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浙大老师和病魔抗争的历程

一名浙大老师和病魔抗争的历程

六年前，在浙江大学法律课上，我向学生公开宣布，我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出了教室门，学生们相互间转告，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相传，一届一届地相传。我希望学生能理解我，但事实上，在大多数学生眼里，我这个老师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有时会冷不防地对我讽刺有加。一想起这些，我就心疼。

就像当初我下决心在课堂上宣布一样，今天要在发行几十万的报纸上公布自己的事情，难免会招来更多是非。但静下心来一想，我不在乎了。从高处跌到低处，跌到我现在这种状况，已经不可能再低了。

八○年，我十六岁时，考上了杭州大学法律系，二十岁留校教书。这个病发于八七年春节。

过完年，我从老家舟山回学校。不知怎么回事，当时整个人感到特别疲乏，萎靡不振，就是想睡觉，甚至饿着肚子也要睡觉。因为老躺着，过了几个月，人都胖了不少。除了嗜睡，我还特别思念家人。走在路上，看到前面人的背影有点像父母，就想，这是我父母就好了，有时还会忍不住跑上前去看个究竟。有时听到旁边有老乡说起舟山话，也比以往备感亲切。六月中旬，我打长途电话给爸爸，把自己的情况一讲，他请了天假来看我。爸爸一进宿舍门，我就号啕大哭起来。爸爸不敢相信，连问：小波，怎么了怎么了？我只管哭，眼泪鼻涕一把一把的，他只好拿了只脸盆来接。

他回去那天，我送他到车站。我竟有一种生死离别的感觉，车子开动了，我一直在后面追。

那时候，整个世界看出去，与平时不一样。树不绿，花儿不红，仿佛一片灰色，没有一点生机。另外，我还特别怕见熟人，远远看到有熟人过来，就想躲避。

我这个人很要面子，尽管在宿舍泪水满面的，但在公众场合，总是强打起精神，甚至谈笑风生，所以朋友知道我患抑郁症，都不敢相信。

后来嗜睡的状况有了缓解，人也精神起来，我觉得没事了。但好了不到一年，老毛病又犯了。懒洋洋的，起床后连洗个脸、剃个胡子，都要下很大的决心。

这一次更严重。我有时竟然懒得给学生上课，请人代课或换课的事，也开始有了。

有次从杂志上读到有种叫抑郁症的病，很像我，我怀疑自己得了这种病。先去校医院看，没什么作用。去了杭州第七人民医院———去第七医院很难为情，去那里的总好像有精神病。

但那时候，我感觉中国医学对抑郁症也没什么研究，说是心理咨询，讲句难听点，也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医生没与我聊多少时间，就让我吃药。药很落后，副作用很大。

吃了不少药，病情有了好转，自己感觉好多了。我跟医生说，感觉好了，药停了吧。医生不反对。停了几天，整个人不行了。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实在熬不过去了，就跌跌撞撞再到第七医院去。恢复用药之后，我才缓过劲来。

现在的医生绝对不这样了，一般用药是不能马上停的，要停也要慢慢来的。

很多医学书上说，抑郁症的发生，有的有原因，有的根本找不出原因。但我总想找出病因。

按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人在幼小时经历的创伤，存在于潜意识，到了一定年纪，会通过病症显示出来。譬如电影《爱德华大夫》里的爱德华。我对爸妈说，我的病跟他们的教育方式有关。但他们不承认。

父亲的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小时候我的碗底有剩饭要打；别人欺负我，明明知道不是我的错，他也不分青红皂白拿竹片打我；高考时考政治，有道题有两个小题目，我答了前面一题，把后面的忘了。当时父亲来接我，他一听，当街就骂；大二假期回家，骑车摔了一跤，把自行车弄坏了，父亲也不问我摔坏身体没有，当着很多邻居破口大骂，让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

我的记忆力是相当惊人的。有一次政治小考，我的回答与讲义一字不差。政治老师觉得我作弊，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我当场再背给他听，一字不差，他才信了。讲这个，是想说，不是我记恨父亲，是抹不去。有时觉得同学对我的伤害也是病因。因为海外关系，父母下放到农村。从小学到高中，因为我个子小，一直坐在第一排，经常受欺负。到了高二，还有同学打我耳光。考大学前，我只有两年时间在县城里度过，普通话不会讲，常常自卑得开不了口，因为一开口就容易受同学嘲笑。

