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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打印本页]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0:51
标题: 《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15 10:52 编辑

第一集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2 ... 9d796bacf4c94d7736c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1集剧情

党内剧变多争端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7月6日朱德去世，随后我们敬爱的毛主席也去世了，这注定是不平凡，动荡的一年。邓小平也被革职了，他和妻子在一起照顾瘫痪了的儿子邓朴方。朴方说要自己来，不想麻烦父亲，但是邓小平却说自己试了水温的，擦起来舒服。邓小平一边帮儿子擦身，一边和他聊起了他的工作，他的儿子是修电气的，朴方说自己是凭本事吃饭，邓小平觉得很欣慰。擦完身子后，邓小平问起妻子飞飞和毛毛还有兰兰去哪了，卓琳说她们出去了，邓小平便要妻子等下跟他们讲最近有大事要发生，要他们尽量少出去。

很多学生和民众开始游行，半夜贴大字报。青年田源演讲呼唤邓小平出山，把居心叵测的江青赶出政治中心。群众们受他的感染救国情绪高涨，还唱起了国歌。这时有人来报信说有人来抓他们了，要他们赶紧走。群众们被疏散了，但是田源却不愿意离开，后来还是另一个青年建国把他拉走了。

田源他们躲在一处避难，小妹和燕子告诉他们是田伯伯要他们来的，现在他们已经上了清算名单了，现在中央内部斗争十分激烈，必然会有大的变动。田源气愤地站起来说自己要离开再也不回来了，建国却不愿意走了。田源便劝他要保存实力，最后建国答应去安徽，而田源决定去广州。燕子还塞了一笔钱给他们，要他们一路保重。

毛毛，飞飞她们回来了，可是家中院子里全是解放军，毛毛想问，飞飞赶紧把她拉了进去，说先看看父亲。毛毛带来的消息是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兴风作浪，污蔑叶帅包庇邓小平，还要枪毙邓小平。她们从马头那里得来的消息是叶帅一个人还在支撑，他也觉得最后决战的时刻到来了。顿时房里的气氛变得很紧张，邓小平最后召开了家庭会议。
在家庭会议中，邓小平判断就在这几天党内要出现大的变局，全家都要做好出大事的打算。飞飞认为大不了最差就回农村去，邓小平对飞飞的觉悟很赞同，他说毛主席还在世的时候就说过四人帮把他当做眼中钉肉中刺，自己已经被打倒了三次，再来一次就是掉脑袋了。但是家人们都很团结，纷纷表示会坚持。邓小平很欣慰，家庭会议散会了。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1:41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15 11:42 编辑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 导演称播出意味着政治进步- 传递改革开放坚定不移信心(图)
2014-08-15 10:34:00　来源: 渤海早报(天津)　有0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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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照。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首播后立即引发海内外媒体及观众的热烈讨论。共和国成长亲历者、本剧导演吴子牛在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这部剧得以播出，正意味着中国政治的进步。

　　这部剧对“文革”

　　基本全盘否定

　　“过去想拍这样的电视剧，恐怕不太可能。即使能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饱满。”吴子牛说，这部剧对“文化大革命”基本全盘否定，还有大量人物第一次出现，他从艺术创作环节真实感受到了国家和时代的进步。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全景式反映了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实行全面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真实呈现了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邓小平访美、知青返乡、包产到户等历史事件，华国锋、胡耀邦等也在剧中出现。该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不足一周时间，收视率已经频创新高。

　　吴子牛强调，这不是一部红色、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而是深刻、尖锐的现实主义作品。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之时播出，能够传递出中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信心，剧中的历史也是与当前国家及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他特别提到，年轻人多看看这部剧，可以帮助他们思考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要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不仅要看到真实的故事，更要体会中国走到今天的沉重脚步，看到那些坑坑洼洼的脚印有多么艰难和结实。”

　　回应外媒“挑刺”

　　称确有虚构人物

　　该剧对邓小平的家庭生活做了细致描绘，让国内的观众感到眼前一亮。有意思的是，不少海外媒体也在密切关注剧情发展，还忙着给剧中的历史细节“挑刺”。吴子牛也表示，剧中确实有虚构的人物和艺术的发挥。

　　电视剧的第一集就是一场大雨中对“四人帮”的抓捕行动，有外媒和观众指出，历史资料显示1976年10月6日当天并没有下雨。吴子牛解释说，当天确实没有下雨，但是为了烘托当时的政治气氛，这场雨属于艺术创作的部分。

　　“当时的中国在风雨飘摇中寻找方向，整个国家是悲哀的。”吴子牛说，“我认为中国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才迎来曙光，所以在抓捕时设计了这场雨，而第二天就是个大晴天。”

　　外媒还提到，剧中邓小平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后，表示“我可以再干20年”，历史资料却显示邓小平说的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吴子牛表示，根据叶永烈的记录，邓小平当时确实是说“我可以安度晚年了”，但“我可以再干20年”这句话他也说过不止一次。

　　吴子牛透露，最早的剧本写的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这也是他个人喜欢的版本，因为当时对邓小平来说，粉碎“四人帮”意味着他可以活下来了。至于后来修改成“我可以再干20年”，是创作团队想要借此体现邓小平的政治抱负。

　　还有外媒断言这是中国：）的一部“宣传大戏”，因为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对此，吴子牛说，“不管有没有这部剧，也不管改革路上有多少阻力，中国的改革都会继续向前，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我们不是旁观者

　　而是身临其境的

　　吴子牛生于1951年，基本上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过程。他回忆说，从小家里有右派，生活很暗淡，三年自然灾害时见过饿死的人，阶级斗争中看到很多人不共戴天，“文革”时他是上山下乡的第一批插队知青，当时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要在农村“修地球”了。

　　他始终记得，1970年的一个中央文件说，下乡满两年就可以上大学、参军、当工人。几个公社的知青得到消息后，从四面八方举着火把，凑钱买了红薯酿的酒来庆祝，而他连喝六杯后昏睡了过去，但是很快“凉水”就泼来了—出身不好的知青还是没有资格。直到1972年，他偶然得知乐山地区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学校在招学员，考上以后才从农村回到城市。

　　在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吴子牛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他的同学中也有一半以上是“老三届”。他说，“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就没有机会学电影、学艺术，所以我们和这个时代严丝合缝地同步发展。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身临其境的。”

　　吴子牛特别感谢邓小平，让像他这样的“黑五类”子弟不受家庭出身的影响而进入大学。他认为，如果没有邓小平，当时的知识分子就得不到保护，中国后来的经济建设恐怕不堪设想，他自己的人生也会不堪设想。

　　正是因为如此，吴子牛对于拍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感到激动、神圣而责任重大。电视剧片尾曲的一句歌词—“我的人生和山河一起改变”，就是他的切身体会。

　　我们同样站在“历史转折点”

　　陈 君

　　很久没有看到像《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样的电视剧了，它所讲述的“历史”离现实中国如此之近，引发议论自然激烈。播出一两集后，有人就迫不及待地在网络上点评电视剧的亮点和“穿帮”，还有人讨论导演特点和明星演技，但更多“草根分析家”都在热议：这部电视文艺作品在“总设计师”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推出，传递着怎样的“信号”，担当着怎样的“历史重任”……

　　首先，它是一部电视剧，用艺术方式，浓墨重彩地重现1976年至1984年那段“历史转折”。中国几乎每一个家庭都多多少少被那段“转折期”所影响和改变。如此直面现实的文艺作品，即便有一些瑕疵，也足以打动人心。编导演在努力重现历史的过程中，有一些“突破处理”和“细节演绎”，也足够吸引眼球，无论是第一集粉碎“四人帮”的那个雨夜，还是陈景润的锅炉房、邓小平看“禁书”《第二次握手》……几乎每一集都有让观者过目难忘、感慨良多的镜头。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历史人物重现荧屏，怎能不引人共鸣、“追剧”不停。

　　更重要的是，这部历史正剧，讴歌的那段“历史转折”所确定的方向、留下的影响，正是今日中国继续前行的源泉和力量。如今，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不仅要铭记历史、感激先人，更要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大胆前行、稳步前进。这是“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留给后人的遗产和希冀。

　　去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半年多来，中国励精图治、深化改革、惩贪治腐，举世瞩目。

　　与30多年前相比，今日之中南海和无数善良、坚强、智慧的中国老百姓，所肩负的重任，同样艰巨；所面临的难题，同样复杂。现在的中国同样站在历史转折点，改革难度异乎寻常！

　　几个月前，习近平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就坦言，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深化改革，绝非易事。中国改革经过30多年，已进入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非改革无以发展国家，非改革无以告慰时代。国家是我的国家，时代是我的时代，梦想是我的梦想。我们每个人都被时代洪流裹挟着，每一个宏大的改革命题，都与个人命运紧密相关。

　　所以，国人自然被2014年年中的这部“改革大剧”所深深吸引。而“追剧”也反映民意：在纪念邓大人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民心呼唤深化改革，不允许惧怕改革的力量开历史倒车，也痛恨那些老虎、硕鼠攫取国家利益。

　　2014年中国站在重要历史转折点上。向“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和开启改革元年的破冰者致敬，改革再出发，我们的方向更明确、步伐更坚定。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1:44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15 12:06 编辑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出炉记
2014-08-15 06:39:38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本报记者对话从导演到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创作团队，吴子牛称圆梦一代人，“我们已经在表达了”
　　秦夕雅
　　2012年在澳门演出时，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演员印小天，他本是福建人，上世纪70年代从珠海游泳游到了澳门，这是印小天第一次听说“逃港”这批人。两年后，他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饰演了“扑网逃港”的云南知青田源。
　　为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8月8日在央视一套播出。
　　剧中，一辆军用卡车停在中南海西门，8341部队的士兵冒雨出动，执行秘密的抓捕任务。黑夜肃穆、大雨滂沱，西山某处所，士兵一动不动地站岗，黑色轿车鱼贯而入。华国锋宣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尽管我们没有完全写实地表现粉碎‘四人帮’，但意思在了。像这样的展现方式，过去是没有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导演吴子牛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人民日报旗下新媒体“侠客岛”称，这部电视剧走出了原先纪录片的套路。这些过去只存在于历史书中的情景，第一次被搬上了荧屏。
　　“这个剧本创作历时四年，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这段历史离我们太近了，过去有句话叫‘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剧中起码出现了50个以上真实的、有名有姓的领导同志，如何客观反映历史、如何透过现象反映本质，都是难题。”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主创龙平平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表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
　　“我们有过失望、有过彷徨”
　　北京市西城区前毛家湾的胡同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低调坐落其中。从这里拨出的电话，在来电手机上不会显示来电号码。
　　中央文献研究室集编辑、研究、宣传、审核四项工作为一体。下设五个编研部，其中，第三编研部负责编辑邓小平、陈云的著作，撰写其年谱、传记，研究其思想、生平。
　　正因为这个原因，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的专家们原本就与邓家人经常联系，彼此熟悉。也因此，《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本创作的任务也落在此处。
　　龙平平已经记不得在此之前，审过多少部跟邓小平有关的影视作品了。但这一次，他从审核人变成了创作者。
　　2009年，由龙平平领衔，三位签约编剧加盟，多位专业作家参与，组成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剧本创作团队。
　　而早在2004年、邓小平100周年诞辰时，就有部分电视工作者起意，想要将邓小平重新搬上银幕。但因“题材特别宏大、难度比较大”最终搁浅，龙平平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时间到了2009年，龙平平很清楚地记得，“2月份，中宣部向我们提出了三条指导性意见。第一，希望电视剧的时间段放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之间；第二，核心要反映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形象；第三，还要反映我国改革开放的总体进程。”
　　在这一框架下，剧本创作团队敲定了电视剧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开始，到1984年实行全面改革开放这八年间的历史，这就有了本文和电视剧开头的雨夜那一幕。
　　这八年是中国历史和改革转折的关键阶段，经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牵涉领导人物众多。
　　这并非龙平平第一次当“编剧”，但这次创作的难度超过了他的想象。“我们有过失望、有过彷徨，甚至也有过甩手不干的想法。”
　　“很多事情很难去把握，大家的认识是不同的，我们曾经想过这件事情干脆就不碰了，行不行？但是当代人写当代史都不敢面对，难道要把这个难题留给后人吗？”龙平平谈到，“这是责任啊，所以我们没有回避，比如（片中出现的）逃港，我的心里面一直在打鼓。说是很容易，但拍出来的视觉冲击力就大了，开始没有把握，不知道能不能通过。但没有任何人对这个细节提出疑问。这些事情敏感不敏感，关键是表现的方式是否客观。”
　　对于电视剧中出现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物形象，也引起了观众的大量关注。
　　对此，龙平平认为，“要客观地反映历史。我写这八年的中国发展史，如果没有华国锋，或者没有对他的贡献做出客观的表现，那这叫什么历史。”
　　“审查的程序很多，总体来讲一路畅通”
　　剧本主创成员周锟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这部剧本的创作从2009年2月开始，经历了前期构思、大纲阶段（分为简单大纲、分集大纲）、试写、正式创作四个阶段，最终形成了近60万字的剧本。
　　“以大纲为例，每一集的大纲都在5000字以上，远远超过一般电视剧的规模；此外，本剧增加了‘试写’这一程序，这是其他电视剧没有的。该剧原本分为三个单元，每个单元选出3集，试着写出正式剧本，然后讨论、推翻，重写。这样前后经历了5轮以上，最后进行了正式创作，而成稿也经历了前后3个版本，最后才定稿。”周锟对本报记者说，这样的节奏下，四年的剧本创作时间看起来很长，但是实际上却很紧张。为了完成创作，主创团队多次去山里，进行封闭式写作。
　　龙平平在2003年的时候曾是电影《邓小平》的编剧，在回顾这部片子时，过去写邓小平的确有顾虑，不敢去虚构，这部电影被称为“人演的纪录片”，也得了很多奖。但是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更大胆地进行了艺术上的创作。
　　在创作过程中，主创团队多次邀请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参与讨论。创作和拍摄都得到邓家人的全力支持，多次到邓家实地取景拍摄。
　　剧本敲定后，接力棒传到了导演吴子牛和演员手中。尽管已经“交棒”，但编剧团队依旧派人全程跟组。
　　在被问及这部电视剧里面，哪一个场面最难演时，邓小平饰演者马少骅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场场都难演，现在想起来都害怕。”
　　马少骅告诉本报记者：“刚接戏时，我慌得很！怕！为什么？我接戏的时候已经60岁了。不敢接啊，怕冒风险，更怕让人失望。”
　　该剧在2014年6月5日送审，吴子牛介绍，送审范围很广，包括党史研究室、重大题材领导小组、广电总局、中央电视台、投资方、监制方等单位。各单位都会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意见，后期再根据这些意见进行修改。
　　“审查的程序很多，也很严格。不管是剧本的审查，还是成片的审查，虽然中间经过了多次必要的修改，但总体来讲，可以说是一路畅通。”龙平平说。
　　8月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邓家人与演职人员握手，轮到我了，毛毛（邓榕）说我们抱一抱吧。”马少骅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回忆，“一抱，毛毛就哭了。”
　　8月8日，《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一经播出，立刻引发了大量关注。
　　“温故而知新，对这段历史的反思与关注，其作用还是让我们更加关注今天和明天。”吴子牛认为，“这部片子，是我们这一代导演，或这一代人一直想做的事情。拍出了我们的青春岁月，如上山下乡、插队知青、文化领域的惨痛记忆。不管其深度和广度，但我们已经在表达了。”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1:47
这部片子，每一集都有我的眼泪流出，我从不看政性片，但这部片子我是天天等着看。伟大的邓小平，你是中国今天真正恩人！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1:47
邓公伟绩与山河同在日月同辉！邓公英明千古流芳万古长青！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1:48
幸遇明主,战略思量.前门防虎,后门拒狼.
当今世界,美最猖狂.多少阴招,遏我成长.
相信习总,眼光更长,有所作为,强我国防.
精心布局,强盛在望,改写历史,开辟新章.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1:49
刚开始，我家人还不大认可马少骅扮演的邓小平，我让大家还是先看，看到看到就看进去了，转折时期就是我们这代人经历过的重要阶段啊：感动、激动、澎湃——还是马少华演得传神，吴子牛导得用心、剧本写得经典的缘故啊！有这么好的精神食粮，我们要感谢你们！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1:50
邓公伟大！他激发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潜能！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让世界上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都萧然起敬！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1:50
中国的现代史曲折复杂，尊重历史才是人间正道！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1:50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总结历史、回顾过去，目的在于吸取教训、以史为鉴，从而更加珍惜我们的今天，更加关注明天！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1:53
怀念毛主席！相信习总,眼光更长,有所作为,强我国防.
精心布局,强盛在望,改写历史,开辟新章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1:55
喜欢这部电视剧，再现伟人风采。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2:05
每一集都让人感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邓公伟人哉！感觉的出来邓公当时那种迫切的心情！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2:06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不同于通常的纪录片，笔触细腻，贴近生活，以具体的事例反应了邓小平的睿智与伟大，非常感人！赞！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2:09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15 12:10 编辑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伟人神采俘获90后观众的心（图）

http://www.workercn.cn
2014-08-15 09:04:39
来源： 长沙晚报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照。
　　本报讯（记者 曾茜）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热播。记者从相关统计数据获悉：该剧第1集、第2集中心城市平均收视率高达1.76%，份额 4.76%，夺当日所有上星频道电视剧收视冠军。有观众表示，《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不仅再现了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还将一代伟人对国家民族的爱、对家人的爱刻画得非常细腻和亲切，接地气，让人看到了不一样的伟人故事。
　　50、60后“致青春”：
　　那个时代深刻的情感记忆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导演吴子牛曾感触自己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时期，并直言“这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致青春’”，他说：“这不仅是一段历史或故事，它也是我们这代人对于这个时代深刻的情感记忆。”
　　昨日，作为60后的湖南商学院的李湘树教授在接受采访时透露，自己几个研究党史的朋友都有关注此剧，并且反映都相当不错。作为过来人，李教授表示看过电视剧之后非常有亲切感，“这部剧真实地再现了党的历史发展，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李教授感叹历史改革的艰难，“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每一步的改革都非常艰难，这时就必须要有一位有魅力的领导人。平常我们看见的历史事件都只是结论，但这部剧在改革的每一小步每一细节的描述都能让大家清楚看到。”李教授说，电视剧与当代改革也有很高的暗合性，“每部历史剧都是在用今天的眼光在讲历史，这部剧对于现在的改革推进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70、80后谈剧情：
　　真实还原但细节有失真处
　　据了解，吴子牛在拍摄时格外用心，力求每一个场景、细节和道具都真实还原。制片方按照邓家原址以1：1.25的比例进行还原，打造场景、道具和布局，以逼真地反映当年的景象和氛围。
　　国家话剧院艺评家乔宗玉如是评价《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当中一些纪录片形式的插入加强了历史氛围的营造，也增强了电视剧的真实感、历史感。”乔老师说，“这是一部很有诚意的作品，纪念了党和国家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剧中展现了邓小平亲情的一面，他对教育的重视、对军干的培养……对邓小平有一个人性化的塑造。”随着电视剧的热播，随之而来的争议也在情理之中。乔老师透露，剧中某些事件的时间安排不当，违背了历史，例如大规模逃港不是邓小平复出那一年等。“从艺术体现来说，我觉得某些戏做得有些过。”乔老师说，比如提议恢复高考的那次科学教育座谈会，请出一些老专家，苏姓专家一开始对请柬不屑一顾，一听说邓小平的请柬时马上受宠若惊状……
　　90后策演员：
　　不是卢奇演也看得热泪盈眶
　　作为一部人物众多的群像戏，《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诸多演员不计回报，只为参与其中，向老一辈革命家致敬。除了有马少骅这样的实力派演员，张嘉译、印小天等偶像明星的加盟，也吸引了不少的年轻观众。而曾饰演孙中山，形象深入人心的马少骅此次出演邓小平也让观众们吐槽“太跳戏了，除了一口四川话，一点也不像邓小平”，大家直呼扮演邓小平的老戏骨“卢奇去哪儿了？”虽然对于演员的外貌有些不满意，但演员出色的表演还是让观众点赞：“伟人领袖的气质完美呈现”。同时这部剧也俘获了大批90后观众的心。“没想到我也能看进去这种剧。”高一的陈同学说，“看过之后更加期待着新学期开学，可以从历史课上了解到更多那个时期的历史故事。”
　　即将毕业的李同学回想这部剧最打动人的地方，“很久没有一部电视剧像这样看得热泪盈眶了。”她说，“记得有个情节是邓小平爷爷一家人搬到新住所，他坐在两棵紧挨着的树下，望着不远处的妻子卓琳，回想起他们俩在延安时的相识相知，最后结为夫妻时的往事，心有所感。在一家人拍合照前，邓爷爷紧紧抱住妻子，对他的孩子们说，‘我爱你们的妈妈，家庭是好东西，也爱你们。’邓爷爷一生经历了那么多坎坷，但是一家人始终紧紧团结在一起，不离不弃。看起来真是生动亲切！”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2:12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9-7 07:56 编辑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川味十足


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组织指导，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摄制的48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热播。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对该剧的讨论愈发热烈。近日，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制片人高成生，他直言，该剧川味十足，当时剧组还在北京还原了成都金牛宾馆的场景。


该剧播出后，受到了观众和业界的高度评价，也勾起了全国观众的回忆。近日播出的第七、八两集，讲述了1977年邓小平恢复高考的内容，更是引起了网友们热烈的讨论，引发很多观众情感共鸣。@冯钢表示：“ 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恢复高考那一集，又想起了我爸爸。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片川味十足，导演吴子牛曾在四川生活多年，制片人高成生是成都人。据高成生介绍，该剧剧本由国内一线编剧团队历时4年、参考大量史实资料打磨而成，为全景、真实反映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剧中仅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几百人之多，国内外的大小场景有上千处，因此拍摄难度很大，剧组汇聚了国内顶级团队。

为保障拍摄进度，剧组分设三个组，以北京为中心，先后奔赴四川、云南、安徽、陕西、上海、河北、深圳、北戴河等地取景。邓小平在成都的戏份主要集中在金牛宾馆，剧组多次来到金牛宾馆实地考察，了解当年的细节。但由于金牛宾馆已被翻修，和当年的旧貌相差很大，所以这部分戏份最后没在成都拍摄。高成生透露：“我们在北京找了老宅取景，按照当年金牛宾馆的旧貌布置，基本上还原了那段时间的金牛宾馆，完成了这部分戏份的拍摄。”

成都商报记者 张世豪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2:13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主创：剧本耗时四年 八易其稿

发稿时间：2014-08-15 07:37:54 来源： 新华网 作者：璩静 高蕾 中国青年网
　　一部主旋律热播影视剧是怎样炼成的？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主创人员谈创作历程
　　新华网北京8月14日电（璩静 高蕾）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48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日前在央视首播，全景式再现了1976年到1984年间，邓小平同志带领党和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光辉历程，引发了观众和业界热议。14日，该剧总编剧、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邓小平研究专家龙平平，剧中邓小平扮演者马少骅，演员印小天等主创人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具体讲述这部主旋律电视剧是如何炼成的……
　　“书写改革开放的英雄榜”
　　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农村改革、知青返城……当代人写当代史，难度可想而知。“剧本中人物众多，有名有姓的人物多达190多人，部长以上的实名人物就有50多个。”龙平平坦陈，这部剧可以说是一部反映改革开放初期最高决策层人物活动的大剧，展现了一个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领导群体，书写了“改革开放的英雄榜”。
　　从创作剧本到播出，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历时五年，仅剧本筹备就耗时四年、八易其稿。“这5年多来，我不敢说每天都在做这件事，但我敢说，每天都在想这件事。”龙平平表示，邓小平一生中最辉煌时期，是领导党和人民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应该有一部厚重的、极具感染力的高质量影视作品来记录这段历史，这也是当初创作这部电视剧的初衷。“我们想通过这部剧，告诉大家新生活是从哪里来，改革开放道路是多么来之不易。”他说。
　　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这部剧最大亮点还在于实现了“史”和“剧”结合。对此，龙平平特别介绍说，该剧在艺术创作上下了很大功夫，中央文献研究室还专门成立了专家和作家相结合的编剧团队，成员包括青年编剧张强、著名作家黄亚洲、魏人及邓小平研究学者刘贵军、周锟、王达阳等，力求增强剧本戏剧性和故事性。
　　“越是了解他，越能感受到他的不易”
　　“‘像不像’，是要交给化妆师的任务，但我要做到的是‘是不是’。扮演小平同志，我不担心表演技术能不能掌握，最担心够不上小平同志的思想、胸怀和情操。”国家一级演员、今年61岁的马少骅说。为了做到神形兼备，从内心里找到邓小平的感觉，马少骅走访了很多邓小平生前走过的地方，反复观摩关于邓小平同志的文献片和各个年龄阶段的照片，反复阅读几十部关于邓小平的纪实作品，访谈了众多邓小平身边的人和研究邓小平的专家。
　　不仅如此，在112天的连续拍摄中，马少骅几乎不与外界联系，全身心投入表演创作中，连剧组里的工作人员都开玩笑说：“马老师已经走火入魔了。”
　　“我眼中的小平同志，既是普通人，又是干大事的人。我越是了解他，越是能感受到他的不易，为他担当的重任而感动。”对于塑造邓小平这个人物角色，马少骅感慨不已：“一想到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还在为祖国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奔波，我就有一种抑制不住激情回荡的感觉。小平同志的人格魅力是一棵大树，我要用电视剧这片土壤把这棵树种活养大、让它枝繁叶茂。”
　　了解父辈经历珍惜今天生活
　　据了解，编剧团队在铺陈邓小平等实线人物的同时，还设计出一系列以印小天饰演的田源为代表的虚构人物，展现普通人和大时代紧密关联的命运变化和精神成长。
　　第一集中，田源冒雨张贴大字报呼唤邓小平的热血青年形象甫一登场，就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为了让角色更有时代性，演员印小天不仅能熟练背诵毛主席语录，还特地跟父母学习了俄语，希望用小细节勾起电视机前时代亲历者的共鸣。
　　印小天还回忆了两场异常艰苦的拍摄经历。“知青苦求领导要求返城，领导来了，说‘中央决定你们可以返城了。’那一场戏，我们拍了3个小时。剧本写‘所有知青痛哭流涕’，但怎么流涕呢？当正式开拍时，大家竟然默契地停顿几秒，然后痛哭，非常震撼。”“还有一场戏，田源成绩很好，可高考作文因为政治问题被打了零分。在那个通过高考才能改变命运的时代，看到这样的分数时，我陷入了绝望和愤怒。这场戏真的很累，拍完整个人快休克了，脑子一片空白。”他说。
　　谈到很多年轻人十分喜爱并“追看”这部主旋律电视剧的原因，印小天拿自己举例说：“之前，我对小平同志的了解可能不是很深，而现在我也深深地被这部剧所吸引，是因为它像揭秘历史档案一样，一步步加深了我们对邓小平的了解。作为这一代的年轻人，应该了解为我们创造了今天幸福生活的领袖人物。”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2:15
网友热议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现了一个伟大的普通人
2014年08月14日17:41    来源：人民网强国论坛   

    人民网北京8月14日电（芈金）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近日在央视热播，片子以平民视角全景式再现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实行全面改革开放这段重要历史时期下，邓小平同志带领党和人民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光辉历程。该剧播出后，引起了众多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表示，“《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敢于大胆触及以往很少触及的题材，全方位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邓小平。”
    真实：伟人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降龙十八掌123：该剧呈现出一个伟大的普通人，他对待子女、下级充满了温馨，绝不是一个端着架子，被描写成大救星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他就是人们所熟悉的老爷子。
    李海年：编导通过多角度、全方位向我们展现了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邓小平：伟人也是人！剧中多有体现，比如治病、擦身。以纪实文献的叙事手法，全景式展现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带领党和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重重阻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
    晨曦wt ：展现中国转折点的历史，气势恢宏，启示现实深刻：改革依然是中国崛起的不二法门，不容犹疑，不容回头。
    大胆：敢于提及敏感人物敏感事件
    詹国枢：电影、电视剧的尺度究竟何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给出了答案：最好的尺度就是直面政治。从华国锋、胡耀邦的脱敏，到西单民主墙的破禁，一个坦坦荡荡的大国大党，没有历史不能接受，没有真实不敢面对。
    屏山石：这部片子对“脱敏”有突出贡献，成为舆论的强烈印象。至于这样的“脱敏”尺度是否令人满意，以及这些“脱敏”是否足够恰当，价值观不同的人自然会有延伸性争论，但这些争论并不损害片子影响的高度正面性。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2:17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15 12:19 编辑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收视夺冠引热议






    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组织、指导，北京华影文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吴子牛执导，马少骅、萨日娜等主演的四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8月8日在央视一套播出。该剧第一集收视达1.88%，第二集收视达2.88%，第1集、第2集中心城市平均收视率高达1.76%，份额4.76%，夺当日所有上星频道电视剧收视冠军。《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通过对改革开放初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的全景再现，把人们带到从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其对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伟大功勋的展现一时引发广大观众与网友的热议。

                            全景再现重大史实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再现了从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27天开始，直到1984年10月1日邓小平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国庆游行队伍，游行队伍中的大学生自发地打出代表亿万人民心声的横幅“小平，您好！”为止，期间历经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动乱、进行拨乱反正，国家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的重大历史事实。片中首次以电视剧的形式呈现了1976年10月6日晚，：）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后，在玉泉山叶剑英元帅驻地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而当时的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永贵等人物形象更是首次集中在电视剧中，非常有震撼力。同时，邓小平家庭生活也都是首次全部呈现在当代电视剧中，剧中一处邓小平给孩子擦拭身体的细节表现使观众倍感亲切。

                            真实还原历史场景

    据了解，《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电视剧制作前，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了以专家和作家相结合的编剧团队，用3年时间创作了60万字剧本。该剧由《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的执行制片人高成生担任制片人，由拍摄过《天下粮仓》、《国歌》等作品的第五代导演吴子牛执导。为了力求每一个场景、细节和道具都真实还原，剧组在拍摄时格外用心，拍摄场景按照邓家原址以1：1.25的比例进行还原。在一场夏建国招待云南知青的戏中，为了等一口老北京涮羊肉火锅的“锅”，所有演员在拍摄场地等了6个小时。

                        非“特型”演员更追求神似

    与以往历史题材影视剧不同，《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选择角色时，并没有选择专业“特型”演员，而是更看重神似。导演吴子牛认为要出演邓小平，首先外形和气质得有7分像，其次一定要会讲四川话。吴子牛说，当他见到马少骅第一眼时，就立刻问他是否会讲四川话，对方立刻用一口标准四川话回答了他，“那一刻，我心里的一个大石头就落地了。”据悉，马少骅在剧中几乎没有使用配音，他的川音台词地道、表演形神兼备，做到了角色与人物融为一体，充分表现出了邓小平同志的精气神。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看过第一集样片后就给予高度肯定——“这就是我们老爷子”。
    剧中，演员印小天饰演的热血知青田源经历了上山下乡、恢复高考、逃港等历史事件，并最终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成为新中国最早的个体工商业经营者。在该剧首播仪式上，印小天表示，在拍摄田源高考作文因为政治问题被打0分的那场戏时，自己反复琢磨，投入了全部的绝望和愤怒，拍完时脑子一片空白，整个人都快休克了，但是能够出演这一历史巨作荣幸之至。

                           铭记历史，知古鉴今

    1984年，学生们在国庆游行中自发打出“小平，您好”的条幅，抒发了全国人民的心愿。虽然，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这个时间点为句号，但邓小平被中国人民深刻铭记、爱戴，绝不是以1984年为终点。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他的革命生涯和他在法国、苏联不同制度国家里的生活经历，塑造了他不同寻常的意志和坚定，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他的弹性和战略定力，他在历史重要关头的果敢和担当精神，都熠熠发光。中国中共党史学会理事、陕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西安邮电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袁武振教授说：“如果说中国是一艘大船，那个年代就是惊涛骇浪，而邓小平是及时出现的舵手，在和风浪的搏击中，拨正了航船前进的方向。”袁武振表示，
    该片以史鉴今，对深入了解中国社会发展走向，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社会进步很有借鉴意义。此外，广大观众也对该剧给出了不错的评价。网友MAYDAY认为该剧“公正，尊重事实。”网友译者说“该剧展现的当时上自国家领导，下至知识分子、普通市民和农民面对国家困境奋力挣扎探索的精神感人至深，有些地方甚至让人热泪盈眶。”网友血刀老祖更是认为：“这么好的片子应该让我们的下一代好好看看，知识改变命运，科技才能强国。”
                      实习生 席 静 李 杰 本报记者 高 山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2:34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9-7 07:57 编辑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触痛了某些人的神经

2014-08-13 10:24:37
来源：综合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电视剧把人们带回到从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触及一批敏感事情和敏感人物，展现了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伟大功勋。1984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高潮，那一年学生们在国庆游行中打出“小平您好”的条幅，抒发了全国人民的心愿，电视剧以那个时间点作为句号，是很完美的。
　　然而邓小平被中国人民深刻铭记、爱戴，决不是以1984年为句号的。电视剧会让年轻人看到，1984年之前的改革路线形成是多么艰难，但更难的，其实是对这条改革道路的坚持。
　　对1984年以前的那段改革，中国社会如今已有很高共识度。对那之后的事情，一些分歧至今未能完全消除。邓小平历史意义上的伟大，或许更在于他带领大家克服了当时的不同意见，不仅走通了改革开放之路，而且形成这一国策在他身后强大的道路惯性。人们热爱、景仰邓小平，与1984年以后中国的复杂经历和总效果密切相关，历史在高度肯定邓小平为国家和人民“做的一切”。
　　大概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离今天比较近，一些“敏感”尚无法消除，电视剧未继续往后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是一气呵成的，中间的波折都是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的插曲，邓小平驾驭了它们。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另一个强大推动是1992年南巡讲话。邓小平不是在真空中搞改革开放的，他被各种各样的意见和复杂情况包围了一路。但是他有能力把最终证明是正确的路线坚持了下来。时势造英雄，英雄也造时势，邓小平就属于后者。
　　今天的中国与1978年的中国可谓沧海桑田，用改革在一个大国里制造这样的变化对历史来说是不可思议的。邓小平创造了这一历史。
　　邓小平很鲜明，而中国却如此复杂，1984年之后，尤其让我们看到这种鲜明和复杂的碰撞。邓小平决不是仅仅靠设计并开启一条道路赢得历史美誉的，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他的弹性和战略定力，他在历史重要关头的果敢和担当精神，都熠熠发光。
　　中国人民是因为邓小平生前以及他身后国家越来越好而由衷感谢他的。人们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中国社会乃至全世界对他高度正面的总评价已经定型，对他更深刻的理解仍将继续下去。
　　中国有少数知识分子，他们认为自己如今站得比邓小平更高，已经超越了他的“历史局限”。这是一种很浅薄的认识。这些人有一个严重缺陷，他们把个人境遇和感受当成全民族普遍性的，他们以为创造历史只需要决心，而不知道一种决心被历史认同要经受多少元素的帮助和洗礼。
　　邓小平的三起三落，他的革命生涯和他在法国、苏联不同制度国家里的生活经历，塑造了他不同寻常的意志和坚定。通过纪念这位伟人，今天的人们应能更好地了解国家改革开放的来龙去脉，坚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我们要感谢邓小平，我们还要不辜负邓小平。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2:37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二集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2 ... 298bdf0c34edb7791a4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2:40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15 12:42 编辑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2集剧情
平息四人帮国家重安定
经过一番激烈的党内斗争，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终于被粉碎了，全国上下都笼罩在喜庆的气氛中。然而农民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广大的农民生活还是十分贫苦，吃不饱穿不暖，物资极其匮乏。刘金锁自感责任重大，然而自己却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连农民们的温饱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他觉得自己特别对不起农民。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刘金锁毅然辞去自己职务，踏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
在广州，失意的刘金锁遇见了之前的热血青年田源。田源空有一身抱负却因为党内斗争而只能告别建国燕子等一众好友，来到广州躲避政治迫害。两人一见如故，谈起理想，谈起中国的未来，在迷茫和赤诚的爱国之心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后，刘金锁和田源又遇到了另外一个志同道合的女战友。女战友名叫吴怡茹，是一名上海女知青。吴怡茹看似一个弱女子，但是却十分有想法有魄力，当下三人决定一起行动。
这三个人都是上了清扫名单的，随时都有可能被抓回去遭到迫害。党内斗争虽然结束，但是作恶分子势力强大帮手太多一时还没有完全清除。经过一番商量，吴怡茹提议趁着晚上人多混杂的时候三人跟着大部分的人群一起逃出去，他们管这叫做“扑网”。吴怡茹的提议得到了两人的赞同，三人开始等着晚上行动。但是事情进展得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顺利，中央的反动份子派出了很多人来追捕这三个人，尽管事先做了详密的计划，最后还是只有吴怡茹一人逃了出去，其余的两个人不幸被捕。
过了一段时间，“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公布了，那时已经到了1967年10月21日。这一天，北京群众集会庆祝，一派祥和繁荣景象，似乎“四人帮”给中国带来的阴霾终于散去了。王秘书特地给邓小平一家送来了螃蟹。邓小平一家一边吃着螃蟹一边谈论起国家大事来。王秘书试探着向邓小平透露了现在外面都在讨论是否撤销之前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让他重新出来组织工作。邓小平却说，这一切都要听从中央的安排，自己无条件服从党组织。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3:15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三集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2 ... 4f890dd864a183204e6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3:47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3集剧情
　　小平病发住院
　　全国都在庆祝四人帮被粉碎了，田伯伯也跟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战友商量着要请老同学曹慧他们一起来吃饭。老夏把自己珍藏了多年的老酒也拿了出来，大家一边吃着螃蟹，一边为祖国灿烂的未来而高兴。老夏要老同学把那天抓四人帮的场景再讲一次，当天晚上多亏了叶帅等老领导的当机立断，说着说着大家又问起了小平同志。虽然大家都希望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但是党内当时对于小平同志还是褒贬不一，所以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还是有很大的阻力的。老夏在席间力挺小平同志，曹慧却认为他质疑党的决定，两人吵了起来，曹慧赌气离开了，大家不欢而散。
　　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要刘鑫转交给：），但是过了不久他却突发疾病了。大家都紧张地在外面等着，医生却把卓琳单独叫到了外面，她告诉大家首长得了严重的前列腺炎要马上治疗，但是上面的意思却是现在还不能去医院只能在家治疗。毛毛表示自己学医的能够帮忙，其他人也表示可以在自己身上练针。建红和建国带着刘妈回到北京，原来给小平同志看病的就是老夏的妻子。刘妈的儿子跑了她的身体又不好便过来看病，燕子和小妹都出来和刘妈他们打招呼。大家正高兴地聊着天，一阵口琴声想起，大家纷纷望过去，原来田源也回来了。田伯伯和田源父子相见，田源抱住了父亲，田父也流下了泪水。
　　小平同志的病并不见好转，在家治疗已经行不通了。经过清空和对医护人员保密工作的教育后，小平同志终于住进了医院，因为他还处在政治隔离状态，他连下楼晒晒太阳都是不合适的。医生们一直在讨论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因为邓小平的年龄确实很大了。最后经过商量并上报了中央，邓小平在家人的陪同下进了手术室，在进手术室之前，卓琳握住丈夫的手，要他一定要挺住，全家人都会在外面等着他。
　　手术很成功，邓小平身体也渐渐恢复了。余秋里来看邓小平，同时还表达了大家都很希望他再出来工作的想法。老夏跟老田聊天时，老田表示中国需要一个管经济的人，这个人只能是邓小平，没有邓小平中国的经济就没办法了。老夏很赞同他的看法，老田说自己是邓小平的老部下了，但是现在自己连他好不好都不知道，这时高医生进来了，她告诉丈夫和老田说小平同志要见他，听他讲讲现在的情况。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4:11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15 14:12 编辑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四集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2 ... 453923eba3a2fe5b0df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4:12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4集剧情

　　中央再出左倾错误
　　老田见了邓小平同志，两人聊得很融洽。田源和建国回北京后立刻开始了活动，他们贴了一张写着“四五要平反，小平要出山”的大字报，结果刚一贴出来，建国就被抓走了。高医生知道儿子被抓走后很伤心，老夏安慰妻子说事情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了，建国一定会没事的，要她不要担心了。田源在家和父亲说起田源的事情，曹慧说中央没有做错，田源听了就不高兴便出门了。
　　身体渐渐康复的邓小平和孙女一起做健康操，这时他听到广播里说道中央作出了“两个凡是”的方针指示，便知道中央又再一次地出现了左的错误，他愣了一下。这时邓夫人卓琳从屋里走了出来，她安慰小平说一定会过去的，他一定有机会再出山来为党效力的。晚上田源听到一阵敲门声，他一打开门发现是自己以前认识的好朋友金锁。金锁说自己是来找妈妈的，自己以前为了躲避政治迫害逃跑了。田源便反应过来原来金锁就是刘妈的儿子，他赶紧把金锁带进来。

　　中央左的错误还在继续，小平同志给中央写信希望中央能够正视现在的国情调整错误的方针。建国终于被放回来了，大家赶紧迎出来，高医生甚至都喜极而泣了。燕子给建国送上了水，建国拂去了她脸上的泪水，要她不要难过了，自己很好。小妹回来告诉姐姐说门口来了几个唱戏的，金锁听了这熟悉的声音赶紧冲出去，是二妞儿。他问二妞儿是怎么来的，二妞儿说自己是一路要饭要过来的。看着二妞儿和苏大爷狼吞虎咽的样子，大家心里都很不是滋味。苏大爷说生产队的人早就都跑了，他还说现在大家就都看着他们了。听了这话金锁很难过觉得难道：）还不上以前的封建社会了吗。

　　老田和田源吃饭，两人谈起了田源的婚姻大事，老田跟儿子讲他对于他的配偶就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和他有共同语言。建红和金锁走了，建红给母亲留了一封信，说她和金锁去努力了，为了拔掉中国的穷根，高医生看了女儿的信觉得感动又无奈。邓小平和卓琳去见了叶帅庆祝他的八十岁生日，其他的很多老战友也来了，大家一起为叶帅庆祝生日。在席间，叶帅和很多其他的领导人还沉浸在过去的错误方针中很无奈。邓小平意识到只有把教育抓好才能振兴中国，便开始主抓教育工作。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9:39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五集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2 ... d0bbff77d752e19facf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9:56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5集剧情
小平复出创建国防科大
老田和前妻曹慧见面，老田跟前妻道歉，曹慧告诉他邓小平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讲话，此后正式复出。老田是邓小平的老部下，邓小平复出了，那他的政治问题也就解决了。老田很支持邓小平，但是曹慧和他政见不和，她觉得邓小平在和中央的政策反着干，还警告老田不要和邓小平走得太近。老田却只想跟着小平同志踏踏实实地做点事情，两人又再一次不欢而散。
几辆轿车驶进米良库胡同五号院，这时中央给邓小平同志和他的家人安排的新住处。邓小平的孙女眠眠很喜欢这里，她还想着要在池塘里养金鱼呢。院子里有两颗百年老松树，大家都沉浸在平反的喜悦中，邓小平站在松树下看着笑得一脸灿烂的妻子卓琳，不禁想起了年轻时两人的爱情往事。那是1939年的秋天，在邓发的撮合下他对穿白衣服的活泼的卓琳一见钟情。出身名门而且自己也很优秀的卓琳深深地吸引着邓小平，他主动接近卓琳，和他讲自己留学的经历。卓琳也被幽默风趣的邓小平吸引了，两人在革命战友的见证下喜结连理。邓小平想到这么多年卓琳的陪伴和对自己的照顾很是感动便抱住了卓琳，他跟儿女们说自己爱他们的母亲，爱这个家，也爱着他们，这一幕也被相机永远地记录了下来。
为了更快地投入工作赢得大家的信任，邓小平认真地准备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发言，他要向大家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是错误的，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错误认识。开会的那天，邓小平还跟大家提出要忠于党，不能有私心和杂念，至此，邓小平在中央的一切职务得以恢复。经历了三起三落的邓小平再一次走向了党的领导地位。
邓小平认为教育和军队这两个最重要的要素应该结合起来，他便开始筹划着要在湖南长沙办一个军事学校，这就是国防科大。因为生源问题，邓小平发现恢复考试很重要，现在很多高校都处于半瘫痪的状态，很多教授知识分子还没有得到平反，这些文革遗留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邓小平便开始首抓这些事情，因为教育是一个根本事业，现代化需要人才。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9:56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六集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2 ... 748842659cbd2331b7e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19:57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6集剧情
老知识分子平反惹争议
邓小平特意去看足球队的队员，他对裁判在球场上的黑哨表示不满，说要公平地比赛。想了想他又提出要送几名裁判去德国学习，中国也需要国际裁判。香港代表霍英东对于小平同志这么重视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很感动，邓小平还跟大家讲起了自己在留学的时候对足球的热爱，他认为体育也是一个国家精神面貌的象征，也是要引起足够重视的。邓小平还亲自去看了足球比赛，青年们都在台下欢呼，霍英东感叹道这就是不可阻挡的人心。
科教工作在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和监督下如火如荼地开展，邓小平点了一批在文革中被打为反革命但的确很有才干的知识分子来挑起大梁。这个举动在党内引起了哗然，大家纷纷觉得这是不是要为文革中的案子翻案，这不就是在批评毛主席吗？邓小平知道后，他对于党内的迂腐思想很无奈，但是他还是顶住了压力坚持要这些知识分子来顶大梁，不仅这样，他还要帮他们平反，还要提高他们的待遇。
老田和老夏也已经恢复了自己的工作，两人都开始积极投身党的事业。老田去按照邓小平的 指示去专门接厦门大学的李国豪教授去开会，虽然有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和支持，但是老田的工作开展得并不是那么顺利。李国豪教授被押到南京了，他只得远赴南京去见他。教授听了很是激动，他一个劲地请求老田跟上面说能不能不要限制自己的时间，让自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事业中。老田很感动，尽管受了多年的政治迫害，这些老知识分子还是保留了一份对党对国家的赤子之心。
邓小平把各位教授权威召集在一起开会，邓小平亲切地和大家问好，还让大家不要顾及，大胆地对教育事业的规划提出建议。有位老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年轻的学者，这是中国新一代的希望。邓小平还把学者们推荐的一些年轻人的名单交给了老田，要他把这些人召集起来一起搞科研工作。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20:22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七集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2 ... 9a48e93d54eb867508c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20:24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7集剧情
恢复高考田源紧张备考
很多教授在会议上对“两个估计”提出了批判，邓小平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自己要在中央经过讨论商量后才能给予他们答复。邓小平陈恳的态度让在场的每一位教授学者都动容，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座谈会已经开了三天了，大家都提出了很多问题，邓小平又再一次提出要重点讨论科学教育问题。这时招生问题成为重中之重，有人提出很多人虽然没有读过高中但是已经具备了高中文化，却因此丧失了高考的机会，国家流失了大批人才。邓小平便决定取消高考资格限制，但是又有一个问题摆了出来，那就是恢复高考问题。专家们一致认为宁可推迟两个月，今年也要恢复高考。邓小平向大家保证今年一定会恢复高考。
田源要去云南了，曹慧特意来跟儿子收拾东西和送行，田源趁机跟母亲提出要她和父亲复婚，曹慧只是笑笑也没有说什么。邓小平在会议室提出，在教育中要摆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对于知识分子总体上是肯定的，打击知识分子都是四人帮整出来的事。他跟专家们说自己以前是打算过几年再恢复高考的，但是经过这几天和专家们的讨论，他认识到恢复高考的重要性，正式决定就在今年恢复高考。
曹慧和老田在北京香格里拉请田源吃饭，老田高兴地告诉前妻和儿子，田源不用走了，留下来复习功课，因为今年就会恢复高考。曹慧不信，因为已经八月份了，老田说邓小平同志说推迟两个月高考，高校也推迟两个月开学，田源很激动，说自己一定好好复习一定好好高考。田源饭都不吃了，兴冲冲地冲回家告诉建红建国他们恢复高考的事情，大家都很高兴。曹慧看着儿子这么兴冲冲的样子，总有种预感担心儿子又会闯祸，老田安慰她说田源已经长大了，自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21:05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八集
http://tv.cntv.cn/video/VSET1002 ... 06695d7aebab9e6374c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21:06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16 12:41 编辑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8集剧情

