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的太棒了。回头你接着写，我继续看。
本帖最后由 131783 于 10-12-20 01:02 编辑
心理医生，唉，赚钱真是靠忽悠！！
饶了那么大圈子，总是要患者自己想清楚有什么灰色记忆，实际上，这个病就是胡乱想，就算没灰色记忆，遇到事情老想最严重的后果，因为焦虑症的人都很会联想，这是这类人的特长，因此才想到神经紧张，内控失调，肝火旺肾阴虚，也是这个病因。
中医名言：恐伤肾，郁伤肝。心理放松最重要，凡是活着快乐就好。
心理医生不和你上个10-20节的，他喝西北风啊，实际2-3节治疗，就能一语道破其中机关。后面的，完全可以帮你做催眠和放松练习的培训，他没必要老问你有什么记忆深层的问题，这些问题你只能放下，迫使自己改变思维方式，坚决不去想不该想的，和没必要想的，才能走出焦虑症。
第十二次：2008年11月26日
当事人的情绪渐渐趋于稳定，她感觉可能是药物开始起作用。但她很害怕这种感觉，害怕如果没有了恐惧感，自己可能就更找不到线索了，或者受到新的理想化形象(幻想)的蒙蔽，放弃分析治疗。之前她感到有很多问题，现在好像全没有了，全躲起来了，但她知道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前两天她一直为此焦虑，特别想从书里面找一些线索，不停地翻书，但什么也找不着，感觉线索全断了。以前了解的内容，好像也都跟她没关系了，除了一个道理：“情绪是不受意志力控制的，人的情感有它自己的发展规律：我们首先被情绪控制，然后用回过头看看刚才发生了什么，我们如果能看清楚这个发展过程，看看里面的过程和我们的一些思绪，我们用理性的眼光再看一看，重新理顺这个过程，这样我们下次再遇到相似的情况的时候，用新的眼光看这件事情，一次一次的实践，情绪才会改变。”
她开始有些理解自己的愤怒情绪，但还不理解自己的那些恐惧，只是大概知道它们发生的过程。她的恐惧总是由自动出现的负面念头——“如果…怎么办”引起的，然后她就陷入到恐慌的情绪中，从此这些之前不予考虑的因素就进入她的意识了，害怕如果这件事真的发生了她应该怎么办，去寻找解决办法，而这些解决办法总是冲突的，所以这些担忧总是没法解决——以前这个过程发展到太快了，她一点都看不清。这些担忧一直盘旋在她脑子里，直到她担忧的事情过去，或者产生别的负面念头，替代了这种担心。
在一次去商场的经历中，她意识到自己好像总是比别人小心谨慎。那天她去给姐姐换衣服，营业员聚在一起闲聊，她觉得很奇怪：她们就不怕我多拿两件吗？说如果她是营业员，一会没盯着她就会想：我走神那会干什么了？我反馈说：“好像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不能走神，否则很可能发生什么危险。”她回答说：“对，就好像站岗的一样。也不知道这些想法是从哪里蹦出来的，我想她们(营业员)肯定不会这么想。”
她说现在确实觉得她看问题的方式不太对，过去她不这么认为。过去她遇到一个问题不是去面对、解决，而是会想“如果我能…，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觉得这些问题应该可以避免，觉得它们阻碍了自己，而不是把当它们当做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本以为自己比任何人都坚强，其实是比任何人都不敢面对这些真实的东西。其实人人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只不过别人认为它们是正常的，而自己认为它们是不正常的，所以不敢面对它。
现在她觉得父亲可能确实对她有挺大的影响，但是具体怎么影响的，她还不太清楚，我问他：“小时候你考得不好，你父亲会不会批评你？”她说不会，但是她自己会责备自己。她举例说刚上高中有一次数学只考了37分，回家后她就一直哭，觉得这对她特别不公平。第二天开运动会，其他人都没事了，只有她还在自责、自卑，情绪特别不好。她说其实她一直没有面对它，认为自己不应该得这么点分，不愿意正视这个事实，“从来没想过这就是我得的分，我就是得的这个分数”。同桌考了73分，全班第一，她特别特别生气，很久都没跟她说话，现在她认识到这种态度不太正常。当时她感到自己脱离在大多数人的后面，很有差距感，而同桌在大多数人前面，所以她很愤怒。内心里她一直不承认自己只考了这么点分，老师讲题时她还不愿把试卷拿出来，生怕别人看见她的分数。后来她做了很多数学题，成绩突飞猛进，于是她觉得自己可能挺聪明的。有一次只有她跟另一个人考了100分，老师说她进步挺大的，她也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但她化学一直特别差，每次都只考一二十分，每次她都悄悄地把试卷藏在抽屉里，特别害怕别人看见，好像不愿意把自己不好的东西给别人看，宁愿在下面花很多的努力考个好成绩给别人看。她尤其害怕自己“跟大家相距得特别低的感觉”，那会让她感觉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跟别人是不一样的，离得很远，好像不是一个群体。只有当她各方面都跟别人差不多的时候，心理上她才觉得自己跟别人在一起，而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
之后又谈到该从哪里找线索，她说哪怕看到一个小线头也好，让她有活干着。我问她：“你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没事可干是吧？只能坐那里干等着。”她说“对”，并说自己以前不能接受别人一下午都在晒太阳、做白日梦的状态，觉得那是在浪费时间，但现在觉得那样应该也挺舒服的。我反馈说：“你很少享受到那种安闲，基本上你享受不到那种状态。”她说：“对，我也不允许自己有那种状态。葛优也说自己曾一下午什么都不干，就趴在窗口看楼下马路边的各种事件，我以前觉得那就是无聊人干的事，干点什么不比干这个强啊，我现在想想干这些事也挺有趣的。感觉在你忙忙碌碌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些焦虑，使你不敢停下来，一停下来就不知所措了。别的东西占着你脑子里的空间，那些负面的念头就不会跳出来，这是表面的麻痹。……考上大学之后我感到特别无聊，也很焦虑，于是急于给自己找目标，树立理想化形象，只有活在那样的生活中才感到安稳。……我就怕无聊了、放松下来之后没有东西占据我的脑子，那些负面的念头就该出来了。真正能享受‘无聊’的人境界也是比较高的，并不是说他们对生活不积极，而是能享受‘无聊’。 我一无聊就感觉要失控了，整个人没着没落的，需要什么东西来填满空虚的心。”
