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人生
摘自解放日报第二种人生
我们没有垮掉，而是将你们的赤子情怀更好地发扬和传承
其实我们也和你们一样有远大的理想和崇高的目标。只不过我们不喜欢把这些天天挂在嘴边，不喜欢郑重其事和一本正经，不喜欢思想和行为被限制，我们喜欢自由的生活……我们关心世界和平和政治民主，重视环境、动物、资源、文化遗产的保护，渴望与全世界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也可以在关键的时刻冲向需要我们的地方，我们没有垮掉，而是将你们的赤子情怀更好地发扬和传承。”
——摘自王萌萌“志愿者三部曲”之一《大爱无声》（2008年8月 上海文艺出版社）
80后女孩王萌萌2008年起以自己从事志愿者工作的经历为基础，连续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被称为“志愿者的志愿者”。
虽然作家张炜说：“志愿者三部曲是80后作家中了不起的巨作。”虽然被授予 “上海市志愿文化宣传大使”、“上海文化新人”、上海市“五一文化奖”等多项荣誉，但王萌萌觉得自己很平常，和一般的年轻人没有两样。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都在努力想让自己过得与别人有所不同，从这一点来说，我们都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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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们就被规定一模一样，一样的发型，一样的服装，连人生的梦想也一模一样。
考个像样的学校，找个像样的工作，住个像样的房子，过个像样的人生……
上课钟变成打卡钟，单行道般的人生流失在车阵中；进行曲规律的平庸，活得像是一句标语押韵而服从。
可不可以有第二种人生？
2006年夏天，青岛姑娘王萌萌大学毕业。学习美术设计专业的她从苏州来到上海，入职位于陆家嘴的一家文化传播公司。
“每天早上，我从家钻入地铁，开始一天。晚上，再度从地上钻入地下回家。黑暗始，黑暗终。”
两个月，王萌萌开始怀疑：这是我要的生活吗？我要的是什么样的人生？
没劲。一个很简单的理由。
“想改变。准备考研，所以要找一份不需要全职的工作。”
正好，在她租屋附近的东华大学里，一家公益机构——希望书库基金会上海办事处招募志愿者，要求擅长文字或平面设计。学美术的王萌萌自小喜欢文科，文字和设计，都中。她和一位同学一起去报了名。“六七年前，大家对志愿者是什么概念都不清晰，包括我自己。会去应聘一来是好奇心，加上它的弹性工作时间和我的需求符合。”
“去第一次面试，了解到希望书库是冰心老人倡导发起的公益项目，为农村地区的中小学校募集和捐赠课外图书。很多山区的孩子甚至不知道‘课外书’是什么。我从小爱看书，想象没有书看的童年是很悲惨的。”这份将心比心的同情心让王萌萌在“好奇”之外，发掘了这份本来被她定位为过渡性工作的“意义”。
一做就是两年。
“那，志愿者有收入吗？”记者问。
“每个月有800元津贴和出外工作的饭贴、车贴。”看出记者在心里默默算账，王萌萌又说，“那时三个人合租一间屋，成本低一些，加上我对生活的要求可能也比较低……”
但正是这个逆转，让她觉得实现了生存与生活的换位。
从“生存以上生活以下”跳脱，开始了真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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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当然父母不理解，同学认为浪费时间。
但我用时间证明了——每一个“我”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年轻什么最重要？
是经历。
每段经历留下的都不同，有天你会懂，就是那些让你不同。
“这个女孩不同一般。”陈丹路谈起初识王萌萌的印象。这位上海滩知名的摄影记者，也是公益事业的热心人。
热极了的夏天，仓库里堆着一直到天花板的书。30万册。一般人看一眼就觉得，要把它们理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几天时间里，这个女孩做到了。再去仓库，看到整理完毕的一切，简直像有魔法一般。”