高考取消应届限制
老何从大院子搬走了，田志远忙着搬家把房子腾给老夏，恢复文革前的格局，前妻曹慧过来帮忙，两人又因为政见不和有些不愉快。这时燕子和父亲来了，缓和了气氛。邓小平给了老田一份报告，是有关四人帮如何篡改毛泽东思想的。老田搬家的时候曹慧过来帮忙，老夏劝他俩干脆借着搬家把婚给复了。刚好收音机里传来那天老田看到的报道，老夏觉得最近喜事格外多，曹慧说不能高兴太早因为这次高考只能是应届生，这时妹子赶紧补充说他们学校好多高三的还比不上她这个高一的呢。
田志远晚上问田源他们的问卷调查做得怎么样，因为这关系到高考的生源问题，田源拍着胸脯说开展得很顺利，要父亲尽管放心。因为采纳了众多专家和田志远做的调查，邓小平跟其他领导人谈起恢复高考的细节问题，他要田志远跟大家谈谈自己的见解。田志远提出现在很多应届生的文化水平较低，所以应该要面向全国招生考试，包括那些下乡的青年。但是有人马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第一是时间不够，第二这牵扯到了毛主席提出的知识青年下乡接受教育的政策。不过也还是有很多人支持老田，一时间争论不休。
邓小平向丁肇中提出可以派人去其实验室学习，这样可以更快地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丁肇中答应了。因为丁肇中对美国很熟悉，邓小平便又询问了美国的教育制度，听了丁肇中的介绍后他颇有感触。最后在邓小平的努力下，高考终于恢复了，而且这一届的高考是面向所有的学生，没有应届生的限制。
高考恢复了，很多学生都蜂拥而至地到新华书店买课本，但是库存不足少量的书很快一扫而光，很多学生都没有买到书。田源等学生都很着急，同学们就只好相互借着看，或是抄课本，尽管情况恶劣，同学们高考的热情仍然很高。时间很快过去，高考的那一天很快就会来临了，田源建国他们坐上了去陕北的火车。建红把哥哥寄过来的复习资料给金锁，金锁却说自己不参加高考，建红却坚持要他参加，最后金锁答应了。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22:02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9集
http://tv.cntv.cn/video/VSET10/fe30688c94c64d92bbff5dc98a944403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5 22:05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16 07:20 编辑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9集剧情
教科书改革提上议程
高医生在聚会的时候问老田和曹慧什么时候复婚，老田说等到田源高考完了再复婚，大家都很高兴。老夏看小妹的课本发现课本存在很大的问题，教科书上片面地把资本主义国家丑化得不成样子，老夏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便拿着课本去找老田商量。老田听了老夏的一番言论和解释也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便决定要把这个问题反映给邓小平。邓小平在开会的时候，跟大家提了这件事情，要重新修改教科书，尤其是中小学生的，要让教科书跟上时代的潮流。新编教科书成了刻不容缓的事情，老夏便组织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中。老田劝他也要悠着点注意休息，老夏却觉得时间紧迫。
老夏觉得现在的教材政治性太明显，需要召集最优秀的专家来编写教材。邓小平接受了他的建议，认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虽然召集那些专家很有难度但是邓小平还是要部下克服一切困难，还批转了一份报告给外交部，从国外购进一批先进材料来作为编写教科书的重要内容。因为夏默最熟悉这件工作，这个重任便落在了他的身上。
买国外教材需要一大笔外汇，邓小平便特意到了中南海请求批示十万美金。虽然很困难但是邓小平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解决了这个大困难。老夏正式开始了工作，经过前期调查得知国外资料非常丰富，而且购买渠道也很丰富，只是有一个难题，那就是资料太多难以筛选。外交部黄部长便提出要夏默带着专家直接去外国购买资料，而且这已经得到了邓小平的批准。
田源又收到了一批复习材料，他大方地把资料借给那些其他要高考的知青看。田源把资料给大州和杜鹃看，但是大州和杜鹃却觉得自己不想高考了。田源开导他们说高考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他们可以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只有参加高考，他们才能有美好的未来。杜鹃和大州被他说动了，还是决定参加高考。这时生产大队的队长找田源和大州，队长很生气，认为他们忙着学习结果耽误了生产，出勤率最近明显低了好多。队长狠狠地批评了他们，知青们的高考路越来越坎坷了。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6 07:53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10集
http://tv.cntv.cn/video/VSET10/808ace96fd934cd5b2f5479a2e4e4dee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6 12:37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10集剧情
知青高考报名多坎坷
高考报名开始了，建国没有报上。很多报上的下放青年都无比高兴在路上高歌欢呼，建国格外失落，好朋友看出他情绪不对便安慰他自己虽然报上名了但是这次高考的人这么多，也不一定能考上。建国说自己没事，却一个人偷偷跑到山坡上坐着，这时好朋友给他送来一封信是新华社给他送来的，建国看着看着就笑了，问他他还卖了个关子。而田源这个农场的高考报名更加不顺利，很多知青拿着报名表找场长签字。场长却百般刁难，觉得他们破坏了生产坚决不给他们签字。田源不满和他讲道理，最后场长甩出狠话说就是拿枪指着自己的脑袋都不会给他们报名的。
建国给田源打电话问他报上名了没有，田源说他们这儿的知青都被场长卡住了。建国便告诉他自己也被卡住了但是自己后来去县城直接报的名，还要他先别跟领导闹翻，直接偷偷去报名就可以了。原来这是邓小平的新政策今年高考报名不需要经过单位的同意，田源便带着知青们去县城报名了。报名的地方还有带着孩子的知青，田源他们正报着名场长就来了，但是却被工作人员告知政府文件规定报名自愿择优录取，不需要单位同意。场长灰溜溜地走了，田源和他的知青朋友们都报上名了。在安徽凤阳县，建红和金锁也报名了。
高考终于开始了，无数学子都怀着激动的心情踏入考场，这其中不乏那些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人。上午考完了建红跟金锁对答案，结果一对发现自己错了很多，金锁安慰她要她下午好好考。说着说着金锁的胃就开始疼起来了，虽然他极力不让建红看出来，但是心细的建红还是看出了他的不对头。建红拿出苏打饼干，告诉金锁吃这个对胃好。燕子到夏家来问建红建国的消息，她也知道没有什么新消息但就是心里放不下。老夏的心态却很好，这时曹慧也来打探消息了，她很奇怪没有看到老田。老夏告诉她老田跟着邓小平同志工作去了，曹慧说田源连个电话都没有，自己心里急死了。老夏便要她放宽心，这个时候急也没有用。
老田跟邓小平同志反映高考情况，总体情况还不错但是也还是存在很多问题。邓小平同志一一询问了，很是关心考试情况。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6 12:40
邓小平时代那些可以“通天”的智囊们

智谷趋势研究中心 | 元淦恭


老田老夏是谁

央视一套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下简称“《邓小平》”），在剧中设置了两个戏份颇重的虚拟人物，分别是田志远和夏默。从电视剧一开篇，两人同邓小平就有频繁的接触，可以说是剧中邓小平的“核心智囊”。


田志远和夏默到底是谁？


电视剧截屏：田志远


先说田志远。《邓小平》第二集交代，田志远的工作单位是“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虽然“田志远”的名字是假的，但“田志远”的这个单位却真实存在过。


1973年，邓小平复出。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于7月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他工作。政研室没有设立主任，只有胡乔木、吴冷西等七人集体负责。据当时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的冯兰瑞回忆，1976年“四五事件”后，邓小平再次下台，国务院政研室负责人多调到其他部门，仅剩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三人留了下来。由于《邓小平》剧中出现了有真实姓名的胡乔木，因而田志远这个形象的原型，最可能是当时在国务院政研室的邓力群、于光远两人。

资料图：邓力群（左） 于光远


邓力群在1979年后先后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位阶在同期任职于社科院副院长的于光远之上。电视剧中的多处情节，与1977年前后邓力群的经历吻合。电视剧中，当得知《人民日报》社论中出现“两个凡是”时，田志远要去找王震，这符合邓力群自述的回忆。

电视剧截屏：田志远说要去找王震


剧中还有一个情节，1977年春，田志远和夏默到西山面见过邓小平。而1977年5月，邓力群和于光远的确到西山见过邓小平。

电视剧截屏：田志远、夏默见邓小平


根据剧组的说法，田志远糅合了多个人物原型。邓力群和于光远虽然都曾在国务院政研室工作，后来都曾出任社科院副院长，但二人的意识形态色彩迥异，邓力群保守，而于光远更开明。虽然田志远在剧中的一些具体情节和邓力群吻合，但从剧中“田志远”的言论来看，他鲜明地倾向改革，在意识形态上更接近于光远。而且田志远和于光远的名字中都有一个“远”字，也可以作为印证。


根据目前的片花来看，剧中还有相当篇幅关于农村改革。其间，田志远和夏默的形象，可能糅合进了另一位重要的高层智囊的形象，那便是杜润生。杜润生从1979年起担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后来主持中央农村政策研究所，是当时最高决策层在农业政策上最重要的“参谋”。

资料图：（从左至右）杜润生、孙冶方、薛暮桥、马洪


再来看夏默，夏默在剧中被设定为“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原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邓小平在剧中称他是“我们党内的经济学专家”。据学者曹东勃考证，能配得上“党内的经济学专家”这项帽子的，不超过三个：孙冶方、薛暮桥或马洪。三人都有在主要经济管理部门工作的经验，在不同时期分别担任过“经济研究所所长”。


电视剧截屏：夏默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薛暮桥和马洪都领导过国务院的智囊机构，这可能与电视剧中夏默后续的角色相对应。从电视剧片花来看，可能在电视剧后面有邓小平视察宝钢的情节，而马洪参与过宝钢建设的论证。


电视剧截屏：邓小平视察钢铁基地


此外，邓小平在剧中还和夏默谈及关于发展中外合资经济的问题，而在历史上，马洪也是较早率团访问海外，并系统介绍国外企业管理理论方法，推动中外经贸合作的高层智囊。

电视剧截屏：邓小平和夏默谈合资经济


当然，从年龄和籍贯来看，上述人物与剧中的老田、老夏不能完全对应。电视剧中的田志远和夏默，可以说是当时一批高层智囊的群像，其中可以找到邓力群、于光远、杜润生、孙冶方、薛暮桥、马洪等人的影子。老田和老夏两人同邓小平的密切互动，正是当时智囊影响高层决策的历史真实的投射。


智囊如何影响决策？

那个时代是智囊的“黄金时代”，核心智囊几乎都可“通天”，与最高层联系紧密，许多重大决策，都有智囊机构的直接参与。


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杜润生对农村改革的影响。1978年，安徽凤阳、四川蓬溪等地都已先后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但人民公社制度在整体上仍未动摇，当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明确称不准“包产到户”。但在这种情况下，杜润生在中央高层中反复斡旋，对邓小平、胡耀邦等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80年，杜润生建议胡耀邦将一封给陕西米脂孟家坪包产到户的信转发全党，作为中央放松“包产到户”限制的信号。随后杜润生又推动了1980年“75号文件”的出台，确定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1981年，杜润生起草了关于农业的文件，作为1982年的“一号文件”发出。此后，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布和“三农”相关的“一号文件”。杜润生由此被称为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


除了农村改革以外，八十年代的智囊机构还扮演了最高决策层和中青年学者乃至外国经济学家之间的桥梁，最典型的莫过于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和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


莫干山会议的发起者是一帮在智库工作的年轻人。根据经济学家华生的回忆，这次会议更深的背景，就是决策层想要集聚中青年研究者的思想精华，为即将开展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方案以供参考。会上不仅集聚了一批经济学家，还有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农研室、中央财经小组等机构的成员与会。除王岐山外，马凯、周小川、楼继伟等现任的财经高官，也都曾是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和参与者。

资料图：“莫干山会议合影”


198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结束后，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价格改革、企业改革、沿海城市开放、金融改革、股份制和农业粮食购销相关的七份专题报告。一个月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度明确中国的经济体制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会议决定将经济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

资料图：薛暮桥（左一）、马洪（左二）等参加巴山轮会议期间在长江三峡合影


1985年9月，体改委、社科院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了讨论宏观经济管理理论的会议，由于这次会议在重庆到武汉的轮船“巴山号”上召开，因此被称为“巴山轮会议”。薛暮桥、马洪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除了国内的学者，多位西方官员、学者和企业家也参与了会议。这次会议被视为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思想启蒙，会后的报告直接影响了“七五”计划的制定。


及至八十年代末，有智囊背景的青年经济学家，还成为将证券市场引入中国的推动者。1988年3月，青年经济学者高西庆、王波明等提出应建设中国资本市场。当年7月，已离开农研室担任中农信总经理的王岐山，和中创总经理张晓彬发起“金融体制改革和北京证券交易所筹备研讨会”，此后，王岐山让王波明、周其仁等起草建立建立证券市场的设想（后来被称为“白皮书”），白皮书很快就递交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案头，时任常务副总理姚依林还主持了汇报会，听取白皮书起草者们的具体建议。


上面几个实例，展现出当年智囊们影响高层决策的几种不同路径。其一，是直接向高层施加个人影响，杜润生推动“包产到户”合法中的斡旋就是如此；其二，直接参与中央文件的起草；其三，根据高层授意，组织学术界的会议并形成专题报告呈送高层；其四，有智囊背景的人士直接向高层上书。由此，形成了智囊深度参与，政界和学界双向互动的决策模式。


中国智囊角色的嬗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智库机构众多，国务院部委、中央直属的研究机构和社科院等学术机构相互交错，社科院和农研室、三所一会（体改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发展研究所、中信国际研究所和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国研中心等部门的人员流动频繁，青年学者也通过这些机构积极参与改革具体政策的设计。


1989年以后，八十年代活跃的智囊机构逐渐衰微。1987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撤销，后成立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与中央农研室并列。1989年，中央政改研究室和中央农研室都停止运作，后整合为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内容更多偏向意识形态领域和重大理论、路线问题，对具体经济政策的研究相对弱化，也不再同高校、研究机构频繁合作举办活动。


“三所一会”也不复存在，曾经叱咤风云的体改所合并到国家体改委下属另一个研究所——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改称“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随着体改委、体改办相继撤销，这一研究所成为国家发改委的下设机构，早已没有了昔日的“通天”能量。


总的来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政界和学界高度融合的状态，在九十年代以后已逐渐消失。一方面，当年智囊机构的经济专家，如于光远、薛暮桥、马洪等，本身就是在长期的政府工作经历中获得经验，因而同高层的关系更为特殊，而今的学界人士有这样的背景的几乎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决策层的科层体制已经非常完善，中央国家机关的办事机构、研究机构的“内脑”逐渐强化，对体制外或者说体制边缘的外部智囊的依赖程度也相对下降了。


如今，中国学术界和政界在政策制定中的互动关系相对固化。高校和研究机构除了不定期地向高层提交内部报告和文件外，和高层的制度性接触就是中央负责人主持召开的各类座谈会，但这些座谈会时间一般都比较短，谈论的问题一般比较具体。像“莫干山会议”“巴山轮会议”这样的受到高层重视，又极有深度的会议，已是“空谷余音”。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6 12:57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16 12:58 编辑

小评《邓小平》

－－吴子牛导演的逻辑错误

司马平邦

《历史转折中国的邓小平》导演吴子牛回应网友对该剧的质疑，态度好像还是很开放的，集中于剧中几处情节的真实与否，但说实话，吴子牛导演的的思维方式很奇怪，以下一一列出：

吴子牛强调，这不是一部红色、重大的革命历史题材，而是深刻、尖锐的现实主义作品。在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之时播出，能够传递出中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信心，剧中的历史也是与当前国家及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的。

－－吴导演自己说《邓小平》不是红色、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这只是他自己的说法，您能替我找出这部剧里哪一个情节不“红”？不“高大全”吗？邓小平，一个在中国和中共当代历史中如此重要的政治领袖，关于他的“现实主义”传记如何又不是“重大历史题材” ？但您说它很“深刻、尖锐”我却一点儿也没看出来，它除了趁火打劫、落井下石地再一次尖锐丑化（而不是批判）了“四人帮”，除了按照已经对华国锋做出的结论对华进行了两面性的描写，还有何尖锐之处？

电视剧第一集就是一场大雨中对“四人帮”的抓捕行动，有外媒和观众却指出，历史资料显示1976年10月6日当天并没有下雨。吴子牛解释说，当天确实没有下雨，但是为了烘托当时的政治气氛，这场雨属于艺术创作的部分。

－－吴导演终于承认剧中10月6日夜的那场大雨是剧组“编”出来的，既如此，您也不要怪观众将这种“编”理解为“造假”；你说“造假”下雨是为了烘托气氛，但我从那场大雨中的天安门城楼和毛主席画像的阴暗意像可看得出这绝不止在烘托气氛－－若不服，你将自己的头像处理在这样一种氛围里，电闪雷鸣，鬼雨阴风，去试试那到底只是一种气氛，还是有别的；吴导演，一部发动了中共最权威的党史机构、在中国最重要媒体平台播出的如此重要人物的传记剧集，它未来必然是要留给后人作为历史档案参考的，必然要成为后人写史的依据，您领导的剧组居然用长达40分钟的时间，对一重大事件发生的真实氛围“完全造假”，而且欲盖弥张，我在此质疑您曾经作为第五代导演领军人物的艺术素养和人格品质。

剧中邓小平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后，表示“我可以再干20年”，历史资料却显示邓小平说的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吴子牛表示，根据叶永烈的记录，邓小平当时确实是说“我可以安度晚年了”，但“我可以再干20年”这句话他也说过不止一次。

－－现在还说不好吴子牛导演在此处的故意“造假”有什么深刻的影响，编造的“我可以再干20年”大不了是说邓小平在逆境中一直心怀抱负，不服输，而真实的“我可以安度晚年”（据叶永烈）似是说明当时的邓小平没有那么明确的改造中国的自觉，只想独善其身，我个人以为，其实真实的“我可以安度晚年”更接近人性真实，不过，这些都可以成为《邓小平》剧情造假的又一个证据。

“过去想拍这样的电视剧，恐怕不太可能。即使能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饱满。”吴子牛说，这部剧对文化大革命基本全盘否定，还有大量人物第一次出现，他从艺术创作环节真实感受到了国家和时代的进步。

－－我亦同意吴导演说的，这部剧能拍是时代进步，但其实在您之前已经有多部关于邓的传说影视拍成，恕我直言，您的这部剧真的并没有看出多大的突破；吴导演说该剧“艺术创作环节”让他“真实感受到了国家和时代的进步”，但对不起，我认为您的“艺术创作环节”其实许许多多是对历史真实的“造假”，如此“造假”的历史让您“真实”感受到了国家和时代的进步，按您的这种逻辑，是不是我们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品造假越多越好，越敢造假越好呢？是不是那些手撕鬼子的抗日神剧更能让您“真实感受到国家和时代的进步”？

吴子牛生于1951年，基本上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过程。他回忆说，从小家里有右派，生活很暗淡，三年自然灾害时见过饿死的人，阶级斗争中看到很多人不共戴天，“文革”后则是上山下乡的第一批插队知青，当时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要在农村“修地球”了……吴子牛特别感谢邓小平，让像他这样的“黑五类”子弟不受家庭出身的影响而进入大学。他认为，如果没有邓小平，当时的知识分子就得不到保护，中国后来的经济建设恐怕不堪设想，他自己的人生也会不堪设想。

－－1，我想问一问吴导演，是不是，有了这些“个人理由”就足以支持您在电视剧《邓小平》里可以抛却艺术真实的创作方式，用大量“造假”的方式改写历史事件呢？ 2，您个人说当年因不必在农村“修地球”而感谢邓小平，是不是这又可以理解为现在仍然在“修地球”的人们就不必如您一样感激，您创作此剧的理由到底是出于感激一个人还是出于要公正、客观、真实地表现一个人？3，上述这些让你拍出一部如此《邓小平》的理由，是不是可以证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但凡有了某些表达的权力时，有了表达的机会时，就可以就不尊重历史，也可以不为自己的不尊重历史脸红，而按照自己的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

－－其实，关于《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假造”情节不止上述，还有许多，如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布署”、将1979年大量发生的逃港潮生搬到1976年等等这样明显假造的情节，但在新华社的这篇“命题采访”中，或者是被记者、或者是被吴子牛回避掉了，也许是剧集创作方和官方宣传机构事前对此剧的传播逆势明显估计不足，仓卒应付；另，关于吴导演，我从来是持赞赏态度，20多年前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时，写的第一篇“影评”就是关于他的《晚钟》（《晚钟》：人道主义的弘扬），他的《天下粮仓》我亦非常欣赏－－但这仍改变不了我个人对《邓小平》的失望，说实话，在中国，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氛围下，更需要得到表达机会的创作者，忠实于历史，忠实于现实，真诚地尊重历史真实，后人留下足资参考的真实种子（若无这样的创作环境，可以不拍嘛），而不是“子系中山狼，得意便猖狂”的那种……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6 13:26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11集
http://tv.cntv.cn/video/VSET10/e1255db8ccd247739298b14b439efaf3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6 13:37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11集剧情
田源作文惹争议
田源高考的作文对文革和党做得不对的地方提出了批评，老师在判卷的时候有了争议，有的老师觉得应该直接给零分，有的却觉得可以酌情给分，一时间商定不了。有的老师便提出先判定零分，等商议完了再最后定夺。邓小平同志听了有关高考的消息，提出因为这次匆忙，下一次一定要全国统一考试，统一出卷。
广播里播报了一篇高考优秀作文，其他知青听了都觉得是田源的，田源说不是自己的。这时又有人问他有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邻村的大唐已经收到了，田源说没有。这时又陆陆续续地有知青的录取通知书送来了，但是田源的通知书也没有了来，他和大州默默地离开欢呼的人群站在外面，他们决定去县城的录取通知地看看情况。建国也去了，那里有很多人都在排队，有的人没有考上痛哭流涕。田源一查自己是高分但是政审却没有过，他曾经被拘留过，所以他的情况已经被报上去了。因为田源是县里的高分，所以县里在为他做最后的争取，但是他也要做好两手准备。
田源和大州也去他们那边县上查成绩，田源得到的结果是分不够，田源要求查分，但是工作人员却告知他今年不能查分。田源很着急，后面的同学又在催他，这时主任来了，他问了事情的经过，看了田源的名字，就把他带到了办公室。主任告诉田源他主要是作文的问题，体现了阶级立场做了零分处理，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田源的考卷争议挺大，已经交到上面了，就看上面怎么办了。田源很失落准备去昆明，他要大州自己先去查成绩，大州不放心他便跟着他一起走了。
建国从县城回来后就一直很沉默，大家都纷纷猜测这一定与录取有关。建红收到了安徽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她很高兴赶紧回去跟刘妈报喜，刘妈也为她高兴。建红给金锁收拾被子的时候发现他藏着的试卷，金锁没有考完试就离开了考场。高医生跟老夏讲起孩子们的事情，一喜一忧，说着建国高医生忍不住哭了起来，老夏安慰她要她不要担心。邓小平同志看了几个老干部给他递上来的信，信大多与高考中很多学生因为政治审查问题而没有被录取。邓小平便召开了小会，邓小平听了大家的反应决定要解决这些问题。邓小平听了田源的案例觉得很气愤，他认为我们要对考生的前程负责，便要教育部的人复议这些录取有问题的学生。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6 13:39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12集
http://tv.cntv.cn/video/VSET10/3a135bbb99ba46278fde9cb16ab5c32f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6 13:42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12集剧情
建国考上北大田源怒撕通知书
老田到老夏家准备和他们喝一杯，老夏说妻子正在为建国的事情而担忧，这时机不对啊。老田赶紧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邓小平同志发话了，建国的政审问题解决了。老夏和妻子都很高兴，直呼建国遇到贵人了。建国在打石场从广播里听到消息，他被北大录取了，他的录取通知书来了。建国不敢相信，旁边的人都喊他要他赶紧去拿，建国这才反应过来。建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很兴奋地冲到山顶上对着山谷大喊，他简直难以置信，他太高兴了。他对邓小平和祖国充满了感激，暗暗许下自己一定好好报答他们。
田源在出走四天后也回来了，他看上去好像恢复了平时的自信。全国录取已经结束了，大州觉得他和田源都没有什么希望了，大州还问他今年还报名吗？正聊着就有人告诉他招生办给他到了电话，田源赶紧兴冲冲地冲过去。田源的高考试卷几经周转改成了高分，他终于被录取了，田源激动地握住了主任的手。但是当他打开通知书的时候发现不是自己之前报的北大历史系，而是师专录取了他。田源问主任，主任跟他解释北大这样的学校招生名额早就满了，所以他能上师专已经很不错了。田源撕掉了录取通知书，说这个大学他不上了。
建国回到家，他把通知书给家人看，家人都很激动。从母亲口中他知道了田源的事情，老夏要他去看看田志远，安慰安慰他和曹慧，还要好好感谢老田，老田为了他的事情出了很多力。建国便带着燕子去看老田和曹慧，从建国口里他们大概知道了田源的事情，曹慧和田志远意见不一样，两人言语上起了争执，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燕子和建国见势便离开了，老田举起手来要打曹慧，但是忍了忍还是没有下手摔门而去。
学校开学了，很多新生都满怀希望地走进了大学，这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在开学典礼上，经济学教授陈岱孙教授给新生致辞，他要学生们荡漾在知识的海洋里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做贡献。接下来就是新生上台发言，这其中有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也有很小的小年轻，有下放的知青，还有一对夫妻。轮到建国的时候，他简单地介绍了自己，他希望自己能和在座的每位同学成为朋友。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6 13:43
　 环球社评：《邓小平》剧还原华国锋等值得称道
　　48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8日晚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开播，立刻受到热议。片子全景式再现了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中国全面改革开放这八年中的中国政治历程，除了邓小平作为主角，片中出现华国锋等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述了官方银屏从未直接展示过的一些细节。这让很多观众感到惊喜。这部片子对“脱敏”有突出贡献，成为舆论的强烈印象。至于这样的“脱敏”尺度是否令人满意，以及这些“脱敏”是否足够恰当，价值观不同的人自然会有延伸性争论，但这些争论并不损害片子影响的高度正面性。谈新中国的历史，一直有一些敏感的“禁区”。在整个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里，禁区就更多一些。究其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和谐，共识不足时，回避分歧就成了最常用的选择。这个问题有一定的体制根源，但不全是。问题在于，社会多元化和互联网推动的全球化在将中国政治话语的一个个“禁区”团团围住，这些禁区通常只能在官方舆论场上得到维持，民间的实际舆论拥有众多渠道，禁区成了似有似无的东西。近年来，中国新的话语禁区明显减少，但依然有一些。老的禁区打破了不少，但也有一些“维持了现状”。我们认为这一大方向是积极的，《邓》这部片子是其中有标志性意义的进展。最重要的或许是，要尽量减少话语禁区，这已成为执政力量和主流社会的共识。用限制人们谈论敏感话题来推动社会治理，这只能是不得已时的权宜之计，而不能作为常规性手段使用，管理者们对此都已清楚。为打破那些仍存在的话语禁区，需要一些条件。它们包括，公开谈论那些敏感事件和人物不会导致社会意识形态的剧烈混乱，也不会导致尖锐的政治猜测或冲突。此外，开放这些讨论不能消耗国家的过多注意力，更不能加剧不同人群之间的分裂。然而每一个敏感话题的超越，还是需要魄力。社会技术力量的进步对开放敏感话题形成倒逼，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像薄熙来、周永康被查处过程，舆论在事情尚有不确定性时就积极参与进来，恐怕就是合力造成的。回过头看我们会发现，每一个敏感话题的公开，都对国家稳定最终形成积极影响。这些开放逐渐积累了社会的承受力，突发事件不再像过去那样震撼，中国“什么都发生”，人们“什么都议论”，但社会稳定在表面无序中形成了韧性。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今后要尽可能避免新话语禁区的形成。每一个新话语禁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堰塞湖”，它今天封堵得越严密，就有可能积累出一些相应的负面作用。对于已有的话语禁区，应当看到，围绕它们的某种“堰塞湖”已经形成，它们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有些逐渐消解，实现话题开放的“软着陆”。有些可能要等更长时间，等到社会有了更多共识之后，再逐渐放开。应当说，这是中国全社会面临的考题，它不光是政府怎么做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生活在中国社会上，对这个社会的问题和消除它们的难度，都多少是明了的。一方面我们呼唤全面的改革，包括逐渐铲除导致话语禁区存在的那些文化和制度原因。另一方面我们应清楚，这样的改革既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也是全社会很多其他改革的集成过程。我们尽力而为，但决不可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6 13:45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将播 三大亮点抢先看
来源：21CN综合| 2014-08-16 11:04:35|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照

　　腾讯娱乐讯 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组织、指导，北京华影文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第五代导演吴子牛执导，马少骅、萨日娜、张嘉译、宋佳、印小天、何琳等众星加盟的四十八集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将于8月8日在央视一套播出。昨日该剧在京召开看片会，广邀网络名人、资深媒体人以及专业领域相关人士参加了此次讨论会，并在会上各抒己见。关于这部史诗级巨作究竟有什么看点，小编汇总了在场名人的观剧感受，为大家娓娓道来。

　　看点一：演员阵容“新奇”华丽 众大咖“神转身”


　　本着不求“貌似”，但求“神似”的精神，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演员选择方面推陈出新，没有刻意选择特型演员出演国家领导人，而力求通过演员的演技来达到和伟人“神似”的效果。因此，观众可以看到一众实力派人气演员在剧中华丽转身。邓小平由国家一级演员，曾在《走向共和》、《汉武大帝》、《贞观之治》中有出色表现的马少骅饰演，实力派女演员萨日娜饰演卓琳，“视帝吸金石”张嘉译饰演习仲勋，而唐国强也将再度出演毛泽东。此外，宋佳、印小天、何琳等时装咖也将改头换面，在剧中“惊艳”亮相。

　　看点二：“黄金”制作班底 打造暑期红色史诗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组织、指导，北京华影文轩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导演吴子牛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有“嗜血导演”之称，曾执导《天下粮仓》、《贞观长歌》、《南京大屠杀》，凭《晚钟》获第九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制片人高成生曾担任《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大型影片的执行制片人。而该剧的剧本则耗时三年打磨，全景再现了改革开放初期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

　　看点三：花开两朵 既“高大上”又很亲民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截取邓小平1976年复出至1984年国庆阅兵的时间节点，全剧共分为“整顿科教，走向变革”、“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发展经济，建设四化”、“百废待兴，城乡共荣”、“时代先锋，国际大潮”五个篇章，采用虚实结合的叙事方法，一条实线以邓小平家庭为主，正面表现改革开放初期共和国的风云变幻；一条虚线以巫刚、宋佳、印小天等小人物的命运为主，侧面讲述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以及普通民众的深刻影响。剧中既有“高大上”的中南海、大会堂、国庆大阅兵，又有小人物的悲欢喜乐，可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回顾改革开放历程，展现一代伟人风采，这不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而是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正能量之作，央视一套黄金档2014年8月8日隆重推出，敬请大家关注。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6 13:49
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在热播。历史是一根松紧带，有张有弛，但更蕴含着人为的推动。领袖人物有时更像航船后的推手，在逆流时推它一把，在顺流时挡它一下，保证航船不倾覆、不跑偏、不折航。邓公的伟大，正是在于“顺势而为”这四字。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6 14:05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2 05:40 编辑


张嘉译谈出演习仲勋：抓人物气质 追求神似

2014年08月16日 07:53
来源：京华时报 作者：许青红


















高清图集


8月7日下午，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座谈会暨首播仪式在京举行，并发布了一组[详细]


京华时报讯 8月15日，张嘉译雕漆工作室成立5周年纪念仪式在京举行。张嘉译表示自己并不是为了玩票，而是为了挽救这项濒临灭绝的传统手工艺，同时他也不打算靠这个赚钱，5年来连一件小件都没有卖过。
5年前张嘉译为了挽救濒临失传的传统手工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专门为中国雕漆大师级人物满建民投资成立了这间工作室。工作室成立至今已经创作出了多件重量级作品，每一件在艺术上和商业上都价值不菲。张嘉译说：“我第一眼见到雕漆就喜欢上了，雕漆有1400年历史的手工艺，应该得到大家广泛的支持和帮助，因为已经快失传了，我碰到满师傅的时候他是在为商人打工，并非做自己想做的东西，所以我决定和他合作。”
张嘉译表示不是为了赚钱，“这5年都是在纯投入，投入精力、资金，一件艺术品在商业化的运作中应该是宽松的环境，所以连一件小件都没卖过，每件都要留下。”张嘉译表示，自己的原则是不需要靠它赚钱的时候，“尽量不用它去赚钱”。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在热播，饰演习仲勋的张嘉译也备受关注。张嘉译表示他主要追求神似：“我看了一些资料，包括纪录片。我在跟导演聊的时候也是说从形象和化妆上尽量去靠近，最主要的是神似，抓一个人的气质。”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6 20:54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2 05:47 编辑

邓小平之女：父亲教育没大出息要有中出息、小出息

2014年08月16日 19:22
来源：中国新闻网









图为邓小平之女邓林（左起第三位）与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部分演员
原标题：邓小平教子女：没大出息要有中出息、小出息(图)
中新网北京8月16日电(上官云) 16日下午，《春天的故事——全国版画艺术精品展》开幕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邓小平之女邓林出席活动并接受记者采访。她表示，父亲的愿望始终都是让百姓富裕、国家强盛，无论何时都是如此，并且还曾教育孩子们要为国家做贡献，“没有大出息，也要有‘中出息’和‘小出息’。”
影视剧表现邓小平：演出“精气神儿”

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日子，相关纪念活动纷纷举办，这其中就包括近期热播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邓林充分肯定拍摄这部电视剧的意义，“宣传邓小平不是为了宣传他个人，而是国家的事情，目的是为了祖国和人民。前期中央文献研究室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作为家属应责无旁贷支持。”
邓林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她听闻剧中邓小平的扮演者马少骅拍戏累病了，又有点高血压，便用天麻卧鸡蛋给马少骅送来。这个细节得到马少骅证实，他告诉记者，那是邓大姐亲自端到他手上的，“我们拍戏她也不干涉，就一直远远看着。我现在还保留着大姐给我的纸条舍不得丢。”
为了力求精准还原一个真实的邓小平，剧组经常去邓家请教一些邓小平生活中的细节。邓林说，有时候会问邓小平这个时期穿什么衣服，什么时候该有什么笑容，对儿子、孙子(态度)如何，平时怎么要求孩子们，而家属们便一一提供，有时也会有修改意见。
“我们把真实的场景和当时的环境提供给(剧组)，但是父亲究竟想什么则要靠演员对其精神世界的理解，了解他面部表情是微笑还是大笑。这些随着不同历史场景会有不同变化，演员好坏就看这一点做得好不好。”邓林表示，“要表现邓小平，把精气神儿演出来就对了。”
点赞主演演技：对人物表现拿捏很准确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曾有观众提出，生活中的邓小平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但是剧中讲话戏份比较多。邓林表示，家属们对此并无异议，“要不说话那戏还怎么演呢？”
邓林总结，这部电视剧遵从了一个非常好的原则，即“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她解释道，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表述全部是真实的，而生活中的事情可以“编”，“这样演员才有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与演技的机会。”
“比如我妈妈(卓琳)是个非常和善的人，我觉得这点萨日娜不错，人家绝不抢镜头，该出来才出来，要是把邓小平的戏夺了可不行。”玩笑过后，邓林郑重地表示萨日娜和马少骅都演得非常好，“拿捏得很准确。”
“萨日娜演我妈妈也挺像。(这俩人)一个是我爹，一个是我妈，真好。”说着，邓林拉着一同出席活动的萨日娜与马少骅的手笑着调侃。
父亲的愿望：让人民幸福、国家强盛
电视剧的热播再次引起民众对邓小平的关注，好奇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日常生活中如何与孩子相处。邓林回忆，父亲不是那种特别认真、非要子女如何如何的(家长)，“父亲曾经把孩子们招呼到一起讲过道理。他提出，你们应该对国家有贡献，没有大出息，也要有中出息和小出息。就是平常很普通的一些语言，让我们受益匪浅。”
子女们一直遵从着邓小平的教育。身为长女，邓林一生中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她表示，作为中国公民、作为邓小平的女儿很骄傲，“虽然我现在七十多了，但是我爸爸七十五岁才搞改革开放，我们要继续努力、继续生活，看着我们祖国的光明未来。”
邓小平去世已有近二十年，邓林感慨地说，父亲留下的最宝贵精神财富就是要让老百姓富裕，大家生活快乐，国家强盛，并且具体体现在(他的政策)实施过程中。邓林认为，父亲从参加革命起，包括去法国勤工俭学，都抱着这个愿望，始终不渝坚持到最后。
“不管他采取什么政策，不管是在打仗还是和平环境，父亲始终就一个理想：要让中华复兴，这个理想我们要一直坚持下去”，邓林坚定地表示。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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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出现争议是好事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开播以来，很多以往影视剧的“雷区”被大篇幅展现，由此引发的解读与争议与日俱增，其中既点出了一些电视剧的“硬伤”，也不乏一些过分苛求真实而造成的误读。但无论如何，在当下的中国，这样一部电视剧所能带来的大范围讨论和争议，其本身的积极意义就足以让人鼓掌叫好。



2014.8.18/ Vol.1472


任何可能与历史存在偏差的细节，都在被争论史实：粉碎四人帮，究竟是毛泽东的“遗志”还是“部署”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播出后，“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这一句台词引发不少网民争议。对于网络上出现的这些争议，《邓小平》剧组剧本制作团队和专家顾问团队向媒体提供了一份“红头文件”——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6］16号）。

构成《邓小平》剧本制作团队写出“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这一台词的依据，主要来自于该文件第三部分的这一段话：“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代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采取果断措施，解决了这个重大问题，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

对比《邓小平》的台词和文件，两段话有相通之处，即“：），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果断措施”，而不同之处即在于是否强调了毛主席的“生前部署”。考虑到当时政治局势的复杂性，无论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还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都可以看出当时党内对于延续当时政治路线、确保国家稳定的考虑和需要。



手法：一场大雨和一句壮语引发“挑刺”

电视剧的第一集就是一场大雨中对“四人帮”的抓捕行动，有外媒和观众却指出，历史资料显示1976年10月6日当天并没有下雨。对此导演吴子牛解释说，当天确实没有下雨，但是为了烘托当时的政治气氛，这场雨属于艺术创作的部分。“当时的中国在风雨飘摇中寻找方向，整个国家是悲哀的。”吴子牛说，“我认为中国是在粉碎‘四人帮’后才迎来曙光，所以在抓捕时设计了这场雨，而第二天就是个大晴天。”

此外，剧中邓小平得知“四人帮”被捕的消息后，表示“我可以再干20年”，历史资料却显示邓小平说的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吴子牛表示，根据叶永烈的记录，邓小平当时确实是说“我可以安度晚年了”，但“我可以再干20年”这句话他也说过不止一次。吴子牛透露，最早的剧本写的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这也是他个人喜欢的版本，因为当时对邓小平来说，粉碎“四人帮”意味着他可以活下来了。至于后来修改成“我可以再干20年”，是创作团队想要借此体现邓小平的政治抱负。



人物：邓小平的话怎么那么多？

最多的争议集中于邓小平的性格，众所周知他少言寡语，情绪不外露，但在剧中，马少骅饰演的邓小平不仅话很多，而且言辞激烈。对此总编剧龙平平表示，“真实的小平同志少言寡语，他不怎么说话，但不是不说话，翻翻邓选，他的原话比剧中更尖锐激烈，他做出来的事情让人吃惊。”龙平平举例证实，“记录中有这样的场景，一次集体照相之后邓小平把某位同志留下谈话，一说就是两小时，整理记录下来不用改，就是一整套理论，临时想出来的？谁也不知道。如果按生活原貌不做艺术处理地去演，就好像把伟人神话了，但事实就是这样。他要么不说，但一定都在脑中装着。要说，就石破天惊，对国家有重要影响。”



硬伤：1976年的烟盒“有害健康” 1978年出现“高三学生”

一些微小的细节也被网友发现，剧中邓小平1976年抽的“大前门”烟盒上竟然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对此导演吴子牛称：烟盒是我们的疏忽，我们之前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发现时离播出仅有两天了，要是发现得早还来得及改正，下次我们一定会修改掉。而在另外一集中，演员在1978年抱怨“现在高三的学生不会做一元一次方程”，但实际上当年还没有高三。毛泽东早年缩短学制，中学变成4年，“高三”至少到1979年之后才出现。对于这样的硬伤，主编剧龙平平也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如此多的争议，缘于公众对其“高度期待”把文艺作品当社论，自然怎么看都不对


网上关于这部电视剧的争论，几乎都以“绝对真实”为出发点。但电视剧作为艺术创作，固然要遵循历史的真实，但根据相关史料还原历史场景，也是各国历史题材剧中较为通行的做法。只要发生这些情况的大背景是真实存在的，至于写什么来表现，则由编剧来加以发挥了。毕竟，这是一部文艺作品，不能拿它当社论看。

《邓小平》的编剧黄亚洲介绍：这个戏的编剧工作，始终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指导下进行，近四年都是这样。中央领导也对这部戏很支持，换句话说，要是没有中央领导的意见，这部戏的创作也没有那么快就立项。看的材料那当然是海量的，书籍与网上各种材料都有，关键是取舍。总体还是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



将这部剧看成“政治信号”也有点高估

《邓小平》时间跨度从1976年到1984年，首度呈现了当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胡耀邦两人的艺术形象，被许多观察者视为打破以往部分敏感话语禁忌的重要作品，因而具有不同于一般主旋律电视剧的特殊政治意义，甚至被视为最高层全面深化改革的新信号。但如果仔细分析，这部剧对权力斗争的写实力度，它不如王铁成主演的电影《周恩来》，甚至也不如前两年的电视剧《五星红旗迎风飘扬II》有关1976到1984的部分，在情节上也没有突破电影《邓小平》。

其实，如果要认真解读这段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一方面，需要制作方大胆地、诚恳地基于历史档案，真实地还原历史人物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行动。这些行动的动力毋庸讳言有权力斗争的因素，这是高大上的政治修辞遮蔽不了的，也是所谓将伟人生活化、性情化的表现手法替代不了的。另一方面，也需要制作方踏实地去观察政策变迁影响之下的市井百态，通过第一手的调查和访谈找寻第一手的资料，而不应满足于小岗村之类的模式化故事。在改革36年之后，改革的历史叙事和改革的对象目标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当下，简单地以怀旧的方式高唱以往的改革颂歌，是否能够担负起“改革信号”的重任，着实有待商榷。



这部剧更不是中国版的《纸牌屋》

而那些对《邓小平》抱有政治揭秘期待的观众无疑在第一集里看到了光亮。骤雨如织的夜晚，荷枪实弹的战士，面色凝重的指挥官，神秘莫测的8341部队，冲破雨幕的军车，在粉碎四人帮的段落中，这些密雨惊风的中共高层博弈，正式出现在了中国自产的电视剧里。虽然表达空间有限，但这已经冲破诸多的禁忌，足以调高观众的期待值。

但这样的期待很快就被证明是一厢情愿的念想，粉碎四人帮之后，整部剧很快就转入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阶段。剧情兵分两路：一路是高层人物循规蹈矩，说着文件记录和报章记载的话；另一路是基层的几户人家，折射高层的动向和社会的变迁。经济建设和社会变革太过宏大和抽象，没有那么多的戏剧性，这部剧的文献纪录片的气质日浓。幸亏还有基层那一群人，可以哭，可以笑，可以骂人，可以笑着流泪，也可以哭着欢笑，这才把“剧”的身份保留。



《邓小平》出现争议是一件好事争议让一些话题“禁区”被打破


在1979年到1984年这段时间中，邓小平作出的一些决策影响中国人的生活乃至决定中国未来走向，尤其今天当中国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之时，人们审视历史经历必然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议论与认识，要让大家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很难，因此产生争议再正常不过。而从长远看，这种争议出现无疑蕴含了更多的积极意义，长期以来，“文革”以及一些领导人功过的话题在中国形成了一个个禁区，几无讨论空间。《邓小平》高调问世，或将在全民讨论的氛围中突破这些禁区。如能如此，则是这部电视剧所能带来的最大福利。



争议让更多的人开始关注那段历史

正如导演吴子牛所言：《邓小平》是一部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它的现实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和今天国家以及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这部剧能够如期播出，既是中国政治的进步，也是时代的进步。而在网上参与这部剧讨论的人群中，有很多是80后、90后的年青人，他们对清宫、后宫争斗的事情说起来如数家珍，但对领导我们实行改革开放的领袖却非常陌生。而他们今天的生活恰恰和这段历史密不可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又被造就成对这段历史最为陌生的人群。多看看这部剧，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见解，无疑可以帮助他们思考这个国家的现在和未来。体会中国走到今天的沉重脚步，看到那些坑坑洼洼的脚印有多么艰难。



不管有没有这部剧，中国的改革都将向前

该剧播出后，曾有外媒断言这是中共的一部“宣传大戏”，因为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不可否认这部剧确实是今年纪念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确实能够传达出中国改革开放坚定不移的信心，但毫无疑问，不管有没有这部剧，也不管改革路上有多少阻力，中国的改革都会继续向前。从历史的演进看，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虽然产生了不少新问题，但终究会在继续改革中得以化解。如果说邓小平有什么理论体系的话，改革开放就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探索思路，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何的探索都是值得欢迎的。这就是邓小平开放的理论体系，也给后人的改革，提供了无限可能，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7:45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2 05:49 编辑

