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钧集》与明代中后叶的平民儒学（陈寒鸣）
明代中后叶，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阶层的兴起，加以王阳明心学思潮的激荡，儒学呈露出由庙堂返民间，由经院之学而向大众化、通俗化方向发展的迹象，以至产生了同官方儒学、经典儒宵迥然有别的平民儒学。其突出标志就是王艮（1483—1541）所开创的泰州学派崛起于民间，并在社会各阶层产生广泛影响。在绵绵数百年泰州学派的传承过程中，影响最大并因之而引导起时人及后世史家高度关注的是徐樾——颜钧——罗汝芳、何心隐一系泰州后学。颜钧（1504—1596）是泰州后学中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钧，字子和，号山农，又号耕樵，后因避成历帝讳而更名铎，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三都中陂村人。25岁时，得仲钥自白鹿洞书院抄回的王阳明《传心录》，读至“精神心思，凝聚融结，如猫捕鼠，如鸡覆卵”四句，感奋不已，决意实行，遂静坐七日夜，闭关悟道，自觉一时豁然，心性仁智光明洞开。读《大学》、《中庸》，一目了然。在家乡组织“三都萃和会”，传室引家，宣讲儒家伦理要义；又在吉安府境内遍访阳明门下士，皆无所得。北上至京，遇贵溪徐樾，从学三载，复由樾荐而赴泰州王艮门下，受传“大成仁道”（即“大成学”）。颜钧上承王艮，下启罗汝芳、何心隐，为泰州学派重要传人，也是一位颇有思辨头脑的哲学家。但其著作在当时未能行世，故其人其学虽在当世很有影响，然后人知其思想全貌者甚少，甚至对其生平行事亦不能有全面、真实的了解。虽如史学大家黄宗羲撰《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亦因未能获读颜氏主要著作而只能对之作概略性介绍；至于现代史家的思想史名著，如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中国思想史纲》下册、《宋明理学史》下卷，容肇祖先生著《明代思想史》，嵇文甫先生著《晚明思想史论》等，虽都很重视泰州学派，对之有极高评价，但又都由于缺少必要资料而未能对颜氏思想展开论析（有的干脆不涉及颜钧）。这在学派系统中无疑缺失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如今，这憾缺终于可以得到弥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黄宣民先生近年经多方努力，自江西永新颜钧12代孙学恕先生处庐访觅得清咸丰六年（1856）颜氏族刻本《颜山农先生遗集》。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稀见典籍（1）。黄先生以三年之力加以标点整理，又编著《颜钧年谱》，广求史乘资料，辑为资料比较完备的《颜钧集》（2）。这不仅使人们可以清晰地了解颜钧其人其学，而且更加深了人们对以泰州学派为主体的平民儒学的认识。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平民儒学自有其特色。笔者曾对此举出六端：其一，抛开传注，任意解释经典；其二，打破封建士大夫对文化的垄断，强调学术的平民性，将文化与学术社会化、普及化，命名儒学真正深入民间，渗透到普通民众日用生活之中；其三，以平民利益为出发点阐发自己的思想主张；其四，启迪大众，使之“乐学”向善；其五，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建其思想体系；其六，无论是思想内容，或者是传道方式，都有明显的宗教色彩。（3）黄宣民先生在《颜钧集·前言》中更精辟地指出：颜钧“继承了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传统，思想上具有鲜明的平民性格”。他从“传道对象面向平民大从”、“简化儒学理论”、“心性自然化倾向”、“传道活动的神秘色彩”、“道德化的社会理想”五个方面对颜钧以至所有平民儒者的思想特色予以深刻论析。信然！
