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0岁老人的回忆录
栖梧老人曰:历史和现实共有一个肚皮,读史使人明智。从今天起，将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一个普通老人的回忆录，但愿对大家能有所启迪和帮助。一、岁月烟痕
度过黑夜的人才知
道白天的可爱，受过折
磨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幸
福。
1、穷日子
我度过了28年的穷日子，那是穷困潦倒的日子，那种穷是现代人无法想象的，那时人们唯一的奢求是填饱肚子。
我出生于1944年7月，那是乱世时期，本地处于新四军、还乡团、日本鬼子三夹攻的地方，真是兵荒马乱啊！老百姓回忆说，一个勤劳心直的农民在田里辛勤劳动了一天，在回家的路上不知不觉地挨了一枪，子弹从肘窝里穿过，棉袄穿了个洞，至今不知这一枪从何而来。后来这个农民竟是我的岳丈，可是他没能等到我们结婚，在1960年就饿死了，年仅58岁。父亲长期在溱潼一家粮行里打工，母亲在家更是担惊受怕，日本鬼子进了村任意杀鸡宰羊，强奸民女，老百姓东躲西藏，但人民心里明白，新四军是好人，人民一恨鬼子，二恨还乡团。本村有三人被还乡团屠杀，以后追认为烈士。
我的出生地叫楝树垛，据说是一个垛子上长了一棵大楝树，很高很大，由此而得名。楝树又叫苦楝，它的果子是苦的，叶子也是苦的，它预示着我们要受苦啊。
我的童年没有幼儿园，小时候在摇篮里过，然后有母亲抱，搀着玩，或看着母亲干活自己玩泥巴，大些会捉迷藏，斗蟋蟀，游泳，或几个一起打架逗乐。小时候拥有的唯一的玩具就是玻璃球，里面有些颜色，在地上滚来滚去，挺好看，也能瞄准什么的，几个在一起也就能玩得开开心心的。我印象中，那时天蓝蓝，水清清，人也很单纯。
我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是解放后了，记得那时候我还穿长袍子。小学设在一座庙上，离家里把路，都是自己跑，从没有人护送。到五年级时就跑得更远了，上洪林小学，有五六里路，中午大都在学校吃饭，用杯子盛些粥，用毛巾扎紧，拧着带到学校，就吃冷的，冬天天太冷了，就得想办法热一热，或者跑回家吃。大多数同学没有胶鞋，雨天只好赤脚走，走到学校附近，擦了脚，穿上鞋，一下子又"文明"起来。
我每次从父亲那里要到四分钱买一张薄薄的白纸，裁成32开，用棉线缝好，便是一个宝贝，心里乐滋滋的，虽然那纸的质量并不很好，是一面光一面糙，有些土色，我还是非常地珍惜它，用时两面写，不留边，认认真真地写得密密麻麻的，绝对的不会弄脏它。放假了，把课堂作业本上还有几张没用完的纸撕下来，凑合凑合又装订一个本子。
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班上评议贫困生学费减免，班主任凌老师介绍我家情况时说："他家的草堆没有狗子大。"他说的意思是我家特别的穷，我感觉到凌老师是同情我，是帮助我，以得到最大额度的学杂费减免。
那时候，农民都穷，我家更穷。每日早晚饭始终如一的是照得见人影儿的糁儿粥，条件稍好一点儿的才能有点米打底。糁儿粥用头盆盛起来凉着，捧着大碗喝起来，就会有"鼻风吹起两道沟，人面映在碗里头"的景象。喝完粥后用手指顺着碗底、碗壁把糁屑刮干净放到嘴里，刮得大碗明光净亮才罢。母亲说，我左眼上有个疤就是我与哥俩争相刮锅里粥而跌倒撞伤的。那时掉下一粒米也要拾起来的，青菜、萝卜、山芋、番瓜经常作为主食充饥。
那时候，中午也很少吃饭（指干饭），即使吃顿饭，也是掺和青菜、胡萝卜之类的代食品，有时代食品也没有了，又想吃饭，煮饭比煮粥又能省些草，于是便使用数量控制法，吃个半饱。婚后，我和妻子效此法，妻子放工晚了，我先吃，我将锅里的饭划成两半，我吃其一半。这种做法以后习以为常。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可以放开肚皮吃饭了，邻居还与我开玩笑说，你们现在还将锅里的饭划成两半么？
那时家贫不常得油，母亲常为用油与父亲争吵，父亲身体很瘦，常患肠炎，总想在咸菜里放点油，母亲却总是唠叨着，"省着点儿，到吃青蚕豆时要油呢。"
那时候，肌肠辘辘是经常的事，特别是饭前一小时体会最深。"饿了三日后，方知这饥饿乃天下第一难事。"是我很受感动的一句话。
那时候，吃肉要算是生活中最大的奢侈，一般只能在春节时享受，我印象颇深的有一个春节伙食是这样的，春节前卖了一头猪，春节的伙食既然要好一些。猪子出栏时也就一百来斤，卖了60多元，于是决定多买些肉，肉是7角4分一斤，买了五斤，又卖了七八斤茨菇，其余就是菜园里的蔬菜，年三十就将茨菇烧肉烧好，盛到头盆里，以后每天一大碗在饭锅烧透时放入锅内蒸热，因为那时草也是紧张的，其余还有一个炒青菜。
