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eye译] 让我歇会儿吧

‘我看到门口有这么一个包裹’，我边说边进了厨房。‘谢谢。’女主人，我的数学家同行的妻子，正在水池边洗着菜，‘放在桌子上吧。’

‘哪个桌子’？我问道，因为厨房里一个桌子也没有。‘有几个桌子呀？’她有点不耐烦。这时，我感到事情有点不妙。我知道她的意思不是要我给她列一个她漂亮的新宅里桌子的清单，但是她也没有讲清楚她究竟想让我把那个该死的包裹放在哪儿，而她已经开始冒火了。

我只好实话实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不知道有几个桌子。’她一把抓过包裹，啪的一下放在工作台面上。‘放桌子上。’她大声叫道。我觉得受到了羞辱。但是我没有争辩说：‘那不是桌子；那是工作台面。’我已经学会了谨慎行事。

我们俩后来交换了一下看法。她说她不能理解为什么我对把包裹放在哪儿的问题这么认真，而且她觉得做晚饭的时候也没功夫纠缠细节。照她的说法，我对她随便把包裹放哪儿的指点反应过于迟钝，而对她一时的不耐烦又过于敏感。

她说她一向对这类情形感到棘手。而对我来说，这种泛泛的指点太让我摸不着头脑。再说，她因我不知所措而发脾气也是很不合适的。但是我决定不对她说这些。我学会了谨慎。毕竟很多人的思维方式都与我不同。

我生于1943年。同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Leo Kanner首次记载了一些儿童的异常行为模式，他将其称为‘儿童孤独症’。假如我在最近几年出生，我会被诊断为‘属于孤独症谱系’，而在过去，我被认为是‘问题儿童’。我的问题就在于我总是看到很多成年人做事没有道理，因而总是挑战他们的权威。为此我被送去见过好几个心理医生。15岁时，由于我一次又一次毫无顾忌地说我的老师们愚蠢，招来一顿猛批，最后被Charterhouse学校（英国的一所私立寄宿学校---译者注）开除。人们认为我是一个无法教育的孩子。

我很反感那种将孤独症视为一种残疾的看法。我认为其实孤独症可能是人类的一笔非常重要的财富。大多数人将孤独症与局限性相联系。而我的生活经历却是与此相悖的。中学毕业后，我成了一个反核战组织‘百人会（Committee of One Hundred）’的成员，曾和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英国哲学家，百人会的发起人之一---译者注）一起在Wormwood Scrubs监狱服过刑，并在那里度过了我的17岁生日。后来我悄悄地逃到德国北部沿海的一个金属餐具厂，在那里藏了六个月。在60年代回到英国以后，我参与了创办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IT（全称International Times---译者注）的工作，后来又做了它的编辑。

我曾在一个环保研究所供职，也曾在NASA和牛津操作过超级计算机，确实好玩。后来我在一家工业研究公司当总经理，我们公司还获得了国际技术创新奖。

70年代初期我开始做半日的心理学和数学哲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对于我对孤独症的认识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使我相信社会对孤独症的认识是错误的。在与语言学家Dinah Murray博士合作的过程中，我开始对语言和想象之间的关系产生了特别的兴趣。我们开始建立一个计算机模型来模拟‘正常思维’。我们对人的思维方式了解得越多，就越感到孤独症象是一个‘魔镜’，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人们千奇百怪的思维方式。我们建了一个思维模型叫‘兴趣系统’。

Murray博士和我认为，有孤独症特征的人属于正常人中有差异的一群，而有差异是好事情。他们有别于其他人的地方，在于他们对事物高度集中的兴趣或注意力，而这一点也影响到他们的社会生活。

也许可以说，人的知识和成就受到专注能力的限制。我们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不够专注。这就是为什么每年总是有两千人死于交通事故。

然而，看来人类的进化对不专注的问题找到了一个对策：它使某些人能够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得就像一道高密度的光束，形成注意力隧道。这样的人常常被诊断为孤独症或阿斯伯格综合症。这个办法也有一个不大的但是从社会角度而言却是不可忽视的副作用：它意味着这些人对社交规则、语言交流、和人际关系无暇顾及。

擅长社交的人们则成为成功的推销员、政治家、和访谈节目主持人。而注意力专一的人们则在各种不同的领域如体育、科学、战争、和记忆火车时刻表方面获得成功。

这些思考在我和Dr Murray建立的网站Autism and Computing (www.autismandcomputing.org.uk) 都有描述。这个网站是由患孤独症的科学家们做研究并发表他们的看法的几个网站之一。数学是我的研究领域。在建立思维模型的过程中，我和Dr Murray使用的公式产生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需要一个超级计算机才能处理。

这项对孤独症的研究与我自己越来越有关。我以前怎么也无法以周围的人为参照来了解自己。然而，由于有了建立在计算机模型基础上的对孤独症的认识，我那另类的思维结构开始变得清晰起来。

尽管我有一些典型的孤独症特征，而且也从未有过诊断，我并不感到遗憾。假如有诊断，我的生活在某些方面可能会容易一些，但是顶着一个鲜为人知的标签也不见得就能好到哪儿去。我宁愿做普通人群中众多怪人里的一员。

现在在国际范围内有一个日益成长的孤独症民权运动，它由很多孤独症人士联手，以保护孤独症患者不受歧视和偏见之苦。这已经成了一个民权问题，特别是在美国。我同情从事这项活动的人们，但是我认为将人类中特定的一群人从歧视和偏见中解放出来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也认为，暴政需要帮凶才能成事。对孤独症患者来说，社会对他们的压迫是来自各个层面的。所有的人都将孤独症思维看得一无是处---包括那些本应站在孤独症患者一边的人们。

有一天我在浏览英国全国孤独症协会的刊物，看到上面说多数孤独症患者智力低下。我不知道对此我该做何感想。这个协会也发表我的研究工作。我要是写文章向媒体抱怨这件事，那才真是自闭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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