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 “天人合一” 的哲学观
诠释 “天人合一” 的哲学观哲学是开慧益智,开启每一个人心灵的钥匙；
是感知与认知客观世界的望远镜与观察事物的显微镜；它决定一个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也决定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哲学同样决定是一个政党的认识论和世界观，从而决定了他的最高纲领与行动纲领。
哲学是社会知识与自然知识的灵魂。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总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是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用政治来取代哲学或政冶来统帅一切的观点是“喧宾夺主”，或者说是“本末倒置”。
哲学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感知与认知的思维方法，那么哲学包含有感知与认知的对象和人的思维，即客观世界与人的主观世界。主观理性思维方法有各种各样，虽有千差万别，目前归纳有以客观事物为认识论的主体“唯物论”
和以“唯书唯上”
与“唯利唯上”的“唯心论”。
唯物论中有就事论事的经验至上的机械唯物论，它和唯心论者一样，以一孔之见，一种观点，即带著有色眼镜看世界；用一个模式，或一成不变的教旨、教条去格式化“生生而易”的的客观世界。机械唯物论与“唯书唯上” 和“唯利唯上” 的唯心主义主导了两千多年的国人思维。“唯书唯上”
的哲学主宰了“政治至上”中国社会；“唯利唯上”
则主导了发展经济的社会。
今日世界巳经造就的少部份人高速增长的高消费文明。它是以耗尽地球资源、牺牲芸芸众生的生存环境，绝灭物种为代价的。今日的文明，无论是野蛮的武力霸占或是在强权维护下的商品市场规则，均是掠夺地球资源的与他国他人资财的奢侈文明。唯上的政治专制与唯利的市场法则这两股绞绳，正绞杀著今天的人类。这些都是主导人类的哲学思维的错误。
主宰世界，征服自然，占有资源和财产，奴役驱使他人，称霸天下是政治家、野心家的人生哲学，他们不惜一地手段，追求个人的发展。谋求名利，金钱至上是不少人的人生哲学。这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种族之间，国家之间分离与对立；这些恶果是个人主观世界与客观界的分离的后果，也就是哲学思维的错误而产生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统治者或主宰者运用武力与法律进行对他人他国的资源财产剥夺与掠夺。他们的发展是建立侵占他人与他国的利益的基础上,
是向自然贪婪地撄取、永无休止的掠夺。他们从未想到给他人他国和自然以回报。以致出现了永不休止的社会动乱和战争；也导致了生态危机，出现了大地沙化，水域荒漠化；物种因而大量的绝灭；资源、能源枯竭，洪涝地质灾害频频，恶性疾病层出不穷，致使人类面临着生存危机。这是主导人类的高消费文明，也就是奢侈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今天的人类在死亡与消亡面前，在未雨绸缪的时刻，尚不进行反思，若变本加励地一意弧行的话，从人类从地球上绝灭，出现地球史上的第六次物种大绝灭。而这一次比前几次来得更快更猛烈。
人类为挽救自己，首先要改变哲学思维，才能树立起顺于天道，合乎人情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也就是 “天人合一”
的哲学观。全球一体，共求生存，建立“天人合一|的阳光经济，让人类与自然和谐共荣。
“天人合一”
是中华文明的传统哲学观
“天人合一”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观，它是中华文化发展永恒的命题。“天人合一”
的思想起源于农业生产，在农业生产中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世界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解读。
史前的“天人合一” 合于天 中华文明之始是伏羲创“八卦”。《易传·系辞》曰：“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正因为这样，《易》才能“与天地准”，才能“弥纶天地之道”。“八卦”
就是“天人合一”的产物。“八卦”视自然界为一个整体，其中的每一卦有上、中、下三个爻位，用以表示上天、下地、中人通。天、地阴阳之变，人与天地之气交便成“天人合一”
之一体，以表示某一事物或现象。
文明的发展,“八卦”不足以表达人们所认识的事物。
神农氏遂重卦而成64卦，那时神农炎帝生活在湘南衡岳之地，从事农牧生产。开门见山，便将“艮卦”
的重卦置于64卦之首故称《连山易》。
禹治水，分天下为九州, 农业生产迅速发展，认为万物归藏于地，便将“坤卦”