我现在讲的普通话，都是大学以后学的。我对自己说，要做生活的有心人。看电视时，除了欣赏情节，我还观察人物的发音，举止，表情等。一部电视剧下来，我得到的东西比人家多。现在人家说我的普通话很好，有的还说我是北方人。我总觉得，把别人不屑一顾的时间利用起来，生命就会得到延长。

八七年春节，我女朋友还在西安工作，毕业于外国语学院。过了年我去火车站送她。分手以后的惆怅，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原因。但不知为什么，是她走后不久，我才有了抑郁症。

九一年，可能更早以前，我找到系里的领导，告知我有抑郁症，让他们不要替我保密，而且没有必要保密。告诉人家我有病，不是为了显示我的坦荡，而是因为我实在承受不了伪装的痛苦，想为自己减少一些压力。可惜那时候，领导不了解这种病，总是安慰我：不要想得太多，要想开一些。可能是为了我好，我越是希望他们公布，他们越保密。

几年后，我又向学生作了公开宣布。那天上午课刚开始，我对学生说：可能有的学生已经有所耳闻，但可能大部分学生还不知道，我喜欢以诚待人，不想对大家隐瞒。

当时上课的学生有几十人，我这么属实相告，是因为相信里面总有学生会理解我，理解一个老师的苦衷。

九四年六七月份，大学放假，我一下子自我感觉很好了。睡眠可以很少，有时一天两三个小时足够，精力却旺盛得很，整个人处于兴奋状态。与以前的抑郁症状完全两样。

那时我住在老杭大七幢二楼，窗户外是一条通往食堂的小道，不少老师和学生经过。我忍不住会打开音响，拿起话筒，对着窗外发表演讲。演讲的大部分内容，是对现实生活腐败现象的抨击，有一些话与中央精神并不一致。

不但如此，半夜三更我睡不着，我也会对着窗户演讲。那时候，邻居们对我很客气，总是微笑对我，我就觉得他们都在支持我。有一次，杭大医院有个医生来跟我讲，让我不要这样做，否则会干扰人家休息的。我听了满不在乎，觉得邻居都支持，你管什么。当天晚上，我又拿起话筒来。

没多久，妈妈从舟山过来，她说楼上的胡建淼老师打电话给她，说我身体不好，希望她来照顾。

那段时间我有些多疑。上街买菜，发现路边停着小车子，车窗玻璃都是茶色的，从外面往里面看，什么也看不到。我当时判断，是不是因为自己演讲的内容有些偏激，有关部门派人跟踪我了？以后医生说我有幻觉。现在我知道，那是我的错觉，不是幻觉。其实很多车都是茶色玻璃。

八月份的一个上午，保卫处来人，用绳子绑我。当时妈不在，我想她是有意避开的。我当时没反抗，只管跟他们走了。被绑之前，我心想，可能是我演讲的内容与中央不一致，引起社会上其他人的注意，这些人在用我之前，要对我进行一种考验。我觉得我要经得起这种考验，所以毫无反抗的举动。

被关进第七人民医院病房时，我又认为这不是考验，而是一种政治迫害，就像“文革”时的老干部被迫进了疯人院。当时我心里很不服，踢着喊着想出去，直到医生护士用被子罩住我，用绳子将我绑在床上。

住了三个多月，有一个医生说我是精神分裂症。听到这个词，我想：完了，世界上没有比这个病更厉害的了。

出院时，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推翻了这个诊断，他们说我是躁狂抑郁症。

现在我知道，那段时间我得的是双相情感障碍，重性抑郁发作与精力高涨、活动增多交替出现———躁狂的人，有可能会在凌晨三点就开始一天紧张的工作，就像我，半夜三更开窗演讲。

从那时到现在，躁狂我再也没犯过。躁狂发生半年前，我与第一个妻子离婚，我不知道离婚是不是躁狂的原因。不过，离婚的确加重了我的病情。

我和第一个妻子是师生恋。那是八七年年底，我和她好了，好之前，我告诉她我的病情。恋爱四年，结婚两年，一共六年。其间她曾有外遇。我知道她外遇的那天，竟从床上摔到地下。那段时间我一闭眼，眼前就会出现淫秽的场面，实在受不了。

