荒唐的表演令我非常不舒服，但它的确鼓动了群众。中场出现的啦啦队更让观众无比兴奋。等到这些杂耍都结束之后，观众已迫不及待，望眼欲穿。开幕仪式之后，接着是对行销大军提出严肃的人道呼吁。控制室播放出专为这次活动所拍摄的短片，片中是在第三阶段研究中服用这项产品的人。这些影像有点朦胧，但都是真人真事，他们曾遭受极大的痛苦，有些人发现这项产品治愈了折磨他们半辈子的顽劣忧郁症。我发现代表们深深为忧郁症患者的痛苦经历所感动。人们离开巨大的观众席时，心中都带着一份使命感。接下来的几天，仍持续这种内容与风格相互矛盾的发布会，推销员的欲望与同情心都受到鼓舞。但是到了最后，每个人都拿到一大堆赠品：我带回家的东西包括汗衫、休闲衫、防风夹克、笔记本、棒球帽、手提袋、二十支笔，以及其他种种商标印得和名牌服饰一样醒目的玩意儿。

　　曾任职“英国精神药理学协会”书记的大卫·希利质疑忧郁症治疗机构成立的批准程序。以他的观点，医药产业利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这个字眼，提出不合实情的机能简化。希利写道：“抑制血清素重吸收的药物可以做抗郁剂，选择性儿茶酚胺重吸收抑制剂也可以做抗郁剂。事实上，有力的证据显示，对于严重的忧郁症，有些作用在多重系统的老药剂比新药剂更有效。电气痉挛疗法几乎已确定是难以作用在特定神经传导物质系统的疗法，但许多医生仍相信这是目前最快速且最有效的疗法。这里要指出的是，忧郁症并非单一神经传导物质或特定受体的失常，忧郁症患者有许多生理系统因某种方式受损、关闭或失调。”他点出了这个问题，许多药厂宣传的药剂其实对使用的消费者并不特别有效。联邦于六十年代所实施的法规制度，是依据细菌疾病的模型制定的，假设每种疾病都有特定解药，而每种解药也用在特定疾病上。毫无疑问，目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美国议会、药厂和一般大众的用词，正反映了他们对忧郁如何侵袭个人和哪种适当疗法可消除忧郁症的观念。专门针对“忧郁症”的“抗郁剂”——这种药剂是否有意义？ 美国医药产业的现状(2)

　　如果忧郁症是侵袭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五人口的疾病，那它实际上还算是疾病吗？它是取代罹患者“原本”人格的东西吗？如果我一晚只睡四小时，还能正常工作的话，就可以有多一倍的时间来写这本书。睡眠的需求大大削弱了我的能力。我无法担任州政府的官员，因为这需要一天工作十四小时还保持很旺盛的精力。我选择当作家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跟我共事过的人都知道，除非受到逼迫，否则我不会参加早上的会议。我偶尔会服用无需医生开处方的药物——这东西叫做咖啡——好帮助我撑过睡眠不足的时候。咖啡


　　是不完美的药物，它对暂时治疗我的小毛病十分有效，但若是长期使用它来取代睡眠，就会造成焦躁、头痛、头晕和工作效率降低。正因为如此，咖啡不足以让我像州政府官员那样，把工作行程排得满满的。要是世界卫生组织可以进行一项研究，调查出每年因为某些人需要每晚超过六小时的睡眠，而损失的工作时间，那么睡眠造成的损失可能比忧郁症还高。

　　我曾碰过每晚要睡十四小时的人，他们和重度忧郁症者一样，面临了在这个社会化与专业化的现代世界会遭遇的问题。他们遭受非常巨大的损失。这种疾病的界线在哪里？如果发明一种比咖啡因更好的药，那谁该被视为病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州政府官员的睡眠时间订为理想标准，并开始建议一晚睡眠超过十四小时的人接受药物治疗？这么做会有什么坏处？拒绝服用药物，每天仍旧自然睡眠的人会遭遇什么事？他们会落于人后，如果大多数人可以服用这种假想的药物，那现代生活的脚步会变得更快。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希利写道：“重度精神障碍开始被定义为单一神经传导物质系统与其受体的失常。虽然从来都没有证据支持这类论点，但是这样的语言却对精神病学造成重大的改变，从一个语言范围极为广大的学科，转变为只关心某一范畴的学科。”目前忧郁症的知识中，这可能是最值得警惕的事情：它拒绝接受连续体的概念，并假设病人不是有忧郁症，便是无忧郁症；若不是忧郁症患者，就是正常人。类型化的判断简单而迷人。在这个我们与自身感情愈来愈疏离的时代里，若医生可以用验血或脑部断层扫描来告诉我们是否得了忧郁症，和得了哪种忧郁症，会令我们比较安心。但忧郁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情绪，人人都摇摆于掌控与失控之间，忧郁症是一般情绪的过度，而非异物入侵。忧郁症是人人各异的疾病。人为什么会忧郁？你也可以问，人为什么会满足。

　　医生可以帮你控制适当的剂量，但或许到了哪一天，人们服用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就像服用抗衰老的维生素一样，长期服用不但有益，副作用小、不会致命，也容易控制。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对易受伤的心灵有好处，可保持心理的健康。服用的剂量不正确，或不规律地服用，会使药剂无法正常发挥作用，但就如同希利所说的，人们服用非处方药，会有起码的谨慎。我们很少会过量服用这种药。我们会不断尝试，找到最合适的剂量（比医生开的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多或少）。即使服用过量，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也不是致命或危险的药。希利相信，将抗郁剂列为处方药剂，很令人意外，抗郁剂的副作用相对上较小，它所治疗的疾病，是只有通过病人的说明才能判断出来的病，除了病人自己的报告之外，这种病无法以医学方法检验出来。只有询问病人，才知道他需不需要用抗郁剂，没有其他办法——而询问通常是一般家庭医生的责任，但他们对这类药剂的了解并不比门外汉多多少。

　　现在我服药的方法有着精细清楚的计算，而要是不和有能力的专家面谈，我也没有专门的知识可克服前一次崩溃。但我认识很多服用百忧解的人，只是去找医生，然后拿药。他们已经有了自我诊断的能力，医生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对自己心情状态的认识。在不需服用百忧解的状态下服用它，不会有特别的作用；而服了百忧解也没起色的人，可能就会停止服用。为什么他们不能完全依自己的意愿来做决定？

　　我访谈过的人之中，有不少是在“轻微忧郁”时服用抗郁剂，并且因此更快乐，过得更好。我也一样。或许他们想改变的是自己的本性，就像彼得·克拉玛在《神奇百忧解》中指出的说法。关于忧郁症是化学或生物问题的新闻，是种公关手段：至少在理论上，我们可以找出暴力在大脑中的化学反应，要是我们喜欢，也可以照样操作。认为所有忧郁症都是侵略性疾病的观念，来自于对于“疾病”这个词的扩大解释，把所有特性（从嗜睡、惹人嫌到愚蠢）都算进去；要不就是来自于道听途说的现代幻想。不过，剧烈的忧郁症是有破怀性的，它现在已经是可以治疗的病症，而且要尽全力治好，因为你要为这个人人富裕健康的正常社会着想。保险业者应该提供忧郁症的健康保险，国会应该制订保护忧郁者的法律，卓越的学者应该将其当成影响未来的重大题目来研究。这里有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什么构成人和什么构成人的痛苦等存在主义的问题。我们生活与自由的权利是毋庸置疑的，而我们追求快乐的权利，却是一天比一天费解。

　　有位老友曾对我说，公开讨论使性爱的乐趣荡然无存。她说，年轻的时候，她和初恋情人发现了新世界，在其中，只有最自然的天性教导他们怎么做。他们两人之间没有特别的期待和标准。“你现在读了一大堆文章，说谁会得到几次高潮，什么时候达到高潮和如何达到高潮，”她对我说：“他们教你该怎么做，哪种体位和如何感受。什么事都有对的方式和错的方式。那你现在还有什么好发掘的？”

　　大脑的机能失常也曾经是秘密，历史在这里重演。人对忧郁无法预料，状况如何变糟，各人经验大不相同。你身边的人如何应付忧郁也是因人而异。现在我们精神痛苦时，手上已有指导方针，我们在人为的分类法和变化的公式中成长。当忧郁症冲出集体的隐私之柜时，它已经变成外表井然有序的连续事件了——这也就是政治遇上忧郁症的地方。这本书本身就不可避免地陷入这种疾病的政治之中。如果你仔细读过这几页文字，你就学会了如何面对忧郁：该如何感受、如何思考、如何行动。不过，每个人与忧郁症的搏斗过程，仍然不尽相同 。忧郁症和性爱一样，保留了一种难以消灭的神秘氛围。任何时代的忧郁症，都是新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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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20:41
忧郁的来源与进化(1)

　　忧郁是一种类似癌症的机能障碍，还是像晕车一样可以预防?

　　伴随忧郁能力的机能在某些阶段可能有助于繁殖。

　　我们活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手足无措的科技时代，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让我们随时可能陷入烦恼。




　　以往关于忧郁症的“患者身分”、“发生于何处”、“特性如何”和“何时发生”的讨论很多，而今进化论者已经开始把注意力转向“为何发生”。“为何发生”一开始关心的是历史：进化生物学解释了事物如何变成现在的模样，为何令人痛苦而又没有好处的症状会发生在这么多人身上？它能带来什么好处？它是人性的弱点吗？为什么它至今还不曾被淘汰出局？为什么特定症状总是一同出现？这种毛病的社会与生物演化关系怎样？要回答这些问题，就不能不注意忧郁症以外的命题。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我们为什么会有情绪？我们为什么要有感情？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人类天性选择了伤心、沮丧和难过，而欢乐这么少？要思考忧郁的进化问题，就是要思考这些情绪对人类有何意义。

　　情感型疾病显然不是简单、孤立、个别的状况。麦克·麦奎尔与阿方索所·特罗西在合著的《达尔文主义精神病学》中指出，忧郁症“不一定有引发原因，有时候是家族遗传，有时候则不是，同卵双胞胎的罹患率也并不一致。而病情有时候会维持一辈子，有时候又自然减轻。”此外，忧郁症显然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共同结果。“有些忧郁的人长大后会与社会环境不相容，有些人则相反；有些人生活在忧郁症罹患率高的家庭，有些人则相反；已知造成忧郁症的生理系统（如正肾上腺素、血清素）有显著的差异。而且，对某些人有效果的某种抗郁剂，对其他人未必有用；有些服用任何抗郁剂都无效的人，采用电气痉挛疗法却有效；有些人则是对目前任何疗法都没有反应。”

　　这表示我们所说的忧郁症可能是一种没有明显界线的奇特病症。就像说我们有一种症状叫“咳嗽”，其中有些是要用抗生素治疗的咳嗽（肺结核）、有些是要用调整湿度治疗的咳嗽（肺气肿）、有些要用心理治疗的咳嗽（神经过敏）、有些要用化疗（肺癌）、有些可能无药可救。有些咳嗽不治愈的话会致命、有些是慢性、有些是暂时性、有些是季节性、有些会自然痊愈、有些与滤过性病毒有关。什么是咳嗽？我们把咳嗽定义为多种疾病的一种症状，而不是一种病症，但是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咳嗽本身所造成的后果：喉咙痛、睡不好、说话困难、喉咙痒得难受、呼吸困难等。忧郁症不是单纯的疾病，和咳嗽一样，它是会造成很多病症。如果我们不知道哪些疾病会造成咳嗽，就没有办法了解“难以治疗的咳嗽”，然后就会有各种咳嗽为何无法治疗的解释。现在关于忧郁症的多种类型，我们没法做出条理分明的归纳，这种病症似乎没有单一的解释。如果它是一系列的原因所造成，我们就得用多种说法来解释。目前的说法有点杂乱无章，要用一点精神分析的思想、一点生物学和部分外在环境因素综合来解释。我们必须要理清忧郁、苦恼、个性和疾病，才能真正搞清楚忧郁的心理状况。