置于64卦之首而称《归藏易》。
西伯侯姬昌被纣王囚于羡里而演“易”。
他认为推翻商纣的统治是受命于天，故将“乾卦”置于卦首，而为《周易》。孔子著“十翼”
注释《周易》而成《易经》。汉初整理《易经》而成《易传》。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设经学博士”
而产现了“易学”，这就是“易”
的演绎过程。
朱熹称《周易》为卜筮之书。这反映了史前对天的崇拜文化，先民包括诸侯国君，蛮酋酋长认为人的一切活动，要顺从天意。收成的丰歉，事物的凶吉、成败，顺天意而定行止。这时的天是主宰人类命远的“天神”。人与天神的沟通是靠卜筮和卦辞才实现的。而卦辞是综合了千百年来先人各种生产生话经验而制定的，它传达了历史与自然各种信息。对天地崇拜，至今仍保存在传统的祭祀活动与庆典之中；在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梅山文化中将其更多的保承下来。
老庄的“天人合一”
在于自然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大道自然。老庄认为天，地乃自然之物，并没有什么神灵。它是由“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所产生自然界。后来的阴阳家将其解读为，一乃元气的太极，二乃阴阳之气，阴阳二气相交而生万物。事物的变化，“玄之又玄”曰之玄德，人与天地万物通，必需修道从求其道。修道之人必须“致虚极，致静笃”。
求道之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小心谨慎，恐有失误。反对那些不知常，妄作凶的行为。在治世方略上主张绝圣弃智，无为而自化。在天、地、人的相互关系上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自然，杜绝人们自以为是，和“不知常，妄作凶”的行为。反对将个人的意志强加于他人的人，更反对那些将政治强人与圣贤将主张、教条强加于社会与自然的主张。这是老庄“无为而治”、“
大道自然”的“天人合一”。
孔孟的”
天人合一”
合于“仁”
从文王演”周易”
之前,
由天主凶吉的认识论到孔子时巳转向由人主凶吉的阶段。武王伐纣，周公姬旦制“周礼”
建立周王朝的典章制度，统一天下，稳定社会，安定民生，都体现了人主凶吉的思想。从西周的灭亡到孔子时，巳是“礼崩乐溃”
的春秋时代，天神的理念己淡化。应该说中国人的哲学思维这时己从神权的禁涸中开始解放出来了，才有诸子百家的文艺复兴。孔子及其创建的儒家思想就是突出的代表。
孔子以“明之不可而为之”
的坚强意志，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忙忙于丧家之犬，推行“克已复礼”和“法先王，兴故国”
的主放。到处碰壁，到五十岁时才知“天命”。
从这时起他才得易、学易，并作“十翼”
注释《周易》
而编成《易经》，开创易学的“义理派”，
成为儒家义理派创始人。孔子学易之后，不再坚守某种信仰和教条，随时而变，后世称他为“时之圣人”。
而他的义理学传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开创了“唯书唯上”的世俗哲学而形成为儒家“礼教”。
孔子很少谈天道，更没有谈及天神。他的“唯天为大”，“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及“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在这里，“天”是道德权威性的最终依据。“天命”
是自然之属性。孔子以义理注释《周易》，而实现天人合一。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和宣扬“施仁政”。
子曰：“立已先立人”，“
达己先达人”，“己不所欲，勿施于人”。孟子在解释孔子的“仁义”与“仁政”
时说，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曰仁，羞恶之心曰义。行不忍人之政曰仁政。孟子说，仁义礼智四者是人之天性，人皆有之，故人性本善。人之善性是“天之与吾者”，
又是“吾固有之”，
因而在“仁、义、礼、智”上实现“天人合一”。孟子说，人性在于人心，故尽心则能知性。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而人之善性虽性相近，而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尽心乃勤于学习之心，求至善之心。孔子与孟子的观点是在“仁”
学上实现“天人合一”。
墨子的“天人合一”
在于“兼爱、兼利”
