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抑郁 又见阳光 快乐生活——关注精神卫生

走出抑郁 又见阳光 快乐生活——关注精神卫生

一位重度抑郁症患者从发病到治愈的经历，提醒与她有着相同疾患的人们

　　见到生气蓬勃的杨阳，谁会想到，仅在一年前，她还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

　　村里没人认为这是个病

　　２００３年对读高中的山西姑娘杨阳来说，那是一场噩梦的开始。“记不清从哪一天起，我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兴趣，心烦意乱、失眠无止境的折磨我。”杨阳的生活全乱了。“觉得自己像个木头人，没有思想，更没有快乐。”学习成绩不断下滑，脾气越来越古怪。

　　有一次班里大扫除，杨阳负责靠后门的那块玻璃，“我很努力了，可是检查卫生的班干部说我没擦干净，我端起一盆水就泼到了窗户上，大家都愣了，我也愣了。”

　　同学因为杨阳“古怪”，对她渐渐疏离，父母见她一天天消沉，成绩下滑，骂她不争气。杨阳越来越痛苦，试图改变自己，可是无济于事。“那种痛苦只有自己知道。在我们那样一个边远的小山村里，没有人认为这是个病。”

　　“像杨阳一样困惑的人有很多。”杨阳的主治医师、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医师邸晓兰说，“抑郁症的发病原因一般很难确定，公众对抑郁症的识别率比较低，很多人不认为这是一种病。”

　　抑郁症的发病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生物学原因，比如遗传因素、疾病的刺激等；二是个性特征，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做事追求完美的人易患抑郁症；三是来自生活实践上的压力，如就业压力、人际交往压力。上述因素往往相互交叉作用。

　　“如果总是感觉高兴不起来、兴趣减少、精力不足、反应迟钝、烦躁等，就需要警惕是否处在一种抑郁状态”，邸晓兰说，持续两个星期以上者就应当看医生。

　　没勇气走进精神病院

　　“混沌”状态持续近半年，杨阳的老师发现了她的“异常”，介绍她到市里做心理咨询。

　　“那个心理咨询师和我聊了很久。感觉终于找到了倾诉者，终于有人对我的感受理解了。”此后，杨阳又去了两次市里，但是感觉效果并不明显，“无法彻底改变我那种‘混沌’的状态，反而觉得自己越来越悲观、烦躁。”

　　又拖了两三个月，到２００４年下半年，很快就要高考，杨阳开始头疼，有时甚至眩晕。“我爸妈也着急了，他们担心我考不上大学，一辈子就走不出山村了。”

　　杨阳的父母开始带她四处求医。先到县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给她开了扩张血管的药，吃了并不见效；后来认为是颈椎病，到一家颈椎病专科医院看了几次，仍不见效；又跑到耳鼻喉科看，还是不行。“大半年里，包括各种偏方，我吃了近４０种药，都没用。”

　　“这是常见的事情。”邸晓兰说，多数患者和其亲属有了精神疾病也不会往这上面想，加上多数医院对该病的识别率很低，导致一味的对症治疗，不能早期发现和治疗。

　　抑郁症一般分为心理症状和生理症状，前者如兴趣减少、悲观、烦躁等，比较容易察觉；后者如头疼、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眩晕等，则不易被识别出是一种抑郁状态。

　　杨阳说，她后来意识到自己可能需要到精神病医院看，但总没有勇气迈进那扇门。“在村里人看来，精神有问题是一件羞耻的事情。” 这使杨阳错过了及早接受治疗的机会，一拖就是两年。

　　正是识别率低和社会偏见，成为抑郁症治疗率低下的两个主要原因。邸晓兰感慨，“很多人怕进精神病院，不愿意戴上抑郁症的帽子。”

　　治疗给她第二次生命

　　２００５年杨阳高考，由于受抑郁症困扰，本来成绩优异的她仅考上了北京一所普通院校。高考的失利以及两年的痛苦折磨，使得杨阳濒临崩溃，“好几次我想到自杀，甚至连遗书都写好了。但是一想到父母，我就下不了决心。”最终，杨阳鼓起勇气走进了精神病院，并在医生建议下住院治疗。

　　“来的时候，杨阳已经属于重度抑郁症，且有明显的自杀倾向，所以，早期治疗我们采取药物治疗辅以物理治疗的方式。”邸晓兰说，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抑郁症属于心病，“心病还要心药医”，从而排斥药物治疗。其实，在抑郁的患病因素中，特别是重症抑郁症中，生物学因素大于环境因素，必须接受药物治疗。否则，会使病程更长，病情更严重。目前的药物治疗对大多数患者有效，再辅以心理治疗效果更好。

　　杨阳回忆说，初接受治疗时她曾对药物产生过抵抗情绪，仍难以理解精神疾病怎么要吃药解决。“医生给我开了舒思，每天吃完药，我总感觉喉咙里像是有火在烧，口干舌燥，又像是刚干完重活，浑身都累。”杨阳开始恐慌，甚至和医生大吵。经过医护人员耐心解释，“一周后，我才安静下来坚持吃药”。