　　动物最基本的反应是感觉。对所有生物来说，饥饿是难过的感觉，饱腹是舒服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想要吃饱。如果饥饿不是讨厌的感觉，我们就会饿死。冲动让我们想要进食，若这种冲动得不到满足——例如找不到食物——我们会感到极端饥饿，会尽一切可能想办法解决。感觉会引发情绪：当我因饥饿而感到不快的时候，我会对这种感觉产生情绪反应。昆虫和许多脊椎动物都有感觉，并对感觉产生反应，在动物体系里，情绪从哪里开始很难说明白。情绪不是高等哺乳动物才有的特性，但情绪也不适合用来描述昆虫的行为。我们会因情绪而烦恼，有时用拟人的方法来看事情，例如说植物枯萎是它在为得不到水的滋润而难过——或是说，汽车老是出故障其实是它在闹情绪。我们很难说清楚这是心理投射还是自己的情绪。那一大群蜜蜂是在愤怒吗？鲑鱼是在坚决地逆流而上吗？受人尊敬的生物学家查理斯·谢灵顿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写道，他以显微镜观察叮人的跳蚤，“无论是否为反射动作，它似乎充满了暴力的情绪。在小人国世界里，这景象有如《萨朗波》（著名歌剧）里潜行的狮子。这一瞥令人联想到昆虫世界的浩瀚‘情感’。”从谢灵顿的描述可看出人类如何以其所见来投射自己的情绪。

　　脾气是比情绪更复杂的概念。进化生物学家史密斯把情绪描述为天气（现在有没有下雨），而把脾气比作为气候（某区域是潮湿、多雨的地方）。脾气是影响感觉的持续情绪状态。脾气是由情绪所构成，有自己的存在状态，与眼前事件没有关系。我们会因为肚子饿而生气，产生易怒的脾气，即使吃了东西也不一定能缓解。许多生物都有脾气，一般来说，进化愈完全的生物，脾气愈是独立于眼前的外在环境。人类尤其如此。即使是没有忧郁症的人，偶尔也会有情绪低潮的时候，看到落叶就想起生命短暂，离去的人或逝去的时光突然涌上心头，发现我们活在瞬间即逝的世界而感到虚无。有时候人会毫无理由地悲伤起来。即使是经常感到忧郁的人，偶尔也会情绪高昂，阳光普照、事事美好、充满希望，觉得过去的悲伤只是光明的现在与未来的小序曲。为何如此，是生物化学与进化论的谜题。情绪也许适用于物竞天择的道理，但脾气在物种进化上却没有明显的优势，因此情绪可以随环境而改善，脾气却是很难改变。
忧郁的来源与进化(2)

　　忧郁是一种类似癌症的机能障碍，还是像晕车一样可以预防？进化论者认为忧郁十分常见，不能算简单的机能障碍。看起来，伴随忧郁的机能在某些阶段可能有助于繁殖。有四种可能性可证明这点。第一项是忧郁的作用在进化至人类以前有其功能，而现今这种功能已不再有用处。第二项是现代生活的压力与我们演化出的大脑相冲突，忧郁是我们的进化尚未赶上现实生活变化的结果。第三项是忧郁本身在人类社会有其功能，有时候人类会忧郁是好事。最后一项是基因和生物结构的结果，产生出忧郁，也与其他更有用的行为和感情有关——


　　忧郁是大脑生理机能中，一种突变的附带结果。

　　有些人是天生的领袖——没有领导者的社会将会一片混乱，很快就会溃散。人在团体中的地位通常会不断改变，领导者要对抗挑战者，直到被彻底打败为止。忧郁对解决这种社会的权力冲突十分重要。如果阶级低的动物不断挑战领导者，将会争斗连连，团体的功能无法正常运作。如果挑战者失败了，不再逞强，退缩到某种忧郁的状态（这种状态被认为是消极，而非生存的危机），由此承认了胜利者的成功，并接受权力结构。这种依顺当权者的屈从姿态，使他不致被胜利者屠杀，或被驱逐出团体。轻微到中等的适当程度忧郁，有助于阶级社会达到和谐一致。忧郁不断复发，表示这个不断战败的人应该避免再度争斗，以减少对自己的伤害。进化论者伯希内尔曾说，大脑会不断监视一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地位，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根据这种内化的阶级观念而进行的。大多数动物依争斗的结果来决定自己的阶级，若是没有实力提升自己的阶级，忧郁可以避免它们逞强。即使不是要改善社会地位，人们也常会遭受别人的批斗与攻击。忧郁会让他们退出遭受批斗的环境，摆脱之后才不会受到羞辱。忧郁中的焦虑成分就是来自于害怕成为猛烈攻击的对象而被赶出团体——此后果在动物社会和人类的狩猎与采集时代会危及生存。

　　这种以进化的架构来解释忧郁的说法，与在拥有极多外在结构规范的社会中我们所感受到的忧郁，没有很大的关系。在原始社会里，群体的架构是以体力来决定，而体力是通过一个团体成功地消灭或击败另一个团体来表现的。拉塞尔·加德纳担任了“跨物种比较学会”（“精神病理学协会”）多年的领导者，他想找出人类忧郁症与动物模型的联结。他指出，对人类来说，成功不在于击倒别人，而在于完成了一件事情本身。当人类觉得自己成功时，通常是因为实现了目标，而不是因为阻止了别人成功。这并不是说人完全不会投入到竞争中去或是伤害别人，但竞争在大多数人类社会体制中，其建设性比破坏性更高。在动物社会里，最重要的成功目标是“我比你强”；而在人类社会中的成功，是较高等的“我真是太厉害了”。

　　加特拿认为坚决的力量决定了动物社会的秩序，其中的弱者发展出类似忧郁的状态，而在人类社会中，公众的意念决定了社会秩序。所以狒狒会因为其他狒狒有能力打倒它而产生忧郁行为，人类则会因为不受他人欢迎而忧郁。现代的经验也证实了这种基本的阶级假说——失去社会阶级的人会变得忧郁，有时候这能让他们更能够接受较低的社会阶级。要注意的是，拒绝接受较低社会阶级的人，通常也不会被逐出现代社会——某些人居然还可成为受人尊敬的社会改革者。

　　忧郁和冬眠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冬眠是指通过沉默与退缩来保存体力，减缓所有的生理机能——这似乎可以支持忧郁是不完全的进化的理论。忧郁症者渴望蜷缩在自己的床上，也不喜欢出门，令人联想到冬眠：动物不会在草原中冬眠，而是在较安全的温暖巢穴里。根据一项假说，忧郁是一种自然的退缩，只会发生于安全环境。“忧郁症与睡眠之所以有关，”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院的托马斯·艾尔认为：“因为忧郁与睡眠的地方有关，与家有关。”忧郁症的发展也伴随着泌乳激素和荷尔蒙的变化，这也是一种退缩和休眠的形式。对于较温和的忧郁症，艾尔说：“某种生物中的某成员若是一进团体就感到焦虑、不敢登高、不敢进隧道、不敢独自外出、害怕陌生人、一感到危险就躲回家——可能会比较长命，多子多孙。”

　　我们也不能忘记进化论假设的片面性。物竞天择不会消灭疾病或朝完美的方向演进。自然的选择比较偏好某些遗传基因。大脑的进化程度赶不上我们的生活，麦奎尔与特罗西称其为“基因落后假说”。现代生活的重担显然与我们大脑的进化相冲突。因此，忧郁症可能是我们在做我们进化程度所不能及之事的结果。“我觉得，如果有一种生物，在天性上要活在五十至七十个同类的群体中，”进化心理学的领导者伦道夫·内斯说：“它们要是活在几十亿个同类的群体中，大家都会很难过。但谁知道呢？或许它们的饮食，它们的活动率，它们的家庭结构、交配模式和性活动会改变，或许睡眠，或许必须面临死亡成为自身意识，也许都不是。”南加州大学医学院的詹姆斯·巴伦杰补充说：“过去都没有这种焦虑的刺激。以前你会呆在离家不远的地方，而大多数人能掌握一个地方。现代社会是令人焦虑的社会。” 进化论创造出一种模型，认为在特殊环境里的特殊反应有其用途；现代生活造成这些反应，这一堆症状在许多环境中没有用处。忧郁的发生频率在狩猎与采集或单纯农业社会中较低，在工业社会中较高，而在变迁中的社会中更高。这印证了麦奎尔与特罗西的假说。现代社会生活中要面对的困境成千上百，比传统社会多得多。不学习应付的方法，几乎不可能适应这些困境。在所有困境中，最麻烦的就是长期的压力。在大自然里，动物无时无刻不处于严酷的境地，随时都在生死关头。除了持续不断的饥饿外，它们没有长期的压力。野生动物不必干烦人的差事，不用强迫自己冷静地与人交际，年复一年地与讨厌的人在一起，不必为小孩的监护权打官司。
忧郁的来源与进化(3)

　　或许我们社会所产生的强大压力，其主要源头并非这些显而易见的折磨，而是自由，这种自由是由数不清的、无参考根据的抉择构成。曾于1961年发表著作《人性的变化》的荷兰心理学家范丹伯认为，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动机系统，每个时代都需要全新的理论——所以弗洛伊德关于人类的著作，在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的维也纳与伦敦是事实，但到二十世纪中期就不再正确，到了其他国也不适用。范丹伯认为在现代文化的生活中，没有所谓知情的抉择。他谈到专业的障蔽性，专业不断地多样化，造成一长串令人费解的可能性。在前工


　　业社会里，儿童可以走遍他所住的村庄，看到成人在工作。他对所有可以选择的工作都有透彻的了解，并可以此为基础选择（选择在这里非常重要）他自己的工作——当铁匠、磨坊工或面包师傅。或许神父详细的工作内容不太清楚，但是神父的生活方式却众人皆知。在后工业社会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很少有人从小就知道避险基金经理人、健康保险官员、副教授到底是在做什么事情，或知道自己喜不喜欢。

　　个人领域也一样。十九世纪之前，一个人的社会选择有限。除非是好冒险的人或是异教徒，否则人都在同一个地方生老病死。他们被稳固的阶级结构束缚。什罗普郡的佃农可娶的对象很少：他只能从门当户对的适龄女子中挑选。或许他无法迎娶心中的真爱，必须选择另一个人，但至少他已检视了可挑选的对象，知道自己以前做了什么，也知道自己眼前在做什么。上流人士占据的世界相对不受地理区域限制，但其中的人数不多。他们也有机会认识所有他们可联姻的对象，也清楚可选择的范围。并不是说跨阶级的婚姻关系不会发生，也不是说人不会迁移，但这种情形较少发生，当时的风俗习惯也刻意反对这类事情。机会有限的高度结构化的社会，形成一套大多数人都可接受的标准；当然，也有人是透过内心自省，形成自己的接受标准，但无论在哪个时代、哪种社会都不多见。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城市的扩大和阶级的流动，婚配对象范围突然无止境地扩张。十八世纪的人可以自称他们了解过所有可能的异性对象，并选择了最好的一位，若他们到了近代，就不敢保证可以从所有认识的人之中挑到最适合的对象。我们大多数人一生中可以认识几千个人。所以，失去了最基本的把握——知道自己是否选对职业、找对配偶的确定感——令我们感到失落。我们无法接受我们不知如何是好的状况；我们无法抛开这种想法：人应该运用知识来做抉择。

　　以个人的角度来说，遭受奴役和过度自由都是沉重的现实，当有些国家承受着难以摆脱贫穷的绝望时，较进步的国家则承受着人口的过度流动，当人们与传统的根不断松动、不断重新适应新工作与新人际关系的流浪生活时，他经受的压力更大。有位作家针对这个问题写了一则故事，说有个男孩在短时间内搬了三次家，后来他在自家后院的橡树上吊自尽，钉在树干上的遗书写着：“这里是唯一有根的地方。”平均一年要拜访三十个国家的忙碌官员；公司不断转手、部属与上司年年不同的城市中产阶级；或是每次上杂货店都碰到不同店员的独居者，他们一直都有种断裂的感觉。在1957年，美国超市的货架上平均有六十五种货品：购物者认识所有的水果和蔬菜，而且都品尝过。到了1997年，美国超市的货架上平均有三百种货品，其中有上千种货品的超市不在少数。即使在选择晚餐时，你也处于不确定的情况中。这种选择的增加不是方便，而是令人混乱。当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多样选择时——你要住哪、做什么、买什么、和谁结婚——结果就是一种集体的焦虑，我认为，这充分解释了工业化的世界忧郁症罹患率升高的理由。