墨子说：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其久明而不衰，故圣王法之，既以天为法。动作有为，必度于天。天之所欲必为之，天之所不欲则止之。然而天何欲何恶者也？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以其兼而爱之，崇而利之；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墨子·法仪》）。墨子理念中的天，是个道德高尚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无所不能的人格化的天神。他在《天志》篇中更多地体现了这一观点。他以天神和鬼神的意志来推行其“兼相爱，交相利”
的主张。在爱自已的同时，也兼爱他人；在自己谋利的同时，也使他人获利，曰之相交利。在兼爱兼利的政治纲领下实现“天人合一”。
西方文明也主张博爱，但他们推行的是竞争法与斗争论。在人的社会活动中采取不惜一切手段，把别人击倒，取而代之，进而消灭之，使自己成为行业垄断者，天下霸主这种竞争法原自于而是以海盗式的侵略、掠夺行为；斗争是他们在抢劫中所形成的天性。“天人合一”以农为本的经济发展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农业文明的发展，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要实观人类社会的和平相处，和谐发展，而每一个人要有“兼爱、兼利”
的思想。树立利他人之事则为，害人、损人之事则止的行为准则。抛弃那些“竞争论”、“
斗争说”，才会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
“天地合德”
是《易传》的天人合一观
《易传》作于孔子《易经》之后，是研究“易”
的经典著作。它精辟地阐述了古代易学的精义。“生生之谓易”
就是其中之一。，生生而德是“易”的灵魂。“生生之谓易”，这是“易”的精髓，无论“变易”、“不易”或“简易”，都在“生”这个根本意义上得到了统一。所谓“穷神知化”，也是从这个“生”
字上说的。穷尽天地万物变化之理，也就是“顺天命之理”，是为了完成“盛德大业”，
这就是“天人合德”。它是指向“天人合一”境界的。到了“穷理尽性而至于天命”的境界，就可以“顺天体命”（《大有·象辞》）、“乐天知命”(《系辞上》)了，也就是找到“安身立命”之道了。这是人的终极价值的实现，人生的意义即在于此。“顺天命之理”，完成“盛德大业”，这是一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主体精神的发挥。乾天道之“健”，坤德之“厚”，君子皆具之，故与天地并立而为三。它不仅讲“修德”，而且讲“居业”,“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上》），这种积极有为的思想，是《易传》的一大特色。但必须在“天人合一”的境界追求中实现的。天地之盛德，富有之大业是生生不息、万物繁庶。君子之盛德大业是“正德、利用、厚生”。在《易传》作者看来，人类文明就是在这种境界中创造出来的。
董仲舒的“天人合一”
是“天人感应”
董仲舒为汉武帝时人。他向汉武帝提出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主张，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儒家一统天下和对文化专制的时代。他的王道乃三纲，奠定了纲常礼教，等制度的理论基础。他是封建专制的首席理论家。他的思想与主张出自于他那“天人相副”的“天人合一”。
他的天人相副，不仅将皇权神化，而且凌驾于天神之上，而合法化。
董仲舒说的“天”，不是上苍的“天帝”。
而是“天、地、阴、阳；木、水、土、金、火者九，与人而为十者，天之数毕也。”《春秋繁露·天地阳阴》这句话的最后一个“天”字，即“人本于天”之天。人之本就在于这个全体之中。董仲舒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阳明义》所以这种以人为副本之“天”，不过是具有人的意志的自然全体。他的“受命于天”，
不是顺应自然的天，而是天要顺从帝王的意志。
基于天人相副，董仲舒认为，天与人交相感应，所以人的不道德行为都会从天那里得到赏赐或惩罚，而出现“天怒人怨”，
降天灾以惩罚之。
董仲舒以天人相副为根据，提出“性三品”
和“三纲”之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这样，王道就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乃礼教的教旨“三纲“。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就完全成了一种等级森严、极不平等的主从关系。
可以看到，董仲舒的“天人相副”思想，把帝王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孔孟的伦理道德思想变成了贵贱主从的人伦关系学说。由他奠定了封建社会的“纲常礼教”。
张载的“天人合一”
是“万物一体” 北宋理学家的“天人合一”是从孟子的“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的简单朴素的论断，发展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天人同构”思想。
