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的渊源及其蕴含的中华文化
《三字经》的渊源及其蕴含的中华文化《三字经》是中国传统启蒙教材中最有代表性的一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种。《三字经》之所以历久风行，影响所及，几乎家喻户晓，人尽皆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它内容丰富，知识性强。《三字经》篇幅不长，全篇仅1044个字，但就是在这有限的篇幅中，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容。明朝的吕坤，把它当作增广见闻的读物。清人紫巢氏，在为《三字经注解备要》作序的时候，称它是"一部袖里《通鉴纲目》"。章太炎把它和《千字文》作了对比，认为它虽然"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启人知识过之"。(《重订三字经》题辞)美籍华裔学者陈荣捷也说:"《三字经》以一千余字，历举中国文化义理历史典籍，实一小型百科全书。"(《朱子新探索》第672页，台湾学生书局，1998年)《三字经》深得人们喜爱的另外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它的形式。它三字一句，句子短小，形式整齐，隔句押韵，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儿童喜闻乐道；并且，它的前后句自然连贯，语义顺畅，浅显明白，通俗易懂，丝毫没有生拼硬凑的痕迹。
宋代之前启蒙读物主要用四言写成
在宋代之前，中国传统的启蒙读物，主要是用四言写成的。从残存的遗文和王国维等学者的考证来看，中国最早的启蒙识字读本，如《史籀篇》、《仓颉篇》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著名的《急就篇》主体是三言和七言，末尾最为浅近可读的一段，歌颂汉朝的功德:"汉地广大，无不容盛。万方来朝，臣妾使令。边境无事，中国安宁。百姓承德，阴阳和平。风雨时节，莫不滋荣。灾蝗不起，五谷孰成。圣贤并进，博士先生。"正是用四言写成的。
被人们视为"稷下学宫之学则"的《弟子职》、成书于六朝时期的《千字文》、唐代广泛使用的《开蒙要训》、成于唐而风行于宋的《蒙求》、介绍姓氏的《百家姓》、传播历史知识的《十七史蒙求》、阐释理学概念的《性理字训》、宋朝末年方逢辰所撰的《名物蒙求》等，都是用四言写成的。在《三字经》出现之后，一些重要的启蒙读物如《龙文鞭影》，还是用四言编写成的。可以说，四字句是传统启蒙读物最主要的编写形式。
用三言这样短小的句子来表达意思，而且通篇如此，还要押韵，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正如张志公先生所说:"用简短(三、四个字)而整齐的韵语，好处在便于记诵，但是往往有两个缺点，一是容易写得艰深难读或者牵强硬凑，一是容易写得贫乏呆板。"(《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第23页)四言相对于三言，虽然只多了一个字，除了增加编写的难度之外，对于成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同，但对于儿童特别是低幼儿童来说，则意味着负担的减轻，意味着更加容易接受。
三字一句启蒙读物的沿革
以三字一句的形式编写的启蒙读物，虽然以《三字经》最负盛名，但正如俗言所说的那样，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三字经》的出现也是渊源有自，是中国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结果。
在《礼记?曲礼》中，有诸如"衣毋拨，足毋蹶；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之类短小整齐而又押韵的语句；在《列女传》中，也有诸如"将入门，问孰存"之类的语句。这些语句，教习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规范，不虚玄，不高妙，是切近的洒扫应对之类的具体事情，适合蒙童的理解能力，体现了小学"只是教之以事"的特点。朱熹认为，这些短小而押韵的语句，可能"皆是古人初教小儿语"。(《朱子语类》卷7)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朱熹把这些内容收录在《小学》中。
我们注意到，因为时代久远，又没有别的证据，朱熹在作这样的判断时，审慎地用的是一种不肯定的疑似口气。如果朱熹的说法可信的话，那么，早在《礼记》成书的战国及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三字一句、用作蒙童诵读的读本了。
