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与晚明社会思潮（陈寒鸣）
晚明社会，人才辈出，思潮迭涌。汤显祖就是产生于这个时代的艺术巨匠。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若士，别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今抚州）人。他一生“性气乖时，游宦不达”（1），并无多少事功可以称道，但他汲取了广博的学术营养，“《五经》而外，读诸史百家，汲冢、连山诸书”，兼通“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渠、墨、兵、神经怪牒”（2），又与当时知识界有广泛交往。这既使他形成颇为驳杂的学术基础，又使他同各种社会思潮发生不同程度的联系，并由此而显示出自身的思想特色。本文试从思潮史角度对汤氏思想略予论析。管蠡之见，就教方家。 一 自明中叶越中王（阳明）学崛起以后，泰州王（心斋）学接踵而兴。心斋是出身盐丁的平民儒者，曾在阳明门下求学。阳明殁后，独立门户，创立泰州学派。心斋及其后学大多多力于儒学的平民化，坚持在下层民众中宣讲儒学的伦理大义，一时轰动天下。他们多成长于平民阶层，对现实社会生活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故其渴望普通百姓能摆脱贫困，享受文化教育，提高道德生活水平，实现所谓“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王道社会理想。他们要求进行社会变革，首先要求打破两汉以来经生文士对于儒学的垄断，摆脱经学教条束缚，还儒学以先秦原始儒学的平民本色。在泰州后学中，有些思想激进者如颜钧、罗汝芳、何心隐、邓豁渠、李贽等更以讲学表达平民的思想要求，反对“存理遏欲”之类的正宗说教，追求人格平等，呼吁个性解放，因而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异端而横遭迫害。此一平民儒学思潮，大致是在万历后期开始走向衰落的（3）。 汤显祖是罗汝芳的学生。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曾受学于颜钧，并终身以颜钧为圣人。颜钧（1504—1596），字子和，号山农，又号耕樵，后因避万历帝讳而更名铎，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人，尝师事贵溪徐樾，复由樾荐至泰州王艮门下，受传“大成仁道”（即大成学），成为著名的平民儒者（4）。据此，汤显祖同泰州学派有着师承关系。他尽管未曾像其师罗汝芳期望的那样成长为学说思想家，但他作为泰州学派的传人，仍然通过罗汝芳而深受泰州学派鼓倡的平民儒学思潮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下列二端。 其一，泰州一脉学者，自信自立，勇于承当，多具狂豪之气。王艮初入阳明之门，即被阳明称赞曰：“此真学圣人者”，“吾党今得一狂者！”（5）颜钧主张放开思想，顺应自然，倡言：“顶天立地丈夫身，不淫不屈不移真。世界高超姑舍是，直期上与古人盟。”（6）李贽更称颂富于进取、独创精神的狂者道：“盖狂者下视古人，高视一身，以为古人虽高，其迹往矣，何必践彼迹为也，是谓志大。以故放言高论，凡其身之所不能为，与其所不敢为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谓大言。固宜其行不掩耳。何也？其情其势自不能相掩故也。……渠见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厌，益以肆其狂言。”（7）受这种传统影响，汤显祖以“一世不可与，余亦不可一世”（8）的矫厉之气傲立于世。据说，他才思敏捷，文名早著。