　　此外，我们活在一个令人眼花缭乱、手足无措的科技时代，我们无法清楚地掌握身边大部分的事物是如何运作的。微波炉的原理是怎样的？什么是晶片？如何用基因工程改变玉米？我的声音如何透过无线电话传到一般电话里？通过科威特银行到我纽约户头里扣的账是真的钱吗？这些问题任何人都可以找到答案，但是搞懂我们生活中所有小科学问题是庞大的工程。就算你了解了汽车引擎如何转动和电力从哪来，也愈来愈不清楚日常生活运作的机制。

　　来自多方面的压力让我们随时可能陷入烦恼。尤其是家庭的崩溃，以及孤独的生活。职业妇女无法与小孩保持亲密是个问题，过着缺少运动与活力的职业生活也是问题，活在人工灯光里是个问题，失去宗教的抚慰是问题，跟不上资讯爆炸的时代也是问题。我们可以无止境地列下去。我们的大脑怎么有办法处理和容忍这所有的事情？我们的大脑怎么会不受伤？

　　许多科学家赞同这种想法：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的忧郁症，在我们的社会仍有其功能。进化论者希望看到忧郁对特定基因繁殖的正面影响——但若我们观察忧郁症患者的繁殖率，会发现忧郁实际上不利于基因的繁殖。忧郁和身体痛苦一样，是要我们摆脱某种危险活动或行为的警告，因为这样的活动或行为令人难以忍受，所以这就是拥有忧郁能力最明显的好处。进化精神病学家保罗·瓦特森与保罗·安德鲁斯，认为忧郁症其实是一种沟通方法，并拟出进化的概论，其中忧郁症是一种社会疾病，因人际关系的地位而得以存在。他们认为，轻微的忧郁症会促使人进行强烈的自省与自我检讨，在此基础上有可能会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根据自己的性格来做出复杂的决定。这样的忧郁是个秘密，也常处于隐蔽状态，它的作用是私密性的。焦虑——为未发生的事烦恼——常是忧郁的表现之一。轻微的忧郁——使内心产生与环境无关的低落情绪——可驱使我们找回一时不察而抛弃的东西，那些东西是失去之后才能感觉出价值。它使人为真正的过失而懊悔，不再重犯。人生的抉择通常依循着投资的老原则，冒风险可能会带来高报酬，但大多数人承受不了太高的代价。若是一个人拼命朝着全无希望的目标前进，忧郁便可解救他，强迫他退出。过于执著于追求自己的目标，无法放弃愚蠢透顶的念头，这种人特别容易得忧郁症。蓝道夫·内斯说：“他们试图在人际关系上努力，那是徒劳无功的，但他们不会放弃，因为他们投入太多感情了。”  
忧郁的来源与进化(4)

　　忧郁帮我们规避掉一些风险和不利因素。例如，过高的压力会造成忧郁，忧郁可使我们避开压力。睡眠不足会造成忧郁，忧郁可让我们补回睡眠。忧郁症的重要功能之一是改变无生产力的行为。忧郁通常是投入资源错误，需要重新调整焦点的警讯。现代生活中有太多这样的例子。我听说有位女士想当小提琴家，但老师和同事都反对，她因而陷入严重的忧郁症，服药和其他疗法都只能稍稍缓和。当她放弃音乐，把精力放到更适合她能力的领域之后，忧郁症就不治而愈了。忧郁症虽然令人失去活动能力，但有时也是一种驱动力。




　　更严重的忧郁可以唤起他人的注意与支援。瓦特森与安德鲁斯认为，假装自己需要帮助，并不能保证一定可以得到协助：大家都很聪明，不会被装出来的可怜相所蒙骗。忧郁是很省事的机制，因为有助于产生有说服力的事实：若你陷于忧郁，那你就是真的可怜；若你真的很可怜，那你就可以得到他人的帮忙。忧郁症是代价极高的沟通方式，因为它激烈的后果太过引人注目，所以代价高昂。瓦特森与安德鲁斯说，正是因为忧郁症太可怕了，才能驱使他人伸出援手；忧郁症发作所造成的机能障碍，在作为“诱发利他主义的工具”上是有用的。它也可能会使造成你困扰的人离你而去。

　　我的忧郁症换来了家人与朋友的各种协助。我得到意想不到的关注，身边的人想办法缓解了我某些方面的负担——金钱上、情绪上与行为上的负担。我放下了对朋友的人情压力，因为我病重得没办法还人情债。我停止工作：这是不得已的选择。我的病甚至让我得以获准缓缴账单。讨厌的家伙也宽宏大量，不再来烦我。事实上，我因为第三次忧郁症发作，而要求宽延这本书的交稿日期，而且十分坚决；虽然我可能很脆弱，但我可以坚决地说不，我就是无法继续工作，别人只有同意。

　　进化心理学家爱德华·哈根把忧郁症视为权力游戏：它可以把一个人的工作，转移到其他人身上，直到别人满足他的需求为止。我不同意。忧郁症患者对身边的人提出许多要求，但话说回来——要是他们没有忧郁症，就不需要提出要求。这些要求完全被接受的机会不太高。忧郁症可以当成有效的勒索，但一般来说，当这种勒索者太辛苦了，它的后果难以预料，也并非实现特定目标的好方法。虽然在痛苦的时候得到关怀令人愉悦，也可以形成爱的力量，但是最好是不要这么痛苦，也不要这么多帮助。不要有忧郁——我相信低落的心情有反映身体痛苦的功能，使人避开某些导致不快的行为，但忧郁是为达成某种社会目的的这种时髦说法，对我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重度忧郁症是独立的个人寻求协助的自然策略，那最多也只是高风险的策略。事实上，大多数人会被忧郁症吓得倒退三步。虽然有些人会对显现忧郁的人表示同情和博爱，但更多人会觉得厌恶和排斥。陷入忧郁时，你常常会发现平时信任的人其实并不可靠——这种讯息虽然有价值，但你宁愿不要知道。我的忧郁症让我将朋友去芜存菁，但代价有多高呢？而且背弃那曾经给我带来快乐的友谊，只因为我在困难的时候发现这些人不可靠，这值得吗？我对这些人来说，又是哪种朋友呢？到底要有多少感情才能成为可靠的朋友？在危机中很难获得可靠的帮助，仁慈、慷慨或善良常常无济于事！

爱的功能

　　最常见的忧郁来自于悲愁，脱离常轨的悲愁。要了解忧郁症，不可能不谈到哀痛：悲伤是忧郁的基本模式。忧郁症可能是某种有用的机能受到了阻碍。我们的心跳速度会随着环境和气候不同而发生改变。真正的忧郁症就像心脏没办法把血液运送到手指和脚趾一样，是一种实际上没什么正面功能的极端状态。

　　悲愁对人类有绝对的重要性。我相信悲愁最重要的功能是它教我们感受到情感的力量。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因太多的失去而感到痛苦，进而恐惧悲愁，那我们就不会更炽烈地爱别人。爱的经验将悲伤纳入到它的力量与范围之中。动物不会希望所爱的对象遭到伤害——实际上，帮助所爱的对象——也对物种的存活有助益。当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的痛苦时，爱让我们得以活下去。如果我们培养出自我意识，但没有获得爱的能力，就无法忍受人生的风吹雨打。虽然没有见过这种对照实验，但我相信拥有最多爱的能力的人，比没有的人更能坚强地活着；他们也是最可能被爱的人，这也有助于他们的存活。“很多人把天堂想像成是一个充满无穷力量与变化的地方，”凯·杰米森说：“而不是没有烦恼的地方。你可能希望消除某些极端，但不会希望把介于两个极端的连续体从中间切下去，完全消灭其中一半。不让人们受苦，几乎等于希望人们的情绪范围不受到限制。”有爱就会有伤害，抗拒或责怪伤害就是拒绝爱。

　　最重要的是，爱让我们不会太轻易放弃情感。拥有真心的爱，也常意味着烦恼。因为怕失去，所以我们十分珍惜手中拥有的东西。如果有人失去所爱之后不会感到沮丧，那他把时间、感情和精力花在某人身上，就只是为了好玩，绝不会多耗一分钟。“进化论”，内斯说，“一般被认为是种轻蔑的说法。进化生物学家把所有道德行为的复杂性，解释为不过就是一个人的自私基因系统在作祟。人大部分的行为当然有明显的目的，但人的举止时常超出这些因素。”内斯所研究的是约定。“动物不会对他者许下附带条件的复杂承诺。它们不会经过协商之后，说：‘如果你将来为我做了什么事，我就为你做什么事。’约定是承诺在未来去做你并不想做的事情。我们大多数人都靠着约定过生活。霍布斯（十六世纪英国哲学家）就发现了这点。他了解到，‘我们有约定的能力才使我们成为人。’

　　世界上最早有情感的生物是爬虫类和鸟类。卧在蛋上以保持温暖的本能——而不是产下蛋就溜走，使蛋变冷、被压碎或被路过的动物吃掉——显然可增进繁殖力。大多数进化程度比爬虫类高的生物、会喂食年幼者的母亲，像鸟类，其后代存活者较多，这使小鸟长成大鸟继续生育的成功率增加。最早发生的情感，也明显是天择之下的情感，就是母亲与幼子之间，我们所称的母爱。爱可能出现在最早的哺乳类身上，驱使这些生物照顾它们的后代，不被险恶的世界所伤。紧紧陪在子女身边、击退掠食者、全心养育子女的母亲，比不在乎子女受攻击和被掠食者吃掉的母亲，有更多繁衍自己后代的机会。仁爱的母亲生下的子女，比冷漠无情的母亲生下的子女，有更多长大成熟的机会。物竞天择的规律使社会选择了仁慈的母亲。

　　其他不同的情绪都各有其用处。充满怒气与仇恨的雄性，更能够有力地与其他雄性竞争，他会杀死对手，有利于让自己的性格得以繁衍遗传。会保护配偶的雄性也有竞争优势：把其他雄性赶走、不让他们接近其配偶的雄性，才有机会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的基因传给进入繁殖期的雌性。对产子数较少的动物来说，繁衍遗传物质胜算最大的配对，是充满爱与关怀的母亲，配上充满妒嫉与保护性的父亲（反之亦然）。多情的动物有更多繁殖的机会。在竞争激烈的环境里，可被怒气激励的动物胜算较大。爱——性爱、博爱、友情、孝敬、母爱，以及其他所有类似的情绪——以奖赏与惩罚的模型运作。我们会表现出爱，是因为可得到巨大的回报；我们不断表现出爱与保护性，因为失去爱是一种创痛。如果我们不会因为失去所爱而感到痛苦，如果我们只想享受爱的欢喜，但对所爱者遭到杀戮无动于衷，保护性就会远不及现在的我们。悲愁让爱变成自我防卫：我们会照顾所爱之人，以避免自己陷入难受的痛苦之中。
忧郁的生理学进化(1)

　　忧郁的生化演化与社会演化相关联，但不相同。现在建立的遗传图谱，还不足以让我们了解到底是基因的哪些作用会导致忧郁，但这种状态可能与情绪敏感度有关，情绪敏感度是有研究价值的特质，也可能是意识的结构开启了通往忧郁的道路。当代进化论者正致力研究大脑三分论（或三层次）。大脑最底层的部分，与低等动物爬虫类似的脑，是本能的中心。中间层是边缘系统，存在于较进化的动物脑中，是情绪的中心。顶层，只存在于如灵长类与人类等高等动物脑中，是感知的脑，与理智和高级的思考形式有关，也与语言有关。大多数


　　人类行为都与这三层次的脑相关。以著名进化论学者保罗·麦克林的角度来说，忧郁显然是人类才有的烦恼。它是三层脑运作的集合：本能、情绪与感知同时进行的必然结果。三层次脑有时候对社会逆境无法协调反应。从理论上说，当一个人本能退缩的时候，应该会感觉到情绪的负面反应和感知的重新调整。如果三者同步运作，人会感受到正常、非忧郁的退缩，摆脱造成大脑本能钝化的行为或环境。但是有时候，大脑的理性会抗拒大脑的本能。例如，人的本能层次是退缩，但却感到激发的情绪与愤怒，这会造成剧烈的忧郁。或是说，本能层次是退缩，但却刻意决定抗拒原本的意图，因而使自己遭受沉重的压力。所有人对这类冲突都不陌生，这也的确会造成忧郁或其他失常。麦克林的理论，完全合乎我们所谓超乎大脑目前演化能力的说法。