盘点曾撰文纪念邓小平的高官 李鹏回忆初次见面



2014-08-18 02:44:32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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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6日，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之际，宜昌新华书店内全新包装待售的《邓小平传》。图/CFP
　　近日，多名高层领导，在《求是》杂志、《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撰文，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
　　据中办、国办1996年公布的关于举办已故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诞辰纪念活动的通知，“发表纪念文章”属于纪念活动方式之一。据新京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和110周年两次活动，已有至少12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撰文回忆邓小平。
　　进入8月中旬，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活动开始升温。
　　最近出版的2014年第16期《求是》杂志，推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专题，刊发了5篇纪念文章。
　　本次诞辰纪念已有2位领导人撰文
　　《求是》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据媒体报道，《求是》作者队伍领导干部云集，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文章占总量的40%以上。领导人在《求是》发表文章有稿费，与普通作者的稿酬标准一样。
　　本期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系列文章，作者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中央外办原主任刘华秋，军事科学院院长刘成军和政委孙思敬。
　　其中，胡春华和曾培炎为现任或前任党和国家领导人。
　　上述系列文章，从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外交、军事等方面评价了邓小平的功绩。
　　8月13日，《人民日报》刊文《伟人光辉一生的真实记录—关于邓小平同志一些档案文献的回顾》，记述了作者1992年在莫斯科发现邓小平自传的经历。
　　该文作者署名王刚，曾在上世纪90年代初负责组织中央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工作。
　　公开资料显示，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刚，于1990年至1999年先后担任中央档案馆常务副馆长、中央档案馆馆长、国家档案局局长等职务。
　　《求是》、《人民日报》刊发纪念文章
　　1996年，中办、国办发布关于举办已故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诞辰纪念活动的通知。
　　根据通知，不同级别的已故党和国家领导人，诞辰逢十、逢五十、逢百周年，通过发表文章、中央召开纪念座谈会、中央召开纪念大会等活动纪念。
　　2004年，逢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中央以高规格纪念。
　　当时有多名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撰写纪念文章，同样选择刊发在《求是》杂志和《人民日报》上。
　　当年第16期《求是》杂志，同时刊登了6位原党和国家领导人纪念邓小平的文章：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原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光召，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宋健，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
　　2004年8月17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刊发了一篇近7000字的文章《难忘小平》，作者是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
　　邓小平的战友、中共元老薄一波为《人民日报》撰文，回忆抗日战争初期，邓小平在太行山工作的几个片断。
　　当月，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也在《人民日报》发表纪念文章，回忆1950年7月与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的交往经历。
　　撰文者大多与邓小平有交集
　　新京报记者观察，撰文纪念邓小平的领导人，大多与其有交集。
　　主政广东的胡春华为《求是》撰文称，“30多年来，在：）的正确领导下，广东沿着小平同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南粤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广东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是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创建经济特区，鼓励广东先行一步、大胆探索。”
　　曾培炎的文章标题是“重温邓小平理论 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早在2004年邓小平百年诞辰时，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曾培炎在“邓小平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谈过自己学习贯彻邓小平经济理论的体会。
　　本次参与撰文的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本身是一位历史研究者。他曾对畅销书《邓小平时代》提出过80多条史实及文字考订。
　　10年前撰写纪念文章的领导人中，很多人和邓小平长期共事，因此除了评价邓的历史功绩外，文中的诸多细节还原了一个形象生动、饱满的邓小平。
　　比如，李鹏在文中提到了最初见到邓小平的情景：“我最早相识邓小平同志是在1945年，他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他满怀深情地对我说，我和你父亲很熟，在上海一起做地下工作，后来他在海南岛牺牲了，很可惜。”
　　粉碎“四人帮”之后，1977年7月，邓小平再次复出。4个月后，迟浩田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向身兼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同志汇报工作。迟浩田在纪念文章中写道：“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小平同志。他亲切地鼓励我说：‘我就是要选个年轻人，给我们这些老家伙当‘替死鬼’。你要大胆地工作，不要有畏难情绪，天塌不下来。”
　　本版采写/新京报首席记者 关庆丰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7:48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2 05:57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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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照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自8月8日在央视一套开播以来，备受关注。日前，该剧总编剧、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邓小平研究专家龙平平，剧中邓小平的扮演者马少骅、演员印小天等主创人员接受了笔者采访，生动地呈现了这部“全景式邓小平剧”的产生过程。
　　多方面超越以往同题材电视剧
　　不同于以往以邓小平为主人公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情景细节、故事的讲述视角以及公众所关心的“脱敏”等方面都超越了过去的同题材电视剧。
　　“这部剧的创作历时4年，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龙平平说，拍摄一部全面呈现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重大贡献的剧作，是许多人多年的愿望，但由于题材特别重大，困难重重，始终没有完成。200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时，中央文献研究室受命来牵头组织创作这部以邓小平为题材的电视剧。“2009年2月，领导同志交代任务时，提前给了一些指导性意见，总共有三条：第一，希望该剧的时间段放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之间；第二，这部剧的核心要反映邓小平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形象：第三，除了反映邓小平的个人贡献外，还要反映国家整体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龙平平说。
　　在过去的10年里，虽然许多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电视剧里都涉及邓小平的生平事迹，但以他为主人公的电视剧并不算多。根据部分资料，主要有《童年邓小平》、《邓小平在会昌》以及《邓小平在重庆》等。这3部电视剧都只是选取了一个较短的时间段或只是邓小平早期经历的一部分。而《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则表现了在中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时间段里的邓小平。此外，2003年公映的电影《邓小平》也是由龙平平等编剧的。龙平平说，该剧采取了“研究家加作家”的合作方式，因为毕竟这部剧不是历史，而是电视剧，先后有许多作家为这部剧的创作做出了贡献。
　　这部剧表现了邓小平在1976年至1984年这8年时间的杰出表现。龙平平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所有人都和邓小平有缘。无论是谁，无论多大年纪，无论你从事什么职业，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只要是中国人，在你生活工作的方方面面起重大作用的事情，一定可以追溯到小平同志。如果没有他的一些政策，你所遇到的这些事情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创作过程中的彷徨与突破
　　从剧本创作到拍摄成剧，这一路并不是一帆风顺。“我们也曾失落、彷徨，也有想甩手不干的时候”，龙平平说道。剧本创作历时4年，拍摄112天，这个过程“非常艰难”。龙平平坦言，“因为这段历史离我们太近。历史学的一条行规是：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因为需要沉淀。可该剧就是当代人写当代人。”
　　他说，剧本中人物众多，至少50多位有名有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剧中出现过，怎样呈现这些历史人物就是一大难题。“尽管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是核心，但这也应该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集体智慧和劳动成果。”最终该剧达到的效果，被著名影视评论家李准称赞为“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剧作就是改革开放的光荣榜、英雄榜。”该剧对事件的描述也很难。1976年到1984年里的许多事件，“有的有结论，有的没有结论。今天我们进入了社会结构的多元变化时期，审视过去的经历和历史时很难让大家产生统一的共识。”所以，整个创作就是不断研究、解决难点的过程，艰难前行。
　　与之前的同题材电视剧相比较而言，该剧呈现了更多的情景细节。剧中全景式地描写了邓小平与家庭成员在一起的情景。例如，剧中邓小平回忆当初是怎样追求卓琳的，想到动情处，不禁拥抱卓琳。以往的剧作从没有详细地描述这一段历史。同时，正像导演吴子牛所言，该剧描写邓小平，采取的是平视而不是仰视的视角。剧中的邓小平是生活化的政治家，生活化的凡人：一位为瘫痪儿子擦背的父亲，一位弯着腰去够收音机的老爷子。
　　“越深入了解当时小平的处境，越深入了解当时国家的环境，内心就越激动。” 剧中邓小平的饰演者马少骅说，“我不担心表演技术能不能掌握或者外形像不像，最担心够不上小平同志的思想、胸怀和情操。”马少骅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要达到‘怎么演怎么是’的境界，我必须把自己完全投入，才能掌握我要刻画的这个人的行为逻辑，他的性格，他的情感世界。”他说。该剧还通过以印小天饰演的知识青年田源为代表的一系列虚构人物，呈现了普通人命运与时代变迁的图景。印小天说，“现实生活中，我们这代人对邓小平了解不多。我一看到剧本就被打动了，因为剧本就像揭秘档案一样。所有人都不应该忘记历史，也应该了解为我们创造幸福生活的人，这对个人和国家都具有正能量意义。”
　　“脱敏”的尺度目前已经破天荒
　　当被问到剧中有关“脱敏”的问题时，龙平平说，目前已经达到了破天荒的程度，也有很多人关注的就是该剧的“脱敏”问题。对于很多事件，人们的认识尚有不同，也很难把握。龙平平认为，这8年间的“大事件不能落”，也想过“不碰”，但后来觉得，当代人写当代事都写不清楚，是不负责任的，所以后来在剧中就没有回避。比如，剧中提到了“逃港”。龙平平谈到，其实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广东调研，并瞻仰了邓小平遗像。“习主席也多次谈到逃港，连习主席都不回避，我们有什么好回避的？”“敏感不敏感，首先是你的立场、观点；其次，重要的是客观。”“比如华国锋，这8年，如果没有华国锋是说不过去的。也没有人提出‘华国锋就算了吧’的看法。”
　　龙平平说，“从剧本审查到片子审查，我们一路畅通。尽管审查严格，程序很多，但没有遇到任何刁难，遇到的都是支持。”他透露，这部剧在公映前，曾制作了大量光盘送给上百人审查，范围很广，结果一路放行。“我多次送片、送稿审查，这次是最顺的。”
　　欧维维 苗 春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7:50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2 05:57 编辑

《邓小平》编剧谈为何只写到1984年：之后太难写了






该剧描写的时间段主要是1976-1984年间。为什么写到1984年呢？“因为1984年以后太难写了，”该剧总编剧龙平平坦言。

主创人员接受采访（左：主编剧龙平平；中：邓小平饰演者马少骅；右：田源饰演者印小天）

马少骅饰演邓小平

电视剧《历史转折的邓小平》，8月8日在央视一套开播以来，广受关注。该剧描写的时间段主要是1976-1984年间。为什么写到1984年呢？“因为1984年以后太难写了，”该剧总编剧龙平平坦言。

该剧总编剧龙平平，现年58岁，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第三编研部的职能，就是“编辑邓小平、陈云的著作，撰写其年谱、传记，研究他们的思想、生平”。龙平平研究邓小平已有二十多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龙平平说自己不是第一次当编剧了，2003年电影《邓小平》也是他做编剧。电影中就是写到1992年。但他感觉“把握不住”，有些事“写书还可以，要演出来很难”。

对电视剧《历史转折的邓小平》，公众比较关心的是“脱敏”。龙平平认为，目前“已经是破天荒了”。

原编剧两度创作剧本被弃

龙平平称，早在10年前，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就有许多电视工作者想做这部电视剧，但因“题材重大，难度也比较大”，在创作中遇到很多困难，最后未能完成。

凤凰网查找过往资料，发现最早开始筹备拍摄《邓小平》是在2001年，当年，中央重大革命历史影视题材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明确提出，必须集中精兵强将投入拍摄制作，于2004年保质保量地完成《邓小平》。

当时定下的编剧，是写过《小平，您好》的著名编剧王朝柱；导演是金韬，扮演邓小平的是上海演员潘玉民。当时的导演金韬称，剧组遵循的一个创作原则是“凡是还健在的历史人物一般不应出现在荧屏上”。

当年电视剧已经进入摄制阶段，但最终未能有成果。有知情人告诉凤凰网，王朝柱两度创作和修改的剧本被弃用，原因不明。

此次电视剧《邓小平》的助理编剧周锟介绍，这次剧本一稿约60万字，大幅度修改至少三轮。原定的是52集，最终播出是48集。“集数变化也有多次，还有60多集的版本，”周锟称。

编剧都是“拿工资专门研究邓小平”的人

龙平平称，这次他编写《邓小平》剧本，始于2009年，有关部门决定请中央文献研究室牵头制作这部电视剧。

“2009年2月，领导交来这个任务，并有三条指导意见：一是时间段定为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到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二是核心反映邓小平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形象；三是要反映国家总体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我理解为，要反映邓小平的时代。”

之所以把这个任务交给中央文献研究室，是因为该机构第三编研部的职能就是研究邓小平，过去叫“邓小平研究组”，大概不到二十人。按龙平平的形容，这些人就是“拿工资专门研究邓小平”的职业邓小平研究者。邓小平文选、著作等，大多数都是由这个部门编辑。过去反映邓小平的影视作品，绝大多数也是该部门参与创作。

龙平平称，为了让电视剧更好看，他们采取了“专家和作家相结合”的办法，“我们是邓小平专家，主要是抽象思维，但现在这个任务是文艺作品，是形象思维，所以要请作家来帮忙。”他说，创作剧本四年中，很多作家都有参与。

“有过甩手不干的想法”

剧本创作历时四年，龙平平的形容是“非常艰苦”，因为这段历史“离我们太近”：“我们学历史的行规，是当代人不写当代事。”

最难的首先是人物。改革开放，邓小平是首功，“但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是集体智慧，不能抹杀那一代革命家的贡献，”龙平平说，电视剧中，至少出现了50个以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些人还健在。他认为，要写成“改革开放的英雄榜”，是创作目的之一。

另外，描述事件也很难。该剧描写的是1976-1984年这八年的事情，是“新的革命开始的八年”，对中国现在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还会影响中国的走向和未来。

这八年里，很多事情“有的有结论，有的没有结论，”龙平平说，今天中国进入社会矛盾凸显期，审视过去必然会引起不同的认识。

因此，整个创作就是在不断地克服“人物”和“事件”两个难点。

“有过失望，有过彷徨，也有过甩手不干的想法，”龙平平坦言。

审查“一路畅通”

不过，尽管创作过程艰难，按龙平平所称，这部片子，“从剧本的审查到成片的审查，都是一路畅通”。

“尽管程序很多，手续很多，但没有遇到任何刁难，”他又补充说，“我不是要歌颂谁，这是真心话。如果没有各方面支持，不可能8月8日开播。”他说，送审是在6月5日。

“要特别感谢广电总局和中宣部，”他说。想确定播出时间时，他见到负责文艺的中宣部领导，说：能否10天内给我们一个意见？对方十分爽快就答应了，第三天就接到电话，当时他还在外面出差，“接到电话说，你赶紧回来，意见出来了。我没想到这么快。”

“8月8日开播，超出我预料。我原来没有信心8月8日能播，”龙平平说。

有编剧说，编剧就是要“写狠一点，然后被删一点，好歹还能留下一点”，是这样么？

“这情况我们这没有，”龙平平笑了。

这部片子为何能“一路畅通”？龙平平说自己以前就是个审稿人，“我是干这行的，参加过很多审片、审稿。创作那四年，我想的就是审查时人家怎样才能挑不出毛病。”

“脱敏”：习主席都不回避，我们有什么好回避的呢？

很多人关注这部电视剧，是关于“脱敏”的问题。

在龙平平看来，首先写这八年，“大事件不能落”，很多事情很难把握，他也想过“不碰行不行”，但后来他觉得当代人写当代事都写不清楚的话，是不负责的。

比如电视剧一开始，上来就是贴大字报，后来又写到逃港。龙平平说，逃港这个事件，从最初的剧本里就有，写得也比较充分，“以往屏幕上都没怎么出现过，我心里一直打鼓，说说没问题，但一旦拍出来，视觉上的效果，我很担心。但最后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有问题。”

为什么能有这样的自信？龙平平说，十八大后习近平第一站就到广东，多次提到逃港事件，“他都不回避，我们有什么好回避的呢？”

“敏感不敏感，首先是你的立场、观点，其次要客观。”比如华国锋，写这八年，如果没有华国锋，或者对他的贡献不作表现，这是说不过去的。“没有一个人提出‘华国锋就算了吧’这种说法。”

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部署”，剧组认为有依据

剧中称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部署”，引起了不少争议。

剧组称，有一份“红头文件”——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6］16号），该文件透露，毛主席曾在江青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还有一段是毛主席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主席还说过：“江青有野心，有没有，我看是有。”

剧本制作团队写出“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这一台词的依据，主要来自于该文件中称：“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龙平平称，华国锋在当时场合下说是“毛主席生前部署”，是合理的。

恢复高考：改革开放的“第一抉择”

龙平平也把一些个人经历放到剧中。他说，田源这个角色，就有他自己的影子。田源参加高考时遇到的一些问题，就是他当年遇到的。

恢复高考，在剧中是重点表现的大事件。“邓小平7月23日才恢复职务，8月6日就恢复高考，”龙平平认为这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抉择”。

剧中有一场戏，北大新生入学，就有叔侄同班、夫妻同班、师生同班这样的“千古奇观”。

知青回城：可能会感动很多人

知青回城的戏也是重点。“之前好几稿都没有知青回城的戏，现在有三集讲知青回城，”龙平平说，这个戏，应该会让很多人感动。

“当时国家那么困难，很多人说，这么多知青回城，北京怎么受得了？上海怎么受得了？邓小平缓慢地说：让孩子们回来吧。这就让上千万人回城了，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再过两年，可能就回不来了。”

为剧中错误道歉

按龙平平的说法，该剧可分为三个部分：前13集，讲1976年10月到1978年3月，从粉碎四人帮后复出，主动请缨管科教，并以科教为突破口，拨乱反正；第二部分是“历史转折”，从1978年5月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当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三部分是三中全会之后到1984年，这是全面改革开放的过程，包括香港问题的提出和解决等。

即使是现在看，龙平平还能对自己的作品挑出不少毛病。比如近日播出的一集中，演员在1978年抱怨“现在高三的学生不会做一元一次方程”，但实际上当年还没有高三。毛泽东早年缩短学制，中学变成4年，“高三”至少到1979年之后才出现。

“作为主编剧，我道歉，”龙平平说。

焦点问答：

问：胡耀邦的戏份，是多了还是少了？

龙平平：胡耀邦的戏份不少，非常多。审查的时候，还有人提出：“这个地方胡的作用应该多写一点”。

问：田志远和夏默这两个虚构人物受到很多关注。有人说，田志远的原型可能是胡耀邦。这种说法有根据吗？

龙平平：我十几年前就写过电影《邓小平》的剧本。过去写邓小平，有很多顾虑，写电影的时候就写的是1976-1992年的事，里面没有虚构人物，全是真人。这次吸取了教训，虚构人物一条线，真实人物一条线。

邓小平很特别，他通常是寡言少语的。但也会在跟大家合影后，把人都叫回来，讲上两小时的话，而且都是石破天惊、对国家有重要影响的话，也没有稿子，整理出来后，基本不用改。对这么一个人你怎么表现？为了剧情发展，虚构了一些人物。

田志远、夏默，他们的原型，至少有10人以上。比如田志远的职务上有很多变化，其实是不合理的，他最初在国务院研究室，邓小平复出后他又当了港澳办主任，一般来说不太可能，但需要这么一个角色。

像夏默，是知识型的党内干部，这批干部在改革开放中冲在最前面，剧中还有反映他与美国谈判汽车的情节。

问：叶永烈指出，在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说的第一句话是“我可以安度晚年了”，而不是剧中的“我还可以再干20年”。为什么要这么改？

龙平平：这样改是有根据的，而且这也是邓家人的意见。

问：据称该剧原有毛泽东、周恩来的戏，后来为何删除？

龙平平：本来我们想通过闪回的方式，来反映邓小平的一生，这肯定就会包括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但最后因为篇幅，还是删减了。有些场合硬插进去也会显得“唐突”。毛、周的戏份本来也不多，比如毛泽东主持邓小平婚礼这些，也保留了。

问：抓捕四人帮，为何没有具体演出来？

龙平平：曾经有一集专门写抓捕四人帮，但后来想想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包括荧屏上四人帮的形象应该如何体现等，最终还是模糊化了。

原来的版本，是从毛泽东1976年9月9日逝世开始，但后来发现这样的话，前面拉得太长了，写两集了都没邓小平什么事，最终放弃。而且，抓四人帮跟邓小平关系不太大。

问：现在纪念邓小平，有何现实意义？

龙平平：改革开放是怎么来的？现在学界甚至有一种说法，说不管什么人当选，都会改革开放。这是假设。这部电视剧，就是要告诉人们，改革开放不是“顺其自然”，邓小平很少发火的人，在剧中都发火了，因为“不发火推不动”。邓选里的原话更激烈。

现在（国内矛盾的）尖锐程度比当年小。当年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边缘，真的不知道国家往哪里去。长期思想观念封闭，还有人说要按过去的方式。为了反映这个斗争，我们彷徨、迷茫，都是因为这个。

如果说对现在有什么启示，那就是：前辈遇到这么大的困难，都没有退缩。不仅国家领导人没有退缩，我们的人民也没有退缩。比如剧中的田源，本来是高干子弟，父亲是部级干部，他却回来卖煎饼。

田源在剧中有好几段话，我至今看起来还热血沸腾。

现在对清宫、后宫里的事，许多年轻人如数家珍；但对我们改革开放的过程却不了解，希望这部剧能帮助年轻人了解那个时代。

我们所有人都跟邓小平有缘，无论你多大年纪、有什么样的生活经历，影响你生活的重大事情，一定会追溯到邓小平。也就是说，如果不是邓小平，你所遇到的事情会是另一个样子。

主演马少骅：邓小平不内向，他早年还有“小钢炮”之称

迟到的马少骅，一进屋就用四川话道歉：“对不起，迟到了。”

演“寡言少语”的邓小平，难度颇大。但在马少骅看来，邓小平的性格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内向。

“他原来的性格是外向型的，早年在法国还有‘小钢炮’之称，”马少骅认为，邓小平后来变得内敛，是因为经历过太多，养成了不太表态、不太动情的习惯，“虽然话不多，但满肚子的话”。

邓家人也说过：“我爸爸没有流过泪。”“他这性格是长期练成的，”马少骅认为，邓小平不善于表态，但却是内心情感炽热的一个人。“他既有内向，又有外向。”

也有人说，电视剧中的邓小平“话太多”，不符合其性格。对此，主编剧龙平平笑了：“表现那么多大事件，开会，他在会上能不说话吗？不说话就不好看了。”

龙平平很赞同导演吴子牛的一句话：戏中描写邓小平，不是仰视的角度，而尽量采用平视的视角。“他是命悬一线的人，他给儿子擦背，弯着腰够收音机，是很生活化的一个人。这是我们从剧本一开始就很坚定的。”

该剧还首次全景式地展现了邓小平与家人的场景。比如剧中邓小平回忆当初怎么追卓琳的，想到动情处，不禁拥抱卓琳。“这都是创作，但没人提出异议，”龙平平说。

马少骅说，自己演邓小平，好多地方都很动情。比如在科教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握着科学家的手，心疼地说：“这是我们科学家的手啊。”马少骅形容自己演的时候“心好紧，眼泪差点下来，但绝对不能下来”。

“我想演活的邓小平，”马少骅说。自己刚接戏时很犹豫，“从个人来说，风险太大”，他接戏的时候已经60岁了，“万一演砸了怎么办？那段时间慌得很。”

马少骅说，自己很感谢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更感谢毛毛写她父亲的那本书。“很客观，我们演戏讲的是真实，那本书对我帮助很大。”

就在近日，叶剑英之子叶选廉给马少骅打电话：“你认识老爷子吗？”马少骅说不认识。叶选廉说：“他老在我们家打牌啊什么的，你把他怎么抓得这么准啊！”

“这对我鼓励很大，”马少骅说。

（凤凰网：孙莹）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7:51
　央视热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下简称《邓小平》）的编剧之一黄亚洲目前在美国游历、写作，即便身在异国，黄亚洲依然未能“逃离”邓小平的舆论热潮。

　　黄亚洲日前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说，“开播首日，我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当年上山下乡的‘兵团战友’，我们一起回忆往事，感动到流泪。”这一周，黄亚洲只要打开微信，总能收获许多笑脸和鲜花。

　　在美国，黄亚洲住在好友家，好友夫妇都是当年的清华高材生，去国多年，对祖国充满感情。这些天，这对夫妇在身边各种华人圈都不忘说一句：“央视正在播放的电视剧邓小平的编剧之一就住我家。”最后，黄亚洲几乎每天都能尝到朋友夫妇带回家的、各种朋友捎来的“私房菜”。“我知道，我尝到的岂止是美味，是美国人民朴实的感情。”

　　1949年生的黄亚洲，作为文革、改革开放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他承认自己“泪点低”，尽管对《邓小平》剧情再熟悉不过，还是会看得抽鼻子。

　　黄亚洲很爽直地说：“我这人有点俗，还曾担心这部‘主旋律作品’收视率不高。”

　　现在看来，这种担心可以放下了。

　　8月8日，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中央一套播出，首日收视率最高达2.88%，成为当日所有频道电视剧收视冠军。此后，各种好评声接踵而至，人物“接地气”的呈现方式，以及大量的历史细节，使这部“主旋律作品”同时收获了人气和口碑。

　　“肯定的评价现在主要集中在该剧对邓小平人格魅力的展现上，”黄亚洲告诉澎湃新闻，“比如剧中邓小平给瘫痪的儿子擦身，‘四人帮’毁灭前邓小平表现出焦虑、担忧等镜头，大家看后都表示，呈现出的是一个作为‘普通人’的邓小平，他也会担惊受怕，他也疼爱儿女，这就很贴近我们”。

　　同时，剧中一些情节也招致争议。一份遗志、一句台词、一件轶事、一场风雨，任何可能与历史存在偏差的剧情，都被列出考证，成为争论的对象。

　　为此，黄亚洲回应：“剧中最终体现的这些，一定有它的道理，电视剧只是一部文艺作品，不是《新闻联播》，我们要从故事的角度去理解。”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7:55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9-7 08:19 编辑

谈“老爷子”：领袖气质和慈父形象并存

　　澎湃新闻：

　　你在接触邓小平家人和下属等身边人的过程中，你觉得他们对邓小平怀着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他们眼中的邓小平是什么样的？

　　黄亚洲：

　　毛主席曾经送邓小平一个“钢铁公司”的雅号，喻指他的坚毅性格，对这一点，大家都是敬仰的，谈起来也是感慨的。当然，在他的家人眼里，这位“老爷子”不仅是严父，更是慈父。他在跟外孙女儿玩耍时会伸手去“揪小辫子”，流露出童心。

　　所以我在写邓小平的时候，采取了一种“平视”的角度，是写领袖，也是写人，把他的精神状态以及七情六欲都同时表现出来。

　　澎湃新闻：

　　在对邓家人的采访交流中，能回忆一些细节与我们共享吗？邓小平对他们的影响在你看来体现在哪儿？
　　黄亚洲：

　　每一次的交谈，都会让我感到他们对父亲的坚信与深情。邓小平在压力下的不屈不挠，我看在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体现。在政治重压下做最坏打算之时，全家“分家庭照片珍藏”的细节就最能体现一家人的团结与坚韧。“老爷子”过生日之时，年幼的邓家第三代会送他礼物“三只小猪”玩具，而他会给几个子女都写一幅字，说“爸爸没有什么别的可以送给你们的，就一人送一幅字吧”。

　　写到这种亲情时，我自己内心也会涌暖流，不仅为邓家人的亲情，也为我们所有中国人家庭的亲情。其实我们中国人都特别珍视这种传统的家庭感情，所以邓小平晚年也感慨过：“家庭是个好东西。”

　　澎湃新闻：

　　剧本里有没有什么情节是在这种交谈过程中作了修改的？

　　黄亚洲：

　　有，举一个例子吧。在我写的部分里，曾经写到邓小平在思想解放大讨论受到压制的时期里，夜不能寐，甚至半夜起身，取烟，走到院子里思索。其实这些描述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邓家的几个女儿告诉我们，“老爷子”的起居极有规律，心中再大的事，也是按时作息，一般说来躺下不久就能进入梦乡。这种作息规律是“老爷子”在严酷的战争年代中练就的，所以我就不能按照原来那么写。
澎湃新闻：

　　邓小平是出了名的少言寡语，是一个情绪不外露、非常内敛的人，在工作中是，在生活中也是，但影视剧毕竟是表演的艺术，我们感觉这部剧里的邓小平还是挺爱表达的，这会不会有点背离人物的真实情况？这两者如何兼顾？

　　黄亚洲：

　　邓小平晚年时不爱多说话，以及他基本不与家人谈工作上的事，也不与秘书谈论各种烦心的工作问题，这确实是我们编写故事以及生动塑造人物的一个难题。当然也有解决办法，比如他与下属就会讲很多工作上的事，他的很多生活细节也能传达出他的思想情绪。另外，让他适当地在不同场合说一些话，也不至于证明他的多语。

　　澎湃新闻：

　　2004年上映的电影《邓小平1928》，你也是编剧之一，同样是表现邓小平这个人物，从《邓小平1928》到现在这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有什么变化？

　　黄亚洲：

　　在那部电影里，我写的是24岁的邓小平，写到了他的：）秘书长身份的地下生活，写到了他的初次婚姻，那时候着重描写的是他的已经确立的人生志向，他品格中的坚毅与智慧。再多的，恐怕也没有了。而这一部，除了继续表达主人公上述的品性之外，更多的，则是表现他的对国家命运与人民生活状态的思考，以及这种思考中的果敢实践。他的这种行为改变了中国，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世界。这是他彪炳中华民族青史的最为浓重的一笔。参与这段历史的描写过程，我当然更加心潮澎湃。
澎湃新闻：

　　这部剧选取了邓小平复出后的那8年作为背景，为什么不再往后写了？

　　黄亚洲：应该说，这8年，是邓小平复出后拨乱反正的关键8年，国内政策、国际政策，他都作了极大的、极为有效地调整，国家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人们会在1984年的游行队伍中自发地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我想，这横幅，不是简单的一幅学生宿舍的床单，而是重新找回了自信心的中国人民的心声。所以，电视剧在这里打上结尾，是合适的。当然，历史还在延续，还在很活泼地前进，以后的中国当代史，也会有银幕与荧屏来蜂拥表现的。路总要一步一步走吧。
　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字。

　　谈争议：不会胡编，也不要把电视剧当社论看

　　澎湃新闻：

　　前两集中说“粉碎四人帮”是遵循毛主席的遗志，是现在争议比较大的一处，这样的台词一度被认为是“文学创作”，但也有人考证说这一细节是真实的。对这一段，你们当时是怎么印证和处理的？

　　黄亚洲：

　　肯定不会完全的胡编。我个人认为，这是剧中人说的台词，剧中人这么说一定是有他的道理，他一定得这么说，这在历史上是合理的，更不用说这只是一部文艺作品了。

　　澎湃新闻：

　　第二集中有这样一段：邓小平听到“粉碎四人帮”消息之后说的话是“孩子们，我还可以干二十年！”但有人考证，历史上真实的情况是邓小平说了一句“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还有一处：1976年10月6日的北京，并没有下雨，而电视剧为了烘托气氛，下起了大雨。这些改动颇有点耐人寻味，这样改动的用意是什么？

　　黄亚洲：

　　“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确实是邓小平当时的原话。剧中最终体现的这句台词，你可以理解为这只是一个电视故事吧。关于那天是否下雨，我想，也不甚重要。观众会理解的。还是这句话，小事不拘，要把它理解为一个电视故事。
　澎湃新闻：

　　已经播出的这几集，几乎每一集都有泪点，作为编剧，你会刻意制造一些泪点吗？

　　黄亚洲：

　　要说泪点，确实有。但是这些泪点，应该说，也不是刻意制造的。它本身就是中国当代史的泪点。中国的当代史是会叫人掉眼泪的，尤其是我们这些过来人，所以我们自己在看片的时候，也常常泪流满面。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邓小平拨乱反正的拳拳之心，以及马少骅老师对此的精准表达，也会叫人热泪盈眶。毕竟，这段历史太艰难了。

　　澎湃新闻：

　　作为编剧之一，你在创作过程中，事实部分得到哪些部门或者机构，哪些人的支持，看了哪些书籍或者材料？

　　黄亚洲：

　　这个戏的编剧工作，始终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指导下进行，近四年都是这样。中央领导也对这部戏很支持，换句话说，要是没有中央领导的意见，这部戏的创作也没有那么快就立项。看的材料那当然是海量的，书籍与网上各种材料都有，关键是取舍。总体还是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

　　澎湃新闻：

　　你自由发挥的空间有多大？
　黄亚洲：

　　虚构人物的那几条线上，我们都可以发挥，可以构建情节，哪怕是表现主人公的细节，我们也可以发挥，这里的自由度还是有的。比如我们设计了邓小平考察广东时期的下农村视察，碰到当时的农村只允许农户“至多养三只鸭子”的政策，这里我们就设计了邓小平突然停车进村、手忙脚乱的农村干部慌忙挡住墙上来不及抹去的“继续批邓”的大标语、邓小平察看农家灶房、邓小平发现农户多养鸭子的蛛丝马迹，然后是农户大妈吓得要朝各位“视察领导”跪下来求饶的情节。

　　发生这些情况的大背景是真实存在的，至于写什么来表现，则由编剧来加以发挥了。毕竟，这是一部文艺作品，不要拿它当社论看。

　　澎湃新闻：

　　这部剧中除了邓小平等现实人物这条主线外，还设计了一系列虚构人物作为副线，就剧本而言，你认为这些虚构人物的部分有多重要？这些虚构的人和事，比如夏家、田家，背后是如何取材的？

　　黄亚洲：

　　虚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些命运各异的普通人物不仅是推进剧情的线索，而且他们的翻天覆地的命运轨迹也正是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成果证明。

　　田志远与夏默，是两位虚构的高级干部，夏默更是知识分子型的，他们身上其实寄寓了许多干部的影子。而他们的夫人、子女则更是许多普通中国人的缩影。这就是鲁迅说的“杂取”。你不能说谁就是谁，谁就是谁的化身，甚至可以说，他们身上都有你我的影子。
谈尺度：一直做着“写了不能拍”与“拍了通不过”的准备

　　澎湃新闻：

　　华国锋和胡耀邦是邓小平时代不能绕过的两位政治人物，但以往的影视作品往往回避，这次将他们写进剧本，不少人评价说是一次大胆突破，为什么要作这次突破？

　　黄亚洲：

　　既然“不能绕过”，那就不要绕过。我们的着眼点，还是写好邓小平的形象，写出他对当代中国的贡献，这样，其他的问题就都不是特别的问题了。要说好一个故事，就不能过分的片面化。在这个方面，总的说，领导部门也是比较开明的。

　　澎湃新闻：

　　编剧过程中有没有尺度方面的纠结？

　　黄亚洲：

　　尺度的纠结，肯定有。不仅是最后审查阶段，就是编剧们自己在讨论剧本写作时，就考虑到了种种问题。因为毕竟是电视剧，受众面积这么大；又因为是中央电视台播出，人们在看央视节目时往往会有更多的解读；再者，当下的人们对时政又这么关心，观点与判断百花齐放，我们在描述当代史的时候，更要注意史实以及史实的合适表达。当然，所谓的合适表达，也没有一定之规，编剧之间也常发生热烈讨论，也常有写了删、删了再写的事。

　　但是我想，这样的故事要说个基本明白，一定是不能回避有些人和有些事的，不然，什么都顾忌，这故事还怎么往下讲？

　　澎湃新闻：

　　你在此前的一次访谈里提到：审片之后，还和许多权威人士不断争论哪些不宜表现，哪些应予删节。能否举个例子？

　　黄亚洲：

　　譬如撒切尔夫人挟马岛胜利的余威来京商谈香港前途问题，由于在“主权”、“治权”上都没有达到她原先预案的期望，她在与毫不退让的邓小平会谈后，下人民大会堂台阶时，滑跌了一下，估计是神不守舍的缘故吧，这件事在当时的国际新闻报道中许多媒体都做了文章，我们在剧本中也体现了，吴导演也拍了。就塑造人物性格而言，写这一笔当然无可非议。但是考虑到国际观感，这一段，审片时有，最后还是删节了。

　　澎湃新闻：

　　一开始是谁找到你，邀请你来担任《邓小平》的编剧？

　　黄亚洲：

　　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领导邀我参与编剧的，可能是因为我曾经写过邓小平生涯题材的电影，也写过若干重大历史题材影视作品。

　　澎湃新闻：

　　据说现在的编剧团队已经是“第三次搭建的团队”，那么此前的为什么没有成功？
黄亚洲：

　　在这之前，也有写改革开放中的邓小平形象的电视剧作品，第一次据说还拍摄了，但是没有获得通过，具体原因不知，好多年了，可能与政策把握上的难度有关吧。第二次有了剧本，还没有投拍，可能也是政策把握的原因。所以这次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直接来组织创作班子，把握性就大一些。

　　但是说实话，我心里一直是不踏实的，一直做着“写完了不能投拍”与“投拍了通不过”的心理准备。

　　澎湃新闻：

　　这部片子和你以往参与的“主旋律电视剧”相比，在剧本审查方面，有什么不同和难处？

　　黄亚洲：

　　确实，我参与过不少所谓“主旋律电视剧”的创作，但书写的英雄人物大多是历史年代久远的。这部戏比较特殊，表现的年代是我亲身经历的，很多老人都还健在，许多事都有很多亲历者，如此年代的真实人物要作艺术呈现，当然难。好在有中央文献研究室诸位的具体指导，毕竟松快多了。

　　剧本审读以及电视剧摄制完成后的审片，当然也可以说是严格的，都是按程序一步步走的。总之，我得到的信息是，在离播放还有一星期的时候，吴导演还在机房里作修改，制片方与导演的苦心可想而知。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7:56
原标题：解密《邓小平》：影视剧如何讲政治

经济观察报记者沈念祖赵冰洁

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48集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以下简称《邓小平》）已经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一周，全国上下掀起了追剧和评剧的热潮。

相较以往的红色影视剧，这部剧让观众眼前一亮。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拍到1984年实行全面改革开放，真实呈现了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邓小平访美、知青返乡、包产到户等历史事件。剧中首次展现了1976年以来的高层政治斗争，也出现了华国锋、胡耀邦等敏感政治人物，还对邓小平的家庭生活做了细致描绘。许多观众感叹此剧“大胆触及以往很少触及的题材”，将这些过去只存在于历史书中的情景，第一次搬上了荧屏。

对于该剧引起的诸多讨论，《邓小平》总编剧龙平平表示，有一些媒体谈到这部片子“脱敏”，自己不太懂指什么，但是确实有很多事情很难把握，需要拿捏，目前已经是破天荒了。不过，龙平平话锋一转反问，“当代人写当代史不敢面对，是要交给后人吗？”

导演吴子牛表示，这部戏很自由，“有一些媒体说这部戏体现了‘政治脱敏’，我却觉得这部戏体现的是政治进步。”

为什么只写到1984？

对于网络的一些质疑，导演吴子牛表示，“我完全相信编剧队伍。他们敢写我就敢拍。”

该剧的编剧团队可谓阵容强大。有中央文献研究室的专家、党史办的专家、邓小平研究的专家，而且剧本获得了重大项目建设指挥部办公室的通过。该剧总顾问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及四川省委书记王东明，两位正部级的“高配”。该剧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共四川省委、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摄制。经济观察报记者获悉，编剧团队在拍摄过程中全程陪同提供指导。

事实上，仅剧本筹备期就达3年，自立项到开播已有5年。早在2009年也就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时，龙平平所在的中央文献研究室接到有关部门下达的创作任务，并给他们提了三条指导性的意见：一是希望剧本描述的时间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届三中全会之间；二是要反映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形象；三是在体现邓小平个人的同时还要反映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龙平平称，为了让电视剧更好看，他们采取了“专家和作家相结合”的办法，随后中央文献研究室成立了以龙平平为首、专家和作家相结合的编剧团队。团队成员包括专业编剧张强，作家黄亚洲、魏人及邓小平研究学者刘贵军、周锟、王达阳等。“事实上，创作剧本四年中，很多作家都有参与。”龙平平说。

总编剧龙平平的另外一个身份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三编研部主任（原邓小平研究组组长），作为长期从事邓小平理论和中共现实文献编辑研究工作的研究者，龙平平曾参加《邓小平文选》和一些重要文献集的编辑工作，参加《邓小平传》等撰写工作；担任了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片《邓小平》、大型纪录电影《丰碑》等的主要撰稿人。他强调自己是“拿工资专门研究小平同志的”。此外，他还透露，自己曾经一直担任跟邓小平有关作品的审稿工作。

助理编剧周锟介绍，这部剧本的创作经历了前期构思、大纲、试写、正式创作四个阶段，最终形成了近60万字的剧本。

“以大纲为例，每一集的大纲都在5000字以上，远远超过一般电视剧的规模；此外，本剧增加了‘试写’这一程序，这是其他电视剧没有的。”周锟说，为了完成创作，主创团队多次去山里，进行封闭式写作。

龙平平介绍，仅剧情大纲就改了十几稿，其中也有过失望、彷徨的时候，有过想甩手不干的想法，但是在领导的支持和大家的鼓励下，最终完成了近60万字的电视文学剧本。“我们最初剧本写的是38集，但是每集内容都很丰富，所以最终剪成60集。但是因为有个参照，去年毛主席的纪念剧集拍了49集，我们大概参照一下剪了个42集的。然后再经过审查修改，最后定为现在的48集。”

就剧作题材而言，当代人写当代史，难度可想而知。“我们可以看到，对刚刚过去的这段历史，有的已有定论，有的没有定论，有的虽然有了定论，但出于不同经历、不同认识，有人又主张重新审视，这本身就是很大的挑战。”龙平平说。

据龙平平介绍，“同时要写邓小平和反映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就不能抹杀这一代革命家的历史贡献，所以我们这个剧本中至少出现了50个以上有名有姓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其中有一些领导同志还健在。”

该剧还有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特质，即采取虚实两条线索平行发展的叙事脉络，一条以邓小平为主，一条则是虚构了田源等人物作为映衬。龙平平解释，这是因为电视剧是艺术作品，有自身规律。

“我们过去写邓小平确实有顾虑，不敢去虚构。十几年前我写过有关小平同志的电影故事片，时间跨度更长，全是真实人物，故事情节也少，重大情节与重要观点均需体现，类似真人演绎的纪录片。”而今龙平平在电视剧创作中吸取经验，才有了这样两条线索。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该剧描写的时间段主要是1976-1984年间。为什么只写到1984年呢？“因为1984年以后太难写了。”龙平平坦言。

“敏感”事件如何表现？

像《邓小平》这样的重大题材的影视剧，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及人物形象的拿捏把握无处不在。在本剧的开篇，抓捕“四人帮”的场景是一个非常巧妙的镜头语言运用。会议室里，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们都到了，只有四个紧挨着的座位还空着。这样的镜头寓意和交代在同类影视作品中颇具新意。

龙平平介绍，在原本剧本的开头，应该是要表现“四人帮”被捕的那一夜。但最终从剧情结构角度考虑，时间线拉得太长了，播了两集，主人公邓小平还没有出场，因此作了删减，表演“四人帮”的演员并没有出现。

第二集中还详细描述了著名的大逃港事件。所谓的大逃港事件，是指建国后四次规模较大的内地居民集中逃往香港的事件。“说实话写出来容易，但是拍出来的视觉冲击力就大了。”

在龙平平看来，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出京，奔赴改革圣地深圳，在莲花山上，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他本人也不避讳谈“逃港”。“他都不回避，我们有什么好回避的呢？”

同时，在这部电视剧中将会有胡耀邦、华国锋等多个前国家领导人形象的首次登上屏幕。这一度引起网友广泛关注。据资料显示，此前在《浴血坚持》等剧集中也曾出现过胡耀邦，但故事的背景均设为1949年之前，而华国锋则是首次在电视荧屏上出现。

龙平平则表示，说到这些人物形象展现，首先即为“客观”，“表现这些人物形象，我们心里也忐忑，能不能演得像就是一个挑战，如果不像则可能遇到想不到的麻烦。”

“但如果在这八年里没有写到这些人物，或者没有对一些贡献做出客观表现，那叫什么历史呢？”龙平平直言，“所以事情和人物(出现)均属剧情需要。都是为了体现创作这个剧的目的。如果不是这样一个标准不可能做出忠实分析。”

导演吴子牛表示这部戏很自由，“有一些媒体说这部戏体现了‘政治脱敏’，我却觉得这部戏体现的是政治进步。”

他曾在1986年拍的片子中涉及到文革的部分，当时就被剪掉了。1991年他买了池莉的小说《你是一条河》，里面有描写文革的段落，所以剧本没有通过。如今，拍摄的尺度确实大了。这部剧对文化大革命的大尺度描写和基本全盘否定，应该也是第一次。

吴子牛解释说，以往表现领袖人物的电影、电视往往有一些套路，一是采取仰视、讴歌的态度，二是表现事件多，表现情感少。而在这部电视剧希望用平视的角度去看待邓小平。观众能看到，剧中的邓小平，既是一位信仰坚定、心系人民的老：）员，也是一位充满智慧、悲天悯人的长者，还是一位有生活情趣、爱好广泛的普通人。“如果只是塑一尊伟人的雕像，那我们的艰苦创作只会剩下疲劳。”

这对于首次出演邓小平的演员马少骅是一个不小的挑战，马少骅说“刚接戏时，我慌得很！怕！为什么？我接戏的时候已经60岁了。不敢接啊，怕冒风险，更怕让人失望。”好在剧组成员都很配合帮助马少骅寻找感觉。经常是他一进片场，所有演员都站起来。邓家人在场时也都站起来。“他们都把我当邓老爷子。”即便如此，马少骅还是表示：“现在让我演邓小平我仍然又怕又爱，身边的人也都说从来没觉得看你演戏这么提心吊胆。”

审查一路畅通

随着这部电视剧的播出，一些有关剧本内容遭改动、某些重要内容被删除的言论也一路伴随而来。龙平平则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说，这部戏的内容一直是动态的，如知青返城的戏之前剧本中没有，但是后来作为重要内容加入。他还澄清，电视剧在播出前进行必要改动完全正常，正式确定播出后剧本的改动已不涉及内容，动的只是标点台词等小地方。

针对网络上传的“送给各级领导审查的光盘就超过1万张。”吴子牛解释，1万份应该是口误，也就是一两千份。因为涉及到这个片子的部门很多，例如外交、港澳、党史等部门，还有中央电视台、四川省委宣传部、邓家的人、投资方等等。这些预审并没有给片子带来损失，有一些修改，我对此还是感到很欣慰的。

2013年4月，该剧剧本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领导小组审查通过。同年8月，经中央办公厅批准，该剧正式立项；9月，该剧正式开机。112天后，所有拍摄完成，转入后期制作。

总编剧龙平平表示，从剧本审查到成片审查一路畅通。龙平平介绍，自己以前就是个审稿人，“我是干这行的，参加过很多审片、审稿。创作那四年，我想的就是审查时人家怎样才能挑不出毛病。”

比如（片中出现的）逃港，我的心里面一直在打鼓。说是很容易，但拍出来的视觉冲击力就大了，开始没有把握，不知道能不能通过。但没有任何人对这个细节提出疑问。这些事情敏感不敏感，关键是表现的方式是否客观。”“尽管程序很多，手续很多，但没有遇到任何刁难。”龙平平补充说，我不是要歌颂谁，这是真心话。如果没有各方面支持，不可能6月5日送审，8月8日开播。

“要特别感谢广电总局和中宣部。”龙平平说。想确定播出时间时，他见到负责文艺的中宣部领导，问对方能否10天内给一个意见，对方十分爽快就答应了。第三天，龙平平还在外面出差时接到电话说，“你赶紧回来，意见出来了”。龙平平说，没想到这么快。“8月8日开播，超出我预料。我原来没有信心8月8日能播。”龙平平说。据其介绍，早在10年前，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时候，就有许多电视工作者想做这部电视剧，但因“题材重大，难度也比较大”，在创作中遇到很多困难，最后未能完成。


据《解放日报》报道，最早开始筹备拍摄《邓小平》是在2001年。当年，中央重大革命历史影视题材领导小组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上明确提出，必须集中精兵强将投入拍摄制作，于2004年保质保量地完成《邓小平》。

当时定下的编剧，是写过《小平，您好》的著名编剧王朝柱；导演是金韬，扮演邓小平的是上海演员潘玉民。当时的导演金韬称，剧组遵循的一个创作原则是，“凡是还健在的历史人物一般不应出现在荧屏上”。当年电视剧已经进入摄制阶段，但最终未能有成果。

相比之下，正在热播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更显珍贵。2014年7月，该剧通过审查。审查意见认为：该剧“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的重大收获”。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7:56
《邓小平》好看在哪？大妈追剧停跳广场舞
2014-08-17 14:27:46我要分享 4条评论


央视一套持续热播的《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备受关注，特别在四川可以说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在泸州，跳坝坝舞的大妈们罕见地“停跳”；在广安，面铺老板8点“暂停营业”，都是因为要观看该剧。除了历史大事件之外，四川影迷还对剧中邓小平的一口乡音有着特殊的感情。



为看《邓小平》 广场舞大妈罕见“停跳”

四川泸州合江县福宝古镇入口处的桥头上有一片小空地，每晚8点准时，一群大妈就会跳起坝坝舞。但从8月8日《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开播起，这群在古镇门口跳坝坝舞的大妈们就不见了踪影。据组织者王阿姨称，这段时间看不到她们是因为大家都在家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所以暂时不来跳了。广安前锋区的叶航在观塘镇开了一家小面馆，生意还不错。这周开始每当晚上8点，都有客人来店里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此时他也会放下手里的活，和家人一起感受剧中邓小平浓浓的乡音。（华西都市报）



《邓小平》为何受到如此之高的关注？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能受到如此之高的关注，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题材上的大胆突破，这样大突破包括出现了华国锋等人物，也涉及粉碎“四人帮”“大逃港”等事件。该剧龙平平直言：“我们的审查，从剧本到成片，一路畅通。程序多而严格，手续很多，但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全剧以粉碎“四人帮”开篇——在紧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前，华国锋高声宣布“粉碎‘四人帮’，是毛主席生前的部署。”这样的情节，引发了观众的讨论。龙平平在此前接受的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样的情节完全有“红头文件”可查——中共中央通知（中发［1976］16号）。文件第三部分有一段话：“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就指出：他们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而对于华国锋、汪东兴等人物的首次出现，龙平平认为，“要客观地反映历史。我写这八年的中国发展史，如果没有华国锋，或者没有对他的贡献做出客观的表现，那这叫什么历史。”

经过四年的辛勤创作、一年的紧张拍摄之后，在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热播之际，龙平平和所有电视剧的创作人员都在期待着一件事，那就是观众的评价、观众的认可。（新华网）



《邓小平》为什么只写到1984年？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剧描写的时间段主要是1976-1984年间。为什么写到1984年呢？“因为1984年以后太难写了。”该剧总编剧龙平平坦言。龙平平表示，有些事“写书还可以，要演出来很难”。对电视剧《历史转折的邓小平》，公众比较关心的是“脱敏”。龙平平认为，目前“已经是破天荒了”。（中国经营网）

