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世界 作者：佚名
--------------------------------------------------------------------------------Gay &Lesbian World
第一集
“我从小到大，我看报纸，听人谈或者是看电影，觉得人么，总是要结婚的，都是跟异性结婚。我刚开始听同性恋，觉得比较新鲜。我觉得我对同性恋的看法和接受是有一个过程的。”
我不知道你对同性恋的看法是否与这位北京市人民代表相似。
男人与男人相爱，女人与女人相爱的事情，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很多人觉得不能接受。同性相爱虽然自古以来就有记录，但往往被视为一种弊端，受到压制和排斥。多数同性恋者因此也就把自己的感情和欲望隐蔽起来。台湾作家白先勇的小说【孽子】一开头便有这样的描绘：
“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政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
近年来，不少国家的同性恋者却开始主动地站出来公开他们的身份，并组织在一起争取社会的承认和尊重。许多国家也都出现了象伦敦的一年一度的同性恋自豪日的游行。去年，十多万人参加了伦敦的活动。
在游行行列中，我看到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的旗帜。走在下面的人说，爱是一个基本的人权，所以国际特赦要参加这个大游行。
同性恋究竟是天生的，还是后来的社会影响决定的呢？在不同的文化里，同性恋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有多大不同呢？同性恋在中国历史上有什么记载？我带着这些问题走访了持各种观点的学者，社会活动家以及政治界和宗教界的人士。
在“同性恋世界”的第一集里，我们先来看看同性恋到底有多普遍，并且推敲一下同性恋究竟是社会环境造成的，还是一种先天的生理状态。
彼得德鲁克尔是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研究与教育中心的负责人之一。他曾对不同文化中的同性恋做过研究，他说：
“在所有这些不同的文化里，男人与男人之间，女人与女人之间都存在着难以想象的，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关系--就是说性的关系。”
五十年代初，两名人类学家--伏特和必驰曾经考察了七十六个不同的文化，发现在其中四十九个里面都不仅存在同性恋的性行为，而且有时还得到社会的鼓励。德鲁克尔说：
“在有的文化当中，每一个男童在一定的时期都被指望要和一位年岁大一些的男人作性伙伴。新几内亚有的地方就存在这种状况。另外，在某些狩猎的文化中，出去打猎的男人之间会有性的关系。当然，还有古代的希腊和罗马。那时社会地位较高的男人往往都有个地位比较低的男人作他的性伴侣。”
对于同性恋在当今各国里流行的程度，过去几十年中不同的学者做过不少调查，得出的数字不大统一。比较著名的英国学者埃利斯在三十年代认定，同性恋者占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二到五。而在四十年代对人类性行为作了大量调查研究的美国学者金西则断定，完全或基本上只有同性性行为的人的比例在百分之十四左右。至于在生活某一时期，往往是青春期曾有同性性经历的人，金西的报告中则说占人口的一半以上。英国兰开夏大学生物伦理学讲师舒克棱克博士说：
“事实上，没有人知道（准确的数字）。这完全要看你给同性恋做什么样的定义。如果只有一生中从来不和异性发生性关系的人才算同性恋，那可能只有百分之一或二。但是如果把大部分时候搞同性关系，但也曾经有过异性接触的人也算进去，数字可能会高的多，也许是百分之四。说到底，非要把大部分人都说成要么是同性恋，要么是异性恋，那是很荒谬的。很多人是两者兼有。”
同性之间的性关系并非仅限人类。动物世界也可以看到同性之间相当频繁的性活动。美国蒙大拿州卡罗学院的心理学教授铂金斯不久前发表的一篇论文说，她发现绵羊当中百分之十的公羊只对别的公羊有兴趣，犹他州的一些研究人员则发现，一种海鸥当中百分之五的雌性海鸥组成的是同性家庭：她们外出和已有配偶的雄性交配后，便回窝，两只母鸟一起抚养后代。台湾一位同性恋活跃份子祁家威说，他在自己身边也做过一些调查：
“很多人都不知道，自然界也有同性之间的性行为。至于说动物是不是跟人一样去恋爱，我们不很清楚。我曾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去观察街头巷尾的狗，每次看到狗在交配的时候，别人都是视而不见的，都假装是很神圣。我都趴在地上去看。我发现狗的比例是百分之十五，就是公狗跟母狗的（交配）是百分之八十五，一百次有八十五次，公狗跟公狗也发生十五次。所以动物也是普遍的有同性性行为的事情。所以人类的同性恋不应该算是不自然，应该是很自然的事。”
那么，同性恋的感情和欲望是怎样产生的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的郑日昌教授说，中国心理学界的多数人认为，环境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引起同性恋的因素比较复杂，有的是纯属于生理问题。比如遗传基因，染色体，或其他方面，或者他的性腺，是和别人有所不同。当然还有的是属于后天；这种完全是心理上的，或者社会的因素导致的。”
这也是纽约的心理分析医生索卡里蒂思坚信的观念：
“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同性恋的根源。它完全是心理原因，是幼年时期的心灵创伤造成的，是没有能摆脱母亲，从母亲身影分离出去的结果。我们觉得，必须告诉同性恋患者，他的问题大概是个对抗性的性别认同问题。这也就是说，到了三岁的时候，他没有能做出自己应有的男性性别认同。我们最新的发现就是，同性恋者在生活的早年没有能够经历一些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而他在同性的性伙伴身上寻找的，就是他所失去的男性气质。至于女同性恋者，问题也是相类似的。”
然而，自从同性恋这个词在十九世纪欧洲提出来的时候开始，就有研究者认为他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形成的。前几年美国生理学家西蒙--列维曾经轰动一时，因为他说，在解剖并对比了死去的异性恋男子和同性恋男子的大脑之后他发现，同性恋者的大脑里有一个部分比异性恋者的小了三倍：
“我……在验尸的时候弄到了死去的同性恋男人和异性恋男人的脑子，然后检查了里面叫做下垂脑的那个部分。脑子的这部分所起的作用就是产生一些基本的欲望，譬如饥饿或者口渴，还有性的欲望。结果在下垂脑里面控制性行为的那个部位，我发现了一个神经细胞组织。这个细胞组织在异性恋的男人当中比在同性恋男人当中大的多。我们不能完全肯定这就是决定一个人性取向的部分，甚至也不知他是怎么产生的，不过我觉得它大概是出生以前就形成的。”
1995年，另一个美国生物学家地安-黑莫从人的基因学入手，说他发现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的基因有差别。他在电话上向我介绍了他的发现：
“我们发现的就是，在X染色体上有一个基因影响到男性的性取向。这就是说，受到同性吸引的男同性恋者染色体的这个部位有一种形式，而异性恋的男子则有另一种形式。我们进行研究过程中，对一些既有同性恋也有异性恋儿子的家庭作了调查，检查了他们的DNA，（即脱氧核糖核酸），寻找遗传方面的信息。结果我们发现，同性恋的那些兄弟有一种DNA标记，而异性恋的兄弟则是另一种DNA标记。其实，确切一点说，我们找到的还不是个基因，而只是指向基因在染色体哪个部位的那么一个标记。这就好比稻草堆里找一颗针。现在我们只是找到了稻草堆在什么地方，针还没有找到。”