透过颜钧，不难看出，平民儒学同经生文执掌的经典儒学确有很大差异。比如，宋代理学家表彰《大学》、《中庸》，将之从《小戴礼记》中抽取出来，与《论语》、《孟子》相配而成所谓“四书”，并以这《四书》为儒门《六经》之阶梯，要求学者必须认真研读。《大学》、《中庸》从此具有经典意义。平民儒者也很重视《大学》、《中庸》从此具有经典意义。王艮称“惟《大学》乃孔门经理万世”的一部“完书”，同“《中庸》、《论》、《孟》、《周易》洞然吻合，孔子精神命脉具在此矣”（4）。颜钧受之启发，从《大学》、《中庸》阐释儒学基本精神，提倡大中之学，但他别出心裁地把“大学中庸”四字作为各自独立的范畴。所谓“大自我大，中自我中，学自我学，庸自我庸”（5），而且相互间加以错综，如谓：“大中学庸，学大庸中，中学大庸，庸中学大，互发交乘乎心性，吻合造化乎时育”，乃至以之与《周易》六龙相配，“所谓时乘六龙以御天，独造化也。”在他看来，“如此晰大中大易，以变化学庸”，“自将迸灭百代蓁芜，千家注集之麋滥也”（6）。他试图以此对儒学作番改造革新，一扫传统儒学的教条习气和空疏无用的烦琐学风。而他鼓倡的这“大学中庸”，又有着他所赋予的独特涵义，此即如程学颜《衍述大学中庸之义》所述为：
大：“自我广远我外者，名为大”；
学：“自我凝聚员神者，名为学”；
中：“自我主宰无倚者，名为中”；
庸：“自我妙应无迹者，名为庸”。
这里，突出强调“自我”，重在唤醒人心良知，提倡把握命运，自作主宰，奋斗不息，诚如颜钧所宣言的：“志气硬如铁，精神活如水，身子软如绵，双瞳炯炯察于日月之并临，枢机发动察于四时之不忒，立达己人察于霖雨之时布，遂亦七日来复，利有攸往，三年有成，如孔显设，将信时乘六龙以御天造命，不违终食，造次颠沛之必于是焉者也。”（7）这种被他自认得孔门真传，并且最富有生气的“仁神正学”，显然不同于理学家讲求的寻孙格物致知、修齐治平、道心人心、天理人欲、道统神圣等经典理论，而具有平易笃实、易知易行的特点。可见，尽管同样都很重视《大学》、《中庸》，平民儒学实与经典儒学有着显著区别，这就难怪正宗儒者要将之斥为背离孔门、违反中庸的“小人之无忌惮”了。
平民儒者多起自社会底层，其思想具有强烈的人民性，而与反映着统治者利益意愿的庙堂儒学迥然有别。王艮倡导“百姓日用之道”，认为：“即事是学，即事是道。人有困于贫而冻馁其身者，则失其本而非学也。”（8）他深切同情呻吟于封建制度重压之下的劳苦大众，把衣食不足、礼义不兴的原因归之于统治者失去了“教养之道”，提出以“人人为君子，刑措不用”的“王道”社会替代现实的“刑不胜刑，罚不胜罚”的专制社会的理想。颜钧进一步发展王艮的这种思想，谓：“今天下四十余年，上下征利，交肆搏激，刑罚灭法，谥人苛烈。赋税力役，科竭蔀屋。逐溺邦本，颠覆生业。触变天地，灾异趵突。水旱相仍，达倭长驱。战陈不息，杀劫无厌。海宇十室，九似悬馨。墟野老稚，大半啼叽。近代专制，黎庶不饶，一民尺土。士仕以上，朝市以下，俱未有一事一难，倘成侵逼，何士何市何官何吏亦尝苦辛，经操危虑，而皆知此病痛险阻，置思援拯，同恻恻耶！”（9）下层民众苦难重重，上层官吏却对之莫关痛痒，独享安逸，不思救助，故而，严重的社会危机，显然“责在君臣”（统治者）。所以，他认为，要救“天下大溺，赤子大众”，必须“大赍以足民食，大赦以造民命，大遂以聚民欲，大教以复民性……如此救溺，方为急务。”（10）颜钧本此思想而四方奔走，到处呐喊，借讲学为民请命，充分展现出“志气硬如铁”的英雄本色。
这样的平民儒学，自然难以为统治者所容，所以，凡具“异端”性格、战斗精神的平民儒者无不残遭迫害。嘉靖丙寅年（1566），颜钧即曾被捕入狱。他是因讲学独忤当道，被官方目之为“少正卯”而想加以诛杀，才遭捕入狱的；所谓“盗卖淮安官船”，是在反复查证，“并无一处指证”其过犯的情况下作出的“强诬”之辞。封建专制政治下，“欲加其罪，何患无辞”！颜钧身陷囹圄，受尽折磨（“刑棒如浆烂，监饿七日，死三次，继遭瘟痢，共将百日”），幸喜未死，终经其弟子罗汝芳多方设法，募金“完赃出戍”（11）。而其学生何心隐则无此幸运，不得不因反对明廷文化专制、捍卫讲学自由而献身、谷应泰记之曰：