28岁时，首辅张居正为使次子中第，特招显祖陪学共读，以巍甲相许，却遭拒绝；三年后，居正三子偕汤氏一同乡前来交接，再次许以巍甲，仍遭严拒，且答曰：“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9）而当居正去世，昔年为之溜须拍马的士大夫脸孔一翻，掀起清算张居正运动之时，汤显祖却十分率直地表述其对张居正治国成就的肯定，说：“凡所以为天下者，刚柔而已。华亭徐公以柔承肃祖之威而事治，江陵张公以刚扶冲圣之哲而事亦不可谓不治也”（10），并不避嫌疑地维持着与张氏亲族的友谊。汤显祖这种不同流俗，愤世疾邪的处世方式，无疑是其浩然而奇异的狂者人格精神的体现。 这种狂者人格精神表现在汤氏文学思想上，就是他提倡通变，不拘绳墨，主张宁可突破法度，也应有所进取。他说：“子言之‘吾思中行而不可得，则必狂狷矣。’语之于文，狷者精约俨厉，好正务洁，持斤捉引，不失绳墨。士则雅焉，然予所喜，乃多进取者。”（11）所谓“多进取者”，实即“狂”者，这与“持斤捉引，不失绳墨”的“狷者”判然有别。汤显祖不仅欣赏那种“奇发颖竖，离众独绝，绳墨之外，灿然能有所言”（12）的文章，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也始终实践着其吐纳性情，通变进取，不拘格套，不践往迹的主张。他自谓：“文章好惇俗，曲度自教作”（13），又谓其“传奇多梦语”（14）。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汤氏何以会反对“拘儒老生”的“鄙委牵拘之识”（15），而强调“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士奇”（16），也才能理解他何以会拒绝接受吕玉绳以昆腔为“绳墨”而对《牡丹亭》的改窜。 其二，泰州学派有标举“自然”，讲求真趣的思想传统。王艮“以自然为宗”（17），认为天理良知都是天然自有之理，心即理，良知即性，所以心性也是自然而然的，如同鸢飞鱼跃，毋须人力安排，“凡涉人为皆时作伪”（18）。后来，颜钧以“制欲非体仁”，“体仁之妙即在放心”之旨，弘扬“大成仁道”，“耕心樵仁”，“救人心火，以除糜烂”（19）。罗汝芳发明师说，认为道在此身，身是赤子，良知良能，不学不虑，故而提倡“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拣择一条直截路径，安顿一处宽舒地步，共好朋友涵咏优游，忘年忘世”，“其齿虽近壮衰，而其真不减童稚”（20）。李贽则倡“童心”说，谓：“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不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21）汤显祖深受此一思想传统影响，尝曰：“盖予童子时，从明德夫子（罗汝芳）游。或穆然而咨嗟，或熏然而与信，或歌诗、或鼓琴，予天机泠如也。”（22）“天机”即童心。只是由于年齿渐长，“实以俗师之讲说，薄士之制义，一入其中，使人不见泠泠之适，不听纯纯之音”（23），童心受到压抑。他所引为自慰的是：“某少壮有伉壮不阿之气，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的消，然终不能消此真气。”（24）。惟其“真气尚存”，“天机”犹在，童心未泯，故而才会“平生只为认真”（25），追求“直道”，以“直心是道场”（26）。他在为人上提倡“孝则真孝，忠则真忠，和则真和，清则真清”（27），而在文学艺术上则以尚真为原则，说：“古人书，上云‘长相思’，下云‘加餐饭’，足矣。”“古人秉烛夜游，是真实话。”（28）认为把夫情实感不假造作地表达出来，“极畅其意之所欲至”，文章即可“有传于世”（29）。公安派文人主张为文作诗须“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30），“惟有真人，而后有真言。真者，识地经高，才情既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31）汤显祖与其实同一旨趣，都深受泰州学派，尤其是罗汝芳“赤子之心”说、李贽“童心”说的影响。 二 晚明学者文士多兼融儒、释、道，以至“三教合一”论成为其时学术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潮。 