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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史铁生:透析生命的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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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美惠子
时间:
03-8-25 19:05
标题:
史铁生:透析生命的苦难
2003年07月14日 南方日报记者 吴真 实习生 贺敏洁
编者按:
一些媒体在访问从非典病魔中逃生的人们时,往往问到这样一个问题:病愈后您最深的感悟是什么?回答几乎众口一词,那就是:能自由呼吸真好,健康对人太重要了。
是的,健康和健全对于一个人来讲是最基本的需要,而人类的躯体在灾难面前又是如此脆弱和不堪一击。残疾人作家史铁生30年瘫痪、10年肾衰竭、仅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他对病痛的态度渐渐由愤怒变成敬重,他把疾病看成命运派给他的强大对手,他在肉体上与之抗衡,在精神上,则早已远远战胜了它……
戴安娜王妃去看望一个患绝症小女孩,见面第一句话说:“你一定很愤怒。”这句话让王妃一下子获得了小女孩的爱戴。
不幸的人有权利愤怒。史铁生尤其有权利愤世嫉俗。命运对他来说近于残酷。他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赴延安插队,1972年双腿瘫痪回到北京,1974年开始在某街道工厂做工,七年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现在唯有靠定期的“透析血液”才得以延长生命。史铁生不抱怨,却对生活感恩,知道在生的命题下的诸多奥义。他常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话: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
当我们问到什么时候不用做透析时,他说,到死的时候。我们都沉默,他却呵呵笑了起来。他的笑容是舒展的,透析每隔一天就会把全身的血慢慢洗滤一遍,肉身感受到的是浃入骨髓的疼痛,在史铁生精神世界里,是贴近生命的灵魂过滤。
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上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病隙碎笔》
记:很多朋友都很想知道您的《病隙碎笔》是在什么状况下写的。
史:我肾衰竭之后,真的是没有力气,我觉得可能就写不下去了。但是幸亏有透析,要是倒退20年,这个病就是绝症,就没有办法。在近五六年,透析技术才比较成熟,所以我还能有这个状态,但仍然很疲劳。在开始写《病隙碎笔》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写,我不能放下,放下可能就放下了。刚开始比较困难,每天写几行字。一星期我要去医院透析三次,三天就没有了。剩下的四天,上午可以写两三个小时。所以我现在写得非常少,非常慢,但我在坚持,坚持每天都写。《病隙碎笔》大概写了四年,从透析之后到去年,共有十几万字。
记:您透析之后的生活与写作,相比透析之前,是不是有了很大不同?
史:太不一样了!在我透析之前,我每天上午和下午各可以工作3个小时,晚上还可以看看书。现在就是不透析,而且还得是在精神状态比较好的情况下,一天也就是上午顶多能写两个多小时,然后下午多少看一会儿书。如果再多干一点,血压马上就会高起来。所以我说这次得到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也对我鼓励特别大。
记:二十多年了,您可能厌倦了提这个病,但是我们还是要问,您对病是什么态度?
史:是敬重。不是恐惧也不是厌恶。这绝不是说我多喜欢它,但是你说什么呢?讨厌它吗恨它吗求求它快滚蛋……一点用也没有,除了自讨没趣,就是自寻烦恼。但你要是敬重它,把它看作一个强大的对手,是命运对你的锤炼,就像是个九段高手点名要跟你下一盘棋,这虽然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但你却能从中获益,你很可能就从中增添了智慧,比如说逼着你把生命中的意义都看得明白。一边是自寻烦恼,一边是增添智慧,选择什么不是明摆着吗?
记:我看到有些评论说,这次非典型肺炎使国人在死亡的逼视下更加珍重生命和健康,您觉得这样一个事件会对我们的国民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史:可能最重要的影响是透明度吧。中国人以前一直没有遇到过这种突发事件,这种突发事件要求政府、要求媒体的及时有效的、透明的对民众的提醒、预防。至于医学我一点不懂。
记:在个人的意识方面,大家会突然觉得生命如此脆弱。中国人以前对健康都不大重视,您觉得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影响?