在现今依然流传、由汉元帝时的黄门令史游编写的《急就篇》，其主体部分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姓氏名字，二是服器百物，三是文学法理。第二、三部分的内容都是用七言编写成的，而第一部分全用三言。它以"宋延年，郑子方，卫益寿，史步昌。周千秋，赵孺卿，爰展世，高辟兵。邓万岁，秦妙房，郝利亲，冯汉强"开始，而以"姓名迄，请言物"转入介绍"诸物"名称。这一部分长达134句，在全书中占了很大的篇幅。但它主要是姓名的堆积，前后句没有什么联系，没有什么意义。这种编写形式，主要是中国人姓名的特点决定的，编写者并没有刻意以三字一句编写启蒙读本的意思。
在追溯《三字经》的渊源时，朱熹的《女已志铭》也受到个别研究者的关注。朱熹的《女已志铭》无序文，全部铭文只有86个字:"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刘氏。生四年，呱失恃。十有五，适笄珥。赵聘入，奄然逝。哀汝生，婉而慧。虽未学，得翁意。临绝言，孝友悌。从母葬，亦其志。父汝铭，母汝视。汝有知，尚无畏。宋淳熙，岁丁未。月终辜，壬寅识。"(《晦庵集》卷93)
陈荣捷在提出这则材料的时候，虽然表明"吾人不敢谓朱子为陈淳《启蒙》之前驱"，但又说:"陈淳由四字文而改三字文，非必沿袭前人。假如必须先例，则可取诸其师朱子也。"虽然说"更不敢谓朱子为《三字经》之先例"，但强调"其女虽非幼稚，究尚未学，故此文乃为初学而设之文也"(《朱子新探索》第674页)，而且反复强调朱熹与启蒙教育的关系。
的确，朱熹非常注重启蒙教育，不仅曾编有《小学》和《易学启蒙》，而且编写了《童蒙须知》、《训蒙诗百首》，他的《训子帖》、《白鹿洞揭示》、《敬斋箴》、《沧州谕学者》、《论定董陈学则》、《朱子读书法》、《孝经刊误》等，旧时也曾用作启蒙读物。他有关传统小学的论述，不仅确立了启蒙教育的使命，而且为传统社会后期启蒙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奠定了基调。然而，将这篇为他女儿的墓志而作的铭文，看作是"为初学而设"，看作是为童幼而作，则显然过于牵强。
铭是刻于器物或墓碑上的文字，或者用作自我警示，或者用来称述生平功德，使传扬于后世。作为一种文体，它往往用三字、四字等整齐的形式写成，如《大学》所载的著名的商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三字句式。朱熹为自己早逝的女儿写的墓志铭，从内容来看，是为了使其生平懿德传扬于后世，从形式而言，则合乎"铭"的文体，与启蒙教育没有什么联系。
朱熹的学生陈淳，倒是实实在在地为启蒙教育的需要，用三字句式编写了一部适合儿童的读本。他编写的《启蒙初诵》，全篇完好无损地一直保存到现在。陈淳最初编写时，依照传统的方式，用的是四字句，篇名为《训蒙雅言》(《四库全书》本此篇序言称《训童雅言》)。作者曾自叙其撰著经过:"予得子今三岁，近略学语，将以教之，而无其书。因集《易》、《书》、《诗》、《礼》、《语》、《孟》、《孝经》中明白切要，四字为句，协之以韵，名曰《训童雅言》，凡七十八章一千二百四十八字。"(《北溪大全集》卷16)全篇四字一句，四句一章，虽然说辑录的主要是儒家经典中的语句，但都经过了作者较大幅度的改编。如述及孔子的部分这样说:"孔集大成，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下学上达，好古敏求，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进礼退义，温良恭俭，若圣与仁，为之不厌。宗庙便便，乡党恂恂，私觌愉愉，燕居申申。立不中门，行不履阈，不正不坐，不时不食。出事公卿，入事父兄，罕言利命，不语怪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从心所欲，无可不可。"
《训蒙雅言》编成之后，作者"又以其未能长语也，则以三字先之，名曰《启蒙初诵》，凡十九章二百二十八字"。(《北溪大全集》卷16)此篇后来被熊大年收录在《养蒙大训》中，并被改名为《经学启蒙》。《启蒙初诵》以三字句写成:
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万物备。
仁义实，礼智端，圣与我，心同然。
性相近，道不远，君子儒，必自反。
学为己，明人伦，君臣义，父子亲。
夫妇别，男女正，长幼序，朋友信。
日孜孜，敏以求，愤忘食，乐忘忧。
讷于言，敏于行，言忠信，行笃敬。
思毋邪，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入则孝，出则弟，敬无失，恭有礼。
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色容庄。
口容止，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
视思明，停思聪，色思温，貌思恭。
正衣冠，尊瞻视，坐毋箕，立毋跛。
恶旨酒，好善言，食无饱，居无安。
进以礼，退以义，不声色，不货利。
通道笃，执德弘，见不善，如探汤。
不迁怒，不贰过，毋意必，毋固我。
道积躬，德润身，敬日跻，新又新。
祖尧舜，宪文武，如周公，学孔子。
礼三百，仪三千，温而厉，恭而安。
存其心，养其性，终始一，睿作圣。