问：那么他怎样起到这个作用呢？
“细节我们现在还不清楚。我们只是知道他能影响到一个男人最终是被女人吸引，还是被其他男人吸引。”
问：那么你认为这个因素起的作用更大，还是后天环境的影响更大呢？
“我觉得这会因人而异。总起来说大概各占一半吧。”
尽管地安-黑默和前面听到的那位研究下垂脑的列维都提出，他们并不认为先天因素完全决定一个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但是不少同性恋者自己以及支持他们平等权利的其他人觉得，这是一个颇有吸引力的理论。因为这样的话，一个人的性取向就和他的皮肤颜色一样，是天生的，因而社会没有理由歧视他。
英国兰开夏大学生物伦理学讲师舒克棱克博士却就这种理论的隐患发表过一系列的论文。他说：
“对于同性恋起因的研究已经进行了100多年。问题是，至少在过去，这种研究的结果曾被用来迫害同性恋的人，从而摧残了本来明明很健康的人的一生。比方医生们采用过厌恶疗法，电疗，激素疗法，性器官切除，脑部手术等等。以中国为例，现在就有医院仍然在使用药剂，针灸，和电疗以便把同性恋的人变成异性恋的人。然而，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精神病学会都已经断定，同性恋不是心理的疾病。这就是说，在当今世界上有很多人根本没有病，却在受到'治疗'。”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看了同性恋到底有多普遍，以及有关人的性取向是怎样形成的不同理论。在下期同性恋世界节目里，我们将看看一些不同文化和宗教，以及在不同年代，人们对同性恋的看法和给予它的待遇。我们最后请北京外语大学教授吴青谈她个人对于同性恋看法的转变过程：
“我刚开始听同性恋，我觉得比较新鲜。八二到八三年，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有一次，我们学校专门请了同性恋来谈。有四对同性恋。他们的经历都不太一样。有一个女的，本来她结过婚，她受到丈夫打。这种虐待以后使得她觉得对男人有一种恐惧感和腻味感，然后她就跟一个女性组织了一个家庭，而且觉得很幸福。另外，我看到一些科技报纸上讲，有些人就是对异性没有任何兴趣，而对同性就能接受。而且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明同性恋是正常行为。我看，如果同性的人在一起比较高兴，不妨碍别人，在社会上不引起任何骚乱，我觉得这是他自己的事情。”
不知你觉得她言之有理呢，还是觉得这样的观点太放纵，抑或会嫌它过于保守呢？
第二集
“这，勾起我对远方，阿娜可多丽亚的怀念。她走路的姿容，她神采的面颊。我宁愿见到她，而不看吕底亚人的奔腾战车和戎装勇士。”
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写过许多表达她对其他女性爱慕乃至热恋的诗句。她当时生活在地中海的勒斯波斯岛上，今天英语和其他一些欧洲语言中，就把女同性恋者称为Lesbian，也就是勒斯波斯人。
在BBC【同性恋世界】系列的第二集里，我们要看看古今一些不同文化当中同性恋的存在，和几个主要宗教对它的态度。我们也要看看同性恋者作为社会上与他人不同的一部分人这样的一种观念是怎么样产生的。但是我们这次基本上要避开中国和东亚国家的情形，因为那是下期节目准备专门探讨的。
西方，特别是文化界的人谈到历史上的同性恋，往往首先会提到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上次节目里我采访的学者曾介绍过希腊罗马上层社会男人通常会有同性伙伴的情况。
不过三千年前荷马史诗中的希腊勇士，或者两千年前的罗马贵族，是否有一部分人和别人不同，称为同性恋者呢？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专门研究后期罗马社会的学者林理祺告诫，这样理解是错误的：
“我们都知道在古代希腊和罗马，很多男人跟别的男人好，但这不是说他们是同性相爱；因为虽然他们在一些时候做男人跟男人的事情，在另外的时间他们还是会跟女人好。我们可以说古罗马男人的性生活是多方面性的，我看现代同性恋这个观念不是他们能容易明白的。”
林理祺认为，古希腊古罗马人的这种多元化的性生活和他们的宗教观念不无关联-他们信的都是多神的宗教：
“罗马人信很多不同的神。虽然一些人可能会特别尊敬某一个神，但他们不会对其他的神表示不尊敬。同样比方一个罗马男人，虽然自己可能特别喜欢别的男人，也不会完全避开女人。”
作为西方文化另一个主要根源的古老地中海文化尤太人的文化信奉的则是一神论的宗教。他对人的性行为要求也可说是专一的，要求把它限于结婚的夫妻之间。而且尤太的经书里有些段落似乎很明确地禁止了同性恋的行为。例如【圣经旧约】的【利未记】第18章23段告诫男人：
“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
【申命记】第23章17段则说：
“以色列的女子中不可有妓女，以色列的男人中不可有娈童。娼妓所得的钱，或者娈童所得的价，你不可带入耶和华你上帝的殿堂还愿，因为这两样都是耶和华你上帝所憎恶的。”
基督教问世之后，耶稣基督的使徒对同性恋行为的斥责，至今是许多教徒把同性行为视为罪孽的根据。举例来说，【圣经新约】罗马书第一章第26段说：
“因此上帝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到这种妄为当得的报应。”
近年中，一些教会内外的人士却提出，圣经里有些关键词汇在翻译时曾被歪曲，以便顺应后来才出现的排斥同性性关系的思想。他们有人提到的一个例子是，第一世纪本来意思是神殿娼妓的单词被错误地和同性恋划了等号。
欧美以及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教会，如今都有主张教会欢迎同性恋者的组织。他们当中有人也提到，圣经里许多涉及生活习惯，譬如饮食方面的戒律，早已被人们放弃。台湾服务同性恋教友的同光教会牧师杨雅慧告诉我，当时教会的戒律不是凭空而出的，需要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
“当然这是在【利维记】里面，它有提到很明显的律法，就是你不可以跟男人发生关系。可是事实上，它跟同性其实没有关系。在新约的时代，保罗也会对这样一个同性性行为做一个批判，主要也是因为那里有神庙；而且在格林多的神庙里至少有一千人的男娼女妓。”
杨雅慧牧师说，她认为在现在的社会里教会也需要有所反思：
“在圣经当中，它并没有真正把同性恋的生活呈现出来。可是不可否认，它是反对同性性行为，所以自然它就不可能真正地接受同性恋者。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呈现出立刻一个异性恋者的价值观。我并不认为它就是所谓的一个'上帝的旨意'。所以我觉得，现代的基督徒应该重新了解同性恋者的生活，重新去反省这真的是不是上帝的旨意。”
我们转过来看另一个宗教-伊斯兰教对同性恋的态度。根据国际特赦组织1997年发表的一项报告，目前同性恋在多数穆斯林国家都是非法的，其中在伊朗、沙特阿拉伯、也门、阿富汗和苏丹等国甚至可因此给人判处死刑。对于这种作法，伦敦摄政王公园清真寺的阿訇沙汗-伊布拉希木教长解释说：
“伊斯兰教和其他天启的宗教一样，具有自己的道德规范。它的目的，是造福所有的人。上帝在伊斯兰教义里告诉我们，如果哪个人违背了教义，我们首先得教育他改正。但是如果他不接受，那就只能惩罚他。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象一个人得了癌症，怎么办？必须切除有癌症的器官，以便保全身体的其他部位。"
那么【古兰经】里面具体地有些什么说法呢？主张同性恋平等权利的人士希瓦难达汗说：
