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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浙大老师和病魔抗争的历程

08-12-16 21:36| 发布者: sunshine| 查看: 6281| 评论: 0|原作者: 陈波口述 冯国容 整理|来自: 杭州日报

一名浙大老师和病魔抗争的历程

六年前,在浙江大学法律课上,我向学生公开宣布,我是一个抑郁症患者。出了教室门,学生们相互间转告,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相传,一届一届地相传。我希望学生能理解我,但事实上,在大多数学生眼里,我这个老师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有时会冷不防地对我讽刺有加。一想起这些,我就心疼。

就像当初我下决心在课堂上宣布一样,今天要在发行几十万的报纸上公布自己的事情,难免会招来更多是非。但静下心来一想,我不在乎了。从高处跌到低处,跌到我现在这种状况,已经不可能再低了。

八○年,我十六岁时,考上了杭州大学法律系,二十岁留校教书。这个病发于八七年春节。

过完年,我从老家舟山回学校。不知怎么回事,当时整个人感到特别疲乏,萎靡不振,就是想睡觉,甚至饿着肚子也要睡觉。因为老躺着,过了几个月,人都胖了不少。除了嗜睡,我还特别思念家人。走在路上,看到前面人的背影有点像父母,就想,这是我父母就好了,有时还会忍不住跑上前去看个究竟。有时听到旁边有老乡说起舟山话,也比以往备感亲切。六月中旬,我打长途电话给爸爸,把自己的情况一讲,他请了天假来看我。爸爸一进宿舍门,我就号啕大哭起来。爸爸不敢相信,连问:小波,怎么了怎么了?我只管哭,眼泪鼻涕一把一把的,他只好拿了只脸盆来接。

他回去那天,我送他到车站。我竟有一种生死离别的感觉,车子开动了,我一直在后面追。

那时候,整个世界看出去,与平时不一样。树不绿,花儿不红,仿佛一片灰色,没有一点生机。另外,我还特别怕见熟人,远远看到有熟人过来,就想躲避。

我这个人很要面子,尽管在宿舍泪水满面的,但在公众场合,总是强打起精神,甚至谈笑风生,所以朋友知道我患抑郁症,都不敢相信。

后来嗜睡的状况有了缓解,人也精神起来,我觉得没事了。但好了不到一年,老毛病又犯了。懒洋洋的,起床后连洗个脸、剃个胡子,都要下很大的决心。

这一次更严重。我有时竟然懒得给学生上课,请人代课或换课的事,也开始有了。

有次从杂志上读到有种叫抑郁症的病,很像我,我怀疑自己得了这种病。先去校医院看,没什么作用。去了杭州第七人民医院———去第七医院很难为情,去那里的总好像有精神病。

但那时候,我感觉中国医学对抑郁症也没什么研究,说是心理咨询,讲句难听点,也有点挂羊头卖狗肉的味道。医生没与我聊多少时间,就让我吃药。药很落后,副作用很大。

吃了不少药,病情有了好转,自己感觉好多了。我跟医生说,感觉好了,药停了吧。医生不反对。停了几天,整个人不行了。要多难受就有多难受。实在熬不过去了,就跌跌撞撞再到第七医院去。恢复用药之后,我才缓过劲来。

现在的医生绝对不这样了,一般用药是不能马上停的,要停也要慢慢来的。

很多医学书上说,抑郁症的发生,有的有原因,有的根本找不出原因。但我总想找出病因。

按弗洛伊德的理论,一个人在幼小时经历的创伤,存在于潜意识,到了一定年纪,会通过病症显示出来。譬如电影《爱德华大夫》里的爱德华。我对爸妈说,我的病跟他们的教育方式有关。但他们不承认。

父亲的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小时候我的碗底有剩饭要打;别人欺负我,明明知道不是我的错,他也不分青红皂白拿竹片打我;高考时考政治,有道题有两个小题目,我答了前面一题,把后面的忘了。当时父亲来接我,他一听,当街就骂;大二假期回家,骑车摔了一跤,把自行车弄坏了,父亲也不问我摔坏身体没有,当着很多邻居破口大骂,让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

