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患者的福音
抑郁症患者的福音忽如一夜春风来
亲爱的读者，亲爱的朋友和亲人，在我被抑郁症折磨的日日夜夜，在那因失眠而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的夜晚，在那因焦虑而三更即醒，怀着恐惧和忐忑不安的心情惧怕黎明到来的日子，我是多么想往啊，想往着我有突然病愈的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92年10月25日清晨，“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我的心豁然开朗，我的病竟奇迹般地痊愈了。
1992年10月25日，请读者允许我再重复一遍这个对于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日子。那天早晨，我在朦胧在醒来，忽然感觉到我的病好了（在此之前，从未心悦诚服地承认自己有病）。我又恢复了自信，认为自己能工作了。好象原来忧虑的那些事都烟消云散了，觉得眼前豁然开朗，一片坦荡。
接着我设想，过完元旦后上班，因为只有上班了，才能证明我的病完全好了，让家人过一个愉快的春节。这两个月锻炼身体，进行一些适应生活和工作的训练。为什么选择过完元旦上班呢？我想我已有近二年没有上班了，又赶上年末，单位工作可能较忙，恐怕上班后插不上手。盘算好后，我就起床了，对妻子说：“我们出去散步”。两年来，我从没主动要求出去散步，妻子听我说出去散步，很高兴地陪我出去。走不多远，碰上一位同学和她的母亲，我主动走上前去与她们打招呼，这一切我都做得十分自然，一点也没感到紧张，与她们谈话十分自如，寒暄一会后即与她们分别。
我对妻子说：“你看，我与她们说话有没有紧张，挺自然吧”。
“是”，妻子肯定地说。
接着我对妻子说，--不，几乎是郑重宣布：“我的病好了！”
妻子先是一惊，然后马上笑逐颜开地说：“太好了”。
从妻子说“太好了”的音容笑貌中，我仿佛看到了杜甫的“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的画面犹在眼前，看到了两年来笼罩在妻子心中的愁云（为了安慰我，妻子还要不时装出乐观的样子）顿时烟消云散了。
我又对妻子具体地说了我的打算，什么时候上班，在上班前如何进行适应工作的锻炼，并提出明天去医院治牙。在病中，我的一个蛀牙掉了一半，也不准备医治，因为那时我已失去了继续生活下去的信心。
治完牙后，我又开始修理自行车，我又有近两年的时间没有骑自行车了。病愈后，我表现了对生活的极大热情，自己修理自行车。在患病之前，我是很少自己修车的。我又制定了每天的锻炼计划，即：散步，每天至少散步15公里；上街、上商店和市场，以便接触社会和接触熟人；晚上记日记、听广播、看电视。周六、周日回访朋友。
断绝来往，不想和任何人在一起，不想和身边的人交流--这是抑郁症患者的通病，而其他人对此并不理解。我和妻子去回访一个要好的同学时，那个同学对我说：“当初，我感到很纳闷，怎么好几个月和我们没有来往，我们之间也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怎么一点联系也没有。那时，我正在办理出国手续，等我出国回来，向我妻子打听关于你的情况，她说不知道，好长时间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直到我到你家去看你，才知道你病了”。
“那时，我对你不理解，我也不了解抑郁症。我认为你就是缺乏战胜自己的意志，你在钻牛角尖，怎样开导你也不解决问题，说实在的，我真有些不耐烦了。现在看来，我才理解抑郁症这种病。你不要介意，我去看你时没少说你”。
接着，同学的妻子说：“老候，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你会得这种病，你是那样地热爱生活，对什么事也想得挺开，思想也挺超前的”。
