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佩荣的的变形记
“王者之声”获得本年度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电影内容描写二次大战初期，英王乔治六世发表演说的过程。国王发表演说鼓励百姓勇敢捍卫国土，这是很正常也很平常的事，何以要拍成电影？原因是这位国王患有严重的口吃。本片男主角得奖之后，大陆有几家媒体越洋电话采访我，要我谈谈自己小时候的口吃经验。对我来说，口吃之痛是四、五十年前的事，现在还要认真回忆当年的情景，实在有些啼笑皆非。不过，记者们的理由冠冕堂皇：请你以自身经验来鼓励今天同样有口吃毛病的年轻朋友。 一，模仿造成灾难
我在小学三年级时，搬来一家邻居，邻居有个小孩念一年级，说话结结巴巴，经常引来大家讪笑。别人笑完就算了，我大概比较调皮，学他说话的怪样子，一个字重复十几遍。结果到了上课时，老师叫我起来念课文，我忽然间就口吃了，自己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同学与老师已经笑声震天了。从此我成了口吃患者，不但上课时说不出话，连遇到大人时，包括老师、父母、邻居、亲戚，甚至陌生的路人，我再也没有办法正常说话了。
我陷入严重的自卑情绪中，避开所有的说话机会，渐渐变成自闭症了。父母见我如此，自然心急如焚，厉声斥责无效，婉言相劝同样没用，只好随我去了。幸好，在学念书期间，大家的焦点都摆在考试成绩上。或许是求生本能的作用，我的自卑感促使我拼命念书，希望以考试成绩的荣耀来弥补口吃所带来的屈辱。
老师们最初见我说话口吃，只能流露同情的眼光，再摇摇头，不知是感觉自己爱莫能助，还是感叹我的未来没有希望。但是我的功课很快就让老师们放心了。从我说话口吃开始，我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考试。老师一宣布考试开始，我内心就觉得安全而幸福，因为考试时没有人会要求我说话。
功课好了之后，老师们也很体谅我，从此上课不再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有时连点名都刻意跳过我。到了小学五年级的某天下午，上自修课时，导师坐在教室前抽烟(当时还没有二手烟的观念)。稍后，他发觉烟抽完了，抬头看看同学们，就唤我的名字，叫我去他家里向师母拿一包香烟。老师的家在学校旁边的宿舍区，我曾经跟着父亲去拜访过，所以知道地方。一时之间我吓到了，我连向老师说"我有口吃"也说不出，只好硬着头皮往老师家走，心中着急起来，不知该如何向师母开口要一包烟。到了老师家门前，我按了铃，师母应声出来，问我什么事。我原本要说“老师要我来拿一包香烟。”但这时光说一个“老”字就开始口吃了。师母看我这副怪样子，不免一惊，就说：“是不是老师出事了？”接着穿上鞋就往教室跑去，我只好跟在师母后面跑，心里的焦虑与无助达到极点，我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后续的事就不必多说了，我成了全校老师的笑柄。 二，老师再造之恩
由于口吃，我从小养成自我要求的习惯。别人的嘲笑声浪越大，我就越加用功，以致于我的考试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别人念书，也许需要父母或老师"威迫利诱"；我念书都是因为"退此一步即无死所"，实在是因为自卑感太深了。
我就这样提心吊胆念到高二，在学校除了考试之外没有半点乐趣。高二时，宋之钧老师有一天对我说：“你会念书没有用，你没办法说话。”他拿出当天报纸，指着一个小广告说：“你去参加这个口吃矫正班吧！”这个建议改变了我的一生。当时我连买车票都办不成，要靠写字条才能买到车票，实在到了应该转变的关键了。我想，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吧！
在口吃矫正班上课，每周二个晚上，为期二月。经由专业老师的指导，我知道口吃有双重原因：一是心理压力，二是发声困难。为了化解心理压力，我必需想象别人都是善意的，都愿意听我说话，我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其次，别人其实没有那么在乎我说什么，他们各有自己的烦恼，所以我说不说话，说得好不好，别人根本不会注意。与此同时，我还须熟悉自己的声音与表情。当我对这一切都熟悉之后，心理压力逐渐减轻了。
其次，是有关发声困难的部分。第一个字最重要，那么如何顺利说出第一个字呢？字的发声有两种，一是喉音，二是唇音。譬如，“各位先生”的“各”是喉音；而“诸位先生”的“诸”是唇音。喉音比较容易卡住造成口吃，唇音则较为简单。我到现在演讲时，还是常说“诸位先生”而很少说“各位先生”，原因即在于此。因此，练习的方式是：用唇音代替喉音。宁可显得有些笨拙怪异，也不要冒险让自己陷入结巴的困境。
如此矫正两个月之后，我勉强可以用缓慢的速度在公共场合说话，但是一不小心或者稍微紧张，还是难免出丑。我第一次上台说话，是在何西哲老师主办的"口吃矫正班第五期结业典礼"上。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二年级，九年的阴霾不可能一扫而光，但总算可以渐渐改善了。人生似乎又出现了光明，这是我青少年阶段最深的盼望。黑暗之后的黎明更显得耀眼，能够说话实在太幸福也太让人感恩了。 三，保持上进之心
如果口吃本身改变了我，那么最明显的是两点：一，我这一生都不会嘲笑别人，我很容易想象别人的痛苦，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同理心。并且，我只要平平安安，就很容易觉得幸福。台湾有一句俚语：“吃苦就是吃补。”我的痛苦使我拥有较强的心理素质。然后，第二点是有关说话的。
我以前不能说话，所以只能多听，听久了就会有些心得，知道应该怎么说话才能让人理解。我的本科是哲学，哲学恰好是一门很难学也很难教的科目。我开始教书以后，每当说话时，一定会从听者（或是年轻学生，或是社会大众）的角度来调整自己的讲解方式，务必充分发挥说话的效果。
另外，由于长期口吃，我也习惯安静沉思与阅读。在别人眼中，我也许显得孤癖或有些寂寞，但是我对于独处已经由“忍受、接受”到“享受”了。做为一个学者，这正好是必备的条件。我到现在写东西还是不用计算机，总计写过的文章超过一千万字，却依然乐此不疲。我念书时的心态大概还像小学生，总觉得有一个观念没弄清楚就通不过老师的检验。遇到演讲的场合，我更是谨慎与兴奋兼而有之，把每一场演讲都当成第一次上台，十分珍惜别人给我这样的机会。
真正的折磨是看不到希望。我年少口吃时，如果有个算命先生告诉我说：不要害怕，你现在不能讲话，但是将来可以靠说话维生。如此我就可以怀着梦想撑过那一段考验。但是这么一来，我的心灵恐怕缺少真正的淬炼而无法变得茁壮。我近年讨论人生意义时，将它由“身心灵”三个角度归纳为三点：一，有工作可以做；二，有人可以关怀；三，有痛苦可以受。其中第三点才是关键。“上帝不会给人他无法承受的痛苦。”不信“上帝”的人，可以将它改为“命运”。藉由痛苦，人的潜能得到开发的机会，让自己成长。这也是孟子所说的：“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口吃的经历使我一生都由正面角度看待各种痛苦。处于痛苦中，我不但不抱怨，反而想认真思考：这一次我该培养何种能力？人的能力不在于他能够得到什么，而在于他能够承受失去什么？明白这个道理，即使一无所有而单单只是活着，也可以乐观向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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