这种事，家里人不能说，朋友不能说，憋在心里几乎会死。我开始折磨自己。拿烟蒂在自己手臂上烫。人的本能肯定是一碰到火会躲开，但我拿着上千度高温的烟蒂，坚持将它往自己的肉里钻，灭了再点，灭了再点。脸上是豆大的汗珠。

这种行为有人叫自虐。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不是抑郁症的一种症状，现在听有的医生说，是的。

可以给你看看我的手臂。这六七个疤都是。我一直没去医院看，都是自己好的。现在淡了，但那两三年里都发红的，而且发痒。夏天伸出手来，人家还以为我是黑社会的。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九六年，我第二次结婚。后来离婚，当然又跟我的病有关系，但主要是性格不合。她是初中生，很多地方不理解我。两人吵架，她会吵到走廊上，让大家都听到。这是我难以理解的，也是让我尴尬的。二○○○年的时候，我们分手了。我跟她有个女儿，女儿跟了她。二○○一年，我第三次结婚。抑郁症影响了我的婚姻，问心无愧的是，对三任妻子，我从未隐瞒过自己的病情，我都将抑郁症的症状告诉她们。我希望她们都能将我的情况告诉自己的

父母，不要有任何的隐瞒。病重以前，我常在课外时间，以一名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帮人家打官司。我弟弟来听过我的几次辩论。他说，如果不是身体原因，哥哥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律师，可以帮很多人。我想是的，直到现在，经我办的二三十个案子，每一个案子我都记忆犹新。

八七年上半年抑郁症结束后，我接了一个案子。这是解放以来当地最大的盗窃抢劫案。被告三个，其中一个在案发前游泳时淹死，我为一个姓张的被告人担任辩护。接这个案子时，律师事务所主任说，别接了，这个被告该枪毙。被告的父母见我这么年轻，也很不放心，再三叮嘱。

我翻看了案子的所有档案，发现那么多案卷中仅有的一个细节：一个姓吴的证人只提供了一次证言，而其他证人却多次提供证言。我想，这其中可能有奥妙。

经过细致分析和讯问被告，我发现了一个公、检、法机关都没注意的问题：我的被告是否有自首情节？

经调查，姓吴的证人是公安机关在看守所的卧底，与我被告关在一起。在吴的劝说下，一天晚上，我的被告半夜敲门，跟看守人员说有事要讲，交待了一次储蓄所的抢劫过程。而此前，司法机关掌握的只是盗窃情况。

关押期间主动交待司法机关没有立案的其他罪行，算不算自首，在当时有很大争议。我在辩护时充分运用法理，据理力争。那天宣判，当审判长念道：“可以视为自首”时，我知道自己胜利了。我的被告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他的同伙，另一个被告，第二年三月八日，枪毙了。

想想过去，再想想现在，唉……因为身体的原因，我没去考律师，没去考研究生，最后弄得连一个正式教师的身份都没有了。而我当初的同学，有的成了市委书记，有的成了名律师，有的成了百万富翁……人与人不能比，一比，心态就不平衡了。

二○○○年，我向校领导打报告，要求调离教师岗位，去搞行政。报告虽然是自己打的，但领导真正批下来，让我去做法学院研究生电脑房的管理工作时，我的失落感太大了。

我的办公室，其实是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很小，坐在那里，那种感受真有点可怕。不光要承受某些同事的冷落，个别学生知道我的身体情况后，也会挖苦我。我稍微管得严一些，就有学生骂“有毛病”。有一次两个研究生上机，一进门，就连续开了几台机器。我上前说，一人只能用一台，不能用要跟我说一声，不要开这么多。他们油腔滑调地说，“不要气，要气坏身体的。”

当然也有人对我的确是没有任何歧视。我这个人，在他们眼里，还是原来的我。浙大副校长胡建淼，以前我们杭大法学院的院长，我患病后，他从来没冷落过我，几次到机房来看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能想到我。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这个人已经毫无利用价值了。他这样做，就是他做人的可贵之处。还有一位叫翁国民的法学院教授，每次遇见我也是笑脸相迎，让我觉得很温暖。锦上添花的事不稀奇，雪中送炭才珍贵。