所谓“三教合一”，并非简单地将三教长处凑集一处，而是从超越三教的根本源头来重新评估三教。譬如，林兆恩说：“窃以人之一心，至理咸具。欲为儒则儒，欲为道则道，欲为释则释，在我而已，而非有外也。……天地与我虽有小大之异矣，而我之本体则太虚也，天地之本体亦太虚也，其有小大之异乎？惟其不可得而异也。”（32）认为只要参照己心之本体（亦即默契了“天地之本体”），对三教的任何一教都可以融会贯通。智旭在《灵峰宗论》中提出：“大道之在人心，古今惟此一理，非佛祖圣贤所得私也。统乎至异，汇乎至同，非儒、释、道所能局也。克实论之，道非世间、非出世间，而以道入真则名出世，以道入俗则名世间。真与俗皆迹也，迹不离道，而执迹以言道则道隐。”“道无一，安得执一以为道？道无三，安得分三教以求道？”认为儒、释、道三者皆以治世或给予世间以福佑为目的，其价值功能一致，而只是达到目的的途径有所不同，故其谓：“三教深浅未暇辨也，而仁民爱物之心则同。”“充恻隐之心，仁不可胜用。儒以之保民，道以之不疵疠于物，释以之度尽众生。”“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 汤显祖的交游圈子中多有鼓倡“三教合一”论者。他的老师罗汝芳，“师事颜钧，谈理学；师事胡清虚，谈烧炼、采取、飞仙；师事僧玄觉，谈因果、单传直指。”（33）如此而已糅合三教的结果，是使其“假圣贤心性之言，倡见性成佛之教。谓吾学直捷，不假修为。于是，以传注为支离，以经书为糟粕，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34）汤显祖的朋友屠隆认为三教虽有在世、出世之别，却犹如人必须吃饭饮水穿衣一样，都不可或缺。他说：“今夫儒者，在世之法也；释、道者，出世之法也。儒者用实而至其妙处本虚，释、道者，出世之法也。儒者用实而至其妙处本虚，释、道用虚而至其妙处本实。……故三教并立，不可废也。”（35）被显祖敬若导师的真可和尚（36），“不以释迦压孔、老，不以内典废经史，于佛法中不以宗压教，不以贤首废天台”（37），也是位“三教合一”论的力倡者。他认为“经世能以出世为宗，谓之豪杰而圣贤；出世能以经世为用，谓之圣贤而豪杰。若然者，方内方外犹波与水耳。”（38），明言：“短佛而长孔、老，短孔、老而长佛者，皆道听途说，非三氏的骨儿孙也。”（39） 生活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的汤显祖，自然深受“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他深入释、老堂奥，撰写过《阴符经解》、《蜀大藏经序》、《五灯会元序》、《祩宏先生戒杀文序》等论著，体现出较为全面、深刻的宗教理论修养。在《蜀大藏经序》中，汤显祖不仅阐述了“法”、“空”、“形”、“识”、“一”、“多”、“性”、“尘”、“竟证”、“等观”、“报身”、“六道”、“恶趣”、“身器”等佛教哲学概念，而且还比较儒、释、道，对释氏作出高度评价，说：“象帝摽玄窃之观，似已涉其空实；素王开贯一之宗，亦未消其能所。道则纵而荒·，儒则句而·宇。”儒、道皆有其蔽，而唯有释门《大藏经》，“乃迦叶尊者文殊大智，闵昧筌文，纽玄撰极。苍品佇其润色，眷属皈其檀度。所以极接根蒙，圆明窃幻者。”还声称自己“虽转迹于风埃，实韬怀于月相。流慈善友，非今日矣”，早已经是虔诚的佛教徒了。（40） 汤显祖是位伟大的剧作家。他的名著《玉茗堂四梦》，虽有不少毁僧谤道之语，但也存留着极明显的佛、老二氏印迹。如《南柯记》即充斥佛家说教，堪称一部形象化的佛学教科书；《邯郸记》则涉及了许多道教问题，既展示了道教丹鼎派的烧炼术，又宣扬了道教所追求的得道成真的理想。而这两个剧本乃是汤氏发愤之作，最为其注重。两作之成，他如释重负，以为“绮语都尽”（41）。因此，我们可以说汤显祖以艺术形式表述了当时盛行的“三教合一”思潮。 当然，尽管受“三教合一”思潮影响而浸染释、道二教，汤显祖仍不失为承受着儒学传统的文士。他曾试图使儒、释、道和平共处，但实际上，三者并未能相安无事，这就使其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必然要同佛教、道教发生矛盾。