“【古兰经】里的确说，同性恋的行为是不好的。但古兰经本身并没有说应当具体怎样惩罚。惩罚条例出现在记述莫哈莫德言行的【哈底斯】圣训里面。这部圣训里说明，参与了同性性活动的人应当用石头击毙。不过，我认为需要把宗教法庭上的判决同穆斯林社会的实际态度区分开来。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人们一般都对同性活动相当宽容，只要不让人看见，而且照样结婚生孩子就行。”
与基督教文化或伊斯兰教文化相比，印度传统的宗教和文化对人们性行为的鞭策监督成分较少，有人把它称为是一个对性持积极态度的文化。
“在迦摩经里面，就有关于同性恋，其中包括女同性恋的详尽记述，甚至很具体地说明了同性恋者做爱时可以采用什么样的不同的姿势来得到更大的满足。”
印度记者拉喜米--希格尔这里讲到【迦摩经】(KAMASUTRA)。在她看来，这部书见证了当时印度与西方，包括与后来十八和十九世纪来到印度的英国殖民统治者的非常不同的，非常开放的观念：
“这部书花去很大篇幅介绍这些，足以证明当时的人遵守的是不同的道德规范。而且后来一直到十六七世纪的印度诗歌和文学作品里，都有把同性之间爱情描绘为至高无上的许多篇章。”
至此，我们在这期节目里粗略地看了看古代西方，以及伊斯兰文化和印度文化对同性恋的看法。可是谈的主要是行为而非同性恋的意识。那么同性恋作为一个明确的群体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英国的历史教授杰福里-魏克斯说：
“十七世纪以后，多数西方国家就出现了一个我们现在会称作男同性恋亚文化的圈子。在英国，他们当时的中心是一些所谓的'茉莉俱乐部'。那时候有很多男搬女装，甚至还有假结婚的事。可是直到十九世纪末，同性恋和异性恋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如果查阅当年的警察记录，可以看到在镇压这些"茉莉俱乐部"过程中被抓起来的人大部分都是结了婚的人。就拿十九世纪末期在英国以致整个西方最有名的同性恋者王尔德举例，他当时不仅结了婚，而且也有孩子。总之，象我们现在这样把同性恋视作为独特的一类人，这只是最近才出现的事物。”
台湾学者赵彦宁告诉我，杰福里-魏克斯教授这里提到的茉莉俱乐部的年代，恰好也是中国明清年代所谓'阴人'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不过，研究同性恋自我意识如何形成的是赵彦宁博士认为，阴人的概念的存在，实际上意味一种近乎今天所说的同性恋者的独特的身份认同也已经存在：
“阴人就是阴阳的阴。这个阴人的意思，有一点类似我们今天所讲的男同性恋者。那就是说，他一生当中的情感和性的追求，永远都是跟男人在一起。他所追求的对方，是在社会制约的异性恋体制之下，可能会娶太太的这样的所谓很正常的男人。所以呢，对方就好象是阳，而因此他就只好是阴，这个名字就很有意思。因为它所透出来的讯息，其实就是这些人有特殊的身份认同。”
对于东亚，特别是中国同性恋的历史和现状，这次节目一开头已经说过，在第三期节目里将做更多的探讨。
前面魏克斯教授谈到的欧洲十七世纪虽然有同性恋感情和欲望的人已经聚到一起，但同性恋者却并没有形成一个与别人分开的单独的人群。魏克斯认为，只是工业化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形成了以个人而不是以传统家庭为基础社会结构之后，这种情况才能出现：
“只是在人们开始把个人看作是社会的最基本组成单位之后，每一个个人的特征才真的变得重要起来。社会也就在这时候开始觉得有必要把每个人归类，确定他是这个类型的人，还是那个类型的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要研究这个人为什么和那个人不一样。如果在一个社会里一般的人都要结婚，生孩子，那么在工业化社会带来的社会动荡，社会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竞争这种概念产生之后，那些不这样作的人就要被看作是和别人不一样的人了。而社会给他戴上这样的标签，他自己也就开始把自己同社会其他成员划分开来了。这时候他们也就逐渐开始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生活方式。在很多方面，这种生活方式与他们所处文化的所谓正常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期【同性恋世界】节目里，我们看了一些不同文化和宗教对同性恋的态度，以及同性恋者作为社会上独特的一部分人这种情形的产生。
下期节目我们将把眼光转向东亚，特别是中国。最后，请你听听主张同性恋解放，并曾著书介绍中国同性恋，或者用他自己更激进的话语称为'中国同志'的香港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周华山如何看中国与西方同性爱同志们的不同处境：
“西方国家历史背景发展最主要的其中一个，就是尤太基督教。尤太基督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憾就是变得非常地反对同性爱。后来，基督教变成西方的国教，也是西方的西教。所以，整个社会同志所受到的压迫非常非常严重。当一个人受到那么严重的压迫时，你需要一个更加强烈的方式跑出来，说：我是同性恋者，我是正常的人，你们干吗要压迫我？你需要用这样的策略。不过，我觉得在华人的社会不一定要走同性恋酒吧，同性恋银行，同性恋的书店这条路。我不觉得这适合华人社会的发展的路线。”
第三集
香港乐队【达明一派】有不少歌词都带有同性恋的内涵。这首【每日一禁果】比较含蓄，唱那些不老老实实跟旁人一样吃苹果，而偏想吃芒果，香蕉之类的人受到开导调教的困境。在【同性恋世界】的第三期节目我们看东方，主要是华人社会当今和历史上的同性恋。我们从香港谈起。
音乐/酒吧现场
主持人问：你是生出来就是同性爱，还是认为是后来通过你的经历变的这样一个取向呢？
香港青年答：我看我十份心说是天生如此的。
问：那么你为此感到高兴？难过？还是....
答：之前曾有一番挣扎，可是现在呢，就觉得比较透彻一点了，不觉得说应该特别高兴或者特别悲伤，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刚刚那位在香港市中心一个同性恋酒吧里和我交谈的青年人阿文谈到他最初发觉自己是同性恋者时内心的挣扎，以及后来如何变的能够的接收自己的态度，同我结识的其他一些香港年轻人的经历非常相似。
至于他们周围的香港社会如今是否高兴容纳同性恋者，却不一定。卢健雄在香港从事出版事业，他发行了一些同性恋者自己写的文学作品。他认为香港同性恋者的生活空间，是都市生活环境提供的：
“我觉得倒不是容纳的问题，是不过问的问题等于香港人口很密，很密的环境以下把我们训练到尊重个人应该有一些小空间，那一般如果没有特殊原因，我们都不会插进去人家的那个空间里边，要不然你这样生存起来就很困难了。”
十分一会是香港的同性恋组织。它的发起人之一陈卓章在电话里告诉我，在英国殖民者到来之前，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同性恋并没有被法律明文禁止。
“这个法律跟英国政府一起到香港来的，那么它们是延用十九世纪维多利亚年代的法律，就是说，两个男性之间的性行为，就成为了鸡奸，就成为不合法。”
十分一会的宗旨是争取同性恋者法律平等和社会接纳，并为同性恋者提供自己的活动空间。14年前它在香港成立时，同性恋仍然是非法的。但是陈卓章说，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各种因素导致香港政府提议考虑变法：
“八零年代开始的时候，发生了一连串丑闻，比如说，有警察自杀啦，在政府里面有一些高层的人士也发现有这个同性爱行为啦，所以在一九八三年香港政府就提出，该不该去修改一下这个法律，因为这个法律源于十九世纪，就可能跟今天的生活、今天的文化不太泯合。在1988年，政府又第二次提出来，可是当时也是被立法局推翻了，直到一九九一年被通过。”
台湾近代的历史背景当然和香港不同。在那里我把采访的重点放在女同性恋一边。赵彦宁博士为我回顾了国民党一党统治时期发生的让她哭笑不得的事情：