随后她说有些时候她也能理解别人的情绪了，比如她姐姐，在她身上她能看到自己的影子。举了两个例子后，她说这些好像都是她不经意间发现的，我趁机引导她说：“发现很多东西都是不期而至的，自然而然它就出来了——这些领悟，我想这就是生活吧，包括你找线索这件事——有时候没线索我们就只好等几天，不必急于去把线索揪出来。”她说：“对，可是我还是很着急。”我告诉她：“我想慢慢地你就不那么着急了，因为你着急也没有用啊！”对我的回答她报以一笑，说她以前经常假想自己得了重病没钱治怎么办，所以她一直告诉自己必须挣很多很多钱，让自己有保障，不至于看不起病；有些人则不会想这么多，发生了之后他们可能也恐惧，他们会看看自己手边有什么，能用上一点算一点，如果走到那一步没办法也就死了。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到后来她的声音越来越低，我同理说：“那也没办法，有些事你想防止也防止不了。”她说：“对。有些人没有固定的工作，我会想他们老了会怎么办，可是他们好像也不着急，也不想想自己老了该怎么办，这事要放我身上我得急死。可能他们也习惯了，先这样过着，等事情发展到那一步再看能用上什么，用不上也就只能那样了。”
{QQ79}
还是写的挺好的。她说现在确实觉得她看问题的方式不太对，过去她不这么认为。过去她遇到一个问题不是去面对、解决，而是会想“如果我能…，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觉得这些问题应该可以避免，觉得它们阻碍了自己，而不是把当它们当做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本以为自己比任何人都坚强，其实是比任何人都不敢面对这些真实的东西。其实人人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只不过别人认为它们是正常的，而自己认为它们是不正常的，所以不敢面对它。
第十三次：2008年11月29日
咨询开始，当事人说还是不明白现在的恐惧跟童年的冲突有什么关系，我解答说：“你现在知道冲突是怎么产生的吗？冲突开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首先出现在我们跟周围的人之间，如果外界给你很高的压力(威胁)，你就会对它产生恐惧，为了避免这些恐惧，你就不得不顺从权威的意志，按照他的期望行事，比如你父亲在家了，你就会表现成他希望的样子。在这个过程中，你形成了这样的观念：我必须按照别人的期望行事，才不会有危险，不然别人就会批评你、不喜欢你，这也是一种恐惧。早年的恐惧被你固化下来了，这是你恐惧的根源。”
当事人明白我说的话，但还是不能把童年的经历跟目前的恐惧联系起来。我问她：“总的来说你对周围的人是怀着顾虑心理的吧？怕自己做错什么事别人会怎么看、怎么想。”她说会，但还是看不到这些恐惧跟童年的冲突有什么联系，我再次解释说：“小时候的经历，让你形成了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观念，让你对别人有很多顾虑、恐惧。……你的恐惧背后很多(对他人的)观念作为出发点，那些观念是怎么形成的呢？……如果你(对人)的观念变了，那些恐惧也就不存在了。”“那要变成什么样呢”，当事人问。我回答说：“你会发现你的观念跟现实有很多不符的地方，你认为别人是怎么样的人，一开始你很坚信，但其实别人不是那样的人，需要你重新去检验(自己对别人的看法)。”当事人说：“我也知道直接把电视机还给师傅可能也不会有问题，他很宽容，但是我就是很害怕，不停地斟酌。……好像现实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那些恐惧是我自己想象出来的，是虚构出来的，它们是自己蹦出来的。”她不理解自己为什么有那么多恐惧自动冒出来，我反馈说：“你不知道哪里来那么多被吓坏的小孩藏在你脑子里，突然就跳出来吓你一跳，你给它们讲道理它们还非不听，说事实就是那个样子的。”
她害怕这些负面的念头随时“蹭”一下又冒出来，弄她个束手无策，她说：“就像好定时炸弹一样在那里，所以你(我)想赶紧把它们解除掉。……以前吃药达到现在的状态我就觉得挺不错了，觉得以后不会再出现那种状况了，可是现在我不这么认为。”她知道这种状态是表面的平静，并且认为是暴风雨就要来临前的平静，我同理说：“现在让你最焦虑的就是有问题在内部藏着，但又没办法去发现和解决它们，让你始终放心不下来，你也被它们吓坏了。”
长时间的停顿之后我问她有没有看过我最近发表的《解脱之道》，其中说到 “痛苦的时候我们感受着那些痛苦、烦恼，痛苦没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被它们威胁”，问这跟她像不像。她连声称是，说：“我没有办法解释过去的恐惧，不知道它们跳出来的时候怎么把它们解决掉，如果我能解释它们、处理它们，也许我就不会这样了。正因为你不知道过去它们是怎么产生的，而且对你造成很大的痛苦，所以你才会害怕它们。”
之后的咨询中，在我谈及我很早就知道自己的自卑感来源于父亲的长期否定时，她说自己好像感觉不到自卑，“可能都不知道自卑是什么”。我告诉她：“你成绩比别人差很多，你就觉得自己跟别人不是一个群体了，一个人被孤立于世界之外，那其实就是一种自卑感。”她说：“对，可能是，但我自己感觉不到。那我为什么感觉不到呢？……我只是觉得对自己不公平(我问是谁对她不公平，她说不清楚，就是觉得不公平)。……那应该是一种自卑感，是不是我不承认它呢？可能我就是不承认它(不承认自己比别人落后了)，其实你(我)没有面对那个现实。”
