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死亡冲动抗争6年

与死亡冲动抗争6年

张建新，国内惟一向媒体公开讲述抑郁病程并公开接受治疗的人，“这怎么说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我几乎是放弃了自己的人格。但我想让人们了解抑郁症。想提醒得了抑郁症的人越快求医越好。”

　　他无数次渴望死神的抚摸，又无数次揪着自己的头发拔离死亡的泥淖

　　图：“人家说什么度日如年，我是度分如年、度秒如年啊。”

　　11月12日晚，周末，山西晋城，喧闹的大众舞厅，旋转灯光中，张建新站在拥挤的人群里，随着音乐节拍，潇洒自如地来回晃动身体，他的大脑在这一刻终于停止了对往事的强迫回放。

　　半年多来，他第一次感到一丝如释重负的轻松。对记者几天诉说之后，他忽然想跟老婆跳跳舞。

　　他是一个病程逾6年的抑郁症患者。6年里，他无数次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但又无数次自己揪着自己的头发拔离死亡的泥淖。

　　他依然孤独。

　　一生中最灰暗的4个月

　　“生和死在较劲，写这个信就是把自己往活路上狠狠推一把。”

　　今年五一长假过后，张建新该向单位领导交一篇论文，可他写不出来。他跟妻子说了句“我不出去了”，就整整4个月不肯见人了。

　　张建新没有请假就不去上班，单位领导觉得纳闷，局长亲自来敲他的门，来了3次，张建新听见了，就是不开。局长给他家里打电话，铃不停地响，他干脆把电话线拔了。

　　谁也不知道，巨大无边的郁闷正笼罩着他。这是他最近6年病得最严重的时期。

　　以前他靠两片安定，能睡上3小时左右。现在安定吃了，连续好多天仍几乎彻夜未眠。他觉得脑子不受控制地在那儿空转，发生和未发生的事情绞在一起呼啸而过。

　　妻子在暗夜的微光中看到丈夫在自己跟自己较劲，躺躺站站，把牙咬得咯咯响，啪啪啪捶打自己，叹出几口长气。她的心揪着难受。

　　总算熬到了天亮，张建新布满血丝的一双眼睛，不知该往哪儿盯，只好勉强对着电视机，脑门上好像有根筋紧缩起来，他赶忙站起来走走，从一个阳台挪到另一个阳台，“活着简直就是煎熬。人家说什么度日如年，我是度分如年、度秒如年啊。”

　　“我要跳海去！”有一天，他突然兴致勃勃地嘟囔着要出门，妻子一个箭步上前死死地堵住门。“我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回家，推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找找他，看到他，心里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张建新强烈地意识到，没有人能明白他多么渴望死神的抚摸，惟有如此，他才能感觉到片刻的快乐。

　　到了5月20日晚，他感觉自己真真切切地濒临死亡。熬到深夜1点，他突然萌发一个念头，给央视《共同关注》写封信，让更多的人知道抑郁症患者的痛苦。“生和死在较劲，写这个信就是把自己往活路上狠狠推一把。”

　　他刚摊开纸，手不由自主地一阵颤抖，笔在空中停了好一会。他趴在桌前一直写到深夜4点，终于写完了几页纸的信。他紧攥着信，紧闭双眼，似乎在抓住命运中的绳索，全身开始有了些力气。

　　就在这一刻他深刻地意识到，“如果说活着还有最后一点意义的话，就是将抑郁症的真实感受说出来，让人们受到一点启示，哪怕只有一个人。”

　　犹豫了3个多月，9月，信终于寄了出去。

　　一巴掌打出一生阴影

　　老师一巴掌扇过来，他的自我像个脆弱的瓷瓶般跌落，触地，粉碎。

　　张建新在农村长大，上小学时班里有好多比他大的同学，他这样概括自己的灰色童年———“个子矮，经常被那些大孩子欺负，不敢告诉父母和老师，虽然学习成绩很好，但还是很自卑，独来独往，有什么事独自忍受。”

　　那个到今天也难以打开的心结，生成在初三时的一天。

　　趁老师还没来，几个高个子同学在黑板上用粉笔写字玩，硬拉着张建新在后头看。班主任进来了，其他人溜回座位上了，他却全然不知，老师不由分说一个巴掌把他扇下了讲台。

　　这个被全校公认的未来中考状元，最后一个学习好的优点也被这一巴掌扇没了，他的自我像个脆弱的瓷瓶般跌落，触地，粉碎。

　　后来张建新有四五天没敢去上学。“拿起笔手还会发抖，这毛病就是那次落下的。”