　　牛津大学的提摩西·克劳相信（但生理学家激烈反对）灵长类的大脑是对称的，而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物种形成的特点——就是大脑不对称（他根据X光片显示男性大脑的变化，以十分复杂的遗传论点为基础来提出这个观点）。在灵长类演化成人类的过程中，由于大脑的体积随身材变化而增长，这种变化让两侧大脑演化出某种程度的独立性。这开启了自我意识的发展，一种发现自身为自我的觉醒。许多进化论学者说，这原本只是小小的突变——与大脑两侧成长因素有关的突变——在持续演化的情形下变成深具意义的不对称。

　　大脑的不对称性接下来成为语言的基础，左脑陈述或处理右脑的概念和知觉。语言能力位于大脑的两侧，这是从中风患者身上得到的证据。左侧脑中风的病人可以理解概念和察觉物体，但无法叫出任何东西的名字，也无法言语或获取语言的记忆。这不单单是发音的问题。左脑中风的聋者可以做出表情和手势（所有人类和灵长类都有这种能力），但他们无法使用手语，也无法理解我们将词语组织成句子、把句子组织成段落的复杂文法。另一方面，右脑中风的病人保有知性的能力，但失去了概念和感情这些平常可自然表达的能力。他们无法进行复杂的抽象思考，情绪能力也遭受严重的波及。

　　什么样的解剖学结构使我们有情绪障碍的倾向？克劳曾指出，精神分裂和情绪障碍可能是我们为大脑不对称所付出的代价——他把人类的成熟、感知和语言都归于相同的神经演化结果。他接着指出，所有的精神障碍都是正常的左右脑互动变得混乱的结果。他解释说：“二者的沟通可能会太多或太少；如果有一侧大脑不一致，就会造成精神障碍。”克劳认为不对称性提供了“更高的互动弹性”、“更强的学习能力”，以及“更大的同类生物沟通能力”。但是这种演化结果减缓了大脑成长的速度，使人类的成熟速度比其他生物都缓慢。但成人大脑的可塑性也比其他成熟的动物高——年岁大的狗学不会新把戏，但老人可以学会全新的肌肉活动方法，适应行动不便的晚年。

　　人具有自我改进和完善的能力，这使得我们可以学到新想法和新见解。但这也表示，我们会走极端。克劳认为，同样的弹性可以使我们的改变超出正常人格的范围，成为精神异常。这种改变可能是由外在事件触发的。以此模型来看，物竞天择所选择的不是弹性的表现，而是弹性本身。

　　现今，大脑不对称性的研究不是热门主题，美国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研究是由麦迪逊的威斯康辛大学神经科学家理查·大卫森所完成。愈来愈进步的脑部扫描仪器，使大卫森的研究得以实现。现在科学家可以看到五年前看不到的东西，在未来五年之内，他们能看到的可能会更多。大脑影像专家结合使用正子放射摄影和核磁共振造影，可以得到每两秒半的整个大脑三度空间快照，空间资讯精确度可达到约三点五毫米以上。核磁共振造影的时间与空间解析度较高，正子放射摄影较擅长定位脑中的生化反应。

　　大卫森先定位出大脑对“正常”刺激的神经化学的反应——当受试者看到色情照片或听到恐怖声音时，哪个区域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他说：“我们想观察情绪反应的特征。”一旦找到了大脑对特殊影像有反应的区域，就可以测量出大脑持续反应的时间，结果发现这因人而异。有些人看到恶心的照片会产生强烈的神经化学反应，又很快消失；有些人也会有相同的反应，但要花较长的时间才恢复正常。所有检测都证明这种事实：有些人大脑在某方面较活跃，有些人则较迟缓。大卫森相信，大脑恢复慢的人比恢复快速的人更容易患上精神障碍。大卫森在威斯康辛大学的研究团队已证明，服用六周抗郁剂的人，其大脑的恢复速度有明显的改变。

忧郁的生理学进化(2)

　　这项研究除了可显示情绪障碍遗传学取得的进步之外，其中也有许多有价值的推论。如果研究者可以精确定位出忧郁发生时脑部反应变化的区域，就可以开发出刺激或抑制该区域的设备。最近的研究发现，忧郁症患者的前额叶皮质血清素新陈代谢作用异常。大脑的不对称刺激可能是肇因于此，也可能是有些人的大脑在生理上不对称——例如，微血管的分布影响血流量。




　　大脑特定区域的反应模式在人生早期就已固定，其他区域则会改变。我们现在已发现，成人大脑的脑细胞的确会再生。当我们自忧郁症痊愈时，我们大脑的某些区域的脑细胞可能会增加，或是别的区域脑细胞数减少。未来的新技术将可刺激或抑制大脑特定区域细胞的生长。有些早期的研究发现，穿颅磁振刺激疗法——以集中的强磁力增加特定区域反应的重复性可改善忧郁症的症状。或许有可能借由外部治疗或自己的努力，学习到如何活化左脑。复原是可实现的，尤其是年轻人。我们或许可以用脑部扫描，及早发现左脑前额叶皮质的钝化，并采取预防措施——“例如采取药物治疗，”大卫森说——提早协助人们避开忧郁症的万丈深渊。

　　有些人左脑前额叶皮质较活跃，有些人右脑前额叶皮质较活跃，这与你左右手哪个较发达无关，那是大脑其他区域的工作。大多数人的左脑较活跃。右脑较活跃的人比左脑较活跃的人更容易产生负面的情绪。右脑活跃也表示这个人很容易忧郁。右脑活跃还与引起压力的荷尔蒙肾上腺皮质醇（可体松）的最低分泌量相关。虽然活化的固定模式在成年之前不会稳定，但右脑较活跃的婴儿，母亲一离开房间就会慌张；左脑较活跃的婴儿，可能会在房间里观望，没有明显的忧虑。不过婴儿的平衡性会改变。

　　用这种想法来和克劳关于语言的说法相比较会非常有趣。“你注意看，婴儿开始用单音说的字，是他们所指的东西，”大卫森说：“一个音符是一个物体的标签。而他们一开始几乎都是用右手指东西。婴儿对这东西有正面的经验，完全是对它感兴趣，朝着它移动。对大多数婴儿来说，刚开始使用语言是非常好玩的事情。这是我的直觉，还没进行过有系统的研究：左脑语言能力其实是右脑正面情绪的副产品。”

　　这种直觉看起来像是情绪发泄的神经解剖学原理。说话是正面的行为。说话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每个人内心沟通的意志都十分强大（包括发不出声音的人，他们用手语、姿态或写字来表达）。忧郁的人不想说话，疯狂的人会不停地说话。无论是在哪种文化里，说话都是让人高兴的事。身陷困境令人痛苦，但是说出眼前的痛苦有助于舒缓。当我被问到，也是我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什么是治疗忧郁症最好的方法时，我告诉他们，就是说出来——不要歇斯底里地说，而是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只要家人愿意听，就说出来。对朋友说，对治疗师说。大卫森和克劳对说话之所以有益的机制应该十分清楚：很可能是某种说话方式激活了左脑某些区域，这些区域若钝化就会造成精神障碍。说话作为抒发情绪的方法，对我们的社会非常重要。哈姆雷特感叹地说他“一定要像荡妇一样，用话语敞开心胸。”——虽然我们演化出罹患精神障碍的可能，但我们也有用话语敞开心胸（或者，在这里可以说是敞开左脑前额叶皮质）的能力。

　　虽然我们尚未了解对疾病有效的疗法，但是弄清楚疾病的要素也有助于理解它直接的病因，然后对症下药。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症状群，一个系统如何影响另一个系统。大多数疾病的解释方法——生化论、精神分析论、行为论和社会文化论——都残缺不全，很多地方还无法解释，而且即使是现在流行的综合式说法，也非常混乱和缺乏条理。为什么某些感情、某些行为与疾病相互联系，但与健康无关？“精神病学最急切要做的，”麦奎尔与脱伊西写道：“是拥抱进化论，并开始验证它所依据的资料，测试最近的解释疾病的方法。不先详细地了解物种，却要试图解释其行为，你的研究只会进入误区。”

　　我并不完全相信，了解忧郁症的进化论对治疗它有什么好处。但进化论对决定如何治疗很重要。我们知道扁桃体的用途不多，我们了解它对身体的作用，我们知道治疗扁桃体感染比割除扁桃体还麻烦——割除它对身体没什么影响。我们知道盲肠可以割除而不必治疗。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知道肺炎需要治疗，因为若是摘除了某人的肺，他就活不成了。我们知道皮肤癌一定要割除，但青春痘不会造成全身性发炎。我们了解自己身体这些区域的机制，许多人也知道碰到机能障碍时，需要哪种和什么程度的治疗。

　　关于何时该治疗忧郁症，显然没有一致的说法。忧郁症应该像扁桃体一样割除，或像肺炎一样接受治疗，还是像青春痘一样可以忽略不管？忧郁症轻微或严重是重要的事情吗？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先知道为什么会有忧郁症。如果忧郁症在以狩猎与采集为主的原始社会有其功能，但在现在社会是不恰当的东西，那或许可以移除。如果忧郁症是一种严重的大脑失常，那就需要治疗。如果某些轻微忧郁症有自我调节的机制，那就应该忽略。进化论提供了统一的领域和理论，揭示了其他忧郁症研究的理论流派之间的结构关系，它让我们决定是否、何时和如何治疗这种疾病。

安琪的故事(1)

　　我们向前走去，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坚决地去发掘美丽。美丽，将解救全世界。

　　得以发觉人类拥有复原力、意志力和想象力，我们要感谢的不只是忧郁症的可怕，还有人类生命力的复杂。

　　幽默感是走向复原的最好方法，保持幽默感，就会有希望。




　　不看清恶，就不会懂得珍惜善；当你走过地狱，就能发现天堂。

　　安琪·斯塔基童年时饱受折磨。她是家里七个小孩中最小的一个，家人很少拥抱她，后来她被学校管理员性侵害，十三岁时遭到强暴。“我三岁起就开始忧郁了，”她说。童年时期，她常把自己锁在楼梯下的柜子里，很小时候就在墙上画墓碑。七岁时，她父亲死于胰脏癌。直到三十八岁，“我有时还听得到他的狂喊。我躺在床上或只是坐在房间里的时候，耳朵里又会响起那声音，把我吓死了。” 很小的时候，她最好的邻居和朋友上吊自杀了，安琪敲她家大门时才发现。自从十七年前高中毕业后，她就开始断断续续接受全程入院治疗，有一小段时间搬入有人监视的社区住宅。她有情感型精神分裂症，这表示说，除了根深蒂固的忧郁症，她还有幻觉和能让她自杀的幻听。恐慌阻碍了她与世界的正常沟通。没有人知道她到底自杀过几次——但自从进入耗去她大半人生的收容所，她一次又一次地在危险中获救，连冲上大街撞汽车都能捡回一条命。她的手臂满是无数次割腕留下的疤痕，医生最近对她说，她已经没有柔软的肌肉组织了，如果还继续割伤自己，伤口就没法愈合了。她的腹部皮肤是一块块补缀起来的，因为她有好几次置身烈火中。她试过上吊（用塑胶绳、鞋带、量血压的带子）——直到“我脸都发紫了”——脖子上的痕迹就是证明。她的眼皮被香烟烫伤的地方起了皱。她的头发稀疏，因为她扯掉了头发，她的部分牙齿因服药的副作用而蛀烂——长期的口干会造成牙龈炎。那时候，她所服的药物处方是一百毫克的Clozaril，一天五颗：二十五毫克的Clozaril，一天五颗；二十毫克的Prilosec，一天一颗；二百毫克的Seroquel，一天两颗；五毫克的Ditropan，一天四颗；二十毫克的Lescol，一天一颗；十毫克的盐酸丁螺环酮，一天六颗；二十毫克的百忧解，一天四颗；三百毫克的Neurontin，一天三颗；二十五毫克的Topamax，一天一颗；以及两毫克的Cogentin，一天两颗。

　　我在宾州拜访州立机构诺利斯镇医院时，第一次碰到安琪。她是那里的病人，我被她因药物而造成的臃肿身躯吓坏了。但在一群眼神涣散的病人中，她还算是比较专心的。“她非常贫苦，”一位护士告诉我：“但天性可爱。安琪是特别的人。”当然，每个人都有特别之处，但安琪有一种令人动容的无助感，以那样身世的人来说，她是其中非常特殊的。在苦难与其造成的后果背后，她是个热心、充满幻想又大方的人，可爱到会让你忘记残酷的表象。安琪的人格受到遮蔽，但尚未完全被疾病摧毁。