永丰梁汝元聚徒讲学，吉水罗巽亦与之游。汝元扬言张居正专政，当入都颂逐之。居正微闻其语，授意有司捕治之。已，湖广、贵州界获妖人曾光，窜入汝元、巽姓名，去谋不轨。汝元、巽先死。湖广守臣具爰书，下法司讯之，并曾光亦非真也。第具律论罪。（12）
邹元标《梁夫山传》亦谓：何心隐“居燕畿聚徒讲学，因与司业江陵张公（即张居正——引者注）屡讲不合，遂构衅端。比江陵柄国，即首斥讲学，毁天下名贤书院，大索公、凡讲学受祸者不啻千计，即唐之清流、宋之朋党是也。公归，葬两尊人，遂庐墓焉。未逾期年，而南安把总朱心学辑之，获解楚。巡抚王夷陵惟知杀士媚权，立毙杖下”（13）。泰州学派另位传人，同颜钧、罗汝芳、何心隐具有共通的“异端”精神，并对之景仰之至的平民儒者李贽（14），其遭遇更为惨烈。他“掊击道学，抉摘情伪。与耿天台往复书，累累万言。胥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15），以至其一生居无定所，颠沛流离万历二十五年（1601），明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逮捕，“其书籍已刊未刊者，令所在官司尽行烧毁，不许存留”（16）。次年，这76岁高龄的思想斗士在狱中以剃刀自刭，用鲜血和生命向封建统治者作出了最后抗争。
与之相对照，平民儒者受到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其思想在社会各阶层激起强烈反响。他们讲学于世时，从之游者动辄千数百人，获得很大成功。如颜钧初在家乡设“三都萃和会”，“乡闾老壮男妇几近七百余人”，听其讲学耕读孝弟，众皆“各透心性灵窍，信口各自吟哦，为诗为歌，为颂为赞，学所得，虽皆刍荛俚句，实发精神活机……众皆通悟，浩歌散睡，真犹唐虞瑟僴，喧赫震村谷，闾里为仁风也”（17）。嘉靖十九年（1540），他在江西南昌公开张贴《急救心火榜文》（18），讲学传道，一千多名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听其宣讲“大成仁道”，深深为之吸引，罗汝芳即由此而拜其为师，成为颜钧的著名弟子。颜钧曾自述其事道：罗汝芳“年廿六，适赴庚子秋试，未遇。遇耕樵衍讲同仁急救心火，芳听受二十日夜，言下悟领旨味，鼓跃精神，归学三月，果获豁然醒，如几不可遇者。一日，弄笔泻文数篇，新异悦人，乃翁究竟何以致？芳曰：‘此即豫章颜师所传，儿叩际会。’翁喜甚，焚香向西南（引注：永新位于南城西南）拜谢樵恩。此可以观父子知信而用服也。次科癸卯（1543），果中乡试，甲辰（1544）联捷（即中进士——引者注）”（19）。其后，颜钧又在大江南北四处讲学，皈依其“大成仁道”者几千百众。其讲学活动所引发起的强烈社会反响，可以想见。
而且，平民儒者的人格精神也赢得真正学者的由衷敬重，其悲剧性的人生境遇更得到学者们的深深同情。比如，杨夷思辑《怀师录》，以其师何心隐为中心，将颜、何一系泰州后学的生平行事及具有“异端”特质的平民儒学思想公之于世。顾宪成读后，满怀深情地说：
梁汝元，落落布衣也。其生也，不能富人，不能贫人，不能贵人，不能贱人，樵儿牧竖且相与狷身在赴之，至胄鼎镬蹈白刃而不恤。张江陵，堂堂相君也。其生也，能以人贫，能以人富，能以人贱，能以人贵，公卿百执事侈口诵功德焉。比其死也，人皆快之，为之党者且相与戢身以避之，唯恐影响之不悬以蒙其累。是何两人之处世显微判然，而得失之效更自相反，何也？此以心服，彼以力服也。呜呼！昔一时也，为江陵献媚者，杀永丰（何心隐）如杀鸡豕，盖若斯之藐也，布衣固无如宰相。何也？今一时也，为永丰雪愤者，疾江陵如疾豺狼，盖若斯之凛也，相君亦无如布衣。（20）
顾宪成本不理解、更遑论赞赏颜钧、何心隐、李贽等平民儒者的“异端”思想，曾批评“心隐辈坐在利欲胶漆盆中，所以能鼓动得人”（21），更斥李贽“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又以成败为是非而已。学术到此，真成涂炭”（22）。但他在这里将“落落布衣”何心隐与“堂堂相君”张居正相比较，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无疑是对前者人格的赞赏、悲剧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后者及“为江陵献媚”而“杀永丰如杀鸡豕”之徒的鄙视（23）。又中，张维枢谓：