　　到了高中，他发展到考试前怎么也睡不好觉。“高考时特紧张，两个小时考试，前一个小时头脑都是空白，考砸了，最后只上了个大专。”

　　大专毕业后，张建新在一个企业工作3年，后来调到了当地民政局。他开始是负责低保工作，“经常有人来吵，态度也恶劣，心里不是滋味；与人合作不知道怎么沟通，老担心别人做不好，就感觉自己压力特别大。”

　　得病前，他每年都是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年年受到表彰。但张建新没觉得自己有啥优点，“我的问题是，别人不给我找错，我自己找自己的碴。”

　　1998年单位组织抗洪募捐，决定由张建新负责，正打羽毛球呢，一听这消息他当场紧张得掉了拍子。后来在收来的钱里，他突然发现自己慌乱中把一张10元钱放进了100元那叠，当时就万分自责。“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工作不应该出这个失误。”

　　以后的日子张建新总担心要出事。“不发生这个事，可能要发生其他事。”

　　他病了后工作经常出错。“明天要开会，今天已经把所有材料都准备好了，开会时间到了，却怎么也不敢去，一见人多就发怵。”

　　领导好心给他换了3次工作，把他调到轻松些的科室，还让他当科长。但怎么换，他的病还是越来越重。

　　求医路上一波三折

　　光头张建新说，“其实我是在给自己立志，一定要彻底告别抑郁症。”

　　从上高中至今，张建新已经20多年睡不好觉了。六七年前，渐渐发展到整夜整夜不睡觉。“年轻时还能挺得住，年纪大了撑不住了。”他开始四处求医，跑遍了周边4个省的大医院。每年看病的花费几乎占了他收入的一半。

　　头3年里他始终不知道自己得的究竟是什么病。最早，他去看内科，医生诊断为心肌炎。大把吃药，没用。后来又有人诊断为神经官能症，吃药，还是不见好。

　　有一次看电视说张国荣自杀了，报道说他生前老怕自己说错话。“转念一想，我也是啊。”再后来听崔永元说自己得了重度抑郁症。“那一刻，我终于确定自己就是抑郁症。”

　　他开始去找心理医生。看过至少8个心理医生，还是不明白这病是怎么回事。

　　第一次是在一家综合性大医院心理门诊，两个主治医生面对面坐着，旁边还带着两个实习生，“一看那架势，我心里噔的一下，一句话也不敢说，匆匆退了出来。”

　　另一个心理医生，还没听他讲完自己的事，就抛出一堆理论，胸有成竹地分析了一堆，他听不进去，结果谈崩了。

　　再有一个心理医生，要他往坏处想的时候，就记得掐自己一下。可张建新发现，“再掐都无济于事，坏念头太多了，掐不过来。”

　　为了避免孩子和他一样，张建新最关注的不是孩子的学习成绩，而是孩子能否和伙伴们玩到一起去。他语气轻松中透着羡慕——“儿子挺活泼的，篮球打得不错，还拿过全乡镇乒乓球比赛的冠军。”

　　他特别教育孩子要学会保护自己，经常担心地问———“有没有人欺负你啊？”孩子总告诉他没有，和同学相处得很好。张建新说，“我一辈子好像没什么值得快乐的事，这个时候算最快乐吧。”

　　被抑郁症折磨时，他也曾有过犯罪念头。“我这么善良正直，最后却得这么多痛苦，我计划过坐牢，在监狱里结束生命。后来有个心理医生劝我，‘你一辈子善良，到最后落个坏名声图什么呢？’”

　　有一天，同事奇怪地发现，张建新竟然剃了个光头来上班。“其实我是在给自己立志，一定要彻底告别抑郁症。”

　　坚持一天多一天

　　“真怕没帮上他，自己又掉进抑郁里啦。”

　　2003年，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张建新感觉好点了，他把几大本日记都烧了。“记日记不是个好习惯，老是去回味已经发生的事情，一点一滴都不放过，每天给自己一个评价，让生活变得太沉重了。”

