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患者需互助
“友誼之友”是由北京友誼醫院心理門診的柏曉利醫生創辦、由一群志願者支撐的互助組織，結成友誼的是近700名抑鬱症病人，有下崗職工、機關幹部，也有知識份子、老闆，他們之中最小的只有9歲。小組心理治療是“友誼之友”的一個重要特徵。這種心理治療方式最早要追溯到1905年，美國醫生普拉特在波士頓首次採用開展集體討論的方法，幫助久治不愈而又心情沮喪的結核病人克服抑鬱情緒。二戰以後為醫治戰爭創傷被西方廣泛使用。
在兩年多時間里，柏曉利聯合20名醫生同道已經在“友誼之友”做了近50個心理治療小組，其中包括寒暑假“心靈成長夏令營”。近700名抑鬱症病人走進了治療小組，很多人恢復了正常工作，其中有10名成為志願者。
“最後一件事”
11月20日，周日傍晚，北京西城區一個平常的寫字樓里，佛洛德的大幅照片靜掛牆上，5個志願者在為下周要開的“讀書會”忙碌，他們互相打趣，說笑，有光澤的臉神色自若。
“‘友誼之友’把我們從抑鬱的泥潭里打撈出來，我們想留在這里繼續打撈掉進抑鬱里的人。”
志願者李秀英已在小組治療活動中擔任了好幾次副組長。2001年4月，做人事工作的李秀英被柏醫生確診為抑鬱症，“有一次心情到了最低谷，想自殺，就去找柏醫生，想做最後一件事。柏醫生給了我一個筆記本，讓我給病友打電話，約他們一起出來聊聊。”
酷熱的伏天里，李秀英買了一張兩元錢的門票進了陶然亭公園，在門口和幾個病友對暗號般接上頭，然後聚在“風波亭”里，同病相憐，無話不談。她的生活從此開始有了一線生機。
李秀英想做的最後一件事，沒想到成了柏醫生為“友誼之友”做的第一件事。
現年45歲的志願者陳銳，也是“友誼之友”的一個重要推動者。他現在不用服藥就能正常工作，說起話來聲音響亮，笑聲明朗。在“友誼之友”維持最困難的時候，他出資10萬元，為“友誼之友”正式注了冊，租了活動場所。
陳銳是律師。“我當時完成一個案子收費是5000元，有房有車，家庭和睦，算是中產階級，可看什麼都是灰色的，什麼都看不慣，得罪了很多朋友。”
2002年4月26日，陳銳走進北京友誼醫院心理門診，服藥一個月後，心里不那麼煩了。又過了一個月，醫生給了他李秀英的電話，讓他去參加聊天活動。
他那時連個電話都懶得打，還是李秀英主動找來，把他拽進了小團體，“聊天時，發現自己的法律知識對其他人還挺管用，突然找到了生活的一點意義。”
2003年2月16日，柏醫生用她的週末時間開辦了第一個為期8周的心理治療小組。
“公園聊天，只是給了我們溫暖。小組治療卻讓我們獲得了重生。”李秀英說。
“暴露療法”
李秀英和陳銳參加的小組，由12個人組成，“有的人抑鬱，有的人焦慮，有的人為了追求完美而出現強迫。”
第一小組有長期公園聊天的基礎，彼此並不是很陌生。但在後來建立的新小組里，有人看到要十幾個人一起交流時竟嚇得哭了起來，更多的人表情凝重，還有人眼睛都是斜的。
“如果一個人的內心不能接受外界環境的變化就會變得僵硬和痛苦，在不斷的心理衝突中，為了保持自己的強硬形象，就會通過軀體症狀來表現。”柏醫生介紹，小組這種形式重新設置了一個全新的環境，但小組成員在其中的一言一行、與其他成員發生衝突，仍會暴露日常生活中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
小組治療通常首先是兩個人一組相互介紹，然後進入正題–––“選擇你生活中的一件事、一次經歷，找出其中的A(激發事件)、B(對事件的認識、評價)、C(情緒和行為後果)。”