“如果说我们看比较早期，甚至到七零年代八零年代，然后我们在报刊杂志上面我们看到什么样，如果女同性恋它怎么说呢，这叫“双珠畸恋”（？）。我倒是记得台湾，在这个在白色恐怖时期，到八零年代初期噢，当时我们就要反共么，我们有所谓的反共文宣。当时的大众媒体的报导，你倒是是可以看到很有趣的东西，譬如说呵，女同性恋者，她们被抓起来，被抓起来的原因是什么呢，说她们是匪谍。她被抓起来的原因，不是因为是奇风异俗，不是因为说扮装不正确，或者是因为违反善良风俗，而理由呢，会是说违反国家安全。”
台湾近几年情况变化比较大。这次出访，我在台北坐计程车的时候，有一次赶上在官办的警察电台上听到社会活动人士倪家珍参加热线电话节目。她当时劝一位来电话的家长，对于孩子向她说明自己是同性恋者，不应生气或难过，反而应当高兴地接受现实，并且说，孩子下决心把这么贴心的事告诉你，也是难得的。我在台北女书店采访了倪家珍。她告诉我，眼下台湾至少有八九家电台每星期都有固定的同性恋者的节目。不过她并不认为这表明台湾社会已经广泛接受同性恋：
“以台湾这几年来讲，因为其实言论自由的发展进步的很快，所以各式各样的议题想要讨论的话，随着这些电台的节目的开放，特别是这种CALL-IN的节目，就是说大家谈一谈以后你可以打电话进去表示意见。那以同性恋的节目来说的话，我想大部分打电话进去的，目前比较在一个互相勾通和了解的阶段。”
我在女书店看到各种文学和理论的书籍，也看到几种女同性恋的刊物。对此,倪家珍介绍说：
“同性恋的刊物，跟同性恋的团体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关系。通常都是先有了同性恋团体以后，为了维系同性恋团体内部团员之间联系，或者凝聚所谓的'identity'。那大家都会出版一些刊物。我知道的第一个同性恋刊物是《我们之间》，它是一个女同性恋的团体，成立的是在一九九零年。其实女同性恋的刊物呈现的很活泼也很多种，台湾的发展其实从《我们之间》，然后到之后，象譬如运动性非常强烈的<爱报>。另外的话，像一个学生团体叫做Lamda，就是台大的女同性恋社团，她们也出了一本书，那书名就是【我们是女同性恋】。”
台湾另外一个比较新的同性恋刊物是96年9月创刊的<同志之光>月刊。这是在台湾影响比较大的基督教长老教会里面出来组织<同光同志教会>的人办的。我向她们的杨雅惠牧师询问了当今长老会对同性恋的态度。她认为：
“在长老会里面，其实支持跟反对的声音几乎可以说是各占一半。可是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这些人其实几乎都是没有接触过。所以很多人她其实也是不予置评。其实那些反对声音，我们很可以理解。只要你让他亲自接触到同志，其实改变就很大。所以事实上我还是抱着满乐观的态度。”
不论社会接受程度如何，或者同性恋者的自我感觉怎样，同性恋在台湾的曝光程度可说比较高。那么在中国大陆情形如何呢？就同性恋进行了广泛研究并主张同性恋受到社会接受的北京现代管理学院的万延海介绍说，虽然没有流行像台湾那样各种各样的刊物，近年中国还是出过不少这方面的书籍。他首先提到社会学家李银河几年前撰写的【他们的世界】和不久前出版的【同性恋亚文化】：
“有一些就是说中文写同性恋的一些书，比如说象李银河的《他们的世界》，还有象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还有一本书叫【同性爱】，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是青岛的一个叫张北川的教授写的。那么这样的一些书呢，它一般的来讲，它的发行量比较有限，读者面不会特别广。在读者里面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的一些书呢，我想还是一些文学作品，比如象林白啦，陈染啦，.还有其他的一些女作家，包括也有一些男作家在写涉及到私生活层面的东西的时候，对同性恋这样的一种现象还是能够包容在里面的，还是不排斥的。”
万延海这里没有提到的一本书是中国性学家潘光旦1942翻译出版的英国人霭理士的性心理学。十年前北京三联书店曾再版这本书，书中也包括了潘光旦本人著写的<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他摘录了许多古书中的片段，以证当时同性关系的存在。他引证史记和汉书，说前汉几乎每一个皇帝都有‘个把’同性恋对象,或至少同性恋倾向嫌疑。他并列出了从高帝惠帝直到成帝哀帝的同性对象的名字。
潘光旦书中也摘录了<战国策.魏策>里面龙阳君的故事：
“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得十馀鱼而涕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如是何不相告也？对曰，臣无敢不安也.....”
这个故事讲了魏王和龙阳君一起钓鱼，龙阳见到魏王每钓上一条大鱼后的欣喜之后流下眼泪。魏王问他原因时他说，这让他想到自己的命运，因为同鱼一样，四海之内也有很多美人。虽然他现在博得魏王的欢喜，将来出现新的美人，怎么办?不就把他取代了吗？故事讲到，魏王当即下令，不准下面任何人向他提美人的事。
前面采访的万延海先生提到1994年出版的<同性爱>这本书。作者张北川医生写作这部600多页的著作用了十多年时间，其间曾参阅了大量资料。我在电话上请他再举一两个历史上的例子。
“中国在记述历史的时候，常常向前推到黄帝时代。中国讲同性恋，常常就说这个娈童始于黄帝。这是也是古籍上记载的了，就是说黄帝那个时候就有。那么作为商周这都早于春秋啦，龙阳这个时候。商周当时就有民谣，说美男破老，意思就是说，一个男子找一个漂亮的男子对身体有伤害。明末清初，中国就有关于同性爱的小说问世：专门的小说，叫做【便儿差】。这部小说呢是世界上，我们说，世界上第一部专写这个同性爱主题的小说。”
中国历史上和现代的法律上对同性恋怎么看呢？
“中国在这方面和欧美完全不一样的。中国自历史到现在，我专门写过同性爱与性法律，在我那本书里边写过这一章，中国就没有过这种法律。中国在宋朝的中晚期，曾经出过法律是打击男妓的，但是它没有专门制裁同性爱者。可是对这个现象呢，主流道德观，那中国的主流道德观，都是提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它考虑是一个生育文化。所以主流道德观它考虑生育文化这个前提下呢，在底层的官员处理这个现象的时候，差异非常大。个别情况下，象清朝，也有因为这个事情犯了事给处死的。”
这期【同性恋世界】我们粗略看了一下中港台社会里同性恋的状况以及一些历史背景。下期我们要把目光转向欧美国家里同性恋地位在过去20多年中的巨大变化。最后，我们来听听两位侨居荷兰的中国同性恋者对那里状况的描述：
(酒吧内)甲：“我觉得在这边吧，就是同性恋生活和异性恋生活是一样的，就是基本上就是说你没有感觉你是就是好象和别人不一样。而且你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象我们周围所有的人吧，包括我们的邻居啊、同学啊、朋友啊，什么的，都知道我们的关系，不管他们是同性恋或异性恋。而包括就是说我朋友的父母，也是很承认我们的关系的，对我也很好，也把我当他们家里的人。所以说我自己就是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一个人在这。从生活方面说，我觉得没有和别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话，这种情况就比较困难。”
(酒吧内)乙：“另外吧，还有一点在国外，在荷兰尤其这样的国家里，同性恋实际上是一个你的个人问题，并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就是说跟别人没有关系，就是你的性取向取决于你自己，因为不牵扯到别人，你也并不伤害别人，别人也觉得你不会伤害他们，而且就是说的去这些同性恋酒吧什么的时候，也有很多不是同性恋的人......”
第四集
音乐：“I am what I Am .....”
