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论衍
徐梵澄 按:经徐梵澄先生著作整理者的同意,本站将陆续整理徐先生部分文字上网,并于适当的时候推出徐先生网上纪念文集,以志纪念。 超人哲学,弥漫且耸动了全世界于本世纪初期,是尼采所创立的,早已为我国所熟知。日耳曼民族的气质和心灵,原本在世界上是颇特出的。其“有良知的勤劳,对理念之忠实,在工作上诚实而刻苦的精神”,皆可算那民族的美德,如室利阿罗频多所论到的。至若其产生了俾士麦,是否那民族的不幸,或犹有待商榷之余地。大致自“七年战争”(一七五六——一七六三)后,普鲁士方始有普遍的民族自觉和自信心。这以后,经过法国大革命,尤其是工业革命,为环境所逼,不得不争生存,图霸强。试看同时代的波兰,三次被瓜分,(一七七二,一七九三,一七九五),便是弱者的命运。——这几乎是欧洲文明的讽刺剧。一九三九年德国纳粹九月一日侵入波兰,同月十七日苏俄红军又向波兰发动攻击,仿佛波兰是世界的元恶大 ,非同加剿灭不可似的。所谓“济弱扶倾”,“帮助弱者”这些惯听的话,皆成了讥嘲。——若论俾士麦,不失其为政治家和野心家,然不算怎样一颗巨星,只是梅特涅一流人物罢了。其光耀比不上拿破仑。然就各民族之历史的整个动向而言,正当在普鲁士有这么一个人物来补此一空缺。竟可说,若不生拿破仑于前,必不生俾士麦于后。若就其本人论,在其去世(一八九八)前不久也有过这样的话:“若不是为了我的缘故呢,两次战争未必作了。流了许多血,杀了许多人,但我已向上帝算清过帐了。”(大意)究其实仍是一赤心人物,非如后下的希特勒(Hitler)。这“铁血宰相”是否为领导一时代的民族英雄,抑是被时代的种种力量所牵引的傀儡,历史上的议论也说不完,论不定。 在尼采同时代实有史论家兼政论家,如特莱支克。一八七四年当柏林大学教授,帮助政府,反对波兰,反对社会主义,反对罗马公教。一八七八年又鼓吹排击犹太人,后来主张扩充殖民地,赞成俾士麦的商业政策。真可算一傀儡学者了。亦有所著述,为十九世纪德国史,第四卷,止于一八四七。还有论文集四册行世。就文章说是梁任公那样的人物,于舆论的影响极大。是否可说与尼采为一道同风呢?显然不是。尼采从来未尝主张排击犹太人。其学说之被御用学者之误用,如室利阿罗频多所云,使尼采而犹在,其痛恨当为何如! 如实,德之“纳粹”党人,取出尼采为其哲学导师,恰是取错了人。真正可为其理论家,而辩护其一切暴行者,却出于意大利,即马基亚维里(Machiavelli,一四六九——一五二七)。但马基亚维里是意大利人,不是德国人,所以虽实用其术,而不能用其名,并且否认是他的学说。其论统治之术极精(见所撰The Prince-书)。以谓公众舆论可以制造,宗教信仰可以利用,统治者的目的为光荣,不是道德上的完善。武力应当着重,战争不时当作。诸如此类的学理,专是为强者而说。——其实不异“教猱升木”,世界上的统治者,多是出之自然,不待此教;大致真待此教然后为君为主,已是不济了。因此马基亚维里常被目为不道德的思想家,大冷嘲者。然亦被称为有智识和学术上的诚实。——那么,与尼采之“权力意志”之说不谋而合。然而,稍有鉴赏眼光的人,取此两家学说比较,看是何如?必会感觉其有天渊之别了。 这分殊,一是出于灵感,一是出于思维。无论尼采自己是否对自己所得的内中的声音之了解为正确不误,其出自灵感是毫无疑问了。一是无意,一是有用意,尼采不是自己在政治上失意,企图著书而谋得权位,如马基亚维里之所为。