尤其是与佛教的冲突，在汤氏思想中表露得最为显明。譬如，佛教主张无生、无我、无住，提倡“破我执之谬，立无我之理”。而汤显祖却发扬王艮“安身立本”论，力倡其“贵生”说。他明确断言：“天地孰为贵？乾坤只此生。海波终日敲，谁悉贵生情！”（42）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说：“大人之学起于知生。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不知吾生与天下之生可贵，故仁孝之心尽死，虽有其生，正与亡等。”（43）可见，汤氏是以儒学立场对待生命，其见正与佛教相反。又如，佛、道二教均主张灭情绝欲，受之影响，宋明理学家亦将情欲、“天理”对置，鼓吹所谓“存理去欲”说。而汤显祖却坚信“人生而有情”（44），以“情”为人世间的动力，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憺荡人意，欢呼歌舞，悲壮哀歌，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45）故其在文学艺术上主张以情统志，要求文艺作品能表达情，并打动人们的感情，使“瞽者欲玩，聋者欲听，哑者欲叹，跛者欲起”，从而产生“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的社会效果。（46）在社会思想上，他则将“有情之天下”与“有法之天下”相对立，指斥“今天下，大致灭才情而尊吏治”（47），并透过其杰出的艺术创作来表达式其对“有情之天下”的强烈呼唤（如《牡丹亭》即是如此）。这不仅与佛、道二教有别，而且也同宋明理学正相反对。这使汤显祖的思想及其艺术创作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意愿，与中国早期启蒙文化精神相契合。 汤显祖不仅在思想上既受“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又同佛、道二教大异其趣，而且在个人生活方面，也是既同释、老二氏人物有广泛交游，甚至还很热衷于一些宗教实践活动，但又始终不放弃现实的世俗生活。比较言之，汤氏更为热衷的，乃是世俗生活，如其诗曰：“青楼明烛夜欢残，醉吐青衫倚画栏。赖是美人能爱惜，双双红袖障轻寒。”（48）其实，显祖所谓“半学侬歌小梵天，宜伶相伴酒中眠”（49），即学佛、参禅、悟道而又不绝情欲，这乃是其时“三教合一”思潮影响下士阶层中流行的时尚。不独汤氏如此，公安派文士不多是这样生活的吗？ 三 晚明，国势日颓，党争甚烈，“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50）。当时，与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朋党集团有别，而又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发生重大影响，并赢得广大民众支持和声援的，则无疑是“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51）的东林党人。他们因“王学炽行，洎于隆、万，至倡导为三教合一之说，猖狂恣肆，无所忌惮”（52），遂“远宗孔圣，不参二氏；近契元公，恪遵洛闽”（53），揭橥朱学徽帜，掀起由王返朱的学术思潮。他们又有感于“士习日下，奔竞成风”（54），“风尚日下，仕路秽浊；贪官污吏，布满郡邑”（55），“上下否隔，体统颓弛”（56），因而在揭露现实政治的昏暗，痛斥腐败吏治的同时，更大力倡导道德重振运动，试图以儒学救衰世。在被奉为“儒者之宗”的顾宪成、高攀龙的率导之下，东林人士躬正自责，严守程朱学训，“专以道义相切磨”，“伦必敦，言必信，行必敬，忿必惩，欲必窒，善必迁，过必改，谊必正，道必明，不欲必勿施，不得必反求”，以期至乎“圣贤之域”（57），并进而希望整个社会“家家良善，人人良善”（58），风俗淳厚，天下大治。 