　　除了吃药外，他一直坚持通过打球、跳舞来放松自己。“打球和跳舞时，脑子里不乱了，可打完了，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开始琢磨这个，琢磨那个，很郁闷。”

　　今年五一假期过完，他一下子就被论文压垮了。论文就像最后一根稻草。

　　犯病最痛苦的时候，他脑子里老跳出儿子说过的几句话。一年前，儿子14岁时，有一天看见他皱着眉头正犯愁呢，无意中说：“爸，你就是成了个乞丐，你还是我爸啊。不要老考虑要为我们赚多少钱，我长大了就能自己赚钱养活自己了。”

　　他一激灵，“再痛苦自己也要忍下去，千万不能给儿子造成伤害。”生的念头开始攫住他。但是很快，情绪又会莫名其妙地跌落下去。

　　于是，张建新每天早上起来，总要先做一件事。“我告诉自己一定要把这一天坚持过完，然后在心里默默地送给崔永元一个祝福，祝他能早日摆脱抑郁症的困扰。”

　　今年9月，收到信的央视记者赶到山西给张建新做了节目。10月10日，精神卫生日，节目播出当晚，妻子在屋子里看电视，张建新在另一间屋里发呆。

　　在节目里，心理医生周振基给张建新做了“音乐治疗”。当时他流着泪放松下来，还坚持上了两天班。可心理医生走了以后，他又陷入了挣扎。

　　11月9日本报记者见到他时，他已经两个月没上班了。听从心理医生的建议，他白天打起精神出去骑自行车锻炼，步行几个小时，晚上勉强能睡上3个小时。

　　那期节目播出后，一个很久没联系的初中同学打电话问他，究竟图个什么？农村的乡亲好奇地向他打听“花了多少钱上电视”。

　　“这怎么说也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我几乎是放弃了自己的人格，但我想让人们了解抑郁症。想提醒得了抑郁症的人越快求医越好。”

　　张建新最担心的是，自己还能不能正常工作，他打算过了春节再去找单位领导谈谈，“要把抑郁症是怎么回事说透，向他道歉。”

　　上周，张建新收到河南项城一个老师给他写来的求助信，向他讨教对付抑郁症的方法，他一筹莫展，“我真想亲自跑去项城，当面和他谈谈，但是我现在碰到一点压力就害怕，真怕没帮上他，自己又掉进抑郁里啦。”

　　打捞掉进抑郁里的人

　　———柏晓利的医疗尝试

　　图：“友谊之友”志愿者孙志杰，热情单纯，外号“水晶”，创作了不少《走出抑郁》的诗歌和心理剧

　　柏晓利医生

　　“友谊之友”是由北京友谊医院心理门诊的柏晓利医生创办、由一群志愿者支撑的互助组织，结成友谊的是近700名抑郁症病人，有下岗职工、机关干部，也有知识分子、老板，他们之中最小的只有9岁。

　　小组心理治疗是“友谊之友”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心理治疗方式最早要追溯到1905年，美国医生普拉特在波士顿首次采用开展集体讨论的方法，帮助久治不愈而又心情沮丧的结核病人克服抑郁情绪。二战以后为医治战争创伤被西方广泛使用。

　　在两年多时间里，柏晓利联合20名医生同道已经在“友谊之友”做了近50个心理治疗小组，其中包括寒暑假“心灵成长夏令营”。近700名抑郁症病人走进了治疗小组，很多人恢复了正常工作，其中有10名成为志愿者。

　　“最后一件事”

　　11月20日，周日傍晚，北京西城区一个平常的写字楼里，弗洛伊德的大幅照片静挂墙上，5个志愿者在为下周要开的“读书会”忙碌，他们互相打趣，说笑，有光泽的脸神色自若。

　　“‘友谊之友’把我们从抑郁的泥潭里打捞出来，我们想留在这里继续打捞掉进抑郁里的人。”

　　志愿者李秀英已在小组治疗活动中担任了好几次副组长。2001年4月，做人事工作的李秀英被柏医生确诊为抑郁症，“有一次心情到了最低谷，想自杀，就去找柏医生，想做最后一件事。柏医生给了我一个笔记本，让我给病友打电话，约他们一起出来聊聊。”