咨询末尾她再次说：“我现在没什么恐惧情绪，只是那些发生恐惧的场景都在我脑子里，但是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并问我解除这些恐惧的突破点在哪里。我重述了《解脱之道》的那段话，告诉她：“你急于把它们找出来解决掉，就是为了防止陷入到恐惧的情绪里面去，对吧？正确的途径是，你知道人生的路上会有很多痛苦，但是你不可能完全防止得了，等它们来了再说。虽然你知道有问题在那里，但是你不一定要急于把它们都解决掉，而是可以带着问题生活——‘我知道你们在那儿，但是我不怕你们’，就是这样一种态度。”她说：“对啊，这种态度不就跟正常人的生活态度一样吗！正常人的生活是他知道人生路上有很多不如意，早晚会来临，虽然他们不知道会是什么，但是他们怀着‘问题肯定会解决的’信心生活。……那些正常的人克服了很多困难，所以对前面的路有信心，而我以前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我对前面的路没有信心。”我告诉她：“我以前也有很多烦恼没办法解决，稍微采取被动的态度——主动的被动性，来了我再去处理，没出现就不去理会它们。……虽然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也可以放一放。很多问题暂时没法解决，如果你总是把问题背着走，不是给自己增加负担吗？现在痛苦还没来，你却自己在威胁自己，不如‘苦来了我再受，没来我就不理你’。”她说：“就是到了眼前再说。但这好像必须是有一些事情到你眼前(突然发生)你能处理掉，以后你才能有这种心态，我觉得。”我告诉她：“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知道事先去想它确实没有用，那你还想它干什么呢？”她回答说：“但有些时候想不想不是受你控制的呀？”我说：“没错！所以说‘能够’放一放就放一放。”
因为当事人目前较为平静，也没有更多的因素可以分析，跟当事人商量后，我们将咨询调整为每周一次。
“这些问题你只能放下，迫使自己改变思维方式，坚决不去想不该想的，和没必要想的，才能走出焦虑症。”
只能放下，不代表你就能放得下。
迫使自己改变，不等于你真的就能做到这一点。
“理性虽是人的最有价值、最独特的力量，但它受制于强烈情感的干扰，只有理解人的情感才可以使理性恰当地自由地行使其功能。他(弗洛伊德)证明了理性的力量，也证明了理性的无力。(《宗教》P9)”“在给定的情景下，只有当人们的情绪没有超过某种严格的限定时，理性的探讨(引导)才能得以进行，才有可能获得成功。如果情感的激烈程度高于这个水准，理性便很可能丧失一切(引导)功能。”
“忍受痛苦，为所当为”，只有当当事人的焦虑和痛苦在一定程度范围内时才有可能，只有当事人能够对此“自觉”才有可能。
“忍受痛苦，为所当为”，显然需要意志力的作用，而意志是指有意识地确立目的，根据目的调节和支配行动，通过努力克服困难和挫折，实现预定目的的心理过程。在理解意志品质时，人们往往忽略了意志的首要特性——自觉性。意志的自觉性是指，对行动的目的有深刻的认识、认同，能自觉地支配自己的行动，使之服从于活动目的。“自觉”与“被迫”是相对的，是内心理解、相信、愿意，发乎内心的真实意愿，是内发的，是接近自身的过程；而后者是理智和外在的掌控、强迫，无视内心的真实愿望、感受，实际上是远离自身的过程——表面上完全一样的行为，可能是自觉的、自发的，与内心和谐一致；也可能是被迫、强迫的，与内心相分裂。
导致这种差异的根本，很可能在于当事人的焦虑和内心抗拒的严重程度不同。“我们是一种我们无法控制、或至多只能部分加以引导的精神过程。”前者内心的焦虑和抗拒较轻，所以可以引导自己对面对；而后者的焦虑和抗拒过重，无法加以引导，试图引导自己去面对事实上成了一种自我强迫——这种自我强迫是神经症患者“与自己交战”，其结果可想而知。当一个人的焦虑太强的时候，他内心的抗拒必然也同样地强，这时他是不可能做到“顺其自然，为所当为”的。这种情况下不断努力对自己进行鞭策，逼着自己“为所当为”，必然不会有什么效果，正如刹车被踩住的汽车难以正常开动一样——这是森田疗法没有讲清楚、或者也不可能讲清楚的地方，这时候，就有必要借助精神分析的力量了。
“如果一个又一个失败接踵而来，而尽管一切抗御的努力都做了，我们还是悲观地感到我们无法全然把失败归咎于外部环境——那么我们就确实需要考虑一下无意思因素了。简言之，如果看来似乎有些来自内部的东西妨碍了我们的追求，我们就需要检讨一下自己的无意识动机(动力)了。(《分析》P19)”
“人们常常认为，为了是一个不合常规的人步入正轨，你只要‘告诉’他‘应当’去做哪些事就行了。但是，至于此人能否这样做或是否愿意这样做，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心理学家们已经发现，仅仅依靠告诉、劝说、忠告以及出谋划策这些手段来教育或矫治人，是根本无济于事的。除了这些之外，他还必须熟悉病症的所有细节，并且获得关于这个病人的精神内容的确切知识。(《自我》P52)” 换句话说，要弄清楚这个人的心理动力机制，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内外阻力妨碍他“步入正轨”。
第十四次：2008年12月7日
当事人不理解自己为什么总是会产生内疚、自责，以前她问过别人做错了什么事会不会内疚、自责，他们回答说不会，对此她很纳闷。他们告诉她内疚和自责是没有用的，下次改正就可以了，而她认为如果不内疚、不自责，下次就还会犯同样的错误，对这种观念性的差别她感到迷惑。我告诉她：“因为成长环境不一样。父母较少批评他们，有什么错误只是让他们改正，他们也就改了。父母宽容地对待他们，所以他们也就这样对待自己，而你父亲则相反。”这时她认识到自己把内疚和自责当成了改正错误的动力，认为没有它们就没有动力去改正错误，并认识到人本身就改正错误的能力，而不需要内疚自责来驱使；并且她一直以为如果不给自己鞭策、压力，自己就会变懒惰，而现在她认识到这种观念可能是错误的，因为人本身就有自己的动力系统。阅读《神经症与人的成长》使她认识到，“拖延”是内心深层次因素的表现，而不是一个人生性懒惰，驱使和暴力的手段对这个人并不会有帮助。以前她总认为需要一个外界的力量来施压人才能取得比较好的成绩，而现在她开始认为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
关于情感的改变过程，通过咨询她认识到首先是发生某种情感，然后是看清(理解)这种情感，之后才能改变。