一次，一個組員開始發言。“天氣一變，人家的一個眼神，我的情緒就會大起大落。現在簡直走投無路了，女兒6歲時我離了婚，鬧了兩年多抑鬱症。頭一次小組活動前，睡覺淨做噩夢。”
另一位組員借機打開了自己。“我老在考慮在小組里該說什麼，精神恍惚，乘車時把手機都丟了。”
每次活動中，組員們在醫生的帶領下，探索自己內心的垃圾。
有一位組員是一個永遠不肯放下架子的老總、老領導，他在組里總是一副正襟危坐的樣子，但頭上冒汗，手足無措。
柏醫生敏銳地捕捉到了，針對性地說話－－“為了適應社會，我們會出於對需要和利害的考慮，遠離自己真正的感覺和想法，同時學會了對付別人的辦法－－用最小的損失與別人周旋，於是造成自己與他人的疏離。無助、害怕、恐懼，與人交往時緊張，甚至將這種關係和行為帶入了最需要表達真實自我的家庭中，自我的衝突仍然上演，結果是生命能量被阻斷。必須要改變這種狀態，必須要改變自己，必須要意識到自己真正的感情和需求。”
這幾句話強有力地將這個老總緊閉的內心世界撬了一條小縫，他終於繃不住了，最後一個打開了自己，心里的東西爭先恐後地湧出來。
治療時間為每週一次，每次3個小時，連續治療8–10周，組員們要在多次集體治療中，探討造成不快樂的原因，尋找解決方法。每個人在這里像剝洋蔥般被自己和大家一層層剖析，一層層解讀，“用心理學知識修復童年創傷，改變兒時起就習慣的行為模式，談何容易！”
柏醫生會在系列治療的最後提出期望。“小組治療時間很短暫，多年習慣不可能一朝一夕改變。我只能給你們推開一扇窗，讓你認識到你有能力改變自己。”
“馬拉松小組”
在“友誼之友”一年多，娟娟感覺好多了。為了鞏固效果，柏醫生安排她加入了今年年初才成立的“馬拉松小組”，這個小組將一直陪伴著娟娟完成心靈的修復和成長，兩年、三年、四年或者更長，“直到我看問題能做到不再非黑即白，能做出多項選擇，找到屬於我的快樂。”
娟娟是被母親送來的。母親覺得這孩子問題太嚴重了，她和男朋友鬧矛盾時習慣性自殺。在“友誼之友”辦公室，小組副組長孫志強曾親眼看見美麗的娟娟長髮飄逸，站在夜晚的窗前不由分說就要往下跳。
柏醫生特別和娟娟簽署了“小組治療不許自殺約定”。深入治療後，柏醫生發現了娟娟產生自殘衝動的原因：極度缺乏安全感。
娟娟的母親是一名電視編導，離異後一個人帶著女兒，工作繁忙，經常出差，娟娟經常寄宿在各式陌生人家里。“戀愛時，一旦遭到男朋友冷落，娟娟就重新回到了童年時被極度忽視的心理環境，顧影自憐，不可遏制地產生放棄自我的衝動。”
母親明白一切後，選擇了加入柏醫生的小組心理治療，學習改變自己和彌補女兒。
“媽媽對我的態度一下子熱情了很多，這讓我反而不適應了。”
娟娟這樣講述接受治療的過程：開始嘗試看清自己，但我恐懼看到自己的醜陋。然後費了好大的勁去改變以前“一條道走到黑”的思維模式，皮扒了、筋也抽了、淚也流了，剛向前走了10米，可你稍喘一口氣功夫，抑鬱這老先生一下子就把你堵回了20米，心里這急喲，除抑鬱外，又多了焦慮和緊張。
柏醫生鼓勵她堅持下去，“這需要時間。”令娟娟感動的是，男朋友也自願加入了小組，來學習調整自己和幫助娟娟抵抗抑鬱。
抑鬱成了他們共同的敵人。
“心輕者可以上天堂”
每過一段時間，柏醫生就會進行小組成員的召回，一個組員這樣形象地解釋“召回”－－“就像修理好的汽車開出後，一段時間後請它回來，檢查一下看看運轉是否正常。”