　　抑郁症为什么要使用药物？邸晓兰说，人的大脑中有一个很小的结构叫海马，海马及其周围组织负责管理人的情绪和活力，它有两种重要神经递质五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当这两种物质浓度降低时，便会引起人的情绪低落和躯体的异常表现，通过药物增加两者的浓度可以治疗抑郁症。至今，多数相关药物只是单一的抑制剂，只增加五羟色胺的水平，如帕罗西汀。而近年来，国际上研发出能同时调节两者浓度并且副作用小的药物怡诺思，被视为治疗抑郁症的首选药物。

　　“每一种药因人而异、因药而异，一般需要两周适应过程。”邸晓兰介绍，比如怡诺思尽管疗效好、副作用小，但价格要比舒思等国产药物贵。一段时间后，杨阳病情稳定，治疗方法就转换为以认知心理治疗为主，药物治疗为辅。

　　半年后，杨阳病愈出院。“我很庆幸有勇气迈出这一步，给了自己第二次生命”，杨阳现在除了继续服药、定期复诊外，和其他人并无区别。她成了学校社团里的积极分子，经常组织各类活动，去年还被学校评为“２００６年优秀班干部”。杨阳的同学评价她：精力旺盛、朝气蓬勃。

　　杨阳还成了一名义务宣传员，每次宣传抑郁症知识总喜欢引用一句话：每个人都可以快乐地生活。患上抑郁症并不可怕，只要及早接受正确治疗，就能走出抑郁，又见阳光！（董小芳 王淑军）

　　新闻背景

　　统计显示，我国抑郁症患者约３０００万，但仅１０％的患者接受专业治疗，地市级以上医院的识别率不到２０％，全国精神科医生仅１．５万名，明显不足。

　　２００１年，卫生部、民政部、公安部和中国残联召开全国第三次精神卫生工作会议。

　　２００２年，《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公布。

　　２００４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精神卫生工作的指导意见》。同年财政部首次安排６８６万元专款，２００５年安排１０００万元，用于全国３０个省市区６０个精神疾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建设。

　　２００６年，卫生部将精神卫生服务网络体系建设列入了国家“十一五”规划。

　　目前，上海和宁波两市已出台地方精神卫生法规，国家精神卫生立法正在积极制定中。

　　如何判定患抑郁症（小知识）

　　以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征且持续至少二周，在此期间至少有下述症状中的四项，建议到医院就诊：１．对日常活动丧失兴趣，无愉快感；２．精力减退或无原因持续疲乏感；３．精神运动性迟滞或激越；４．自我评价过低或自责，或有内疚感，可达妄想程度；５．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显著下降；６．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行为；７．失眠，或早醒，或睡眠过多；８．食欲不振，或体重明显减轻；９．性欲明显减退。

邱炯　画

　　短评：精神卫生急需加大投入

　　我国精神类疾病患者数量呈上升趋势，如果算算经济账，这可是笔不小的社会“成本”。

　　以精神疾病中的抑郁症为例，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抑郁症的年患病率约为１１％，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负担，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可能将仅次于心血管疾病。此外，虽然当今全球范围病死率列前１０位的疾病中没有抑郁症，但医学界普遍认为，抑郁症与各个主要疾病致死原因存在广泛的关联，在这些疾病给社会带来的巨额负担中也有着抑郁症的“一份”。

　　在我国，卫生部１９９９年的一项数据显示，从各类疾病在我国疾病社会负担中所占的比例看，与精神疾病和行为障碍相关的疾病负担已占２０％，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系统及恶性肿瘤等疾患，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排名首位。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推算，中国神经疾病负担到２０２０年将上升到疾病总负担的１／４。

　　与此恰成对比的是，我国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精神病医疗机构和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无法满足精神疾病防治的需要。统计显示，我国精神科医师不足２万名，每１０万人口只有１．２名精神科医生，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差３倍；精神科护士只有２．１名，与全球平均水平相差达６倍。全国仅有２７％的县建立了精神卫生服务机构。这种差距还有扩大的可能性。

　　发达国家经验证明，政府加大对精神卫生的投入，可大大降低精神疾病所导致的财富消耗，有明显的卫生经济学意义。可以想象，在有关投入有保障的情况下，我国精神病医疗机构的区域分布逐步覆盖所有人群，精神科医生不再捉襟见肘，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完善，就可以有坚实的基础将防治的关口前移，做好预防和早期发现、诊断和治疗。若干年后，因此节省的社会成本，将是原先的投入费用所无法比拟的。

　　目前，我国精神疾病仍呈上升态势，它不仅给个人和家庭带来莫大的痛苦，也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全社会应行动起来，为精神疾病的防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王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