即一是为哲学而哲学,一是为政治而哲学之分别。一是为广大群众而说,一是谋歆动当权者而说。以学术根基论,以文采形式论,以著述丰富论,马基亚维里于尼采望尘莫及。 如是,略可说为理想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之差别,但尼采亦不是不顾现实,架空而言其理想的,只说“一足当踏在地球以外”,他仍没有完全“养空而游”。他反反复复说过土地之重要性,这当然是依超上义而说。究竟两家皆说当重“权力”,虽目的迥异,在这一点上却是相同。若我们稍将此一义广推,权力,有操之者在发施,有受之者为被动,这显然已成其对待了。 超心思之学,为印度近代精神哲学大师室利阿罗频多所创,他是深通尼采而早加以评骘的。他说:“有时他(尼采)也超脱,脱出了他个人的气性和心思,脱出了欧洲的环境和传统,止息了对基督教理念的反对,停止了反当时道德价值的战争,于是说出了如他所听到的‘语言’,如他所见到的‘真理’,则皆是纯净,光明,无个人性,因此也皆是无 无瑕,不可磨灭。”——这“脱出”了的躯壳,倘若是一躯壳,这“止息”了的战争,如实只是“排斥”,恰恰是我们至少在现代所异常宝重的。室利阿罗频多,所着意的是他的灵感面,在人类中卓出“超人”,为进化的见证,与其亦得自灵感和证验之“超心思”同符。但我们在东方,所着意的是在他的斗争面,我们尊重尼采之为真理的斗士,甚于为灵感的先知。是一纯真的诗人和哲学家,不惮说出其所见到的真理,而出之以极丰富的文彩。即如“权力”一说,若我们弃去其误解误用这一切琐屑不论,在学理上细究其说之本来,实是启露了人性的真实的一面。“权力的意志”,无论在强者弱者,皆是生存上的一事实,无由否认。 在学说上,多是这么一种现象,凡一说或一原则,或数说或少数原则之主体既立,则其余诸说,如铁屑之于磁石,皆以此为极归。其他非在此磁场之范围内者,皆可置而不议。其在此磁场内而与此磁力相违者,必被拒斥而抛开。在“权力意志”说成立时,——因为它表出了人生真实一面,是生命发扬的一重要因素,——则持此以衡量传统价值,尤其是伦理价值,随处皆可见其乖谬了。于是不得不有一切价值之重新估计。以“真”与“伪”对言,姑以耶稣本人所代表之“真理”为说,这是宗教问题了,欧洲自罗马混一而基督教定于一尊之后,经过八次十字军东征,逶迤而经过中世纪,其间所留下的“血染火焚的深沟”,(室利阿罗频多语)何限!近世经过文艺复兴和启明期,文明总算进步了,稍一看各宗教团体之所为,与耶稣本人所说之真理相较,其相差多远!——而尼采从来未尝反对耶稣。——宗教人士于违背真理者,多是隐忍又隐忍,退步又退步,一至于真理之全部汩没。这大概非独于基督教为然,于一切宗教皆莫不然。于是已有定论,宗教果不足以领导社会,由史实证明。因为宗教多以“真”为外表,倘其内中为“伪”,则形态愈因比较而彰明,也更使人憎恶。十九世纪欧洲尚非如今日两大战争后之欧洲,然在各处已可见其虚伪了。政治上的“神圣同盟”开始便不神圣,此后如各国间之攻守同盟等等条约,无一不若真若伪,或旋真旋伪,或始真终伪,或始终一伪。对外国的政策如此,其于国内的政策可知。外交既无道德可言,则无以树信义,召法守,其人民自然无由执正义,巍然有卓立于天地间之心,——其实皆是国小民稠,争其鼠牙雀角,——这时只好鼓之以“爱国主义”,国家至上,则通常一切伦理价值又只好退避又退避。于是政治亦无事乎“真”。不得已而思其次,求于商业上犹有所谓商业道德,以货易货,“货真价实”;及至生产不足,分配不良,贸易亏损,通货膨涨,召致某时某国的整个经济崩溃,更无“货真价实”之说可言,生民自然增其痛苦。