　　我逐渐摸清楚安琪和她自残的模式。她最喜欢的割腕工具是铁罐盖。她曾经细细地割伤手臂，严重到要缝四百针。她对我说：“割伤自己是唯一会让我有快感的事。”要是拿不到罐头，她就把牙膏管拆开，用来将肌肉割成一条条。连因为自残烧伤自己而经过清创术（以手术割除腐败的肌肉组织）后，她都还要割自己。在诺利斯镇州立精神病院的小世界里，“我曾经进入五十号楼——紧急处理中心，”她对我说：“我一割伤自己就会被送进去。我原来是去十六号楼，但现在是去五十号楼。目前我住在一号楼，一般住院病房。休息的时候，我偶尔会去三十三号楼参加卡拉OK之夜。这个时候我得回医院，因为身体的恐慌会不断袭击我。我的心一直跳跃，停不下来，把我吓坏了，你知道吗？我不得不冲进洗手间——我整个身体对小小焦虑产生的反应非常敏感！昨天我们到商业区，那里好可怕，连小店都很可怕。我得吃一大堆劳拉西泮（情绪稳定剂）——就算吃了我也不敢上街。我害怕自己会发疯。昨天我很快走进店里，再跑出来冲进洗手间，来回十多次。我实在受不了。当我离开医院到那里时，我会很害怕，但要走回来时，我又害怕回到医院。”

　　她一直不能没有身体的痛苦。“我告诉他们不要缝我的伤口，放着不用管，”她说：“让伤口烂掉就算了，那样会让我舒服一点。我宁愿承受身体的痛苦，也不愿再忍受精神折磨之苦。当我筋疲力尽、无法呼吸的时候，才能让我发泄一下。如果想扎自己的手臂，用订书机钉比用针缝好，因为那样比较痛，但痛得还不够久。当我割自己的时候，我真想死——等我把自己割成一片片再烧光以后，谁还会在乎我？看吧，我不是好人。”在最严重的三年里，安琪受到一对一的监视——连独自上洗手间都不行。她曾好几次被绑在床上，关在特别病房中，还曾被罩在网里—— 一种让有自毁倾向的病人动弹不得的大网子。她说那些恐怖的经验，无法用言语形容。她了解所有自己服用的药，是懂很多的病人。“你知道吗？要是再多吃一点Clozaril，我会全吐出来。”她还接受了多次电击治疗。

　　安琪对我说，最近在诺利斯镇医院度过的时间里，每天都打电话给母亲，每月还有几个周末可以回家陪母亲。“全世界我最爱妈妈，爱她甚于爱我自己。我让她很难过。虽然有时候我觉得，她有七个小孩，还不如只有六个。但这不代表我应该离开她，让她孤独一人。我已经让她受尽了折磨，不能再伤害她了。我带给她很重、很重的负担和困窘。我的忧郁症、她的忧郁症、我姐姐的忧郁症、我哥哥的忧郁症，你知道吗？苦难永远不会停止，我觉得永远不会停止，直到我们死了为止。我真希望能找份工作，赚钱养她。别人说我过度担心她了，但她已经七十三岁了。我到她家帮她清理打扫屋子。我发狂地清扫屋子的每个角落。我对这种事情很热衷，我喜欢清洗东西。我妈很感谢这一点。”

安琪的故事(2)

　　第一次和我见面时，安琪非常紧张，她因长期接受电击治疗（已三十次）和服用高剂量的药物而造成的失忆，使她无法好好和人沟通，句子讲到一半会忘记。谈到令她稍稍有点宽慰的小事，“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我这么好，”她说：“我时常痛恨自己，我恨自己做的所有事情。上帝应该帮我想想办法，我被车撞过两次，我割伤自己想把血放光，而我还活着。我很丑，我很胖。我不能思考——我的心混乱到偶尔想想事情都不行。医院就是我的人生，你知道吗？那些症状，忧郁和孤寂的感觉，不可能消失。”




　　她敏感地注意到我们沟通不畅，于是在数周后写信来“讲清楚”。她在信中写道：“我做了太多残害自己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变得令人厌烦。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大脑。有时候我怕一哭起来就停不住，永无止境地失落再失落。我希望能帮助很多的人，就算只是一个拥抱也好，仅仅如此也会令我快乐。有时候我会写诗，诗让我知道自己病得有多严重，但是诗中有希望。爱你的安琪敬上。”

　　接下来的一年，安琪搬出诺利斯镇医院，先住在一个有专人照料的地方，再转到宾州波城。她有十四个多月没再割伤自己的手臂。她服的药似乎有了作用，不再听到恐惧的声音。离开诺利斯镇医院前，她告诉我：“最让我害怕的是，我不能好好面对这些事情，像买东西、走三段楼梯，还有面对人群等等。”但是，她轻松地改变了。“现在”，离开后约一个月，她告诉我，“我表面上前所未有的正常。”而且之后愈来愈好，得到她以往从未有过的自信。她仍一直幻听到有人唤她名字，但不再是以往邪恶、痛苦的声音。“大部分时候，我不再有任何想伤害自己的冲动。完全不像以前那样，只要有人打喷嚏，我就会想割腕。现在我满怀希望，能好好走完人生！”她对我说。

　　我很讶异地发现，安琪不像其他许多有自残倾向的病人那样会伤害别人——她从不伤害别人。在医院的那段时间，她从不打别人。她谈到有一次用火烧自己的睡衣，然后突然想到，自己烧起来可能会让整个建筑物起火，于是很慌张。“想到我可能会烧到别人，我很快就冲到户外。”她参加了诺利斯镇医院的“消费者保障小组”——院内鼓吹病人权利的团体。虽然心里害怕，但她会和医生一起到院外的学校谈医院里的生活情况。当我到她住的监护住宅与她碰面时，发现她会教其他人做事：她以无穷的耐心教别人如何烹饪（制作花生酱香蕉三明治）。“我要好好过日子”，她对我说，“我就是很喜欢帮助别人。我觉得，或许我终究也会为自己做点事。现在和我同房间的女士是个好心人。她有很多问题，连做饭和清理都不会。她不太做事，但是她很可爱，偶尔可以和你聊天，你不能对她太粗鲁。我已经花了差不多两个月教她削该死的小黄瓜，但她就是学不会。”

　　安琪写诗，她的诗的确能细致地表达出她的经历：

　　我希望我可以哭得

　　像天空那般地随意。现在眼泪不会

　　那么容易流下来。眼泪

　　卡在我的灵魂里。

　　生命好空虚，我好害怕

　　你感觉得到空虚吗？我想

　　那是来自内心的恐惧。我该

　　振作起来，对抗恐惧

　　但这场战争

　　是多么地漫长啊。我好累。

　　小孩在长大，我的泪

　　在眼底流着。错过了

　　他们的成长就像错过了四季

　　的变换，错过春天的

　　玫瑰花开也错过了冬天的

　　雪花飘散。我还有多少年

　　可以错过？

　　岁月不曾为我停留

　　也不愿停留，岁月为何

　　不停留？花儿不断

　　开了又谢

　　开了又谢，而我的人生依然

　　寂静如死水。

　　安琪搬到监视相对宽松的住宅时，我去拜访她。她为我做了个礼物—— 一个天蓝色的鸟屋，背后钉着小纸条，写着：“租约到期。”我们一同到波城一家购物中心里的中国餐馆吃午餐。我们聊到她有一次去纽约看到的表演，聊到她找了份兼职工作，在小餐馆中帮忙做三明治。她曾遭到拒绝，心情沮丧；她曾为可以工作的想法而兴奋，虽然她害怕做收银员和要算钱找零的工作。“我的数学程度只有小学三年级，”她偷偷地说：“太可怕了。而且我能专心的时间很短，像三岁小孩。我想那应该是服药的缘故。”我们聊到她最喜欢的书——《麦田守望者》。我们聊到她曾有过的梦，“我一直梦到大海，”她说：“就像这个房间一样，有面墙。墙的背面是一片海洋。我总是无法跨过海滩，走进水中。我一直拼命走向水中，但就是走不到。有时候我在梦中感到热。太阳晒伤了我，我的头发烧了起来。我怕被太阳晒。你知道，即使是在真实生活里，在太阳下山变得火红时，我会试着找个没窗子的地方躲起来。我怕落日的光芒。”我们聊到一点她残破的记忆。“我是我一个侄女的教母，”她说：“我忘了是哪一个，又不好意思问。”

　　后来的六个月我们断断续续地有联络，再度碰面时，安琪问到我的近况。我告诉她说我曾有过轻微的复发。那时我刚经过肩膀脱臼和第三次崩溃。我们又回到那家中国餐馆。安琪拨了拨盘中枯黄的白菜，“你知道吗，”一分钟后她接着说：“我真的很担心你。我的意思是，我觉得你好像会自杀或发生其他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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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20:45
安琪的故事(3)

　　我试着安抚她，“哦，安琪，不是那回事。当时情况很可怕，但还不至于那么危险。至少后来就变得没那么危险了。你知道吧，我服过金菩萨还有其他一大堆药，作用很明显。”我笑着摊开双臂：“你看，我可不是好好的吗？”

　　安琪抬起头，笑着说：“那太好了，我好担心。”我们低头吃饭，然后她断然地说：“我永远不会好起来。”我对她说，要慢慢来，她将来一定会非常好。我告诉她，她已经比我


　　们两年前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好上一千倍。我说，看，一年前你还无法想象会出院，住到你将要搬去的地方。“也对，”她回答，一时间，她不好意思地自豪起来：“有时候我很痛恨那些药，但它们对我有帮助。”

　　吃完冰淇淋后，我们逛了餐厅隔壁的儿童商店。安琪买了些咖啡和需要的东西，然后我们准备上车回到她住的地方。“真高兴你来看我，”她对我说：“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来。希望你不会觉得是我把你拖过来的。”我说她的转变令我非常兴奋，看到她我也很高兴。“你知道，”她说：“如果我的状况好到能做点事情，我想做大型表演，可能像‘奥普拉’（由美国著名黑人女主持OprahWinfreey主持的脱口秀节目）那样。那是我的梦想。”

　　我问她为什么想上脱口秀节目。“我只是想把讯息传达给人们，”上车时，她对我说：“我想告诉所有人：不要割伤自己，不要残害自己，也不要恨自己。你知道吗？这真的很重要。我希望将来能很快懂得更多。我想告诉所有人。”我们在车上沉默了一阵子。“你会在书里跟大家讲这些吗？……”她问道，有点紧张地笑起来。

　　“我会把你说的告诉大家，”我回答。

　　“你保证会吗？很重要哦。”

　　“我保证。”

　　后来我们抵达了她的新居—— 一所监视宽松的住宅，在里面参观了一会儿，看看窗外景色，我走上户外的楼梯，想看看大楼背后的院子里的景色。那里和她之前住处的荒芜景象大不相同。这栋大楼最近翻修过，外观像是间旅馆：每个双人间都有整片地毯、大电视机、一张扶手椅和沙发、一间小厨房。我说：“安琪，这里实在太棒了。”她回答：“对啊，真的很漂亮。这里比以前好太多了。”

　　我们开车回到她即将要搬出的地方。下了车，我给了安琪一个拥抱。我祝她好运，她又一次感谢我来看她，还说我的造访对她有深远的意义。我感谢她送我的小鸟屋。“老天，好冷，”她说。我回到车上，看着她在雪中一步步慢慢从停车场走到大门。我启动车子，说：“安琪，再见。”她回头向我招手：“别忘了你的承诺。”我离去时，她这么对我喊着。

　　这幅看起来无比快乐的景象，一直刻在我心里，但不到六个月，安琪割破了她的手腕和腹部，再度回到医院里，并接受严格的精神治疗。我开车到诺利斯镇医院看她时，她的手臂起了火山丘似的血脓包，因为她把沸腾的咖啡泼在伤口上，好缓解满溢的焦虑。我们谈话时，她坐在椅子上前后摇晃，反复说着：“我不想活了。”我努力想着这本书中有帮助的短语，“事情不会永远都是这样，”我这么对她说，虽然连我自己都怀疑，对她来说，情况似乎永远不会变。所谓的决心和意志对忧郁症来说都是不够的。我离开之前，一位接待员说：“你觉得乐观吗？”我摇摇头。“我也是”，他说，“我曾经很乐观，因为她的行为不像大多数人那么疯狂。我错了，她有时候与现实世界接触时表现很不错，但她依然病得厉害。”