史:这种脆弱是没有办法的,我的感觉就像是地震。从根本上来说,人在自然的巨大灾难面前是很无奈的。天灾人祸不好预测,我们只有该干什么干什么。
善于思考,并不是因为残疾
如果史铁生不残疾,他会成为这么一个优秀的作家或者这么一个智慧的人吗?常常听人说,史铁生之所以善于思考,是因为残疾,是因为他被困在轮椅上,除了思考便无事可做。
“没有比这更加肤浅的对史铁生的解读了。关键在于,他的那种无师自通的哲学智慧决不是残疾解释得了的。”著名哲学家周国平说。
关于残疾,史铁生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人所不能者,即是限制,即是残疾。”在此意义上,残疾是与生俱来的,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这样。看到人所必有的不能和限制,这是智慧的起点。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就是因为知道人之必然的无知,而被阿波罗神赞为最智慧的人的。众所周知,苏格拉底就不是一个残疾人。
“我相信,史铁生不过碰巧是一个残疾人罢了,如果他不是,他也一定能够由生命中必有的别的困境而觉悟到人的根本限制。”(周国平)
记:您以前曾经不止一次谈到:每个作家对文学和自己的写作,都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和要求,而且人家都可能各有各的道理,您能谈一下属于您自己的独特的写作路子吗?
史:我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招数。要非让我找一点什么特点,这个我在《病隙碎笔》中已经写过了:我就是活出了一些“问题”。所以,我总认为“问题”才是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因此我更感觉文学之根并不于在过去而在于未来,未来会不断向作家提出一些“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很可能古已有之,但不会因为前人曾对这些“问题”作过回答,现在的作家就无所作为了。这些生命的疑问,或者关口,其实无论古今,人人都是要过的。既然写作要面对这些生命的问题,它就不是单靠熟练的技巧就可以解决的;就像厨子拿到一样什么材料,他就都能给你做熟喽,而且还做得色、香、味俱全;类似这样熟练的操作,至少对一部分作家来说,就不一定会让他们感觉很兴奋。当然作家也可以把写作当成一种手艺卖。
记:你最初开始进入文学写作,没少写残疾人,后来从《命若琴弦》开始,你发现所有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残疾,会不会豁然开朗,觉得你写的是全人类的问题?
史:我想是这样。曾经一度,有的评论家把我的写作分成几个段,1985年之前很多写的是残疾人,之后更多是写人的残疾,就是人的缺陷。人生而有问题,缺陷,不可能天生完美。当我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忽然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也可以看成是在我写作中一次大的开窍吧。之后我发现,人的心魂深处其实比外界更丰富,也更无奈,更辽阔,更有得可写。还有一件事我也老在想:文学应当是在一切事物定论之外的东西。说得更极端一点:作家应当是在文学之外去寻找文学。在文学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巨大而无限的空间,那就是灵魂的空间。我一直认为在这个空间里有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东西。
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
“我的写作说到底是为谋生。但分出几个层面,先为衣食住行,然后不够了,看见价值和虚荣,然后又不够了,却看见荒唐。荒唐就够了么?所以被送上这条不见终点的路。”
“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病隙碎笔》
记:近日见到不少在1980年代并肩作战的文学同行,你亲身经历这么多年的文学的起落,对文学和作家出现了这么大的落差,怎么看?
史:我觉得,一直以来,人们给作家的虚名就太多了,而容忍作家在写作上的自由太少了。虚名,至少对一部分作家,不是那么太重要,而对写作上的自由才是最需要的。所以我认为作家不再被捧得太红太火,其实可能倒是件好事。同时但愿作家又能够不要太为衣食住行发愁,这样他们才有可能去想一些用我的话说是“务虚”的事情。文学有可能会对一些事情做更深层次的铺垫,也或许在很久以后,它有可能会对经济或其它什么产生一定作用,那也是文学自己始料不及的,这种作用倒是不可能“主题先行”的。
记:有一些作家说现实生活没办法务虚,很多人都有各种理由要养家糊口等等,您觉得现在中国作家作为一种职业应不应该存在?