《邓小平》 “恢复高考”勾起知青回忆



晚上八点，家住四川广元青川县城农业小区的林立又和家人准时守在了电视机机前。出生在一个支援三线建设的干部家庭，林立17岁高中毕业就下了乡。和那个时代的知识青年一样，知青岁月成了他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看着电视剧里田源们积极准备恢复十年的高考，林立想到了当年的自己，眉眼间泛出了泪光。长在城里，林立年轻时的理想是当一名工人。上山下乡的几年里，理想与他渐行渐远。得知高考恢复，他和其他知青们奔走相告，相拥而泣。

历史前进的轨迹总是和个人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通过那次高考，林立告别知青岁月重新追逐自己的梦想。在新的岗位上亲历了改革开放大潮给祖国带来的巨大变迁。（央视新闻）

《邓小平》编剧：考虑国际观感删撒切尔滑倒情节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编剧之一地黄亚洲在谈论不宜表现的情节时说，譬如撒切尔夫人挟马岛胜利的余威来京商谈香港前途问题，由于在“主权”、“治权”上都没有达到她原先预案的期望，她在与毫不退让的邓小平会谈后，下人民大会堂台阶时，滑跌了一下，估计是神不守舍的缘故吧，这件事在当时的国际新闻报道中许多媒体都做了文章，我们在剧本中也体现了，吴导演也拍了。就塑造人物性格而言，写这一笔当然无可非议。但是考虑到国际观感，这一段，审片时有，最后还是删节了。（澎湃新闻）

马少骅主演专访： 人物塑造重在神似

在一次和邓小平的女儿邓榕交谈时，邓小平扮演者马少骅获知了一个细节，邓小平走路都是手背朝前。当马少骅把这一细节加入表演以后，发现这个微小的动作，让他整个人气质，突然一下，更接近了邓小平。剧中，邓小平说四川话，马少骅几乎把所有相关的素材收集起来，反复模仿揣摩。

在有了对邓小平扎实和深入地理解和解读后，马少骅把自己和角色合二为一，每一个动作，都是以邓小平的身份，自然而然发生的。并且希望通过种种细节来呈现一个更生活化的邓小平。而对于马少骅所塑造的形象，邓家人也十分认可。（央视新闻）



邓林：作为家属应责无旁贷地支持

邓小平之女邓林表示，“要表现邓小平，把精气神儿演出来就对了。”她充分肯定拍摄这部电视剧的意义，“宣传邓小平不是为了宣传他个人，而是国家的事情，目的是为了祖国和人民。前期中央文献研究室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作为家属应责无旁贷支持。”



她听闻剧中邓小平的扮演者马少骅拍戏累病了，又有点高血压，便用天麻卧鸡蛋给马少骅送来。这个细节得到马少骅证实，他告诉记者，那是邓大姐亲自端到他手上的，“我们拍戏她也不干涉，就一直远远看着。我现在还保留着大姐给我的纸条舍不得丢。”

邓林总结，这部电视剧遵从了一个非常好的原则，即“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她解释道，有关重大历史事件的表述全部是真实的，而生活中的事情可以“编”，“这样演员才有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与演技的机会。”（澎湃新闻）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7:57
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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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8 07:03:54来源：综合 作者：人民日报 金冲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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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
第1页 :从端正思想路线抓起、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邓小平是20世纪中国的一代伟人，人们把他称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什么是“总设计师”？他对事业的兴衰成败起着怎样的作用？人们为什么把邓小平称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时期的总设计师？
　　记得上个世纪50年代初，当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将要开始的时候，报刊上曾展开一场关于设计在基本建设中极端重要性的讨论。人民日报在社论中提出“施工必先有设计”的基本原则，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确实是这样：如果没有总体的成熟的设计，只凭热情和愿望就动工，结果不是做不好，就是做不成，或者中途改变、翻工重建，造成巨大损失。这类教训是不少的。
　　其实，小到某个工程项目，大到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都需要有总体性的正确设计，这样才有可能做好。
　　在中国：）领导全国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进程中，上世纪70年代后半期是一个大转折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期，有没有一个总体性的正确设计尤其重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曲折和挫折后如何向前发展？这是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
　　那时候，“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问题堆积如山，事情千头万绪，人们的思想相当混乱。不少领导干部还没有从导致“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左”的指导思想中摆脱出来，继续在“左”的思想轨道上徘徊。同时，也有一些人利用中国：）犯了错误、社会主义建设发生失误之机，提出企图让中国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右的错误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党必须向全国人民指明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既坚决纠正“左”的指导思想，又努力防止发生右的偏向。
　　从端正思想路线抓起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要闯出一条新路来，谈何容易！事情应该从哪里抓起？邓小平果断地把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作为突破口。
　　这就抓住了要害。人的行动总是由思想指导的，有怎样的思想就会有怎样的行动。历史处在重大转折关头，更需要有一个适应客观实际要求的思想大解放。解放思想决不是随心所欲地胡思乱想，而是要冲破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旧思想，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这就是中国：）历来提倡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为了做到实事求是。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谈不上走出一条成功的新路来。
　　邓小平一重新出来工作，就提出反对“两个凡是”，鲜明地支持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作了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成为改革开放开篇之作的重要讲话，讲话的题目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
　　邓小平的这些话，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广大干部和群众把注意力放到研究客观实际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如何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上来。以往在“左”的框框束缚下不敢想的问题敢想了、不敢做的事敢尝试着做了，一切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的新时期，就这样以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为先导和突破口到来了。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要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局面，首先必须明确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一个国家和民族，前进中极重要的是对未来要有明确的方向感，包括奋斗目标、战略步骤和基本道路，使它成为人们的共识。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经过3年多的探索和深刻思考，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以高度概括的语言宣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这就使中国人民明确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从而也就有了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形成了万众一心的巨大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两层含义：第一，它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别的什么社会制度。它同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或其他制度的国家在社会性质上根本不同。第二，它要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既不落后于实际，也不超越实际。唯有如此，才能使科学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基本原则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土地中，从而具有强大生命力并充分发挥优越性。
　　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根本问题。
　　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又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忘记或离开这些基本原则，那就不是社会主义了。
　　邓小平所讲的社会主义本质，着重是从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来讲的。这是因为经济是基础，经济决定政治，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特色也首先要在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上体现出来。
　　关于怎样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怎样体现合乎中国实际的“中国特色”，邓小平明确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因此，他又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共同富裕不可能一步达到，现阶段的要求是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7:58
毫不动摇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社会主义的成功，归根到底要靠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带动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发展。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原来十分落后的国家来说，更应该清醒地认识这一点。
　　邓小平说：“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一心一意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其具体目标和步骤是什么？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一直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无论出国访问还是在国内考察，他总要仔细地询问当地社会生产力水平和发展历程。经过反复斟酌和讨论，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设计。那就是：第一步，从1981年开始，用10年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生活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再用10年时间再翻一番，反映到人民生活上，叫小康水平，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第三步，到下个世纪，再用30到50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后来又提出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讲的这个“三步走”，主要是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上讲的。他说：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不是说制度，是说生产、生活水平。”还说：这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提出“三步走”的战略设计，使全党全国人民对今后70年应该怎样一步一步前进、对一个目标实现后接着应该奋斗的目标是什么，有了清晰的方向感和明确的共识，就觉得心里有了底，有了奔头。这是一种无形的凝聚力量。它所规定的前两步目标，都按照最初的设计实现了或提前实现了。今天，我们正在为实现第三步目标而奋斗。
　　在“三步走”的战略设计中，有一点很重要。在一段时间内，把实现四个现代化规定为20世纪末所要达到的目标，容易导致提出许多过高的指标。邓小平把20世纪末所要达到的目标改变为“小康的状态”。这个新的判断，就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规定了一个积极而又扎实可靠的基本设想，从指导思想上防止了重犯过去犯过的那种同脱离实际而急于求成的错误。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最初讲的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即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现代化，后来改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它使全党全国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面的，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的现代化，是既包括物质文明也包括精神文明的现代化，是一个整体的事业。
　　坚持改革开放
　　要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实行和坚持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提出并解决这个问题，是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的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的关系是什么？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这一点十分重要。
　　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因为在中国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中还存在不适应以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环节与障碍。邓小平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这就把为什么要改革和改革的对象说清楚了。
　　在改革中，邓小平特别重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早在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1979年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指明了一条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新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四大确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和发展始终相伴随。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改革也永无止境。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老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问题出现，甚至有些原来在改革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的做法，在新的形势下也可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新的阻碍物，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排除。历史正是在这种不停顿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
　　邓小平对这种状况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想得很远，早就指出：“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他到晚年还叮嘱：“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这是很有远见的。
　　开放，同改革不可分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不可能关起国门来进行。
　　对外开放的实质是什么？就是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加强同各国各地区的各种合作与经贸、技术、人员往来，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一切对我们有用的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服务。
　　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要同世界上所有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交往，一切有益的经验都要吸取和借鉴。对外开放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国策。
　　在对外开放中，邓小平特别注重“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大胆地、开创性地提出兴办经济特区、扩大对外开放区域等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对外开放进程。
　　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当然不是照抄照搬外国的东西。邓小平有一段名言：“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当年照抄苏联的经验和模式，没能得到成功。如果照搬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模式，同样不可能成功。不从自己的国情和实际出发，盲目地把人家的东西当成教条照搬过来，哪有不失败的道理？
　　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会不会导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回答：“不会。”他在十二大开幕词中响亮地说：“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他指出：“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7:58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为什么在作出改革开放决策的同时，要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把它们一起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呢？原因在于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要实现的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在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转折时刻，社会上出现过也一直存在一些思想混乱，有些人甚至公开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的领导。
　　面对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邓小平态度从不含糊。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篇讲演中明确指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邓小平一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认为这是我国思想政治领域的一个长期任务，将贯穿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他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这种自由化实际上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
　　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发生后，邓小平坦率地指出：“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记取并防止今后再发生这样的失误，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
　　邓小平果断地纠正了党在改革开放前长时间内实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错误，但这并不是说阶级斗争在我国社会上完全不存在了。因此，他提醒全党：“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
　　结语
　　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历史的发展有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但又从不忽视个人在历史上的重大作用。
　　邓小平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建设、改革中经历过无数严峻考验，经历过千锤百炼，有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广阔的世界视野，对中国的国情和人民的意志与要求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从16岁起，在海外发达国家生活多年，对现代化的大生产和社会生活有过直接了解。他思维敏锐、行动果断，在极端困难复杂的局势面前能够沉着地、大刀阔斧地打开新的局面，在全党和人民群众中享有极高威望。在党和国家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有这样一位掌舵者，是值得庆幸的事情。
　　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设想，大体上展现在《邓小平文选》中。他谆谆嘱咐：“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这些话，分量够重了，永远发人深省。
　　当《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完成时，他语重心长地说：“实际上，这是个政治交代的东西。”“政治交代”4个字，说明它是这位总设计师留给后人的嘱托和期望。他说，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他特别提到“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显然是提醒后人要保持警惕，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因为“不知不觉地动摇”有时比明目张胆地发表反对主张更加危险。
　　邓小平离开我们17年了，但他的话依然时时响起在我们耳畔。17年来，在：）领导下，中国沿着这位总设计师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步迈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且积累起许多新的经验和理论成果。这是可以告慰于这位总设计师的。党的十八大后，：）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正是邓小平一生梦寐以求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继续强调要着力加强“顶层设计”，而有些事不可能在事先全预见到，在实践中又要“摸着石头过河”，努力在沉着冷静和实事求是的探索中推进事业发展。在这个时候，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重温这位总设计师的许多重要论述，觉得格外亲切，也更加深切地感到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7:59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2 05:35 编辑

胡春华：对邓小平的最好纪念就是把改革开放发展好
2014年08月18日 05:02
来源：新快报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学习弘扬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推进广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在实践探索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邓小平同志的革命实践和丰功伟绩永远载入中华民族史册，他的思想和风范永远激励我们继续前进！

广东是小平同志十分关心和亲自指导的改革开放“试验田”，他对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广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切成就，都是在：）的正确领导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取得的。没有小平同志的关怀和支持，就没有广东今天的发展进步！

我们不会忘记，在我们党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转折时期，是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创建经济特区，鼓励广东先行一步、大胆探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广东迎来了解放思想、发展经济的历史契机。围绕如何贯彻落实好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尽快把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搞上去，广东省委结合实际提出了一些新的构想。1979年4月，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习仲勋同志，代表省委向：）建议，希望批准广东利用临近港澳的优势，在深圳、珠海以及汕头，各划出一块地方，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小平同志非常赞成这个富有创新的设想，当听说贸易合作区这个名称还定不下来时，他一锤定音地指出：“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在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广东创办了深圳、珠海、汕头三个经济特区，在全国先行一步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

我们不会忘记，在经济特区建设遇到外界诸多质疑的关键时候，是小平同志对广东改革开放的起步探索给予充分肯定，极大增强了我们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决心。1984年，经济特区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也面临一些前进中的问题，国内外对广东改革开放的做法十分关注，也产生了这样那样的疑虑和责难。在这关键时刻，小平同志亲临广东视察指导工作。从深圳到珠海，一路走来，看到经济特区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小平同志心里有了底。在珠海，他写下了“珠海经济特区好”七个大字，到了广州又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回到北京后，小平同志召集中央几位负责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小平同志对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肯定，极大地鼓舞了广东广大干部群众，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在小平同志的支持和关怀下，中央决定把广东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区。广东不辱使命，大胆探索，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迅速促进了经济繁荣发展，到1989年广东一跃成为全国第一经济大省。

我们不会忘记，在广东改革开放面临严峻考验的历史关头，是小平同志亲临广东等地视察并发表南方谈话，为我们拨开思想迷雾，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航向。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我国改革开放面临严峻考验，在这个紧要历史关头，1992年1月，88岁高龄的小平同志又一次亲临广东视察，发表极其重要的谈话。针对长期以来一些束缚人们思想的理论和认识问题，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 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明确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理论和认识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在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指引下，广东和全国一样，朝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掀起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热潮，使广东改革发展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小平同志倡导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到如今已经36年了；从1992年春小平同志最后一次视察广东并发表重要谈话，到现在已经22年了。可以告慰小平同志的是，在：）的正确领导下，历届省委牢记小平同志的谆谆教诲，团结带领全省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绩，南粤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综合经济实力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地区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85.85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6.22万亿元，约占全国的1/9；来源于广东的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41.82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16964.40亿元，约占全国的1/8；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15.92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09万亿美元，约占全国的1/4；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了历史性提升，2013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31万元，比1978年名义增长70多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2万元，比1978年名义增长50多倍。广东发展的历史巨变，生动地向世人证明，我们党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是完全正确的！

抚今追昔，广东人民永远感谢小平同志，爱戴小平同志，怀念小平同志！小平同志留给我们的最宝贵财富，就是他创立的邓小平理论和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我们对小平同志的最好纪念，就是继续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把广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一步发展好。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提出了“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总目标，要求广东努力成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排头兵、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地、探索科学发展的实验区，为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又对广东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广东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走在前列，努力交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份好的答卷。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总目标和新要求，为广东在新的历史起点实现新发展指明了方向。我们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的总目标而努力奋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行。

沿着小平同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我们要扎实推进广东全面积深化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小平同志亲自倡导和推进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和伟大实践。他深刻指出，“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强调，“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这些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改革开放对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对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好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广东改革开放继续引向深入，努力使广东在新一轮改革中继续走在全国前列，成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地。要牢牢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坚定信心、凝聚共识，正确、准确、有序、协调地推进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要不断建立健全体制机制，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通过深化改革增创广东发展新优势。

沿着小平同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我们要大力推进广东科学发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发展问题，反复强调“经济建设是中心”、“发展是硬道理”。他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他强调，“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我们要结合新形势的新要求，深刻理解小平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这个战略思想，牢牢把握科学发展的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努力推动广东科学发展，使广东成为探索科学发展的实验区。要积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建设广东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全面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要统筹推进珠三角优化发展和粤东西北加快发展两大战略，牢牢扭住项目建设、技术改造、重大平台、骨干企业、科技创新这“五大抓手”推动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取得实质性突破，牢牢扭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园区建设、中心城区扩容提质这“三大抓手”推动粤东西北地区发展提速，努力形成广东区域协调发展新局面。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切实搞好基本民生和底线民生，让广东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沿着小平同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我们要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硬。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一开始，小平同志就提出和强调“两手抓两手硬”的战略方针。他深刻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他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他殷切期望，“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搞好两个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广东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各种社会思潮激荡，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要毫不放松地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干部教育人民，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打牢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进一步加快文化事业发展，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广泛开展群众性文明创建活动，提高公民道德文明素质。要坚持扫除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让追求真善美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沿着小平同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我们要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小平同志深刻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他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要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他严肃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小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极端重要性，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我们要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和坚强有力的党组组，更好地带领全省人民干事创业。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导向，按照“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标准，把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选拔出来、使用起来。要树立基层一线导向，在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发现和培养干部。要坚持不懈地抓作风建设，巩固和深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把解决“四风”问题作为聚焦点，真正在转变作风上见到实效。要统筹推进惩治和预防工作，坚持治标与治本两手抓，以反腐肃贪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为推进党的事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

同志们，伟人风范，激励来者。今天，我们缅怀小平同志，最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小平同志的崇高品质，继续沿着小平同志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振奋精神，扎实进取，为实现“三个定位、两个率先”总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8:07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2 05:35 编辑

导读：

　　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如何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开展反腐败斗争，是邓小平始终关注和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

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邓小平关于反腐败的论述和观点十分丰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强调：“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
         要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
        1982年4月，小平同志首次提出：“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要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政策，一手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1986年1月，他又提出了“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的著名论断。1989年6月，他再次提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思想政治工作。”他在与中央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明确指出：“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1992年1月，他进一步强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同志在“两手抓”的提法上尽管有所不同，但一次比一次深刻，始终从战略高度来认识“两手抓，两手硬”的辩证关系，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来强调反腐败的重要性。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内部”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
        反对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报告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1992年，他再次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健全制度，完善机制
        邓小平认为惩治腐败，尤其要搞好制度建设。因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有从制度上健全对腐败现象的监督制度和防范机制，才能有效地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因此，要深化改革，健全制度，完善机制。一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理顺党政关系，调整权力结构，下放权力，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现象，消除官僚主义、家长制特权思想，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使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的工作职责、权限范围及公职人员的选拔、考核、任免、培训制度有明确的规范规定，行政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职责分明、公开、透明，对权力执行进行约束，防止权力的滥用。三是建立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行为，使市场主体一律平等，公平竞争，杜绝权钱交易等非法行为。四是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廉政建设顺利进行。五是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的机制，实行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和党派人士的监督、舆论监督等多层次、全方位的监督，保障权力行使不脱离法制的轨道。

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

　　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国情、改革开放与反腐斗争的实际，确立了新时期反腐斗争的指导方针、基本原则和基本策略与方法，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防腐治腐理论的一系列重大突破；而且实践上推进了新时期反腐斗争的深入发展，为新时期反腐斗争作出了贡献。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
　　王仲，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其腐败行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他较早收受的贿赂是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来自当地一个公社广播员。 尝到甜头，他胆子越来越大，开始大量收受、索取港商的电视机、收录机、电冰箱，然后转手卖出。1980年七八月间，海丰县打击走私贩私斗争正处于高峰期，被查获的私货在汕尾镇堆积如山，令王仲垂涎三尺。他到处“视察”各个缉私货物仓库，想要什么就拿什么。自1979年下半年到1981年8月，王仲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的总金额达6.9万元，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 上行下效，有了县委主要领导带头，海丰成为远近有名的私货市场。有人讥讽说，这里是“远东的国际市场”。1983年1月17日，在汕头市人民广场举行的审判大会上，重大经济罪犯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
　　邓小平同志强调：“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依靠制度惩治和预防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保证。在这一思路下，：）作出了“收支两条线”管理。同时，《中国：）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等一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法规和制度出台，反腐工作开始从治标向治本拓展。
　　建国后首次判高干子弟死刑
　　面对八十年代初，猖獗而泛滥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高干子弟犯罪，当局忍无可忍，遂决心运用重典，整饬社会风气，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对于那些长期逍遥法外的花花太岁，流氓衙内同样如此。
　　1986年1月17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这样说：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当然不是说就可以放松。我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
　　2月1日，陈小蒙（原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陈其五之子）、胡晓阳（时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胡立教之子）等人被判死刑，2月19日，他们被依法处决。“中国国内宣布对高级干部子弟判处死刑，这还是第一次。”外电亦纷纷发文，称对：）刮目相看。
　　狠抓军队廉政建设

1985年邓小平轻轻伸出一根指头裁军百万。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使军人面临更多诱惑，军队贪污、受贿行为日益增多。据《当代中国军队政治工作》一书披露，从1982年初到1983年底，全军共查出大案174 件，主要涉及走私贩私、行贿受贿、贪污盗窃、投机诈骗、非法经商、偷税漏税等问题。到1998年改革开放20年时，全军共查处了几百名正师职以上干部的腐败案件，其中主官占到2/3强，临近退役的领导干部占2/5，主管人财物的部门领导占1/3强。掌握关键部门、关键权力的“一把手”成为军队腐败的高发群体。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军委致力于从机制和源头上治理腐败。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军委、总部和各大单位先后制定出台近200项廉政法规制度。廉政制度建设，已经成为军队的一项重要课题。
　　第一，狠抓反腐倡廉教育机制。1980年中央军委就在《军队建设三年的规划》中，把加强党性教育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此后，中央军委先后制定了《关于发扬优良传统，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定》、《关于加强高中级干部教育管理的意见》等一系列与反腐倡廉教育密切相关的制度，将反腐倡廉教育纳入制度体系，并随时根据：）反腐倡廉的新要求，组织军人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活动、保持：）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等。
　　第二，完善反腐倡廉专项治理机制。近30年来，我军先后制定下发了《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关于军队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的暂行规定》等制度规定，针对一段时间出现的“特殊化”、“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以整党整风的方式进行集中治理；针对部队精简、裁撤过程中出现趁机“捞一把”现象，进行专项整治；针对以权谋私等容易纠而复发的问题，进行持续纠治。1998年，中央军委还作出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一律不得经商的重大决策。
　　第三，创新反腐倡廉纪检监察机制。1980年，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成立。1981年1月12日，军委纪委颁发了《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任务和职权范围的暂行规定》，对纪检机构的主要任务和职权范围作出规定。1983年，军委纪委首次颁布了《中国：）军队纪律检查委员会条例》。2005年，总政治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工作规定》。
　　如今，具有军队特点的反腐制度体系已初步形成，今后的关键是如何保证这些制度的执行力。正如明代宰相张居正所说，“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值得欣慰的是，王守业、谷俊山等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落马，让人们看到了军队执行反腐制度的决心。

“做官当老爷”的心态要不得

　　为什么在进入新时期以后，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会在短时间内变得如此严峻呢？邓小平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思想问题，即少数干部抱着“做官当老爷”的心态，丢掉了我们党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二是制度问题，即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不够健全，同时法制不够完备。在他看来，思想问题固然不容忽视，但制度问题更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问题。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邓小平不同意将脱离群众的问题统统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冷静客观地指出：“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过去是很好的，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林彪、‘四人帮’极大地破坏了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但是，把脱离群众这个问题统统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也不合乎实际，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一些脱离群众的制度，包括那些特殊待遇在内，文化大革命前有的已经有了，但远没有现在这样厉害。”（《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28页）
　　那么，制度上的弊端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邓小平明确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他还对上述现象的渊源、主要表现和危害逐一进行了剖析，正颜厉色地强调：“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333页）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8:07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2 05:34 编辑

党媒：习近平对邓小平的“三个认同”

　　【学习小组按】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反腐与作风建设层面给外界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当改革进入破除利益藩篱的深水区，尤其能显示出执政者的政治智慧、勇气与魄力。
　　有人说，以前是“路不平，想想邓小平”，现在是“路不平，看看习近平”。可见，在群众眼里，锐意改革的习近平，与当年开创改革开放道路的邓小平，在许多方面都有着相似之处。
　　小组日前发送了一篇《习近平引用的邓小平名言》，与《习近平引用的毛泽东名言》一起，可以看做是习近平对两代伟人的继承；而习近平现在致力的事业，也是对中国革命遗产与改革传统的发扬。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理解习近平对邓小平的评价与看法，就可以理解当前和未来中国的走向。今天，组员“秋白”发来一篇文章，在文中提出了习近平对邓小平的“三个认同”，值得小组成员一读。
　　习近平对邓小平的“三个认同”
　　作者：秋白
　　1、道路认同
　　履新之后不到一个月，习近平即“重走南巡路”，沿着当年邓小平走过的路线，从深圳，到珠海、顺德，再到广州。轻车简从，带头落实八项规定，探访民生，倡言改革。
　　就像邓小平“南巡”为改革开言路、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样，习近平此行，也为中国接下来的全面深改定了基调。这一趟，既有吸取基层智慧、为改革建言之意，也有广为吹风，造成强大改革声势的目的。
　　事实上，早在22年前，习近平就在《摆脱贫困》一书中写道：“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从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力度极大”的《决定》绘制的改革蓝图；从重拳反腐、力治沉疴，到简政放权、审批瘦身，无不体现出习近平对邓小平改革的“道路认同”。只有改革能解决改革带来的问题，习近平对此深有体会，改革的力度和决心，也已经在一系列的措施中得到体现。
　　2、理念认同
　　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待毛泽东是何种态度，如何处理所谓“前后三十年”的关系，自然成为外界关注的热点。
　　事实上，在当年12月26日习近平发表纪念毛泽东诞辰讲话之前近一年，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就曾在新进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明确表达了对“前后三十年的”关系判断。他指出，“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这不禁让人想起当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应该“姓社”还是“姓资”时的著名论断：“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可见，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评价，习近平和邓小平的理念基本一致，都认同改革开放前的积累，对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认同“毛泽东时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在对毛泽东的评价上，习近平和邓小平的理念也是一致的。他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毛泽东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走过弯路，他在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他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这与邓小平当年所说的“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的理念根基是一致的。
　　以上，可以称为习近平对邓小平的“理念认同”。
　　3、情感认同
　　对邓小平，习近平有种个人上的崇敬感，视其为榜样。
　　在浙江任职期间，习近平就在《之江新语?树立五种崇高情感》一文中写道：“要做到情为民所系，就要以党的先进人物为榜样，培养和增强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要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情怀感。他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而根据官方媒体报道，南行路上，习近平在栽下一棵树后“动情地说”：“我要再一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个口号。这个响亮的口号就是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视察南方途中提出来的。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个真理......”认可与赞叹之情，溢于言表。
　　这可以称为习近平对邓小平的“情感认同”。
　　纪念一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继承其遗志，践行其理念，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将其事业更好地实践下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重新回顾习近平对邓小平的评价与态度，也就能体会为什么全面深改，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一步，也就能体会，为什么说我们的改革“归根结底是为了人民的幸福”。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8:08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2 05:34 编辑

人民日报回顾邓小平档案：曾率先反对两个凡是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邓小平同志是一位伟人，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在世界上有着重要影响。他的思想理论和不朽功勋指引和鼓舞着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宏伟目标胜利前进。我这里主要回顾有关邓小平同志档案文献的一些重要情况，缅怀这位世纪伟人的丰功伟绩，学习他的光辉思想和伟大品格。
　　一、 一份珍贵的自传
　　1991年8月，俄罗斯开始陆续将一些历史档案解密并对外开放，其中有一部分是与我党历史有关的档案文献。经中央办公厅批准，1992年8月10日至24日，我带档案代表团一行5人前往莫斯科，查阅有关中国革命和我党历史的档案资料。代表团住在我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王荩卿大使和张志明参赞给予了多方面支持。我们先后到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和“当代文献保管中心”查阅档案。为了争取时间，我们中午不休息，吃点面包继续工作。
　　我清楚地记得，8月19日10点左右，在翻阅第530号莫斯科中山大学档案全宗第五卷时，突然发现一张22开白纸上写着“邓希贤”3个字。这不是邓小平同志曾经用过的名字吗？大家的注意力一下子被吸引了过来。邓小平同志原名邓先圣，5岁上私塾时先生说这个名字有对圣人不敬之嫌，给他改成了邓希贤。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27年，为适应当时地下工作需要才改名邓小平。翻过签名的第一页，正文是用蓝黑墨水书写的，一共10页。经过核对，这是邓小平同志1926年1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根据学校党组织要求写的一份自传。自传写了4个方面内容：一是家庭经济地位；二是个人的经历及思想变迁；三是加入团体及服务的经过；四是来俄的志愿。前3个部分主要写了邓小平同志家庭经济情况和1920年离开家乡赴法勤工俭学、参加党组织活动的基本情况，讲述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成长经历。第四部分来俄的志愿，邓小平同志表达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他写道：“我过去在西欧团体工作时，每每感觉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发生错误，因此我便早有来俄学习的决心。”他坚定表示：“我能留俄一天，我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尤其是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把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
　　我们那次带回来的档案复制件和后来制作成缩微胶片的档案文献共有364卷、5.8万页，填补了我党历史档案方面的一些空白，其中一些档案资料很珍贵。特别是能找到66年前邓小平同志写的自传，为世人了解他的革命足迹和崇高风范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大家都非常高兴。回到北京后，我们将这份自传的复制件报送邓小平同志办公室。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同志告诉我，邓小平同志看到后非常高兴，连连表示，这份材料反映的情况都是真实的，60多年前的档案能保存至今，实在不容易。
　　邓小平同志在7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报告、讲话、批示、文电、书信、题词等。这些档案文献是邓小平同志光辉一生的真实记录，是我们党极为宝贵的财富。回顾和学习这些档案文献，常常给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启迪。
　　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强调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大家了解“八七会议”，但并不一定知道这次会议是邓小平同志记录的，这份珍贵的记录原件现在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从莫斯科回国后，1927年7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机关负责管理文件和机要工作，同时参与起草文件。面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汪精卫叛变革命的严峻形势，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央秘书参加会议并作记录。他记录了每个人的发言，其中毛泽东同志发言有800多字，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彻底清算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方针，指引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道路。
　　从档案文献看，1931年8月，邓小平同志从上海来到江西苏区后，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迫害，被打成“毛派”头子并撤职，但他仍坚定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从1933年7月到1934年12月，邓小平同志主编《红星》报。《红星》报是当时中革军委的机关报，在广大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中影响很大。《红星》报大约每周出版一期，从选稿、编辑到印刷、发行，邓小平同志都亲自干，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办报70多期。1935年1月，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
　　在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同志以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和钢铁般的意志，不畏艰险，勇挑重担，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充分展现了伟大革命家、战略家的雄伟气魄和非凡胆略。从中央档案馆馆藏的档案文献可以看到，八年抗战中，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八路军129师纵横晋冀鲁豫，驰骋太行山下，大小战斗数千次，开创的根据地成为拥有18万平方公里、2400余万人口、30万军队的七大解放区之一。解放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被粉碎，转为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和毛泽东同志纵观全局、运筹帷幄，作出了“以主力打到外线，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的战略决策。毛泽东同志给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发出密级极高的电报，表示“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希望刘邓大军休整后，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邓小平和刘伯承同志感到情况紧急，立即复电：“决心于休整半个月后出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直趋大别山”。实际上不到10天时间，刘伯承、邓小平同志就率领12万大军出动，兵分三路，蹚着浅至膝盖、深可齐腰的积水泥沼艰苦跋涉，先后突破黄泛区、沙河、汝河、淮河重重阻隔，冲破国民党军队层层包围，千里跃进大别山，并创建了“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邓小平同志曾说过，我们好似一根扁担，挑着陕北和山东两个战场。我们要责无旁贷地打出去，把陕北和山东的敌人拖出来。我们打出去挑的担子愈重，对全局愈有利。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改变了解放战争的战略态势，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在这期间，毛泽东同志还多次致电邓小平同志征询关于大别山根据地创建工作的意见，并批转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亲自写按语称赞道：“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后，：）和毛泽东同志赋予邓小平等同志更大重任。中央指示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同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邓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同志对邓小平同志说“我把指挥交给你”，中央军委指示“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淮海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歼敌55.5万人，使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蒋介石的精锐部队受到毁灭性打击。之后，毛泽东同志又明确淮海战役总前委改为渡江战役总前委，仍由邓小平同志任总前委书记，指挥渡江作战。邓小平同志亲自起草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1949年4月20日晚至21日，千里长江，万帆齐发，百万大军从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1000余里战线上，以排山倒海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毛泽东同志欣然挥笔写下“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的豪迈诗句。
　　邓小平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安康、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而奋斗，充分展示了一位伟大领袖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怀和卓越胆识。我们今天缅怀邓小平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为党和人民事业奉献终身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学习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新境界的政治勇气和理论智慧，学习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务实作风和实干精神，学习他洞察世界大势、把握时代脉搏，在关键时刻作出重大决策的非凡胆略和恢弘气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践行者，进一步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二、一部重要的手迹选编
　　经中央批准出版的《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军事文集》等书，是学习宣传贯彻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文献。上世纪90年代，我和一些同志考虑，能否将邓小平同志的手迹编辑出版一部手迹选，既有助于大家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又可真实地感受邓小平同志朴实无华的文风。
　　1994年1月，经报中央办公厅批准，启动了《邓小平手迹选》的编辑工作。我们组织一些同志，从大量档案文献中挑选出邓小平同志手迹296件，包括报告、讲话、提纲、批示、文电、书信、题词、题字等。这些文献生动展示了一代伟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非凡经历和胆略智慧，其中多数为首次公开发表。手迹选出后，我们一个字一个字认真校核，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做好考证注释。为便于读者阅读，我们将手迹按题词、题字、书信、文电、批示、提纲6个部分分类，所有手迹均附有释文。2003年8月，书稿编辑完成后，经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核，并报中央办公厅和新闻出版部门批准，同意出版《邓小平手迹选》。江泽民同志对这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为《邓小平手迹选》题写了书名。2004年7月，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前夕，《邓小平手迹选》正式出版，为推动全社会学习宣传贯彻邓小平理论发挥了积极作用。
　　《邓小平手迹选》收录了1931年4月29日邓小平同志亲笔写给中央的《七军工作报告》。报告叙述了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后红七军、红八军的创建和战斗经过，回顾了广西左右江地区建设红色政权、发动土地革命的主要工作，总结了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一共是10条，其中一条就是讲忽视了群众工作，结果是到处站不住脚，转战7000里，从广西一直跑到赣南。邓小平同志的报告与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井冈山斗争关于纠正单纯军事观点的思考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先后从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反映了他们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不懈探索。
　　《邓小平手迹选》收录了1956年8月15日邓小平同志亲笔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召开的八大是我们党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参与主持大会筹备工作，主持修改党章并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为确保八大圆满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亲笔起草的八大《通知》简明扼要，全文如下：“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中直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党的八次大会问题，现通知如下：（一）八次大会定于九月十五日开幕。（二）现决定于九月一日到九月十四日，举行八次大会的预备会议。（三）请你们通知各代表务于八月卅一日以前到达北京，向中央办公厅报到。（四）中央决定各地区和各单位所选出的候补代表，一律列席八次大会，请通知他们同时到达北京。”一共4条、158个字，把开会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和报到方式讲得清清楚楚。八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探索适合我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初步成果，拉开了全面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幕。
　　《邓小平手迹选》收录了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同志写给中央的一封重要的信。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违背了党的思想路线，阻碍了拨乱反正。当时，邓小平同志还没有恢复工作，他敏锐洞察到“两个凡是”不利于党和国家事业向前发展，以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精神，率先站出来反对“两个凡是”。邓小平同志在信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高举和捍卫这面光辉伟大的旗帜，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他还建议：“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将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邓小平同志的信在党内引起强烈反响和广泛认同，对拨乱反正、恢复党的思想路线、开创改革开放新时期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邓小平手迹选》收录了1984年4月邓小平同志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重要批示。邓小平同志在外交部关于香港问题的请示上明确批示“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坚决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来华访问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称，中国收回香港会带来灾难性影响，要维持香港的繁荣，必须由英国来管理它。邓小平同志针锋相对，明确表示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的谈话，讲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气魄、力量和决心。1984年12月19日，邓小平同志出席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签字仪式，正式确认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现在，邓小平同志“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已变成现实，香港、澳门回归后保持了长期繁荣稳定。
　　文如其人。《邓小平手迹选》收录的文献，体现了邓小平同志看问题高屋建瓴，抓工作举重若轻，办事情雷厉风行，讲话写文章开门见山。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都是我们党优良作风的积极提倡者、率先践行者和光辉典范。
　　三、一个影响深远的讲话提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们党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必然讲到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亲笔起草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讲话提纲，也成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的珍贵文献。
　　中央工作会议从1978年11月10日开到12月15日，共36天。之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从12月18日开到22日，共5天。与会同志分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个组。我参与了西北组的服务工作。
　　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会议先用2到3天时间讨论一个问题，这就是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看大家同不同意。与会同志展开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大家纷纷表示，工作重点的转移，是战略的转移，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根本性转变，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根本利益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央工作会议原定的议题：一是讨论农业问题；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同志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会议进入分组讨论以后，就突破了原定议题。与会同志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必须由中央解决“文革”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这次会议充分肯定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深入讨论了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生活等重大问题，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整个会议充满着畅所欲言、民主热烈的气氛。会议明确提出让大家敞开讲话，总共出了425期简报。由于讨论热烈，小组会常常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会议秘书组担心一些老同志身体吃不消，发出通知：“医生们意见，小组会时间较长，且参加会议的多是年纪大的同志，建议在会议中间休息十几分钟。”
　　12月13日下午4时，中央工作会议举行闭幕会，202人出席。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就是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对于这篇讲话，邓小平同志极为重视。10月份，邓小平同志就多次约有关同志谈讲话稿的起草问题。在这期间，他亲笔拟写了讲话提纲，有7个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同志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加起来一共是8个问题。邓小平同志与有关同志反复商量，最后决定讲4个问题。讲话稿起草后，他又几次修改。之后，邓小平同志将稿子分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邓小平同志在闭幕会上的讲话得到了与会同志热烈拥护，为此，会议决定延长2天，讨论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大家一致认为，邓小平同志的这个重要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由于中央工作会议作了充分的思想、政治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非常顺利。全会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同志开创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走过了30多年波澜壮阔的历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践充分证明，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决定并着力推进，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进行总体布局，对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开展全方位外交作出全面部署，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精神，奋力推进各方面工作，开创了新局面。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努力奋斗，一定能够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8:08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2 05:33 编辑

官媒解读：中央纪念邓小平诞辰的方式有何看点

　　毕竟，这是邓小平逝世之后第一个“逢十”的纪念年份，他将按照此项规定的哪一条进行，体现出的不仅是政治待遇，更是中国的政治判断与政治走向。
　　8月10日，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超级月亮”之下的街头路口，到处是影影绰绰的路人为纪念先人点燃的火。
　　12天后的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纪念日。他已离开我们17年。随着前天央视《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开播，对于邓小平的纪念也将迎来密集的高潮。
　　事实上，继去年毛泽东120周年诞辰纪念之后，从年初开始，外界就一直非常关注今年中央领导集体将以何种形式纪念邓小平，并将其视为如何看待新中国“前后三十年”、如何处理革命遗产与改革开放之间关系的信号。
　　昨天侠客岛的文章《中央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政治深意》点出了纪念邓小平的意义。那么，纪念邓小平的方式，又有什么讲究和深意在其中？
　　官方纪念惯例
　　对于已故领导人，中央有着详细的规定。多详细？详细到什么身份的领导人，在什么年份纪念，以什么样的方式纪念，由谁主办，什么级别的领导同志出席，都有讲究。值得一提的是，这份详细规定下发于18年前的1996年，彼时邓小平还在世。
　　在这份由中办、国办联合下发的《关于举办已故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诞辰纪念活动的通知》中，将需要纪念的人划分成了5个部分。
　　第一部分只有一人：毛泽东。毛主席的诞辰无论“逢十、逢五十、逢百周年”，都由中共中央举办纪念活动。
　　第二部分，是“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在党的历史上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纪念的时间节点相同，唯一差别是主办部门不同：“逢十周年，发表纪念文章，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纪念座谈会，中央领导同志出席并讲话”，而五十周年和一百周年时，则由中共中央召开纪念座谈会、纪念大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出席并讲话。
　　之后的三个部分，则按照生前级别不同，从“已故的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已故知名人士”，都有详细规定。
　　从这一官方近20年来遵循的惯例来看，今年中央对邓小平的纪念，由于是“逢十”的年份，因此真正的看点就在于，是由中共中央来主办，还是由“有关部门”来举办纪念活动，以及中央领导将发表怎样的纪念讲话。
　　毕竟，这是邓小平逝世之后第一个“逢十”的纪念年份，他将按照此项规定的哪一条进行，体现出的不仅是政治待遇，更是中国的政治判断与政治走向。
　　中央地方部署
　　事实上，对比今年和去年，已经能窥知一二。
　　去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中央一早就下发了文件进行安排。而今年年初，对邓的诞辰纪念，也下发了类似的文件。从中央到地方，都有类似的活动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中。
　　比如“发表纪念文章”的安排，就已在央媒上进行了一段时间。
　　从6月起，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就已发表了四篇与邓小平有关的文章，分别是《未被整理到“南方谈话”要点中的“要点”》、《邓小平谈话讲的六条准则》、《邓小平一个鲜为人知的自我评价》以及《邓小平选人的五条标准》。
　　而8月1日的《求是》杂志，则刊发了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的文章《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为纪念邓小平110周年而作》。逄的另一个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毛泽东传》的主编。
　　在邓小平的老家四川广安，虽然在离家参加革命后的70多年里，邓小平因为“兴师动众、骚扰地方”（邓小平之女毛毛语）的顾虑而再未归家，但是从年初起，当地就拟定了纪念邓的时间表。2月19日邓小平忌辰当天，邓小平就读过的翰林小学正式被改成了“红军小学”；在他的诞辰前夕，当地修建的“邓小平缅怀馆”也将落成。
　　去年的毛泽东诞辰，中央政治局七常委悉数到场瞻仰遗像，刘云山主持召开座谈会，习近平发表了讲话；今年的纪念活动，对于“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应该也有类似的规格。
　　如何处理“前后三十年”
　　之所以关注邓小平的纪念方式，是因为和去年纪念毛泽东诞辰一样，体现出的是中国将走什么样的路的问题。
　　一直以来都有声音认为，毛主政的“前三十年”和邓开创的“后三十年”之间，是有矛盾的。前者代表着中国自晚清以来的革命传统和革命遗产，后者则开创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其实早在2013年1月，习近平就作出了回答。
　　在2013年1月5日的十八大新进中央委员与候补委员关于十八大精神的研讨班开班仪式上，习近平就在讲话中说：“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换句话说，两个三十年是不能割裂的。两个三十年的代表人物，同样适用于这一判断。
　　而在当年的12月26日，习近平在毛泽东诞辰120年座谈会上，又提出了如何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
　　这两段方法论，无论评价毛还是邓，都有相当的实际意义。而新一届中央集体在反腐、全面深改、作风建设方面的力度与决心，也无疑让人看到：）对前后三十年遗产的共同继承与发扬。
　　因为说到底，革命与改革，都是为了谋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正如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所言，“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这，才是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邓小平的真正意义所在。(文/公子无忌)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8:09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2 05:33 编辑

人民日报：中央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政治深意


　　8月8日，《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正式登陆央视荧幕。这部电视剧走出了原先纪录片的套路，更为真实地还原了邓小平在1976年到1984年间的生活，包括对一些敏感政治人物的“脱敏”，比如宣布抓捕四人帮的华国锋，还有据说之后也会出现的胡耀邦。

　　该剧以戏剧化的方式反映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场景：一辆军用卡车停在中南海西门，8341部队的士兵冒雨出动，执行秘密的抓捕任务。怀仁堂里，则是两个人影在密商。深夜，西山某处所，大雨磅礴，士兵一动不动地站岗，黑色轿车鱼贯而入。华国锋宣布，粉碎四人帮。

　　这些过去只存在于历史书中的情景，第一次被搬上了荧幕，并给予了戏剧化的处理。

　　邓小平的政治生命在1976年改变。中央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也随着这部连续剧的上映而拉开序幕。

　　侠客岛注意到，这部电视剧的总顾问是冷溶和王东明。二位大名鼎鼎的人物。

　　今年61岁的冷溶，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二批大学生。在当年的高考中，冷溶考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在那里完成了人生的蜕变。

　　比冷溶小三岁的王东明同样是正部级，却比冷溶还早一年进入辽宁大学，和李克强总理同一批进的大学。他和冷溶的共同点，在于专业都是哲学。

　　之所以他们二位能成为这部剧的总顾问，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进入中央文献研究室那天起，冷溶就跟邓小平结下了不解之缘—从1983年到1995年的12年时间里，他一直在“邓小平研究组”工作，从普通编辑，一直干到改组副组长兼著作小组组长(副局级)。可以说，没有谁比现在担任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共文献研究会会长的冷溶对邓小平有更深入的研究了。而目前担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王东明，任职地则是邓小平的老家—四川。

　　一个“骨灰级专家”，一个“家乡省份一把手”，这样的总顾问队伍，是惯例，也是高配。

　　而这部戏的总导演吴子牛，不仅籍贯在四川，而且也是1978年考入北影导演系，从此从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走上了导演的道路，拍出《天下粮仓》和《大明天下》、《贞观长歌》等知名剧目。上映前，他把这部片子比做“一部50后、60后的《致青春》”。

　　两个总顾问，一个导演，共同的地方或许就是，邓小平都曾深刻地改变过他们的人生。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改革者”邓小平？

　　如果以时间的长度和出现的频率对比，历史上以“改革”著称的人不算多。战国时的商鞅、吴起，一跃而至宋代的范仲淹、王安石，再跃已是明代的张居正和清代的洋务派以及戊戌变法—“异代不同时”，但人物的命运却约略相似。在中国传统的史书里，“祖宗成法”是最高的政治正确，因此，“改革”的人，往往评价都不甚高，甚至非议颇多。

　　然而，从清代被敲开国门之时，“改革”，就成了中国一成不变的主话题。从晚清的革命到解放战争，从三大改造直至改革开放，贯穿于其中的主命题都是“变”—在这个“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纪，“改革”，一方面是改，一方面是革，逐渐成了一项绝对正确的政治话语和旗帜，一直至今。从这个意义上，也是“放眼二十四史，变革未如今日”。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始终是中共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当年苏联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批判，引发了苏联的内部分裂，对中共来说，这是前车之鉴。因此，涉及历史人物的评价，就异常敏感。

　　比如毛泽东，虽然对中央来说，去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也是异常隆重，但是在民间，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因为晚年的错误，也招致了不少质疑。而对于邓小平，疑义就少得多，少数人将改革开放引发的种种腐败、社会矛盾归咎于邓，这当然是不合理的。从历史的演进看，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虽然产生了不少新问题，但终究会在继续改革中得以化解。如果说邓小平有什么理论体系的话，改革开放就提供了一个开放的探索思路，只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任何的探索都是值得欢迎的。这就是邓小平开放的理论体系，也给后人的改革，提供了无限可能。

　　这也是邓小平留给后人最大的财富。

　　70年代末，邓小平主导的真理和实践大讨论，解开了思想界的束缚，给改革拓开一条生路。90年代初，当全社会依然纠结于姓社姓资的时候，邓小平南巡讲话，再一次以开放的哲学呼吁人们放弃对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议，一心一意谋发展，让意识形态的争议，在发展中探索求证。这两次转折点，邓小平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习近平上任后，面临的一个巨大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积累下来的层层矛盾，还有庞大的利益集团，更急切的还有意识形态领域对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争议。尤其在知识界和民间舆论场中，或者借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或者借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争议的核心，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个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所以，习近平履新不到一个月，就去了改革开放前沿—广东，并向邓小平铜像敬献花篮，已经明确表明了继续改革开放的决心。因为，三十年的实践证明，改革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全面深改的系统工程，几乎可以看做是改革开放继90年代初之后的再出发。

　　但同时，中央在去年也隆重纪念了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给这位：）和共和国的缔造者应有的尊重，也是对现政权合法性的宣誓。中共绝不会蠢到像赫鲁晓夫一样，因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而动摇执政的根本。

　　这是习近平的历史智慧。

　　文/公子无忌、独孤九段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8:10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2 05:32 编辑