　　安琪对我说：“他们曾让我脱离最糟的状况，我猜他们会再度让我恢复。”不到半年，这阵风暴过去，她重获自由，回到美丽的小公寓里。她充满喜悦，后来得到一个工作——包装杂货——也非常自豪。中国餐馆里的人看到我们似乎很高兴。我们聊天时避免用到“永远”和“决不”这类的字眼。
面对忧郁症患者

　　一直有人问我，为什么你要写一本关于忧郁症的书？让自己卷入一个令人不愉快的题目，似乎让他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我也必须承认，着手进行研究时，我常觉得选这种题目真是愚蠢。对于这种问题，我有一大堆因人而定的回答。我会说我觉得有些没人讲过的话我应该讲出来；我会说写作是一种社会责任，我希望让人们重视忧郁症，和了解如何用最好的治疗方法让患者走出忧郁。我承认我得到了一大笔预付稿费，我觉得这种主题可以吸引大众注意，而且我也希望成名，受人爱戴。但直到我写了大约四分之三时，才完全清楚我的目的。




　　之前我没有预料到忧郁症患者极端、严重的脆弱，也不了解特殊的脆弱与人格的关系有多复杂。写作正在进行时，一位好友与某男士订婚，那位男士性情冷漠，排斥性行为；他要她帮忙提供食物和金钱，帮助他度日，因为他太痛苦了，担负不起责任；他以自己的忧郁症作为放纵粗暴情绪的借口，要求她原谅。当她温柔地再三允诺时，他忧心了许久——但想不起所有过去的细节，也不与她谈论自己的状况。长期以来，我都鼓励好友忍耐，想着他的病有一天会好起来，不要觉得世上没有法子可以把他变成另一个人。

　　后来，另一位女性朋友说她丈夫对她施暴，抓着她的头去撞地板。他的怪异举止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普通的电话都会让他疑神疑鬼，他还曾对狗施暴。他的暴行发生后，她吓得找警察，然后把他送进精神病院。虽然他的确有情感型精神分裂症，但还是该受到谴责。精神障碍常显露出人性丑恶的另一面。它不会让人完全变成另一个人。恶的一面是可怜、贫苦又饥渴的模样，悲惨但令人动容；但丑恶的另一面是粗暴又残酷的模样。疾病把人们藏在黑暗里的痛苦现实给挖了出来。忧郁使个性放大和极端化。长远来看，我觉得，忧郁会让好人更好，坏人更坏。它会摧毁一个人的内心平衡，使人产生妄想和无助的错觉，但它也是一扇通往真理的窗户。

　　在写作这本书的前后，我碰到许多自己并不喜欢的忧郁症患者，我决定不提他们。我要写我崇敬的人。这本书中的人大多坚毅、聪明或顽强。我不相信有所谓正常人这种东西，或是有什么典型可以说明整个事实。大众心理学研究者总想找到一个代表所有研究对象的典型人，这真是可怕的灾难。得以发觉人类拥有复原力、意志力和想像力，我们要感谢的不只是忧郁症的可怕，还有人类生命力的复杂。我曾与一位患有严重忧郁症的老先生交谈，他对我说：“忧郁症患者没有故事，我们没什么好说的。”我们都有故事，真正的幸存者才有引人注目的故事。在真实生活中，每个人必须活在烤面包机与原子弹的喧嚣噪声之中。这本书是在保护患者隐私的条件下，说出值得注意的人和他们成功的故事——我相信对别人有帮助的故事，就像别人帮助我一样。

　　有些人患了轻度忧郁症后就完全垮了，有些人患了重度忧郁症，依然可以为自己的生活找到出路。“有些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很好，”在哥伦比亚大学毒品戒治与研究部工作的大卫·麦克道尔说：“但这不表示他们受的苦比较少。”很难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不幸的是，”伦敦大学的儿童心理学家德博拉·克里斯蒂谈到：“世上没有自杀测验机、痛苦测验机或悲伤测验机这种东西。我们无法客观地测量出人得了什么病或病得多重。你只能听他们说，并相信那就是他们的感受。”疾病与人格之间有交互关系，有些人可以忍受摧残他们的症状，有些人什么都受不了。有人得了忧郁症就投降了，有人则奋战到底。由于忧郁对意志的杀伤力很强，所以有些痊愈者会失去动力，一再陷入忧郁，无法克服。幽默感是带你走向复原的最好方法，也常是使人们爱你的最好方法。保持幽默感，你就会有希望。


走过忧郁(1)

　　在忧郁时最重要的是记得：你无法挽回时光。你的生命不会更多一点，以弥补你受难的日子。无论忧郁症吞噬了多少时光，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你受疾病煎熬时逝去的时光，没办法再拥有。无论你的感觉有多糟，都应该尽力活着，就算只剩一口气也一样。等待它过去，尽可能努力让它快点过去。这是我给忧郁症患者最大的忠告。把握时光，不要求死。就算是觉得自己快要爆炸的那段时光，也是你人生经历中的一段。




　　我们盲目相信忧郁症的生物化学作用。为了驱除忧郁症，我们自古以来便在激烈争论真正的忧郁与虚构的忧郁之间的界线。为了要把忧郁症和治疗法分门别类，我们把人内心的复杂感受层层拆解。“人类的生活，”托马斯·内格尔在《利他主义的可能性》中写道：“主要不是由被动的刺激接收、快感、不快、满足或不满足所构成，有很大的部分是由行动与追求构成。一个人的生活只有他自己才能过，别人没有资格帮他过，他也没资格帮别人过。”什么叫自然，或是真实？与其寻找真正的情绪、道德、痛苦、信仰与正义的化学作用，还不如去寻找魔法之石或永生之泉。

　　这不是新问题。在莎士比亚的晚期剧作《冬天的故事》里，潘狄塔和波力克希尼斯在花园里争论着自然与仿造的界线——自然物与人造物。潘狄塔认为植物的接枝是“人工”胜过“天工”。

　　波力克希尼斯回答：

　　不过，那种改进天工的工具，

　　也正是天工所造成的；因此，

　　你所说的加于天工之上的人工，

　　也就是天工的产物。你瞧，

　　好姑娘……这是一种改良自然的人工——或者可说是

　　改变自然，但

　　那种人工本身正是出于自然。

　　我很高兴我们已经用尽人工方法改造自然：我们发现了烹饪，于是逞能把来自五大洲的原料都做成一盘菜；我们培育出新品种的狗和马；我们把铁矿炼成钢；我们把野果培育成现在吃的桃子和苹果。我也很高兴，我们发现了如何制造中央空调和室内水管，如何建造大楼、船、飞机。快速的通讯方法令我振奋，我依赖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过活——虽然这让我感到羞愧。我很高兴我们发明了保护牙齿不至于被蛀坏的科技产品，保护身体避免患上某些疾病，使大部分人得以长寿。我不否认所有这些人工带来的负面后果，造成污染和全球温室效应、人口过多、战争与高毁灭性武器。但整体来看，人工让我们进步，当我们适应一项新技术，这项技术就愈来愈平常。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喜爱的多瓣玫瑰曾经是对自然无耻的挑战，在农业技术介入之前，大自然的森林根本没有这种花卉。建造河坝或猴子用手剥香蕉皮，这是自然还是人工？上帝让葡萄发酵变成“麻醉剂”，这种迷醉是否也是一种自然状态？我们喝醉了就不是我们自己了吗？当我们饿了或吃撑的时候，我们又是谁呢？

　　十七世纪人类发明了嫁接，二十一世纪则发明了抗郁剂与基因操作，这些都是人类侵犯大自然的缩影。四百年前的定律依然适用于今天，更改了事物的自然秩序总要付出代价。创造阿米巴原虫的原始生命力量，创造了可被化学作用影响的人类大脑，也创造了后来发现这些化学物质与其作用的人类。当我们修正自然或改变自然的时候，我们使用的是结合大自然的多方面灵感而得来的技术。谁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活在一个任何人为操作都可能使用的世界里，也接受了某些人为操作。那就是我。生病也好，痊愈也好，并没有什么不同。

　　保持健康是持续不断的奋战。或许我朋友的未婚夫不管怎样都只能像个废物一样生活，或许他的本性就顽劣不堪，或许他天生就是残酷的人。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我觉得任何人的天性里都有一个叫意志力的东西；我反对宿命论的说法，也反对以此为道德的借口。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努力成为好人、如何丧失理智和恢复理智，其中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包括服药、接受电击治疗、陷入爱情、崇敬上帝和科学。安琪·斯塔基以坚毅的乐观，为诺利斯镇医院走入大众之中演讲：她以无穷的耐心花了无数小时教她的室友削黄瓜；她花时间写信给我说明她的想法，好帮助我完成这本书；她把母亲的家从头到尾清理干净。忧郁摧毁了她的行为能力，但没有损及她的个性和品格。

　　或许有人希望清楚地划分自我的界线。事实上，在经验与化学作用之下，所谓的真正自我并不像金矿那样纯粹。人这个生物体是一连串自我，你必须选一个或换另一个。我们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环境与特定选择的结合，世界与我们的选择结合为一个小空间，自我就存在于其中。我想到父亲，以及陪我度过第三次忧郁发作时的朋友。要是走进诊所，接受治疗，也会碰到同样的胸襟与温情吗？胸襟与温情需要耗费大量的精神、力气与意志力。想象一下，说不定哪一天这些特质可以任意取得，打一针就可以拥有那样的人格，我们就可以变成甘地或特里莎修女？伟人有权利拥有他们的荣耀，还是说那荣耀也不过是化学作用的结果？

　　我满怀希望地阅读报纸的科学版，抗郁剂将被其他神奇的药剂取代。为某人治疗后，检视大脑的化学作用，使他在某种情境下与某人疯狂热恋，将不再是不可思议的事。再过不久，你可以选择是以谈话治疗解决恶劣的婚姻关系，还是用药剂师开的药让你回到初恋的感觉。要是破解了我们老化和缺陷的秘密，是不是就能创造出取代人类的神圣种族，他们永生不死，没有恶念、愤怒和嫉妒，为了宇宙的和平付出道德的热血，奉献一生？或许这一切都会发生，但以我的经验，世界上所有的药都只是提供一个重新打造自我的方法。药本身无法重塑个性。我们永远逃不出选择。人的自我就建立在选择——每一天的所有选择上。我是一个选择每天服用两次药的人，我是选择与父亲谈话的人，我是选择打电话给我弟弟的人、选择养一只狗的人、选择在闹钟声停下时起床（或不起床）的人，也是有时会粗暴、有时特立独行、有时又很健忘的人。在我写这本书的背后有着化学作用，我要是能控制这种化学作用，就可以支配它来写另一本书，但那也是一种选择。对我来说，选择是比思考更有说服力的生存证明。我们的人性特质既不是化学作用，也不存在于环境中，而在于我们的意志与现代科技的互动之中，这些科技遍布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我们的环境，影响着我们的性格形成。

走过忧郁(2)

　　有时候，我希望可以看到我的大脑，想知道上头刻了什么痕迹。我想象它灰色、潮湿的模样。想到它栖息在我的脑壳中，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个我活在里头，这个塞在脑中的奇怪东西有时候会运作，有时候不动，非常诡异。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大脑，就是活在我大脑中的痛苦。瞧瞧，你会看到哪里被痛苦刮伤，哪些部位有纠结与肿块，哪些部位在发亮。

　　我们可以说，忧郁的人比开朗的人更能够仔细看清身边的世界；觉得自己没人爱的人，


　　可能比八面玲珑的人更接近自己的真性情；忧郁的人可能比健康的人更有决断力。研究显示，忧郁的人与开朗的人对抽象问题可以回答得一样好。但是问到他们对事件的掌控力时，开朗的人总是会高估自己的能力，忧郁的人则会仔细评估。在一项以电动游戏为方法的研究里，玩了半个小时候，忧郁的人很清楚自己击中多少小怪兽，开朗的人计算的数字会比实际击中的多四到六倍。弗洛伊德发现到，忧郁的人“比不忧郁的更能敏锐地看到真理”。太过乐观会鲁莽行事，但适度的乐观有物竞天择的优势。“正常的人类思维与感知力，”雪莱·泰勒最近在《美化的错觉》这本惊人的著作中说：“其特质不是准确，而是对于自我、世界与未来的自我美化的错觉。此外，这些错觉其实可能会培养人的适应性，有助于心理健康，而不会损害心理健康……轻微的忧郁可能比正常人更能看清楚自己、世界和未来…… ‘他们’显然没有正常人的那种有益心理健康与舒缓挫折的错觉。”

