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什么没有回延安
毛主席自从离开延安后，再也没有回过延安。这里有什么原因呢？本文试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对这一问题加以分析。由于此事涉及到周总理。因此，先从周总理说起。总理逝不留言、死不留灰。但他逝世时，贴身衣袋中却保存了一张照片，照片是有关陈友才烈士的。陈友才烈士曾是总理的随从副官，1937年4月，周总理一行人由延安往杭州，离开延安不久，即遭遇土匪，陈友才烈士为掩护周总理一行而壮烈牺牲。
周总理对此念念不忘，特别是解放后，更是多方打听陈友才烈士的情况。1970年，曾委托邓颖超去延安打听陈友才烈士的情况，不得详情。
在我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毛主席没办过的事，别人也不能办。由于毛主席没有回延安，所以，其他领导人也没有回延安。迟至1973年6月9日，周总理才假陪同越南外宾的机会，重回延安。此次回延安，总理非常动情。当晚，总理主持省、地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会上，不由失声痛哭。他说：“延安人民用小米养育了中国革命。我们进了城，把你们忘了。”当时，延安还很穷，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总理要求当地领导人争取在五年内粮食翻一番，他说：“等你们粮食翻了番，我如果第一不死，第二不犯错误，一定再来延安。”不幸而被言中，总理再也没有回延安，此后不久，1973年7月，毛主席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批评总理领导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并指出总理在一次外事活动中犯了错误。此后，“批林批孔”在全国展开，有人更是别有用心的批“周公”。至1976年1月8日，总理逝世，再也未能再回延安。至此，总理也是我党高级领导人唯一一个回过延安的人，并且也仅去了一次。
毛主席、周总理都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毛主席讲“儒法斗争”。以儒、法二分法来划分，那么，毛主席更象法家，周总理更象儒家。
儒家讲“仁”爱,墨家讲“兼”爱。“仁”与“兼”并非抽象的东西，是一些具体的行为。
周总理执意回延安，知恩必报，是其“仁”。毛主席没有回延安，则是其“兼”。
“其父攘羊，其子证之”是其“兼”。孔子主张“子为父隐”则是其“仁”。“仁”主张“爱有等差”。“兼”则是泛平等之爱。
墨家讲“苦行救世”，而毛主席生活朴素是有目共睹的。毛主席讲“儒法斗争”并自言自己是“法家”。可见，墨法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墨家祖大禹，以自苦为极。墨子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不足为墨。”大禹治水凡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亦有违常情，此与毛主席不回延安颇有类通之处，缺少“人情味”。西方是一元文化的天下，有人言“爱情是文学创作永恒的主题”。而“文化大革命”恰恰是不允许文学写爱情。此点西方人怎么能理解呢？主张”文明冲突“的亨廷顿先生，把中国文化等同于儒教文化。实是对中国的不了解。
讲“儒法斗争”，王安石被肯定为法家。其实，王安石的个人生活也是非常艰朴的，颇有墨者之风。苏洵作＜＜辩奸论＞＞，正是以此相讥。“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蠡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而这正反映了王安石生活艰朴的一面。历史上儒、墨之争非常激烈，今人却难也窥其祥。今以今度古，不难见其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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