咨询中我多次提到的“被吓坏了的小孩”的这个词让她感到似曾相识，回去之后她在武志红的著作里看到了关于“内在的父母”、“内在的小孩”的论述。她理解到“内在的小孩”是一直没有被注意和发现的真实自我，但不理解“内在的父母”是什么。我告诉她：“可以看作自负系统或者‘超我’，看作‘超我’更恰当；也可以看作 ‘应该’的集合。”她问我：“特别恐惧就是现实自我身上体现的那个小孩的感受，‘应该’的声音就是内在的父母发出的？”得到肯定回答之后她接着说：“他们都呆在现实自我的身躯里，一遇到某些事情，那些潜在的东西就激活了，都是内在的自动化系统在起作用——所以对同样的事，人和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接着她问到：“许多的‘应该’和要求组成了自负系统？自负系统勾勒出了理想化形象？理想化自我源于父母从小的灌输？”我回答说：“基本上是这样。理想化形象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有我们自己的创造。”这时她感到自己能把《成长》前几章的内容串在一起了，但对自负系统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冲突还缺少了解，我举例告诉她：“比如上次你说的你感觉到想休息，但又有个声音命令你：‘不应该休息’，这就是自负系统与真实自我的冲突。”她说：“对。我想休息，但却放松不下来，反而感到的是紧张、焦虑。”接着她认识到，这个声音来自于他父亲，小时候她做什么事情，如果他父亲跟她说“不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她就会很紧张。她还说这种事情以前在她身上发生过很多次，只是她一直没有注意它，让它过去了，现在她能看清整个心理过程了，知道自己当时内心在想什么。现在她开始理解我曾说过的“你对自己的情感规律一无所知”，明白了我的意思是她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出现那些情感，当时她觉得很纳闷的：我怎么会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情感呢？
关于理想化形象，她接着说：“我想理想化形象就是因为总受批评后的无价值感，如果一个人不想受这些批评，就会想自己如果达到什么样子，就不会受批评了，就不会难受了，不用再整天提心吊胆，等着别人批评——这样理想化形象就逐渐形成了。而宽松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觉得这个世界挺好的，就不需要创造理想化形象，他们脑子没有那么多应该不应该，活得很自由、很有活力、很有乐趣，每天想的肯定就不是怎样才能赢得大家的喜爱。”
她说她总能看出别人对她的期望，然后她就会努力去实现这些期望，如果没有实现，她就会觉得内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问我怎样才能减轻。我说：“首先要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绪，能理解吗？……达不到别人的期望就像有罪一样，就像达不到某个目标你就觉得自己是低劣的一样，你得理解这些情感是怎么产生的。……你觉得别人对你有那些期望，那只是你觉得，别人实际上是不是对你有那些期望，还不一定呢。”这让她想起我之前说过的“外移作用”，问我它是什么意思，我说：“‘你觉得’别人对你有某些期望，但别人实际上并没有，这就是外移作用，又叫投射。”她说：“理解这个有什么作用吗？会对自己的想法打问号？”我回答说：“可以检验这些想法。”她接着说：“对。如果发现别人真的不是那样，就获得了一次正面的经验。其实那些期望是父母经常要求，因而我觉得别人也有同样的期望？小时候我没打扫房间，父亲会很不高兴，大了以后我就认为所有人的都是这个样子。”我回答说：“是的，你把父亲的形象(对父亲的印象)投射别人身上。”
她接着问：“如果对自己的理解更深刻了，回到以前两难的冲突就可以选择了？”我说：“对，比如你想要睡觉而又放松不下来的冲突。你当时没有选择，还是被‘不应该’的声音控制着，现在你可以不去理它，想睡就睡。刚开始你还是会紧张，不会完全放松，这是惯性，渐渐地这种紧张才会远离你。”她回应说：“等于那种冲突是一种结果、表现，我是以此着手，分析它的根源，分析清楚之后，能够选择了，它才能减弱？”我说：“对。理解冲突之后，冲突可能不会立即消失，但它的强度会减弱。冲突双方的力量对比会变化，真实自我会逐渐强大，而自负系统则会逐渐减弱。”由此她认识到：“病态的人虽然看起来成年了，有成年人的躯体，但内在的小孩没有发展，很弱小，还停留在童年的观念，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这个内在的小孩慢慢长大。……现在我们的工作就是看看自己的成长经历，理解自己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然后用新的观念处理现在的问题，这样内在的小孩才能逐渐成长，并确立自己真正的理想。”虽然认识到这些(有了这些理论认识)，但她还是对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有一些怀疑。
写得好，期待继续！
第十五次：2008年12月14日
本次咨询主要是理论上的探讨，回答了当事人关于荷妮的神经症理论的诸多疑问，并以她自身的问题和我过去的经历作为例子：比如优越感和理想化形象是为了消除自卑感，因而会害怕它们受到冲击或不能实现——那样会引发自恨和自卑；以我的经历说明自我理想化的过程；自负系统内部也有冲突，比如自大与自谦的冲突——认为自己应该做到，但又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理想化形象跟自负系统之间是什么关系，它内部是不是也有冲突；首先产生的是真实自我与“应该”(自负系统)之间的冲突，然后才是自负系统内部的冲突，解决的过程则相反；等等。
咨询中她再次谈到关于真实自我的体验：周二感冒有点难受，起床后脑子里突然就冒出一个念头：我今天得休息一下。对此她感到很奇怪，因为以前她肯定想也不想就上班去了。她很疑惑这个念头是从那里来的，并考虑自己是不是要请假休息一下。权衡之后她选择了休息，母亲不太赞同，认为她应该坚持去上班，但她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上午她睡了一觉，晚上她感觉好多了，觉得自己做了正确的选择。