                开国反腐三功臣：邓小平促进全国大清理

　　核心提示：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上个世纪50年代，毛泽东决心通过“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惩治和克服党内已经滋生起来的腐败现象。这个时候，毛泽东主要依靠了东北局的高岗（绰号“高麻子”）、西南局的邓小平、华北局的薄一波。可以说，毛泽东开国反腐大获全胜，此三人功不可没。
　　东北局高麻子：毛泽东开国反腐的“发动机”
　　据《毛泽东传》（1949—1976）介绍，引燃毛泽东开国反腐风暴的直接导火索就是东北局书记高岗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高岗这份报告中讲到的增产节约运动，是毛泽东建议开展起来的。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工作和生产中一些问题，本来是意料之中的。但在率先开展这一运动的东北地区，会暴露出如此严重的问题，却不能不使毛泽东感到吃惊。东北，是当时全国各方面工作开展比较早比较好的地区之一，在增产节约运动中竞暴露出这么多的问题，毛泽东深感事情的严重性。这里反映出来的决不只是东北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由此毛泽东决定“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假如这个时候，高岗报喜不报忧的话，或者不把问题报告的那么严重的话，也不会引起毛泽东的忧虑，开国反腐或许将是另外一个时间和局面。但当时东北是我抗美援朝志愿军的战略大后方，高岗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供给和保障工作。前线战士在流血牺牲，而后方却有人贪污浪费、贪图享乐、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自然是为高岗所不能容忍，更不会为毛泽东容忍。高岗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政治觉悟、大局观念和忧患意识，以及其杰出才能和突出贡献，深为毛泽东赏识和器重，后被调入中央（“五马进京”之一），担任国家计委主任。
　　西南局邓小平：毛泽东开国反腐的“方向盘”
　　据《毛泽东传》（1949—1976）介绍，毛泽东开国反腐斗争的转向扩模升级，是始于西南局书记邓小平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作了这样的批语：“西南局指出，过去反贪污斗争之所以效果很小，是由于没有像镇压反革命一样大张旗鼓地作为一个普遍的运动来发动，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要“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务必取得胜利”。
　　假如这个时候，邓小平没有提出那样一个建议，也不会直接促使毛泽东决心进行一次“全党的大清理”，搞一次“大战争”。但邓小平与高岗一样，一个镇守西南边陲，一个主持东北边防，都有着一样的战略忧患，都有着一样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倘若没有那样一种决心和铁腕，不去极力造成那样一种大气候、大阵势，打“打老虎”，就不会以排山倒海之势干净彻底地解决问题。邓小平在这件事上表现出的大气魄、大格局，及其铁腕治政的硬朗风格，深为毛泽东赏识和器重，后入主政务院（“五马进京”之一），担任副总理。
　　华北局薄一波：毛泽东开国反腐的“杀手锏”
　　据《毛泽东传》（1949—1976）介绍，毛泽东开国反腐掀起高潮并取得重大成果是源于华北局书记薄一波等的报告。他们在报告中列举河北省天津地委现任书记张子善、前任地委书记刘青山严重贪污浪费的事实。这是打“打老虎”的一个典型案件。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和慎重，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并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最后决定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针对有人给刘、张二人求情，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开国反腐也正是随着处决了刘、张二人渐渐落下帷幕。
　　这个时候，假如薄一波等人不亮“家丑”，那么毛泽东“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的开国反腐就不会“适可而止”。说实话，刘青山、张子善未必是最腐败的，但被推到风口浪尖上却是开国反贪第一案。薄一波不护短，不避重就轻，确实表现出了：）人的光明磊落。在处置刘、张二人的报告上，薄一波等代表华北局在河北省委提出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的意见后增加了“或缓期二年执行”的意见，可见他们对革命功臣的情谊。薄一波被称为“杀手锏”，确实帮助毛泽东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但这同样是一把双刃剑，不论怎样，处置革命功臣的阴影总是挥之不去……
　　注：本文史实部分均节录自《毛泽东传》（1949—1976），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研究室。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8:10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2 05:32 编辑

1981年新疆暴恐 邓小平称谁搞分裂就处理谁

　　文章来自：中国：）新闻网 作者：张明杰 原标题：稳疆兴疆 历史与现实—《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出版
　　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反对民族分裂。
　　20世纪80年代初，在新疆原来已经平静的分裂主义思潮又活跃起来，而且一开始就与非法宗教活动结合在一起，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试图利用改革开放之机否定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在新疆制造了多起危害国家安全的动乱和暴乱事件。1981年7月6日，中央书记处讨论新疆工作问题时指出：“新疆是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新疆是我国西部国防的战略要地。在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事业中，在巩固边防、保卫祖国的光荣斗争中，新疆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第251页。）8月16日，邓小平到新疆考察工作时，对新疆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作出了准确的判断和把握。针对当时新疆分裂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邓小平明确指出:“新疆的根本性问题是搞共和国还是搞自治区的问题。要把我国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用法律形式规定下来，要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要有民族区域自治法。新疆稳定是大局，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不允许搞分裂，谁搞分裂就处理谁。”（《新疆工作文献选编（1949-2010年）》，第252页。）1984年5月31日，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对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自治权利以及与中央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规定,对民族区域自治进行了细致完整的法律规范，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法律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为各少数民族充分行使自治权利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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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办特区幕后：追寻大逃港事件真相

　　核心提示：逃港的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进入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本文原载于《看历史》，原标题为“大逃港：追寻历史幕后 ”
   　 逃港的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进入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深圳特区报》工作，当时，深圳已经被设立为经济特区了。我听到当地(宝安县) 的人常说：“改革开放最初是在我们民间先搞起来的”，采访和调查中又听说民间的开放同建国三十多年来宝安县的几次大的逃港事件有关。我很惊讶，以前只知道特区是邓小平要办的，原来邓小平的决心后面，还有一幕大 戏。我就决心弄出个究竟，开始一点点地进行调查。

　　木讷与恐惧事情的进展却并不顺利，因为那时候，逃港这件事还是禁区。1988年我开始调查时，被调查的人往往都否认宝安县发生过逃港事件。当年，当地的人因为逃港普遍被压制过，有的还被关起来、被狗咬伤过、甚至被边防军打伤过。这些往事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主流意识中，是不能放到案上说的。

　　但是在私下里、饭桌上，大树下，我发现他们相互之间却经常谈逃港经历的酸甜苦辣。但当我再去找他们时，发 现我手中的纸和笔，他们又不说话了。这些说法和现象很触动我。

　　我认识宝安县万丰村的经济带头人潘强恩董事长，他倒是说得很明白，他说，改革开放是我们用血写出来的，没有大逃港，哪有改革开放啦，“我们死了多少人哪，淹死的，打死的，狗咬死的，枪毙的，都有，在我们村里就 有。”

　　于是，我通过潘强恩董事长的关系，来到万丰村。他安排我住在村里，我在那里住了四天，想见见逃港者和他们的家人。但是，一般男的不敢出来说话，只有一些妇女出来应付我。后来经过潘强恩的再三动员，才来了六七个女人，她们的男人都是逃港的，有的从山上掉下来，有的在海里淹死了。

　　我们在公司的会议室见面，当时的农民企业家办公室很简陋，就是一间农舍，地是泥土地，踩得多了，都是黑色的。有的妇女牵着孩子来，孩子们还很小，全是孤儿寡母的，很可怜。那些没了父亲的孩子还不懂事，满屋子跑 。这些受访的妇人很迟钝。对我的询问没有什么热情，问一句答一句。

　　虽然潘强恩对她们进行了动员，但她们看上去还是很木讷，谈不出什么内容来。看来，她们对这件事没有多少认识，只是因为潘总交待了，来完成一下任务罢了。

　　当时这种不敢讲话的现象很普遍，不光万丰村。我去沙井镇了解渔民冲击派出所的事件时，村民听说记者来了，也都很紧张，谁都不答话。1979年，刚搞改革开放时，这里的农民以为“改革开放”就是可以自由去香港了，要出海，结果派出所把船没收了。渔民就冲击派出所要抢回渔船，还要抓出封船的人。但是在潘强恩介绍情况之前，沙井镇没有人承认这里发生过冲击派出所事件，所有逃港者的家属都说，这里没有逃港的人，没有抢船的事，好像啥都没发生过。

　　我也曾彷徨过。单位的领导好意地劝我：“不要碰这个事了，引火烧身哪，你还年轻，正事不管，管这些干嘛？ ”

　　我采访的那些村子的领导也认为，你搞这个干啥，(这些事)绊我们脚的，都过去了，不要再纠缠旧事了，不是都要求我们向前看了吗？

　　因为我是党报的记者，村里人往往不好意思直接拒绝，一般都回答说没这个事情，干部就说，陈记者，我了解一下再向你汇报。可是后来我多次把电话打去，他们又敷衍推托了，最有代表性的话就是那句：朝前看嘛。

　　这种讳莫如深的现象一直到90年代初，都没有改观。

　　大约到了21世纪初，对大逃港事件，当地人在私下谈论得多起来了。除了当地的个别领导，乡镇书记这一级的干 部，还不敢放开同我谈逃港的问题外，当地农民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忌讳了。有的还把我请到屋里去，请我喝茶， 边喝边谈。原因很简单，经过十几年的经济发展，老百姓的民主意识提高了，腰杆子也硬了。从农村改革，土地 承包，办三来一补工厂，出租房屋，宝安县的农民富得流油。以前怕村干部管他们，罚他们的工分，现在他们怕 谁呀？凭自己的两只手干活，凭自己的本事办厂经营，农民不怕了。所以敢说话了。

　　沙井镇抢船事件发生在1979年。我是1990年代到沙井马鞍山村调查这一事件的，这是我在《大逃港》的第二集中想写的一个章节。群众冲击派出所之后，公安局派人来把大队支书抓了，准确地说，是他自己找上门去说，你们 把我抓了吧。他被关了十多年。我通过熟人找到了派出所的同志带我到马鞍山去。他被释放后开了个小杂货铺， 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在收拾杂货。派出所同志说老陈啊，记者找你了。我握住他的手，这时我明显感到他的手一 直在发抖。他还是怕，怕民警，这种恐惧是忘不了的，已经成为条件反射了。十多年的牢狱让他付出的太多了， 太惨重了。

　　我还是叫他陈支书，我说“陈支书，你是条好汉，我们记得你。你帮了村子的人。”他的眼就红了。

　　陈支书很木讷，说不出很多话，他反复地跟我说一句话“跑了那么多人，我犯了错误”，我注意到他一直说自己犯了错误，没有说过自己犯罪。他只是担起了这份责任，也讲不出大道理，只是说党好，这么久了还派人来看他 (指我来采访他)。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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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他“为什么要策划外逃”，他说不是策划，他没策划，是老百姓自己要跑的。“他们(村民)都想这么搞( 逃港)，你不能看着他们受苦嘛。都是同村的人，乡里乡亲的。”他又说：“他们要走就只好让他们走，担子只 好我来担噢”。陈支书还是当年那个语气。

　　如果说写第一本《大逃港》时，我的采访像挤牙膏，那么现在时代变了，逃港者的顾虑在逐渐减少，能主动提供 一些意想不到的资料了。
改革开放与不再逃港逃港者真正敢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已经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了。

　　那时改革开放给深圳宝安带来的富裕，使他们有一种自豪感。“改革开放是我们最先搞起来的”，就是这些伸直了腰杆子，在有了经济地位后，也要求明确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普通农民“喊”出来的话。

　　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确是同这些逃港的农民很有关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改革开放前，全国每年只允许50个人去香港，分到宝安县，连一个名额都没有，但宝安县至少有20万人的亲人在 香港。有的是父母，有的是丈夫、儿女。所以老百姓就只有“逃”

　　当地的县委，就只好搞一些“土政策”，划出十四个公社的范围，允许老百姓去香港做些生意，也允许逃过港的 人带物资回来，并允许他们回来办工厂，解决农民就业的问题。

　　60年代，逃港者回乡主要是带食品，猪油、面粉这些生活必需品，后来慢慢地开始带回来糖果、时装、香烟，能 够提高生活品质的东西。到了70年代末，“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香港已经成为小老板的逃港者，纷纷回到宝安来开办来料加工厂，比如胶花厂，把塑料的叶、花瓣，一片片地成箱从香港运过来，再用这边便宜的人工，把它们组装成花束。

　　这些由逃港者们带过来的小型企业，你说是工厂也行，说是车间也行，就是内地“引进”的第一批外资。就是说，在1978年12月安徽省的小岗村农民要求“包产到户”之前，宝安县的农民早已经在搞“引进外资”办三来一补 企业和养鸡养鸭养鱼出口香港了。这样，生活改善了，老百姓也不往香港跑了。这就是特区的先声！

　　宝安县的这些“对外开放”的土政策，60年代得到了陶铸的支持，70年代得到习仲勋的支持。1978年的7月，习仲勋来到了宝安县的中英街，观摩这些由逃港者办起来的胶花工厂，这时的胶花厂已经在使用工缴费、计件工资这 样的劳动付酬方式了。带他去的是“冒险”在宝安县搞改革开放“土政策”的县委书记方苞，习仲勋不但没有批 评方苞，还肯定和支持了宝安县委大胆搞起来的“土政策”，并叫方苞打报告交省委讨论。1979年3月，广东省委 正式以《关于发展边防经济的若干规定》批准了宝安县的做法。后来，习仲勋去北京向邓小平汇报工作，才决定 在宝安县创办深圳经济特区。

　　这些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更不愿把办深圳经济特区，搞改革开放同宝安县的外 逃联系起来对外人说。1990年代中期后，一部分比较担心的企业小老板，还反问我“你问这个搞什么事情？”进入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有一个在《大逃港》中没有写过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

　　我在采访中发现，1987年，深圳发生了一桩很大的逃港未遂事件：有人制造谣言说英国女王到了香港，凡去了香港的人都可以特赦，成为香港公民。于是，五六万人冲击特区防线。

　　后来我在调查中得知，这次与宝安县已经富裕起来的农民无关，逃港者不是宝安人，而是惠东、惠阳、揭阳县的老百姓。这与土地承包后农村剩余了大量劳力有关。 当时深圳市政府很紧张，调动了上千武警在路上堵。

　　这件事我一直在追踪，我要找出谣言是怎样起来的。追到惠阳县良井镇，我找出了谣言的“制造者”，是一个普 通的农民，名叫魏汉辉。才弄清了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

　　那个煽动的人叫魏汉辉。开个小店，拖着拖鞋、穿个短裤、光着脊梁，说客家话。他说原由是这样的：他的老表( 他的一位亲戚)看电视，新闻中说英国女王要到香港来，老表就说女王以前来香港时还搞过特赦啦。

　　不料他们二人的对话被正在屋外做活的木工瓦工听去了。工匠一回家就把这段对话放大了。于是在两天之内，出现了五六万人的冲关行动。我曾经怀疑，在当时没有手机和互联网的情况下，只是通过人际传播，就是再快，也 不可能煽动起几万人啊？后来才发现，谣言传出去的第二天正好是赶集的日子。谣言是通过赶集的群众传开的。因为土地承包后，大批劳动力闲置，都盼望搞一个出路，一旦听到风吹草动，就像一点火星掉在干柴堆上，煽动出几万人的冲关事件。

　　事情过去多年之后，我再次来到魏汉辉住的惠东县良井村。发现这个原来十分穷困的小村庄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许多家庭都盖了新房。魏汉辉现在也没开店了，常在外跑生意。我问他是否还记得当年那件事情，他坦然自若地 说，日子过得这么安乐，你让谁跑谁也不跑了。他有个荔枝园，园中一群土鸡在悠闲地跑来跑去。

　　《大逃港》在国内出版之后，在海外引起了广泛反响。香港中和书局迅速在香港出版了这本书，向海外发行。不 少海外的华人报纸、刊物摘载了书中章节。最近我也收到不少来自国外的信件，其中有一封是美国旧金山著名的 原电视台主持人汪伦先生的，很有代表性，他说： “我们当年就是逃港者。这是一段不应该被忘却的历史。可是 长期以来，没有人记录它，再过一些年，很可能会被人遗忘了。谢谢你为留下历史做了一件好事！我们周围的朋 友最近也正在热议这件事说，你书能够出来了，说明大陆真是开放了，进步了。我们都很激动！”

　　汪先生还想把在海外的当年的外逃者组织起来，大家经常在一起叙叙这段难忘的经历，作家张抗抗也向他们进言 ：“你们可以把这段历史写下来，很有价值啊。”最近，汪先生组织了现居旧金山、夏威夷等地的华人，想搞一 个逃港者网站。这些当年的逃港者说：这段经历不写下来我们不甘心。他们鼓励我写《大逃港》的续本，他们说 ，“我们一定为你提供更多的资料。”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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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复出第一仗：西沙海战赢南越


中国舰队
　　1974年1月19日，人民海军对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军舰进行自卫反击，击沉敌护卫舰一艘，击伤敌驱逐舰三艘，毙伤敌100余人。这场以劣胜优的海战，已经成为指导我军海上作战的经典战例。时任海军榆林基地副司令员的魏鸣森老人，披露了此次海战的秘闻。
　　周恩来声明：西沙群岛一向是中国领土
　　中国四大海岛之一的西沙群岛位于海南岛东南200多海里，是亚洲东北部通往东南亚的必航之路，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汉武帝时期，中国人就开发了西沙群岛。1951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声明：西沙群岛一向是中国领土。
　　1956年5月，南越当局提出西沙和南沙群岛归他们所有，派军队非法侵占。中国政府再次声明西沙群岛是中国领土。1973年9月，南沙群岛中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被划进南越当局的版图。1974年1月，南越当局不顾中国政府的多次警告，派出一艘驱逐舰和三艘护卫舰侵入西沙永乐群岛海域。
　　1月15日13时，南越军舰骚扰我在甘泉岛附近正常生产的渔轮，并炮击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甘泉岛。1月16日，海军南海舰队指示：西沙情况紧急，调兄弟舰队已经来不及，由魏鸣森任海上编队指挥员，照以前指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打第一枪。如敌人进攻，坚决自卫还击。19时37分，两艘刚刚抢修出厂的轻型猎潜艇出发，驶入西沙海域。1月17日南越军队侵占了金银岛和甘泉岛。
　　既要寸土必争，又不使战争扩大
　　1月17日深夜，周恩来打电话给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李力，问有关西沙的细节，说西沙可能引发一场战争，这个问题很大，需请示毛主席定。1月18日20时，周恩来召开作战会议，总的方针是：后发制人，政治上争取主动，既要寸土必争，又不使战争扩大。
　　已经到达西沙的魏鸣森在艇上召集紧急战备会议，转入战时状态。
　　1月18日凌晨3时，从情报中得知南越军舰准备拂晓前强行登陆晋卿岛。南越军舰总吨位在6000吨左右，装备有127毫米口径以下的火炮约50门。我们虽然也是四艘军舰，但总吨位才1600吨，火炮数量少，口径也小，又处于被动的内线阵位。但小也有小的好处，机动灵活。魏鸣森运用近战原则，贴上去，钻到敌舰火炮的死角，敌舰就只能乖乖挨打了。最终我们的小艇取得胜利，将五星红旗插到岛的最高处。
　　1月19日一大早，四艘南越军舰分左右两群又来了。5时40分，周恩来再次给总参作战部打电话，看来西沙情况发展很快，恐怕今天就有打起来的可能，原计划调动的兵力不一定来得及了。中央研究决定，由叶剑英、邓小平、王洪文、张春桥、陈锡联、苏振华六人组成领导小组，叶剑英、邓小平负责，代表：）到总参作战部指挥西沙海战。
　　周恩来的电话刚放下，邓小平、叶剑英等就到了总参作战部值班室。副总长向仲华、海军副司令员孔照年、空军副司令员张积慧也来了。此时，邓小平经毛泽东提议刚刚复出，1974年1月5日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是他停职7年后指挥的第一个重大军事行动。邓小平第一句话就说，先把情况汇报一下。然后说，要首先明确一下指挥关系，陆海空参战部队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指挥。接着，邓小平口述作战命令，作战参谋复诵一遍，他改动了几个字和个别标点，问其他领导，有没有不同意见。然后，邓小平把手一挥，果断地说：“发。”就这样，一份份电报发往广州军区。
　接到捷报，邓小平捻灭香烟说，我们该吃饭了吧
　　魏鸣森指挥两只小艇在南越军舰距离50米时，突然退车左转，右舵进车，与南越军舰成一字形同步漂泊。因东北季风的影响，南越军舰不时调整舰位和队形，我编队也随着变换，始终躲在敌舰的炮火盲区中。
　　1月19日8时5分，南越16号军舰违规插进我389号艇的航线，将389艇的舰舷栏杆挂断。魏鸣森命令389艇冷静，尽量回避。9时04分，一艘南越军舰后甲板上的小口径机枪打了两枪。南越军舰首先射击，是把进攻的主动权交给了我们，只是苦于兵力弱小，又被岛屿分散，魏鸣森不得不另选战机。
　　10时21分，南越四艘军舰成战斗队形开来，并猛烈开炮，企图强行登陆广金岛和琛航岛。魏鸣森立即命令全速接敌，冒着强大的炮火，我两组编队相靠，从2000多米一直冲到敌舰几十米处，首先把敌舰冲散。
　　战斗打响一小时后，南越三艘军舰一艘重伤，两艘重创，先后逃离战区，只剩一艘军舰活蹦乱跳了。我们的271艇和396艇也负了轻伤，弹药已经不多，要击沉南越10号舰，只有靠271和274艇上的100发深水火箭弹了。11时32分，我281编队经过两天一夜的航行，抄近道闯过有名的风浪险区七洲洋增援来了。第一个冲击就把南越军舰打着了火，第二个冲击敌舰机舱起火。到第三个冲击，281艇的一排重炮弹打出去，也就十几分钟，位于羚羊礁以南1.5海里处的南越10号舰起火，弹药库爆炸，右倾下沉。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战史上的第一次对外海上作战，取得赫赫战果。14时，总参作战部收到前线战报，叶剑英连声说打得好，打得好！
　　邓小平轻轻捻灭手中的香烟，说我们该吃饭了吧？离开作战值班室前，邓小平给广州军区发电报，定下指挥西沙海战的最后一个决心：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继续扩大战果，收复被南越侵略军非法侵占的珊瑚、甘泉、金银岛。
　　1月20日13时，3座海岛全部被收复，俘虏48人，其中包括一名美国联络官。2月27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将俘虏全部遣返。西沙海战牺牲的18位烈士，战后被安葬在琛航岛的最高处，航标灯建在烈士纪念碑顶上。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8:12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2 05:36 编辑

美国汉学家傅高义：没有邓小平，中国不会如此成功

　　核心提示：我相信，有这些有利的条件，但如果没有邓小平的领导作用就不会取得成功。在中国的领导人中间，没有其他人像邓小平这样，拥有更高的地位和其他领导人的尊重，以及关于党、政府、军队和外国事务的经验和知识。在让中国朝着鸦片战争以来领导人就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前进上，邓小平体现了把握政治进程的很高的技巧。
　　本文摘自：《南风窗》，作者：赵义，原题：《没有邓小平，中国不会如此成功》
　　傅高义研究中国是从研究广东开始的。1969年，傅高义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有关中国研究的著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73年，傅高义有机会第一次访问中国内地。1987年，在广东方面邀请下，傅高义开始了为期7个月的广东之行。1989年，他另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出版。这两本书目前都有了中译本。
　　傅高义主张中美应在政治经济各个领域保持全面合作。1997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访美时，到哈佛大学演讲，是第一位对哈佛大学师生发表演说的中国国家元首。傅高义负责接待、介绍江泽民主席。2000年傅高义退休后，仍然经常组织带领美国的教师、学生到中国加强交流。
　　2011年9月，傅高义的新书《邓小平和中国的变革》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历史地位被低估了，因为，当邓小平1992年退下来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150年来中国政治人物一直致力的使命：带领中国走上一条国强民富的道路。中国最基本的变革是在邓的领导下完成的，并已经持续了20多年，也会进一步延续下去。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之际，本刊推出封面报道《变革与重构》，详述了邓小平的遗产、“南方谈话”的发生逻辑、中国社会的解构与重构，以及大变化的启示。为了更好地了解西方对邓小平的看法，记者对傅高义教授进行了书面专访。
　　《南风窗》：您对于邓小平先生的一个基本看法，就是认为他是被低估了的政治家，因为他实现了鸦片战争后中国150年里诸多政治人物所共同期盼的一个目标，即把中国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强大。您认为让邓小平能够完成这一重要目标的最大决定性因素是什么？
　　傅高义：在毛泽东逝世和“四人帮”被逮捕后，有很多有利的条件可以实现让中国人民富裕和国家强大起来的目标。
　　1949年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了统一。1978年，在建国“老干部”中间已经形成广泛的认识，就是在大跃进中推行的制度和“文化大革命”中继续进行的阶级斗争必须改变。外国，尤其是美国和日本以及欧洲很多国家，也准备好打开它们的大门，欢迎中国这个“学生”，包括贷款、分享技术和欢迎中国的商品。
　　我相信，有这些有利的条件，但如果没有邓小平的领导作用就不会取得成功。在中国的领导人中间，没有其他人像邓小平这样，拥有更高的地位和其他领导人的尊重，以及关于党、政府、军队和外国事务的经验和知识。在让中国朝着鸦片战争以来领导人就努力要达到的目标前进上，邓小平体现了把握政治进程的很高的技巧。
　　《南风窗》：作为邓小平决定中国发展方向的最后一个重大行动，即1992年的南方谈话，20年后再来看这一次行动，正如您说的一样，和毛泽东在1965年动员地方力量来贯彻自己的意图的方式是一样的，这种特殊的方式是否预示着：未来中国重大发展问题的解决仍然需要这种中央的领导人动员地方力量的方式？有这种可能性吗？
　　傅高义：当然如此。党的中央比各个地方有大得多的权力，但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即北京的强有力的领导人在试图达到其他一些领导人并不赞同的目标上会获得特定区域的更有力的支持。
　　《南风窗》：邓小平作为领导人的魄力让人印象深刻。一个杰出的领导人，往往会带来这样一种效果，当继承者碰到重大问题的时候，往往会问一句：假如他仍在世，那么他会怎么处理这个问题？看上去您似乎认为现在最需要向他学习的首先是在反腐败上的魄力。但可能继承者与老一辈革命家那一代相比，更需要树立权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傅高义：像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很长的革命历史，获得过军事上的巨大胜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很自然比后来的领导人具有更高的权威。但我相信，现在的党的政治局和常委会做出的反腐败的决定和其他重要问题的决定仍是强有力的。
　　《南风窗》：对于一个：）执政的国家来说，邓小平的一个核心判断是：）执政的保持要靠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经济的不断增长。很多人现在对这一点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公平正义对于国家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您怎么看？
　　傅高义：在邓小平1978年领导中国的时候，整个国家非常贫穷，人民还没有解决吃饱的问题。当几亿的民众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过上宽裕的生活，他们很自然的就会开始考虑提高个人生活的质量。他们开始更关心像正义和公平这样的问题也就很自然。
　　《南风窗》：邓小平对于中国的未来也指出了解决贫富差距、腐败等问题的重要性。但邓小平最担忧的还是中国退回过去的道路。这就给：）的领导层带来一个考验，就是沿着经济增长和追求社会公平，可能会产生不同官员之间的分歧。对于过去计划和市场的争论，邓小平在不争论的前提下，用自己的影响力把中国带到了市场经济的道路。那么，面对未来的可能的政策分歧，有没有可能产生好的解决办法？您在中国的考察中，对此是否观察到了什么？
　　傅高义：邓小平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但在重要事务上他也需要获得领导层其他成员的同意和支持。比如废除人民公社，允许和农户家庭签订承包合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等，邓小平都经历了一段很长的仔细和其他领导层成员磋商的时间。
　　《南风窗》：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现在对于中国的崛起充满了深刻的忧虑。如您说的那样，邓小平的政策的基础是平衡大国关系和专注于自己国内的事情、很多国与国的分歧靠后人的智慧解决。如今，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国家在国际上受到的打压很不满意。您怎么看？
　　傅高义：很多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行动在一个多世纪里都受到外国的限制很不满。当中国更强大，很多中国人想在世界上展示他们的力量。事实上，所有国家，包括美国都是受到其它国家的限制的。
　　我相信中国的领导人会很明智地延续邓小平的道路，与其他国家和平共处，以便他们不需要在军事上投入太多，也不需要必须准备和其他国家的战争，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能量和资源投入到提高中国人民生活水平上。
　　《南风窗》：当今世界由于经济危机的蔓延，人们对于政治领导人的领导力深深质疑和不满。人们可以从邓小平身上学到哪些有用的东西？
　　傅高义：当今世界经济环境并不完全在政治领导人的控制之下。邓小平做的是领导一个劳动力成本很低、工业化早期的国家对外开放；派出留学生向世界学习；引进国外的科学家、商业人士和教师；和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以避免高昂的军事支出；以及保持强有力的政治领导。
　　这些经验仍然有用处，但对于处理当今世界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环境问题不能就说是足够的。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8:13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2 05:36 编辑

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上的发言

　　本来我为会议准备的是另一篇论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来信转述了以下意见："他认为如果没有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这次研讨会将是不完美的"。来信还说，"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这当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荣耀。不过，我倒愿意说明，为什么自己愿意冒着不自量力的风险，也要尝试着完成已经97岁高龄的科斯——这次研讨会的发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务。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书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给了我两本小书。翻开一看，是张五常著的《中国的前途》和《再论中国的前途》，由香港信报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这两本，却显然是盗印的：开面很小，纸质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显痕迹;封皮上没有字，里面印有"内部读物"的字样。
　　不知道谁是张五常。可是翻开他的书，就不能放下。在《中国的前途》的第148页，五常这样介绍："高斯对经济制度运作理解的深入，前无古人，且对中国的经济前途深表关怀"。书中提到了科斯的两篇大文，用产权(property rights)与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阐释了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理论。那时我自己对市场交易没有多少感受，因此对"交易费用"不甚了了，特别是对把交易费用似乎假设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面的困难。但是，对于"产权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却立刻觉得它有非凡的解释力。
　　为什么独对产权界定别有感悟?容我交代一点背景。我是1978年从黑龙江农村考到北京读大学的。此前，我没有机会上过高中，不过是1966年的一个初中生毕业生，经历了三年停课文革后于1968年上山下乡。等我拿到入大学通知书的时候，已在邻近俄罗斯的边陲之地上山下乡十年了。对我这样的人来说，邓小平时代的第一页，就是他于1977年8月做出的恢复高考的决定。这一页改变了我们一代人的命运。
　　1978年十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我们为重新获得读书机会而奋发学习。不过在那时的北京城，似乎也摆不下一张完全平静的书桌。我们到西单看过大字报，传阅过当时一切可得的有关日本、美国、欧洲、香港、韩国、新加坡现代化情况的报道，也聚在一起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新闻公报，以及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著名谈话。站在那个中国开放时代的端口，为了消化大量扑面而来的新鲜信息，我们在自发组织的读书小组里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
　　不过，最打动我们的，还是在一个聚会上听到的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农民只在底下秘密推进。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无可更改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我们的困惑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自发成立一个农村研究小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种种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其中还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观察、询问、调查、分析、研究和辩论，提升了对真实世界的认知水平。机缘巧合，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润生先生等前辈中国农民问题顶级专家的欣赏、指点和支持，把我们带入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其中个人最离奇的经历，就是身为一个非党人士，也参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几个政策文件的准备、起草、修订、成文的全过程——按规矩，这些党内文件一旦下发，是不可以让我这样的党外人士阅读的!仿佛在不经意之间，我们见证了历史：对于8亿中国农民来说，包产到户才是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伟大活剧的第一幕。
　　一、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
　　包产到户并不是"新生事物"。调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县就出现了包产到户——刚被卷入高级社的农民发现"大锅饭"带来出工不出力的消极倾向，就把集体土地划分到农户，以此约束集体成员努力劳动。后来我结识当年主政那个地方的县委书记李云河，他因赞成包产到户而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产队，农民把能够有效抵抗饥荒的责任田称为"救命田"。问题来了：既然包产到户不是邓小平主政中国以后才出现的现象，更不是邓小平自上而下"发明"或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为什么要把农村包产到户改革看成邓小平伟大戏剧的第一慕?
　　答案要从包产到户本身寻找。"包产到户"的学名是"家庭承包责任制"(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这套制度下，集体的土地分给农户，以农户承担一定的责任为前提。在开始的时候，农户的责任通常联系着"产量"——以相应土地面积的常年平均产量为基线，农户承诺将交多少给国家、多少给集体，以此交换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很明白，这是一个"增加的产量归农民"的合约，对生产积极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面，承包到户的土地，并没有改变"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们还是公有的，只不过按照约定的条件交给农户使用而已。
　　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发明了家庭承包责任制，也证明了这套办法能够有效地增加产量、抵御饥荒。但是，农民和基层生产队并不能决定包产到户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认。这是苏式中央集权体制的一个派生物：任何经济组织、生产方式的变动，都被看成事关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须由最高权力当局决定。在中国，从"三条驴腿的合作社"到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组成的超级人民公社，从要不要办集体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员私养集体的母猪，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夺。可是，毛主席对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的办法抱有很深的成见。有记录说，虽然严重的饥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许包产到户，但只要"权宜之计"产生了效果，经济情况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举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旗予以无情打击。在整个毛泽东时代，包产到户屡起屡背。
　　自发的合约得不到法律承认和保护，对当事人的预期和行为就有不利的影响。我们看到，自发的包产到户固然可以让农民尝到增产和温饱的甜头，但此种好处究竟能不能持续?未来继续承包的条件有什么改变?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这些疑虑都影响着农户的生产和投资(农地保护和改良)决策。这是来自合约本身性质的一个实质性的困难：作为有待兑现的一组承诺，不稳定的预期无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约的履行成本。
　　邓小平的贡献，是把国家政策的方向，转向了对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合约提供合法承认与保护。这并不是这位伟大政治家一时心血来潮的杰作。据杜润生回忆，早在1962年邓小平就谈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见杜润生回忆录，第332页)。这说明，邓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认"对特定生产关系(产权与合约)的意义。当历史把他推上了执政地位之后，邓小平就用"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农民和基层创造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在邓小平路线下，农民家庭承包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家庭承包制由落后边远地区扩展到发达地区农村、进而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农村生产队;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扩展为"长期不变";合约的责任从联系产量开始，逐步演变为联系土地资产。农民家庭承包责任制不断得到更高规格的合法承认：从基层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认，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后，2002年，中国的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确立了农户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法律地位。按照这部法律，全部农地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都长期承包给了农户;"集体"仍是农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经济职能就是到期把所有农地发包给农民。随着承包户拥有续订合约的优先权，"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
　　中国人创造的这个经验，让我们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个命题："清楚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译见《生产的制度结构》，第73页)。我们可以说，产权界定也是合约的前提——要不是双方或多方各自拥有清楚的资源产权，他们之间怎么可能达成任何一个合约?可是，中国的实践却提醒人们：恰恰是承包合约才界定出清楚的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因为在订立承包合约之前，作为集体成员的农户究竟对集体土地拥有何种权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这是不是说，农户的产权反而是经由合约才得到界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得出一个新的结论：合约缔结与产权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开的同一回事。
　　合约可以经由再合约(re-contracted)得到调整，而经由合约不断界定的产权也就可以不断进一步明确其经济含义、并逐步提升产权的"强度"。我们在中国看得清楚，后来被列入宪法保护范围的私人财产权利，最初就是从城乡公有经济的承包合约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私人承包获得的公有资源在约定条件下排他的专用权，不是私产又是什么?按照承包合约，超出约定产量的部分一般归承包人所有，这难道不正在创造更完备的私产吗?随着承包私产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产不断由少增多、由弱变强，公有制成员不断扩大对外缔结合约的范围，循序渐进地积累起更多的私产，也进入更丰富多样的市场合约网络。这套经由合约界定出清晰产权的办法，从农业扩展到非农业、进而扩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础。
　　来芝加哥参加这次会议的时候，正是中国春小麦的收割季节。此刻在华北农村的田野上，有一副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台拖拉机和收割机，顺着庄稼成熟的路线跨村庄、跨市县、跨省份移动。这些拖拉机和收割设备，有私人的，有多个私人拥有并集合到一个合作社或一个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给私人经营的。他们作业的范围，早就超越了一个个"集体"的狭小范围，惟有一个复杂的市场合约网，才把他们与数目更加巨大的农户、合作社、公司制农场的收割服务需求连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参加了进来，一道道紧急颁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对这些农机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务。这是经历了30年改革的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产权与合约构成了所有活跃的生产活动的制度基础。
　　邓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过"产权界定"的理论表达。可是，邓的改革之道就是坚持产权界定并寸步不移。这套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一直受到来自不同方向的批评。一种批评说，邓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经济的最后边界，因而背离了经典社会主义。这个批评忽略了继续维系一个不断支付昂贵的组织成本的体制的巨大代价，这一点，人们通过比较改革的中国与拒不改革的那些国家经济表现上的显著差别，就可以获得深刻印象。另一种批评认为，基于承包合约的产权改革远不如"全盘私有化"来得彻底和过瘾。这种批评则看轻了制度变迁所要付出的代价：只要过时的观念和既得利益缠住了相当多的人群，任何"激进和彻底的改革"在实际上寸步难行。甚至，制度选择的"最终目标"也受制于交易费用的状况。例如，这次我们大家到芝大开会，都要借助属于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为什么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彻底化为"私路"呢?答案是费用。每人一条专用的道路显然太过昂贵，于是社会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的同时约束人们的行路规范。
　　邓小平不为任何批评所动。他始终坚持一点，无论如何也要容许中国人在实际的约束条件下从事制度和组织选择的探索和试验。任何产权、组织或合约形式，只要被证明可以促进生产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邓小平就乐意运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动员国家机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标题下为之提供合法承认。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套非常实用主义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来经济学的进展，我发现在中国改革的实践经验里，包含着具有很高普适性的道理，这就是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
　　2006年，我访问了浙江东部台州市松门镇的一家民营公司。创办人叫江桂兰，是位农家女，中学毕业后打工10年，1991年靠私人借贷来的20万元，办起了这家塑料制品厂。四年后，江桂兰在广交会上向别人转租来的六分之一展台上，与外商签订了第一个出口合同。又过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货商。等我到访的时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个集装箱制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平常。比起华为的任正非、阿里巴巴的马云、吉利汽车的李书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营公司老总，江桂兰过于普通了。不过，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现在小一百倍也容易"举世知名"——在那个时代，任何"自由雇佣"工人的企业，绝对都有机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闻的榜首!同样是私人办公司，从被看作"资本主义"的洪水猛兽，到被戴上"民营企业家创业"的挂冠，满打满算也只不过30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人们当然要提到来自实际经济生活的压力。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又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于是，在单一的公有制制经济的身边，出现了野草般顽强成长的"个体户"。当年北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乡知青在路旁摆摊出售"大碗茶"。他们自我雇佣或利用家人劳力，靠私下筹集的小资本捕捉种种市场机会。一些个体户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扩展的市场要求他们进一步扩大生意的规模。结果，"个体户"开始越出了"家庭劳力加二、三个帮手"的规模，向着雇佣更多工人的"私人企业"方向演变。挑战来了：社会主义中国怎么可以容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复辟?
　　对传统思维而言，私人拥有生产资料，自由雇佣、特别是雇佣工人超过7人以上的企业，当然就是"资本主义剥削"，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这条马克思和前苏联模式划下的这条铁的界线，中国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也再也没有逾越过。现在，改革突破了传统戒条，是不是"走资"的疑虑笼罩中国。
　　同时高举改革开放与坚持社会主义两面旗帜的邓小平，抓住了一颗瓜子破解难题。80年代初，安徽芜湖个体户年广久炒卖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场追捧，生意迅速扩张。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从雇4个帮手开始，两年内发展成一个年营业额720万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业。"傻子"当上了老板，争议也从芜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夺小小一颗瓜子里面的大是大非?
　　我当时供职的农村政策研究机构是杜润生领导的，他组织了关于"傻子瓜子"来龙去脉的调查，并把有关材料报到了邓小平的案头。记得当时传回来的小平指示，斩钉截铁就是"不要动他"四个大字!其中，最了得的还是那个"动"字，因为这一个字就包含了"运用国家机器的强制手段给予取缔和打击"的全部意思。既然历史经验显示过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试试，再也不准用专政手段对待像年广久这样的民营企业家。
　　邓小平的办法就是允许实践、并从实际出发来观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并不难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广久雇佣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国有公司的工作机会;年广久付给工人的薪水，不低于当地国有工厂的给付水平;这些工人原本或失业，或从事其他工作但收益还不如给年广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场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给——老板与老板的市场竞争加剧了，不但是顾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资本主义剥削"的公案又作何处理?
　　没有人指出，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是交易费用为零。马克思在理论上坚持，当资本在"流通领域"雇佣劳力时，双方交易遵循的是等价原则。在这里，一切商品包括劳力商品的价格等于价值，因此就排除了资本对劳力的剥削。奥秘发生在其后：当资本家带着雇来的工人进入工厂的大门以后，通过组织、指挥、命令工人生产出高于其劳力价值的产品;最后，企业主带着这些产品回到商品流通领域，再次通过等价交换而完成剩余价值的实现。
　　很明白，在上述各个环节，都没有交易费用这回事。不是吗?资本家似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顾客及其需求的各种细节，从而决定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资本家也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了待雇的劳力和其他生产要素，从而决定以什么价格、什么合约形式雇多少要素;资本家甚至无需付出监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团队产品自动大于团队成员个人产品的算术之和。在这个前提下——也仅仅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当然同意马克思的意见："剩余价值"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带有道义上不公正的剥削性质。
　　问题是，真实世界里的交易费用绝不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务的买家与卖家，特殊如资本家与工人，他们之间在市场上的互相发现、订约和履约，都要付出昂贵的费用。交易费用不为零，就既不存在自动的"等价交换"，也不存在不需要经营、监督和管理的经济组织。从这点看，发现市场、协调供求、组织生产等项职能，绝不是"多余的"。资本家们获取的报酬，部分是投资于企业的财务资本的利息，部分是作为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服务回报。至于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场竞争——企业家与企业家的竞争、工人与工人的竞争、商品买家与买家的竞争、以及商品卖家的竞争——决定的。
　　资本家当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对稀缺性谋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场中人一样，资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约的过程中，侵犯、损害各相关利益方——其他股东、各种债权人、工人、上下游供应商、产品经销商、甚至顾客——的利益。人们可以用"剥削"之名囊括所有这些侵权行为，但是无论如何，"剥削"并不是资本家的唯一职能，正如可能的假冒伪劣行径并不是商贩的全部职能一样。在真实世界里，人们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与增加交易费用的行为——两者皆可图利——经常混杂在一起。究竟哪一种行为主导了经济，取决于现实的约束条件——习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实际执行。
　　那么，究竟怎样对待真实过程里的资本家呢?前苏联模式得出的了一个革命的结论——"消灭资本家，消灭一切剥削"。但是，这样一来，把资本家节约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职能也一并消灭掉了。问题是，交易费用并没有随着资本家的被消灭而消失。社会主义经济仍然面临节约建设成本、生产成本、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严重问题。结果，把资本家打翻在地的社会主义国家，只好由自己来扮演"总资本家"的角色，即用"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法权"(列宁)来管理国民经济。几十年的实践结果表明，中央计划体制不但运行成本奇高，也并没有完全消灭"剥削"——作为等级制替代产权与市场合约制度的产物，官僚特权替代了资本家的剥削;在"大锅饭"的体制下，多劳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劳却多得"行为的剥削。这个结果应该出乎革命家当初的预料，它当然要被反思。邓小平不允许把重新冒头的民营企业一棍子打下去，坚持多试试、多看看，意在探索把复杂问题分开来处理的路径。前苏联和中国自己的历史教训时刻提醒着中国改革的决策者，为什么社会主义经济非要把资本家连同创业精神、市场判断力、组织和协调生产的能力一起抛弃呢?
　　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执掌中国后不久，就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容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先生全权打理——这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
　　越来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确答案。随着企业家的存在被广泛认为是"对的"(right)，创业当企业家就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项权利(the rights)。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据一项权威发布，到2007年底，中国的民营经济约占国民生产总值50%，非农就业的70%，税收的30-40%。这是改革前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三 、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
　　从1985年5月开始，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此前，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价格双轨制"，即按计划指令生产的产品由国家定价，超计划增产的产品则按市场供求决定价格。这个过渡性的体制，在显著刺激增产的同时，也造成分配方面的混乱：同一个产品的"市场价"高于其"计划价"数倍甚至十数倍，以至于任何有"门路"的人，都有机会把计划轨道上的产品倒卖到市场上而大发横财。一时间，"寻租"盛行，公众反感。邓和他的同事们决心推进价格改革，解决问题。
　　价格改革之所以被称为"闯关"，是因为此前的波兰，因放开食品价格，影响工人生活，导致大罢工和波兰：）的下台。中国"价格改革"的代价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稳推进，没有谁可以打包票。邓小平决心用自己的权威推进价格闯关。他甚至说，乘我们老同志还在，勇敢闯过这一关。
　　1988年7月，国务院宣布开放名烟名酒价格。这其实是一次试探性的前哨战。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价格、工资改革的方案》。不料，会议公报发表的当天，全国各地就出现居民抢购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拥到银行挤提存款的风潮。十天以后，国务院宣布加强物价管理、不再出台物价调整项目、提升银行存款利息、全面整顿市场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决定开展全国范围的"治理整顿"。第一波"价格闯关"搁浅。
　　事后我的理解，在累计发放货币过多的条件下"放开价格"，势必把原先"隐形通胀"转成为群众不可能接受的显形高通胀。这证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面的强力支持，在高通胀环境下也难以顺利推进价格改革。中国进入了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顿"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银根、压投资、管物价;经济增长减速，经济改革停滞。让中国和世界大吃一惊的是，邓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奋力推进中国改革。他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坚持计划体制是不是就等于"姓社"(会主义)?走市场之路是不是就等于"姓资"(本主义)?他的答案石破天惊：计划和市场都不过是配置资源的方式，社会主义同样可以走市场之路。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于1992年再度勇闯价格关。是年，新放开的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达648种，农产品价格50种，其中包括在全国844个县(市)的范围内，放开了长达几十年由国家统购的粮食价格，并放开了除盐和药品以外全部轻工业产品的价格。到1993年春，中国社会零售商品总额的95%、农副产品收购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85%，全部放开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闯关"最终成行，"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从此成为中国经济制度的一个基础。
　　经济学家通常会不遗余力地推崇市场价格机制。这不足为奇，因为有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传统的鼎力支持。可是，为什么邓小平也对"看不见的手"情有独钟?这位曾经指挥过百万野战大军、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拥有一双"看得见的手"!他难道不知道，扩大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范围，总要在某种程度上收缩"看得见的手"发号施令的范围?大权在手，又坚决推进价格闯关，这究竟是为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涉及三个层面。第一，苏联式计划体制的实质，是把整个国民经济办成一个超级国家公司。这个超级国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组织运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产全部信息的成本，决策和指挥的成本，以及发现错误并加以纠正的成本，等等。作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一员，邓小平多年负责处理国家一线事务，几乎就是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的执行长。正因为对原有体制不堪重负的成本压力有切身感受，也对原体制的运行效率极不满意，才迫使邓小平比局外批评家更明白，权力过于集中的主要结果，恰恰是无法有效行使国家权力。历史把这位执行长推上了决策人的位置，邓小平决意改革，顺理成章。
　　第二，邓小平倡导的开放，启迪了一代中国人，也启迪了他本人。作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学生，我感受到那几年涌动的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想法、新冲动，无一例外都来自多年封闭后对外部世界的观察、比较和思考。无论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还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兰，所有当时在经济成就方面令中国羡慕的经济体，没有一个套用苏联计划模式的。这些经济体都允许"看不见之手"发挥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他们的经验说明，价格机制并不是洪水猛兽，中国为什么不可以大胆试一试?
　　最后一个层面最为隐蔽。邓小平的哲学，是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才产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国式权利界定和把企业家请回中国的改革政策。新的问题是，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coordinate)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叙述至此，我们也许要为一件事情而感到遗憾，那就是科斯教授从未访华，因此也没有与邓小平先生谋面的机会。不过，我猜想他们俩可能会互相欣赏。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
　　我们有幸目睹了历史性的一慕:一个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离开了"看不见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论原点，向企业家协调与价格机制协调并用的真实世界出发;一个实事求是的政治家离开了计划经济的教条，向市场与计划并用的体制前进——他们"会面"的地方不是别处，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国!当然，在"看得见之手"与"看不见之手"之间，边界尚没有完全厘定，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但是，"两手"之间充满意识形态敌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页已经翻过去成为了历史。新的认知是，计划组织与价格机制可以在一个经济体里共存并用，并以实际的运行成本为依凭来划清彼此之间的界线。
　　四、腐败的挑战
　　邓小平关于中国的许多预言都已经实现了。不过，有一点至今还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随杜润生先生前往温州调查的路上，听到传来的邓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国不能出现百万富翁，不能走两级分化的道路。到达温州的时候，当地人也正在热烈讨论。他们提出的问题是：温州一些民营企业家的身家财产早就超过了百万，分明已是百万富翁，怎么办?讨论得出的结论是，企业家的私人财产只有很小的一部分用于自己和家人的消费享受，大部分还是用于生产——如果把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恰当地分开来，温州和中国就"还不能算已经有了百万富翁"。既然如此，邓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违背了吧?
　　仅仅过了十年，个人的消费性财产超过百万的例子在中国就不胜枚举。数千万的世界级名贵跑车在中国热卖——那可不是"生产资料"。2000年的前后，全球顶极奢侈品的专卖店纷纷在北京上海深圳开张，市场说这里是成长最快的奢侈品市场。由于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力量，很多专业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进入了百万富翁的行列。所有这些，可以不无理由地被看成经济成就的象征。但与此同时，官方统计和报道、国内外学界的调查、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直接观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国还有不少生计艰难、平均每天收入不过1美元的贫困人口。
　　学者们用"吉尼系数"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状况，发现改革后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趋向。这类测度可能忽略了一点，即"收入的获取是否合乎公义"并不是定量技术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贪官们卖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众舆论真正痛恨的是后者，因为其收入不合公义。可是，关于收入差距的测算并不能划分这个及其重要的区别。其实，真正威胁改革存亡的严重问题是，即使根据反贪部门公开发布的腐败案例，人们也看到利用公权力腐败——显然不合正义的收入——的趋势在中国有增无减。
　　除了当事人的道德水准外，贪污腐败的趋势到底与什么有关?对此，张五常曾提出过一个理论。在本文开首提及的《中国的前途》里，五常指出，就竞争稀缺资源而言，人类社会形成了两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一种以等级制特权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防止稀缺资源被彻底滥用。另一种就是产权制度，即以财产权利的界分来划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空间，以刺激生产、交换、分工与合作。张五常更推测，当第一种经济制度转向第二种制度即市场经济的时候，腐败将大量发生，因为原来的等级特权无可避免地要争取最高的"权力租金"。这个过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种独特的"秩序"，即"制度化腐败"(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后来的中国经验的确表明，腐败不仅仅是改革启动的一种伴随物，也是瓦解公众支持改革的腐蚀剂、甚至是终极改革的致命杀手。转型经济怎样应对制度化腐败，是一项严重的挑战。
　　邓小平的答案是多手并举：道德教育、党的纪律和法治。我不认为还可以想出更多的办法来遏制腐败。问题是，在上述分权改革、重新界定权利、承认并鼓励民营企业家、大规模利用价格机制的每一个过程中，腐败不但形影相随，且有更快蔓延之势——腐败跑得似乎比改革还要快!1986年9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还可以用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拿什么来做补偿?举一个例子，原来"享受低价好处"的居民家庭，一旦价格放开后受到损害，政府可发财政补贴给予补偿。但是，原来主管物价的政府部门，价格放开后就面临权力缩减、部门撤并、甚至官员下岗的现实威胁。对于一辈子管物价的官员来说，他身上的专用人力资本一夜之间全报废，他能接受吗?用经济办法来补偿"丧失权力的损失"吗?出价低，不可能被接受;出价高，国家财政不堪负担——等级制其实是非常昂贵的。听任掌权者自己补偿(贪污腐败是也)?公众不可能接受，而那样"补偿"的结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弃权力。那么，可以不予补偿就取消权力吗?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于革命。
　　邓小平多次讲过"改革也是革命"。不过他面临另一项约束。作为"权力过于集中"的派生物，中国的党政骨干系统发达，但其他社会软组织发育不足，行政系统实际上负担着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体制改革副产品——重新安排官员——的难度。另一个连带的后果，就是国家权力体系一旦失稳，整个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推进"也是革命"的政治体制改革，又不得不以"稳定"为边界。于是人们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实质推进。一年以后的中共十三大，通过了酝酿已久的政治体制改革纲领，但没等到切实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竞的事业。
　　五、小结
　　中国经济增长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
　　有观察家以为，"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竞争力的根本。对此我的问题是，改革前中国劳力和其他要素的价格更为低廉，为什么那时候并没有影响全球市场的"中国制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识扩展才是中国经济成就的基础。不过若问，为什么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中国人对知识的态度有了根本的转变?答案是，改革激发了中国人掌握知识的诱因，而开放则降低了中国人的学习成本。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其中，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国经验的真正秘密。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也开启了中国经济增长之路。不过，他并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无论在产权的重新界定，企业家职能的发挥，市场经济框架的完善、还是国家权力的约束与规范方面，中国都有面临大量未完成的议题。作为渐进改革策略的一个结果，很多困难而艰巨的改革任务留在了后面，并面临改变着的社会思想条件。就在科斯先生主办的本次研讨会举行期间，全球金融动荡和油价高企，正给全球经济增长带来前所为没有的新考验。受汇率、利率、资源价格和行政垄断部门等重大改革滞后的拖累，中国经济能不能顺利应对这场新的挑战，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未定之数。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听到张五常的如下见解：中国人在改革开放以来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经济制度"。我自己得到的观察，不容许我像他那样的乐观和肯定。不过，30年来中国的经验的确证明，未来绝不是宿命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只要坚持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做对了的事情，继续推进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项，未来的历史将有机会再次证明人们关于中国的乐观断言。
　　作者附记：
　　科斯教授指定的题目，是The Unfolding of Deng’s Drama，直译回来，就是"邓小平戏剧的展开"——在中文语境里是另外一回事了。于是改用便于理解的本文标题。考虑到报纸的发表习惯，原文注释全部删去，留在以后关于中国改革的学术论文里再仔细交代。本文草稿得到宋国青、汪丁丁、卢锋、薛兆丰、朱锡庆、梁红等人的阅读意见，对作者多次修订文稿帮助很大。英文稿在讨论会前夜才传到芝加哥大学，蒙97岁高龄的科斯教授亲自审阅，并通过他的助手多次传递老人家的评论意见。在7月14日开始的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30年研讨会"上，科斯的致辞，张五常的主题报告以及R.Fogel、H.Demsetz、R.Mundell和D.North的评论，以及王宁、Roy Bin Wong，史正富、许成钢、张维迎、李俊慧、黄亚生、周燕、何东、朱锡庆等提交的论文、发言和讨论，不但增加了作者理解中国改革的视野和深度，更直接推动作者对本文的修订和补充。关于这次芝加哥学术盛会，作者和其他参与者应该还有文字报道与读者分享。这里谨对科斯及各位会议贡献者致以谢意，当然文中尚存的错失之处仍由作者本人负责。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来源：周其仁网站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8:14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2 05:37 编辑