第一个阐述事物对立的统一规律的北宋理学家张载在《西铭》中写到：“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实际说的就是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张载还说：“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正蒙·大心》所谓“能体天下之物”之“大心”，也就是一种能破除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隔阂而能体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张载在《正蒙·诚明》篇中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的命题：“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由此出发，凡能体悟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有息息相通、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的人，便必然能达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天人同构
天人合一的境界。
程颢与王阳明的“天人合一”
是一体为仁
在宋代理学家中，北宋人程颢第一个明确提出了“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论断。这就是说，人之至善的本性于“仁”，源于“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如手足不仁，气己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二程遗书》卷二上）这段话非常生动形象地说明了“仁”与“万物一体”之间的密切关系。凡保有“仁”之天性者，皆能与天地万物密切相与而为一体，故能爱人爱物，如同爱己。“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二程遗书》卷二上）程颢关于“仁”源于“万物一体”之说，显然是对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和张载所谓“天地之塞，吾其体”
之说的更具体而生动的申述和发挥。他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命题足以代表宋明理学关于“仁”的本体论的观点。
明代王阳明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对人心与万物一体相通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在他看来，这“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是靠“心之仁”联系起来的有机整体，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一体之仁”。没有这“一体之仁”，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彼此就会麻木不仁、痛痒无关。正是有了这“一体之仁”，才使“大人者”能“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此“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故一般的人也能“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甚至见自然之物，亦“必有不忍之心”、“悯恤之心”、“顾惜之心”。（《大学句》）王阳明正是根据这种“一体之仁”的基本观点，强调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皆其昆弟赤子之亲”（《答顾东桥书》）和“满街都是圣人”（《传习录》下）的道德思想。一体为仁，视天下为一家，社会才能实现和谐。一体之人，见自然之物必有悯恤之心，自然生态也和谐共荣；一体为仁，才能实现天人合一。
王阳明对“仁”
的看重，给自已起了个“守仁”
的名字。
朱熹的“天人合一”
是“去人欲，存天理”。
南宋理学家朱熹发扬了程颢的“理在事先”
的观点，以孔孟之言作为理的终极。他编注“四书”“
五经”
作为书院及蒙学的教材。通过教育，把孔孟之理传输到世代中国人头脑之中。后世的统治者则采用开科取士的办法，激励学子，弘扬孔子义理思想。逐渐形成“纲常礼教”。
朱熹提出：去人欲，存天理。才能实现天人合一。
王阳明以“求至善”
来实现“天人合一”