是的，我并不承认我不开朗，不是有话憋在肚子里的人。在第四章，笔者谈了抑郁症与性格的关系，同时抑郁症还同一个地区、一个时代和个体的文化观念有密切的联系。高良武久先生指出：“抑郁症患者一般都是些比较好动，做事热情高，比较正直的人”。哲学家们对抑郁症的评价是敬重的。德国哲学家康德说：“忧郁症患者具有崇高的感情”。古希腊科学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忧郁的气质有助于深刻的思考，并伴随着才华”。
下面，笔者摘录弗拉赫博士关于如何与抑郁症患者共同生活的权威性观点，供患者的亲人、朋友借鉴：
“从未本验过抑郁的人容易低估抑郁症患者经受的痛苦和病症的长期性”。
“从未体验过抑郁的人容易对患者表示不耐烦，这部分是由抑郁症的顽固性及抑郁引起的迟钝与犹豫不决造成的。不耐烦也是对通常潜伏在抑郁背后、患者心底的愤怒与敌意的反应方式”。
“一个人焦虑时很可能激起周围人的焦虑；一个人抑郁时也能使身旁的人抑郁。因此，愿意帮助抑郁症患者的人在与病人接触时，会屡屡产生一种徒劳无益的感觉，当然这也只会加深患者的无能感，促使他们相信自己被人误解或遗弃”。
“对那些鼓吹意志力量至高无上的人来说，理解和对付抑郁症患者特别困难。他们错误地假设'成为怎样的人是自己选择的'，从而将患者的态度与行为看成是故意的，是不能容忍的挑衅。精神病理学家劳伦斯·库比曾把意志力定义为克服恐惧症等精神障碍的能量。对抑郁症患者来说，意志力的全部含义在于：尽管心底存在退缩的迫切感，仍必须进行日常生活，完成各项任务，具有与他人交往，表达思想等一切活动所必需的能量。但是从未体验过抑郁、表达思想等一切活动所必需的能量。但是从未体验过抑郁、真诚相信情绪与自尊心问题可能用强迫自己快活来解决的人，抑郁是一种既神秘又有悖常理的过程”。
一件偶然的小事，使我决定提前一个月上班。那是我病愈后那个月开工资的日子，我对妻子说：“这个月还是你去给我开工资，工资时你再去看看我们主任或科长，把我病好的情况告诉领导，并告诉他们，我再恢复锻炼一段时间，过完元旦就上班”。
去开资那天下午，妻子向我单位领导汇报了我病愈的情况，领导高兴地同意我再恢复一段时间，过完元旦再上班。那天下午，出纳员由于有事，妻子没有领出工资。第二天上午，出纳员把工资给我送到家里，当时，我十分高兴地握着出纳员的手，像会见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高兴，我又热情地把他送上车。我又恢复了我的热情，我又看到了我的热情。送走出纳员后，我十分自信地对妻子说：“我下个月就上班”。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为了大家都幸福，世界需要热心肠。”这几句流行歌曲的歌词道出了人们多么需要帮助，尤其是人在困难的时候。
病愈后，因受此事的启发，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是《人生需要帮助》。在文章的结尾，我深有感触地写道：
帮助，是锦上添花，它鼓舞人从成功走向成功；帮助，更是雪中送炭，它使人在困境中获得力量，摆脱失败而失向成功。
一个发自内心真诚帮助他人的人，是正直、善良、热情、向上的人；一个得到他人帮助并能正确对待帮助的人，是清醒、谦虚、明智、幸福的人。
愿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多些帮助，多些友爱。
12月1日，是我病愈后1个月零6天的日子，我上班了。上班那天，在单位门前看到好多同事，大家热情地和我握手，祝贺我康复。和同事们见面时，十分自然，像出差归来一样，没有一点矜持之感。
上班的当天，单位的两位领导共同和我谈了话，谈话的内容都是针对我患病的直接诱因而进行疏导式的谈话，安排我还做原来的工作。上班后头两个星期，没有安排我做具体工作，第三个星期，领导看我一切正常，便安排我写当年的工作总结。我用一天收集情况，第二天起草，第三天边抄边改。完成了这篇“工作总结”后，我又进一步增加了自信。在这之前，病愈后的不几天，一次在公园散步，碰到一位老同志，她关切地问我患病的情况，并询问我还能写稿吗？我当时自信地说：“还能。”她又说：“上班后换换工作吧，写稿子太累脑子了”。其实，自信心的恢复，能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即是抑郁症的痊愈，病愈又何须调换工作。