吴晓波：邓小平的三个历史角色


　　1997年2月19日，当93岁的邓小平去世的时候，中国这艘东方巨轮已经驶过了“历史的三峡”中最惊险的一段。在去世之前的二十年，他一直是中国改革大戏中的“男一号主角”，而去世后的十年，他的思想仍然在如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走向。
　　坚持者
　　邓小平是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中将已经在意识形态的沙滩上搁浅的中国重新推入商业运动的大海的？其艰巨与反复，恐怕是后来者很难体会的。这是一个在必须坚持的时候，毫不含糊、分寸不让，而需要迂回的时候，身段无比柔软的政治家。
　　1978年底，召开了一次“全国科学大会”。
　　在大会上，邓小平出人意料地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论述。科学大会报告的起草人之一胡平回忆说，报告在党内高层传阅时，有人建议把此句改成“我们已经有了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队伍”，邓小平听了汇报后，只说了10个字：“这处意见一个字不能改。”
　　后来出任国家副总理的李岚清当时受命与美国
　　通用汽车公司谈判引资事宜，美方提出经营（jointventure）概念，“要赚一起赚，要赔一起赔，是一种互利合作方式。若要再说得通俗一点，合资经营就好比‘结婚’，建立一个共同的‘家庭’。”
　　李岚清的第一个反应是，你是大资本家，我是：）员，我能同你“结婚”吗？他当即将谈判做成简报，上报给国务院和中央政治局，其他领导同志都在报告上简单地画了个圈，意思是“看到了”，但是态度是没有的，只有邓小平批了几个字，“我看合资也可以谈嘛。”
　　1981年前后，中国出现第一次宏观调控，三年前上马上的上海宝钢项目受到重大争议，一些人大代表联合提议让项目下马，一些已经签订的合作也被迫中止，《纽约时报》在报道时用了一个很疑问原标题：《上海真的需要钢铁吗？》。便是在这一时刻，邓小平一锤定音，终于保住了这个改革开放后最大的工业建设项目。
　　在1990年之前，邓小平事无巨细，管理半径非常之大，他要为小岗村的土地承包合同定性，要为首钢与地方政府的纠纷排解，要为松下幸之助的进入中国牵线，要为荣毅仁的中信公司护航。在做出所有决定的时候他唯一考量的标准就是：它是否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进步。

　迂回者
　　邓小平被称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过，他并不是一个超越了时代的“先知”，相反，是一个最善于审时度势来改变方向的智者。李光耀曾经评价说，“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5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一度想靠大量引进外资来振兴中国的经济。在他的指示下，中央政府曾经策划过一个庞大的10年引资计划，计划引进600亿美元的外资，其中包括了120个大型项目。他委派谷牧等人遍访欧美各国，寻求合资意向。然而，这个浪漫蓝图很快就被证明是行不通的。
　　邓小平很快就改变了思路，他当即决定在南方—那里有中国大陆唯一的外来资本跳板香港—设立“窗口”，通过特区的方式逐步地引进外资。而在国内改革上，一方面加快国营企业的体制松绑，另一方面对民间经济的活跃持乐观其成的放任态度。在处理任何突破性事件时，邓小平往往采用的是“拖一拖，看一看”的态度。
　　他对傻子瓜子年广九的处理方式就很让人印象深刻。年是安徽芜湖的一个小业主，1979年，因为生产兴隆雇佣了10来个雇工，国内媒体开始热烈争论他是不是个资本家，是不是在搞剥削。这是一个看上去很小，但其实却很严重的争论，当时国内类似现象已非个例。如果认可，则违背《资本论》的“经典论述”，如果堵死，则民间经济发展无从谈起。邓小平用的办法让所有人都感觉意外，他说，“不能动年广久，一动就人心不安，群众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第二年又有人将年案上报到他那里，他只批了6个字，“放一放，看一看”。
　　这一放就是7年。到1987年，雇工超过8人的民营工厂比比皆是了，在那一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允许”彻底放开。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当时，关于特区的争议如火如荼，有人报告中央，在深圳特区，除了五星红旗是：）的，其他都已经变色了。在考察期间，邓小平马不停蹄走遍特区，一路上不讲话，不表态，参观时也很沉默，不露声色。到蛇口工业区时，袁庚汇报说，他们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整个工业区的口号。在那时，这也是一个很敏感的、明显带着铜臭气的口号。袁庚当场“将军”，自然希望老人家给一个明确的肯定。然而，邓小平眉毛一动，欲言又止。机灵的袁庚只好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
　　此言一出，全场大笑。主政深圳的梁湘一路陪同，总是希望邓小平给予一个肯定的意见，邓小平对他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不发表意见。”
稳定者
　　邓小平逝世后十年，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早非昔日可比，但是，最重要的变革脉络和逻辑却似乎仍然未改。
　　中国之崛起终于成为了公认的现实，如今它已经是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国有企业的改革命题在他去世十年后已经告一段落，或许如今形成的格局非当年所想，但是其大舍大得之策略却颇得真传；上海的繁荣也是邓小平晚年最关注的命题之一，他对这座城市所寄予的厚望正在变成事实。
　　不过十年以来，很多他没有看到的事件也正在考验着后来的中国改革者。他没有看到亚洲金融风暴的惨烈，没有看到人民币面临升值的惊险，没有看到垄断性行业次第开放过程中的种种曲折，也没有看到互联网经济对全球和中国的冲击。
　　中国仍然在“历史的三峡”中航行，我们也许将一帆风顺，也许将遭遇更险恶的激流。然而，邓留给中国的“思想遗产”，即仍然散发光芒。从1978年到1997年的二十年中，邓小平思考中国问题的起点始终是“中国不能乱”。这也是中国改革最后走上了一条非比寻常的渐进式道路的原因。
　　他在晚年更是一再提及“稳定压倒一切”、“共同富裕”以及“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等重大议题，这些思想与当今中国打造“和谐社会”的理念宛若一体。
　　1986年9月，邓小平在谈论中提及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当时完整的表述是：“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至今我们仍然艰难地行走在他的这段语境之中。
　　（本文原载《经观商业评论》，本报有删节）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8:15
本帖最后由 美惠子 于 14-8-22 05:38 编辑

吴新文：理解邓小平

　　1993年7月7日，邓小平在审阅其文选第三卷的若干文稿时指出："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页1362）当时他正在对十多年来的"立言"进行审阅修订，以便做出最后的"政治交代"。这句话就是他对自己思想的总体澄清，可谓意味深长，值得认真体会。
　　邓小平说这句话的时候，已是一位90高龄的老人了。难道他是在担心，日后有人会把他的思想往小处而不是大处理解，看不到他的良苦用心，只顾枝节而失其大端？或者有人对他的言论断章取义，各取所需，误解甚至曲解他的思想？在邓小平发动的改革开放事业正处于关键时期、各家各派竭力争夺对邓小平的解释权的今天，准确而全面地理解邓小平的事业和思想，已经成了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一项不容回避的理论任务。
　　一、改革与革命
　　文革结束后不久，邓小平复出。当时国内各种思潮纷然杂陈，对于新中国过去的20多年，特别是对于文革10年，国民的看法不尽一致，赞扬者有之，痛诋者亦有之。至于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究竟向何处去，很多人都在观望，间之以各种困惑、疑虑和期待。在中央高层和社会精英那儿，有两派立场较为鲜明，一派试图延续毛泽东的文革路线，是以有"两个凡是"之主张；而另一派则倡导 "非毛化"，彻底否定文革乃至建国以后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另起炉灶，学习西方模式。
　　面对这一情势，邓小平在改革之初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如何处理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派的逻辑，亦步亦趋，改革就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复出也没有正当性。但如果同意"非毛"派的主张，改革就变成了另起炉灶，就会否定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正当性，进而危及中国：）的改革主体地位。因此要开启改革大业，邓小平就必须避免上述两种极端，排除"左"和"右"的干扰，在此问题上提出新的看法，且能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他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邓小平首先充分肯定了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地位。他深情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邓小平文选》卷二，页148-149）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这一定位，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力地回击了改革初期那股"非毛化"的逆流。
　　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不仅关乎毛泽东本人，而且更关系到中国：）、中华民族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利益。否定毛泽东就会否定中国：）的历史，就会在人民中造成思想混乱，进而从根本上动摇改革的正当性，损害中国的大局。他特别强调，改革是对毛泽东的事业和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文选卷二，页300）邓小平是把毛泽东作为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而加以崇敬和爱戴的，而把自己定位为"守成者"或"中兴者"，坚决反对有人把自己凌驾于"开国者"、"老祖宗"毛泽东之上的僭越做法。在评价自己一生的功过时，邓小平认为自己是六四开或五五开，而认为毛泽东是七三开，并一再提醒人们，对自己的评价不要分量过重，不要过于溢美。邓小平的这一表现，应该说是发自内心的。
　　当然，邓小平并不讳言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他在毛泽东生前就委婉拒绝了要他主持对文革进行总体肯定性评价的请求，后来又坚决抵制了试图神化毛泽东的"两个凡是"论。但他也明确指出，分析毛泽东的缺点和错误，既要看到毛泽东的个人责任，更要分析产生错误的复杂历史背景。他多次表明，在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中，自己也有份。那种将错误都推诿于毛泽东的做法是不合乎实际的。他严肃批评了对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批评"过分"、"出格"、"讲得太重"的倾向，强调绝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泽东。
　　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上述评价，其目的是要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和极端个人崇拜、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同时又反对对毛泽东的无端攻击和诋毁，以此凝聚全国人民的最大共识，为改革事业建构逻辑起点。完成了这一工作，就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推进改革了。
　　改革启动的一个重大标志，就是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工作上来，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农村，通过废除人民公社，逐渐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广大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在城市，改变原来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管理方式，简政放权，推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为核心的企业改革，增强企业自身的活力，同时强调市场调节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与此相应，对外实施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其重点是积极与港台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引进资金和技术，学习他们在发展经济时的很多做法和经验。80年代中期以后，改革从经济领域逐渐扩展到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一发而不可收，直至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态势。
　　在邓小平的心目中，改革决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意义深远的战略，关系到中国未来永续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大局。"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文选卷三，页131）邓小平在1985年所说的这段话，表明了他对改革的目标定位以及排除一切困难和障碍，推进改革的决心。
　　在改革的性质、目标和方向上，邓小平的思路是明确的，是不允许含糊其辞的。但在改革的策略、手段和步骤上，则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允许试验和调整，而不主张一刀切或毕其功于一役。发现错误就马上改正，实在不行，还可以退回来。因此，邓小平并没有陷入那种"允许改革失败，但不允许不改革"式的"改革强制"或改革的自我目的化。在主张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同时，他也允许那种怀疑改革的态度存在，允许观望和等待，坚持不搞强迫和运动，也不搞争论。用他的话来说："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 （文选卷三，页374）他希望拿事实来说话，相信改革的实际进展会说服那些怀疑和反对改革的人。
　　表面上看来，邓小平的改革终结了毛泽东的革命，改革思维与革命思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似乎前者是小修小补式的、渐进的、继承传统的，后者是大开大合式的、激进的、否定传统的；前者以建设为中心，后者以斗争为要务；前者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在群众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和提升，后者则通过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改变社会，实现领袖的意志。革命和改革的对立或断裂是目前左派和右派在解释邓小平时所使用的共同框架，不管他们对邓小平的态度是褒还是贬。
　　这种改革和革命的二元论其实是一种皮相之论，在邓小平那儿并不存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在他身上是完全统一的。改革的必然性不仅不否定革命的必然性，反而以承认这种必然性为前提条件。革命和改革都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和原则出发，而是从应对中国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出发的。革命对现实问题的有效应对为改革应对新的问题提供了条件，同时改革也是要把革命的精神发扬光大。正是在此意义上，邓小平才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文选卷三，页113）
　　对于毛泽东主导的新中国前20多年的社会主义革命，邓小平心中充满了"了解之同情"。他多次赞扬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实践，肯定1957年的"反右"是必要的，认为和苏联的斗争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使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也主张要进行历史的、科学的分析，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主要是为了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只是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毛泽东整人也不都是一棍子打死，而是区别对待。而且文革中党和国家的工作也不是一无是处，外事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了提升。（参见文选卷二，页149、172）
　　邓小平强调改革的正当性，并不是以否定革命的正当性为代价的。他深知，革命和改革是前后相继的关系，改革的前提条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制，改革的中坚力量是中国：），而这些都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离开了革命，改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否定了建国前30年，中国：）作为改革的主体地位就无法确立。
　　不仅如此，改革和革命在性质上也有相通之处。邓小平接着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的话，进一步发挥道："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文选卷三，页370）为了破除一些人对革命的狭隘理解，邓小平还特别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文选卷二，页311）这样一来，改革就成了另一种形式的"继续革命"，是要在原有革命的基础上完成其未竟的事业，同时减轻和舒缓革命带来的阵痛。
　　在对待历史文化传统的问题上，改革与革命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完全脱离传统，改革和革命都不可能取得成功。邓小平无疑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吸取了很多营养，"小康"、"共同富裕"、"翻两番"、"讲信义"、"公道"、"长治久安"、"韬光养晦"这些邓小平经常使用的语汇，在中国传统中都有其根源。但毛泽东的革命也不是要斩绝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他对那种脱离中国传统和实际，言必称"苏俄"或"希腊"的俄化或西化倾向是非常厌恶的，早在30年代他就宣称中国：）要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优秀传统，倡导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民性的精华"而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即使在建国后毛泽东也没有完全丢掉传统，而是对传统进行了新的建构和阐释，特别是强调了传统中法家的要素。总体上而言，革命和改革对传统都是采取了"古为今用"的态度，认为并没有一种现成的传统可以照抄照搬，而是要从当下和未来的需要出发，创造性地建构传统，为革命和改革奠定历史和文化的正当性基础。
　　强调改革和革命的相通性并不意味着邓小平否认二者在主题、对象、表现形式上所存在的差异。20世纪70年代末，国内人心惶惶，开创新局已成时代要求；而在国际上，美苏争霸俱显疲态，第三世界力量开始壮大，世界性战争在短时间内爆发的可能性不大，和平和发展成了时代新的主题，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邓小平最早意识到这一点，并敢于从实际出发，打破革命时代所形成的那些脱离实际的教条，及时调整工作的主题和重心，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在要求，又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实事求是"、"常变常新"、"折中损益"的智慧。邓小平在这方面堪称大师级人物。
　　二、开放与自主
　　与邓小平的改革事业密切相关的是对外开放，它通常被认为是一项打破闭关锁国状态、并彻底改变了中国面貌的重大决策。邓小平把开放看做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敞开大门，引进他们的资金、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发展经济的一些做法，也包括向苏联、东欧家和第三世界开放，与它们积极交往，发展经贸合作关系，还包括向港澳台地区开放。
　　邓小平认为开放是需要一定条件的。毛泽东在世时，中国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还设想过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是没有条件做到这一点的。 "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文选卷二，页230）70年代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缓和了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后来他又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些重大决策和构想，为开放的全面推进奠定了基础。基于这一认识，邓小平从来没有把对外开放说成是由自己发动的。
　　中国的开放是自主的开放，或者说是以自主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开放。中国实施对外开放的时候，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建成了独立而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具备了引进、消化并吸收人家东西的能力。而开放的最终目标，不是要照抄照搬人家的东西，而是要增强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邓小平对这一点是有充分自信的。开放的主体是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让海外的东西进来，利用一点资本主义，甚至有一些不好的东西进来，动摇不了国本，总体上只会对中国有利。
　　邓小平在坚持全面开放政策的同时，始终具有鲜明的自主意识，一直强调要"走自己的路"、"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1982年9月，他在中国：）12大开幕词中明确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文选卷三，页3）这一思想，是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事业的一条主线。
　　开放之初，国门大开，部分国民接触港台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生活方式，一时心醉神迷，崇洋媚外之风大盛，有人甚至做出了一些有伤国格和人格的事情。对此邓小平强调，中国人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不要以为"月亮总是外国的圆"，要认识到中国的月亮也是圆的。
　　邓小平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大国意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自秦汉以来，中央王国的地位使中国人对自己的典章制度、人文教化有很强的优越感。中华文明长期以来一直是同化其他文明而不是被其他文明所同化的。作为一个泱泱大国，中国从来都是独立自主、自作主张，不看别国的眼色行事的。虽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经历了一百多年屈辱的岁月，但 1949年以后，在中国：）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又重新站起来了，中国恢复了世界大国的地位。邓小平认为，中国在开放过程中没有理由妄自菲薄，进退失据。"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文选卷三，页73）国家的尊严，即国权和国格是不能拿来做交易的。
　　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实现了经济起飞，一跃而成为亚洲四小龙的"龙头"，一些台湾人在面对大陆时也表现出了洋洋自得的情绪。但邓小平在台湾的经济成就面前并没有丧失自信。他给台湾一部分人及时泼了一盆凉水："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台湾跟大陆争正统，不自量力。"（文选卷三，358）在香港问题上，邓小平更是坚持了中国的主体性和自主性，没有屈从于英国政府和部分港人以"维护改革开放大局和香港稳定"为名而对中国的无理要挟。
　　既然是全面对外开放，海外的资金、技术和产品就会大量涌入，外国人就会占领中国市场、消耗很多资源，赚取大量利润，剥削中国劳工。邓小平对此持较为开明的态度，认为外国人进来就是要有利可图，但开放的结果是"双赢"，而不是只有中国人吃亏，因为我们也得到了税收，增加了就业机会，而且学到了外观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当然，邓小平也强调中国人的自主学习和创新的能力，就是要吸收消化人家的东西，为自己所用，最终变成自己的东西。而一味照抄照搬，因袭模仿，确实有食洋不化、丧失自身特色和优势的危险，这是与开放的初衷相违背的。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曾抱有较高的期望，但后来发现有钱人也较"悭吝"，对转让高新技术也设置了层层壁垒。所以邓小平在晚年特别强调，发展经济和高新技术，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对外开放，另一方面主要靠自己的努力，发挥中国人自己的聪明才智，走自主创新之路。
　　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推进，国外的各种"苍蝇"也会飞进国门，带来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和其他消极落后现象。邓小平既承认这种现象是难免的，但也要求党和政府重视这些问题，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即一手抓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一手抓惩治腐败、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抓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是不能容忍那种虽然经济上去了、但社会风气败坏、贪污腐败盛行的局面的。
　　坚持中国的主体地位，就不能按照人家制定的价值观行事，跟着人家的指挥棒起舞。邓小平是绝不会把西方人炮制的价值观奉为"普世价值"的。他曾尖锐地指出："他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我们从来就不听那一套。"（文选卷三，页345） 外国人提出的东西可以参考，但也仅仅是参考，而不能奉其为圭臬，不能用洋人提出的抽象观念或标准来裁判中国的实际。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什么角色，一直是邓小平思考的一个战略性问题。他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在开放的形势下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不与任何国家结盟，不加入任何针对第三方的国家集团。"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文选卷三，页156）要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国际社会要"讲公道话，办公道事"（文选卷三，页162），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进行判断，而不屈服于超级大国的压力，不能看人家的脸色行事。同时中国要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不要自己给自己加上沉重的负担，以免最终被拖垮，丧失自身的自主性。邓小平认为，在未来的多极化世界上，中国起码算是一极，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他是绝不会说"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文明主流"、"与国际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这样自我降格、自外于世界的话的。他倒是经常强调，由中国和印度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仍应成为当今世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他很早就意识到在国际事务中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性了。
　　在邓小平的战略筹划中，开放是策略、是手段，而自主是前提、是目的。只有坚持自主性的开放，才能做到"洋为中用"，而避免全盘西化。在对外开放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强调在处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时，既要合作又要斗争，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既要讲利益又要讲道义，颇有"义利双行，王霸杂用"的味道。事实证明，这一策略为中国争取到了最大的国际空间，较好地捍卫了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为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在目前国内外的流行看法中，邓小平似乎是一个不问"姓资姓社"，而只是一味强调"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庸俗经验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仔细回顾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的历程及其思想，人们不难发现，这种看法是对邓小平的极大误解或曲解。
　　1992年初，邓小平在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时集中论述了"姓资姓社"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了。"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文选卷三，页111）因为国内外确实有人想把中国的改革引导到资本主义的方向上去。"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文选卷三，页297）邓小平在此区分了两种改革，因此也承认了"姓资姓社"问题的存在。
　　邓小平认为，这个问题的存在已经影响到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为此他提出了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文选卷三，页372）
　　根据这一标准，邓小平坚信中国：）所领导的改革开放姓"社"而不姓"资"，而且也绝不能允许它姓"资"。"到本世纪末，上海浦东和深圳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要用上百上千的事实来回答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资本主义。"（年谱下，页1340）由此可见，邓小平认为"姓资姓社"的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改革者没有必要与那些怀疑改革的人陷入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而是要用行动和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解除一些人对改革的疑虑。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姓"社"而不姓"资"的思想，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以及对改革开放的定位是分不开的。他首先把中国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一种初步的，需要完善的社会主义，其核心任务是发展经济，而且认为这一阶段将在中国持续相当长时间，有可能是100年。其次，他区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原则和策略、主体和方法、目标和手段、主干和"补充"。围绕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的关系，邓小平不厌其烦，多次做出说明。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文选卷二，页250），"我们实行改革开放，这是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年谱下，页1317）"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文选卷三，页142）"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文选卷三，页266）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邓小平是把社会主义作为原则、前提、目标和主干来看待的，而改革开放只是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策略、方法、手段。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是为了加强前者，而不是为了削弱、动摇甚至推翻前者而存在的。因此，他对改革开放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是非常警惕的。"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 （文选卷三，页229）这在邓小平那儿是决不能允许的。
　　那么在邓小平心目中，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很多人看到了邓小平以否定的方式对社会主义的各种论述，例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大锅饭、平均主义、僵化的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闭关锁国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等等。诚然，邓小平是这样谈论过社会主义，但这些论断是以他对社会主义的肯定性论断为前提的。而这种肯定性论断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主义的政治要素的规定：如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为领导核心、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家制度框架。在中国，这就是四项基本原则中除了社会主义之外的其他三个"坚持"。在邓小平那儿，这三个"坚持"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规定，是"政体"和"国本"，是前提性的、框架性的，一刻也不能放松要求，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其中坚持：）的领导是基本原则中的核心原则，没有：）的领导，也就没有社会主义。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有其活生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表现，如发达的生产力、按劳分配、共同富裕、小康社会、精神文明等。
　　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的上述肯定论述，邓小平才能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制度上的对立、对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根据邓小平的论述，资本主义在政治层面意味着指导思想的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邓多次讽刺美国有三个"政府"，相互掣肘）；在经济层面，资本主义意味着大资本统治和贫富两极分化；在社会和文化层面，资本主义意味着混乱、动荡、严重的贪婪、腐败和精神堕落。因此，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将导致灾难。针对有人把改革开放等同于搞资本主义的误解或"期待"，邓小平一直在做出澄清。"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文选卷三，241）因此，邓小平赞同在修改宪法时取消"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主张"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邓小平那儿不是一个抽象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抉择。邓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去苏联学习，后来又参与并领导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有深刻的体认。邓小平深刻意识到，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不仅在历史上已被证明是行不通的，而且在现实中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就会导致两极分化，民族矛盾、地域间矛盾、阶级矛盾、中央地方矛盾都会随之激化，就可能发生混乱或动荡，使国家四分五裂，产生世界性的灾难。因此不能被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所蛊惑，要对他们弱化、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保持高度警惕。邓小平相信，只有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保证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的持续发展和长治久安。
　　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也是主张"不争论"的。具体说来，他认为这不是可以争论的问题，而是前提性的，是国家的根本。如果要讨论，只能讨论如何更好地坚持。1993年9月16日，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指出："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 （年谱下，1363）
　　但是邓小平同时强调，在如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不能满足于重复几句死板的口号，而要表现出足够的灵活性，特别是在发展经济方面。为了破除传统社会主义对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僵化理解，邓小平像毛泽东把商品生产从资本主义中分离出来那样，也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分离开来："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文选卷三，页203）"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文选卷三，页373）邓小平的这一提法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在破除了市场经济必然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教条后，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为社会主义利用、学习和吸纳资本主义的有益因素开辟了更为广阔空间。邓小平在这方面的基本思路是，只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稳定的，只要政权在中国：）手里，只要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大的，只要宏观层面控制好，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放开一点、搞活一点，利用一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和社会时的做法，翻不了天，动摇不了国本。"一旦发生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文选卷三，页139）
　　邓小平相信，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不是来自于经济领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框架中，经济不是脱嵌的，而是受政治制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年谱下，页1363）很多发展经济的做法或安排，只是方法或手段，而不是目的或原则，它们是为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实力、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服务的。
　　邓小平的另一个创造是，在坚持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允许香港、澳门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这就是"一国两制"的政治安排。邓小平相信，保留这些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对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会有太大影响，而且有利于大陆更好地利用资本主义。在此意义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又不是完全对立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新问题。90年代初期，邓小平承认："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 "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年谱》下，页1364）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必然给四个坚持带来新的挑战。邓小平指出："提出四个坚持，以后怎么做，还有文章，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还有没有理清楚的东西。"（年谱下，1363）。但邓小平知道，这个问题只能留给后来者去回答了。
　　邓小平1978年以后的事业和思想，可以大体上概括为：以改革深化革命，以开放推动自主，以社会主义驾驭并利用资本主义，最终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邓小平是立足于中国的大地并深受中华文明传统熏陶的政治家。他在后毛泽东时代复杂多变的政治湍流中，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坚持了中国传统政治所强调的"大中至正"之道，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所具有的卓越的政治判断力和高超的平衡意识，使中国避免了大的震荡，特别是避免了苏联那样的变色和瓦解。
　　毛泽东曾经肯定邓小平"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后来又赞扬他"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这一赞扬是正确的。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表明，他不是那种只有原则性而没有灵活性的教条主义者，也不是只讲灵活性、不讲原则性的机会主义者、庸俗经验论者和实用主义者。他总体上做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在他身上，原则的坚定性表现为对底线的坚守，如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他总是从政治的高度、大局的高度看待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避免了很多片面性和狭隘性。另一方面，他也表现出了策略上的灵活性，不崇拜任何偶像，不迷信任何理论，不囿于任何程式，打破了西欧马克思主义或苏俄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教条，对中国革命时代的教条也有突破，开创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毋庸讳言，任何一位政治人物都难以避免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政治家的良好意愿与现实的政治实践及其结果并不完全符合。历史进程不是以单个伟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中国古人所说的"天命"或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计"面前，单个政治家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即使像邓小平这样具有超凡魅力的伟人也不例外。当代中国出现的一些重大挑战和问题，也许是邓小平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其中一些问题他可能要归咎于自己的失误。但后来者绝不能以此苛求于前人，而应积极承担起自己在当下和未来的责任，就像邓小平对待毛泽东那样。
　　本文来源：《文化纵横》杂志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8:16
探源：1975年邓小平整顿败因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时，在各条战线上开展整顿工作，部分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使经济形势一度有所好转，然而不幸的是，1975年底，中央又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这场改革夭亡的关键因素是什么，对今天的改革又有哪些启示？
　
2014.8.12 Vol.31
1975年邓小平全面整顿时的幕后斗争
毛泽东选择邓小平
“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前期，总的来说，毛泽东是满意的。但是，随着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恢复在“大跃进”中伤了元气的国民经济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后，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实际工作中对“大跃进”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左”倾错误指导方针的纠正，随着刘少奇、邓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国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上认识的深化和实践上的深入，他们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之间出现了分歧。这样，就使林彪、江青有了可乘之机，他们利用十年内乱，把刘少奇打成“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迫害致死；把邓小平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流放江西。 [详细]
文革中王洪文难堪重任
王洪文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后，毛泽东曾经对他寄予厚望。从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泽东先后16次让王洪文陪同，会见来访的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便在各种场合树立他的形象，增加他的政治活动经验。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曾主持过一段中央日常工作。实践证明，他根本不具备作为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应当具备的治国安邦的基本素质，没有能力担当如此大任。别看他在上海滩“冲冲杀杀”、“一呼百应”，可在北京、在中央机关、在一个泱泱大国负责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么简单的了。不久，毛泽东仍然让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详细]
邓小平“重出江湖”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毛泽东下定决心，再次对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委以重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时给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这样，在毛泽东的亲自提议下，邓小平被赋予更大的重任，担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同时还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使邓小平同时集中央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于一身，重新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从此，在中央领导层，形成了由周恩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由叶剑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新格局。[详细]
邓小平都整顿了哪些行业？
从铁路开始
当时全国经济工作局面很混乱，各条战线都积累了大量的问题，整顿经济工作要从哪里开始，并不是一件很好确定的问题。如果从规模较小、影响不大的行业开始整顿可能容易取得成功，但是当时却选择了铁路、钢铁等国民经济最重要的行业开始整顿。当时最难整顿的就是铁路和钢铁企业。这都是人员较集中的场所，是当时国民经济的重点，所以也是“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当时造反派的头头多出在这两个行业。整顿就是从铁路开始的，选择最难的问题先来解决，这是小平同志一贯的工作作风。他请万里同志出任铁道部部长，就是想从整顿铁路秩序入手，全面整顿国民经济。 [详细]
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
1975年1月25日，已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邓小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发表《军队要整顿》的讲话。邓小平在讲话中先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军队要整顿的指示，接着邓小平讲：本来，我们这个军队是有好传统的。可是从1959年林彪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邓小平在这次讲话之后，立即派出干部，深入到各部队去，调整班子，选派得力干部到一些部队去任主官，同时，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压缩编制，精简机构，很快，军队就出现了新的面貌。[详细]
从电影《海霞》入手整顿文化领域
邓小平对文化领域的整顿，是围绕着电影《海霞》的斗争为起点的。1975年6月，江青指使于会泳查封了电影《海霞》，并且对之进行批判。这部电影的编导不服气，把影片送给周恩来审看。周恩来看后，又请朱德、李先念看了。周恩来、朱德、李先念一致对这部电影表示了基本肯定的意见。但于会泳仗着有江青支持，仍然坚持查封这部电影，电影编导便直接给毛泽东写信，反映此事。毛泽东把此信印发政治局讨论。邓小平抓住此事，让全体政治局成员都看了这部电影，经政治局审查后，通过发行。这对“四人帮”是一次打击。接着，邓小平从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调整文艺政策的指示入手，开始整顿。 [详细]
整顿背后，明争暗斗
四人帮借“反对经验主义”反对邓小平
“四人帮”认识到，要同邓小平斗争，就必须提出一个政治口号。这个政治口号，一方面能够直接指向邓小平等老干部，攻击他们，又能够给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以重新起来反对老干部，重新起来搞乱大局的借口。这个口号该是什么呢？对此，从1975年1月到2月，“四人帮”就在钓鱼台进行了反复研究。经过研究，他们决定提出经验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危险，当前重点是反对经验主义。提出这个口号，既不很明显，又能直指邓小平，同时也可以使各地造反派在“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下聚集起来。[详细]
关键因素：毛泽东不允许有人否定“文革”
对于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邓小平，毛泽东既爱其才，要依靠他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同时也对他在领导整顿中，在实际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满。这种不满长期积累起来，使他对邓小平很不放心，担心在他百年之后，由邓小平执掌权力，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路线。他在此时已经打算要批一批邓小平，要促使邓小平把认识统一到他的认识上来。[详细]
邓小平再次被打倒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全国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件，一场政治运动又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起来。正是在这场政治运动中，邓小平成了斗争对象。在运动开始之后，邓小平就不再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了，实际上是处于闲置状态。不再露面了，这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关于邓小平被批判的消息很快就在全国干部、群众中传开了。而且，大家心里都清楚，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是针对邓小平的。[详细]
从1975到1976，巨变何来？
文革结束，改革方能上阵
“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相继提出了涉及各个方面的改革。如1978年4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中就提出了“总之，八级工资制需要作些改革。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的问题”。1978年7月12日，邓小平提出“我们留学生管理制度要改革”，“文字改革是科学，要搞得很准，太轻率了不行”。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具体领域的“改革”进一步丰富了“改革”的内涵，从而推动了赋予“改革”在政治领域以国策意义。[详细]
改革成为“国策”方能持久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闭幕时，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报告。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里“改革”二字虽然就出现两次，但明显跟原本意义上的“改革”有着质的区别，此时的“改革”已是国策意义的“改革”，内容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8:16
张旭东：“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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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01月02日18:00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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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35年来，中国：）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推进和贯彻改革开放国策，成就举世瞩目。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改革开放”也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改革”一词出现136次，“开放”一词出现28次，“改革开放”一词出现8次。那么，“改革开放”这个词是怎么提出来的呢？
　　“改革”本意是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使之能适应新的客观情况。这在汉语中早就有之。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使用它。如1949年9月30日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六条规定：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些对于“改革”的论述都是着眼于某一方面的改革，还不是后来国策意义上的“改革”。
　　“文革”结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相继提出了涉及各个方面的改革。如1978年4月30日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谈话中就提出了“总之，八级工资制需要作些改革。行政人员的工资级别，也有一个改革的问题”。1978年7月12日，邓小平提出“我们留学生管理制度要改革”，“文字改革是科学，要搞得很准，太轻率了不行”。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致词，“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具体领域的“改革”进一步丰富了“改革”的内涵，从而推动了赋予“改革”在政治领域以国策意义。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闭幕时，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报告。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里“改革”二字虽然就出现两次，但明显跟原本意义上的“改革”有着质的区别，此时的“改革”已是国策意义的“改革”，内容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各个方面。
　　“开放”本意主要是指解除封锁、禁令、限制等，允许进入或利用。它也不是新词，在汉语中早就有之，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使用它。如1962年3月28日，周恩来在《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当前任务》中指出：一九六年冬天，各地方有计划、有领导地开放了农村集市贸易，这对于促进农副业生产发展，活跃农村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这里的“开放”就是其本意上的“开放”，还不是后来国策意义上的“开放”。
　　“文革”结束后，对外开放发展经济成为当务之急。党和政府首先逐渐恢复了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技术和设备的政策。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引进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和工业管理方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1977年5月12日，邓小平在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的谈话中提出：“过去没有吸收外国先进的东西。”“世界发达国家都注意最新的科学成果。据说他们政府头头每天办公桌上都放一张每日科技新闻。……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为此，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发展国民经济十年（1976—1985年）规划的纲要》，对引进规模作了具体规定。同年，7—9月召开了国务院务虚会，9月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两次会议都强调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需要大量外汇。为了解决外汇不足的问题，党和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诸如扩大出口、补偿贸易、来料加工、来样加工、分期付款、延期付款等形式，但都不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滞涨，剩余资金急需出路，而中国搞现代化，对它们是一个刺激。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共中央开始逐渐打破“两个不允许”政策。1978年5月30日，在与胡乔木等人谈话时，邓小平指出:“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它们自身的利益出发，很希望我们强大一些。这些发达国家有很多困难，它们的资金没有出路，愿意把钱借给我们，我们却不干，非常蠢。……我们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在1978年9月的国务院务虚会议上李先念指出：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要找出路。我们应该有魅力、有能力利用它们的技术、设备、资金和组织经验，来加快我们的建设。随后，全国计划会议确立了一项决策：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同年11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要善于利用国际国内有利形势，吸收外国资金技术。根据会议精神，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准《1979、1980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提出要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这就表明“两个不允许”政策最终被打破，从而实现了中共对外开放政策的重大转折。
　　实践上的创新推动着理论称谓上的创新。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作法是，好的传统必须保留，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这是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明确地在讲话中把“开放”作为我国的一项政策。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强调：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中国：）在推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一开始的侧重点应该是对内改革。这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可窥见一斑，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改革”出现2次，“开放”虽然在此之前邓小平提出过，但在这次公报里没有出现。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推进，从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到利用外国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再到1979年7月，：）、国务院作出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作为吸收外资、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视窗，然后到1984年4月，又进一步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港口城市。实践的推进推动着理论称谓的创新，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改革”出现10次，“开放”开始出现2次；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改革”出现84次，“开放”出现8次。“开放”使用频率的提高表明了开放政策的从无到有、从有到重的过程。实践和理论称谓的双重创新推动着“改革”和“开放”的整合。
　　1984年2月9日，邓小平参观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和陈嘉庚故居时指出：陈嘉庚是个爱国华侨。福建华侨多，进出都经过厦门。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厦门要加强侨务工作，进一步贯彻好侨务政策。这是据目前所能查证的档案材料中，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此后，“改革开放”一词就不断地被使用。1984年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珠江三角洲各县引进外资、设备办工厂，上马快，受益快，中外双方皆满意。关键是：改革开放不走老路》，这是《人民日报》上最早出现的把“改革”“开放”放在一起的文章。当然，这里的“改革”和“开放”中间还尚存一定的“距离”，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1984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中组部领导集体对照检查近几年组织工作问题提出整改意见，抓领导班子调整保证改革开放顺利进行》报道，这才是《人民日报》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改革”出现163次，“开放”出现48次，“改革开放”出现24次，报告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表明“改革开放”在党和国家政策与制度层面得到确认，成为全党共识。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党史部）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8:17
原声：邓小平谈“解放思想”
作为对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的纪念，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自8月8日始在央视黄金时间播出。据媒体透露，一些过去影视作品很少涉及的“敏感人物”，如华国锋和胡耀邦等，将得到较为全面的艺术呈现。重要政治人物从“不可见”到“可见”，预示着主流政治叙事具有了比以往更大的包容性。由此我们不禁联想到30多年前那场由邓小平一锤定音的思想解放大讨论……
　
2014.08.12 / Vol.009

108503413
胡耀邦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
胡耀邦在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中，有两大贡献，一是发动和推进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二是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12月2日的中央党校党委会上胡耀邦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分析。胡耀邦指导撰写了学习文件，组织学员讨论，根据讨论情况，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由孙长江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胡耀邦作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动者和组织者，顶着最大的压力，顽强而又机智地推动讨论。除了与罗瑞卿一起商讨研究吴晗的文章外，他根据讨论形势的发展，指导理论动态组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在《理论动态》刊登后，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胡耀邦指导撰写的文章主要有3篇：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引发这场大讨论的文章。二、《马克思主 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可以说是打开讨论局面的一篇文章。三、《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接 受实践检验》。撰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将实践标准扩展到更广的范围，引导干部在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坚持实践标准，从而推动各个方面的拨乱反正。此外，还有其他一系列文章，针对的是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拨乱反正中暴露出来的重大思想认识问题或政治分歧。
进入1978年7月，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局面已经打开。据报道，北京和各省市以真理标准问题为主题的理论讨论会、座谈会，7月份有6个，8月份有9个，9月份有13个，10月份猛增到26个。这说明，讨论已经广泛展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发展为大讨论局面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各路诸侯”即地方高级领导干部的支持和积极参与。 [详细]
华国锋并未横加压制 不赞成戴政治帽子
“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前一天，华国锋出访朝鲜回国。据华本人说，因为有许多事情亟待处理，没有顾上看。6、7月间，华听到关于这篇文章的争论情况，才知道对文章有不同看法。可以肯定，当时绝 非所有常委都认为文章主题好。但没有材料显示，华国锋本人否认主题好；也没有材料证明，华对这场争论施以了打压。
“真理标准”讨论受到责难，主张者一时压力不小。有材料显示，华国锋不赞成戴政治帽子的做法。1978年7月4日，华国锋同胡耀邦、谭启龙谈话，对“砍旗”的帽子有批评：“现在有一种苗头， 动不动就说矛头对准谁，就说你要砍旗子。这样说，你叫人家怎么办呢？胡耀邦说，我们搞‘四不’（即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装袋子）。有人爱整人，结果整到自己头上。”这一番话， 对着“真理标准”文章的组织者胡耀邦讲，不说是对胡的支持，至少说不上是“压制”。1978年8月18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介绍了一个情况：“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 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华承认“真理标准”是“一个重要问题”，要求“要搞清楚”，说明他不仅包容了讨论，而且给予讨论某种支持。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真理标准”文章发表后，一些主要报纸和理论刊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 继续发表有关文章，地方官员也纷纷表态支持，倒是反对的观点在报刊上鲜见。如果华真要“压制”这场讨论，事情也许更加曲折。 [详细]
一锤定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原文
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详细]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08:17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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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11日09:50来源：搜狐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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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那次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讲话全文
　　同志们：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就要结束了。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必将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斗志，增强信心，加强团结。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的正确领导下，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很成功，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敢于讲心里话，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地开展批评，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把意见摆在桌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 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
　　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
　　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
　　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要反对，但是也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正确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
　　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二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那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前几天对天安门事件进行了平反，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是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要注意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不要搞那些小道消息和手抄本之类的东西。
　　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的国家还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
　　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同样，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三 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不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党内要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促进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改正错误。要给他们考虑思索的时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对于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对过去的错误，处理可宽可严的，可以从宽；对今后发生的问题，要严些。对一般党员处理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更严些。
　　今后选拔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要促使他们改造世界观。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四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
　　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
　　现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列宁说过：“借口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无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地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例如，引进技术设备，引进什么项目，从哪里引进，引进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参加工作，都要具体定下来。引进项目要有几定，原有企业也要有几定。现在打屁股只能打计委、党委，这不解决问题，还必须打到具体人的身上才行。同样，奖励也必须奖到具体的集体和个人才行。我们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时候，要切实做到职责分明。
　　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当厂长的、当工程师的、当技术员的、当会计出纳的，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
　　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
　　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要有学术职称、技术职称和荣誉称号。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
　　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
　　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例如，企业的改组，就会发生人员的去留问题；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做别的工作，有些人就会有意见，等等。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随着经济的发展，路子会越走越宽，人们会各得其所。这是毫无疑义的。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快新长征的步伐。让我们在：）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为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12:44
邓小平解放了中国人的嘴和腿
2014-08-18 07:08 阅读(549)评论(4)
8月22日，邓小平同志诞生100周年。各种媒体对于他在历史转折中的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对于他在改革开放过程里的中流砥柱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赞扬。