我的记忆力是相当惊人的。有一次政治小考,我的回答与讲义一字不差。政治老师觉得我作弊,把我叫到了办公室。我当场再背给他听,一字不差,他才信了。讲这个,是想说,不是我记恨父亲,是抹不去。有时觉得同学对我的伤害也是病因。因为海外关系,父母下放到农村。从小学到高中,因为我个子小,一直坐在第一排,经常受欺负。到了高二,还有同学打我耳光。考大学前,我只有两年时间在县城里度过,普通话不会讲,常常自卑得开不了口,因为一开口就容易受同学嘲笑。

我现在讲的普通话,都是大学以后学的。我对自己说,要做生活的有心人。看电视时,除了欣赏情节,我还观察人物的发音,举止,表情等。一部电视剧下来,我得到的东西比人家多。现在人家说我的普通话很好,有的还说我是北方人。我总觉得,把别人不屑一顾的时间利用起来,生命就会得到延长。

八七年春节,我女朋友还在西安工作,毕业于外国语学院。过了年我去火车站送她。分手以后的惆怅,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原因。但不知为什么,是她走后不久,我才有了抑郁症。

九一年,可能更早以前,我找到系里的领导,告知我有抑郁症,让他们不要替我保密,而且没有必要保密。告诉人家我有病,不是为了显示我的坦荡,而是因为我实在承受不了伪装的痛苦,想为自己减少一些压力。可惜那时候,领导不了解这种病,总是安慰我:不要想得太多,要想开一些。可能是为了我好,我越是希望他们公布,他们越保密。

几年后,我又向学生作了公开宣布。那天上午课刚开始,我对学生说:可能有的学生已经有所耳闻,但可能大部分学生还不知道,我喜欢以诚待人,不想对大家隐瞒。

当时上课的学生有几十人,我这么属实相告,是因为相信里面总有学生会理解我,理解一个老师的苦衷。

九四年六七月份,大学放假,我一下子自我感觉很好了。睡眠可以很少,有时一天两三个小时足够,精力却旺盛得很,整个人处于兴奋状态。与以前的抑郁症状完全两样。

那时我住在老杭大七幢二楼,窗户外是一条通往食堂的小道,不少老师和学生经过。我忍不住会打开音响,拿起话筒,对着窗外发表演讲。演讲的大部分内容,是对现实生活腐败现象的抨击,有一些话与中央精神并不一致。

不但如此,半夜三更我睡不着,我也会对着窗户演讲。那时候,邻居们对我很客气,总是微笑对我,我就觉得他们都在支持我。有一次,杭大医院有个医生来跟我讲,让我不要这样做,否则会干扰人家休息的。我听了满不在乎,觉得邻居都支持,你管什么。当天晚上,我又拿起话筒来。

没多久,妈妈从舟山过来,她说楼上的胡建淼老师打电话给她,说我身体不好,希望她来照顾。

那段时间我有些多疑。上街买菜,发现路边停着小车子,车窗玻璃都是茶色的,从外面往里面看,什么也看不到。我当时判断,是不是因为自己演讲的内容有些偏激,有关部门派人跟踪我了?以后医生说我有幻觉。现在我知道,那是我的错觉,不是幻觉。其实很多车都是茶色玻璃。

八月份的一个上午,保卫处来人,用绳子绑我。当时妈不在,我想她是有意避开的。我当时没反抗,只管跟他们走了。被绑之前,我心想,可能是我演讲的内容与中央不一致,引起社会上其他人的注意,这些人在用我之前,要对我进行一种考验。我觉得我要经得起这种考验,所以毫无反抗的举动。

被关进第七人民医院病房时,我又认为这不是考验,而是一种政治迫害,就像“文革”时的老干部被迫进了疯人院。当时我心里很不服,踢着喊着想出去,直到医生护士用被子罩住我,用绳子将我绑在床上。

住了三个多月,有一个医生说我是精神分裂症。听到这个词,我想:完了,世界上没有比这个病更厉害的了。

出院时,几乎所有的医生都推翻了这个诊断,他们说我是躁狂抑郁症。

现在我知道,那段时间我得的是双相情感障碍,重性抑郁发作与精力高涨、活动增多交替出现———躁狂的人,有可能会在凌晨三点就开始一天紧张的工作,就像我,半夜三更开窗演讲。

从那时到现在,躁狂我再也没犯过。躁狂发生半年前,我与第一个妻子离婚,我不知道离婚是不是躁狂的原因。不过,离婚的确加重了我的病情。

我和第一个妻子是师生恋。那是八七年年底,我和她好了,好之前,我告诉她我的病情。恋爱四年,结婚两年,一共六年。其间她曾有外遇。我知道她外遇的那天,竟从床上摔到地下。那段时间我一闭眼,眼前就会出现淫秽的场面,实在受不了。