咨询中，她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经常不承认已经发生的事实：比如不直面自己考了很低的分数，知道它发生了，但会编一个理由把它编过去，就好像它没用发生一样。
咨询末尾，向当事人描述了冲突产生的过程：生命初期体验到的我们跟外部世界的冲突，就是真实自我跟“应该”之间的冲突——那时我们表现的就是真实的自我，但由于我们的力量非常弱小，真实自我的愿望总是被压制，最后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真实自我，服从了外部权威的“应该”，总是以外部“应该”作为行事指导，这些“应该”逐渐地就掩盖了真实的自我——但这些“应该”之间、这些“应该”和真实自我之间将持续存在冲突。放弃真实自我，跟大人保持一致，通过这种方式来逃避被惩罚的危险。
第十六次：2008年12月21日
本次咨询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首先是她对环境没有认同感，在公司里没有归属感，总想逃离；其次是她普遍的回避行为。
咨询开始她说部门开会之后的聚餐她每次都不参加，现在她才意识到这是一种回避行为。这次开会前她已经想好不参加聚餐，心想反正一个人溜走了领导也看不见。会上评了10个部门先进工作者，她感觉他们跟自己很遥远，就好像不是一个世界的。她感觉他们是一个圈子，而自己孤立在这个圈子之外。散会离开时部长招呼她跟别人一起搭车走，这让她很吃惊，一是部长注意到她，二是部长对她表示关心。她借故说母亲身体不舒服，部长表示了关心，再次让她觉得意外。她诧异居然有人注意她关心她，本来她一直觉得自己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角色，而且跟部门的人是脱离的——除了跟项目组的人好一点——上面的人不会注意到她。这件事让她意识到她想象中领导对她的印象和实际上领导对她印象可能是不一样的。
会议上领导自豪地放了单位的宣传片，但她“一点也没有这种感觉，好像特别痛恨这个单位，对它一点也没有认同感，没有融为一体的感觉”，她不理解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首先指出她内心里认为这个公司很不好，其次这跟她小时候的经历有相似之处：“在石家庄时你也觉得自己不属于周围的环境，你总是对周围的环境缺少认同，总觉得所处的地方是你应该逃离的。”
她意识到自己身上有很多回避行为，比如因为高中当卫生小组长时的冲突，大学里她多次拒绝了同学让她当班干部的提议，以避免很多冲突的发生，但不知道认识到这些有什么用。我告诉她：“回避行为是由冲突、焦虑引起的，如果我们认识到引起回避行为的焦虑，再认识到焦虑的根源，把焦虑解决掉你就不用回避了。”我以她当卫生小组长时的冲突为例，指出她的冲突首先在于担心别人不听指挥，她表示同意，并说担心同学对自己有什么看法，另外她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指挥他们：是用委婉的呢，还是比较生硬的，还是暗示的。面对这样的问题让她感到无能为力，避免这个问题的方式只有她自己全干了，而这又让她觉得很不甘。
我反馈说：“你害怕他们对你有什么看法，是吧？你很顾虑别人的看法，这影响到你对别人发号施令的能力了。”她说：“首先我不喜欢别人对我发号施令，其次我也不喜欢对别人发号施令。”然后她认识到别人对她发号施令会让她有一种被控制了的感觉，所以她认为别人也会有这种感觉。我说：“别人对你发号施令会让你觉得被控制了，你肯定会对那个人不满，不喜欢他，然后很自然地你会想到如果你去指挥别人，别人也会对你不满，不喜欢你。(对你来说，)如果别人都不喜欢你，那你不就完蛋了吗？”这时她意识到自己对别人的指挥是有敌意的，将它感受为对自己的控制，所以认为别人对指挥也有敌意；她对指挥的态度就像对批评的态度一样，首先拒不接受，条件反射一般。
我告诉她：“这就是一个需要分析的因素：为什么你对别人的指挥有敌意，认为别人在控制你。我想是因为你童年受的管教太多了，你爸的，你姐的，后来你对他们的管教很反感了。”她同意我的看法，但还是说：“咱们认识这些有意义吗？”我再次强调说：“有很多焦虑在影响你的行动，把焦虑化解掉，你就可以自由地行动了。这些焦虑很多都是由错误的认知(观念)导致的，改变认知(观念)，焦虑也就不存在了。如果没有你的指挥会引起敌意的观念，你就不会对指挥别人焦虑了。”她很形象地回应说：“这些错误的观念就像皮筋一样捆缚着手脚，把这些皮筋解开就可以自由地行动了。”
最后我帮助她认识到，她对别人的指挥不满，实际上是对她父亲、她姐姐的移情作用，把对父亲、对姐姐的情感(厌恶、反感)，转移到了别人身上，就像对别人的批评的反应一样。她说这种转移只是我告诉她的，但她并没有体验到。我告诉她很多现象我们都是先认识到，随后某个事件上我们才会体验到。她同意这个观点，并说对此她已经有所体会。
第十七次：2008年12月28日
本次咨询主要讨论了不能用理性掌控她就会焦虑、慌乱的问题。咨询开始她说看我借给她的书时特别着急，因为看到我取得的成绩，着急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取得我一样的成绩。我看了很多书，从书中发现了自己，而她跟书中的内容不太能联系起来。她说看书时感到慌乱，就像考试前如果对考试没有把握，就慌乱得不知道该干什么——感觉有希望通过，应该能学会考试内容，又不知道怎么才能把该掌握知识都掌握，因此就会慌乱地来回翻书，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小学、初中时她感觉学习很有把握，到了高中就是另外一种状态了。因为课程多，以前的学习方法不管用了，她每天很努力也不能全学好，必须舍弃一些科目。高中以前她感觉人生在她的掌控之中，高中以后不知道怎么就偏离轨迹了，一路上连跌带爬、迷迷糊糊地走到了现在，偶尔一段时间她会有那种能掌控的感觉，等实际做起来又发现事情并不像自己的想象。