事业和婚姻，男人应有的两个生活支柱，都这个样子。想起这些，难免会有无奈的感叹，就心灰意冷。我一直有一种思想，人该活得轰轰烈烈，与其不能轰轰烈烈地活，不如干干脆脆地死；平庸地活着，如同行尸走肉，没什么意思。

我曾经有两次自杀的经历。一次在厨房。我坐在椅子上，鼻子对住煤气，后来人瘫软了，倒在地上，我父亲发现了，做人工呼吸，救回来了；第二次，我找了一根香烟这么粗的电线，拴在宿舍上铺的铁床上，打了套，把自己的头套了进去。醒来的时候，妻子和爸爸在旁边。那时才知道，电线太滑，打了死结还是滑开了。

不光是我，几乎百分之二十五的抑郁症患者都会想到死。这个数字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其实，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自杀，我不觉得是因为自己的软弱，而是人生观不同造成的。

今年上半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面对抑郁的折磨和外界的刺激，我总是努力地不把它当做一回事，这究竟是麻木还是坚强，我曾一度认为，这两者是一样的，现在，我觉得两者有本质的区别。麻木，它是认为以后的生活不再有进取的目标；坚强不一样，虽然对病痛的折磨和外界的刺激不当一回事，但心中有生活目标，有自己的追求。我觉得我是属于坚强的。有了这样的信念，我有了从未有过的豁达。

从国庆节开始，我请了假，在家里戒药。一种叫利太林的药，我已经服了很多年。这种药成瘾性很大，类似毒品。它最大剂量是四颗，我开始吃一颗，两颗，最后服到了十多颗才管用。

今年上半年，我到第七医院陶医生那里看，他让我不要吃利太林，利用暑假把药戒了。我看他说这个话时，态度不是很坚决，没放到心里。前段时间，陶医生说，利太林不戒，其他药的作用根本无法体现，你把这个戒了，我就有办法了。

医生一开始劝我住院戒，必要的时候，采取强制方法，我坚持在家里戒，我相信自己。我跟领导请假，准了。

妈听说我要戒药，从舟山赶到杭州来帮我。一开始两三天减一颗，减利太林的同时，我开始在吃一种叫博乐欣的药。将近半个月，我几乎下不了床。头晕，头痛，肠胃不舒服，经常火辣辣的，老有什么东西翻上来，不停地打嗝，心跳到了一百二十多下。什么叫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体会到了。

半个月前，我算正式戒了。我爸爸妈妈也为我高兴。你知道，患抑郁症的人，很大的特征就是缺乏意志，很多事情都懒得干。

前几天，我的一个网友知道我戒药成功后，发了一个短信给我，“好生佩服你。”多少年，再苦再痛我都不会掉泪了，看到这句话，我鼻子酸了。这样的话，要人家讲出来，多么不容易。

以前总觉得活着没意义，现在我心里坦荡明朗多了，这决定了我今后的生存态度，我不想浪费自己。

人活在世上，多少要有成就感，但抑郁症的人，因为本身就自卑，根本没成就感，也就少了活下去的动力。看到周围一个个抑郁症患者倒下去，我作为一个抑郁症患者，有莫大的悲哀。

今天我要向这些人呐喊：“好好活着吧，这就是成就。”因为我们的活着，对亲人朋友是一种安慰。想想这些人世间的缘分带来的快乐，心中就会有快慰。

小时候就念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筋骨，劳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我觉得，抑郁症，就是上天对我的考验。

其实，除了张国荣，很多历史名人，譬如牛顿、达尔文、林肯、邱吉尔、海明威等都患过忧郁症，英国王妃戴安娜，台湾女作家三毛也饱受抑郁症的折磨，都有过自杀的经历。美国心理学家史培勒说：“这种病往往袭击那些最有抱负，最有创意，工作最认真的人。”

有人说，能摆脱抑郁就是奇迹。世界上既然有了“奇迹”两字，我想，我会创造奇迹的。

这个稿子发了之后，可能会有患抑郁症的人给你们打电话，你们就把我的电话告诉他们。刚刚得抑郁症的人，感觉都很可怕，我作为过来人，可以帮助他们。与我交谈肯定不一样，我可以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