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odmqf译] 精神病医生必须小心网络世界的危险

精神病医生必须小心网络世界的危险

Jun Yan

在因特网的虚拟世界中，心理和社会的复杂性正给治疗真实患者的精神病医生制造机会、诱惑和陷阱。

如今，精神病医生面临着10到20年前闻所未闻的问题：由于在线信息和社区媒体的激增，人们如何对付所有与因特网相关、能够深度影响医患关系的新难题吗？

在2009年美国精神病学会（APA）5月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Damir Huremovic医学博士及其同事论述了网络世界里医患关系中可能的意想不到的难题和违规。他是纽约拿梭郡大学医学中心（NCUMC）身心医学服务主任。

因特网给医生提供了“诱人的机会收集患者另一种过去”，这些会透露许多他们患者的信息并且潜在地影响治疗，Huremovic表示。

如果患者在网络世界中有着稀稀拉拉给所有人看的个人信息，是否可以理解为他或她选择放弃保留此信息的机密性？要是患者否认自杀构想但是却在在线博客上发表自杀信息怎么办？他表示，由于现实的病症出现在患者在线的人格面中，从患者在线状态发掘的心理线索可以帮助精神病学家更快速彻底的评估。

在一例中，Huremovic决心读一读一名由于企图自杀而处在昏迷中的患者的博客。他不认识这名患者。作为一名咨询精神病医生，一旦患者醒来，他需要快速了解评估患者自杀风险。此外，他对阅读博客的决定很忐忑，直至现在他都不确定是否这是件正确的事情。

最近，APA伦理委员会对是否精神病医生和住院医师搜索（google）他们的患者是合乎道德的做出了简要的建议：“搜索患者不是必然不道德的。但是，这仅仅应该是为了提高患者治疗和幸福，而不是为了满足好奇或精神病医生的其他需要”。（精神病学新闻，5月1日）

另一方面，患者会搜索他们的精神病医生。他们不仅探查医生的专业资格而且发掘医生的个人信息、观点和态度。许多精神病医生有博客，Facebook页面和一个聊天室。这些患者都可以找到，有时会是匿名的。

“患者和精神病医生秘密地互相搜索产生了林林种种的法律、伦理、思想和个人问题，”Jacob Sperber医学博士，NCUMC精神科住院实习项目主任，告诉听众。他相信搜集隐藏在患者背后的信息，可能侵犯患者的自主和尊严，打破患者留在精神病医生身上的信念。即使精神病医生的目的是给予“热心的治疗”，那也会是侵害患者的隐私。

而且，这种非直接、面对面交流的操作可能不利于治疗获得有益效果。与其他医学专业不同，“精神科治疗工作……非常重视医患关系，”Sperber指出。

一些患者在线搜索他们精神病医生的信息，就好像医生搜索患者一样。“相关的，患者登录因特网寻找有关治疗师的资料减少了患者治疗起效的机会，因为他们担心直接询问会冒犯咨询师，”Sperber表示。这种避免直接交流可能造成“明显的阻力。”在心理治疗关系模型中，患者叙述他们故事的过程自身是一种有价值的治疗。如果双方走搜索对方的捷径，治疗就不能实现，也有可能甚至产生负面效果。

Huremovic指出医患关系中的线上行为和模式或许比搜索个人信息更复杂。据Nielsen线上

统计，美国人3月平均75小时在线（在家及工作中）。

“社交性网络工具的使用随着时间已经普及，现在正如火如荼，”Huremovic表示。他引用的调查资料上指出人们正在因特网社会媒体上耗费更多时间，比如Twitter, Facebook, MySpace, LinkedIn, YouTube,和博客。结果是更多的个人信息出现在网上，有时会是匿名的，但常常不是如此。另外，线上交往缺乏责任感可能导致人们行为异于他们在“真实”世界中的表现。

今天的精神病医生不得不理解和认识患者在虚拟世界中的精神病理学表现。这种表现可能“渗透到现实中，常常产生毁灭性的后果，”Huremovic称。他引用的案例是，一个女孩在持续遭到网络恐吓和骚扰后自杀和韩国警察阻止了一场年轻人间的在线自杀协定。虚拟人际关系能对人的精神幸福和真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他表示。

从用email与患者通信到远程精神病治疗和远程咨询，精神病医生在工作和家庭中花费大量时间在线，正如患者和公众，Huremovic指出。他们加入到专业和社会网络中，存在正式的和偶然的交互，并且有时没有完全注意到他们自身网络形象以及这种形象如何为“看到”他们在线的患者感知。（参见双向网上寻踪）。

最后，Huremovic强调在普罗大众间的代沟差异和督导和学员间的代沟差异。督导和学员对网络环境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隐私观和身份观。“学员更为精通网络帝国，”他向一咯咯直笑的听众说到，“但是督导却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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