　　酷热的伏天里，李秀英买了一张两元钱的门票进了陶然亭公园，在门口和几个病友对暗号般接上头，然后聚在“风波亭”里，同病相怜，无话不谈。她的生活从此开始有了一线生机。

　　李秀英想做的最后一件事，没想到成了柏医生为“友谊之友”做的第一件事。

　　现年45岁的志愿者陈锐，也是“友谊之友”的一个重要推动者。他现在不用服药就能正常工作，说起话来声音响亮，笑声明朗。在“友谊之友”维持最困难的时候，他出资10万元，为“友谊之友”正式注了册，租了活动场所。

　　陈锐是律师。“我当时完成一个案子收费是5000元，有房有车，家庭和睦，算是中产阶级，可看什么都是灰色的，什么都看不惯，得罪了很多朋友。”

　　2002年4月26日，陈锐走进北京友谊医院心理门诊，服药一个月后，心里不那么烦了。又过了一个月，医生给了他李秀英的电话，让他去参加聊天活动。

　　他那时连个电话都懒得打，还是李秀英主动找来，把他拽进了小团体，“聊天时，发现自己的法律知识对其他人还挺管用，突然找到了生活的一点意义。”

　　2003年2月16日，柏医生用她的周末时间开办了第一个为期8周的心理治疗小组。

　　“公园聊天，只是给了我们温暖。小组治疗却让我们获得了重生。”李秀英说。

　　“暴露疗法”

　　李秀英和陈锐参加的小组，由12个人组成，“有的人抑郁，有的人焦虑，有的人为了追求完美而出现强迫。”

　　第一小组有长期公园聊天的基础，彼此并不是很陌生。但在后来建立的新小组里，有人看到要十几个人一起交流时竟吓得哭了起来，更多的人表情凝重，还有人眼睛都是斜的。

　　“如果一个人的内心不能接受外界环境的变化就会变得僵硬和痛苦，在不断的心理冲突中，为了保持自己的强硬形象，就会通过躯体症状来表现。”柏医生介绍，小组这种形式重新设置了一个全新的环境，但小组成员在其中的一言一行、与其他成员发生冲突，仍会暴露日常生活中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小组治疗通常首先是两个人一组相互介绍，然后进入正题———“选择你生活中的一件事、一次经历，找出其中的A(激发事件)、B(对事件的认识、评价)、C(情绪和行为后果)。”

　　一次，一个组员开始发言。“天气一变，人家的一个眼神，我的情绪就会大起大落。现在简直走投无路了，女儿6岁时我离了婚，闹了两年多抑郁症。头一次小组活动前，睡觉净做噩梦。”

　　另一位组员借机打开了自己。“我老在考虑在小组里该说什么，精神恍惚，乘车时把手机都丢了。”

　　每次活动中，组员们在医生的带领下，探索自己内心的垃圾。

　　有一位组员是一个永远不肯放下架子的老总、老领导，他在组里总是一副正襟危坐的样子，但头上冒汗，手足无措。

　　柏医生敏锐地捕捉到了，针对性地说话———“为了适应社会，我们会出于对需要和利害的考虑，远离自己真正的感觉和想法，同时学会了对付别人的办法———用最小的损失与别人周旋，于是造成自己与他人的疏离。无助、害怕、恐惧，与人交往时紧张，甚至将这种关系和行为带入了最需要表达真实自我的家庭中，自我的冲突仍然上演，结果是生命能量被阻断。必须要改变这种状态，必须要改变自己，必须要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感情和需求。”

　　这几句话强有力地将这个老总紧闭的内心世界撬了一条小缝，他终于绷不住了，最后一个打开了自己，心里的东西争先恐后地涌出来。

　　治疗时间为每周一次，每次3个小时，连续治疗8—10周，组员们要在多次集体治疗中，探讨造成不快乐的原因，寻找解决方法。每个人在这里像剥洋葱般被自己和大家一层层剖析，一层层解读，“用心理学知识修复童年创伤，改变儿时起就习惯的行为模式，谈何容易！”

　　柏医生会在系列治疗的最后提出期望。“小组治疗时间很短暂，多年习惯不可能一朝一夕改变。我只能给你们推开一扇窗，让你认识到你有能力改变自己。”

　　“马拉松小组”

　　在“友谊之友”一年多，娟娟感觉好多了。为了巩固效果，柏医生安排她加入了今年年初才成立的“马拉松小组”，这个小组将一直陪伴着娟娟完成心灵的修复和成长，两年、三年、四年或者更长，“直到我看问题能做到不再非黑即白，能做出多项选择，找到属于我的快乐。”