说起这个“魔法”，王萌萌笑了。这桩“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干了一天，身上就被蚊子叮了100多个包，因为流汗太多，喝了五六瓶水，竟没去过一次厕所；第二天，唯一的壮丁“外援”告假，只剩下王萌萌和另一位80后女孩。“最后一天，所有的同事都来帮忙，当他们看见一大两小3个仓库里堆得整整齐齐的1000多箱书时，轮到他们惊呆了。”
什么事都要体验过才有发言权，这是王萌萌的信念。“随团送爱心图书去云南思茅县和云南河口县的山区小学，看到了很多以前从未看到的景象：七八岁的小女孩因为极度营养不良脸上长出了深深的皱纹，一天吃一顿饭的孩子依然笑容灿烂……”
陈丹路也是王萌萌第一部小说的 “催生婆”。“我喜欢写作，但没有真正写过东西。陈老师鼓励我，你常说自己没什么生活体验，写不出好作品来，现在，你看到那么多、经历那么多，为什么不把它写下来？”
《大爱无声》就这样诞生了。这是2007年冬，仅仅三个多月，从未进行过小说创作的王萌萌就完成了26万余字的小说初稿。
冬天的爆发源自夏秋的积累。除去希望书库的工作，仅仅2007年5月到10月，王萌萌就自费前往云南红河州元阳县黄茅岭乡支教四次。
“这位80后孩子通过志愿者工作，看到了中国农村最真实的情景，被那里的老师感动了，被那里乐观通达的农民和孩子感动了，并且有志于通过一己之力为社会服务。我不认为那是一种宗教情绪，不过但凡大爱，应该有着类似宗教那样的精神支撑。王萌萌选择这样做，我认为她是成熟了。”陈丹路这样说。
王萌萌则说，到过和未曾到过，经历和未经历过，就是一道分水岭。“我们做活动，也有一些诸如企业老总之类平日习惯舒适日子的人参加，路上条件不好，有些不顺遂，有时就会听到他们的抱怨。但只要一到目的地，和那里的孩子、大人接触了，没有一个人再有任何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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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封80后志愿者“我”写给父辈志愿者“你”的信。25万字长信里，支教故事、父辈经历渐次流淌。
我从没有过写作经历，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作。
我想，上海文艺出版社愿意出版这部小说，评论家和读者给予我肯定和鼓励，是被它的志愿者主题和真实的细节打动了。
2007年10月，王萌萌第四次来到黄茅岭。
处于层层大山包围之中的黄茅岭乡有哈尼、彝、苗、瑶、傣等七个少数民族聚居。黄茅岭乡海拔最高的山上有个叫马鹿塘的地方，生活极度贫困，而且严重缺水。一位自身残疾的代课教师坚守在那里的小学教孩子们读书。
一个学校、一间教室、一位老师。上三年级的课，教室里，一二年级的学生就向后转。如此往复。
从第一次听说这个地方，王萌萌就想上山看看。但山高路险。土生土长的人里，也只有青壮年的男人才上得去。
没人同意她去。
回到上海，王萌萌已经动了写小说的念头，打定主意，非得去那里看看。
几番请愿。第四次，中心校的彝族阿姐马素英说：“妹子，既然你这么坚决，我就陪你一起去。”
天公不作美，连下几天雨。终于等到雨停，定下次日出发，清晨，天又下起雨来。
“不改了，就今天上吧。”
披着塑料布，头戴斗笠，穿上当地的“赶马鞋”，王萌萌与马素英跟着向导出发了。
山路极陡，每爬一步都会滑下去大半步。泥浆从坡上流下，灌进鞋子里，鞋底糊满泥巴，走起来更加滑……
终于到达已是傍晚。阴雨中的村寨灰蒙蒙一片，满地都是烂泥。学校极其简陋，教室是间土屋，正在上课的老师矮小瘦弱，穿着不合身的白衬衣和破旧的解放鞋，看上去四十几岁的样子，实际年龄只有三十多岁。他住的小屋就在教室旁边，只有一张床和一张课桌。外面一小间是厨房，墙角堆着柴禾和水缸，锅台边菜板上放着一小把青菜和半碗玉米饭。饮用水是地洞里储的雨水，虽说用竹板遮挡着只留出可以取水的小孔，但往里一望，水面上赫然一层绿色漂浮物。“上厕所的时候还被吓了一跳，听有声响，扭头一看，身旁就是两头猪。”
王萌萌说，后来在《大爱无声》的写作中，马鹿塘的所见所闻成为重要情节。“书出版后，很多人问我，你写的都是真的吗？是不是有艺术加工和夸张的成分？现在真还有这样的地方？如果我没到过马鹿塘，是写不出小说中的细节的。”
