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快乐:一个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生活 我是多明我会(天主教某组织)的修女,患有双向情感障碍。过去的三十五年里我曾经五次因为严重的狂躁发作而入院治疗。我每次患病都几乎发生在一年中的相同时间,但患病期间的行为,错觉,治疗方案却有所不同,对此我都有清晰而详细的记忆。 1969年四月我第一次入院治疗, 那年我29岁,被诊断为抑郁症。因为我的狂燥症状衰减,进一步转化成为了抑郁。我吃了一些药物,但治疗的基本方案是体育锻炼和技能学习,包括脚踏车、游泳,散步、园艺、兵乓球、制陶、缝纫和美术。两年后我再次进入了同一家医院,又接受了12周的治疗,治疗方案与第一次相同。那以后,我不依赖药物治疗直到45岁,情绪平稳,但仍要面对精神疾病所带来的创伤。 1987年7月我再次入院治疗,这一次的情况与前两次有所不同。我在狂躁发作的早期及时入院,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医院对我进行了为期四周的药物治疗。尽管我一直坚持服用药物,三年后,我再次被送进医院,再一次接受了四周的治疗。接下来我度过了为期13年的另一段情绪平稳时期,直到我的第五次狂躁症发作。 在我几次狂躁症的患病期间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极端高兴,有创造力,极爱讲话并幻想自己是伟人,充满活力并极受欢迎,能够坚持二个或三个晚上不睡眠。 患病期间还有其它一些事情发生。第一次患病中,我曾室内静坐24小时以抗议低劣的住房条件和不公平的房租,甚至将我教过的一、二年级的学生提供给我的有大量老鼠的住宅的照片寄给报纸编辑。我充满活力,在教堂里教初级唱诗班唱一些关于和平运动的但并不适合于教堂的流行歌曲。我彻夜做诗,以为对天主教普及运动至关重要。我的思绪不能停止,甚至要求有一个秘书来为我的伟大思想作笔录。这个举动使我被强制送进了医院。 在第二次狂躁症患病期间,我在晚上沿着走廊边走边洒圣水,为每一个房间祈福。我径自去拜访教区并叫醒牧师,然后再一次被强制送进了医院。 我第三次狂躁症发生在历时三周宗教学习的末期。主教计划来我的学校进行授福仪式,我主动给各类学院的领导送磁带,并告诉他们要在主教来访前清洁校园。记得我提及的其中两个项目是人行道的裂缝和饭厅入口的雨伞。晚上我再次失眠。在中午的集会上,我吹熄了圣坛上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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