柏醫生認為，只做單個心理諮詢，病人一離開心理醫生，狀態容易反復，一個病人的互助組織，能讓他們獲得一個長期支援的安全心理環境。到目前為止，“友誼之友”建立了自己的網站和心理支援電話(010－68366786)，已出版了11期雙月刊，每月還有一次心理成長講座。“共同分享、共同分擔、共同體會”。
一個治療後找到了新工作的組員說：“承認自己有所不足，承認‘人力有時而窮’。改變自己30多年來的‘精英認知’痛苦極了。”
一個第二期組員，曾被同事戲稱為“杠頭主任”，事事較真，到了讓大家頭痛的地步。“我在小組中學會了什麼是心理投射，你怎麼對待別人，別人就怎麼對待你。”
還有組員向其他人推薦自己擺脫抑鬱的方法－－對那個扭曲的我說：從現在起，你要學會放棄。放棄讓真實的自己沉重而又無法改變的重負。心輕者可以上天堂。
最近的一次組員召回活動，是柏醫生帶著大夥去京郊密雲。“抑鬱病人要多見陽光，多出去活動。”呼啦來了三四十人，早上舉行了升旗儀式，把“友誼之友”的旗幟升上了山坡；湊成了一個小型樂隊，有人吹薩克斯，柏醫生負責打鼓，志願者孫志傑朗誦自己創作的詩歌《走出抑鬱》。大夥像孩子一樣在沙灘上跳著，笑著，羨煞旁人，以為他們是“搞藝術的”。
2600萬人憂鬱，90%沉默
根據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2001年版《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接連兩周持續性表現下列症狀中的四條以上，就可以被診斷為抑鬱症：興趣喪失，無愉快感；精力減退，或疲乏感；運動性遲滯或激越；自我評價過低、自責、或有內疚感；聯想困難或自覺思考能力下降；反復出現想死的念頭或有自殺、自傷的行動；睡眠障礙，如：失眠、早醒、睡眠過多；食欲降低，體重明顯減輕；性欲減退。如果社會功能受損，給本人造成痛苦或不良後果，就可視為嚴重抑鬱。
六個“沒有”
有醫生把抑鬱症狀歸納為幾個“沒有”，“沒有樂趣，沒有辦法，沒有能力，沒有動力，沒有希望，沒有意義”。
抑鬱症的發病機理至今未能明確。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精神衛生研究所周東豐教授認為，抑鬱症的發病並不僅是患者受了精神刺激，還有一定的生理病理基礎，有可能是體質和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在體質方面，經研究表明，30％－41.8％的抑鬱症患者具有家族史。環境上看，兒童期不良的成長環境，所處的社會環境，特別是不愉快的生活事件如喪偶、離婚、婚姻不和諧、失業、工作變動、嚴重軀體疾病、家庭成員去世或長期心理衝突等，都可能會誘發抑鬱症。
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發佈的資訊，目前全球抑鬱人口多達1.2億人，幾乎每4個人中便有1人在一生中某個階段出現精神或行為問題，至2020年時，抑鬱症更會發展成全球疾病排行榜的第二位，僅次於心臟病。
今年6月，在北京召開的亞洲精神科學高峰會上，又公佈了另一個驚人的消息－－目前中國有超過2600萬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鬱症。
而據中國心理衛生協會一項最近調查結果顯示，與抑鬱症的高發病率鮮明對比的是，90％的抑鬱症患者沒有意識到自己可能患有抑鬱症，並及時就醫。
沉默的大多數