　　重度忧郁太过严厉，无助于生活：你怕冻伤，但不必跑到撒哈拉沙漠。世界上的精神痛苦大部分是不必要的，有重度忧郁症的人，最好把病情控制住。但我相信，我们总会有一天能够全面掌握自己的情绪，将来可能会有一种情绪镇痛剂，可以像消除头痛一样地消除不必要的悲伤。完全消灭悲伤，就等于放纵恶劣的行为：如果不会为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感到懊悔，我们很快就会毁灭了别人和这个世界。忧郁症是一种大脑故障，如果肾上腺皮质醇失常，就应该让它恢复正常，但是不要被搞昏头了。要是没有了期望与现实的严重冲突，没有反映这种冲突与困境的沉郁心情——就等于失去我们之所以为人的理由，以及作为人的优点。或许有些人没有足够的焦虑与悲伤可以摆脱烦恼，这对他们似乎不是好事。他们太快乐、太无畏，也太不仁慈。这样的人怎么会需要仁慈？

　　走出忧郁症、病情稳定的人，通常对内心的欢喜有着高度的自觉。他们随时会觉得狂喜，更知道珍惜人生的美好。如果他们本来就是热心的人，那必定会成为慷慨大方的人。其他患病痊愈后的人也适用同样的道理，但即使是奇迹似地从严重的癌症中痊愈的人，也不会有那样的大喜悦—— 一种可以感受和散播喜悦的喜悦，这样的喜悦能使走过重度忧郁的人，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艾蜜·加特的著作《有意义与无意义的忧郁》详述了这种说法，书中指出，忧郁症强迫人长期停止正常生活，期间会反复深思，可促使人以有利的方式改变生活，尤其是在失落之后。

　　人类对于医药的标准并不明确。开发出可以舒缓忧郁，甚至可以消除悲伤的医药与技术有何意义？“我们现在可以控制大部分的身体痛苦”，进化心理学家蓝道夫·内斯说，“我们经历的痛苦有多少是必要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五吧？我们需要痛苦来警示伤害，但我们真的需要持续不变的痛苦吗？问问慢性关节炎、结肠炎或偏头痛的患者吧！因此，虽然这只是类推，但有多少我们经历的心理痛苦是真正必要的？多过百分之五吗？如果可以在母亲过世后服一剂解除悲伤的药，摆脱恼人又无意义的悲痛与苦闷，那难道不好吗？” 法国精神病学家茱莉亚·克莉丝蒂娃发现忧郁与深层心理的功能：“击垮我们的悲伤，以及阻碍我们行动的迟钝，也是一种对抗疯狂的防护盾——有时候是最后一层防护盾。”或许可以简单地这么说，我们对悲伤的依赖超乎我们想象。

　　愈来愈多的人使用抗郁剂来让自己恢复正常，这种情形最近被视为偏离正途，玛莎·曼宁以流畅的文笔在她的书中写道，这是一种“大众化与寻常化”。1998年开出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的处方笺总计六千多万张——这还不包括数量庞大的非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选择性血清素重吸收抑制剂现在已成为治疗思乡症、饮食失常症、经前症候群、家中宠物大肆破坏所带来的厌烦、关节痛等疾病的良方，其中最常用的在轻微的悲伤与寻常的烦恼上。它不只是精神科的处方，综合科与妇产科也会开这些药，我碰过一个人，他的百忧解是足科医生开的。当环球航空客机失事时，有关单位除了枕头或毛毯，还发百忧解给等待消息的家属备用。我对这种广泛的使用没有意见，但我觉得应该要小心、谨慎、经过考虑后再使用。

　　有人说，每个人的缺点也是优点。如果消除了缺点，那还会有优点吗？“我们正处于医药蓬勃发展的时期，”内斯说：“开发消除不适情绪的新医药，使疗效越来越快速、简单、低廉和安全。我们应该可在下个世纪之前完成这个进程。我敢预测未来的发展，因为如果人可以让自己更舒服，他们就会这么做。我可以想象，不出几十年，这世界会是医药的乌托邦；我也很容易想到，人们会快乐到忘记他们的社会义务与个人责任。” 哥伦比亚大学的罗伯·克里兹曼说：“这是哥白尼之后，我们遭遇的最剧烈的改革。几个世纪之后，新社会的人类回顾以往，会把我们看成是无法驾驭和操纵情绪的残障者。”果真如此，那我们将会有所失，当然也会有所得。

　　走出忧郁症的时候，你会失去一些对危机的恐惧感。我有数不清的过失，但现在的我比患病之前好多了。我得先经过忧郁症才有意愿写这本书。有些朋友劝我不要和书中提到的人打交道。我很想说，忧郁症让我更无私，我开始爱贫困与潦倒的人，但实情不完全如此。如果经历过这种事，看到别人的生活出现同样的状况，你一定会感到惊骇。对我来说，让自己介入别人的悲伤比冷眼旁观更轻松。我讨厌无法与别人沟通的感觉。善良不见得会有回报，但是完全地爱别人，可以带来许多内心的平静。看到忧郁症患者受折磨，会令我骚动不安。


　　我想帮助他们。这不难，就像在餐桌上看到别人打翻好酒一样。扶正酒瓶、清理干净，比故意视而不见令人舒服。

走过地狱，发现天堂(1)

　　忧郁症最可怕的是那种恐怖的孤寂感，我从中学到了亲密的重要性。母亲与癌症搏斗时说过：“大家为我做的事都很令我感动，但是孤零零活在这个跟我作对的身躯里，真是太可怕了。” 孤零零地面对心灵也一样可怕。看到别人被自己的心灵所困时，你会作何感想？你无法用爱让忧郁症者走出愁云惨雾，但偶尔可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有时候，你可以尝试到他的住处陪伴他。与沉郁的人相处不是件愉悦的事，但在一旁看着他衰弱下去更令人难过。你可以远远地站在一旁担忧，也可走近一点，更近一点，再近一点。有时候，接近他们的方


　　式是保持沉默，甚至是保持距离。不是当事人的你无法决定，但是你可以观察。忧郁症的孤寂感大于其他情感，但它也造就与之相反的情感。由于得过忧郁症，我更爱别人，别人也更爱我，我可以说，许多这本书里提到的人也有一样的看法。所以，许多人问我如何对待身患忧郁症的朋友与家人，我的回答其实很简单：减少他们的孤立感。帮忙泡杯茶，促膝长谈，或是相邻同坐，保持沉默，或是其他适合当时状况的方法。但你一定要做些什么，而且要发自内心地乐意去做。

　　曾与躁郁症搏斗的梅姬·罗宾斯说：“我时常变得非常紧张，会拼命说、说、说。后来我开始加入艾滋病之家的义工组织。我的工作是为病人准备茶、蛋糕和果汁，坐下来和他们聊天，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没有亲友探访，十分孤寂。记得有天早上，我坐下来，用七月四日国庆日他们做了什么作为话题。他们跟我说了，但完全不想把话讲完。我那时觉得这对他们不太友善或没有帮助。后来突然想到：这些人不想聊天。事实上，在一开始几次简短的谈话时，他们根本不愿说话。但是他们不希望我离开。所以我决定坐在那和他们一起。就是这样的聚会：我没有艾滋病、看起来很健康、不是等死的人，但却是可以容忍他们的人。所以我只要陪他们坐一个下午，不用讲话，就会令他们感受到一种温情，只要你愿意无条件地付出关爱。如果你觉得坐在那里很痛苦，他们也会很痛苦。你的状况就是如此：不要像疯了一样拼命想解决。我已经学会怎么做了。”

　　康复的人持续服药、等待。有些人采用精神动力疗法，有些人接受电击治疗或手术。你无法决定自己要不要得忧郁症，也不能选择何时或如何好转，但可以选择用什么方法对付忧郁症，尤其是康复的时候更要好好想想。有些人复原了一阵子，又会陷落回去。但当他们康复时，会尝试用忧郁症的经验让人生更美好、更多姿多彩。对某些人来说，忧郁症是场灾难。忧郁症患者走出忧郁后，更懂得找到智慧的路。乔治·艾略特在《丹尼尔·德龙达》中，描述了忧郁症好转时那种神奇的感觉。蜜拉企图自杀，但被丹尼尔救回来。她说：“不过后来——昨天我想喝眼前那杯水的时候——我想到死亡是慈悲的最佳形象——温馨的感觉猛烈地向我袭来，我相信那种猛烈的感受。”温馨不会猛烈地袭击生活波澜不惊的人。

　　我第三次崩溃是次轻微的崩溃，当时正写到这本书的最后阶段。由于那时候我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沟通，所以在电子邮件系统中设了自动回复，说我暂时无法回信，电话答录机也做了类似的设定。曾得过忧郁症的熟人知道这种留言是怎么回事，他们的反应很快。几十个朋友留言给我，尽其所能地提供帮助，十分热心。“若需要我陪你的话，打电话给我，”罗拉·安德森写信来，还送了一大把兰花：“只要你愿意，我会陪你，直到好一点为止，也欢迎你到我这来。如果想搬到我这里住一年，随时欢迎。我希望你知道，我永远支持你。” 克劳蒂亚·薇佛在信中问我：“找个人每天去看看你，情况会不会好一点？还是信太多，让你觉得有压力？要是觉得有压力，就不用回这封信，不过，只要有需要，不论白天黑夜，我随时等你的电话。”安琪·斯塔基从医院用公用电话打给我，询问我的状况。“我不知道可以帮什么忙，”她说：“但是我一直很关心你。请多保重。要是心情真的很糟，随时可以来找我。若需要什么，我会帮你想办法。答应我，不要伤害自己哦！”弗兰克·鲁沙可夫写给我一封感人的信，提醒我希望的可贵。他写道：“我期待得到你康复的消息，去开始另一趟奇遇。”最后署名：“你的朋友，弗兰克。”我和这些朋友在各方面都算有交情，但他们的真情流露还是令我大吃一惊。汀娜·索那哥说，若我需要帮忙，她愿意请病假过来——或者，她也可以帮我买票到某个地方散心。她对我说：“我很会做菜。”珍妮·班雪芙带了把黄水仙顺道过来看我，还从她喜欢的诗中，以优美的笔迹抄了几句乐观的句子，并且带来睡袋，好睡在我家的沙发上，让我不感到寂寞。这样的关怀令我惊讶和感动。

　　忧郁者即使是喊出最绝望的请求——“为什么？”或“为什么让我碰到？”——也都种下了自省的种子，这个过程通常使人获益良多。艾蜜莉·狄金生谈到“苍白的滋补品——绝望”，说忧郁的确可以帮你看清人生，有益于人生。忧郁的人绝不会不知反省。或许，这就是我所得到的最大启示：忧郁症不是值得欣赏的事，但经历过忧郁症的人可能因它而受人欣赏。我希望这个基本的事实可以提供给深受忧郁之苦的人，并启发读者以耐心与爱对待身边受苦的人。那些没得过忧郁症的人，通常很自信，认为自己永远不会和这种病发生关系，我希望他们除了希望之外，或许还可以从书中的故事学到一点爱的方法。

走过地狱，发现天堂(2)

　　某些困境可带来好处，但没有人愿意用经历困境的方式来学习。我渴求安逸的生活，我愿意，也已经为此做出相当的妥协。但我发现，至少是在不被困境纠缠的时候，困境让我在追求过程中学到许多事，找到有价值的东西。

　　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谈到，不看清恶，就不会懂得珍惜善。“因此，善良不过就是邪恶凝视的幼儿，若不明察罪恶对善良追随者的诱惑，并排拒罪恶，那么这种善良不过就


　　是空白的美德，而不是纯粹的善良。这种善良的天真，也不过就是污浊的天真。”所以，彻底了解悲痛就成了彻底懂得珍惜欢乐的基础：所以，悲痛本身就会加强欢乐。三十年之后，变得更有智慧的弥尔顿在《失乐园》中写到，得到智慧的亚当与夏娃在被赶出天堂后，他们懂得了完整的人性：