这篇读物主要讲的是儒家的伦理道德，篇幅也很短小，文字多有重复，可知它主要是作为教授伦理道德而编写的，识字的目的并不突出。比起《三字经》来，内容也过于单一，由于主要是集儒家经书中的语句，尽管作者特别注意选择那些"明白切要"的，但也比较古奥难懂。尽管如此，《三字经》对它的继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三字一句的形式姑且不论，二者开篇都谈论人性，并且观点也完全相同。
从《三字训》到《三字经》
在《三字经》之前，近似的命名也已经出现。与朱熹(1130～1200)同时的项安世(1129～1208)曾说:"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之类，欲其易记也。《礼记》之《曲礼》、《管子》之《弟子职》、史游之《急就篇》，其文体皆可见。"(《项氏家说》卷7)可见《三字训》与《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一样，当时已经广泛地运用于启蒙教育。可惜《三字训》现在已经佚失，我们不知道它的详细内容。
由项安世的述说可知，为了便于儿童的记诵，它整齐押韵；从书名上，可以推知它用三字写成，而且，这样的命名和它三字一句的编写形式相关联。陈东原先生说《三字经》"当系元初人就《三字训》改作"，只是一种推测，没有任何材料可以证实，但无论是编写形式还是命名方式上，它无疑对《三字经》有重要的影响。
《三字经》是中国启蒙教育传统的结晶，它的出现，是传统启蒙教育长期积累的结果，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先例可循，就连它的名称，也显然是取法《三字训》的结果。正因为植根于这样丰厚的传统，它才得以厚积薄发，成为传统启蒙教材最具标志性和代表性的读本。 ——徐梓（台湾）
钱文忠:我们还没有读懂《三字经》
http://img.tugus.com/img3/2009/02/07/1821211168-755909_1.jpg总长43集的《钱文忠解读〈三字经〉》，自农历正月初二在央视《百家讲坛》推出之后，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与热议。
《解放周末》特请主讲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撰写了此文，现予发表，以飨读者。
钱文忠:我们还没有读懂《三字经》
我很愿意借《解放周末》就录制节目及编撰相关图书过程中的一些感想，向大家作一个简单的汇报，也借此机会向大家请教。
《三字经》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以为熟悉其实非常陌生的一部书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的心目里，《三字经》可谓是再熟悉不过了。有谁会承认自己不知道《三字经》呢？然而，真实情况又是怎么样呢？传统的《三字经》总字数千余字，三字一句，句子也无非三百来句。但是，恐怕绝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前两句“人之初，性本善”；知道紧接下去的两句“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数，也许马上就要打个大大的折扣了；可以随口诵出接下来的“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的人，大概就寥寥无几了。同时，我们心里却都明了:这只不过是《三字经》的一个零头罢了。也就难怪，在近期出版的一本列为“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的教育史专著里，就竟然连引用《三字经》都引用错了。这只有用自以为烂熟于胸后的掉以轻心来解释。
仅此一点，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么一个事实:《三字经》是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甚至可以说，是我们自以为熟悉其实非常陌生的一部书？
说“熟悉”，在今天无非只是一种自我感觉而已，在过去则是不争的事实。《三字经》是儒家思想占据主流地位的传统中国社会众多的儿童蒙学读物里最著名、最典型的一种，且居于简称为“三百千”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首。宋朝之后的读书人基本上由此启蒙，从而踏上了或得意、或失意的科举之路。读书人对于它，当然是萦怀难忘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就连传统中那些通常认字无几，甚或目不识丁的底层百姓，起码也对“三字经”这个名称耳熟能详，时常拈出几句，挂在嘴边。歌剧《刘三姐》中有一个场景:一群方巾学士结队来和刘三姐斗歌，摇头晃脑，引经据典，诗云子曰。显然没有受过儒家教育的刘三姐面对这群不知稼穑的膏粱纨绔，俏皮而尖刻地直斥“饿死你个‘人之初’！”正是一个好例。