是什麼原因導致中國九成患者未獲治療呢？在亞洲精神科學高峰會上，美國加州大學衛生經濟學教授胡德偉總結了三個原因：“一個是文化和社會背景造成的，使抑鬱症患者不好意思就診，也不想讓別人知道他去看這個病。第二是患者沒有意識到這是病，也就是說，患者根本不知道通過看醫生治病吃藥可以治癒。第三可能是沒有足夠的經費。”
而周東豐教授認為，中國抑鬱症患者就診率低的主要原因，是當前社會上廣泛存在對精神疾病的歧視以及病人的自卑感。
在美國，抑鬱症的發病率是20％到30％。得了抑鬱症，人們無須掩飾。而中國對心理健康的認識起步較晚，主要存在兩方面誤解：一是把抑鬱症看成是現代社會病，事實是，古已有之；二是過分強調心理致病的作用，輕視根據病人具體情況正確服用藥物。
另外，非精神科醫師對軀體疾病患者的心理問題重視不夠，據統計，全國地市級以上綜合醫院對抑鬱症識別率不足20％。
還有一些病人遭遇著親人和朋友的不理解，這尤其讓他們痛徹心扉。抑鬱症患者大多從外表來看和正常人並沒有太大的區別，也許還有一定的經濟實力，有美滿的家庭，有稱心的工作。“為什麼日子越過越好，他們卻高興不起來呢？”離他們最近的人也想不通。
2004年，國家公佈一組資料顯示：自建國以來截止到2003年，全國平均每年有240萬人因抑鬱症實施自殺，實施成功的有10％，即24萬人。這240萬人中有80％在實施行為前都有導致抑鬱的重大生活事件出現。但其中只有8％到10％的人在自殺前向別人求助過。
心病之醫
北京回龍觀醫院副院長鄒義壯教授接受記者採訪時強調：抑鬱症是一種疾病，就像糖尿病、高血壓一樣需要治療。
“對患有抑鬱症的人，不能籠統地說性格不好、受過刺激，或者是家庭教育、背景有問題，這些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或是誘發因素之一，而實際上抑鬱症的原因更多是生物學上的－－生物學的因素一般要占50％上，所以需要進行藥物治療。”
雖然目前的醫療手段還不能給出這樣一張化驗單量化抑鬱患者體內的生物代謝異常，但醫學研究發現人越來越抑鬱，體內五羥四胺、多巴胺分泌就會越來越少，五羥四胺等分泌減少，反過來又會引發越來越抑鬱，導致一個惡性循環。
鄒義壯教授認為，治療抑鬱症，目前最好的方法是藥物治療和心理治療並重。“大量實驗表明，兩者結合治療優於只使用其中一種方法。”
北京惠澤人心理諮詢師周振基告訴記者，常規的心理治療方法有認知療法－－調整改變病人的認知。“我曾發現一個21歲的女病人，讓她在兩張紙上各自寫下自己的優點和缺點，結果憋了整整3天，優點的那張紙上是空白，而缺點的那張紙上密密麻麻有30條。”
此外還有音樂療法、行為療法、生物回饋治療等多種方法。音樂療法主要是通過音樂讓病人放鬆並干預他的潛意識，把其中太多負面的東西逐步去除。行為療法就是讓病人堅持做一些放鬆肌肉的鍛煉，保持經常性的運動。這時需要外界力量的督促，運動後人的機能釋放出良性物質，從而改善他的情緒。
周振基醫生特別建議，每個人都要建立自己的心理支援系統，尋找內心苦悶的排遣管道。“如尋找安全型的人傾訴，安全型的人善於傾聽，能客觀的分析問題，同時會替你保密。”
一組資料說，抑鬱症在中國造成的直接經濟負擔為141億人民幣，間接經濟負擔481億人民幣。
來源: 南方週末 我是抑郁症患者，请问怎样加入“友谊之友”，对于加入的人有什么要求？ 这个我知道啊，就是友谊医院组织的，http://www.youyixinyo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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