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动焦虑（转自《新闻周刊》）
“这是一个焦虑的时代，所有的人都迫不及待，甚至我们身边的空气都弥漫着焦虑的气息……”——心理治疗师语据一位心理学专家估计，现在都市里至少有90%以上的人或多或少的有焦虑情绪或者处于焦虑状态。然而，为什么还有人在“主动焦虑”，自寻烦恼？
文/本刊记者 丁尘馨
心理学界流传着这样一个小故事：心理医生问一个患者，为什么别人把头伸出窗外，看到的是满天星斗，你看到的却是满地烂泥？患者回答说：别人要看到的是星星，那也是让人一闷棍打出的满眼金星！——这就是焦虑，任何事情在他眼里只看到糟的一面。
杨意飞在一家网站工作，谈着不错的恋爱，拿着不低的薪水。可杨意飞却总是处于莫名的忧虑烦躁中，总是郁郁寡欢。她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这样总是不高兴，在别人看来，那些沮丧和忧心忡忡都是没什么道理的。“我可能有焦虑症，你采访我吧，或者帮我问问心理医生该怎么办，”她说她不甘心网站“行尸走肉般的工作”，却不舍得现在不错的收入，“一想到可能要这样一成不变地过一辈子，我就很恐慌”。她常常感觉不快乐，“我买了一件衣服，不过很一般，你肯定觉得不好看。”她见到朋友时会这样说。而那件衣服嘛，虽然不是特别出色，但绝没有到她想象得那样糟糕。杨意飞总为自己做各种计划，可是计划常常落空，于是就又开始让沮丧和忧心忡忡占据她很多的时间，甚至一个周末的懒觉也会使她懊恼不已——因为荒废了本来计划要振作精神用于阅读的时间。由于不满意自己，原本优秀的她甚至变得越来越不自信，“今天我尝试了一道新菜，怎么那么不好吃？为什么我做什么都那么失败？”“完了，完了，可能我这辈子就这么废了……”她时常觉得自己笨拙得一无是处——尽管事实完全相反。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了。
让人惊诧不已的，是接受记者采访的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们，回答惊人地一致：“我是焦虑的！”
年轻的小赵26岁，戴着眼镜一派斯文书生模样，在一家规模不小的外企做销售经理。他是不久前坐上这个位置的。刚刚上任，就面临着一个新销售经理常会遇上的典型难题：前任移交的客户大订单流失了。尽管问题不在他，可毕竟是就任后碰上的第一件事，这让他感受到了来自各方面巨大的压力。他不想做得比前任差，不想让所有关心他的人失望，不想轻易接受别人的帮助，想靠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的价值。可越是急功近利，工作越是做不好。比他早来公司的下属对他的迅速升职不服，处处给他难堪；提拔他的上司最近又在公司老总那里失宠……因为要用大量时间去应付公司里突如其来的变化，和女朋友的感情又发生了危机。他开始对自己丧失信心了。他想要逃避这一切，因为“现实生活太严酷了”。他说自己甚至害怕碰到熟人，一见到熟人就会变得很紧张，说话很不自然。“因为在你的生活圈子之内的人，更容易意识到你所发生的改变，他们在洞穿你的心灵之后，目光似乎就开始变得异样”。他的敏感和多疑在谈话中可以清晰地察觉到。
林硕士，在她的行当里无疑是专家，因为工作的原因，她接触的大多是数字和图纸，地处偏僻的郊外。尽管在工作上绝对权威，可一和人打交道她就充满忐忑和无所适从，于是宁可把自己放逐于网络，在虚拟中扮演活泼和热情。沉溺于虚幻的快感让她担心自己会不能自拔，她甚至试图把网线拆掉来抑制自己时刻想上网的冲动。在采访中，她坦言自己意志的迷乱。
北大心理咨询治疗所的方新博士担忧地说：“现在整个社会已经非常焦虑，大家似乎都处于一种焦虑的状态。周围变化太快，诱惑太多，看着自己身边的人升了职、买了房或者出了国，你就着急，不得不跟着赶着。”北京林业大学心理系主任朱建军博士认为：“这种焦虑感是全民族的。自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迫切希望在经济上赶上西方国家，来拉近同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整个社会都显得急迫却无所适从，反映出的就是一种焦虑感。”
谁让焦虑发出声响？
据悉，北京市即将启动名为“抑郁的心”的调查活动，从全市15岁以上居民中按身份证号码随机抽取12000位居民，入户进行精神健康问卷和抑郁量表调查。被选中的居民除了需要回答年龄、学历、有无家庭遗传史等客观问题外，还需填写睡眠状况、是否感觉孤独、每日饮酒量等一些主观感受，筛查出的可疑病例将继续接受专业医生的定性诊断。11年前，北京曾做过一次类似统计，当时全市15岁以上人口中约有10万余人患有重性精神障碍，而11年过后这个数字增势迅猛。