那时点灯也是奢移的事，我在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下学习，母亲不说什么，很是宽容，唯有父亲点灯又不做什么，或是抽旱烟时就遭到母亲的谴责，于是天黑了早早睡，常常是这样。
那时候穿的衣服全是棉布，没有化纤、毛料，更没有皮装。有些是农民自己纺纱、织布，布幅小而粗，称土布。衣服上补钉叠补钉的是正常的，孩子多的人家，三个孩子共穿两条裤子不足为奇，冬天能穿上棉袄棉裤的算是幸运者，多数人没有棉裤，只有套裤，就是能裹住腿子，就顾不得屁股了。有句俗话叫新老大旧老二补补缀缀给老三，我是老二，我的穿戴并不是最差的。
一九六七年，我结婚了，婚事一切从简，妻子父亲去世早，她娘家也穷，没有陪任何嫁妆，唯有妻子带来了一张50元的存折，是她上工作组期间的积蓄。我为结婚花了38元购了一顶坐板床，除此以外，没有添置一凳一桌、一丝一棉。房里除了床就是一张书桌，一只木箱，这就是洞房。为了请客吃饭，向队里借了60斤稻子，没有结婚这个理由是借不到的，连同家里的余粮共100余斤加工成米，也算富了一回米缸。
"因为我们是自由恋爱的，我们得争点儿气，把这个家维持得好一点。"这是我们的共同语言，也是共同目标。可是我们并没有生财之道，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地干活。结婚后的三五年里，两个人一年的劳动报酬只有一百余元，最少的一年是88元。那些年家庭副业不让搞，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
妻子生养的时候，我刚从外地取渣回家来，当日妻子仍在田里劳动，是一担一锹做到天黑，刚回到家，觉得肚子痛，立刻去找催生婆，有一里多路，自己跑去的，回到家很快就生了。生养后由于营养不良，妻子瘦，儿子也瘦。妻子生养后不到一个月就到河堤上拾草，那时实在草也不够烧，不久就下地干活，以后她的手脚常常裂口，特别是冬天裂口里常常流血，这是"月子"里制下来的病，是很难治愈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负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
我结婚后分住在一间12平米的草屋里，有锅灶，又要养猪，就在屋檐下延伸出一米，猪子就在灶旁踩灰，那是人畜共室。那时追求的只是填饱肚子，哪顾什么文明卫生呢？
我家亲戚都比我家过得好，我突然想起了一个串门儿的念头，叔叔家、姨妈家、舅舅家都在泰州，我想一起串一趟，因是多年不会了，是不能空手去的，每家都去一份礼就得三份，哪来钱呢？我只买一份，因为他们都比我家好，我去看望他们，他们也不会让我空手走。我把婶婶回的礼带到姨妈家算我的进门礼儿，再把姨妈家的带到舅舅家，就这样跑了三家亲戚，最后还有一份礼物带回家，吃玩三日等于一分钱没有花，但也无所获。来去路程一百余里全是步行，那时年轻，走路是不在话下的，不用说我们，就是乡里的邮递员送信也是"11号"。
那时没有广播，更没有电视，乡村没有公路，只有泥泞小道，没有水泥桥，全是小木桥。人们把"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吃的油，穿的绸"作为一种美好的祝愿。
我的台帐记载着，洪林地区1958-1972年各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1.57元，39.68元，41.77元，33.26元，24.15元，37.00元，47.91元，47.65元，57.06元，67.82元，66.62元，61.30元，63.24元，67.80元和59.90元。
穷日子给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是，1962年，这一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4.15元，这一年是水灾，加上前两年称三年自然灾害，这三年我们一个生产队饿死了20多人。
那段穷日子让我记住了生活的艰难和成功的艰辛，也让我领略到真挚的情感和真实的人生，我感慨：“终日辛劳求一饱，咸菜有油成佳肴；二十八年回头望，过眼烟云不能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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