上班后，我陆续地回访在病中看望过我的同事、同学和朋友。回访时很自然地谈及此病，好几位朋友谈及他们知道的类似的病例，其中有些人因为亲人没有认识到是“病”，导致悲剧性的结果，对于我患此病竟在一夜之间痊愈，人们感到惊讶，我自己也感到神秘，于是产生了写这本书的动机。我尽最大努力，采访了我所知道的抑郁症的病例，从中总结到：如果在患病初期，做到及时发现、保护和治疗，都会痊愈的，而且都是在不知不觉间很快好转的。
患者A，男，某中学副校长，患病时年龄在50多岁。他是我第一个采访的，我是在医院看病时，向医生诉说病情时，身边有两位教师，说我的症状和他们校长的症状一样，也不愿见人，自卑，甚至不愿意活着，也不愿来看病，她们是来给校长开安眠药的。在病中，我在自我判断是否有病时，曾用这位校长的病全推理，我感到自己无能可能是真的无能，那位校长也感到自己无能，如果真的无能，能当校长吗？也许感到“自己无能”本身就是“病”。
我找到了这位副校长，他向我诉说了患病的过程。他是由于“杞人忧天”而患病的。
问；“X校长，您患病有多长时间？”
答：“大约有7个多月”。
问：“这期间您是休病假呢还是在上班？”
答：“我在坚持上班”。
问：“您有没有自杀动机？”
答：“我没有想到自杀，但觉得'活着'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意思，甚至有不愿意活、不如死了好的想法”。
问：“您患病的直接诱因是什么？”
答：“那时孩子即将大学毕业，面临毕业分配，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能力，不能为孩子做些什么。忧郁，使我睡眠不好，心情不好，什么事也不愿意做”。
问：“您的病是怎样好的？”
答：“我的心情不好、失眠只是几个月的时间，后来我的孩子毕业分配也比较理想，也没有用我操心，不知不觉我的心情也好了”。
根据我掌握的抑郁症知识，我判定这位副校长所患的是“伪装抑郁症”。吴爱林先生在《伪装忧郁症》一文中是这样分析此症的：
“伪装忧郁，亦就是潜忧郁，远远多于典型忧郁。伪装也好，潜亦罢，都是人在健康阶段抵抗心理压力的表现。伪装忧郁症是典型忧郁症的前奏，症状虽然小巫见大巫，但毕竟有自己的特征与界限”。
“有沉重的难受感，脑袋痛，胸闷腹胀，便秘，掉头发。觉得喉咙有一团东西，头晕目眩，呼吸时偶尔有憋闷感。情绪暴躁，想发泄吵骂，这就是伪装忧郁症的清单”。
“疼痛，也是它在典型征兆。疼痛往往伴随无名的不安与紧张，可以在身体任何部位发生，通常是天亮时分加剧，有时疼痛部位也会不定向转移。患者很难形容这些疼痛，很难转述受折磨时的具体状况，然而它又与普通身体疾病有明显区别。患者怨诉 ‘跳痛'、‘窒息'、‘胸闷'、‘闹心'、‘咕嘟响'。伪装忧郁尤为引起注意的是口腔：口干，舌头上起黏液、刺痒、疼痛等等不少与口腔病融会在一起的症状，甚至连医生也很难确诊。患者一口咬定也是牙痛，请大夫拔掉！不是一颗，两颗，而是全拔，一颗不剩。这就是伪装忧郁症！”
“上述症状隐隐约约，忽轻忽重地由几小时拖长到几天，几个月。由于没有意识到潜忧郁，有时还以为是别的病，什么更年期呀，什么过于劳累呀，营养不良等等。这也不足为怪，因为它的有些症状确实与别的病症吻合，比如失重感，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眼前漆黑”。
吴爱林先生对伪装忧郁症的主要症状概括如下：
1．务必具备忧郁压抑的症状，不能像以前那样从生活中得到满足与乐趣。很难与周围人相处，喜孤独。工作能力、积极性亦低，办事、做决定很困难，犹豫不决。
2．常抱怨身体欠佳、不舒服，某部位疼痛，疼痛形式各种各样，无法具体转述疼痛的特点。没有原因的疼痛加上诸忧郁症特点。
3．失眠、少觉，早早就醒来，食欲亦低，渐渐消瘦。在21-40岁期间，女子经期循环不准，男子性欲减退。
4．情绪经常夜间波动，白天渐好转。
5．周期性的、骤然出现，骤然消瘦的身体，心理功能紊乱。亦可能是季节性的，多半在春秋两季。