我总结说：“你着急背后的根本因素是只有当生活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下，你才会觉得安全，不然你就会觉得焦虑，是吧？但现在又找不到方法，没法掌控，因而你一直处在焦虑的状态之中。这种需要绝对的控制才会觉得安全，就是需要我们分析的问题了。不可控对你来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当事人表示同意，但没有主动分析这个问题，我只好进一步说：“只有一切都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下你才觉得安全，反过来说，不能掌控你就会有隐隐的危险感，不能掌控就会觉得有某种危险。对你来说不能掌控跟危险是划等号的。……现在我们就要分析为什么你会把不能掌控跟危险划等号，为什么不能掌控你就会有危险的预感。”当事人说：“可能我觉得应付不了(突发的情况)呗。你怎么认为的呢？”我说：“你觉得自己应付不了突发情况，这是你的一种自我观念，而应付不了突发的情况对你来说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当事人回答说：“对啊，所以我要提前准备好。”“事先准备好，提前把可能的危险控制起来，免得被它们威胁。肯定是你童年的某些经验让你将不能控制与危险划等号。”“是的。父母都是教育今天要做好今天的事情，否则明天可能就会如何如何，就像农民天天勤劳就会种出好庄稼，天天不拔草，不施肥，明天就得饿死。”
见当事人找不到更多的线索，我分享自己的经验说：“我这方面的焦虑，是我父亲反复的一句话导致的：行军先行败路，他反复地给我灌输这个观念。”当事人说：“我觉得这句话有一定道理，就像我一个同事说：‘如果你最坏的准备都做好了，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并且很多人都这么说啊？这不是考虑周全吗？”“这叫考虑周全吗？这叫多虑，对自己处理突发情况的能力没有信心。如果你有信心处理好各种突发的情况，你还需要怕各种可能的结果吗？行军先行败路，做事情之前先将各种可能的坏的情况都想好，先做好准备，我们都是这么接受教育的，事先把各种可能的危险都防止掉。……我们的很多顾虑都是主观的，别人根本就没往那方面想，所以我们活得很累，别人根本就没事。这就叫杞人忧天，自己想太多了，自己吓自己。另外，某件事情你本来应该是能做成的，但是你有很多顾虑，你把自己的精力都用在防止后果上了，事情本身你没怎么投入精力，你还怎么成功呢？”当事人回应说这实际上是在做事前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她父亲正是这样一个人，做事情会考虑很多情况，迟迟难做决断。
我告诉当事人：“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阉割焦虑’，本意是说对阉割的恐惧，我把它扩大了一下，用它来形容因为长期的恐吓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焦虑，比如经常有人在你耳边念叨：‘如果你不怎么样，你就会有什么危险’，如果他一直这么念叨，长大了你就会对这种危险有根深蒂固的焦虑，觉得自己如果不做什么就会有那种危险。这种焦虑是从外界灌输给你的，形成了你的一种自动反应，如果你不那么做焦虑就出来了。”她同意这一点，并以生活中很多家长恐吓孩子如果不好好学习就找不到好工作的例子作为回应，说这样的小孩“就好像后面有一只老虎在追着他，只能不停地跑啊跑，不敢停下来休息”。她还说大学考试前如果宿舍的同学都去上自习了，她绝对不会一个人在宿舍里躺着，她一个人肯定睡不着，因为觉得别人都在往前跑，这让她很着急。她比喻说就像一群羊感觉身后有天敌再追，它总是要吃掉一个，跑了一阵子放假了，被吃掉被淘汰的那个人不是自己，终于松了一口气，然后到了下一学期又开始接着跑。
我回应说：“始终有一种危险感在脑子里压迫着你。实际上可能并没有那种危险，只是我们想象中以为会有。”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当事人还是说：“但是我觉得知道这些也不可能改变，这些道理我以前隐隐约约也知道。”我反馈说：“知道自己的恐惧是主观的，但就是控制不住(不去理它)？”当事人说：“对。(知道)可能不会发生，或者发生了也没我想象的那么可怕。”我接过她的话说：“但实际上你还是很害怕，所以必须把它们当做真的，防止它们发生，不敢去试一下如果不去防止，到底会是什么结果，它们到底会不会发生。”她承认自己没有试过，并说：“现在我觉得没那么可怕了，发生什么事情都没那么可怕。从小到大我都没有亲人离开我的生活，一直觉得死亡应该是一件很恐怖的事，但这次经历了亲人的去世我发现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可怕，很多事应该都是这样的吧？没经历的时候你觉得很可怕，但等到你实际经历的时候才发现其实也没什么。”我再次接着她的话说：“或者很多你顾虑的根本都不会发生，白白把自己搞得很累，很辛苦。”出于亲身的经验她再次表示同意，说自己经常白担心。
我告诉她：“很多事情我们都是自己在吓自己，就像我们以前说过的，你周围有很多线，把你困住了，你以为它们有电，不敢动弹，后来测试了一下，才发现它们并没有电，这时你才敢去碰，才敢走出去。”结合最近的经历她回应说：“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做事情前你以为会发生什么情况，实际去做时发现并不是这样，这样的经验多了慢慢地你就会相信这个认识了。你要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就会采取别的(防御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或者不做这件事，你就会失去这种检验的机会。有了这样的认识，你就会去尝试，去检验自己的顾虑是不是主观的。”我总结说：“我们的很多观念都是主观的，以前我们一直对它们信以为真，被它们控制，一点自由都没有，没想过去检验它们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在认识到自己的很多恐惧可能都是主观的之后，我们就可以一点一点去检验它们，看它们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如果发现它们真的跟现实不符，我们就不会再受它们的控制和威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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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次：2009年1月3日