这种事,家里人不能说,朋友不能说,憋在心里几乎会死。我开始折磨自己。拿烟蒂在自己手臂上烫。人的本能肯定是一碰到火会躲开,但我拿着上千度高温的烟蒂,坚持将它往自己的肉里钻,灭了再点,灭了再点。脸上是豆大的汗珠。

这种行为有人叫自虐。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不是抑郁症的一种症状,现在听有的医生说,是的。

可以给你看看我的手臂。这六七个疤都是。我一直没去医院看,都是自己好的。现在淡了,但那两三年里都发红的,而且发痒。夏天伸出手来,人家还以为我是黑社会的。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来的。

九六年,我第二次结婚。后来离婚,当然又跟我的病有关系,但主要是性格不合。她是初中生,很多地方不理解我。两人吵架,她会吵到走廊上,让大家都听到。这是我难以理解的,也是让我尴尬的。二○○○年的时候,我们分手了。我跟她有个女儿,女儿跟了她。二○○一年,我第三次结婚。抑郁症影响了我的婚姻,问心无愧的是,对三任妻子,我从未隐瞒过自己的病情,我都将抑郁症的症状告诉她们。我希望她们都能将我的情况告诉自己的

父母,不要有任何的隐瞒。病重以前,我常在课外时间,以一名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帮人家打官司。我弟弟来听过我的几次辩论。他说,如果不是身体原因,哥哥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律师,可以帮很多人。我想是的,直到现在,经我办的二三十个案子,每一个案子我都记忆犹新。

八七年上半年抑郁症结束后,我接了一个案子。这是解放以来当地最大的盗窃抢劫案。被告三个,其中一个在案发前游泳时淹死,我为一个姓张的被告人担任辩护。接这个案子时,律师事务所主任说,别接了,这个被告该枪毙。被告的父母见我这么年轻,也很不放心,再三叮嘱。

我翻看了案子的所有档案,发现那么多案卷中仅有的一个细节:一个姓吴的证人只提供了一次证言,而其他证人却多次提供证言。我想,这其中可能有奥妙。

经过细致分析和讯问被告,我发现了一个公、检、法机关都没注意的问题:我的被告是否有自首情节?

经调查,姓吴的证人是公安机关在看守所的卧底,与我被告关在一起。在吴的劝说下,一天晚上,我的被告半夜敲门,跟看守人员说有事要讲,交待了一次储蓄所的抢劫过程。而此前,司法机关掌握的只是盗窃情况。

关押期间主动交待司法机关没有立案的其他罪行,算不算自首,在当时有很大争议。我在辩护时充分运用法理,据理力争。那天宣判,当审判长念道:“可以视为自首”时,我知道自己胜利了。我的被告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他的同伙,另一个被告,第二年三月八日,枪毙了。

想想过去,再想想现在,唉……因为身体的原因,我没去考律师,没去考研究生,最后弄得连一个正式教师的身份都没有了。而我当初的同学,有的成了市委书记,有的成了名律师,有的成了百万富翁……人与人不能比,一比,心态就不平衡了。

二○○○年,我向校领导打报告,要求调离教师岗位,去搞行政。报告虽然是自己打的,但领导真正批下来,让我去做法学院研究生电脑房的管理工作时,我的失落感太大了。

我的办公室,其实是一张简陋的办公桌,很小,坐在那里,那种感受真有点可怕。不光要承受某些同事的冷落,个别学生知道我的身体情况后,也会挖苦我。我稍微管得严一些,就有学生骂“有毛病”。有一次两个研究生上机,一进门,就连续开了几台机器。我上前说,一人只能用一台,不能用要跟我说一声,不要开这么多。他们油腔滑调地说,“不要气,要气坏身体的。”

当然也有人对我的确是没有任何歧视。我这个人,在他们眼里,还是原来的我。浙大副校长胡建淼,以前我们杭大法学院的院长,我患病后,他从来没冷落过我,几次到机房来看我。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能想到我。对于很多人来说,我这个人已经毫无利用价值了。他这样做,就是他做人的可贵之处。还有一位叫翁国民的法学院教授,每次遇见我也是笑脸相迎,让我觉得很温暖。锦上添花的事不稀奇,雪中送炭才珍贵。