八十年代音乐剧【假凤虚凰】Le Cage aux Folles 风靡纽约，伦敦，柏林等欧美都市舞台。剧中两个同性恋主人公之一在这首歌中唱到：我就是这样，不须你赞美，也不须你怜悯。如果我的形象不合你的胃口，你难道就不能换个角度看人生？他还唱到，如果不能为自己有点自豪感，生活还有什么意义？
虽然在前面三期节目中我们已经谈过东方和西方历史上同性恋的存在，以及一些文化对同性恋或多或少的接受。但在近代有人如此自豪地在大庭广众面前高唱自己是同性恋，三十年前恐怕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在这个系列的这第四期节目中，我们要探讨的题目就是这段时间里，同性恋者自我认识的变化和他们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努力。自然我们也就要听听几位置身于这个运动的人的声音。
这些变化的导火线，可以追述到1969年6月。那天晚上在纽约某些同性恋者光顾的“石墙酒吧”Stonewall 门外发生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当时在场，后来卷入到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里面的JimForrat 回忆说：
“历史从来都选不对地方的。谁都不会想到这么有历史意义的事情会发生在这样一个地方。那天我是路过，正巧就在我拐弯时来了一辆警车，停在这个我从来不会去光顾的酒吧外面。那地方确实烂透了，又是毒品，又是未成年的孩子。不一会，一群男扮女装的人围了一圈，开始向警察扔钢币。还有两个很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警察给其中一个带上了手铐，把她推到警车里。她却很不服气，在里面把车摇晃来摇晃去。因为警车门没锁好，结果让她又跳了出来。就在这一刹那间，突然天翻地覆，街上人都火了，警察反应又过了头。就这样，历史就全变了模样。”
对于“石墙事件”的意义，70年代初便投身于英国同性恋政治活动的PeterTatchell说：
“我觉得石墙事件是一个心理上的转折点。他本身是个比较小的事件，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但是在政治上和感情上他对同性恋群体是带有象征意义的。因为同性恋者们表明他们不再任人摆布，而要求受到尊重。同性恋者在'石墙'酒吧外面进行的自卫反击，当时是破天荒的事情，它在全球范围产生了影响。同性恋解放运动当时在纽约兴起，随后传到美国其他城市，又传到欧洲，澳大利亚，以及许多许多其他国家。”
彼得．泰杰尔在当时也投身于激进的学生运动。他认为同性恋的运动当时是更广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掀起的时候，正是西方国家发生巨大社会动荡的年代。传统的社会秩序正在受到许多被排斥的群体的挑战。多年被剥夺了平等权利的妇女正在组织自己的运动，要求妇女解放。许多受到种族主义迫害的黑人开始为自己利益而斗争，要求种族平等。另外在别的国家，例如越南，人们则开展了民族解放运动，争取独立自主。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同性恋解放运动是争取正义，争取平等的社会运动的一部分。”
激进的同性恋者最初展开他们的运动时男女都在一起，不过后来女同性恋者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的政治活动。当时曾投身在里面，后来去中国湖南教过书学过中文的律师竺芳英回忆说：
“男女同性恋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这些男同性恋他们还是大男子汉，他们也压迫女同性恋。所以女同性恋就自己组织自己，就自己决定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女同性恋生了孩子的问题，那时候男同性恋不管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觉得这不是他们的问题。”
无论在70年代还是九十年代，对于同性恋改变社会态度，改变自己待遇的努力，并非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和同情。斯帝芬．格林作为英国保守党家庭运动的发言人说：“这里有一种很腐朽，对有关的个人来说是很堕落的生活方式。而且它在越来越腐蚀社会。我们决不能说人家私下在自己家里想做什么都可以。碰到乱伦我们不会这么说，碰到同性恋也不应该这么说。如果认为大家都是社会的成员，那么社会的一个成员腐蚀了，整个社会就会被腐蚀。”
格林认为，接受同性恋有碍社会稳定和将来的发展：
“争取同性恋权利的人要求让他们受到公开接受，并且接受他们的价值观，那我认为这是和稳定社会的需要背道而驰的。因为稳定的社会要考虑未来，做父母的要为孩子的将来做积累和投资。而同性恋生活方式追求的仅仅是享乐，是消费，而在今天的西方国家这种追求不仅限于同性恋者。它已经蔓延到了社会每个角落。”
不赞成接受同性恋的人也并非限于在各种政治社会问题上都持保守立场的人。在不少发展中国家，都有人把同性恋视作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带去的腐朽的东西。譬如曾经多年展开斗争，反对白人少数统治的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近年中就一直反对社会容纳同性恋。他最近在一次集会上采用了颇为尖锐的语言斥责同性恋：“如果猪和狗都能认准了对象，要是人还不如猪的话，那他们还能算人吗？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天应该认准正确的道路。...同性恋者，让他们在美国，欧洲和其他地方去恋，在这里我们这里我可要让他们日子不好过!”(掌声，欢呼声)
穆加贝认定同性恋有碍社会安定和进步，然而在同津巴布韦毗邻的南非，情况却不一样。同样曾为反对种族压迫进行多年斗争的图图主教说，恐惧排斥同性恋的思想才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在曼德拉总统上台后的新的南非宪法中明确规定不能因为人的性取向而对他进行歧视。竺芳英律师为此感到振奋：
“在宪法里保证了同性恋权利的第一个国家是南非，不是美国、不是英国、不是欧洲，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他们在南非，他们受了压迫，就了解少数人群的问题，南非的宪法可以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在有些发展中国家，主张同性恋权利的人甚至尽可能表明，同性恋并非什么西方才有的东西。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研究与教育中心的彼得．德鲁克尔说：
“假如你拿一些拉丁美洲国家为例，譬如墨西哥，那里在同性恋解放浪潮兴起之后，甚至要坚决回避英语说同性恋的单词Gay。因为这是从美国来的，所以他们根本不想碰。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形成了自己的组织，自己的团体。不过他们用的都是自己语言里的词汇。”
在中国和其他地方的华人圈子里，我也见到过不少人不大喜欢同性恋这个从外文翻译过去的单词。香港大学讲师周华山是【北京同志故事】等涉及中国同性恋的书籍的作者。他觉得同性恋这个词贬义的成分太大。他说：“我觉得在整个社会上已经非常严重地把同性爱丑化，你一看见一个同性恋者，只关心问的问题就是，你是玩前面还是后面的，你是怎么性交的，好象你只是性的动物，你纯粹什么地方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特别需要把同性爱的爱的部分强调，所以也是一个原因为什么我们在香港通常就是讲同志或者是讲同性爱。”
周华山觉得，使用'同志'这个词更有特殊意义：
“正好同志这个词在中文里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词。国父孙中山先生有个名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所以我觉得同志这个词非常好，第一它有同性爱的同，然后就有大同社会、志同道合，我觉得他也有中国：）在过去四五十年里头，强调大家都是同志，就是革命的成分，我觉得拿用这个字过来，放在同性爱的社群里头的意思也是非常好的，就是说也是一种革命。”