邵樗朽乃驵侩之豪者，迹其为高新郑谋相市官爵见压，把持守令长短，江陵修新郑之憾，并怒其事，属巡抚张君徕毙之狱。此自有榷谲豪横取死处。至颜山农、何心隐以讲学中法，心隐至杀身，王弇州推与邵樗朽并列江湖大侠，似为不伦。夫太（泰）州王心斋，固阳明先生之徒也；心斋之后为颜山农，山农之后为罗近溪、何心隐，此其衣钵颜有承受处。弇州谓山农与赵文肃（赵大洲）为患难交，以计取其财不遂而弃取之；尝以罗近溪为门人，强使勿廷对，至南京挟诈人财事发，被捕笞坐戍，近溪为营救，纳赃始脱。又谓心隐师事山农，例受三拳而后拜，及密司山农淫村妇，扼之，亦殴三拳使拜，削弟子籍，因纵游江湖，以计挟吴兴富室数百金。……此果足尽二布衣平生乎？文肃、近溪何等气魄识力；山农果污农妇，文肃安肯行为患难交？近溪如贪一廷对，岂山家所能笞而强，至生死不相负，营脱之狱免祸乃已？此不惟见近溪师友谊重，山农亦何以得此于近溪，则道学渊源素必有中心悦而诚服之。至心隐家世饶财，弃家学道，危言危行，独往独来，特以聚徒讲学吉安、为江陵所怨，且平日有“得志必杀我”之语传播四方，及揭榜通衢，列心隐罪状，众观者咸指其诬，由祁门而江西而湖广，无不嘘呼代冤。……弇州史笔多出自私心，山农、心隐之传据其爰书而为之。至如吾邑吕相得其润笔千金，不难得其竭力回护，此亦已矣。（24）
按：王世贞将颜钧、何心隐与邵樗朽并称为“江湖大侠”，惊呼他们“借讲学而为豪侠之具，复借豪侠而恣贪横之计……几令人有黄巾、五斗之忧”（25）。他又尝撰《国朝丛记》六卷，内中或亦有颜、何之传，其书著录于《千顷堂书目》卷五，惜今未见。王世贞所述山农、心隐事，以及对之所作的评论，乃本之“爰书”，即记录囚辞的文书。张维枢不相信官方在狱中搞逼供信记录下的那些文字材料，竭力为颜钧、何心隐辩诬，指出所谓“挟诈人财”、行为“污丑”等皆为污蔑不实之辞，颜、何实际是“以讲学中法，心隐至杀身”，并讥斥“弇州史笔多出自私心，山农、心隐之传据其爰书而为之”。这无疑为公允平实之论。与张维枢持同一立场的黄宗羲也指出：“今之言公（指颜、何等泰州后学）者，大概本弇州之《国朝丛记》。弇州盖因当时爰书节略之，岂为可信？”（26）他撰著《明儒学案》，特设《泰州学案》，详记王艮思想资料，更一洗“爰书”之词，以史家的谨严态度为颜钧、何心隐等人立传，大体展现了颜、何一系泰州后学的思想风貌。这在学说思想史上是一非常重要的贡献。
无论当时或后世，平民儒学思想都有广泛影响。如王艮“以自然为宗”，视“天理”为“天然自有之理”，认为“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唯有合乎人的自然本性才是“圣人之道”（27）。其后学发展他的这种思想，批判理学家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说，如王栋谓：“察私防欲，圣门从来无此教法。”（28）徐樾曰：“圣学惟无欺天灭性”，“人不自灭其性，而不自作其聪明，其谁不圣人乎？”（29）夏廷美亦曰：“‘天理’、‘人欲’，谁氏作此分别？侬反身细求，只在迷、悟间。悟则‘人欲’即‘天理’，迷则‘天理’亦‘人欲’也。”（30）颜钧提出“制欲非体仁”，“体仁之妙，即在放心”（31）。何心隐揭示“存理灭欲”说非孔、孟本旨，实为佛、老之论。李贽更倡“人必自私”说，以“民情之所欲”为“至善”，而以“非民怀受害所欲”为“恶”（32），并公然袒护素来为儒者不齿的追欲逐利的高贾阶层（33）。他们这种一脉相沿的进步思想，乃是稍后以反理学为主要内容的早期启蒙思潮的先导。又如，何心隐提出著名的“师友”论，主张以平等的师友之道统率社会人际关系，对传统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关系予以改造（34）。李贽称曰：“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于身于师友圣贤之间。”