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洲、陆九龄强调“理不在心外，心即是理。”从而建立了“心学”。王阳明是心学的集大成者，他也继承和发展了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因而成了中国哲学史上“天人合一”说之集大成者。他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一气流通，“原是一体”，天地万物的“发窍之最精处”即是“人心一点灵明”（《传习录》下），人心即是天地万物之心。是人心使天地万物“发窍”，而具有意义。离开了人心，天地万物虽然存在，却不能开窍，而没有意义。王阳明的“天人合一”思想使人与天地万物之间达到融合为一的境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为“天人合一”的主体精神。
怎样实现“天人合一”，
王阳明提出“求至善，存天理，致良知。在求至善之中，尊重客观即天理，以提高主观认识即致良知，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这就是王阳明的“天人合一”
的主张。
明清之际，“天人合一”的思想式微，王夫之虽多有“天人合一”之说，但他的“能所”的观点已包含了浓厚的类似西方主客二分的思想。
“天人合一”
是中医之道
《黄帝内经》是古老的中华医学经典，是先秦之前的医书。它从天人合一的观点来阐述致病、生病与医病及强身健体的机理。人若不根椐自巳的身体状况，适应天气变化而衣著饮食就会生病，“天人合一“致身体健康是一般的常识，也是道家修道强身养生至高境界。
中华医学视人与周围环境为一个整体，人的各部器官为相关联的一个整体。并与气候病源等诸多外界因素进行综合诊断。它有别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并以固本原为基本出发点，进行综合诊治。如一种治乙肝的中草药秘方，就是开胃的药方。针炙的“头痛医脚”乃中医神奇之处，只不过巧妙地运用了“天人合一”
整体思维。
“天人合一”的军事思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就是战争的“天人合一”
的哲学思维。
它是战争成败的笫一因素，因而是军事战略家首选的战争原则。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是主导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解读。它反映了中华民族思维的发展进程。
首先是对天地的界定上，有由神到物的转变。在殷商之前的易学是卜筮之学。流传至今的各种祭祀活动，首先必敬天地之神。在宗教未萌之前，对天地的崇拜，以天地作为主宰人类命远人格化之神。他是道德的典范，由它们构建起道德法庭，以赏善罚恶。天地之德是人的行为最高准则。先人对天地的崇拜，制约著人类对自然，对他人的侵犯。也枸筑了中国史前的“三皇、五帝”
大同社会的文明，致使社会祥和与进步。随着私有专制社会的出现，由对天地的崇拜而转向对帝王，对权力，对金钱的崇拜；由天神主凶吉而转为由人主凶吉，而出现了诸子百家治世之说。而天地自然成为人类掠夺的对象。泛义的天的界定，有儒家以仁义为天，老庄以自然为天，墨子以兼爱为天，董仲舒以“天、地、阴、阳、木、水、土、金、火、九，与人而十者，为天之数。宋明理学以“天理”
为天的各种界定。也就是西方哲学的一个人主观认识之外的客观世界，人就是个人的感觉与认识的主观世界，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为“天人合一”
。
在天人关系上由人对天的崇拜到民吾同胞，物吾与之成为天人一体的整体思维，提出了“人人平等”
与“众生平等”
的理念。但未形成向专制挑战的势力。老子提出形而上的道即人们的主观世界与形而下为器即客观事物世界的哲学观念。二者合一乃“天人合一”，乃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怎样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呢？王阳明提出了“求至善，存天理，致良知”
的实践论。[注]
“天人合一”新释
“天人合一”
是中国人的传统哲学观。虽然中国人对“天”
有不同的定界，我想还是引用西方哲学概念来定界“天、人”
概念。即一个人思维之外包括自巳身体在内的客观事物世界为“天”，
一个人的主观思维世界为“人”，
“天人合一”
就是人的主观认识要适应“生生而易”的客观世界。“天人合一”
是主观认识与客观世界的统一。这种合一就是与人合于德，与万物合于生，与日月合于明，与天地合于自然。
与人合于德
什么是道德，老子说：道生之，德蓄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德经·51章》。其意是：万物生于道，畜养万物乃为德，使其生长、发育、成熟、结果，并培养呵护之。不将天下万物不据为已有，创造万物不自恃有功，养育万物而不是为了主宰他们，这就是至高的道德。王阳明说：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存天理，致良知。其天理便是“道”，
良知就是德。哲学的观点不仅仅是恪守什么“仁义礼智信”