再思其次,而一依此诸因素为转移者,为教育,学校应当是真理——如科学真理等——的绿房了,这是民族之最后一坚固堡垒,可以依存,使生人犹可自知自觉其为“人”者;然所培成之材,多是虚伪化了,因为不能不为此虚伪社会所转移。少数出而领导社会的人物,虽犹未失其本真,然欧西教育本身,其制度往往也商业化了,甚至虚伪化了。尼采在三十六岁便已退出大学教授的位置,其时巴塞尔(Basel)大学的名誉很高,还出了著名的学者,(如Burckhardt,治文艺复兴时代思想史,甚有名),称病,主因是厌恶那大学氛围,仿佛其中多伪而与其气性不合。 至最近代,当然,两番浩劫而后,欧洲整个的情况不同了。在战争中,犹可见高尚人性之发扬,各处时有可歌可泣的事迹,但直到这世纪的末叶,整个多只可说是“牵补过时,架漏度日”。无论在物质上在精神上处处皆正修葺牵补。物质上已有进步了,已增加人体之安适,但精神上的痛苦亦复增深。人生外表的华饰,应当代表文明,然这华饰之下,应当没有野蛮,这自不待说;主要是这美丽的外衣下没有隐痛,更不用说这美丽的光辉,是出自内中苦痛的燃烧上。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今兹又是有一颇美丽的外观了,但这表层不好揭开,内中仍处处可见矛盾,冲突,疾病,残酷,黑暗,诸如此类不可乐观的情形;或者“自古已然,如今为烈”罢了。比如得有暗疾的人,有一时期“目如秋水”,而其实病菌正侵入其血管,攻击其体肤。在尼采当时,欧西之病态尚未如今时之明显,然抽象说,他已主张将其已经破敝而充满虮虱的织锦外衣,一加焚弃,诚如所谓凤凰的新生,使新生壮健的雏凤,出现在焚去老凤的灰烬上,——一律弃去,再生一类雄强的超人。 在东方,很少外表的华饰,社会上的疾苦多露在表面,或者比较少隐痛。但衰老颓败的民族,倘如老凤,也当死去而后新生。当然,显明的苦痛比暗中的苦痛好,希腊神话赫那克列斯(Heracles),却是披了有毒的衣衫而后死去的,那是最雄强的力士。然而,倘处处满目疮痍,是乞丐,流亡,残疾,悲伤,无告的人民,则虽非隐痛,想来去地狱的情形也不甚远了。——这时又是一律弃去?那如何可能? 倘若新生一类雄强的“超人”,于表于里,并皆健康,既无隐痛,亦无显苦,这不树为目前人类理想,则什么更当是理想呢?然尼采是个人主义者,持论是必有健全的个人,然后可合为健全的集体。室利阿罗频多是精神哲学大师,“超心思”的转化仍是自少数的个人始,大众呢,只合任其为大众了。“超人”似乎不止是阿 匹亚运动会的得金奖牌者,以体力胜,超出了凡人;也似乎不止是当代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以智识胜,有贡献于人类。似乎不止于体力智力之超上,而有在于精神成就之卓越。室利阿罗频多标举“超心思”,以“真理知觉性”为说,又较通常在此一法或彼一术的“成就者”(Siddha)为高超。“成就者”事实上是今之魔术士,在印度是贻害不浅。世间诚亦时有“异人”,表现出人所不能的奇迹,如“制气”,如“辟谷”等,但皆不足数,至多表出人体有此潜能性罢了。“超人”概念犹较朦胧,“超心思”比较实际,因为这是由人亲自实证和契悟的事,不徒然是理论,亦复有修为之方,可循而臻至,成为“超心思”人物。然无论怎样,只是个人之超心思化了。其为一类雄强的超人,又不待言;倘若“超心思”而无力量,不能施于事物或转移事物,与寻常心思有何分别呢?