说“陌生”，情况就比较复杂了，需要分几个方面来讲。就算在传统中国，《三字经》被广泛采用，真到了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程度。但是，倘若就据此认为，传统的中国人就都对《三字经》有通透而彻底的了解，那也未必。证据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正是由于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才赢得了如此普遍的知晓度。然而，却也正因为身为童蒙读物，《三字经》也从来没有抖落满身的“难登大雅之堂”、“低级小儿科”的尘埃。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正此之谓。中国传统对儿童启蒙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对童蒙读物的淡漠遗忘，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确实，清朝也有过那么一些学者探究过秦汉时期的童蒙读物，比如《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急就篇》等等，但是，他们的目的乃是满足由字通经的朴学或清学的需要。至早出现于宋朝的《三字经》自然难入他们的法眼，绝不在受其关注之列。久而久之，即使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就难以为《三字经》找到适当的位置了。这大概很让中国教育史的研究者尴尬。在一般的教育史类著作里，我们很难找到《三字经》的踪迹，起码看不到和它的普及度相匹配的厚重篇幅。陈青之先生的皇皇巨著《中国教育史》被誉为“资料翔实，自成系统，被列为大学丛书教本，有较大的影响”，是“内容更详尽、体系更宏大、理论色彩更浓厚的中国教育通史著作”。这些评价，都是陈书当之无愧的。然而，遗憾的是，在其中依然难觅《三字经》的身影。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
如此普及的《三字经》居然连作者是谁都成了问题，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其次，当然也是上述原因影响所致，如此普及的《三字经》居然连作者是谁都成了问题，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传统中国的版权和知识产权概念本来就相当淡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三字经》的作者也许还因为它只不过是一本儿童启蒙读物，而不在意，甚或不屑于将之列入自己名下，也未可知。后来的学者，即便是以考订辨疑为时尚的清朝学者，大致因为类似的缘故，也没有照例将《三字经》及其作者过一遍严密的考据筛子。关于《三字经》的作者问题，当代最重要的注解者之一顾静(即金良年)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本的《三字经》的“前言”里，作了非常稳妥的交待。《三字经》甫问世，其作者已经无法确指了。明朝中后期，就有人明确地说“世所传《三字经》”，是“不知谁氏所作”的。于是，王应麟、粤中逸老、区适子都曾经被“请来”顶过《三字经》作者之名。可惜的是，此类说法都不明所本。到了民国年底，或许是因为“科学”之风弥漫了史学界，就有“高手”出来，将《三字经》的成书看成是一个过程。说到底，无非是将可能的作者来个“一勺烩”:由王应麟撰，经区适子改订，并由明朝黎贞续成。如此而已。现在，还有很多人倾向于认为《三字经》的作者是宋朝大学者王应麟。当代另一位《三字经》的功臣刘宏毅博士在他的《〈三字经〉讲记》里就是持与此相近的态度。不过，我以为，可能还是以顾静先生概括的意见更为稳妥:“世传”、“相传”王应麟所撰。
第三，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古人蒙学特别看重背诵的功夫，所谓“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蒙学师基本不负讲解的责任。《三字经》等童蒙读物主要的功能就是供蒙童记诵。更何况，古时的蒙学师，绝大多数所学有限，不能保证能够注意到《三字经》本文中的问题，更未必能够提供清晰有效的解说。偶或也会有博学之士为孩童讲解，但是，又绝无当时的讲稿流传至今。因此，面对童蒙读物《三字经》，我们并没有完全理解的把握。这方面的自信，倘若有的话，那也终究是非常可疑的。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四句，表面上看，没有任何难解的地方，甚至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释。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我在这里，就拿《三字经》的前四句做个例子。“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四句，许多人都可以琅琅上口，表面上看，没有任何难解的地方，甚至根本不需要任何解释。