（35）稍后，黄宗羲撰著《明夷待访录·原臣》，也说臣不同于子；君臣关系不可与父子关系并称，父子关系以血亲为纽带而形成，是“不可变”的；君臣关系以“天下之责”即“以天下为事”为纽带而结成，是“可变”的。不仅倘“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而且“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改许也，况于杀其身乎？”他又依据这种认识而做“臣不臣之辩”，说：“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此宦官宫妾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呢者之事也。”他们的这种思想，显然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启蒙性质。这种启蒙之论，乃是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的先声。近代的谭嗣同继承发扬这种思想传统，立场“冲决封建伦常之网罗”（36），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观念为思想武器，大胆抨击封建主义君权、父权、夫权、族权及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尤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予以猛烈批判，指出：“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37）由此可见，启蒙犹如一根红线贯串着明代中后叶以至近代的中国进步思想。
当然，泰州后学并非都象颜钧、何心隐、李贽那样是具有“异端”性格、战斗精神的启蒙思想家，其中甚至还有背叛泰州平民儒学传统，自觉充任专制政权帮凶的伪道学者，耿定向就是此类人物中的一个典型。由颜钧《自传》所述其蒙冤受难经过看，颜钧是被耿定向诱捕的，所谓被“耿定向所擒获，意欲送至盛汝谦手搥死”。何心隐冤案，或与其无直接关系，且如其自述，还曾致书抚台“辩其学盖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者，如人所言有他，则重诬也”，并“遇书李司空为之解”，但亦如其所自述，一旦有人对其言“政府左右且藉此中公也，公兹从中救人耶”？遂不敢为之援手，而依违其间，听任心隐被“毙楚狱”（38）。这就难怪李贽要愤而责曰：
然公款何心隐）岂诚不畏死者？时无张子房，谁为活项伯？时无鲁朱家，谁为脱季布？吾又因是而益信谈道者之假也。由今而观，彼其含怒称冤者，皆其未尝识面之夫。其坐视公之死反从而下石者，则尽其聚徒讲学之人。然而匹夫无假，故不能掩其本心，谈道无真，故必欲划其出类，又可知矣。夫惟世无真谈道者，故公死而其文遂丧，公之死顾不重耶？（39）
对耿定向在“何心隐狱”上，因恐“犯江陵不说学之忌”，而“不敢沾手”（按：耿本“与江陵善”，“且主杀心隐之李义河”，又其“讲学友”），李贽固然深恨之（40），但李贽更不满意其伪善，这由刊入其《焚书》中的与耿论学的多封信件可见。耿定向对此自感愧愤，遂作《求儆书》进行反噬，又指使其学生蔡毅中著《焚书辩》攻击李贽，更唆使地方士绅诬蔑李贽为“左道惑众”，并加以恫吓和驱逐，致使李贽无法再在麻城安居。不过，泰州后学中，象耿定向这样的人并不多见，多见的乃是颜、何式有着铮铮铁骨的英雄，以及朱恕、韩贞式以德行著称，毕生致力于平民教育的布衣儒者。颜、何一系与朱、韩一系，是泰州后学的主流。后者虽不具备前者“赤后搏龙蛇”、“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精神，但承袭了王艮注重平民教育的传统，无愧为明代中后叶平民儒学的主要代表者（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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