相对于“潜抑郁”和“典型抑郁症”（本书叙述的抑郁症即典型抑郁症），还有假抑郁。“潜抑郁”是问题没来自己先设计问题，与典型抑郁的区别是无自杀动机。假抑郁也有抑郁症的症状，但随着问题的解决，抑郁的心情也随之而消除。 患者B，B，北京某大学学生。患病时间约半年左右。经某心理卫生医院住院治疗痊愈。该人在中学时系高材生，考入了北京的某大学，在她所在地区可以说是风毛麟角。然而在她进入高等学府后，在她企盼已久的大学梦实现后，她开始考虑在这莘莘学子、人才济济的高等学府，自己是否还能名列前茅？她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便患了抑郁症。这在一般人来说不好理解的。弗拉赫博士指出：“成功就是风险”。”抑郁症被称为'成功病'。”
彼得氏法则（该法则是由经济学家彼得·劳伦斯提出而得名）认为，许多人晋升的岗位超越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这之后，他们便稳定不变地维持在“不能胜任”这一水平上。对这个观点还另有一种看法：提升本身能导致抑郁，而这抑郁，常被当作能力衰退。当一个人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时，他患抑郁症的风险骤然上升。
成功时常带来重大的变化--社会、经济以至地位的变化，加上更大的责任与外界压力。许多人因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负罪感，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不配获得自己取得的成就，这样一来就开始倒退，使成功的事业逐渐衰败，最后完全毁掉。对所有的人来说，生活中一个重大目标的实现，会激发起对个人价值与方向的重新评价。
她患了抑郁症后，不得不中途回家养病。经过三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她病愈了。当笔者去采访她者，她对我说：“在病中，有好个人讲了你的病例，鼓励我战胜疾病”。
我问她：“你是怎样好转的，你能确切记住是哪一天吗？”
“我是在不知不觉中好转的”。她回答说，“我感到什么事也没有了，我忧虑的那些事根本不存在，或者相距很远，也许在我的生活中永远不会发生”。
患者C，男，某企业会计师，20年前患老家抑郁症。曾实施过自杀行为，撞墙晕倒后被抢救过来。他在“文革”中受到一些挫折，“文革”后的第一次调整工资由一某些原因没有调上，他思前想后，“文革”期间自己不得志，可以归罪到自己先天的政治环境不好，现在家庭出身已不再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了，最后归结到处理人际关系的无能，进而又全面否定自己的能力、自卑、自责，他患了抑郁症。由于妻子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家中没人看护他。其姐姐把他接到山东半岛，在那里经过一年多的疗养和治疗，也是在一个早晨醒来后觉得自己病愈。20多年来，他一直保持健康的心理，充满了自信。他对笔者说：“现在我成熟多了，别说一级工资，就是七级八级我也不在乎，现在我代了二三家企业的账”。
如果有条件，使患者离开诱发他抑郁的环境，对治疗和康复是有利的，同时也有利于其家人的身心健康。下面，笔者引证弗拉赫医生的两段论述，供读者借鉴：
“人们受外界影响有难易程度千差万别，有些人对周围发生的事高度敏感，另一些人却无动于衷。对敏感的人来说，环境对情绪有很大影响。他们周围的世界可能经常地印证他们健康的自尊意识，允许他们表白自己的感情，向他们提供充满希望的氛围。反之，有些人的周围环境不支持个人的自我，妨碍人们的自立，不断挑起敌意却同时阻止它释放，诱发不必要的负罪感，引起人们的孤独与被冷落感。这样的环境被称作抑郁诱发环境，它使大部分置身其中的人罹患抑郁症。
“抑郁症是一种传染病。在精神病院治疗抑郁症人的医生护士在一天结束、离开工作岗位时，时常感到筋疲力尽，毫无意义。在上班的几个小时里，病人诉说自己的不幸，抵制医生的肯定与鼓励，顽固拒绝与他人交际，不愿参加娱乐活动。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病人包围之中，医务人员觉得自己也染上了他们接触的悲观主义和绝望感。即使他们受过专业训练，并意识到患者中的许多人最终能得到治愈，这样的情形也很常见”。可见，换个环境对抑郁症患者何其重要。