过去二十多年中，争取同性恋权利的人的一个重要主张，是同性恋者应该公开自己是这种人的事实。现在仍然积极投身同性恋政治活动的彼得．泰吉尔解释了提出这种主张的原因：“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一个核心思想，就是强调每一个个人出来公开自己同性恋这种身份的重要性。出来见证同性恋者处处都有的事实。我们感到，如果所有男女同性恋者都能开诚布公地谈论自己的性取向，那么周围的异性恋社会一方面会感到惊讶，但同时也会被迫承认我们是整个社会当中的一部分。事实也的确证明，如果一个人自己认识一位同性恋者的话，他同情支持同性恋人权的可能性就会大的多。最害怕同性恋，仇恨同性恋的人往往是那些一个同性恋者都不认识的人。”
对于泰吉尔的这种主张在其他社会，象华人社会中是否也是可取的，即便在赞成同性恋平等权的人中观点也并不统一。香港的周华山觉得这个问题比较棘手：
“我觉得在现在一个以家庭婚姻为本的一个社会来说，如果你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头，肯定是一个痛苦，如果你需要你希望是跟你的朋友，同性的朋友结婚或者是结合，住在一起的话，很公然地做的话，肯定会带来很大的痛苦，这个我没有很简单的解决的方法，当然我希望做的是希望带来整个社会的理解跟宽容。”
目前正在美国作研究的北京现代管理学院的万延海却似乎比较接受前面听到的泰吉尔的观点：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批人站出来，那么我相信说要来获得异性恋的所谓的大众社会的人的认同，比较困难。因为人们认同什么呢？人们认同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一个看不见的东西人们通常把它理解是魔鬼啊!那么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我想有那么一批人站出来，无论这些人是优秀的，还是说不是很优秀的，甚至于是有问题的一些人，那我觉得，只要他是人，只要他能站出来，我觉得他总能去获得人们的理解。”
在这期节目中，我们看了看同性恋运动在将近30年前的崛起，介绍了参与这个运动的同性恋者自己的一些主张，也听到了反对接受同性恋者为社会平等成员的人的观点。下期节目，我们要把目光转向过去十多年中艾滋病对同性恋者的危害影响以及其他关系到同性恋者的健康问题。但到第六期也是最后一期<同性恋世界>节目，我们还要回过头来，看看这些年同性恋者社会处境的变化和未来的趋势。
拿英国本身来讲，同性恋的地位无疑有了很大改善。不过在伦敦一个为同性恋者提供法律咨询的中心工作的律师竺芳英并不认为英国进入了什么莺歌燕舞的年代。我们以她的话结束这期节目。
“从我自己来说，我不觉得进步很多。因为我们现在谈的问题是谈我们同性恋的权利，我们是人，别人要的东西，我们也要。所以其他的人他们已经有这个权利，但是为什么我们男女同性恋没有这些权利？为什么我们还要斗争为了这些问题？我们是人。”
第五集
台湾的同性恋政治活跃人士齐家威在80年代初艾滋病刚刚出现时便积极投入了宣传预防艾滋病和保护患病者权利的活动。他说：
“艾滋病发病住院，并不是说一进去就得必死无疑。不是这样子的，他可以出院回家，再过个十几年都是可以的。”
这一期【同性恋世界】我们要谈的就是艾滋病对同性恋者的危害以及关系男女同性恋者健康的其他一些情况。对于祁家威来说，患者是同性恋者还是异性恋倒无关紧要。先听完他在台湾给我讲的这个故事：“那位老先生，他儿子不愿意接父亲回家。后来我去了以后，跟他父亲在那边聊天，握着他的手，还摸着他的脸，亲他的额头，一直在给他加油打气。我跟他说，回家生活上不会有什么危险，那个儿子一直在点头，然后马上去办出院手续。唉，我说奇怪，刚好护士跟我说医生叫你办出院手续，你一直不肯，那么为什么我跟你讲说你就肯呢？那个儿子跟我讲说：你看那医生怎么样!那个医生呵，带了两层的帽子，带了两层的口罩，两层的手套，穿着外科手术那雨衣呀，简直是好象我们讲那种面临生化大战，细菌大战那样子的全副武装。他在跟儿子讲说，日常生活中不会被传染，不用担心，那个儿子不会听的。他说我祁家威去跟他讲，你就完全没有带手套，完全没有戴口罩的，你抱着我爸爸又亲又搂又抱的，所以我想他相信。”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防治机构推算，从七十年代末艾滋病开始蔓延到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七百多万人患病，而感染了最终导致艾滋病的HIV病毒者则有三千万人以上。这个数字每年正在以百分之二十、三十的速度增高。
艾滋病基本上是通过人的性活动传染的。本来健康的人同已经感染者进行性交，包括肛交或者口交，只要交换体液，如血液，精液或是阴道分泌物，就都可能传染上。联合国的数字显示，在1996年世界上百分之七十到七十五的病例是男女之间传播的，百分之五到十是男同性恋活动传播的，另外也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则是通过使用别人用过的注射针头或者通过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林西．戴纳斯是奥大利亚防治艾滋病组织联合会的国际活动协调人。他在不少亚太国家进行过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工作。他向我谈到了不同亚太国家的不同传播状况：“这要看是哪个国家。而就许多国家来说，很难掌握有关传染途径性质的确切信息。举例来说，虽然在马来西亚我们可以相当明确地说发病者主要是注射药剂的人，但是这些当中很可能有一部分是提供性服务的人员，也可能有一些是同性恋者。至于泰国，传染途径则是各种人群差不多相当：男女之间或男男之间的性活动，注射针头或者母亲传给孩子，等等。”
前面说过，在世界范围而言，绝大多数艾滋病患者是通过男女之间性关系感染的。不过在欧美，艾滋病患者一半以上是同性恋的男人。
我们在上一期节目曾经采访过的彼得．泰吉尔七十年代初投身于争取同性恋权利的政治活动，而八十年代后把很大精力放在预防艾滋病宣传上，并就此出版过两本书。他认为这两件事是相符相承的事业：
“男女同性恋社会在世界范围，而非仅在英国或欧洲，面临两件最重要的事。其中之一，当然就是继续争取并捍卫我们同性恋者的人权，向歧视我们的法律以及伤害我们的各种社会偏见作斗争。另一件事，就是要面对威胁我们生命的艾滋病的蔓延。这种疾病是可以害死我们的。所以我们有重大责任去教育我们社群里的人，同时作为个人必须确保自己的性生活是安全的。以此保护自己，保护我们所爱的人。”
当艾滋病十几年前在欧美的传播引起重视时，患者当中很高比例是男同性恋者。为此，只看到现象而没有了解病因的不少人以为这仅仅是同性恋者才会得的病。这使同性恋人群内部人心惶惶，而其他人则以为事不关己，无须防范。中国青岛医学院的张北川大夫说，中国也曾有过这种态度。
“我们现在正在纠正前些年从西方传过来的一个观点，就是爱滋病是同性恋的疾病。那女性同性爱者，我们常常讲，她的性活动不伴有体液交换，所以女性同性爱者是爱滋和性病发病率最低的人群。”
虽然现在已经清楚艾滋病可以通过任何人之间的体液交换传播，而不是同性恋性者独有的疾病，但它的确在男同性恋者当中的传播是严重的问题。在中国也不例外。张北川医生告诉我：
“作为男性的问题呢，在中国爱滋已经在这个人群里边开始蔓延。今年五月份，我专门拜访了北京一个大医院的一位科主任。他们已经见了三十八例HIV感染者和爱滋病的病人，其中有百分之三十一是同性恋或双性恋者。在我们全国性病中心发布的正式报告里边，一九九四年和一九九三年相比，中国就是做为不同人群啦，性病年增长率最高的人群就是男性同性爱者，他们的年增长率一年以内呢，一年之间了，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六十三。"
张北川大夫告诉我，在他的医院以及他知道的中国许多其他医院，现在都很重视保护看病人隐私，不会向任何外人透露他们姓名。而且不追究匿名或用假名去看病的事情。