汤显祖并非东林人士，但同他们有广泛交往，与东林党的中坚人士更情深意笃。邹元标、李三才、魏元贞、姜士昌、叶向高、顾允成、赵南星、丁元荐、郭正域等皆是其挚友，顾宪成、高攀龙也与其关系密切。汤显祖十分尊重他们的人品，对东林党人遭受的政治迫害深表同情。如其盛赞邹元标是厉节行、知天机、显仁藏用之人，认为他的作做所为“均天下国家蹈白刃、辞爵禄之事，而未尝不出乎道中庸之意”（59）。又如，李三才劾奏太监陈增的帮凶程守训贪赃数十万两的罪行，使程守训及其同伙被递解京师认罪伏法。汤显祖称颂三才此举道：“智残貂虎，猛禽伏戎。五方估客，恃其川陆之安；一时使者，奉为社稷之役。”（60）又在《读漕抚小草序》中对李三才阻抑矿税的德政赞曰：“漕抚关中李公道甫初以东南海警，开府淮阳。海波澄谧，而税使乃始称诏横乱。徐、沛、吴、扬之间，皆公履也。其为夷戮甚大，非迅斗所支。公能以笔墨口舌动主上，黠者喑以死，次者屈服受事。此朝廷之喉咮，而天下之要脊处也。五方四裂之民在焉，莫不倚公为命，歌谣万里，此亦足以控厄乘流，发决英雄之气矣。”（61）而当万历三十八年（1610），李三才被劾，顾宪成贻书执政辅臣叶向高、李丕扬，为之申辩时，汤显祖致函宪成，表达其对李、顾等东林人士的关切之情。宪成复书答曰：“不谓时局纷嚣至此，吾辈入深入密自是快事。独弟血性未除，又于千古是非丛中添个话柄，岂非大痴？幸老兄一言判此公案！”（62） 作为泰州学派传人的汤显祖，自然不会认同东林党人由王返朱的学术倾向，但这并不妨碍其与东林人士的交流。如他曾同高攀龙讨论“无欲主静”说，其言曰： 无欲主静，谈学所宗。千古乾坤，销之者欲。有能一日，仁寿在斯，第概观斯人，有欲于世者未必能动，无欲于世者未必能静，就中消息，讵可详言。至于世局纷呶，正坐人生有欲。世弃已久，世寄为谁？或笑或歌，总未敢为翰音之报耳。（63） 又在《顾泾凡小辨轩记》中谈论其对“复”、“辨”关系问题的看法，说：“凡天下从大而视小不精，从小而视大不尽，此夫以识为大小者也。居明不可以见暗，在暗可以见明，此夫以境为辨塞者也。惟道，显诸仁，藏诸用。其藏也复，其显也辨。物无非用，用无非仁。逝而反，广而微。非心之所为也，道也有然。”（64）看来，在交往中，汤显祖与东林人士还是有一定的共同学术话题的。 当然，在学术思想上，汤显祖与东林人士睚有其分野。东林人士认为：“圣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乃始幽显毕彻，吾道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流地。非独研究之勤，昭晰之密，盖其精神气力真足以柱石两间，掩映千古，所谓豪杰而圣贤也。”（65）甚至认为：“论造诣，颜、孟犹有歉焉；论血脉，朱子依然孔子也。”（66）故而宣称：“学孔子而不宗程、朱，是望海若失司南也。”（67）与之相对照，他们对王学予以不遗余力地批驳，说：“阳明先生开发有余，收敛不足。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辞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然而此窍一凿，混沌遂亡。往往凭虚见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业。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高之放诞而不经，卑之顽钝而无耻。仁人君子又相顾裴回，喟然太息，以为倡始者殆亦不能无遗虑焉，而追惜之。”（68）更对“非名教之所能羁络”（69）的泰州王学痛加指斥。而汤显祖却宗奉阳明，深受王学影响，对传承泰州王学者如罗汝芳、李贽更是十分敬服，屡称：“吾师明德先生，时提仁孝之绪，可以动天”（70），以之为“仁孝动天”的义士。以文学艺术创作的方式存留、阐扬泰州王学传统的汤显祖，具有显明的平民儒学特色。这自然与以君子儒自命而尊奉朱学的东林诸子要有所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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