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和傅雷
在这世上，死得最为平静而细致的人，我以为要算苏格拉底和傅雷。史载，当苏格拉底面对古雅典不公平的法律审判时，舆论以及司法都为他打开了一道越狱之门，然而他却选择了法律所错判的死刑。为此，他的学生克里托大声疾呼：对抗不公平的审判是你一生追求的正义，你为何不选择越狱的正义?!苏格拉底说，此时越狱确是一种正义，但遵守即使是不公正的法律，同样是一种正义的要求，否则人人都会以自己认为的“正义”为借口破坏社会秩序。但最终，苏格拉底的英勇赴死，还是使雅典的民主法庭因“错判哲人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柏拉图回忆)是，当苏格拉底接过盛有毒鸩的酒杯时，脸上竟没有丝毫慌乱和忧惧。不仅如此，就在毒药发作到腰部时，苏格拉底还镇静地掀开脸上的白布，嘱咐他的学生克里托：“我们应该还给阿斯克勒皮俄斯一只公鸡，记住这件事，千万别忘了。”
翻译巨匠傅雷在死前也有近似于苏格拉底的平静与细致，这可从傅雷夫妇的遗书中得到验证。1966年9月2日，傅雷夫妇因再也忍受不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查抄、罚跪、辱骂和殴打，双双自杀。自杀前，傅雷朱梅馥夫妇留下一份细致人微的遗嘱。也就是说，从份遗嘱上，你根本看不出那是行将绝命的人写下的文字，那么平静、周密、温馨而又稳妥!这份委托朱梅馥之胞兄的十三项身后事，其中有这么五项：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付现款)。
二、武康大楼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加自动男表一只，请交还。
三、600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傅家保姆——引者注)，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辜受累。
八、姑母傅仅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
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苏格拉底死前没忘了嘱咐他的学生还人家一只公鸡，傅雷“了结”得就更细致了，除外，他们甚至还想到了为自己准备53．30元的现钞火葬费。借用狄马先生的一句评论，苏格拉底和傅雷的遗嘱，“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杰出心灵才能作出的超常反应”。但我的视角不在这里，而在“雅典的民主法庭因为错判哲人而蒙受了几千年的诅咒”这一点上。一法庭，因何错判一个哲人，竟要蒙受几千年的诅咒呢?我们的法家巨子公孙鞅(苏格拉底同时代的人)被当局处以五马分尸之酷刑，谁可曾记在心间?谁可曾诅咒过秦国当局?司马迁被当局处以宫刑，摧残人性至为酷烈，谁又曾诅咒过汉王朝?没有，有的只是对那些历史的平铺直叙!希腊的苏格拉底冤案就不同了，它可以使一个法庭因错判哲人而蒙受几千年诅咒，因此，苏格拉底以来的几千年，你就很难看到类似冤案在西方的发生。我们之所以有从公孙鞅到傅雷的续接(其间的冤案举不胜举)，是因为我们无论发生了怎样的冤案，要么使始作俑者“一贯正确”地脱逃一切干系，要么使另一些人在通向“青天”的路上“一贯正确”起来。
所以，从根本上说，苏格拉底与傅霄的死是不同的，前者的死给整个西方留下了充满勃勃生机的法律文化，后者的死给中国留下的只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那样的官面文章。更大的不同是，错判苏格拉底的雅典民主法庭至今受着西方的诅咒；而含冤而死的傅雷夫妇，能记起或提起他们名字的人，少之又少。一方面，像傅雷这样蒙冤而死的人，实在是多如牛毛，你完全不知道谁比谁更惨，谁比谁更值得引起我们广泛而持久的关注；一方面，我们也没有抓住当局的某一典型失误一纠就是上千年的传统。我们有的，只是一颂扬就上千年的传统，而那些不间断的一个历史阶段接着一个历史阶段的持续性颂扬，更是让人目不暇接。故，谁也不敢说傅雷的悲剧就是中国的最后一个，而苏格拉底尚在赴死前的那一刻就已经成为西方的最后一个了。
作者：魏得胜
转摘自：杂文选刊 西方那么早就民主政治了。。。 然后是反思
而中国呢
遥远啊
好了不说了
这个话题，不好多说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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