心理学家研究表明：由于负罪感涉及自尊心的丧失，因此它能够引起抑郁，而抑郁症患者可能因为抑郁而倍感愧疚。负罪感的产生又与民族文化的形成，个体的文化观念相联系的。在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就含有负罪感产生的土壤。圣人们早在二千多年前就曾告诫国人“吾日三省吾身”。那些文过饰非，从不做自我批评的人，很少产生负罪心理。在西欧和美国的文化中，把否定自我作为一种美德。某著名教授在访问西欧六国归来后发表一篇观感，他说，西欧的学者敢于否定自己的过去，认为否定了自己的过去，证明自己进步了。弗拉赫博士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指出：“在西欧与美国，丧失性欲及负罪感是抑郁症的常见特征，而在许多非洲国家正好相反，那里的文化中奇特地缺少负罪的成分。”
“非洲精神病专爱兰博认为，造成定差异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与非洲国家文化对立的道德教育方面的特殊性”。
“许多非洲国家的价值观念系统鼓励人们将错误投身到他人或恶神恶上。当事情办糟时，怒气被引向外界；面临同样的问题，西方人可能因负罪感而产生一种能引起抑郁的精神压力，而非洲文化的成员则可能以暴力或攻击性的狂怒来针对现实的或假想的不幸之源”。
“负罪感是抑郁的主要因素--无论其原因或结果。负罪感的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
一位做过医生的领导来看我时说：“不必自责，吾日三省吾身大可不必”。一切事物往往都具有两重性，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负罪感也具有两重性，心理学家指出：负罪感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机制，使人免于陷入对自身、对他人都有害的行为中去。
患者D，女，大专文化，某企业办公室主任。在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处理前几任领导的关系上感到很棘手，并受到一些人的指责，有替罪羊之感，产生了思想压力，患了抑郁症，产生过自杀动机。晚上，她曾揣着绳子到树下徘徊过，但没有实施自杀行为。患病约有三个多月，一直坚持上班。
一次，她给孩子做晚饭，在面条里放上一些辣椒，孩子不高兴地说：“妈，不要以为你爱吃辣的别人也都爱吃”。说完，孩子饭也没听就到校上晚自习去了。本来她就心情不好，看到孩子饭也没吃就走了，心情更加难过。她关上灯，躺在床上默默地掉泪，朦胧中觉得孩子就在床前，孩子抚摩她的脸说：“妈，你哭了，我上一会自习就回了，我不应该若您生气”。她说：“你回去上自习吧，妈没生气，只是心情不好”。
孩子走后，她觉得孩子很懂事，自己想到如果自杀死了，么下这样懂事的孩子，不是太愚蠢了吗？想着，想着，又痛哭了一场，哭完以后觉得松轻多了，自杀的念头从那个晚上起消失了。过了一段时间，不知不觉的抑郁的心情就好转了。
心理医生在抑郁症人中常常观察到抑郁症患者通常不能体验和表达政党的愤怒，相反，愤怒倒转过来“冲着自我”向内发泄。笔者在患病时，当回忆自己的“失误”时，痛打自己的嘴巴，甚至要把自己置于死地，为什么抑郁症患者这样痛恨自己，抑郁症患者也知道生命的可贵，自己想自杀，完全是“自己的失误”造成的，这就是抑郁症患者的逻辑。有些场合，情绪正常的人应该表示愤慨，这是完全恰当的反应，而心情抑郁的人即使在这种时候，仍然采取逃避的方式，也就是说，在本应对外发怒时，抑郁症患者也抑制了自己的发怒，反而把怒气转向自己。一次，两位同事对某事有感而发时，有意无意给我话听，如果一个情绪正常的人听后的反应应该是针锋相对，反唇相讥，或指袖而去，不予理睬。而我当时的心理感受是，任他们说去吧，我是一个连生命都不想要的人，我没有与他们抗争的勇气，认为自己是弱者，这对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来说是最痛苦的。也许那位同志自知失言，那句刺激我的话的最后一个词换了一个较柔和的词，但这句话却给人一种续貂之感。抑郁症病人是多么敏感啊，其痛苦也正在这里。