北大心理咨询所方新博士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非常希望更多的媒体能重视这个日益严重的社会焦虑现象。她强调，不可以小看它对人的影响，“这种焦虑情绪和压力甚至会转移到孩子身上。试想一个焦虑烦躁的父亲或者母亲，他孩子的心态决不可能安静和快乐。更何况现在孩子的压力比我们以前孩提时代就大得多”。心理专家朱建军博士说：“当一个民族(的人)会一窝蜂地去做同一件事的时候，就体现出全民族的焦虑，这不是一两个人意识到就能改变的。”
愈焦虑，愈快乐？
有好多人不说自己“焦虑”，但他们爱说自己“忙”。北京律师弘说：“我恨不得把自己掰成八瓣使。”如果你总在奔忙，那似乎是事业上升的信号，是你上进的表现。“忙”、“烦”、“着急”成了很多人时常挂在嘴边的话，而且乐此不疲。难道人们更愿意“自寻烦恼”？
北京社科院心理学研究员许金声说：“出现这些声音是好事，这是追求人生意义的声音。这也是进一步发挥潜能的声音，我认为发出这种声音中的一部分人，已经将自我实现作为他们的生命主题。”相比之下，有生活目标要比没有生活目标更让人充实。最让人焦虑的，是你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看不到价值。
朱建军博士提醒道：“应该肯定焦虑感对人是有一定积极因素的，但是上进心和焦虑感不同。”他解释说，有上进心的人可以有很高的职业目标，从而转化成一种急迫感，但是它应该是有序的、目标明确的压力感，而不是一种手足无措的混乱感。
“这样，你在努力过程中，可以把这种焦虑感转化成生活享受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挣钱。”他强调说，“对于个体来说，物质生活水平不是自我实现的惟一条件，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条件。物质上的满足引起的感觉是短暂的、肤浅的。”
朱建军还说，当一个人做的事情和他的本性差别越大的时候，他越会产生更强的焦虑感。因为这时“他的目标成了必须在竞争中胜过别人，而不是让自己做得更好”。
随即，朱建军博士引用一位从事心理学研究的前辈的比喻，作为对盲动中的都市人的一个提醒：在职场一个好的工作态度，好比是一个人在跑步，他要做的应该是越跑越快，而不是东张西望左顾右盼。东张西望只可能使你磕碰、放慢脚步，甚至迷失方向。
寻找焦虑的排泄口
“很多人已经意识到放松心情对自己心态和健康的作用，”朱建军说。这体现在他们对家庭平静生活的渴望，对享受生活的渴望。他们会计划节假日去旅游，找时间去酒吧放松自己。“但是，”朱建军博士转而说道，“这只是一种最浅的排解手段，并不能真正使心里得到安宁，更没有形成一种生活方式。”
方新博士认为，从早些时候的找情人、包“二奶”现象到现在“一夜情”泛滥，正是人们日益严重的焦虑情绪盲目寻找出口的一种表现。为此方博士提出了更大的担忧：伴随焦虑情绪蔓延的，是社会道德标准的迷失和混乱。
方新说，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人怀念过去纯真年代的纯真品德？“那时的人们没有那么多诱惑，心态非常平和健康。”她说。在西方发达国家，当社会处在迅速变化的时期，也曾经出现过这样烦躁挣扎和回归的过程，特别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面对急剧的变化很多人变得烦躁恐慌和手足无措，焦虑症状大量出现。经过近半个世纪的调整和思考，回归家庭和回归自然现在已成为西方社会意识的一种主流，人们已经变得理性和平和多了，虽然现在他们的焦虑依然存在。
方新认为，单靠医学，现在还没有彻底治愈焦虑的灵丹妙药，关键是都市里的人需要“自知”，明白自己是否处于不健康的焦虑情绪中，然后积极地排解它。朱建军更对能否改善现在人们普遍的浮躁焦虑心态表示悲观：“它有赖于整个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改变。现在都市人的价值观太单一，它需要长时间的文化和价值观的慢慢渗透。”朱建军认为：“目前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它需要时间，需要整个社会慢慢地调整和醒悟，来使人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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