邓小平对于中国人民的最大影响是什么？对于当代中国最大的功绩是什么，学界、官方和底层的认识有着极大的不同。学界认为邓小平的理论就是改革开放和实事求是，就是少说大话多干实事，就是冷静观察缜密思考，就是中国有了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底层的民众对于邓小平的评论却简单实在，第一是解决了中国人嘴的问题，第二是解决了中国人腿的问题。

农村的老人说，邓小平最大的功劳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把土地承包给了农民，让农民的缸里装满了粮食，让农民的肚子吃饱了，让人民的嘴尝到了细粮的味道和肉的味道。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大部分农民吃不饱肚子是一个令人心酸的现状。那些落后的农村，一年只有除夕的上午吃一次肉，大年初一早上的饺子是萝卜和豆腐而不是大肉饺子。大碗喝酒大嘴吃肉，是中国人对于幸福最大的期望，邓小平之前，这个期望没有达到，中国人的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放。从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的嘴开始尝到肉的味道，最起码除了过年，平常小的节气，也会割一块肉改善改善生活。我们小的时候，谁家有了红白喜事，孩子们都争着跟着大人去喝酒，就是为了吃到桌子上的那块红色的猪肉。一张桌子上八个人，只有八块红肉，结果是一张桌子做了八个大人，又加上了八个小孩，那八块红肉大人吃了个角，剩下的大部分塞进了孩子的嘴里。过年煮肉的时候，一家的孩子们都围着锅台，等待着大人给一块猪骨头来啃。就是在稻场里放电影，孩子们也不受吸引，继续围着锅台等待。现在农村和城市的生活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每年只吃一次肉的日子，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了。这个功劳属于邓小平，是他解放了中国人的嘴，让嘴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严格意义上讲，嘴的第一功能就是吃，就是吃让味觉和感觉满意的食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满足了国人嘴的第一功能，这个功绩是历代皇帝都没有达到的功绩。虽然也有老少边穷地区还有一部分人生活在贫困线上，但是和全国13亿多人口相比，这个数字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是大大的减少了。
生活在城市的老人说，邓小平解放了中国人的嘴，不仅仅表现在吃上了肉，也表现在中国人嘴有了说话的自由。现在报纸说的话，仅仅是报纸说的话，离开了报纸，人们不愿意说报纸上的话。现在开会说的话，仅仅是开会时说的特有语言，离开了会场，人们说的话跟开会时截然不同。假若一个人平时说的都是开会的话和报纸上的话，人们会说这个人是不是神经了。在上世纪1976年之前，谁假若说了一句不合时宜的话，就有人举报，说话人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有的甚至丢掉了生命。特别是对于大大小小的领导人，谁也不敢有一句不恭的话，因为害怕各种各样的惩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后，虽然人们在会议上说着冠冕堂皇的话，但是离开会场，人就恢复了人，就开始说实话。就是有人忽然说错了一句话，甚至是有心说错了一句话，也没有人以举报为荣，也没有一个领导因为别人举报而大发雷霆，或是举行一次批判会。邓小平在世的时候，街头上也有人议论邓小平，甚至有很多很不恭维的语言，也没有人因此而获罪。就是一些官员在酒桌上，在私下的场合里，都有很多放肆之言，也没有官员因此而丢掉官职。特别我们这样的底层百姓，说的话可能更没有顾忌，也没有因此受到惩处。
嘴的第二个功能，就是有意识的说出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或者是无意识的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这个说话的过程，就是宪法里说的言论自由。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一般还是敢于说出自己内心之语的，甚至是通过很激进的语言方式来表达的，无论哪个朝代也没有当代中国人的言论如此的自由。当然，这些语言是民间性的，还没有达到每一个人的语言都可以在平面媒体上发表的程度，还没有达到网络上的评论不被删除的程度，但是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相比，中国人的言论还是相当的自由了。
邓小平的第二个功绩，是解决了中国人腿的问题。老子的哲学是不被中国官方践行的哲学，但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国民生死不相往来，却被历代的统治者所追崇。在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里，中国人，特别是农村的中国人，一般是很少离开自己村子的。只要你没有当兵和上大学，一个人最大生存半径就是到县城去一趟而已。农村的老太太，有的一生还没有到过县城。那个时候，人们假若出门，还要生产队开证明，到大队盖章，没有这个程序，除了自己的生产队，就没有给你住宿的地方。户口的极端限制，让一个人牢牢地站在你的脚下那块不大的地方，而终其一生。1980年代，一个摄影记者到了河南辉县，遇到一个放羊的老人，记者跟他说话的时候，放羊的老人说的第一句话是：“老总，辉县的老日走了没有？”这个放羊人，从来没有离开村子，还以为抗日战争没有结束。老人的语言让摄影记者吃惊，他在一个公开场合说这个片段的时候，也让其他人十分吃惊。那个年代，生产队是中国农民生存的单位，谁也离不开生产队，谁也离不开自己的村子。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城市的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农民就开始离开自己的土地，进入城市，不需要证明，不需要介绍，一张身份证就可以证明的你的国民身份，你可以在中国的大地上自由的行走。那些读书人，开始办理护照，到外国读书；那些有本领的人，开始办理护照，到外国打工，中国人的两条腿开始丈量世界。现在，你只要出了国，在任何一个国度，你都可以看到中国人，你都可以看到中国餐馆。2011年，利比亚内战爆发之前，中国从小国利比亚撤出的劳工就有四万多人。这些农民，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可能离开自己的村子到世界各地挣钱的。2012年到迪拜，在帆船酒店吃西餐，偌大的西餐厅里，百分之八十都是中国人。
虽然，邓小平解放了中国人的腿，也让一些有钱人轻而易举的卷起国人的钱到外国定居，也让一些读书人一去不回，更让一些贪官找到了自己的国外乐园，这肯定是中国人不满意的地方。但是让中国每一个人的腿得到解放，让普通的老百姓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意行走，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前，对于中国的大多数人，简直就是一个梦想。
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首倡者，最基本的满足了国人的要求。我们说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其实就是在最大限度的可能内，满足人民的要求。因而对于历史来说，邓小平的功绩应该是被历史和民间记忆的。虽然这些记忆里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我们还是应该记忆这个给人民过上随意生活的老人。而随意的生活。对于一个中国人，是多么重要啊！
作者: 涅磐?毁灭？    时间: 14-8-18 17:43
本帖最后由 涅磐?毁灭？ 于 14-8-18 17:50 编辑

对于每一段历史的记录，都是用来为最后的胜利者唱赞歌的。每一个胜利者以及其拥趸，都会被历史披上属于他和不属于他的所有的荣耀，美化成一个个完人，而失败者，则会被历史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或人云亦云的人或别有用心的人彻底抹黑和丑化。有道是：窃国者侯，窃钩者贼；成者王侯败者寇。政治就像是一个大的黑洞，就连许多当事人都未必能看清楚，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又怎能看得清？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8 21:42
邓小平女儿小平故里忆父亲：他把家庭看得特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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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8 18:53:00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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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广安8月18日电  题：邓小平女儿在小平故里忆父亲：他把家庭看得特别重

　　中新社记者 殷樱

　　“父亲在政治上是个伟人，但他同时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的普通人。”邓小平女儿、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副主任邓楠18日在小平故里四川广安表示，父亲把家庭看得特别重。

　　8月22日是邓小平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在诞辰前夕，邓小平亲属来到小平故里缅怀，并参加了四川省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座谈会。

　　邓小平女儿邓楠在会上表示，昨晚，她和家人一起参观了新落成的邓小平缅怀馆，彻夜难眠。“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他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去纪念他？这是我这些天反复思考的问题。”

　　在邓楠看来，父亲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共产主义者，是具有钢铁意志、百折不挠的：）员，是敢于创新、勇于探索的改革者。

　　邓楠认为，父亲的坚强意志是在斗争和考验中磨练出来的，最有名的是“三落三起”，每一次“落”都要承受普通人难以承受的压力。但他愈挫愈奋，愈压愈强。一次次打倒，又一次次站起来，而且比以前更加辉煌。

　　回忆起父亲的点点滴滴，讲到深情处，邓楠潸然泪下。父亲总是说，他能够在被打倒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是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念，是乐观主义者，相信天塌下来不要紧，总有人顶住。“在我们子女看来，父亲具有钢铁般的意志，他是个顶天立地的人，特殊材料铸成的：）人。”

　　然而，在子女眼里，父亲邓小平也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的普通人。邓楠表示，父亲把家庭看得特别重。他曾经说过，“家庭是个好东西。”他把工作和家庭分得很清楚，从来不把工作上的事情跟家里人讲。公事是公事，家庭是家庭。

　　在邓小平心里，家庭就是给他快乐、使他能充分休息以便更好工作的地方，他非常喜欢这个家，特别爱和家人在一起享受家庭的温情。在子女眼中，父亲是最朴实、最普通的父亲。邓榕回忆道，“父亲对我们说，如果世界上评选最优秀爷爷奖、最佳爷爷奖，那我应该当选。他是发自内心地以当个好爷爷为荣。”

　　关于父亲的兴趣爱好，邓楠说，父亲喜欢打台球，喜欢打桥牌，游泳，喜欢寄情山水名胜，喜欢一切美好的事物。父亲指挥过千军万马，但他对描写战争残酷的电影一概不看，“我们问他为什么，他说以前打仗死人太多，所以他特别珍惜和平年代，特别热爱生活。”

　　邓楠认为，父亲爱生活、爱家庭、爱亲人，源自他心中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他把自己、把亲人，看做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一员，推己及人。“父亲是特别喜欢跟群众在一起的。”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9 06:33
邓小平“文革”期间部分文稿首次披露 截至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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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9 03:05:56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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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报道，经中央批准，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文集（1949－1974）》和撰写的《邓小平传（1904－1974）》，分别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三卷本的《文集》编入文稿406篇，80余万字，其中的大部分文稿是第一次公开发表。邓小平“文革”期间的部分文稿，首次对外披露。
　　凡有手稿按手稿刊用
　　昨天下午3时，《文集》已经摆上北京王府井书店的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专柜。在王府井书店和西单图书大厦，新京报记者未见到《邓小平传》。
　　《文集》白色封皮，扉页上印着一行红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文集》出版说明称，邓小平最主要的著作已经编入《邓小平文选》一至三卷，但还有大量的文稿没有编辑出版。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批重要文稿，对于学习邓小平理论，了解其形成的历史渊源，具有重要价值，因此编成《文集》。
　　《邓小平文选》未收录1966年至1974年的文稿，本次《文集》则收录了50余篇邓小平在这期间的文稿，其中包括多篇邓小平在“文革”开始前后的内部讲话和书信。
　　中央文献研究室介绍，编入《文集》的文稿，包括讲话、报告、文章、批语、书信、题词等。已公开发表过的，做了文字、标点、史实订正。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凡有手稿的按手稿刊用。
　　文稿和传记c
　　邓小平一生经历“三起三落”。1966年“文革”开始后，邓小平被打倒，是为“第二落”；1973年恢复副总理职务，是为“第二起”。
　　本次出版的《文集》和《邓小平传》，时间都截止于1974年，即“第二起”恢复工作后。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发动多次政治运动，1957年反右运动、1958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文集》记录了邓小平在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态度。
　　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邓小平曾在多个场合表态“划右派应该非常慎重”。他曾说：“在运动中，对于一个党员应否划为右派分子，应该同党外人士应否划为右派分子一样，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对于党龄较老的党员尤其应该如此。”
　　对于全国上下大炼钢铁，邓小平1959年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说：“这一时期造成党内最大损失的是浮夸风。包括我在内，说了不恰当的话。当时确有那股空气，我们居然相信了，当然也有部分不信。”
　　收录被打倒期间撰写材料
　　《文集》还收录了邓小平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后，答复有关单位的询问写的书面材料。
　　在1972年6月撰写的《对红八军和左江革命斗争的回忆》一文中，邓小平简述了自己参加红八军的经历以及红八军失败的原因。这是《文集》中为数不多的，由邓小平亲自撰写的书面材料。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开始活跃在世界外交舞台，《文集》中收录了多篇邓小平“复出”后参加外交活动的讲话。邓小平当时就关注钓鱼岛问题，1974年会见日本社会党友好访华团时说：“像钓鱼岛这样的问题，就是要采取公正客观的态度。有历史资料。处理这样的问题，总应该有办法嘛！”同年，他在一次国庆活动上说：“钓鱼岛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
　　【摘要】
　　谈整风
　　批评我们的人，大多数是中间分子，有的骂我们也骂得很凶，有那么一股情绪，也不是每句话都是对的，但不是恶意，不是想把我们这个政府打倒，无非是过去有一肚子气。如果把凡是骂我们的、没有讲一点好话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险得很，那就要犯错误。当然，也还有不少中间分子是讲了公道话的，而且中间分子讲公道话的越来越多。最近，甚至于批评右派的人也开始多起来了。中间分子的话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对我们很有益处，不管讲得如何尖锐。有些对我们有隔阂的，有怨气的，出了气就好了。
　　—《关于整风运动》，1957年5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说
　　对有些科学家，特别是有建树的真正的自然科学家，有科学水平的，只要不搞政治活动，中央确定采取不斗、讲清楚的办法。
　　—《划右派应该非常慎重》，1957年8月23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反右派斗争等问题
　　谈大跃进
　　教训是深刻的或是沉痛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受了损害。为什么不实事求是？就是方法出了问题。实事求是，就是对实际情况真正了解。真正了解实际情况，就要调查研究。过去几年调查研究很少，搞了许多虚假现象。毛主席自我检讨了，并对省地市及中央各部委将了一大军。毛主席调研最多，他说也不够。这是这几年的根本教训。
　　—《大跃进以来的教训是调查研究很少》，1961年3月27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
　　谈“文革”
　　毛主席：目前文化教育方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展开，中央和省市领导必须用很大力量领导这个方面的运动。如果工矿企业、基本建设等基层单位一齐动起来，领导上顾不过来，容易出差错。最近工业交通和基本建设的计划完成得不算好，特别是钢、钢材、煤的产量开始下降，质量下降的情况尤为突出，事故增多，基建任务原计划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现在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五六。因此，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党政机关。
　　—1966年6月30日，邓小平起草的和刘少奇联名的信。
　　谈反腐
　　根据北京的经验，运动深入后就发现了“老虎”（指三反运动中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干部的称呼，编注），所以提出“打老虎”的口号。云南现在还没有发现“老虎”，证明运动还不够深入。从内外找材料研究发现问题，从具体的一事一案去研究发现线索，是一定可以打到“老虎”的。
　　—《三反运动要达到改造干部思想的目的》，1952年1月29日，在中央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上的讲话
　　谈形式主义
　　有的机关每天下班后，规定学《毛选》，学文件，有娃娃的也不能回去。其实，效果很差，是在那里搞疲劳战术。《毛选》怎么学法才有益处，要研究一下，总要让人学得有味道才行，统统按一个办法不行。现在有不少学习标兵，各家都搞了，如果统统按学习标兵那样要求也不行。有些文章学过很多遍，像毛主席的四篇文章前两三年就学，现在又重复学，年年都学，作用究竟有多大？又比如讨论，今年讨论了，明年又讨论，结果大家是带着任务讨论，而不是带着问题讨论。听报告，一次不到就叫不积极。一个报告，听一次就够了嘛！为什么要让反复听？形式主义害死人。
　　—《共青团如何领导青年》，1965年8月9日，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时的讲话
　　谈钓鱼岛
　　钓鱼岛，日本叫“尖阁诸岛”，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不可能放弃……我们同日本建交，双方都避谈钓鱼岛这个问题，把这个问题留下来了。要不然，就谈不上建交。可能不久的将来要与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可能把这个问题留下来。把这个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不等于保钓运动可以结束。这个运动还要继续下去，不过以后可能高一阵、低一阵。前一个时候日本提出要霸占这块地方，“保钓”就高一阵；现在暂时不谈这个问题，“保钓”就低一阵，这个运动是长期的波浪式的。
　　—《钓鱼岛问题先搁一下不等于问题不存在》，1974年10月2日，会见来北京参加国庆活动的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和正在北京探亲旅行的华裔人士时谈话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9 06:35
邓小平平民化的健康之道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2月08日17:03 青年时讯
　　邓小平是一代伟人，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这些伟大的功绩与他健康的体魄是直接相关的。他活到90多岁高龄，而且一生健康，直到晚年仍然活动自如、精力充沛、思维敏捷。他为什么能如此高寿并能始终保持健康呢？这是因为他有一套平民化的健体强身之法。我们特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冯光宏编著的《邓小平平民化的健康之道》中选取了部分精彩内容以飨读者，并纪念这位伟人。同时，我们也相信小平同志的健康之道可以为广大读者所借鉴，从而有助于更多人增进健康和延年益寿。

　　精神乐观

　　“乐观者长寿”，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养生格言。据调查，80岁以上的长寿老人，96%%是乐观的、富有人生乐趣的。现代科学研究也认为，保持乐观的精神状态对人体是十分有益的。

　　著名传记作者索尔兹伯里曾说：“邓小平的东山再起，其离奇变幻，即使通查中国的典籍也找不出第二件。”是的，邓小平传奇式的一生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上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件。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与外宾会谈中曾经沉重而又自信地指出：“我是三落三起。”在另一个场合他曾说：“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

　　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位小个子如此执著，如此顽强，如此不可思议呢？邓小平喜欢这句格言：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正是由于这种乐观主义精神，才使邓小平总是保持乐观豁达，保持身心健康。

　　1933年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后，被派到乐安县南村当巡视员，中共乐安县委书记胡嘉宾和少共县委书记李书斌特地去看望他。邓小平虽然被免去了职务，但他们还将他当首长看待，一见面就问：“首长身体可好？”

　　邓小平操四川口音说：“啥子首长，同志们好，大家都好。”

　　当他们说：“这里条件很差，请首长……”

　　不等他们说完，邓小平便毫不介意地挥挥手说：“南村区的6月风和日丽，这里是个好地方，我在这里一切很好。”充满豪爽、乐观的精神，一点看不出他是一个刚刚受过打击，被贬斥的人。

　　当谈到自己受“左”倾领导者打击一事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革命哪能一帆风顺呢？”

　　1969年邓小平被发配到江西劳动，他要在这里呆多久，工人们不知道，管制他的人不知道，连邓小平自己也不知道。面对骨肉分离，吉凶未卜，面对这似乎是不知所终的“无期徒刑”，他从不发牢骚，从不唉声叹气，而是泰然处之，加紧锻炼，保持身心健康。

　　他喜欢游泳，但当时没有条件了，只好从实际出发。他每天要走1万步，周日也要走七八千步。这对于一个65岁的老人来说，也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但走路可以全身运动，增加血液循环，增强新陈代谢。走路的运动量可以自我掌握，不会导致疲劳受伤。

　　“凡事都要乐观些。”这就是邓小平的长寿之道。

　　这就是有着坚定信念和充满乐观主义精神的邓小平。

　　开朗

幽默
　　邓小平是一个极开朗的人，又是一个极富幽默感的人。

　　邓小平的幽默又是具有邓小平特色的。

　　全面整顿工作开始后，面对复杂严峻的形势，邓小平在领导干部中突出地强调要有敢于斗争、不怕打倒的精神，在派性面前要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他幽默地说自己是维吾尔族姑娘，“头上辫子多”，不怕人家“抓辫子”，以此鼓励干部打消顾虑，敢于斗争，置个人安危荣辱于脑后。

　　邓小平不仅如此，在外国人面前，他仍然是个开朗达观的人，说话幽默风趣。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在出席“西欧式”记者招待会时，很自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据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也是邓小平本人出访时首次公开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在众多电视摄像机和照相机的聚焦中，邓小平镇定自若地简要介绍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意义、反霸问题和中国的内外政策，随后，他摊开双手，幽默地说：“如果我的回答有错误，请大家批评。”

　　一句话，使会场的气氛活跃起来，时事社记者率先“发难”：“在刚才的讲话中，您说有霸权主义存在，就有世界大战的危险。不过，我国采取全方位外交，同所有国家友好相处。你以为两国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有没有分歧呢？”

　　日本政府对于反霸问题一直采取不明朗的态度。在福田首相举行的正式欢迎宴会上，邓小平只是含蓄地谈到中日联合反霸的话。现在，日本记者既然在这种场合挑破了这个话题，邓小平也就不客气、毫不掩饰地表了态：

　　“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因为我们要和平友好，谋求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不反霸是不行的。”“按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包含的意义来说，我想，如果有人把霸权强加在日本头上，恐怕日本人民也不会赞成。”

　　一席话，情真意切，语重心长，说得这位日本记者口服心服，连连点头称是。

　　记者们个个都是提问尖刻、不留情面的，接着又提出了“尖阁列岛”的归属问题。

　　“尖阁列岛”，中国称“

钓鱼岛”，是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的台湾省附属岛屿，自古属中国领土。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为了不使该岛归属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之间的障碍，周恩来曾对当时的田中首相表示过：“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了问题了。”对此，日方也表示同意。长期以来，日本某些势力妄图在这个问题上找茬儿，制造是非，以此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而日本政府也觉得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因此，当日本记者提出这一敏感的困难问题时，会场刹那间紧张起来，大家都屏住呼吸，等着看邓小平怎样回答。
　　邓小平显得非常镇定，他神态自若地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

　　接着，邓小平顿了顿，“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会场上又恢复了轻松的气氛，众人怎么也想不到邓小平竟把许多国家多年来一直大动干戈的领土归属问题以如此容易、如此巧妙的中国方式给“解决”了。

　　邓小平一生达观开朗，不因困难而郁闷。幽默风趣，不因挫折而悲观。所以他精神快乐，对疾病的抵御力也强，生命也更充满活力。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9 06:35
　仁者寿高

　　邓小平一生清正廉洁，作风简朴，真正是人民的公仆。心中无私念，杂念，道德修养高尚，因而健康高寿。邓小平始终保持普通党员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从来不要别人或下级给他的任何特殊照顾。

　　在战争年代，他经常深入群众，深入基层，与干部战士同吃同住同劳动。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后，红一军团政治部驻扎在甘肃固原县七营镇，这时邓小平担任政治部副主任。战争年代的部队不同于和平时期，随时都要执行作战任务，为了便于行军和转移，不宜库存更多的粮食和其他物资，一般都只带三五天的粮食在身边，部队的生活所需，全靠临时筹措。邓小平所在的政治部，也经常发动干部战士到几十里以外的后山里去背粮食。

　　有一次，政治部的全体干部战士接到去后山里背粮食的命令，正要出发时，邓小平也赶到了。大家心里都明白，邓副主任又要同我们一起去背粮食，便纷纷议论开了。

　　有的说：“邓副主任没有一点架子，一贯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有的说：“邓副主任，你工作太忙，就别去了吧。”邓小平听了这些议论和劝阻，风趣地对大家说：“命令是我下的，我能不带头执行？要吃饭，就得干……”

　　邓小平边说边挤进了队伍之中，同政治部的全体官兵一起出发了。

　　邓小平这种身先士卒，为人表率的行动，深深地感动着政治部的每个干部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他仍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不做脱离群众的事。比如：邓小平从15岁考入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离开广安，70多年一直没有回过他的故乡。像他这种情况在中国的高层领导干部中还是不多的。如果说战争年代没有条件回去，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应该说有这种条件了，但他也没有回到他的故乡去看看。邓小平70多年一次没有回去看过他的家乡，是他缺乏故土之情吗？是他不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家乡的父老乡亲吗？人们都在想，邓小平不会是这种人，他不会忘记养育过他的那块土地，不会不想家乡的人民。然而，究竟是为什么呢？人们都在猜这个谜。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为大家把这个谜底揭开了：

　　“父亲自己不回老家，也不许我们回去。他说我们一回去，就会兴师动众，骚扰地方。”

　　邓小平在广安的故居，是按当地农村传统风格建造的灰色木结构瓦房，比较简陋。当有人问到邓小平如何处理他的旧居时，他回答说：“照现在样子原封不动，让乡亲们继续住在那里。”

　　邓小平对子女的要求特别严格，经常教育子女要模范地遵纪守法，不能利用他的特殊地位搞特权、谋私利。邓小平从来不让子女参与他的政事，也从来不向孩子们透露党和国家的重大机密或正在议论而尚未出台的重大措施等信息新闻，并不让子女向他打听。他总是要求子女加强组织纪律观念，不能乱说乱讲。

　　邓小平不是见风使舵的人，在各种意见众说纷纭的情况下，他不察言观色，人云亦云，更不口是心非，投机取巧，搞两面派行为。因而，他对一些重大问题、重大事件的处理和解决，总是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有位哲人说过：“人生真正的快乐不在于占有，而在于你的存在对社会的价值。”我们这里说，“仁者寿高”，是有理论根据的。仁者爱人，则心无私欲，胸怀坦荡，人际关系融洽，人生活在称心如意的气氛之中，心情轻松；仁者爱人，则乐于助人，以奉献作为价值的取向，从帮助别人中获得快乐，心情舒畅。帮助别人获得的快乐，是最令人愉悦的。可以说，“仁”———仁爱之心是许多养生要素的基石。

　　邓小平道德高尚、艰苦朴素、不图享受、光明磊落、公道正派，所以他心中坦荡荡，与人相处和谐愉快。所谓仁者寿高，此乃健康一大秘诀也。

　　情绪调节

　　毛毛《在江西的日子里》这样描述：“我父亲为人性格内向，沉稳寡言，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使他养成了临危不惧、遇喜不亢的作风，特别是在对待个人命运上，相当达观。在逆境之中，他善于用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并用一些实际的工作来调节生活，从不感到空虚与彷徨。”

　　邓小平在遇到困难时，并不消沉丧气，无所事事，而是用实际工作，来调节生活，始终保持着乐观情绪。

　　在蒙冤受屈的时候，他喜欢干的事是，一读书，二劳动。他用读书和劳动陶冶精神，充实生活，坚定信念，摆脱自己恶劣的心境。

　　1969年，邓小平离开北京的时候，把这次谪居生涯视作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经过批准，邓小平带去了他的几乎全部的藏书。在谪居的日子里，邓小平抓住时机，勤于攻读，平日里难得这样充裕的读书时间，这会儿有了。他每天半天劳动，其余时间除了散步以外，大多都在读书，他常常读书至深夜。

　　在江西的几年中，他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对邓小平来说，能有时间坐下来读书，确是难得的机会。在学习之余，他还常与家人谈历史典故，议论书中精辟之处。从中推演、探寻社会发展和世事兴替的规律。

　　热爱劳动是革命者的本色。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就在江西的一个村中劳动，开荒挥锄，每天忍饥挨饿，一干就是一整天。

　　就在接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调他去工作的命令的那一天，他还在荒岗上干得大汗淋漓。接到命令，他二话没说，立即打点行李出发，表现了一个：）员雷厉风行的作风。

　　无独有偶，第二次被打倒，他再次被“发配”到江西。对邓小平来说，能够脱离北京那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能干一点事，无疑是十分高兴的。尤其是在工厂，干的还是钳工活，就更高兴了。那曾是近50年前在法国时他干得十分熟练的活儿。时隔多年，他干起钳工活来，还是那么认真、熟练。

　　如果说工厂劳动还属于“监督改造”性质，那么，邓小平在自己家中的劳动就完全属于调节生活了。邓小平和家人在庭院里拓出一片不小的菜地，种上白菜、辣椒、丝瓜等各色菜蔬。自有了这一片菜地，邓小平每日总要抓紧时间在园中劳作，挖土、施肥、浇水、锄草，常常干得大汗淋漓，忙得不亦乐乎。在邓小平和家人的精心耕耘下，在砂石地上开出的菜园果然郁郁葱葱，果实累累，采之不尽。这既增添了生活情趣，又补充了生活所需。在没有工资，只发一点生活费的时候，也确是对生活的一种补充。

　　在三年时间里，邓小平或每天劳作于工厂，或躬耕于田园，他开玩笑说，此次下放等于上了一次劳动大学。

　　邓小平重返北京后，原中央统战部部长童小鹏去看他，邓小平说他在江西南昌新建县时，上午监督劳动，下午即在家搞家务、种蔬菜。邓小平说自己感到特别高兴的是，学会了做馒头，发得很松。童小鹏则说自己在“五七”干校当“猪倌”，学会了给母猪接生的技术。说罢，两人相视大笑。在严酷的劳动中，他们都以乐观的精神度过了这压抑的日日夜夜。

　　挫折和困难，是人生的磨砺石，但如果没有乐观的精神，人就会在磨砺石上被磨光了棱角，有的则可能经不起磨砺，或沉沦、或颓唐，成为一具行尸走肉。而有了乐观精神，虽不一定能战胜挫折和困难，但却一定能渡过这重重难关，并从挫折和困难中获得许多教益，磨砺成一个坚强而更加成熟的人。

　　摘自《邓小平平民化的健康之道》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9 13:03
导读：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的"政治1.0时代"，那么，邓小平时代是中国的"政治2.0时代"。邓小平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走向，也改变了每一位当代中国人的命运。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的一个转折期，以后来的眼光可称为"邓小平时代"。而华国锋、叶剑英、胡耀邦、陈云、李先念、习仲勋等，正是那个时代的几位关键人物。

关键人物一：华国锋

通宵为毛主席站岗
      1955年华国锋成为湘潭地委书记。他在湘潭大搞集体化，毛泽东有一次回乡时注意到了他。
　　1959年夏天华国锋接待毛泽东回到故乡湘潭县。当时中国还没有空调设备，据说华国锋因为担心天气太热和毛泽东的安全，在卧室外面通宵为毛站岗，以便使他能够开着窗户睡觉。在华国锋的领导下，湘潭的毛泽东故居实际上成了全国的圣地，华国锋将周边一带也变成了旅游景点。他还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兴建了水利灌溉工程。华国锋早在1967年初已是湖南省第二把手，在 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0年他成为省委第一书记。
　　华国锋是个多面手，他具备在所有重要部门的工作经验：农业、工业、财政、文教和科技。1971年8月27日，毛泽东让华国锋担任了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华国锋从1973年到1976年在政治局的工作经 历，使他得以广泛了解全国性的政策问题，同时有机会结识其他高层干部。他没有外交经验，也从未在正规军工作过。在1975年1 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副总理和公安部部长。
　　华国锋不属于出类拔萃的领导人，但在毛泽东看来华国锋是他的政治运动的坚定可靠的拥护者。不过与毛泽东这位浪漫主义革命家不同，华国锋所享有的名声，来自他亲自调查研究并解决问题的实干作风。

关键人物二：叶剑英

为邓小平复出发挥了关键作用
        叶帅是个随和的人，他能够争取到并保持背景十分不同的人的信任，这种能力广为人知。他在"文革"期间自愿选择了靠边站，没有参与到是非之中；"文革"时他没有担任要职，因此也不是受到严厉批判的对象。
　　1971年10月3 日，林彪逃亡失败刚过两周，毛泽东和叶帅就成立了一个新的部门"军委办公会议"，用他们认为忠于毛泽东的人取代了林彪的追随者。毛在第二天召开军委办公会议，发动肃清林彪在解放军领导层可能留下的残余影响的运动。1972年2月，叶剑英主持召开会议对林彪的错误进行清算并向军队发出新的指示。会议召开几天后，按照叶帅的指示下发了一个文件，其中列举出林彪领导军队12年间所犯的错误，以及开展军队整顿运动的内容和程序。
　　叶帅一直得到毛泽东的善待，毛泽东去世后他又在逮捕"四人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后来成为一个拥立新领袖的人，一个为华国锋出谋划策的可敬元老。在为邓小平1977年复出铺路方面他也起了关键作用。华国锋靠边站后叶帅也退了休，在广东家乡度过他的晚年。

关键人物三：陈云

毛泽东曾问：为什么好像只有陈云能搞好经济？
         邓小平在莫斯科时，那里正在实行"新经济政策"；而陈云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体制并制定了苏联的五年计划。邓小平去苏联时是学生，陈云去苏联时则是中共高层干部，可以跟苏联领导人交往，甚至见过斯大林。离开莫斯科后他在新疆住了半年，试图在那里建一条中苏之间的固定运输通道，但这项工作因为地方军阀马步芳及其骑兵队的阻扰而失败。后来，陈云在195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计划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他与苏联顾问有着良好的关系，在他们的帮助下制定了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当中共建都北京时，陈云已经建立了东北的经济秩序，此后他开始主管全国的经济工作。他所面对的最迫切问题，是如同脱缰野马一样的通货膨胀—军阀混战时它从未被驯服，抗战后则完全失控。陈云采用严厉的行政处罚手段强迫商人停止涨价，但他们拒不服从，于是他转而利用市场：他把库存货物大量投放市场，使价格直线下降，从而粉碎了商人的抵抗。通过 行政管制和市场手段双管齐下，中共在陈云的领导下于1952年完成了国民党和军阀多年无法办到的事情：控制住了通货膨胀。
　　从1950年代初开始到大跃进以前，陈云统一了全国的粮食收购体系，确保了从农村征购足够的粮食以供应城市。这种进步，再加上从苏联引进的工业项目，使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直到1958年大跃进时毛泽东把谨慎的陈云推到一边，让计划部门失效，重创了经济。就在灾难延续之际，毛泽东又把陈云叫回来领导恢复经济。陈云在1960年代初再次恢复了经济秩序。毛泽东曾问：为什么好像只有陈云能搞好经济？

关键人物四：李先念

曾担任刘邓大军的副司令员
        在国共内战的后期，李先念率领手下的部队来到冀中平原离他家 乡村庄不远的地方。当时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时遇到了严重困难，李先念利用自己的当地关系为他们提供了支持，由于这项工作他被提拔为刘邓大军的副司令员。
　　1949年中共获胜后，李先念留在湖北任省委书记。此后几年他又在武汉市、湖北省和中南局担任过不同的高层职务，他在中南局时曾与林彪共事。李先念在武汉时负责处理经济问题，1954年邓小平辞去财政部长一职后，李先念便奉调回京接替了邓小平。在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李先念成为政治局17名成员之一。
　　他与陈云不同，在外交上扮演着积极角色，他曾接待外国代表团，并有几次出国访问。例如他在1972年就陪同尼克松总统游览了长城。在外国人的记忆中，李先念是个亲切和蔼的人，很用心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此外，他不会强烈表明自己的意见，避免采取拥护某个领导人反对另一个领导人的政治立场。

关键人物五：胡耀邦

积极平反"文革"冤假错案，为改革开路
        1950年胡耀邦在川北担任党委书记时，邓小平作为上级就认识了他（当时，由邓小平担任党委书记的西南局总部设在四川）。1952年六大区的干部奉调回京时，邓小平也回到中央任职，胡耀邦则被任命为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
　　胡耀邦有一次和客人开玩笑说， 邓小平看上他是因为他身高只有一米五，是唯一比邓小平个头还矮的干部。其实邓小平有很多理由选中胡耀邦：他在江西和延安苏区工作过多年，和其他高层领导关系都不错。此外，邓小平知道胡耀邦学东西很快，而且很刻苦；他精力旺盛，献身于改革，凡是能推动国家前进的事，他都会全力以赴地去做。他被公认为那一代人 中最能干的干部，他从1952年至1966年一直担任共青团第一书记，其中有十年（1956—1966）邓小平恰好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
　　胡耀邦在1960年代初带职下放去湖南省湘潭市担任党委书记，后又去陕西担任省委书记，这段时间他也干得不错。1967年初红卫兵搞了一个批斗邓小平支持者的名单，排名第一的人就是胡耀邦。
　　1977年12月被任命为组织部长后，胡耀邦不知疲倦地投身于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工作。他还领导着理论工作，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1978年12月三中全会之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在消除不同团体的分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了在人事任命方面的共识，并协助起草了三个主要发言人—华国锋、叶剑英和邓小平—的讲话稿。

习仲勋

把广东建成改革开放的桥头堡
        1934 年习仲勋只有21岁时，便已在陕西的一个中共小根据地担任高岗和刘志丹手下的高层干部，他们在这里迎来了由毛泽东率领的长征之后筋疲力尽的部队。毛泽东认为习仲勋是个很有前途的干部，他很快就被提拔为西北局党委书记。在抗战和内战期间，习仲勋一直在西北地区工作。
　　1950年，时任西北局最高负责人的彭德怀奉命率军赴朝鲜参战，习仲勋短暂担任了西北局事实上的一把手，而当时邓小平是西南局的最高领导人。同年稍后，习仲勋奉调回京担任 了中宣部部长，1953年他被任命为政务院（后更名为国务院）秘书长。1959年他担任了副总理兼国务院秘书长。
　　刘志丹的弟媳在 1962年发表了一本有关刘志丹的小说，歌颂刘的事迹，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毛怀疑这篇小说的发表与习仲勋有关，把他贬为洛阳一家工厂的副厂长。直到 1978年习仲勋才得到平反，得以离开洛阳去广东任职。在那里，他在把广东建成全国的试验区，以及与北京官员的协商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傅高义：我最想了解的问题，邓小平永远不会回答……

我最想了解的问题邓小平不会回答
        傅高义：很可惜，我最想了解的问题他不会回答。第一是因为他保护党的秘密，很多事情都不会谈。比如，他对毛泽东怎么评价，恐怕他不会直率的跟我说。以前都只是我自己根据资料，以及通过跟别人谈话，来联想邓小平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如果有机会跟邓小平本人亲自谈话，那我能了解的历史肯定会更不同。但是这些内容恐怕他不会谈：例如他79年是不是已经考虑农业的改革？已经考虑过人民公社不太合适？他在改革之前考虑过这些问题没有？这些事情我很想知道，但是很可惜，就算有机会跟邓小平谈话，他也不会告诉我的。
邓小平是大胆的对外开门者
        傅高义：：）跟政治的关系从毛泽东时代（开始），邓小平继续下去，（虽然）走什么路完全不一样，毛泽东想继续革命，邓小平觉得：）已经是执政党不是革命党，这是基本的不同看法。还有学外国（方面），毛泽东把对外国的门开了一点点，邓小平非常大胆的开门，让很多学生到外国学习，让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开放的政策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都是）很基本的思想。还有让考生考进大学的高考，毛泽东需要又红又专，谈到什么阶级什么思想，邓小平说中国人要是能考的话，这就够了，不要谈阶级，中国人都会考，按照能力考试。我想他们基本的看法做法都不一样。
中国未来发展的最大障碍：环境污染和腐败
        傅高义：我认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城市化也是继续，还有在全世界的秩序提高，中国的地位在全世界也提高了。这个情况都是继续下去，但是还有新的问题，比方说贪污的问题腐败的问题比80年代严重，这些问题越来越复杂，需要人处理的。还有新的外交关系，中国的势力提高有新的情况，现在很多人担心中国力量增加以后，中国会做什么事，是不是邓小平说的话不会走霸权主义那条路，邓小平这么说，但是他的接班人将来会不会继续这样做，他们实际上有强的军队以后会不会按照邓小平本来的思想而做还是为了自己的新的看法，那是很多外国人担心的。
　　空气污染很大，因为你们都知道北京、上海大城市空气污染非常严重，越来越严重，我认为肯定要处理这个问题。腐败问题也是，现在的问题非常严重，影响到普通老百姓对政府对政治领导人的态度。另外一个问题，西部大开发也要继续，先富起来的人还得支持后富起来的人生活提高水平，这些事情都得做，但是我认为最大的问题还是腐败问题、还是空气污染。我估计这两个问题算是最重要的。
中国如此重要 很多美国学者了解与否都要谈中国
         傅高义：一批人，我不能说老百姓，在政治界经济界的领导人还是学术界研究现在世界关系，最近对中国有兴趣的人不仅仅是重要专家，现在中国这么重要，本来不了解中国的人搞政治国际关系、经济都要谈中国，但是真正了解中国的人还是一批专家。但是现在很多美国学者要谈中国，了解不了解（中国）还得谈，因为这么重要。【更多精彩内容 请访问搜狐历史】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9 13:04
邓小平真正的伟人！他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开始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提出了退休制度！提出了依法治国！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9 13:06

01《永远的小平》

《永远的小平》是以邓小平夫人、子女以及工作人员的采访记录为素材编纂而成。全书分六个部分，每个部分由邓小平的一位亲人主讲，有夫人卓琳追忆她与邓小平从相识、相爱到相伴达半个多世纪的心路历程，讲述他们心心相印、患难与共、相扶相携走过58个春秋的感人故事，有邓小平子女邓朴方两兄弟和邓林三姊妹讲述与父母的深厚情意和对父亲浓烈的热爱，也有邓小平孙子孙女对爷爷的回忆和怀念。

本书通过众多人物对邓小平平实而感人的回忆，生动地再现了邓小平作为儿子、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领导的一个个鲜为人知的故事，真切反映了邓小平的夫妻情、儿女情、亲友情、故乡情、人民情、祖国情，充分展示了一位世纪伟人的凡人情怀和人格魅力。本书也是作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一份献礼。[>>详情]

02《读懂邓小平》

该书为国内知名理论权威邢贲思先生主编的《读懂领袖丛书》之一，该书评传结合，通过对邓小平同志光辉一生的描述，让人们真正了解邓小平同志。该书实事求是地记叙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的风范，不仅表现其实践家的业绩，而且突出其作为理论家的贡献，是一部高水平的叙事与说理相得益彰的好书，该书有以下优点：

第一，文笔清新，亲切感人，于庄重中不乏情趣，于严肃中不乏生动。该书不仅评介了在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的言和行、智和勇；而且对邓小平的爱好、生活中的趣闻轶事也给了一定的笔墨。这样，一个鲜活、平凡的邓小平就站立在读者面前，拉近了读者与伟人之间的距离。读书的过程犹如与伟人交谈一般，亲切地聆听他的教诲，既深刻地感受伟人的心智和力量，又是那样的轻松和自然。

第二，全书贯穿实事求是的精神。无论是对邓小平为人的介绍，还是对邓小平理论的阐述，都坚持以事实为基础。例如，邓小平为什么是当今世界的历史伟人？作者不是凭主观的臆断，而是写了五种人眼中的邓小平，也就是：让世界人民说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中国人民说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让领袖人物说邓小平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写了邓小平自己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通过邓小平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同别人对他的评价的比较，不用任何修饰，就能更加鲜明地把邓小平这位世界历史伟人突现出来。再如关于邓小平的理论创新，作者写了11个“第一次”，这是对邓小平理论极好的提炼和概括，而其中的每一个“第一次”均是建立在事实分析的基础上。正是这个缘故，使得全书包含了极为丰富而翔实的材料。

第三，这是一部领袖题材的书，又是一部高水平的理论著作。邓小平理论最显著的特点是密切结合实际，这个特点也切实地体现于这部著作中，例如该书的第三章所分析的四个问题，即“邓小平有没有理论”、“邓小平理论体系究竟怎样概括”、“邓小平理论丢没丢‘老祖宗’”、“邓小平理论不问姓‘社’姓‘资’吗”，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重大问题，既有理论方面的，也有实践方面的。作者能紧密结合实际，不发空论，尽管对这些问题仁智各见，但作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供人们研究、参考，这本身就是一种贡献。

第四，突出邓小平思考问题的方法，这一点具有特别的意义。邓小平一生之所以能作出不凡的业绩，为中国乃至世界作出了伟大的、历史性的贡献，除了他过人的胆识和智慧外，还在于他具有科学的创造性的思维方法。书中生动地介绍了邓小平每遇大事，总有独特的、超乎寻常的思考问题的方法。他考察问题常常直达事物的本质。例如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言之平常，却振聋发聩，一扫以往笼罩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左”的认识。又如资本主义搞了几百年，每一个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计划；社会主义搞了几十年，每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都有商品流通。它们之间有一层纸，过去谁也没有捅破，也没有人敢于去捅破。邓小平把它捅破了，指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下子把人们从几十年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该书就是通过这些看似平常的事实，把邓小平那种超越常规的、创造性的思考问题的方法生动地呈献于读者，使人们受到巨大启发。

真正读懂邓小平很不容易，也不是仅靠读这本书就能完全做到的；但这部书对于帮助人们对邓小平及其理论由熟悉到真知，对读懂邓小平，的确很有助益。读懂邓小平、弄通邓小平理论是个长期的艰巨任务。邓小平是一代历史伟人。读懂邓小平，等于读懂一部中共党史。

03《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

回顾1973-1975年，为了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贯彻“三项指示”，召开了四届人大，确定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先后召开工业、农业等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对各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大见成效。1975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顺利召开，确定在20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央工作，先后召开工业、农业等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对各个方面进行全面整顿，大见成效。1975年底，“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全面整顿被迫中断。

04《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书稿讲述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实行全面改革开放期间，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邓小平如何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把握中国何去何从的历史性问题。书稿主要反映了邓小平同志在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等多个方面卓有成效的改革和推进，表现了在他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详情]

05《邓小平改变中国（修订版）》

本书真实地反映了从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到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这样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转折过程中的某些重大事件,或与这些事件有关的某些人物,展示了老一辈革命家对我国摆脱长期的"左"的错误束缚,走向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尤其凸显了邓小平作为一代杰出政治家的大智大勇。

06《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里程碑的“伟大历史转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最重大的事情。这一伟大历史转折从最初的酝酿、尝试到最终的实现、完成，经过了将近八年曲折复杂的历程。

本书从邓小平带有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切入，以历史转折的前奏、准备、完成为序，对一系列重大国史、党史问题包括1975年整顿、“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四五运动、粉碎“四人帮”、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农村和城市改革、对外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做出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共十二大召开等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解析，突出叙述了邓小平在伟大历史转折中所起的作用，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怎样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怎样逐步创立的。[>>详情]

07《永远的风采——邓小平遗物的故事》

本书选取邓小平具有代表性的20件遗物，以独特的视角，通过亲历者、见证者的回忆、评说，充分运用档案文献资料，还原出邓小平的卓越风采，让读者了解遗物背后鲜为人知而真实感人的故事，全面、真实地展现一代伟人崇高的精神风范、鲜明的革命风格、高尚的品德情操和独特的人格魅力。[>>详情]

08《邓小平晚年思想研究》

邓小平晚年思想是邓小平理论中最成熟、最有代表性，也是对现实指导意义最强的核心部分。《邓小平晚年思想研究》通过对邓小平晚年思想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理清其晚年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系统梳理其关于国际战略的崭新思维、关于制度建设的主要构想、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论升华、关于共同富裕的深入思考、关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理性展望等主要思想，并对其思想形成的来龙去脉、重要节点和具体内涵进行了重点分析，全景式地展现、回顾、研究邓小平晚年思想的内涵和精髓，有利于邓小平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和邓小平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

09《邓小平法制思想片论》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的民主法制思想，为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和走向法治社会开辟了新的时代。他在民主法制方面所作的精辟论述，不仅勾画了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框架、轮廓，也指明了我国法治社会的走向。邓小平法制思想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几年来民主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新时期我们要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就必须进一步深刻理解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以邓小平法制思想为指导，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该书以独特视角通过对西方法治思想的阐述，结合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情况，分析其法治思想对我们的启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学术的视角，向读者展现邓小平法制思想的概论和主要内容，使读者系统了解邓小平法制思想形成的历史基础、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全面认识邓小平法制思想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邓小平法制思想片论》对于邓小平法制思想、中国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均具有重要价值。