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既然“性本善”，怎么紧接着就会说“性相近”呢？难道不应该是“性相同”吗？这里岂不是明显存在着逻辑问题吗？更何况，“人之初，性本善”又究竟是哪一位儒家大师讲的话呢？对不起，没有任何一位儒家大师说过“人之初，性本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来解释和理解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儒家对于人性是善是恶的看法并不是统一的。儒家关于人性的理论主要有三派:性善、性恶、性有善有恶。其实，西方的思想家也有类似的分法。这方面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歇过，大概也没有哪种说法可以定于一尊。
比如孔子，他是持人性有善有恶的看法的，并没有下过断言。荀子则是认同性恶的。而孟子却是倾向于“性善”的。
孟子性善说的根据是什么呢？《孟子·公孙丑上》讲:“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人之所以为人而不是禽兽，就是因为有这“四心”。然而，凭什么说，人都有这“四心”呢？《孟子·告子上》讲:“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孟子·公孙丑上》里还举了一个例子:“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认为，这样善良的心理情感就是人性善的基础。
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孟子的逻辑是有欠严密的:其实，没有办法证明人都像孟子所希望的那样有“四心”；也不能保证人之于“味”、“声”、“色”皆有同样的感觉。无论多么不愿意，我们都不能不说，性善论的论证基础是很薄弱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三字经》主要是顺着孟子一脉来讲的。但是，要么是《三字经》的作者没有能够把握孟子的真实思想；要么就是他根据自己对孟子的理解，有意或无意地将“性(向或趋)善说”推到了绝对化的“性本善”的绝境，那其实已经是谬误了。
正因为《三字经》是最普及的童蒙读物，原本近乎向壁虚造的、在儒家思想里根本不存在的“人之初，性本善”，竟然也就借势喧腾于人口，并由此深入人心。由“向”偷换到“本”，流波所及，关系极大。既然“性本善”了，那么，《三字经》的首要核心概念道德的“教”与“学”也就几乎成了无的之矢，顿时失去了前提和理由，余下的似乎也只能是技能方面的“教”与“学”了。毫无疑问，这肯定是和《三字经》所要传达的理念抵牾的。
这一个“本”字，对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带来的影响之大，远非我们所能想像。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张灏教授在其名著《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中，有非常精当的论述，粗略的大意是:西方传统中，只有上帝是无罪的，人则都是有原罪的。换句话说，人性是恶的，或者有着不可忽视的恶的可能。因此，对谁都不可以无条件地信任，不能把权力集中起来交付给任何一个人，必须有法制来加以约束。而在中国，由于大家相信或是以为人性本善，那么，就可以用某种特殊的教育方式使得人人皆可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于是，只要确信找到了一个“圣王”，就应该将一切都无条件地交托给他，哪里还有法制的必要呢？
尽管这里只能做最简单的介绍，但是，难道不已经足够让我们悚然了吗？说到这里，我们不禁会有点担心，接着“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还怎么能够讲下去呢？幸好，紧接下来的“性相近，习相远”是确凿无疑地出自《论语·阳货》的，被戴上了莫名其妙的帽子的《三字经》正是接着这六个字铺陈开去。我想，其实《三字经》就以此两句开头或许更好。
我就以《三字经》开头的两句作例子，无非是想说明，我们其实对这部传统的童蒙读物并不熟悉，更谈不上有准确彻底地理解的把握。类似的例子，在《三字经》里所在多有，俯拾便是。不费一番力气，恐怕是读不懂当年的孩童读的《三字经》的。何况在今天，对于传统的了解，五岁的孩童和五十岁的成年人之间大概并没有多大的差距吧。
《三字经》及其所传达的思想理念，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
当然，貌似熟悉实则陌生，并不是我们在今天还要读《三字经》的唯一理由。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理由。