咨询开始当事人“不知道从哪里说”，我问她上次咨询布置的作业有没有没做，有没有分析“如果不逃避，跟同事一起聚餐会有什么麻烦？”她说没有具体分析，只是想了想：“我去跟他们一起吃饭的话可能没有人愿意带我去，或者我得主动找同事；跟他们在一起感觉孤零零的，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所以不愿意去。而且我觉得工作没有他们做得好，如果听到他们自己工作做得如何好，我会很难受，又害怕他们看出来我有这种(自惭形秽的)感觉。这是后来分析出来的，当时只是感到紧张，然后就逃走了。”
之后她说感觉生活的琐事耽误了她很多时间，干扰了她分析自己的问题：比如她坚决拒绝了姐姐拜访的请求，一方面觉得自己做得不对，一方面又觉得自己做得挺对的。在这里，别人的愿望和社会的规则跟她自己的愿望发生了冲突，她觉得自己做得对，是因为她感到自己维护了自己的真实愿望，觉得自己不对，是因为感到自己违反了社会的规则跟礼仪，她姐姐的请求也是人之常情。她还说：“我维护了自己的真实愿望，但是也没有成就感。我觉得自己的做法挺有道理的，但他们的说法也有道理。……你做什么事大家都反对，就像众矢之的一样，你也得反思反思吧？”
在详细回顾当时的场景时，她又想起有些时候她的行为她自己都觉得很怪异，比如前两周她母亲要回石家庄，她劝母亲不要回去，母亲非要回去，她非不想让母亲回去，还把母亲的火车票偷拿了。当时她有一种莫名的愤怒，感觉好像谁都不听她的。她还说：“我过去也有这种行为，但我自己没有意识到。大学时跟我妈冲突了，我觉得她应该好好跟我说，但她的态度特别坚决——以前她不是这样——不理会我了，我就故意干了一些让她生气的事情。”
我反馈说：“让她来注意你，引起她的注意。”“对。但我为什么想引起她的注意呢？”“你觉得她应该注意你，你想实现自己的意志。”“我还藏过她钥匙，打开她表盖放字条，但是我不敢跟我爸这么做。这次我不告诉她围巾在哪里，也不管她凉不凉，就想阻扰她回去。”
我说：“就是说你跟你妈的关系很亲密，怎么做都可以。”“我自己都觉得这些行为不可理解，我妈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平时不是这样的。”“这很像小孩的行为模式。”
“小时候我特别不喜欢我妈上班，睡觉时我就抓着她的衣服，心想她一起来就会把我弄醒。……我知道我妈下定决心要回去，但我还是想阻挠一下，不管有道理没道理。我姐就不这样，觉得她要回去就回去呗。”我问她：“从小你对你母亲就挺依恋的是吧？”“对。小时候我不让我妈去上班，然后我爸就暴揍我一通。……小时候我妈不在家，我就躺在她的枕头上睡觉，就感觉妈妈在身边一样，经常说枕头有‘妈妈味’，她回来了我也在她身上闻啊闻。……我妈在我身边我就特别有安全感。大学里焦虑情绪严重时，我要求回家，我妈来北京陪了我很长时间。我觉得家里没有人能理解我，除了我妈。”“或者说包容。”“对。我爸和我姐挺像的，我姐觉得我无病呻吟，我爸觉得我没事找事。”
当事人又大致地说了一些事例，我反馈说：“在你妈这里很多时候有一种被宠爱的感觉。”当事人说：“对，而且她也不是很反对我进行自我分析，还说我自学成才。”
当事人问我：“上次主要谈对不可控的恐惧，看荷妮的书上说过度的自我控制，跟咱们上次说的一样吗？”“差不多。”“我那种恐惧的情绪，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一开始感觉到不安，想把不安控制起来，试图找到自己在害怕什么，消除掉，但是始终找不到，消除不了，就更恐惧了。……你让我把恐惧写下来，但是我害怕写下来，因为我看不清它。”“可以先写下来，以后再来分析它，有时不经意答案就出来了，刻意去找反而找不到。记录下来肯定会有帮助的。”
“现在主要讨论的是恐惧、焦虑，我把《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里关于恐惧和焦虑的内容都看了一下。书里说神经症就是由恐惧和对恐惧的防御产生的，那我的防御机制是什么呀？”“过度的控制，把可能的不安全因素都控制起来，或者回避，我目前看到的主要是这两个。”“就是预先都想好应对措施，是这意思吧？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危险。”“对。哪儿刚有一点火星，就你会想要是出一场大火怎么办啊，会赶紧去准备灭火。”“别人可能没注意这些(火星)，而我把它们都存起来了，在生活中(不自觉地)收集了很多垃圾，然后又奔波于把它们处理掉，搁在某个位置，什么也没有享受到，总想着那么一大堆还没有处理的东西呢。……就好像要过年了，有些人会想‘先这样吧，回家痛痛快快地玩几天’，有些人就会始终提心吊胆。……我特别容易对未来的事情担忧，好多东西跟我预想的不一样，……我经常懊悔以前没做好的事，对未来也失去了信心，而没有把自己的能力施加到现在的事情上。”
“过去很多事情你没能控制，于是你的控制感被打破了，对未来的预测也是不可控，因而焦虑。”“过去一直是跌跌撞撞的，到了现在，因而我觉得未来也是这个样子的。”我同理说：“未来可能还要跌跌撞撞，这种情况感觉挺可怕的。……同时你奇怪自己为什么不能把注意力放在能做的事情上，而要去想那么多不可控的事情，很多人则会把精力放在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上。”“我只关注那些我影响不了的事情，而有些人就会关注自己能做的事。……如果某件事做得不好或跟我的预期相差很大，我就会觉得人生整个地不可控了，就像池塘里的叶子，那么轻飘飘地，只能飘到哪里算哪里。”“你关注的焦点是那些不可控的事情。……本来你觉得什么事情你都能控制起来的，那你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往前走了，后来发现某件事控制不了，这就把你的这种信念颠覆了，你的生活就再也不安稳了——可能还会有其他事情控制不了，你生活的基础就不坚实了。”“对，我会对自己产生怀疑。”