那么如果一个人感染了艾滋病或者HIV病毒，前景如何呢？目前，摧残人体免疫功能，也就是对各种疾病抵抗能力的艾滋病无法完全治好，也没有预防针可打。不过近年里医学家对于保持感染者能够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基本健康地过日子，取得了相当瞩目的进展。尽管目前享受这些医学研究成果花费仍然很高。为了了解具体有什么样的进展,我走访了照看艾滋病患者的伦敦安布罗斯．金中心的斯琴娜主任。她说：
“过去两年有一些不同方面的研究。首先，DavidHou在美国的研究大大增加了在我们对HIV病毒如何影响人类免疫系统的了解。我们现在知道，这种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从一开始就在快速繁衍复制，只是在感染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带原者自己可以有效地控制病毒的复制，而不发病。但是一旦生病之后，病毒便会开始损坏免疫系统。”
斯琴娜医生说，现在也有了检验血液中病毒准确数量的技术，并且发展了几种新的药物。而且研究发现，如果把两三种药物，甚至四种药物结合起来同时使用，几乎可使病人体内的HIV病毒完全消失。她说这样也就减少了病毒发生变异，产生新的难治疗的类型的可能性。我问斯琴娜医生这些新的药剂是什么。她说：
“我们当然注重的是结合使用的药物。这些是一些核苷同工异质体。他们的化学成份和最早用来对付HIV感染的AZT的成份差不多。还有就是新的蛋白酶抑制剂一类的药。但一般都要结合使用两三种甚至四种不同的药，让他们在病毒体的不同部位产生作用，以便阻止它繁衍。”
艾滋病病情的控制虽有进展，但这种即没有育苗也仍然没有办法根治的病自然是人们最关注的性传染疾病。对于它，只有注重预防是最好的办法。节目一开头台湾从事艾滋病教育的祁家威便讲到，一般接触根本不可能传染艾滋病。即便进行性活动，尽量减少性伙伴并且坚决避免体液交流，在可能有危险时一定使用安全套，也就是避孕套，这些都能大大提高安全系数。这也是所有从事这方面教育工作的人士不断呼吁的。这些措施也有助于防止染上其他不致命但仍然有碍健康的性病。而张北川医生说，同性恋者，特别是男同性恋者对其他性病也绝不容忽视：
“在我们全国性病中心发布的正式报告里边，一九九四年和一九九三年相比，中国，就是作为不同人群呢，性病年增长率最高的人群就是男性同性爱者。他们的年增长率一年以内，增加了百分之二百六十三。”
相比之下，女同性恋者健康问题却比社会上其他人都少。就此，伦敦的斯琴娜医生说，她本人的经验和实际的调查都显示，同性恋和异性恋女人面临的疾病威胁差不多。不过有些要注意的情况：
“同性恋妇女当中的确有人担心他们得乳腺癌的危险可能更大，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不生孩子的话会增加这种危险而没生过孩子的同性恋妇女的比例比其他妇女当然要高。另外担心的就是子宫颈癌的发病。在妇女当中以至在医学界都有一种观点，认为女同性恋患这种癌症危险较少，所以没有必要定期检查，不过我们自己的调查显示还是存在一些发病危险的。至于艾滋病，这在女同性恋这当中的确很少，有的话主要是注射药物而非性接触传染的。不过在经期或者身上有伤口时有性接触，也是可能有体液交流，造成感染的。至于其他性传染的疾病，如梅毒淋病都很少，不过瘊子和胞疹倒是都可能传染。”
有一种健康问题却是男女同性恋者可能共有的。这就是心理健康的问题。在青岛的张北川医生看来，这倒不是什么天生的问题，而是社会压力社会歧视造成的。因此真的解决这种问题，关键在于社会本身改变态度。这似乎同前面彼得．泰吉尔提到的同性恋者目前面临的挑战有相呼应的地方：他认为一个改变社会态度，一个是征服艾滋病。
在下期【同性恋世界】，也是这个六集系列的最后一期节目，我们将看看这些年同性恋者社会处境的变化和未来的趋势。这次节目的结束语就让张北川大夫谈谈他对同性恋心理问题的观点：
“我想主要是一个心理健康问题。这个确实是需要大帮助的，因为社会文化在这方面的科学知识，相对明显地落后。所以许多同性爱者在心理上不能很好地接纳自己，这种情况引起严重的心理冲突。和我联系的人群中，有大概十分之一的人，有过自杀经历。在和我通信过程中，我采取了一个有信必复的态度，每封信都认真通信，认真地写。即使是这个样交流知识，在和我联系的人中，最近三年仍然有人自杀身死。这种心理健康的情况，应该说做为无论是男性同性爱者还是女性同性爱者，普遍都是比较差的。我们希望共同来通过和整个的同性爱人群里边的有识之士一起，推动这方面的文明进步。那么当然前提倡导爱心，如果我们大家消除了歧视的话，我想他们的健康情况就会很快好转。”同性恋世界
第六集
英国文化大臣史密斯：“...I am delighted to send my best wishes for asuccessful pride festival.The New Labour government wants to build a newBritain free from discrimination .....”
1997年7月初，英国不久之前上台的工党政府的大臣克里撕．史米斯向聚集在伦敦一个公园庆祝同性恋自豪日的二十几万人宣读首相布来尔的致词。
史密斯：“...I want to assure you of my commitment to achieving such afree society.”
布来尔向欢庆者表示祝贺，并说，工党决心建立一个任何人都不受歧视的新的英国。过去几周，我们在【同性恋世界】节目中探讨了人的不同性取向的产生；看了看不同文化对同性恋的态度；并看了中国历史和当代华人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我们还谈了过去二、三十年中，欧美和其他国家同性恋者争取改变自己地位的政治运动，以及艾滋病和同性恋者当今面对的其他健康问题等等。在这个系列的这最后一期节目中，我们来看一下近年中同性恋处境的一些实际变化和生活中仍然面对的问题。
就英国本国而言，前面刚刚听到的史密斯本人是公开的同性恋者而照样被任命作政府大臣，在他宣读首相致词之后别人也分别宣读了保守党和自民党领袖对同性恋者的良好祝愿。这一切似乎显示英国社会已经广泛接受同性恋者为平等成员了。然而同性恋的政治活跃人士会指出仍存的种种不平等现象。最近一段他们注重的包括规定同性恋性行为要到18岁才合法，而不象异性恋者在16岁便准许的法律条款；不让同性恋者认养孩子的规定；军队不准许同性恋者参加；以及教会对同性恋者任职的限制等等。
同性恋者组成的家庭在英国也不受法律承认和保护。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则不同。我在阿姆斯特丹一家热闹的咖啡馆里采访的一个中国同性恋者和他的荷兰伙伴一起生活了好几年。他向我介绍了那里的情况：
“基本上享有同样的权力在这边，就是说你在这个税收方面啦，赋税方面啦，还有就是说的你的社会福利方面了，基本上跟那个结婚的夫妻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在荷兰是这样的，就是说的即使你跟一个人同居不结婚的话呢，就是说的属于异性恋啊，政府把你的对待，只要说你们有住在一起的同居合同，协议，那就象对待结婚的夫妻一样。就是说对这同性恋呐，当然法律不承认这一点，没有公开的婚礼。但是就是说呢你享受的权利呢基本上还是同样的。如果你要是跟你的男朋友分手以后，当然这财产是一人一半的问题，这都是一样的。但是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的，你一定要是跟你的男朋友住满三年以后呢，你跟他分手以后呢，你才可以继续取得荷兰的合法居留。”
同姓的婚姻在夏威夷州准备通过这方面的法律后在美国成了热门话题，而96年我在台湾时正赶上台北市长答应为一对同性恋者证婚，尽管后来倒是因病没去他们的婚礼。中国前两年出版的【同姓爱】一书的作者，青岛医学院的张北川大夫在电话上告诉我，在中国福建，这种婚姻的事也有：
“九一年的时候，中国在福建又有一对男子公开举行婚礼，是上百人呢，亲友前往祝贺。他那个地方就有这种民风。实际上在清朝的时候，这种民风就很盛。所以现在我们国内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说是比较纷乱哪。那么你说老百姓他自个非他这个样，那当局不给他登记就是的了。那在当时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很多报纸上都把它作为那种天方夜谭式的奇事加以报导。两个人都是农村的了，所以别人也没法干预，而且说是大宴宾客么。”
我向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外语大学教授吴青提到同姓婚姻的事情，问她看法如何。她说：