刘宏毅博士算过一笔很有意思的账。就识字角度论，小学六年毕业的识字标准是2450个汉字。现在很多孩子早在幼儿园里就开始学习认字了。照此算来，平均每天还学不到一个字。《三字经》一千多个字，背熟了，这些字也大致学会了，所花的时间应该不用半年。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如顾静先生所言:“《三字经》三字一句的形式及简明赅备的内容———前者语句简洁、抑扬顿挫，故而琅琅上口而易记易诵；后者则以短小的篇幅最大限度地涵盖中国传统社会的各种常识，提挈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通过《三字经》给予蒙童的教育，传统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内在价值取向与精神认同。”
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的《三字经》依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在过去，包括章太炎在内的有识见的学者，多有致力于《三字经》的注释和续补者。模拟《三字经》形式的读物，如《女三字经》、《地理三字经》、《医学三字经》、《西学三字经》、《工农三字经》、《军人三字经》、《佛教三字经》、《道教三字经》层出不穷，风靡天下。近期，文化部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先生还创作了《新三字经》，同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三字经》早就不仅仅属于汉民族了，它有满文、蒙文译本。《三字经》也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法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说明，《三字经》及其所传达的思想理念，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吗？
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在经济、社会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巨大成就。民族的复兴、传统的振兴、和谐的追求，都要求我们加倍努力增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我们的目光紧盯着远方的未来，正因为此，我们的心神必须紧系着同样也是远方的过去。未来是过去的延续，过去是未来的财富。
不妨，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怀着现代人的激情，读一读古代人的《三字经》。
来源：途加网 两个碗找上块了。。。
不过楼主那碗也太不易了，，:lol ，，还大了补丁。。。 好啊，我有这样一本古书，是我爷爷给我的:victory: 妈妈嫌弟弟不懂事,没有礼貌,去我们楼下的佛堂老板的女儿开办的<德育教育>
买了几本小儿读物,像《三字经》，<大学>,<老子>,<弟子规>
其它的没有仔细看,就这个<弟子规>,我感觉其实对于现在的儿童接受这样的教育,未必真的对性格有好的引导呢.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 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 须顺承
我觉得这种态度对于年老，将近糊涂的父母比较适合
父母教的一定是对的吗？父母的责怪，必须要承受吗？
而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的责怪，往往气势如山，多得像那天上的星星数也数不清啊！而正是这种态度，觉得父母的话是圣指，父母说我不可爱就证明我不可爱。
父母的责怪就证明我不好，“顺承”不就是接受，承接吗？
轻的责怪导致自信心不足，重的责怪会导致严重的负罪感。
我们中国的教育通常已经把这些话放在嘴边了，才导致了对子女的专制，不尊重，不平等。所以我看，《弟子规》这样的规劝对于生长在溺爱环境下的娇生惯养下的孩子适合，
把父母的位置抬得高高在上，到达了一种极致，就如同现在孩子跟父母的关系，很少有没有代沟的，我觉得重要的并不是年龄，而是那句“我是老子，儿子就是听老子的！”的专制其实早已隔阂了一切。
就如同中国的“三常五纲”的由来，只是当初统治者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已，怕养的孩子不孝，养大了就想远走高飞，脱离干系了，到头来不管自己的死活，怕叛逆，跟“君为臣纲”形同类似，以前最明显的制约就是“夫为妻纲”，鲜血淋淋的“贞女坊”，付出的代价是什么？自己一生的幸福，沉重如十字架一样的道德观，而目的就是不让妻子改嫁，怕背版。
现在看来，君为臣纲，夫为妻纲，都渐渐地越来越接近人性了，可是这“父为子纲”，还是照常啊。
民主的家庭很少。 “我爱你”算不算三字经:lol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