之类的格言或宗教的教旨教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养育万物，创造万物，为万物的生长创造有利的条件，即创业。在创业过程中，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存天理，致良知。那些为私利对万物占有欲，那些欲主宰万物乃至主宰世界的思想行为，以及不进行调查研究，奉行“唯书唯上”
与“
唯利唯上”
世俗哲学的人，以侵占他人的利益为前提，以牺些地球的资源为代价，求得少部人的发展观，显然是违背了 “与人合于德”
的哲学观，其结果是天怒人怨。
与万物合于生
今日地球大千世界，物种千万，气象万千，在于繁衍过程之中“生生而易”。
人类史前的地球，物种在不断地增加，其种群不断扩大，绿色葱茏，生态祥和，这就是“生生之德”。
没有“生”，
就没有世界。
物体的“生”
的条件，
首先是他的种质资源，也就是有各自的遗传基因，这就是本源。其次是在它的环境（系统），也就是在他生长过程中的相应生态。生态是在生长地域的气候、水土、肥料及其关物种多元因素和谐状态。良性生态促使生物生长增殖。在这一系统中，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的物质生产是基础。众多生物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一条食物链，在食物链上构成的平衡，使他们维持一定的种群种群数量，以实现生态平衡。
以利为本的工业商品文明，使全地形成为一个整体（系统）。今天的这个世界，濒危生物急骤增加，物种大量绝灭，地球资源如石油资源的枯竭，当今社会赖以生存的石油经济的消亡，时日可数。能源危机，资源危机，生态危机，人类己面临着生存危机。这是几千年来人类的奢侈（高消费）文明自酿的恶果。人类的发展以毁万物灭众生为前提，结果是自掘坟墓。
万物的生在于适应生态的变化而增强内在刚健因素，促进自我发展。这也是人类史前的生生之道。而人类奢侈文明，一方面肆无忌惮地砍伐森林，侵占绿地、湿地，破怀生态环境，造成物种绝灭。另一方面，滥用科技手段，盲目引种，滥用激素和化肥农药和使用克隆技术，加速物种的绝灭。
人类无节制的生育，人囗爆炸性的生长，破坏了全球的资源物质的贮备及生产与消耗之间的平衡。每一个人生长生活必需有一定的物质消费量，其消耗总量必须与地球绿色植物的物质生产量相平衡。为增加粮食生产，放火烧山，围湖造田,从而绿色植被不断被侵占。耕地荒漠化，大地沙化，绿色植被的褪化，造物功能消失，食物链被摧毁，这是农业文明已出现的恶果。
工业商品文明不断扩大和刺激人的恶性，即色欲，情欲，土地、财产、资源、市场和金钱占有欲和称霸的野心。他们把恶性膨胀美之名曰“发展经济”。
这种“发展”
是建立侵占社会公共资产，国有资源的基础上，是以牺牲大多数人的生存权益为前提，并以牺牲环保生态及国内市场为代价。市场经济，就是以刺激社会消费的游戏规则。难填的欲壑，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商品的无序生产，在“发展”
的盅惑下，项目分散及重复上马建设，各式各样，名目繁多的“开发区”，
造成对土地资源，物产资源，环境生态及对人民生存权的赤裸裸的剥夺。
工业、市场文明造成的工业三废污染、热污染、农业污染和城市生活废水污染，使全球水域的变成没生命的死湖、死海，水生生态的恶化，水生生物从而绝灭，市场文明正加剧地球资源的消耗与恶化全球生态，如全球的温室效应，正威胁着人类。
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它正毁灭生态，绝灭生物，正毁灭世界，最终毁灭人类自已。与“天人合一”合于生的哲理背道而驰。
与日月合其明
对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有各种解读。有道家说：一为太极，二为阴阳，负阴抱阳，二气相冲而万物乃生。我的一种解读是，“道”乃黄道，其是日、月、星辰包抬地球运行的轨道。“一”是太阳，地球沿著黄道绕太阳旋转，昼夜交替，春去冬来，周而复始，阴阳互变，形成周而复始的气候，绿色植物的光合作用，而化生万物。阳光是地球生物所需能源与资源之源。只是阳光化生为物质资源，乃是万物的本源。绿色植被的光合作用，才出现朗朗乾坤，人才能日月合其明。
地球生物的器官组织，蛋白质是主体。生物的生命活动是各种蛋白质的代谢活动。可以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物。而太阳光中的紫外线能破坏蛋自质结构，杀死细菌等低等生物或使高等生物的皮肤发生癌变。在元古和太古期的地球，在没有叶绿素生物的地质年代，大气层因没有氧气而称还原型的大气层，此时没有臭氧层，紫外线直射地面，生命发生从而发生在深海。当绿藻产生之后，其光合作用生成的氧气进入大气层，才遂渐改变其成分而变为氧化型大气层。氧气在电离层中生成臭氧，逐渐形成臭氧层，其隔离了紫外线辐射到地表，生物才由海洋走向陆地，生物出现了物种在陆地的膨化期。在古生物进化史上，产生过五次物种大绝灭。其中第四次是由于近太阳系的宇宙大爆炸，导致臭氧层破裂，大量紫外线辐射到地表所致。在现代化经济中的一些化学品的生产和使用，如致冷剂氟里昂，已造成臭氧层形成了空洞并在不断扩大。若不遏止，会重蹈覆辙，加速了以人类消亡为特征的笫六次物种大绝灭。