　　娟娟是被母亲送来的。母亲觉得这孩子问题太严重了，她和男朋友闹矛盾时习惯性自杀。在“友谊之友”办公室，小组副组长孙志强曾亲眼看见美丽的娟娟长发飘逸，站在夜晚的窗前不由分说就要往下跳。

　　柏医生特别和娟娟签署了“小组治疗不许自杀约定”。深入治疗后，柏医生发现了娟娟产生自残冲动的原因：极度缺乏安全感。

　　娟娟的母亲是一名电视编导，离异后一个人带着女儿，工作繁忙，经常出差，娟娟经常寄宿在各式陌生人家里。“恋爱时，一旦遭到男朋友冷落，娟娟就重新回到了童年时被极度忽视的心理环境，顾影自怜，不可遏制地产生放弃自我的冲动。”

　　母亲明白一切后，选择了加入柏医生的小组心理治疗，学习改变自己和弥补女儿。

　　“妈妈对我的态度一下子热情了很多，这让我反而不适应了。”

　　娟娟这样讲述接受治疗的过程：开始尝试看清自己，但我恐惧看到自己的丑陋。然后费了好大的劲去改变以前“一条道走到黑”的思维模式，皮扒了、筋也抽了、泪也流了，刚向前走了10米，可你稍喘一口气功夫，抑郁这老先生一下子就把你堵回了20米，心里这急哟，除抑郁外，又多了焦虑和紧张。

　　柏医生鼓励她坚持下去，“这需要时间。”令娟娟感动的是，男朋友也自愿加入了小组，来学习调整自己和帮助娟娟抵抗抑郁。

　　抑郁成了他们共同的敌人。

　　“心轻者可以上天堂”

　　每过一段时间，柏医生就会进行小组成员的召回，一个组员这样形象地解释“召回”———“就像修理好的汽车开出后，一段时间后请它回来，检查一下看看运转是否正常。”

　　柏医生认为，只做单个心理咨询，病人一离开心理医生，状态容易反复，一个病人的互助组织，能让他们获得一个长期支持的安全心理环境。到目前为止，“友谊之友”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和心理支持电话(010－68366786)，已出版了11期双月刊，每月还有一次心理成长讲座。“共同分享、共同分担、共同体会”。

　　一个治疗后找到了新工作的组员说：“承认自己有所不足，承认‘人力有时而穷’。改变自己30多年来的‘精英认知’痛苦极了。”

　　一个第二期组员，曾被同事戏称为“杠头主任”，事事较真，到了让大家头痛的地步。“我在小组中学会了什么是心理投射，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待你。”

　　还有组员向其他人推荐自己摆脱抑郁的方法———对那个扭曲的我说：从现在起，你要学会放弃。放弃让真实的自己沉重而又无法改变的重负。心轻者可以上天堂。

　　最近的一次组员召回活动，是柏医生带着大伙去京郊密云。“抑郁病人要多见阳光，多出去活动。”呼啦来了三四十人，早上举行了升旗仪式，把“友谊之友”的旗帜升上了山坡；凑成了一个小型乐队，有人吹萨克斯，柏医生负责打鼓，志愿者孙志杰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歌《走出抑郁》。大伙像孩子一样在沙滩上跳着，笑着，羡煞旁人，以为他们是“搞艺术的”。

　　2600万人忧郁，90%沉默

　　根据中华医学会精神科分会2001年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接连两周持续性表现下列症状中的四条以上，就可以被诊断为抑郁症：兴趣丧失，无愉快感；精力减退，或疲乏感；运动性迟滞或激越；自我评价过低、自责、或有内疚感；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下降；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自伤的行动；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睡眠过多；食欲降低，体重明显减轻；性欲减退。如果社会功能受损，给本人造成痛苦或不良后果，就可视为严重抑郁。

　　六个“没有”

　　有医生把抑郁症状归纳为几个“没有”，“没有乐趣，没有办法，没有能力，没有动力，没有希望，没有意义”。

　　抑郁症的发病机理至今未能明确。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卫生研究所周东丰教授认为，抑郁症的发病并不仅是患者受了精神刺激，还有一定的生理病理基础，有可能是体质和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体质方面，经研究表明，30％－41.8％的抑郁症患者具有家族史。环境上看，儿童期不良的成长环境，所处的社会环境，特别是不愉快的生活事件如丧偶、离婚、婚姻不和谐、失业、工作变动、严重躯体疾病、家庭成员去世或长期心理冲突等，都可能会诱发抑郁症。