“我倒是现在不一定主张它就要这样，但是我觉得做为一个公民的生活的话呢，我觉得他有资格去选。因为比如说现在，有一些人就准备过单身生活，人们也评论得很多。所以为什么我在九三年我做过一个节目，就是说我认为单身人的生活方式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所以我就觉得不管他是单身还是同性的成立家庭，还是怎么样的话，我都觉得是个人的选择。”
当然如果社会提供条件，准许同性婚姻，有多少同性恋者会选择结婚这条路目前尚不得而知。在英国，虽然多数同性恋者是单身或两人一起生活，但也有一些组成了其他的生活模式。三五个人甚至八个人一起过日子的情况我都碰到过。在有的人看来，对同性恋放宽限制只会带来祸害。斯帝芬．格林是设在伦敦的保守党家庭运动的发言人：“不管什么地方，法律一旦放松了，滥交的现象就会增加。只要看看证据就清楚了。现在大部分同性恋的人一年都有二十个到六十个性伴侣，女同性恋也得有十个。旧金山的澡堂子里有的人一个晚上就能跟二十个人有接触。当然旧金山是个非常自由，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地方，不过这就恰恰证明，那种声称只要社会更接受同性恋，这些人就会定下来，找个伙伴过安定的日子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总之我是认为，社会越开放，越容忍同性恋的行为，这些人就会越肆无忌惮地去滥交。现在同性恋者还想不断延伸他们的权利。不过这是不可能被异性恋多数人接受的。他们追求权利，就跟他们不断追求最理想的十全十美的伴侣一样，根本都是不可能得到的东西。”
不少争取同性恋权益的人士无疑会对斯帝芬．格林的数字做反驳，认为他的这种论点是无稽之谈，是所谓“恐同症”，也就是恐惧同性恋的症状。然而像我在前面节目中曾经访问过的在六、七十年代提出同性恋解放口号的人有的却恰恰把他们的运动看作是对他们所处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挑战。就生活方式和家庭观念而言，他们明确表示就是要建立新的模式，因此对保守人士来说，理所应当警觉。在台湾清华大学教书的赵彦宁博士对这种观点作了这样的总结：“因为它事实上就是颠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这个物品关系所限制的这种人际关系。所以有一些西方的社会学家，尤其是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的经济学家或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他们就认为说，同性恋这个行为，或者同性恋这个身分认同，它超越了异性恋的身份认同；它有个特别的意义，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颠覆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所界定下来的国跟国间的界线，它就变得很有意思。”
到了80年代90年代，随着西方和其他地方同性恋群体的出现和壮大，经济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势力，就是围绕者同性恋口味和需求的所谓“粉红经济”。为了开发这个市场，一些大公司像航空公司，啤酒公司或者音响公司都不仅制作有针对同性恋的广告，而且还出钱赞助同性恋自豪日的活动。不过赵彦宁倒是注重强调，这个“粉红经济”或者说“粉红市场”的主要服务对象，是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较好的男同性恋者：
“它同时也在推销其他的产品，譬如说象旅游，旅游的特定点，旅游的路线。譬如说去泰国啦，很多的台湾的男同性恋者很喜欢去泰国玩。我相信，就是据我所知，就是在美国的时候我也知道，很多的年纪比较大的男同性恋者，他特别喜欢去东南亚，然后呢，他从事性行为。这个问题当然是非常有趣了。这个牵涉到说这个第一世界跟第三世界的权力关系啦。我觉得事实上还有其他的消费可能。男同性恋事实上在今天的社会，在今天这个国际全球的经济社会，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呵，它事实上已经变成一种商品。怎么讲呢？如果你去东京后你去洛杉矶，你去雪梨（悉尼)，你去这个伦敦，然后你去波士顿你去纽约，然后去台湾台北呵，你看到这个男同性恋酒吧或他们出入的地方，他们所放的东西，还有甚至整个这个酒吧噢，它所陈设的方式几乎都是很相似的。”
面对过去的理想主义蜕变成一种物质追求，当年置身于美国同性恋解放运动，现在在阿姆斯特丹国际研究与教育中心的负责人彼得．德鲁克尔有何感受呢？
“我认为六、七十年代男女同性恋解放运动当初的理想中，有很多非常宝贵的东西。这些都是值得维持的。我也觉得，第三世界的人让我们看到同性恋者可以组织起来，参加更广泛的社会运动。就拿南非为例，推翻种族隔离的斗争也伴随了男女同性恋团体的蓬勃发展。在尼加拉瓜，同性恋者也是作为尼加拉瓜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最早公开出现的。与此同时，现在在西方，尤其是像荷兰这样稳定的，并非经历重大社会动荡的国家里，我们也看到同性恋者的确可以被纳入社会主流。所以我倒不觉得这里有什么必然的规律，而取决于同性恋者肯不肯主动出来改造他们的处境。”
如果说被纳入社会主流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不同国家的国情对同性恋者选择的途径有多大的影响呢？曾经编纂<北京同志故事>等书的香港大学讲师周华山认为，不同社会对同性恋的不同态度理所当然地对同性恋者本身选择的道路会有影响：
“因为我觉得，其实同志解放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我不觉得一定要走这种以个人为本或者说一个人的身分为本，然后用一个很商品化的一种方式，搞很多中产的，美国就是走的这条路。当然我觉得走的算满不错，虽然也不是很理想。在现在也有美国同性恋给人打，也有'gaybashing'这回事。”
周华山特别提到，尽管在西方国家许多同性恋者都主张，向家人和社会公开自己同性恋身份是得到社会承认和尊重的必由之路，他并不一定认为在东方一定要走同样的道路。到这里，过去六周的【同性恋世界】节目就临近尾声了。我们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看了这个世界的历史和今天。这里涉及到的内容难得说有什么定论。倒是欢迎各种观点的听众来信阐述自己的见解。我也会整理出一些与节目相关的资料，提供给索取的人。最后，我们就分别听听刚才香港大学的周华山以及现在在美国的北京现代管理学院的万延海两人对同性恋者公开自己身份的利与弊的的不同观点：
“对中国人来说，同性爱这回事不论是行为上或者是意识上，不鼓励，不会鼓励你也会不赞成你，不过也不会特别的反对。只要你不会太公开，只要你不挑战整个婚姻、家族的制度，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象传统男人的特权就是嫖妓一样，我去嫖妓，基本上可以，只要我不嫖到我的家里头来就行。所以我看我在香港很多同志的朋友，我觉得比较成功的，就是他跟他家人保持一个非常和谐的关系。其实我觉得他已经站出来，已经公开身份。他不是走西方那一条路。我觉得，如果他走西方那条路，整个关系会非常非常恐怖，非常悲惨的。怎么说呢，西方这条路就是，他有一天他回去跟他妈妈说，妈妈其实我是同性恋者。这样肯定在香港的父母绝大部分，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受不了的。”
“我是比较主张同性恋的事情在中国能够被广泛的讨论，被积极地讨论。我也比较鼓励有更多的同性恋的人能够去站出来，能够去告诉别人。那不仅仅说在心理上面去接受自己，而且敢于在社会交往的环境当中去坦率自己。我觉得这非常重要。那么包括有一部分人，有更多的人在家庭里面，在谈话中，都能够去表达出这样的一种存在，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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