史:写作有它务实的一方面,可能正是因为人们生活的都很实际,所以文学更像是做梦,无论是黑夜梦,还是白日梦,是人们的一种愿望,是人们的一种理想的状态,不能说生活实在到连梦想也不存在了。
记:您现在写作有没有现实需要的考虑?
史:现在好一些了,现在我也没那么多力气,现实生活的实际需要也够了。但是我知道很多人首先需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管任何事情,自己先得能够自立地活着,然后才有精神的东西。我想动物可能就是一直忙于活着,没有功夫想这些事情。所以对我而言,最好的状态就是衣食不愁、治病不忧,然后就自己躲在一边写去。不信你问所有作家,都是刚开始写东西时的那种状态是最好的,那时谁也不知道你,公众也对你没有过高的期望和苛刻的要求,用王朔的话说“我就是一俗人”,那时就是自己的灵魂和心愿对自己有要求,而外界的要求恰恰在那时最不能左右和干扰自己。可一旦作家出了名,麻烦跟着也就来了:哎哟有点名了,动笔写篇东西,可不能太现眼、太丢人,这个那个—————非纯粹写作的要求和标准就都跟着出来了。于是全面乱套。所以,文学退潮后,我没觉得失落和被冷淡,能冷静下来写作我就舒服。
记:我看有一些记录说好像您走上文学道路是被生活所迫,是吗?
史:刚开始应该是的。但是没有选择其他而是选择了文学,这里面也包含了自愿的成分。刚一开始是想做些事情,不能没有作为地活着,也不能没有收入地活着。但是人有些作品是会为了生存写的,也有些作品是会为了精神写的,其实精神的需要也是为了活着。
记:《我与地坛》那篇文章之后,是不是给您带来一些改变,使您不必再为了生计而写作?
史:不是从那儿开始的。后来到1986年我就算是合同制作家了,有些生活补助,其实一个人糊口的钱用不了很多,有房子住,衣食住行不成问题就行了,但是衣食住行的标准又是无限的,总是不满足那就没边了,你要是觉得它够了就可以做你喜欢做的事情了,实际上它也不是需要很多。
记:您还常去地坛吗?
史:地坛现在修得已经比较规整了。以前我在那里的时候,那里基本上是一片荒地。门上挂的是“地坛公园”,实际上也不收票,很多人从里面穿行。白天的时候,好像没人。我在那里看书,包括有些东西也是在那里写的。那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在那儿待了十五年。11年前我搬了家,离地坛远了,加之行动不便,现在很少去了。
记:您最近几年的随笔、读物有点像散文又有点像小说这种开放式的文体,是不是您现在写作已经不去考虑文体了?
史:也不是完全不考虑,我没有刻意地去追求一定要怎么样,但是我想,文学或者小说、散文是最自由的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它已经被确定是一回事,它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是另一回事,而且也许是更重要的,所以我可能不太重视它已经是什么,可能我更重视的是它可能还是什么。
作者:
阳光天使11
时间:
08-12-10 12:54
标题:
《我与地坛》随笔
记得是在高二吧,学习了史铁生的《我与地坛》的片段,感觉心情挺沉重但又有一些充实,在文字里面开始感悟人生的意义,所以说这篇文章是实际意义上的哲理性散文,其中谈到了作者和母亲的事情,又有很多感人至深的话语,情之所至是多么的伟大啊!
我为作者的坚强所震慑,所激励,所以我得抑郁症的这段时间就很想看一些励志方面的书籍,特别是面对疾病,面对病痛时候该做什么,做了什么。
其实我很赞成史铁生的那些对病疾的敬重这种态度,真的,病来了,怨恨她吧,她也是走不了,求她吧,她总是不领情,让我们很无奈,所以要向他妥协,向他表明自己的坚强和韧性,她怕了,自然就走了。
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失去之后才能感到她的珍贵,可是这样的教训我们有一次不就够了吗,还需要无休无止的这样做吗?抓住自己还能够珍惜的,不要在后悔了,徒增恨意而已,亲情,爱情,友情,都是这样的。没有母亲的人是一个不幸的,而有了母亲却不知道珍惜母爱,是一个悲哀的人,不珍惜母爱反而与母亲作对,伤害她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也许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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