10《邓小平研究述评（2003——2014）》

本书内容涵盖邓小平研究的各个领域，全面反映了2003年以来的10年间邓小平研究的新进展、新成果、新动态。本书的54篇论文和3篇领导讲话、致辞，紧密结合学习党的十八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近10年来邓小平理论和思想生平的研究进展情况和主要成果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回顾总结，对进一步深化邓小平研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权威性。[>>点击返回读书频道首页]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9 13:08
永远的小平：卓琳和子女深情回忆“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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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8-18 16:48:51
来源：搜狐读书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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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名：永远的小平
　　作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 编
　　出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永远的小平》是以邓小平夫人、子女以及工作人员的采访记录为素材编纂而成。全书每个篇章分别由邓小平的一位亲人主讲，有夫人卓琳讲述与邓小平心心相印、患难与共、相扶相携走过58个春秋的感人故事，有五位子女讲述与父母的深厚情意和对父亲浓烈的热爱，也有邓小平孙子孙女对爷爷的回忆和怀念。全书以“情”贯穿始终，极富感染力。
　　精彩书摘：
　　“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我是了解他的，我和他相依为命。”（卓琳篇）
　　卓琳深爱自己的丈夫，即便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黑白颠倒，无数家庭成员互相揭发的疯狂年代，她依然坚定地和丈夫在一起，相依为命，不离不弃。不但自己这样，她还给孩子们讲父亲的历史，讲他工作中的事情，分析斗争形势。从她的讲述中，儿女们知道了蒙受不白之冤的父亲是清白的，无罪的。他们和母亲一样，爱自己的父亲，心甘情愿地与他共渡危难。
　　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老祖（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编者）就跟我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我就告诉她：“我是了解他的，奶奶你放心吧！不会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和邓小平在中南海。有一天，有人来说孩子们不准回家了，所以只有我和他相依为命了。有一次，我看他在抽烟，就拿起他剩下的烟来抽。他说：“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你的烟瘾好像比我还大，看你以后怎么戒呀！”我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只要孩子们一回来，我一定能戒。”
　　有一天，有人让我和老爷子、老祖收拾东西坐飞机走。我们收拾了几箱常看的书。我们坐在汽车里绕了好几圈，汽车的窗帘都是放下来的，最后我们到了飞机场，把我们送到了江西新建县。我们住进了当地人叫“将军楼”的地方，是一幢二层小楼。
　　在江西，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头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捡石头。捡完石头以后，弄成一块地的样子，我们就跟老百姓要些种子，种些茄子啊、辣椒啊，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
　　当时我们住在二楼。上楼时，我上不动，我都要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让他拉着我上楼。
　　我们在新建县的时候，每天去工厂上班。早上8点走，半小时到拖拉机修造厂。我拆线圈，拿汽油洗那个油腻。老爷子当钳工，一干就是半天。老爷子在法国留学时，实际上是做苦工。他做苦工，拉红铁，就是把铁用高温加热，原来很粗的铁，烧红了，拉出来，用人工把它弄得细一点，一遍一遍最后弄成铁丝。他说当时的工作环境很热，温度高得他都没办法，他工作的时候把衣服都脱光了。我拆线圈还可以坐着，和师傅们聊天，老爷子只能站着。有一天，我看到老爷子干得脸都发白了，我让他坐坐，他也不坐。我说他：“你怎么也不偷点懒呀？”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了。”
　　去江西前，我已经知道胖子（邓朴方）的事儿了。他是北大学生，邓楠也是北大的学生。“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家把他关在楼上，要他揭发他父亲，他说：“我哪能揭发我父亲啊，我不知道他干什么错事了。”他不说，人家就打他。朴方受不了了，就从窗口跳下来，骨折了。有一天，邓楠跑回来和我说：“妈呀，哥哥从楼上摔下来了，可能瘫痪了。”我哭了三天。当时胖子住在北大校医院，我们去新建县之前，去学校看他，还没有到病房我就在休息室哭了半天，跟我去的人说：“你这样让孩子看到不好。”
　　我想我们要到江西去，我就控制住自己，冷静下来，到病房去看胖子。当时胖子和另外两个人住在一个病房。我当着他的面没有哭。我们就到江西去了。
　　后来孩子的小姑姑给我们写了信，说胖子已经被送到福利院去了，十几个人住一个大病房，想翻身也没有人管，吃东西也没法自己吃。我们很着急。老爷子就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说既然医院已经不能治疗，送到福利院去了，那么我们希望把他接到身边来。毛主席同意了。后来孩子的小姑姑坐火车把胖子送到新建县我们住的地方。
　　接到江西以后，我们让工厂里给他做了个架子，因为他躺在床上起不来，他要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有两个环，他拉着那个就可以坐起来，放开了又躺下去。那时候他来了以后，当然就增加我们的负担了。给他洗澡怎么洗啊，老祖烧水，我端水，老爷子拿毛巾给他擦。第一遍擦凉水，第二遍擦肥皂，第三遍擦干净。都是老爷子干，我呢，就是管给他送水，送毛巾。
　　那时我和老爷子、老祖在一起。老祖在的时候，老爷子烧火，老祖炒菜、蒸饭。孩子的小姑姑要生孩子，没有人照顾。我说：“老祖你走吧！你去照顾小姑姑吧，要不然请人还得花钱，我们也请不起。”那时我们三个人一个月只有200块钱，老爷子说要有计划地花钱，每个月节省出20块钱，孩子们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出路费。老祖说：“你们怎么办？”我说：“我们自己来。”后来，老祖走了以后，老爷子就来当主角了。买来的肉，他切，不让我切。我烧火，他炒菜。
　　后来我们知道林彪死了。邓小平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示拥护毛主席对林彪的处理。
　　我们从江西回来，找个住的地方，原来的地方已经不行了，就给我们找一个院子。地震的时候，房子都晃，我们的房子有一个角都掉了，都不敢住屋子里。后来大家想了个办法，我们院子里有两行架子，架子上种了些植物，后来就在这个架子上头盖一个塑料的棚子，然后我们就摆两张床，中间一个过道，大家晚上住在这。我们晚上聊天，大家在那叽叽喳喳的，吵得一塌糊涂。老爷子就找本书看，我们做了一个电灯，让他可以看书。就那样，他说挺有意思的，也很舒服，空气新鲜，后来地震过去了，我们才搬回去。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家想，怎么叫他呢？我说算了，就叫“老爷子”好了。大家都说叫“老爷子”，后来孙子也叫他“老爷子”，都叫他“老爷子”，像吴院长啊、警卫员、秘书都叫他“老爷子”。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9 13:08
苦难而却温暖的江西生活（邓朴方篇）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押送至江西省新建县劳动。在江西三年多的时间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最低潮，也是他个人和家庭生活最艰难的时候。这期间他通过汪东兴多次给中央写信，从这些信中我们很少看到他对自己个人的工作和生活安排提出要求，但对家人的关爱却毫不掩饰。
　　老爷子和母亲知道我在救济院的情况以后，非常伤心。他们就给中央写信，要求把我接到江西照顾。经过努力争取，毛主席终于批准，我被接到了江西。
　　1970年10月17日，得知邓朴方将被送到南昌同自己一起生活后，小平致信汪东兴说：“我们深切地期望，邓朴方能够治好。现在病情既有好转，可继续治疗下去，必能渐见好转。所以，我们恳切希望他能在现在的医院里继续治疗下去。”
　　1971年2月3日，就照顾邓朴方事宜，再次致信汪东兴说：“我们上次给你写信，希望邓朴方能够继续治疗，现在既然无法继续治疗，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起生活较好。我们请求组织上派人把邓朴方送到南昌。”
　　1971年11月8日，林彪集团覆灭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信中除表达了对林彪、陈伯达问题的态度外，在信的末尾写了这样几句话：“我希望能和子女们靠近一些，特别是两个较小的孩子（毛毛和飞飞）。我们岁数大了，不免为儿女挂心，希望他们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顺便向主席诉说。”毛泽东阅信后也深有感触，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东兴）办一下。
　　老爷子为了我的事给中央写的信，我是在纪念馆里看到的真迹。看了信中的内容，心情很不好受。想想老爷子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对子女们还付出这么多的心血，真是令我感动。我盯着那封给中央的信，久久说不出话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也没有具体和我说过信的事情，老爷子藏在内心的东西，在平常他都不会主动去表现，他从来不说，只有在子女们偶尔遇到特定的场合，突然发现一个事情的时候，才发现老爷子对我们的付出和对我们的爱。
　　我去江西之前，党员资格已经被取消了，身体也残废了，感觉一切都是灰色的，一切都是失望的，可以说是心如死灰。到了江西，见了老爷子和母亲的面，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相对无言无泪，泪在心里流。我们只是对着面看了看，然后我就进到屋里，大家帮我躺到床上，就开始过日子了。
　　他们照顾我的起居和生活。老爷子从来不说什么，妈妈会跟我说说话。
　　有时候我洗澡的时候擦身子，妈妈和奶奶擦不动，父亲就来帮着擦。夏天又特别炎热，我躺着不能翻身，他们来帮我翻身。
　　因为我自己不能行动，所以老爷子和母亲、老祖要照顾我的生活。洗漱、如厕、洗衣服等都是家人帮助我。不管白天晚上，还要每两个小时帮我翻一次身，以免长疮。那时候我父母每天上午还要到工厂里劳动。
　　我记得那时候给我擦澡，家人们要先烧热水，再一盆一盆地端过来。老爷子算是三个人中间的壮劳力，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父亲给我擦澡。父亲并不说什么，但他为我做事情，每件事情都做得非常认真、细致。换个角度来说，他过去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这种情况下为子女非常细致地一点一点地做事情而且每天做得很认真，有时候回想起来会感到心里面酸酸的。
　　在江西那段时间里，我感受到的都是家庭的温情。这种感受仅限于在江西的时候，因为正常情况下很少有机会这样长时间相处。在平时老爷子要上班，孩子们要上学，而在江西，大家整天相处在一起，特别是我伤得那么重，他们还要照顾我。在江西的日子里，是自己跟父母贴得最近的时候。家庭温暖、天伦之乐，虽然日子是苦的，但乐在其中，这种感觉发自内心。那段时间最能体会到一家人相濡以沫的感觉，我奉献我的，你奉献你的，大家在一起共同度过一个在困难中却温暖的时期。
　　去江西的时候，我党籍被开除了，自然也没有职业，没有工资。我唯一消磨时间的方式是修理收音机。妈妈想搜集收音机来让我修理，可收音机那时也属于贵重物品，不可能每家每户都有。我就只好把家里的收音机拆了装，装了再拆。
　　我天天抱着收音机听，长波也听，短波也听。后来有一次我听到有些外国电台报道中国有一架飞机在内蒙古失事了，连着几天都报这个，我当时不懂发生什么事情。到了10月1日，报纸登了参加十一晚会的领导名单，林彪和他联系紧密的人都不在列，我当时就把这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了。我悄悄跟妈妈说，“你跟老爷子说说，可能林彪出事了。”过了一会儿妈妈过来说，“老爷子说了，可能。”当然，这在当时都是悄悄话，不久以后中央关于林彪叛逃的文件就传达下来了。
　　老爷子复出后我和老爷子从来不交流政治上的东西，包括我的工作，我也不跟他交流。这件事情上我有一点儿自私，我想我已经做得有些起色了，就不应当依靠老爷子去办事情。男子汉做事应当自己来做，不能靠父母，所以我始终就没有请他题过词，也没有请他讲过什么话，也没有跟他讨论过我工作内容的好坏。他对我的想法应该是知道的，他从心底里也支持我，但是我从来没有当面直接寻求他的支持。结果现在我们找资料，找不到他对残疾人事业方面的题词和讲话。后来从外国元首的回忆录中才看见他在这方面的言论，他见卡特总统时讲到中国的残疾人事业，他说他是很关心的，这项事业应当支持。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9 13:09
“文化大革命”见闻（邓质方篇）
　　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时我住中南海。我记得有一次批斗老爷子，那时候我们都还在家里，就在一旁看。我爸爸和妈妈站在外面低着头，听他们批斗，批斗的内容我也记不得了，他们要弄一两个小时，完了就走了。我们也不敢出来，我们也没见过这个阵仗。
　　1969年允许探亲，我很高兴地从山西赶到江西。那个时候特高兴，我当时穿着陕西的棉袄，棉袄中间系一个草绳。回家也是这样穿，老爹、老娘挺高兴的。我回去以后，他们使劲给我吃好的，我记得我姐姐一天给我吃了12个苹果，那时候老吹自己特能吃，因为在农村劳动大家就会吃得特别多。那个时候爸爸妈妈特高兴，因为我们可算回来了。
　　我去他们那看了地，我说这么好的地，我给你们开地种吧。种的时候对修堰还是挖沟的事情我还跟他们争，老爷子说北方的农田要修堰，南方种地是挖一个沟。后来我才知道北方和南方不同，因为北方缺水。我把地都挖了，老爷子也帮着挖地，我哥哥还帮忙拿一个竹筒切了一半，从我们家的水池子修了一个间道浇地。主要是怕我走了以后，他们端不动水，浇不了地。后来我走的时候，爸爸妈妈给我带了好几十斤米，好多腊肉，叫我都背回农村去。
　　我走的时候，老爷子什么也没表现出来，挺平静的。我走的时候挺高兴，带了很多吃的回去，那个时候农村比较苦，吃的东西可能差一点。后来我1971年底1972年初就回江西了，回江西以后上了一年学，后来就跟着老爷子回到了北京。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9 13:10
　“我父亲说：给她治病的钱都可以打一个金娃娃”（邓林篇）
　　邓小平的长女邓林生于抗日战争时期，由于一出生就被寄养在农民家中，邓林自小身体就十分虚弱。在她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为了自己的健康成长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我出生于1941年，正是日本侵华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出生之后，因为父母要行军打仗，不可能带我，就把我送到一个贫农家抚养。那个贫农没吃没喝，所以我也没吃没喝。由于条件不好，营养严重缺乏，我身体很不好。到两岁的时候，母亲看我太可怜了，就把我接回来，说那时候我脸上爬满了苍蝇，坐在椅子上都没有力气拿手赶苍蝇，特别可怜。
　　我回来的时候是1943年，因为战争还很艰苦，后来又把我送到延安去了，慢慢身体有点儿恢复。但是因为身体底子不好，我从2岁起嘴里就长肿瘤，还发过几次高烧，说不清是什么病。新中国成立后，父母就把我送到上海医院里做了切除肿瘤的手术。
　　1952年，父亲到中央任职，全家搬到北京。我因为从小身体不好，长大了就不断生病，父亲他们只要找到好医生，就想办法给我治病。我做过无数次手术，父母为此费了不少心。叔叔、阿姨们见了我都说，邓林可吃了不少苦。然后我父亲说：“给她治病的钱都可以打一个金娃娃。”
　　由于我身体不好，经常休学治病，耽误功课，父母对我未来的职业选择，也倾注了很多心血。50年代，革命是要报国，怎么才能报国呢？就是学科技，学理工。可是我的身体根本承受不了繁重的学业。父母就根据我的特点，琢磨我今后怎样有个谋生的手段。我特别喜欢唱歌，他们就送我到音乐学院附中学理论。又因为我经常跟母亲说，看同学画国画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们觉得我喜欢画画，就给我请了一个老师学国画，每星期去一次。结果我正业不怎么样，副业特别好，画画进步很快。母亲一看我画画还可以，又把我转到美院附中。这样既适应了我的身体条件，又充分发挥了我的特长。后来我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成为一个画家，都是源于我父母为我所做的选择和安排。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9 13:10
　“使他能够在比较压抑的情况下高兴一点，这是我当时生孩子最大的动力”（邓楠篇）
　　1969年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被转移至江西。江西三年多的蛰居生活清贫而辛苦，但最令邓小平高兴的是，在江西邓家迎来了第一个第三代。
　　我结婚以后，一开始不想要孩子。因为我觉得年轻人太早要孩子，有了拖累，会影响学习和工作。但后来，看着我父母实在太孤单了，就决定还是要个孩子。因为他们那时候受批判，心情很压抑，我父亲从来都特别喜欢小孩，我们家从来没有断过孩子，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如果他身边有个孩子，可能会减轻他的思想压力，使他能够在比较压抑的情况下高兴一点，这是我当时生孩子最大的动力。
　　一开始我在汉中，最后快生的时候才到了江西。应该说为这个孩子，我父母花了很多的心血，我父亲每天就逼着我，跟他一块散步，说是为了我好生。我母亲高兴得给我养鸡，一共养了14只鸡，说是为了我坐月子的时候可以喝鸡汤、吃鸡肉。
　　1972年11月的时候我生下眠眠，当时我父亲正好去井冈山了。他从井冈山回来直奔医院，结果扑了个空，因为我生完孩子已经回到家了。他一看没有又赶快回家，非常急切地想看到这个孩子。眠眠生下来以后，确实给他们增加了很多的欢乐。白天，父亲在房间里看东西的时候，把两个沙发一拼，铺上个小褥子，小孩就放在他身边。一等到孩子尿了，我父亲总是说赶快赶快，主动接水给她洗。那时候没有纸尿布，南昌的冬天非常冷，又非常潮湿，尿片洗完以后干不了。我哥哥就做了一个铁丝的罩子，放到碳盆上，我父亲每天就负责用炭火烤尿片。
　　“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两次被打倒，他自己的政治命运很危难。而因为他的政治命运也影响了他的孩子们的生活，影响了孩子们正常的读书、就业和婚姻问题。所以他对子女这方面的关心是发自内心的。当时他的处境非常之难，但在那种处境之间，他还是希望能够通过他自己的努力，来帮助孩子完成学业，更好地就业和寻找生活中的幸福。当时我和我弟弟到陕西插队；我二姐大学毕业了，分配到陕西的农村劳动；我哥哥在社会救济院；我大姐在宣化解放军造纸厂里面劳动。我们一家的孩子已经是天各一方了。
　　这种时候，父亲就尽一切的力量帮助孩子，包括婚姻上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词叫“黑帮子弟”，当时除了刘少奇以外，邓小平的孩子就是全国最黑的“黑帮子弟”，别人都不敢轻易接触我们，所以我父亲很担心我们的婚姻问题。当时我因为朋友介绍认识了我先生贺平以后，我父亲非常高兴，我母亲也很高兴，他们觉得不管怎么样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影响子女生活上的幸福，这点是他们最放心的。不光是对我，对我大姐也是这样，我大姐因为身体不好，所以他们当时最操心的还是我大姐，总是担心我大姐找对象的问题。我父亲专门为这事给中央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把我大姐从宣化农场调回北京，这样有利于她解决婚姻问题。最后我大姐结婚的时候我父亲非常非常高兴。
　　对我也一样，我父亲虽然不说，但他对子女婚姻的问题非常在意。那时候吕正操的女儿，我叫她胖胖姐姐。我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她正好分在我们公社的医院当医生。就离我五里地，我经常去看她。有一天胖胖姐姐就说，哎呀，我觉得有一个人跟你挺合适的。他爸爸是老红军，也被打倒了，他们家挺“黑”的，你们家也挺“黑”的，你们都“黑”到一块了，差不多挺般配的。她就把贺平介绍给我认识了。胖胖姐特热心，她专门跑到北京去见了贺平，跟他说，我给你介绍个对象。但是贺平那时候没有考虑个人问题。
　　结果因为贺平的父母也在江西卫生部的干校里面劳动，胖胖就说，你到江西去，我有东西要带给毛毛，你必须给她捎过去。后来贺平就来了，我就在车站接他。我跟贺平也基本上算是一见钟情。大家毕竟都是老干部的孩子，革命后代，又都是“黑帮子女”，同命相连。
　　我奶奶听说人家给我介绍了个对象特别高兴，做了一大桌子的饭。贺平正好从农场来，平常也吃不饱饭，到了我们家以后，看见这么好吃的一桌菜，也不客气，就把这些菜全给吃了，最后那盘子摞了一堆。我们四川人有一个特点，看谁吃得多就是不错，家长就特别欢心。那时候我父母和奶奶在后院里开了一块小地，搭了个架子，种了点丝瓜、苦瓜，因为他们是老人，搭的架子比较不结实。贺平因为个子比较高，又是壮小伙子，从农场劳动回来特有力气。他说你们这个架子不行，他就又去找了好多竹竿，又把架子重新搭了一遍，再把那些藤都盘上去。三位老人看着挺高兴的，觉得这个小伙子不错，挺能干活的。贺平在我们家住了两天就要去看他的父母了。那时候贺平大学已经毕业，在湖南农场劳动拿工资。他在北京千方百计给他父亲买了两条烟，一条云烟一条中华烟。结果从我们家临走的时候他把两条烟都一掰两半，一半中华一半云烟留给了我父亲，然后我就送他走了。我刚回家就看见爸爸妈妈，还有奶奶坐在后院。一人一个小凳子，旁边还放了一个小凳子。我爸爸就说，你过来，你过来，我就也坐在那儿了。我爸爸满脸喜色，一拍大腿就说，看样子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当时我听完了以后还挺诧异的，我跟贺平刚认识，我们还没定呢怎么你就定了？但是我父亲这么一个不苟言笑、沉默寡言的人，看到女儿的幸福他真的是由衷地高兴。有这样的父亲母亲，我们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幸福！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9 13:10
心目中的爷爷
　　邓榕：父亲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带着这帮孙辈，一边手上拉着一个。我们让孩子们跟爷爷一块儿走，有时候也把孩子们往他前面放，孩子在前面撒欢。每到一个地方，不管是什么历史古迹、名胜，只要有教育意义的地方，他都会招呼孩子到一起看。有一年，我们到杭州岳王庙，父亲就给孙辈们上了一堂课。
　　卓泝：我记得小时候和爷爷一起去岳王庙，我们小孩走在最前面，看了秦桧跪像后就继续往前走。等爷爷走到那的时候，他把我们叫了回去。在秦桧的铁像前面，爷爷给我们讲了要做忠臣，不要做奸臣之类的话。我现在还记得铁像上有游客吐的痰，万世被人唾弃。爷爷平常从来不正经八百地讲大道理教育人，所以这件事我印象很深。
　　我们是他的亲人，同时也是中国人，是老百姓的一员。我们可以从更多的角度观察爷爷，可以更近距离地观察爷爷。无论把小平看作自己的爷爷，还是一位政治家，我觉得他都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
　　几个孙子辈的孩子，小时候很喜欢在爷爷身边玩耍。爷爷是一个充满朝气的人，我们可能从潜意识里被他的朝气所吸引。包括爷爷南方谈话时，那时他的年龄已经很大了，但还是精神奕奕地说了好多他想了很久的话，做出了很多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安排。即便到了90多岁的时候，爷爷看起来仍然精气神很足。
　　爷爷在1996年底住的院。当我知道消息时，迅速赶回家，每天都要去医院看望他。爷爷已经很难跟我们沟通了，但你能从他的目光中看出，他知道是我们来了。那一段时间，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从家里到医院，从医院到家里。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家人的交谈内容更多地集中在回忆往事和去世后的安排这些方面。那时候我的心里感觉很不好受，心里空荡荡的。
　　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在我的心目中，爷爷给我的形象从来不是一个严肃威严的人，他在我心目中是一个一直很慈祥的老人。爷爷很疼爱我们小孩，从来不对我们发脾气，我们从小到大，基本上没有挨过爷爷的批评。我们在他办公的时候，在他身边玩耍，在他身边吵闹，他也不以为意。小时候还不懂事，现在想一想，我们在吵闹的时候，爷爷正在办公桌前或凳子上思考攸关国家的大事，但他没有因为这些而阻止我们游戏。后来我慢慢懂事了，回忆过去，觉得爷爷真是对我们太好了。
　　卓苒：如何看待我的爷爷，我心目中的爷爷是怎么样的，我自己做了很多的思考。我们从小生长在爷爷的关爱下，在这种幸福的环境中成长，受到爷爷爱的包围，爷爷的关爱已经变成我们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可能是习惯了这种环境，有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意思，当时没有更多的感想。爷爷离去以后，我回过头回忆，才真正地能够抓住自己的感受，才能把这种感受提炼出来。
　　我的许多朋友常常抱怨，他们认为不管做哪一方面的事业，学者也好，企业家也好，真正要想做成一件事是很辛苦的。最普遍的矛盾就是顾及了工作就往往照顾不到家庭，工作和家庭顾此失彼。听了他们的话后，我就思考，爷爷从来没有耽误过任何一件事情，无论是家庭还是工作，他做了这么多重要和伟大的事情，但是仍然让我们四个孙子孙女感受到他的关怀。所以，在这一方面上，爷爷是我的学习榜样。我现在自己也做一点儿事情，在单位里，我也跟同事们提倡，要为自己的家庭负责，要兼顾家庭和工作。我觉得这一点我是从爷爷身上学到的。
　　我小时候很淘气，非常喜欢做一件事情，就是吃饭的时候，不用餐具而是用手去抓盘子里的菜。我坐在爷爷旁边，还要故意让爷爷看到，为什么呢？我很喜欢听爷爷一句骂我的话，用四川话说“野蛮人”。当然那时很小，爷爷骂的时候也不是很严肃，里面充满了疼爱的意思，很简单。
　　一次我得阑尾炎，做阑尾手术。因为要吃流食，我又很馋，爷爷看见我这么馋，吃的东西又不好，很心疼我，于是偷偷背着医生给了我一个大杧果，结果我吃下去以后，阑尾炎没有好，肚子却疼了起来。爷爷后来看到我就跟我道歉，说“哎呀，爷爷犯错误了”。
　　爷爷的爱，给我一种力量，一种积极的、向上的力量。这种力量一直支持着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在事业上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包括挫折、打击，我们都能努力渡过所有的难关。
　　卓玥：爷爷跟奶奶的性格差别非常大，爷爷非常的安静，很少说话，也很少直接教育我们。奶奶就特别地开朗，她经常笑着然后海阔天空地聊天。爷爷奶奶对我们都非常地亲，我们都很喜欢和爷爷奶奶待在一起。当然，爷爷虽然不爱多说话，但他非常地和蔼，非常地爱我们，非常喜欢我们在他身边陪着他。
　　爷爷很和蔼，平常不给我们讲大道理，他不是那种给你讲大道理的人。和爷爷在一起很心安，因为爷爷夸奖我们多，批评我们少。每个学期结束，我们都会给爷爷看作业本，他每次都说“很好、很好”，以表扬为主。我们从小就在爷爷的家里长大，爷爷是我们的保护伞。我们犯错误的时候自己的爸爸妈妈会比较严厉地批评我们，如果爷爷在的话，我们就会去找他当保护伞。家里的教育比较严格，我们也不会犯什么特别大的错误。犯了错误还是要教育的，但是爷爷一般觉得小孩能够知道错误就行。
　　我们家是一个特别欢乐的大家庭，全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最经常看见的场面就是爷爷静静地坐在那儿，听着大家开心地谈天说地，吵吵闹闹，感觉在这种氛围下，爷爷会觉得非常地舒心和安心。他经常看着奶奶拿零食分给我们小孩，眼神里会流露出满意的意思，他希望我们孙辈们开心。
　　所以对我来说，觉得这种大家庭生活是最正常不过的。小时候以为别人的家也是这样的，一大家子人在一起，有爷爷奶奶，有父母这一辈的，还有很多的兄弟姐妹。这种和谐的大家庭对我的成长起到很大的帮助，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能体会到浓浓的亲情，对人的成长非常有利。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9 13:11
“家庭是个好东西。”
　　“欧洲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没有家庭不行，家庭是个好东西。我们还要维持家庭。孔夫子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元，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
　　——1992年1月27日，邓小平视察珠海江海电子有限公司的谈话
　　邓楠：孩子们小的时候，爷爷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每天要去“朝拜”孙子。因为孩子在自己的房间里，所以爷爷散步的时候就要去“朝拜”孙子孙女。等到孩子们稍微大一点儿，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去陪爷爷。我们都跟孩子们讲清楚了，爷爷的工作非常不容易，我们应该想尽办法让爷爷能够心情舒畅地工作。所以，我们给孩子们的任务就是每天要定时到爷爷那去玩，或者去“骚扰”爷爷，就是为了让他换换精神，休息休息。
　　卓泝：听妈妈说，她生我的时候早产，我出生时才3.4斤重，就一点点大，大腿只有大人的大拇指那么粗。大家都不敢动我，因为确实太小，不知道我能不能活下来。每天老祖把我放到竹车上，早上很早就推着我到阳台上去晒太阳。爷爷每天早晨一起床，吃早饭之前一定要上阳台先看看我，这么一天一天看着我长大。
　　奶奶经常强调我们要陪着爷爷，当我们没去爷爷那的时候，她就把我们挨个“捉拿归案”，小孩习性嘛，经常在一个地方待着也不太可能。
　　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到爷爷的办公室里玩。一般是放学以后，吃饭前到他那上蹿下跳几个小时。我和羊羊从办公室窗台跳进去，他最多皱一皱眉头，说：“嗯，危险动作。”或者我们钻到桌子底下，他办公室的书桌底下比较空，我们那个时候小，可以好几个人钻进去玩，这时候爷爷就办他的事，你不管怎么吵，怎么闹都不会影响他。
　　他并没有经常带我们玩，但是你可以看出他很愿意有家人在他周围晃来晃去，包括他工作的时候。只要他不是在开会，你在他附近大喊乱叫，或者怎么样吵闹都不会妨碍他，他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以前中午，有一个《经济半小时》的电视节目，爷爷每天都要看。他看电视除了新闻类的，还看一些其他节目，但和看新闻不一样，这些节目他都是有一搭没一搭地看，实际上他并没有把内容看进去。这一点有些像他看小说，爷爷偶尔也看看武侠小说，但我们发现他看完跟没看一样，有时候他把书一翻开，继续重新看起来。
　　原邓小平护士黄琳：首长看电视，看《新闻联播》和中央2台的《经济半小时》。由于首长有些耳背，我们就在他身边“翻”，就是电视里讲一句，我们就靠近首长传一句。有时新闻里谈到发展一个项目，他会比较关注这个项目投资规模，这个项目在什么地方，我觉得他听得特别认真。有几次镜头把投资数打出来了，我每次就在他身后数，等我还没有数完，首长自己就先念出来了，他对数字很敏感。
　　通过陪首长看电视，可以感觉到首长确实心系中国建设，他在看正规新闻和一般电视节目上，风格完全不同。一般电视节目就是放松和消遣的环节。
　　卓泝：几个孩子经常会做一些小物件让爷爷看，这也是让爷爷放松的一种方式，这样可以让他经常放松放松大脑，稍微转移一下他的注意力。我带着大家做的主要是画画。带着其他几个孩子，跟我一起在地上画粉笔画。一般都是在爷爷生日前，我们在地上画一幅，他散步的时候可以欣赏。画的题材每年都不一样，有一年我记得画的是岩画，模仿原始人的岩画，还有一年画了一棵抽象的大树。共同的特点都是花里胡哨的，小孩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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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林：大概是11月或12月，北京下雪了，雪还下得特别大。我们把周围的雪扫掉以后，老爷子出来散步。羊羊和萌子正好也在外头，他们在堆雪人。老爷子看到他们在堆雪人，驻足观看，表情很开心。我赶紧说，爷爷跟他们一块儿照张相，于是照了张相片。
　　卓泝：我们还一块堆雪人逗爷爷开心。北京这个地方下雪的天气比较少，整体来说气候比较干。所以一到下雪天，孩子们都是非常珍惜的，肯定要利用一切机会到雪地里玩耍。我记得有一年，我妈妈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在院子里堆了一个雪人，这个雪人比较有特点，我们把一个红色的水桶扣在雪人的头上当帽子，用两个煤球当眼睛，胡萝卜当鼻子，甚至还插了一个笤帚在雪人身上当手。现在回想起来，当年做的这个雪人应该说是“教科书”式的标准。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做成雪人后，马上就想拉爷爷出来看一下，因为我们都很有信心，他一定会对这个雪人感兴趣。我们按捺心情等着爷爷散步。果然爷爷看见雪人以后，特别高兴。
　　邓楠：我是1972生的眠眠，父亲当时非常高兴。孩子生下来以后，给家庭增加了许多的欢乐。每天早上我起床以后，就把她抱到父亲卧室外面的小客厅里。把两个沙发一拼，铺上个小褥子，让眠眠继续睡。父亲醒了一出卧室就能看见眠眠，这样他一天都会很开心。有时候父亲带着眠眠，小孩子撒尿，父亲总是说“赶快”，然后主动去接水给她洗。因为那时候是冬天，南昌天气阴冷阴冷的，非常潮湿，尿片不容易干，所以尿片洗完之后需要烤干。我哥哥朴方就做了一个铁丝的罩子，放到炭盆上，父亲每天的一项工作就是烤尿片。他非常非常喜欢这个小孙女。
　　卓苒：我们和爷爷在一起同平常人家是一样的，平平淡淡，和和美美。正因很平淡，能说成故事的不是太多。更多的是一种感受，就是爷爷对大家的那种慈爱，他的爱我觉得到现在我还能深刻地感觉得到。
　　很多对爷爷的感受是爷爷去世以后，我们才慢慢地品味出来的。爷爷去世以后，没有爷爷的爱在身边，就会觉得非常想念，感觉缺少了一些东西，到现在还经常会在梦里梦见爷爷。
　　在爷爷退休的时候我们做了一张贺卡送给他，我们知道爷爷是非常渴望退休的，我们全家都认为爷爷退休是一件喜事。那天，几个小孩就一起商量着是不是应该表示一下，自己动手做一点小东西来表达我们的心情。我们最后决定做一张贺卡，我记得写的字是“祝爷爷永远年轻”，在写祝福语的时候还出了一个令人捧腹的小插曲，当时我们大家一下想不起来年轻的“轻”应该是哪个“轻”了，在卓泝哥很肯定的表达下，大家决定用青春的“青”，结果很快发现这是错的，我们不得不另外做了一个，也没办法涂改。
　　小时候我们基本天天在爷爷身边，爷爷特别爱整洁，他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头发也都很整齐，光亮。我们经常在爷爷身边用手去摸他的头发，我记得爷爷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从他已经灰白的头发中又长出一些黑色的头发，随后不断长出更多黑色的头发，我们都说爷爷是返老还童。
　　在爷爷的办公桌上，有我们送给爷爷的一个礼物，一个小摆设，摆设里有几只小动物。其中有一只老鼠，一只老虎，一只羊，还有一只牛，这代表我们四个孙子孙女，后面还有一个小提篮，有两只小猪，小猪前面有五只小宝宝猪，这代表了爷爷奶奶和他们的五个儿女。这套小礼物摆在爷爷的办公桌上，象征着我们一家人很幸福，放在爷爷的办公桌上，爷爷每天都可以看到我们。
　　邓林：有了孙子以后，父亲在那儿看文件，孙子、孙女们也都在他旁边，他们可以随便玩，画画也可以，剪纸也可以，在地下爬来爬去也可以，甚至我父亲在那儿看文件办公，我妈妈拿着一本小人书给孩子读，我父亲也不觉得吵。我们大人大点声说话，父亲就会让我们小点声，别吵，可是小孩怎么闹他都不嫌。
　　卓玥：我们小时候每天放学后，吃晚饭前都要到爷爷那儿去，我是非常喜欢去找爷爷的，因为爷爷会发一些小零食给我们。爷爷说过“我只有这么一点儿权利”，这个权利就是给孙子孙女发饼干发巧克力。我们在爷爷的办公室里待着，陪着他，我们看动画片，他看文件。等到点了我们就叫爷爷去吃饭。
　　在孙辈中，因为我是年龄最小的孙女，我在爷爷身边的时候他年纪已经比较大了。那时候他天天都在家看文件，出去的也不是特别多，我比较小，所以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所以对我来说，每天在爷爷身边是很习惯的事情。和爷爷在一起，我也不觉得因为爷爷是国家领导人，就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地方。当然，我那时小也不懂，我只知道爷爷就是爷爷，天天我都跟他在一起，所以是很平常的事情。
　　我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面长大的，家里除了爷爷奶奶之外，还有父亲母亲和姨妈、舅妈、舅舅，哥哥、姐姐和弟弟。所有的家庭事务都是大家一起做。对于我们来说，从小除过春节之外，家里最大，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每年夏天爷爷过生日，这天对于我们来说是最好最大的一个节日，我们每年都要给爷爷送一个生日礼物，生日礼物都是我们自己手工制作的，我们不会到外面去买礼物，都是小孩们聚在一起手工做的。
　　我们以前在北戴河的地上画大型粉笔画或者是做中国传统的手艺、手工，用这个方式来表达对爷爷生日的祝福。每年都画大的粉笔画，有不同的主题。我记得有一年画的是一个天空中的城堡，有各种各样的树，而城堡在天上飞，有一点像宫崎骏的《天空之城》，还画了非常多的植物和机器人在上面。对我们自己来说，为爷爷准备礼物是一个非常好的，很快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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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获评世界上最好的爷爷”
　　邓榕：父亲曾说自己“可以获评世界上最好的爷爷”。我们全家都觉得如果真有这个奖项，父亲的的确确可以参与角逐。
　　邓小平妹妹邓先群：大哥很喜欢孩子，有一阵子家里的小孩特别多。像刘伯承的孩子，蔡树潘的孩子，还有宋任穷的孩子都常常待在大哥家里。那时几位同志的工作都特别忙，顾不上照看孩子。大哥夫妇和他们关系挺好，又喜欢小孩，就把大家的孩子接到家里帮忙照看。当时他们的小孩在北京上学，星期天就到我们家。所以我们家就是一个孩子窝，星期天人特别多。
　　卓泝：小时候，我们会陪爷爷到北戴河游泳。男孩小时候的特点是喜欢玩，但耐力都不强，所以一开始游泳我跟着爷爷，不太跟得上，他游得很远的，转一圈怎么也得有个三四百米吧。后来我过了耐力关，能够跟上的时候，肯定都是跟爷爷在深水区会合，然后再陪着他游一段。我们还给爷爷做了一件游泳衣，实际上就是一个背心然后加一些口袋，把硬的泡沫塑料塞进去，比一般用的救生衣更贴身一点。实际上他用这个游泳衣的时间和次数并不多。
　　游泳的时候，浴场的房顶上挂了一个很大的钟，爷爷自己是可以看到时间的。每次到了上岸的时间大家也会提醒他该回去了，他基本上会望望钟，然后说还不到时间，表示还要继续游一下。
　　随着爷爷年龄的增大，后来去北戴河，医生不让他游泳了，爷爷就只好坐在海边看着大海。现在拿起他在海边的照片看，他的眼神，他的心情我们无法用言语表达。爷爷不能下水游泳后，我们其他人每天还是照样去游泳。起初让爷爷待在家里，但他很快就不干了，他要到海边坐着。后来才注意到，他实际上一直在海边坐着注视着大海。
　　原邓小平保健医生郭勤英：1992年去北戴河是首长最后一次游泳，因为他年纪大了，88岁了。医生担心游泳的时候出一些状况，就劝首长还是不要游泳了。前几年医生也做过首长的工作，但首长觉得自己身体还行，坚持要游泳。而1992年，在医务组的极力劝说下，首长很勉强地同意了。
　　“现在，干部中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字当头，不敢摸老虎屁股。我们一定支持你们，也允许你们犯错误。要找那些敢于坚持党的原则、有不怕被打倒的精神、敢于负责、敢于斗争的人进领导班子。我是维吾尔族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要敢字当头。”
　　——1975年5月21日，邓小平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的讲话
　　卓苒：爷爷曾经讲过一句话，说自己是维吾尔族的姑娘，不怕抓辫子。当时给我们照相的杨绍明叔叔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创意，就让我当模特。那时候我是长头发，于是梳了很多小辫子，同真的维吾尔族姑娘一样。爷爷看了以后很开心地抓住我的辫子，说：“抓住你的小辫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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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要坚持二十年，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扎实。为了保证实效，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
　　——1982年12月26日，邓小平对林业部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卓苒：在我特别小的时候，爷爷每年都要带我去种树，去天坛、景山等一些地方植树。我特别小，还拿不动铁锹，拿不动水桶。每次跟爷爷在一起种树，爷爷就帮着我，我们两个人一起拿铁锹，他把着我的手去铲土、倒水。我记得后来我还专门找了一个小铁锹，跟爷爷去种树的时候就可以用。所以通过这件事情，从小就养成了爱护植物的习惯，也特别热爱大自然。
　　邓林：父亲植树不只植了一棵，好几次我们都参加了。在北京也参加过，在深圳也参加过。老爷子是支持种树的，社会上的植树，他一定是参加的。他参加就起了带头的作用，这么多年来，中国植树的成效确实挺大。
　　卓玥：我们小时候都挺淘气的。爷爷每天看文件的时候会把脚放在脚凳上，他的袜子上有洞，是补过的。因为袜子是尼龙和线混织的，穿久了棉线都磨光了，剩下尼龙丝。他每天都在那儿看，我们去爷爷办公室的时候，我和小弟弟，就特别调皮，每天都要去挠爷爷的脚。爷爷是特别怕痒的，对爷爷来说挠痒痒其实是挺痛苦的事，但是他从来不说我们，顶多说：“不要弄了。”怕痒是我们家的一个传统，大家都特别怕。要换了别人搔他的痒或者什么，他会很不开心，非常地生气，但只有我们孙辈敢去挠爷爷的痒。
　　原邓小平护士王海珍：袜子是有一个洞，因为那个袜子的脚底板是尼龙夹底，尼龙夹底磨出个洞，穿了很长时间。首长的生活很节俭，比如首长用餐巾纸，一般我们都是一抽一张，但是他要把餐巾纸一张撕成四份用。我们开始觉得首长有点太节约了，然而首长一直坚持这么做，慢慢地我们也就学着首长做。这种习惯我已经带到家里去了。
　　卓玥：对于爷爷来说，他在家里没有任何的特权。他只有一个饼干盒，里面有饼干或者是巧克力，当我们到他这儿来的时候，他会把糖发给我们吃，他觉得这个是他最特殊的权力。
　　爷爷自己不是很喜欢说话，但他特别喜欢家里的孩子，喜欢我们经常在他的身边玩。我小时候比较像男孩子，经常跟哥哥在一起从爷爷办公室的窗子里爬进来爬出去，我们不走门，就爬窗户。爬进房间后正好是爷爷的办公桌，我们马不停蹄地钻到爷爷的办公桌子底下去玩过家家。爷爷在办公桌边办公，我们在桌子底下闹腾。这张办公桌我觉得是我那时候玩得很开心的一个儿童乐园。爷爷在桌边读文件，然后他看见我们在他身边玩耍，他心里其实挺高兴的。有时候我们闹得确实太夸张了，爷爷就会说：“你们太‘啷啷哐哐’。”四川话，意思就是你们太淘气。每当这么说的时候他也不是非常严厉，他自己心里其实很开心。
　　爷爷喜欢这种比较欢乐一点的气氛，他自己不爱说话，但是他喜欢和大家在一起，孩子们在旁边闹腾都没关系。
　　邓榕：父亲特别喜欢孩子，他有一句名言：“没有小孩在，家里就没有生命力。”所以平常在他的业余生活中，比如看球、看戏、出去散步，都要带着孩子。父亲坐车出去，车中间有一个小扶手，我们小时候就坐在那上面。等到我们各自有了孩子，哪一个孩子最小，哪一个就坐在扶手上面，这都成为家里的一个习惯了。
　　卓玥：小时候有一次出去郊游，那时候还是坐苏联生产的车，车后面有两排座，因为人太多有些坐不下。我们家小孩特别多，包括亲戚家的孩子，战友家孩子也住在我们家。最后大家只能尽量挤挤，就像塞沙丁鱼一样把人塞进去，到目的地下来数了一下人数，一车装了18个人，估计是创了纪录。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9 13:12
爷爷的故事
　　“骨灰放厕所里头冲走”—— 爷爷的自然观
　　卓泝：我们从来没有觉得因为爷爷是国家领导人，我们就有什么特殊。我们就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中长大的。我们家里非常民主，大家喜欢在饭桌前各抒己见，在吃饭的时候非常热闹。我们家里所有的人，每天回家吃饭，都会讲自己一天工作中的见闻，大家都非常踊跃地发表观点，谈的内容很广阔，各种各样的方面。
　　我记得有一次爷爷说，他去世以后骨灰一定不要留下，其他的东西也都不要留。他说自己的骨灰以后可以放进冲水马桶，厕所里头冲走了就行。奶奶就说，那多浪费啊！本来骨灰还可以当肥料的，还不如直接埋在我们家的樱桃树下面，能当肥料。大家一听就开始嚷嚷了，说那太可怕了，如果骨灰埋在樱桃树下，那以后树上的樱桃结出来我们都不敢吃了。我们家对生老病死看得很淡，看作一件平常的事情，甚至能拿这样的事情作为谈资开玩笑。
　　但从这个地方能看出来，爷爷奶奶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们最后都反复强调自己的东西不要留下。
　　原邓小平护士王海珍：有一次我陪首长看电视，看经济报道，报道反映国家发展得特别好，我就跟首长说：“您看咱们国家发展多好啊，发展特别快。您要多保重，然后要长命百岁。”你猜首长说什么？首长回答说：“我那不成老妖精了？”因为在20世纪90年代能活百岁的人还是很少，长命百岁是不太客观的事情。通过首长这句话可以看出他那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他们家经常在一起聊生死问题，卓琳曾经就跟我说过，如果死了以后可以埋在树底下，然后树长得能很好。首长夫妇这种人生观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作者: 美惠子    时间: 14-8-19 13:12
　“一个老：）员”—— 为希望工程捐款
　　卓玥：我们孙辈们从小就受爷爷奶奶的影响，每年都会拿出自己的零花钱捐给希望工程，或者捐给一些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小的时候，奶奶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号召家里的人去捐款。她特别喜欢捐款，经常给学校，给农村，给各种各样的项目捐物捐款。
　　我十五六岁的时候，爷爷奶奶都给希望工程捐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有次暑假就去希望工程打工。那个时候我年龄并不大，第一次出去打工就在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做了整整一个夏天。当时的任务是去山西的一所孤儿学校，到学校慰问孩子，并给他们教书。这是一次对我来说终生难忘的经历。
　　现在，我们每年都要做一些公益，不管是多还是少，哪怕是捐一点点钱，或者是做一点点事情。
　　原邓小平住地管理员王世斌：1989年的秋天，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宣布将长期开展救助贫困山区失学少年的活动，并把这个活动命名为“希望工程”。
　　第二年5月，首长办公室收到共青团中央发来的一封信。这个信大致的内容是希望首长给“希望工程”题个名，以此来推动希望工程的展开。首长收到信以后毫不犹豫地写了“希望工程”四个字，很潇洒很漂亮的四个字。现在“希望工程”这四个字已经深入人心，特别在贫困山区的地方，刚上学的小孩，他虽然不识字，但看到首长的题词都知道是邓爷爷写的。
　　首长家庭给希望工程捐款我知道的就有三次。
　　开始是孙子辈们捐的，那时首长让孙辈们给希望工程贫困山区的小孩捐款。小孩们就把自己存的零花钱都贡献出来，一毛的、几分的攒了一大堆，最后攒了310块钱。1992年的2月21号，这个日期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孩子们太小了，是我帮他们去青基会交的款，最后在收据上签了小弟的名字。收据现在还在我的手里呢。
　　首长自己捐款是在1992年的6月。当时首长拿了3000块钱给我，让我捐给希望工程。临出发前，还特别交代我们不要留下名字。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任务出发了。到了青基会以后，有四五个女同志在那里工作。我向她们说明捐款的来意后，她们就开始做资金记录。她们一边填一边问我，捐多少钱？我说捐3000块钱。她们挺惊讶，说：“3000块钱不少啊！”我也没吭气，首长有交代必须低调。填完收据以后工作人员让我签上姓名。我当然不敢签，但工作人员们说捐款有规定，必须填上名字。我犹豫了一会儿，签上了7个字“一个老：）员”。她们惊奇地说怎么这么写啊？我们从来没有碰到过这个。签完我就跑，怕她们再计较。来的时候我们怕他们记录我们的车号，所以把车停在胡同尽头的拐弯里。出门的时候我们也防着她们跟在后面，我们一边跑着一边还回头看看，没发现什么。
　　第二次到了秋天，首长又拿了2000块钱，让我们再去捐给希望工程，还是按照上次的老办法。这回我心里有底了，到那以后，人家一看我们就很会心地笑了笑，打了招呼，让我们填单子。填的时候，工作人员就问：“还填一个老：）员吗？”我随口附和了一声。填完了以后，我们依旧快速离开的。没想到过了几天总参打电话问我，“你是不是前两天上希望工程捐款去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青基会的工作人员看着车号了，根据车号从总参那边查过来，一查是你的车号。我到现在还奇怪他们是什么时候发现我们的车的。首长交代的任务我算只完成了一半吧，还是被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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