必有其权能或权力且为雄强。而且,如其所说,权力即是上帝的一面,或一体。 室利阿罗频多之论“超人道”,已够明白了。如分别“天魔”与“天神”的事功等。所谓“取起在人中一切为真元者,将其提升到绝对限度,使之可化为一光明,喜乐,权力的原素,为了自己也为了他人,这便是神圣性。这,也应当是超人道的指归。”——又“超人道究竟是什么呢,除是在人中一切为真元者之某种神圣与和谐底绝对者?……”室利阿罗频多自己证会“超心思”,证会“精神”,“真理”……,那么,在其视景下,于尼采只注意到其为“纯净,光明,无个人性,因此也皆是无 无瑕,不可磨灭”者。又其论及无私我,建立神圣人生等,则似乎不仅为“超人道”一名词所可涵盖,只可取材于我国庄子之初篇,《逍遥游》,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而或可称之曰“神人道”。究竟“超人道”一名词,被人在尼采所说之义下了解,与室利阿罗频多所揭举之神圣之道不同。我们所尊重者亦不同。——因为学术各有其本来面目。精神学理所重在会通,而这以前,必各明其本旨,即它原来是什么样。其后乃可或损或益,或加发挥。 如是,稍将理路分别清楚了,姑立下如此一区分,我们乃较容易探究尼采的一切思想,不仅是超人论;则了解其个人气性欧洲环境等,处处皆灵。究其心理学上的出发点,是由于知道人生之无可奈何。千百年的传统道德观念,宗教理想等,已觉是涂抹了人性之真姿,造成了文化的伪态,要稍离开时空的限制,——真所谓“人类六千尺之彼面”,——将时代回到希腊往古,将立足点移到亚洲,再将欧洲这一近两千年的文化当作整体看,然后所见乃能明确。托辞于苏鲁支,亚洲的一拜火教主,究竟仍是未脱出日耳曼族的一传统“浪漫精神”,尼采偶尔提到亚洲人物之弘庞博厚,然并未怎样深透东方的一切。进化是已到当代的情况了,由其所见,似乎希腊文明乃在历史上为必不可无;此后,除了在天文上的少数发现而外,其余的文化建置,皆很少有其历史的必需或逻辑上的必要。无其必需则为赘物,赘而不害,犹未必不可存,然多少建置已年久月深,对人生有害而无利了,那么,对之当正当态度可想。实际现代的重要发明发现,皆在二十世纪,在尼采当时尚不及见。客观论之,十八、九世纪皆是重要的过渡期,算是渐渐脱出了中世纪的朦瞳。然许多事物早应被淘汰了。 中国有一欧化期,也许今兹仍未完全脱出,或者将来人类一同携手更向伟大的文明迈往,则亦无所谓东西与欧西之分。在此期中,知道欧洲本土的这一日耳曼人的学说,竟是有绝大的重要性。许多概念在我们的知觉性中原来没有,而在欧洲已有此哲人说其原本皆可没有,隐约指出其在弃斥之列,则我们亦不必加以吸收或采纳。亦又可见到其加以弃斥之艰难,在尼采是若干概念皆所当在人类知觉性中抹去的,那么,亦非但是欧西人的导师,亦可以是我们东方人的导师了。——而又有使我们惊心骇目者,是权力强者如何,权力弱者如何,其道德其思想怎样相异。在普通权力观点看,我们仍然是弱者,事实既已时时强迫我们,理论又分明如此教示我们,则我们诚有当如何儆觉者在。历史上的证例不必说了,大致先宜将衰弱性的种子,从知觉性的田原中灭绝。这样先使忧愁痛苦的根苗无从生起,然后可以渐渐脱除奴役,发奋图强。穷古今,彻中外,无论何种高远的理想国,乐园,光明世界,终归不是弱者所能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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