　　……自从我们的眼睛

　　睁开以后，我们可以清楚看见，我们看到

　　善与恶，失去了善，得到了恶——

　　知识的恶果。

　　在学到之后，有些知识还不如不懂。忧郁教你了解了什么是喜悦，同时也令你失去感受喜悦的能力。这就是知识的恶果，一种我宁可永远不懂的知识。不过，一旦得到了知识，就可以得到救赎。亚当与夏娃发现：

　　喜悦是上天赐予的更大力量，

　　从绝望中跃出的新希望。

　　有了新希望，其他喜悦的人类开始过着他们短暂、甜美的生活：

　　他们回首，从东边望着

　　伊甸园，快乐已经远去。

　　……

　　他们流下天性的眼泪，但又很快拭去。

　　世界就在眼前，他们选择

　　休息的地方，也是上帝指引他们的地方：

　　他们手牵手在黑暗中慢慢走着

　　离开伊甸园走向孤独的路。

　　所以，我们孤独地朝着眼前的世界走去，我们这些幸存者必定会学到无价的知识，这知识是费尽力气换来的。我们向前走去，怀着大勇气与大智慧，坚决地去发掘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美，将解救全世界。”走出绝望之域时，永远是神奇的一刻，美得不可思议。这种美几乎让你走这一遭的代价变得值得。忧郁的人格不是我们在天堂的摸彩箱里选择的，而是由上天所赐，幸存的人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也就是了解自己是谁。海德格尔（二十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相信极度的痛苦是思想的来源；谢林（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家）认为，痛苦是人类自由的本质。克莉丝蒂娃向痛苦致意：“忧郁赐我至高、深奥的洞察力……从悲伤或哀愁精炼出来的是人格深刻的印记，那当然不是耀眼的特质，而是敏锐、随时可以起身而战、富于创造力的个性。”

　　我常能感受到精神的温度，我改变了睡眠习惯，懂得毫不迟疑地放弃自己的所有，更能容忍别人，更能把握所有的快乐时光。有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已不会像以往那样给我重大的打击，而且无路可逃，但也有一些转变像蛋壳一样地纤细、脆弱。现在，要是否定我的忧郁症，就好像要否定最重要的一部分自我。我太容易发脾气，也太常发脾气，别人不得不接受我这项弱点，但我觉得，我对别人已经比以前更大方了。

　　“房子一团乱，”有位与忧郁症奋战一段时间的女士对我说：“我也无法阅读。忧郁何时会回来？何时再来打击我？小孩是我唯一活下去的理由。现在我比较稳定了，但是永远无法摆脱它。不管你在某些时刻有多快乐，你永远忘不了忧郁。”

　　“我已经接受了要一辈子服药的事实，”在一次对谈中，玛斯·曼宁突然以热情的口气说：

　　“我为此感到欣慰。有时候看着这些药片，心里疑惑着：隔开我与心灵折磨的就是这些东西吗？记得小时候，我不是快乐的孩子，但我会一直想着，我必须要活完一辈子，或许还有八十年。这感觉像是负担。最近我想再生一个小孩，但在两次流产后，我发现自己无法承受这种压力。我的社交生活太少了。你打不倒忧郁症，你要学会与它相处，与它妥协。你会一直试图摆脱它。你有一大堆问题要解决，在上头花费许多时间。你知道吗？如果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最好努力把握。”

　　教人努力挽回人生，这就是忧郁不可或缺的价值。弗兰克·鲁沙可夫在他的大脑手术治疗之后的几个月告诉我：“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就不会这么做。”我与他、他的父母、医生共处了一下午，他们聊到残酷的事实：他的扣带回切除术没有成功，必须再做一次手术。他以高贵的勇气，用六个月时间准备重新进行手术。“但是我从中学到很多，也成长很多。我与父母、兄弟和朋友变得更亲近。我和医生相处的经验非常好。”这种得来不易的理智如此真实，令人感动。“忧郁症真的有好的一面，当你陷于其中时是看不到的。”之后，第二次手术产生作用，他在信中说：“我曾说过，要是能重来，我就不会这么做。我想我应该不会这么做。但现在，最糟的时刻已经过去，我感谢眼前的一切。我进医院三十次并接受手术还是明智的，我因此而认识了许多朋友。”

　　“当我知道，这辈子我的心灵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时，就觉悟了，”凯·杰米森耸耸肩说：“我无法告诉你，人格重建的过程有多令我厌烦，但我珍惜这样的我，爱我的人都喜欢我的这一面。”

走过地狱，发现天堂(3)

　　“数年前，与我结缡的妻子没见过我忧郁的样子，”罗伯·布尔斯汀说：“她没见识过，对此我不想多说，而是叫别人去跟她解释那是什么情况。我尽可能让她有心理准备，因为，我将来必定会再度陷入忧郁。在未来的四十年里，我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趴在房间的地上。这令我非常恐慌。如果有人对我说：‘只要砍断你的一条腿，就能消除你的精神障碍’——我真不知该选哪样。但是在患忧郁症之前，我无法忍受任何不如意，自大得难以想象，也不了解人性的弱点。经过忧郁症之后，我性格变好了。”




　　“我工作最重要的主题是救赎。”比尔·史丹说：“我还是不知道自己在事件中的角色。我受圣徒与殉教者故事的吸引，觉得自己不可能承受他们经历的事。我还不打算到印度盖医院，但忧郁症让我走向正确的方向。在认识的人之中，我知道他们不曾有过我那样的经验。经过剧烈的病痛，显然改变了我内心的模样。我一直朝着信仰与善意前进，但要是没有经过崩溃，我就没有动力和精神的目标。”

　　“我们走过地狱，发现了天堂，”汀娜·索那哥说：“我得到的回报很简单。我现在可以了解以前不懂的事，而现在不懂的，只要是重要的事，我将来也会懂。忧郁症造就了现在的我。我们得到的东西微不足道，却又如此重要……”

　　梅姬·罗宾斯说：“我们的渴求就是我们最大的财产。”如果我们的渴求就是我们得以了解自己、对别人开放自己的方法，那么匮乏就可以促进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因为人群中有我渴求的东西，所以我才能与人相处。我想我已经懂得去散播渴求的东西了。”

　　“情绪是另一个未开拓的领域，就像深海或外太空，”克劳蒂亚·薇佛说，“多次情绪低落，会给你更多勇气，我觉得我比许多人都更能应付难熬的痛苦，因为我经历了太多伴随痛苦而来的感受。忧郁症不是人生道路上的绊脚石，而是人生中，伴随着我的一部分自我，而且我相信，它在许多时候对我是有好处的，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相信我的忧郁症，和救赎它的力量。我是个非常坚强的女人，这有一部分是拜忧郁症所赐。”

　　罗拉·安德森写道：“忧郁症给了我和善与宽容，这是别人不太懂得奉献出的东西——我愿意去接近因错误的举动、不当的批评，或显然无意义的判断而遭别人厌弃的人。今天晚上，我和别人争论死刑，我努力解释，如果没有太多自我指涉，我们就可以了解可怕的行为——了解情绪、工作、亲人与其他事物之间可怕的相互关系。我绝不希望忧郁症变成公开的借口或政治的推托，但我认为，一旦经历过忧郁症，就更能够直接了解为何有人会一时失去判断力而犯下大错——你可能甚至会学到如何原谅这个世界的罪恶。”

　　有朝一日，我们为失去忧郁感到无比欣喜，但也将失去它带来的一切。如果地球没有雨水，我们也能过活，就算我们可以征服天气，让世界永远晴空万里，我们难道不会想念阴天与夏日的暴风雨吗？在英国，经过十个月阴沉的天气，到了夏天，太阳突然罕见地出现，似乎变得比热带更明亮、更晴朗，那样的快乐会比我想象的任何事物更巨大。

　　有趣的是，我爱我的忧郁症。我不喜欢经历忧郁症，但喜欢忧郁症本身。我爱我经历过忧郁症的结果。叔本华说：“人的满足来自于他的愚钝和麻木”。田纳西·威廉斯被问到快乐的定义，他回答：“麻木。”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很奇怪，我的自信心比以前所想象的更强。这几乎可说是（但不完全是）忧郁症最有价值的地方。我想，我将来绝不会再度试图自杀，如果我身处于战争，搭飞机失事落难于沙漠，也不会放弃生存的希望，我会尽全力求生。就好像，以前我的生命与我相互敌对，憎恨彼此，想要甩开对方，如今却永远紧紧相依相偎。

　　忧郁的反义词不是快乐，而是活力，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生命充满了活力，即使在悲伤的时候也一样。或许明年的某一天，我醒来时又失去理智，那状况也不会持续不变。但与此同时，我已经发现了我称之为灵魂的东西，直到七年前，痛苦突然降临的那天，我都不曾想象过有这部分的我存在。这是值得珍惜的大发现。几乎每天早上，我脑中都会闪过一阵绝望感，每次都会怀疑自己是不是又陷落了。有时候一个念头闪过，我想让车撞死，而我咬紧牙关好好站在马路边，直到绿灯亮起；有时候，我会想象着割腕有多么简单；有时候，我会渴望拿枪对准嘴巴；有时候，我会想象自己一觉睡去，永远醒不过来。我痛恨这些感觉，但我知道，这些感觉让我更深入生命，去发现和把握存在的理由。我从来不会慨叹已走过的人生。每一天，有时候坚决，有时候犹疑，我都选择活下去。这难道不是难得的喜悦吗？

　　在写这本书时，有太多的人毫无保留地对我讲述他们的经历，很高兴他们如此信任我，我也很珍惜与许多人建立的友谊。我这辈子没有其他的事业是如此令人痛苦，也没有其他任何的事让我相信人与人能很好的沟通，并让我相信这是个温馨的世界。最感谢的是他们愿意让我把他们的故事写进书里。对这些大方地叙述自己经历的人，我希望我已把他们的勇气充分地表达清楚。 走过地狱，发现天堂(4)

　　因为这是本谈忧郁症的书，我还要感谢那些让我复原到足以写出我的故事的人。谢谢治疗我忧郁症的医生，我很幸运，他们能妙手回春。除了医生，还需辅以朋友的宽容，我无法在此列举，但他们知道，我的生命因他们而开启了一条道路。我的忧郁症处方中，最重要的是人们给我的爱，他们发自内心对我好，他们温馨的忠告与设身处地为我着想，以及理智的情绪，让我可以放心地发疯。我要谢谢Juan与Amalia Fernandez，他们在我写作期间的照顾与关怀，让我找回原来的自己。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请过助理。非常幸运能够碰到有才干的艺术家Stephen Bitterolf，他离开画布，花了数百个小时和我一样努力地为这本书工作。要不是他的耐心，我不可能完成这项浩大的工程，而且我有许多点子是来自于他。若没有他的付出，这本书绝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另外，他也充分展现了他的个人特质、聪慧、温情与亲切，带给我源源不断的欢乐。

　　在我经历第一次忧郁症时，家父时值六十七岁，我要赞美的不只是他的爱与宽容，还有他的理智与心灵的调适力，使得他能够理解和扼止我六年多来的病情。我从没见过一个人可以像他一样，同时拥有年轻人那样充满想象的活力，以及年长者缜密的智慧。他以前是，也永远是我坚实的依靠和最大的灵感来源，我全心全意将此书献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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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rtkova    时间: 07-9-21 20:46
全书完，希望能对大家有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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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比尔王    时间: 11-12-18 15:56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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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ILOVEJANT    时间: 12-1-8 21:16
ding,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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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放飞郁闷    时间: 12-1-9 00:41
呵呵，楼主真是辛苦了，看了一晚上，终于看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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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幸福甜蜜蜜    时间: 12-1-9 10:07
原本服药有作用的病人，若是间歇性地停用又服用，药物就会失去疗效，而且每一次发作，就增加百分之十转为慢性和不可避免性疾病的风险。“就像早期癌症，药物通常都有明显疗效，可是一旦癌细胞扩散转移，药就不再有用了。”博斯特解释。“如果忧郁症已经发作多次，它便可能改变脑部的化学反应，使之更糟，而且很可能是永久性的。 看了这一段感觉比较郁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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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ughze    时间: 12-3-9 15:21
写的很好 顶一下 让更多的人看到 谢谢楼主无私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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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尘埃小粒    时间: 12-3-9 15:37
这本书挺不错的，可以好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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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yhfl123    时间: 12-3-9 15:44
休克不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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