有一个画面在王萌萌脑海里至今清晰。和代课老师说话间，突然有敲门声。打开门，迎面几捧鲜花椒跳入眼帘。
已经放学的孩子们又回来了。这是他们各自从家里的地里摘来的礼物。
“这个黄茅岭乡最贫穷的村寨，人年均收入不足200元。孩子们的书包都是废旧的化肥袋子。可这些孩子却如此懂得感恩……”
从马鹿塘返回乡里时正赶上周末的集市，乡里那条不宽的马路被各种摊子和赶集的人占满了。有乡亲问她们打哪儿回来，怎么都不肯相信是马鹿塘。“一位学生拉住我说，王老师，你现在真像是我们这里的农民！我看看自己的样子，浑身是泥、满脸汗水、戴着斗笠、挽着裤腿。虽然模样狼狈，但听到这话，我心里高兴，这说明我真的融入了这里。”
4
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我不后悔自己的冒险经历，尽管换作现在，也许不会再做类似莽撞的决定。
自然的伟大映衬生命的渺小，更凸显生命的珍贵。
王萌萌的第二部小说《米九》把目光投向环保志愿者。
要写环境，就要对各种环境有最深刻的体会，这是王萌萌的信念。她前往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住进鹤场的职工宿舍，和丹顶鹤养护人员同吃同住；走进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人迹稀少的藏北羌塘，体验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者的生活和工作状态；徒步进入被称为人类最后的秘境、环境极端恶劣的雅鲁藏布大峡谷，遭遇山体滑坡……
彼时的惊险已成此时口中的云淡风清。
雅鲁藏布大峡谷位于西藏林芝县，生物资源极其丰富，有很多独有的珍稀物种，也有世间罕见的美景、奇景，从而成为很多专业工作者和探险队向往的圣地。王萌萌邀了在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中国分部工作的高中同学刘通同行。“我们自认年轻体健，又有一定野外活动经验，离开拉萨前还专门向一位到过大峡谷的藏族向导请教了一番，去的路上不但不紧张，反而兴奋异常。直到进入大峡谷前，入口处的大峡谷保护区管理站要求每人签一份合同，最后一条是‘生死契’，言明若出意外，本人自负其责。”
最初一个小时的路在王萌萌看来很平常，“经过一片潮湿的树林，路宽了许多，令人更加放松下来，却不知已经走入山蚂蟥的包围区。山蚂蟥藏匿在树叶和草叶上，最绝的是，它们吸血的时候还会释放麻醉剂和阻止血凝的物质，令被吸者没有感觉，在它们没吸足血之前，想要强行把它们拉下来是很难的，人想要对付它们只能用盐洒或者用烟烫。相比之下动物们就可怜多了，去墨脱的路上有一座蚂蟥山，传说曾经有牛在过蚂蟥山的时候被蚂蟥活活吸血而死。”
“这还不算什么，”王萌萌顿一顿，“之后我们遇到两个当地背夫，告诉我们前面有山体滑坡，他们担心我们过不去，特地回来帮我们。”
那是怎样一种景况？松软的泥土沙石从上滑塌下来，形成一个七八十度的陡坡，距离有十几米，几十米以下是奔流的雅鲁藏布江。
“刘通说，如果后悔，现在回头还来得及。说实话，我的确害怕，但我天生爱较劲，认准一个目标就不肯轻易放弃。两位背夫一前一后带我们过滑坡。因为滑坡很松软，所以要自己用脚踩出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可这些落脚点都是暂时的，从脚踩上去的那刻就已经开始塌陷了，所以要在前一处落脚点还勉强能承受自己的重量的时候，迅速踩出下一个落脚点，及时转移身体的重心。每当我迈出第一步就发觉脚下开始下陷，好在有背夫的那只手，让我觉得心安一些。等过了那十几米，双脚重新踩在踏踏实实、不会滑动的土地上，虽然那也不过是一条狭窄得让人无法转身的小径，但已足教人满足了。”
背夫去追赶自己的客人，这对年轻人又遭遇一片山体滑坡，比之前那处更陡、距离长了三倍不止。“刘通提出帮我背包先陪我过去，再返回背自己的包。我才发现，看别人过比自己过还可怕。我不敢盯着他，只敢看一眼，确定他还在，回头，再看一眼。”
滑坡越来越多，越来越集中。二人说好不拉手，也不互相帮扶。在这种境况下，照顾好自己就是对朋友最大的帮助。“到后来已经有点麻木了，看见滑坡不再有紧张的感觉，快要掉下去时也不再惊慌，累了干脆就倒在滑坡上休息。有几次已经滑下去了，拼命抓住一些树枝、石块才稳住。”
两位年轻人天黑扎营时约定，如果能活着走出大峡谷，就去拉萨大昭寺前磕十个头，再围布达拉宫转经一圈。“聊了一会儿，刘通打起了呼噜。我心里又气又好笑，这种情况下，你还睡得着？恨不得把他敲醒。”