“《当事人中心治疗》末尾有很多观点，里面说你的体验就被你认为是现实，那就是说我现在要慢慢地改变我的体验，对吗？”“可以这么说。”“你对我有什么建议吗？”“我还是建议你可以把自己恐惧的内容写下来，如果你被吓到了，还有我呢。就算你在迷宫里面，也不用太害怕，因为还有人跟你一起走呢，并且这个人还算有经验，迷宫里所谓可怕的事情他基本上都看过了。”“(把这些写下来)这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你不已经梳理了很多了吗，逃避开会，逃避聚餐。”“我觉得这些不是最可怕的。”“行，那我们拭目以待最可怕的是什么。我们必然要面对它们才能走出来。”“我觉得我工作可能做错了很多。别人也会做错很多事情吗？”“你的工作做错了很多吗？这是事实吗？“不知道。”“那就是嘛！以前(单位)没检出问题那就是没问题嘛。我们很多恐惧都是主观的，但我们都以为它们真实存在，把它们当做真的对待，要么被它们追着跑，要么被它们吓得不敢前进，这就是把我们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了。现在我们就要鼓起勇气走到(我们心目中的)那些‘魔鬼’面前，看看它们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可怕，到底是不是真的。戳破了就不再被它们控制。”“很多恐惧都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不是具体的事件，很模糊，不知道恐惧的是什么。”“可以把可能是什么记录下来，当时不用分析，也许过几天答案自然就出来了。”当事人同意我的看法，因为来的路上她正巧有类似的经验。
第十九次：2009年1月11日
上次咨询后当事人总结了自己目前的恐惧，主要有两点：一是担心项目组解散，不能胜任新的工作；二是对自己的判断开始有怀疑，不再有以前的那种可控制感。
周围的人认为她应该考中级职称，这样对跳槽比较好，督促她准备，但她感到没有信心，同时自我分析也比考中级更重要，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准备。她说周围的同事认为她应该能过，她感到不好向大家交代、解释，怕别人认为自己不过如此，不再被看重，并且比较确信别人会这么看。另外，关于学什么，她的兴趣也与别人的判断产生了分歧，她感兴趣的事，别人觉得(从跳槽角度来说)不重要，她倾向于学自己感兴趣的。
她感到过年以后要发生很多事情，并且都没有定数，变数特别多，这也让她挺焦虑的。她安排的计划——包括靠中级的，全被病情打乱了，越分析感觉离预定轨道、离她想象的生活(理想化形象\控制感)越远。虽然她觉得这才是真实的，但又心有疑惧，不知道它会偏离到什么方向，会不会重新有序。
她不在乎家人降低对自己的评价，不再迎合家人的期望，但会迎合周围人的，以免被降低评价，以免被认为“不行”，以及“不如别人”的自卑感和更加怀疑自己——失败很容易让她产生自我怀疑。
在单位因为人脉较差，同样的错误别人不会被批，她却“每次都被训一顿”，这让她有如履薄冰的感觉，同时感到自卑，因为感觉自己不能避免错误。我询问是什么样的“训”，反思之后她说其实那并不是批评，只是指出自己的错误。我反馈说：“他们指出你的错误、不足，对你来说就是一种批评。……这同时让你产生自我否定。”并让她举一、两个具体的例子。
在举例时她意识到，同事确实没有批评她，实际上是她在自我批评，认为自己“应该考虑到”，不应该犯那个错误。她总觉得自己的活干得不好，但师傅从来没有批评过她，反而认为她(做得)挺好的，这让她觉得很奇怪。她告诉师傅自己的错误，她本以为师傅会很着急，马上处理，结果师傅不以为意，这也让她感到大惑不解、不可思议。她说以她的眼光看师傅做的那些报表也不太好，可师傅在单位也是数得上的，难啃的活都是他去干，她实在不知道“怎么看才会和别人的眼光一样。”我告诉她这是因为在做评价时，她跟别人的参照标准(评价系统)不一样，并说她的标准比同事的都要高。她否认自己的标准高，但对自己的标准不自信，疑惑道自己的标准是否准确(恰当)，问我“那怎么才能更客观、更接近事实呢？”“只能一点一点去发现真相是什么样子。接近真实不是一个方法，而是一条道路，一点一点地接近。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去接近真实，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当事人又问：“我觉得自己大学之后一直走下坡路，这是也我的一种(主观) ‘感觉’是吗？这种感受是否也是不客观的呢？别人也许不这么认为。”“你怀疑自己所有想法都是主观的，都是不客观的？”“就是我不知道哪些想法(感觉)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不知道怎么区分。包括脑子里跳出来的那些想法，不知道哪些应该忽略，哪些应该被当着警告(信号)对待。”她还举例说好比腿不舒服，就需要决定是不是要理会它，是不是要去看医生。我回答：“要相信自己的判断(感觉)，直到发现它是虚假的，然后就可以放弃它，在相信自身判断(感觉)的基础上生活(而不是全盘否定)。”——这实际上就是说理性和感性的对立统一，而不是用一方压倒另一方。
咨询末尾再次谈到，分析恐惧是怎么形成的，看清楚它们的主观性，就可以不去理会那些恐惧，而把精力用在应该注意的事情上，生活就不再是一团乱麻了。她感到生活中常常很多事情同时出现，她分不清主次，难以取舍，被扑面而来的问题淹没了；决定之后又会怀疑自己的决定，倒回来，于是她常常会不选择，“搏二兔”。比如大学毕业时不知道该考研究生还是该找工作，或者是考公务员，她一直没做选择，而是几件事同时进行。她说自己并没有主动选择某条道路，而是一直在十字路口徘徊，最后在三者都受挫、准备延期一年时稀里糊涂地找了个工作。分析中她说自己从来都没考虑过是不是应该选择某个方向作为重点，没想过自己没有那么多精力，而是都忙活着，就好像自己都行一样，并说“就这么干着(不做选择)挺好的。”最后她认识到，一方面这是自己的愿望(读研)、家人的愿望(当公务员)都不愿意舍弃，不愿意直面这个冲突，另一方面是因为如果做出确定的选择，她会感到失败就没有后路，齐头并进则不会有这种焦虑，她“从来没想过会不会特别累，会不会都失败(而是想都有希望)。”
关注中。说的非常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