事业和婚姻,男人应有的两个生活支柱,都这个样子。想起这些,难免会有无奈的感叹,就心灰意冷。我一直有一种思想,人该活得轰轰烈烈,与其不能轰轰烈烈地活,不如干干脆脆地死;平庸地活着,如同行尸走肉,没什么意思。

我曾经有两次自杀的经历。一次在厨房。我坐在椅子上,鼻子对住煤气,后来人瘫软了,倒在地上,我父亲发现了,做人工呼吸,救回来了;第二次,我找了一根香烟这么粗的电线,拴在宿舍上铺的铁床上,打了套,把自己的头套了进去。醒来的时候,妻子和爸爸在旁边。那时才知道,电线太滑,打了死结还是滑开了。

不光是我,几乎百分之二十五的抑郁症患者都会想到死。这个数字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其实,直到今天我还认为,自杀,我不觉得是因为自己的软弱,而是人生观不同造成的。

今年上半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这么多年来,面对抑郁的折磨和外界的刺激,我总是努力地不把它当做一回事,这究竟是麻木还是坚强,我曾一度认为,这两者是一样的,现在,我觉得两者有本质的区别。麻木,它是认为以后的生活不再有进取的目标;坚强不一样,虽然对病痛的折磨和外界的刺激不当一回事,但心中有生活目标,有自己的追求。我觉得我是属于坚强的。有了这样的信念,我有了从未有过的豁达。

从国庆节开始,我请了假,在家里戒药。一种叫利太林的药,我已经服了很多年。这种药成瘾性很大,类似毒品。它最大剂量是四颗,我开始吃一颗,两颗,最后服到了十多颗才管用。

今年上半年,我到第七医院陶医生那里看,他让我不要吃利太林,利用暑假把药戒了。我看他说这个话时,态度不是很坚决,没放到心里。前段时间,陶医生说,利太林不戒,其他药的作用根本无法体现,你把这个戒了,我就有办法了。

医生一开始劝我住院戒,必要的时候,采取强制方法,我坚持在家里戒,我相信自己。我跟领导请假,准了。

妈听说我要戒药,从舟山赶到杭州来帮我。一开始两三天减一颗,减利太林的同时,我开始在吃一种叫博乐欣的药。将近半个月,我几乎下不了床。头晕,头痛,肠胃不舒服,经常火辣辣的,老有什么东西翻上来,不停地打嗝,心跳到了一百二十多下。什么叫哭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体会到了。

半个月前,我算正式戒了。我爸爸妈妈也为我高兴。你知道,患抑郁症的人,很大的特征就是缺乏意志,很多事情都懒得干。

前几天,我的一个网友知道我戒药成功后,发了一个短信给我,“好生佩服你。”多少年,再苦再痛我都不会掉泪了,看到这句话,我鼻子酸了。这样的话,要人家讲出来,多么不容易。

以前总觉得活着没意义,现在我心里坦荡明朗多了,这决定了我今后的生存态度,我不想浪费自己。

人活在世上,多少要有成就感,但抑郁症的人,因为本身就自卑,根本没成就感,也就少了活下去的动力。看到周围一个个抑郁症患者倒下去,我作为一个抑郁症患者,有莫大的悲哀。

今天我要向这些人呐喊:“好好活着吧,这就是成就。”因为我们的活着,对亲人朋友是一种安慰。想想这些人世间的缘分带来的快乐,心中就会有快慰。

小时候就念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饿其筋骨,劳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我觉得,抑郁症,就是上天对我的考验。

其实,除了张国荣,很多历史名人,譬如牛顿、达尔文、林肯、邱吉尔、海明威等都患过忧郁症,英国王妃戴安娜,台湾女作家三毛也饱受抑郁症的折磨,都有过自杀的经历。美国心理学家史培勒说:“这种病往往袭击那些最有抱负,最有创意,工作最认真的人。”

有人说,能摆脱抑郁就是奇迹。世界上既然有了“奇迹”两字,我想,我会创造奇迹的。

这个稿子发了之后,可能会有患抑郁症的人给你们打电话,你们就把我的电话告诉他们。刚刚得抑郁症的人,感觉都很可怕,我作为过来人,可以帮助他们。与我交谈肯定不一样,我可以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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