王萌萌说着笑了起来。记者忍不住问道：“这些故事都不敢跟家里人说吧？”
“不说。但他们看了小说会问，这些难不成你都遇过？”
雅鲁藏布大峡谷的这段生死经历，后来被王萌萌用在 《米九》的结尾段落。但小说中的女孩没有她幸运。“我永远难忘那一天，2008年10月1日，我的重生之日。那次我离开拉萨前，真的和刘通去大昭寺外面恭恭敬敬磕了十个头，然后又去布达拉宫外面转经一圈。跟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让我体会到个人在自然之中的渺小，在残酷的环境之中，每一个生命的存在都来之不易。面对自然和生命，我们最正确的态度就是敬畏和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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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写一个纯粹的志愿者。志愿者没有门槛，不需要认证。不只是牺牲、奉献，而是过一种有意思、有意义的生活。
“前年夏天，我接到小美的电话，她以全乡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县里最好的中学。我很惊讶，没想到她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小美学习不错，但我对她从没有功课上的要求。我给她寄书，总附上一句要她和其他人分享。我想教她爱和宽容，自立和自信。”小美是王萌萌在黄茅岭助养的彝族女孩，父母双亡，家庭贫困。当年只有微薄津贴的王萌萌决定助养小美，她说，自己虽然年轻，也还没有成家，但愿意当小美的妈妈，希望她感受到亲人的关心，看得到希望。
一眨眼，瘦小的黄毛丫头长成亭亭玉立的少女，王萌萌把她接到上海看世博会，而此时，她也正在创作一本以城市志愿者为主角的新小说。
第三部长篇小说与前两部的风格迥然不同，是一部清新明快的都市轻喜剧。它以一对中外志愿者的跨国恋为主线，展现了这座城市里，无论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还是在上海工作的外乡人，甚至远跨重洋来到上海的外国人……都因为一场盛会的契机，度过了人生一段非同寻常的难忘旅程，最终铭刻在心底的除了盛会绚丽的场景，还有促使内心成长、温润、博大的美好记忆。
“和前两部小说相比，这一部的题材会不会容易落入窠臼？”记者问。
“我想写的是一个纯粹的志愿者。他生活得丰富多彩，志愿者是其中一部分。他不仅有付出，更有收获。做一名志愿者，并非一定要去深山上支教，或是在马路中协助指挥交通，内心被需要的需要满足之后，你会发现那是一种真正的快乐。”
“常常有人问我，是不是为了写作去做志愿者，听过我的经历后，又问我如今专职从事写作了，是否还在继续做志愿者。还有人问过我是更喜欢做志愿者还是喜欢当作家。对我来说，志愿者是我写作开始的原点，也是我激情的来源，更是我能走到现在的动力。或许今后我会进行全新的尝试。然而不论我的写作如何安排，生活上遭遇怎样的变化，志愿者都是我的身份。不为什么崇高理由，只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更安心、更快乐，更有希望。”
只为了生命不是过程，而是美丽旅程。第一站是天真，第二站是青春，下一站的名字，等待你我确认——
毕竟，人生不止一种模式。 从小，我们就被规定一模一样，一样的发型，一样的服装，连人生的梦想也一模一样。
考个像样的学校，找个像样的工作，住个像样的房子，过个像样的人生……
上课钟变成打卡钟，单行道般的人生流失在车阵中；进行曲规律的平庸，活得像是一句标语押韵而服从。
可不可以有第二种人生？ 但我用时间证明了——每一个“我”和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年轻什么最重要？
是经历。
每段经历留下的都不同，有天你会懂，就是那些让你不同。 “那时三个人合租一间屋，成本低一些，加上我对生活的要求可能也比较低……”
但正是这个逆转，让她觉得实现了生存与生活的换位。
从“生存以上生活以下”跳脱，开始了真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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