大地砂化，沙尘暴频繁侵袭。试问在沙漠之中，在沙尘暴的侵袭之时，何以言与日月合其明。
工业及高消费生活的热污染所产生的地球的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周期性的气候因之而改变，生态随之而恶化。因海平面升高而消失的岛国，人类处于频繁高温热浪与洪水困扰之中，何以言与日月共其明。
与日月共其明，归根到底就是要优化地球生态环境。节制消费，减少对绿色植被，杜绝各种污染源。建立“天人合一”
的阳光经济。
与天地共自然
这里所指的“天”是大气层,
“地”就是地球上的生物世界，自然是自然而然的自由自在的状态。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法者有取自或依靠的解读。天地间的所有事物，都是在自然状态下生长发育，自生自灭之中。在生物在长达十亿年漫长的发展时期中，把一个天地玄黄,
大地洪荒的地球变成绿色葱茏，万紫千红，物种万千的世界，造就了丰富的物种基因种质资源，留下了丰厚的物产生态资源，贮备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燃料资源，有效地保存了地球矿产资源。老子那时虽不知自然神奇造化和留下的无量功德。以他的睿智，在2500多年前就提出了人与天地即宇宙相生相依的总纲，就是“道法自然”。
自农业文明的产生，刀耕火种开始了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私有专制下的少部分人的奢侈文明，加剧了对资源的掠夺和对自然生态的肆虐。在生态条件较为薄弱且文明高度发达的地方，出现了荒漠化与沙化，如巴比伦文明由此而消失，埃及金字塔被沙洲所包围，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已是荒凉的黄土高原。工业商品文明对全球资源的掠夺，对自然生态的破坏，真是罄竹难书，无以复加，巳使人类已面临着生存危机。人类所犯下的各种错误和罪孽深重，都是在谋私利的蛊惑下，在金钱和权利的诱惑下进行的。奴役他人，吞噬社会资财，称霸天下，这类主宰社会的人，主导了历史的发展方向。这些人以个人的意志取代了自然的心态，违背了道法自然的哲学观。
人类社会行为的转变，莫大于哲学观的转变。人类要走出死亡谷，必须建立天人合一的阳光经济。首先要树立与天地共自然的哲学观。要批判主导当今社会的马歇尔的“市场经济论”
和凯恩斯以消费促经济GDP增长的经济发展观。树立以生态资源增长的节约型的阳光经济。就是发展以农业为基础，生物工程为主导，以政府为导向的社会经济。把社会经济建立在太阳光能这一资源能源的基础之上，把科学技术的开发著眼于太阳光能及其二次能源如水力能、风力能、海洋能的转化利用研究上。保护海洋水生生态资源，建立海洋资源、能源生产基地。
转变社会人员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增强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把个人生活的目的由追求个人高消费型转向社会服务型，把敬业尽责与乐于奉献，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作为全社会人员基本品德，并使之形成社会的风尚。
转变政府行政的职能，由为少部人谋利益的专制官僚权谋机构，变为建立阳光经济的协调机构；把治民、管民、驭民的法治转变为对官员的治法；把发展高消费的现代化城市的城镇建设，转向发展边远山区的生态工程建设；把消费型城市转化为生产服务型、阳光工业生产型城市；利用行政手段和经济杠杆给城市消肿，减少消费人囗。
当社会的意识形态由主宰型变为服务型；社会生产由资源、能源的消耗型变为生产型；当社会经济由以消费为纲转入节约型经济；社会经济由石油经济转入为生物工程为主体的阳光经济的时候，人类才能说与天地共自然。只有“天人合一”的阳光经济的社会经济的建立，人类才步入“天人合一”
的时代。
从农业生产发生发展起来的“天人合一”
的哲学观，包含了人类社会的和谐与共融，还包括人与自然相生相依与共荣。
中国人的“天人合一”
哲学观，不同于由海盗、强盗发展起来的生存竞争而建立起来的“竞争、斗争”
哲学观。“天人合一”
哲学观认为“相交利”，而西方人的哲学是相交斗、相交竞争。处于和谐状态下的自我完善而刚健（天行建）是事物发展的动力；而西方哲学认为竞争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巨大差别。
以农为本是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的本源。
[注]：参阅《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
张世英
《求是》
2007-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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