　　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信息，目前全球抑郁人口多达1.2亿人，几乎每4个人中便有1人在一生中某个阶段出现精神或行为问题，至2020年时，抑郁症更会发展成全球疾病排行榜的第二位，仅次于心脏病。

　　今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精神科学高峰会上，又公布了另一个惊人的消息———目前中国有超过2600万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

　　而据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一项最近调查结果显示，与抑郁症的高发病率鲜明对比的是，90％的抑郁症患者没有意识到自己可能患有抑郁症，并及时就医。

　　沉默的大多数

　　是什么原因导致我国九成患者未获治疗呢？在亚洲精神科学高峰会上，美国加州大学卫生经济学教授胡德伟总结了三个原因：“一个是文化和社会背景造成的，使抑郁症患者不好意思就诊，也不想让别人知道他去看这个病。第二是患者没有意识到这是病，也就是说，患者根本不知道通过看医生治病吃药可以治愈。第三可能是没有足够的经费。”

　　而周东丰教授认为，我国抑郁症患者就诊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当前社会上广泛存在对精神疾病的歧视以及病人的自卑感。

　　在美国，抑郁症的发病率是20％到30％。得了抑郁症，人们无须掩饰。而我国对心理健康的认识起步较晚，主要存在两方面误解：一是把抑郁症看成是现代社会病，事实是，古已有之；二是过分强调心理致病的作用，轻视根据病人具体情况正确服用药物。

　　另外，非精神科医师对躯体疾病患者的心理问题重视不够，据统计，全国地市级以上综合医院对抑郁症识别率不足20％。

　　还有一些病人遭遇着亲人和朋友的不理解，这尤其让他们痛彻心扉。抑郁症患者大多从外表来看和正常人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也许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有美满的家庭，有称心的工作。“为什么日子越过越好，他们却高兴不起来呢？”离他们最近的人也想不通。

　　2004年，国家公布一组数据显示：自建国以来截止到2003年，全国平均每年有240万人因抑郁症实施自杀，实施成功的有10％，即24万人。这240万人中有80％在实施行为前都有导致抑郁的重大生活事件出现。但其中只有8％到10％的人在自杀前向别人求助过。

　　心病之医

　　北京回龙观医院副院长邹义壮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抑郁症是一种疾病，就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需要治疗。

　　“对患有抑郁症的人，不能笼统地说性格不好、受过刺激，或者是家庭教育、背景有问题，这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或是诱发因素之一，而实际上抑郁症的原因更多是生物学上的———生物学的因素一般要占50％上，所以需要进行药物治疗。”

　　虽然目前的医疗手段还不能给出这样一张化验单量化抑郁患者体内的生物代谢异常，但医学研究发现人越来越抑郁，体内五羟四胺、多巴胺分泌就会越来越少，五羟四胺等分泌减少，反过来又会引发越来越抑郁，导致一个恶性循环。

　　邹义壮教授认为，治疗抑郁症，目前最好的方法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并重。“大量实验表明，两者结合治疗优于只使用其中一种方法。”

　　北京惠泽人心理咨询师周振基告诉记者，常规的心理治疗方法有认知疗法———调整改变病人的认知。“我曾发现一个21岁的女病人，让她在两张纸上各自写下自己的优点和缺点，结果憋了整整3天，优点的那张纸上是空白，而缺点的那张纸上密密麻麻有30条。”

　　此外还有音乐疗法、行为疗法、生物反馈治疗等多种方法。音乐疗法主要是通过音乐让病人放松并干预他的潜意识，把其中太多负面的东西逐步去除。行为疗法就是让病人坚持做一些放松肌肉的锻炼，保持经常性的运动。这时需要外界力量的督促，运动后人的机能释放出良性物质，从而改善他的情绪。

　　周振基医生特别建议，每个人都要建立自己的心理支持系统，寻找内心苦闷的排遣渠道。“如寻找安全型的人倾诉，安全型的人善于倾听，能客观的分析问题，同时会替你保密。”

　　一组数据说，抑郁症在中国造成的直接经济负担为141亿人民币，间接经济负担481亿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