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活得生不如死,但我一直没想过真的去死,我总在心里说:我不甘心就这样去死,我还什么都没有享受到,还没有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我不甘心就这么死去。” (节选自《寻找回来的世界》)
虽然每天都经历着旁人无法感知、难以理解的煎熬,但我内心一直都在渴望能走出噩梦,从中学开始,我就偷偷地去找一些心理学杂志和资料看,偷偷给一些心理医生打电话写信。从21岁开始,我开始偷偷地独自求医,希望自己的病能好转。但即使是求医,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由于几乎所有的心理医生都是男的,每次走在求医的路上我都会全身发抖。而且由于自己平时看了太多的心理咨询书,所以对心理医生的治疗方法在没看医生的时候其实已经很熟悉了。只要医生一说什么,一解释什么,我就会知道他想用什么方法,他的诊断对不对。每次去看病,只要一开口诉说,我的眼泪就忍不住地往外流,最后哭得说不下去。 22岁那年,实在支撑不下去的我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父母。听完我的叙述,父亲不禁泪流满面,从此,他们开始陪着我一同求医,但他们并不太理解我非正常的内心世界。24岁那年,父母又一次提出要给我相亲,我感到万分恐惧,恐惧里包含着毁灭性的极度自卑。我开始恶心、呕吐、嗝气、不能吃饭,头发大把大把地脱落。为了躲避相亲,我自己联系去住了精神病院,但结果仍然令我失望透顶。
值班记者:什么时候感觉到自己的心理有问题,想起来去看病的? 听雨:大约在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家里订的《家庭医生报》上的“心理医生手记”,那时就感到自己病了。后来,我看了森田疗法的一本书,森田关于劣等感有这么一句话:神经质症患者中,认为自己整体上劣等的比较少见,大多数患者认定自己在某一点上比别人差,又因为这一点影响了自己的全部……很不幸,我就是那个比较少见的。从此我就开始秘密地给医生写求救信,还打过电话,背着所有人,谁都不知道。那是在1990年左右,打长途电话要到邮局,我还害怕被邮局的接线员听到。 值班记者:这么多年的求医路,你感觉作用并不大?
听雨:嗯,各种疗法我都试过了,效果并不明显,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我一直是在救自己。
网络中迎来“阳光”
“我太想活着,太想拯救自己,太想与外界沟通。但我已无法与任何人沟通,我的世界已与正常人格格不入。我想借助电脑与外界交流,通过电脑查找治疗的相关信息。” (引号内节选自《寻找回来的世界》)
28岁那年,万分绝望痛苦的我希望通过电脑架起与外界沟通的桥梁。在父母的支持下,我有了一台电脑。就是这台电脑,多年以来第一次把我和外界联系起来。 刚开始上网时,我发现即使在网络上,自己也无法正常和他人交流。2004年,我登录了“阳光工程”这个关于抑郁症的网站,在这里认识了很多同样患有抑郁症、“社恐症”的病友。但刚一开始,我只是看着别人聊天,自己只是在一旁看着。即使在网上我也无法表达自己,不敢与人交谈。“别人想死可以说出来,我痛苦得想死却无法说出来,这世上没有一个人知道。”终于,我哭了,这么多年里,我痛苦得几乎哭不出来,哭过之后,我在论坛写了一篇贴子— 《救救我,我想活下去》。
这篇帖子换来的是网友一句句热情洋溢的回复,这让我有了几分感动。尽管仍然会对电脑那端那个看不见的人感到害怕。但是交流的渴望,使我开始和其他网友有了偶尔的交谈。在网友的鼓励和支持下,经历了几个不眠之夜后,伴着泪水我写下了自己这些年噩梦般的经历。写出来后,那种被压抑了20年的渴望倾诉、渴望被人知的欲望减轻了好多,我开始慢慢的不太怕被人知道我的经历了,如果可以让自己走出噩梦,被人知道了又怎么样。如果一辈子不说,那我永远走不出来,只能让亲人眼睁睁地看着我走向死亡。很庆幸,网络给了我一个开始向外走的机会,为我重新做人、回归社会做了铺垫和基础。
值班记者:是不是感觉在网上交流比在现实中交流轻松许多? 听雨:嗯,但刚开始时也很紧张。打字哆哆嗦嗦的,一想到对方是个人就发抖。 值班记者:现在看好多了。 听雨:嗯,现在我在群里不时地开玩笑,不过都是认识的。
我们希望更多的“社恐症”患者能勇敢地摘掉“有色眼镜”,说出长期困扰自己的故事。让更多的人来理解你们,帮助你们。我们随时等待着你们的倾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