心理医生在抑郁症病人中还观察到，一旦患者发泄怒气，诉说忧郁的心情或痛哭一场后，他的精力与自信心会同步增长。弗拉赫博士引用一位病人的话论述了这个问题：“开始就诊时我样样事情都不会干，精力集中不起来，无法有效地表达思想，一事无成，经过几星期治疗后，心中的无名火逐渐地释放出来。我常常攥紧拳头狠狠地捶打椅子的扶手。每次这样干罢，就觉得从压抑中获得一点解放，自信心也越来越强。”患者D自从那次抑郁情感的释放后，心情不知不觉就好转了。
我的病把家人逼上了“梁山”，一次，姐姐结识了一位气功师，和她谈起我的病情，气功师答应给我治病。对游医、巫医、气功治疗历来我是不相信的，患病前，我相信气功可以锻炼身体，但对气功治病却持怀疑态度。我不愿意去，也是在家人的“逼迫”下，我才去看病。气功师为我发了功，实话实说，我是没有任何感觉的，让她看病，完全是一种无奈，但在她观察我病情时，有一句话我是记住了。她说：“在我的幻觉里，有一个瓶子，斜放着，没有摆平”。接着我母亲说：“是不是他父亲喝尊的瓶子？”气功师说不是。
接着母亲向气功师介绍了我患病后，表现了对我父亲的极大反感。为什么呢？病中的我，极其自卑，认为自己无能，是来自遗传。我是赞成“天才”的观点的。前文中谈到，抑郁症患者以自我为中心画个圆，关系越接近圆心的亲人，否定值越大。在病中，我还向母亲追溯过我爷爷的能力。那时我对孩子也失去了希望。认为我不行，我的孩子也不会行的。一次孩子很晚还没有回来，妻子让我跟她一起去找孩子，当时几乎没有焦急的心情。如果孩子丢了也就没有牵挂了。
1992年国庆节过后不久，母亲在街上碰到我一个多年没有来往的老同学×××。他向母亲打听我的情况，我母亲说：“别提了，他病了二年了”。说着，母亲流下了眼泪。他告诉母亲过几天来看我。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来了。不知为什么他没有问我的病情，也没有做我的思想工作，只和我谈了几个同学的近况。他告诉我，有一个同学被其单位开除了，限他在三个月内调出该单位，如调不走给开三年工资，让其自谋职业。
我在家休病假，感觉是理不直，气不壮。我一直认为我无能，干不了工作，十分担心单位哪天会不要我。听完同学讲的这件事后，我有些轻松的感觉。×××走时，我也没有送他。只是站在窗前目送他，当他向我招手时，我又流下泪来。
自从×××走后，家人也发现我情绪好多了。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我病好了。梦中我见到科长了，我说想上班，但还是不愿意见人。科长说，我们组织各单位汽车在铁东运垃圾，你每天去铁东给运垃圾车记个数，记完后愿意回单位就回单位，愿意回家就回家。醒来后，这个梦我和谁也没说，我怕说破，这说明我已有了希望，只要有希望，就能驱走抑郁之魔。
在我的生活中，有几次梦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知青岁月的一个梦：那时，我在青年点食堂担任伙食长。一年初冬，知青都到水利工地出工去了，没人在食堂吃饭，我也决定到工地去劳动。头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到在去工地的路上，有一辆马车翻了，把我刮倒了。在我骑自行车去工地的路上，正巧碰上一辆马车，此段又是一段较窄的上坡路，此时，我想起昨晚的梦，于是，我就下车了。由于是上坡路，车老板使劲地甩着鞭子，马一使劲，把里套拉断了，由于惯性，马向外一闪，车翻到沟里。多亏昨天晚上那个梦提醒我下了车，否则，我有被马车刮了的可能。
在报考公务员紧张复习的日子里，我也做了一个梦，梦到我考第一。梦醒后我对谁也没说，我期待着我能考第一。我果真考了第一。
这次，我又做了一个好梦，我期待着。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在睡眠时由于超我监督的松驰，被压抑的冲动和愿意乘机混进意识，就成为梦。
梦是思考在睡眠中的继续，梦是愿望的满足，这是弗洛伊德对梦的研究的重要发现。在患病后期，我已承认自己有病了，在内心深处也有如果能好该有多好的想法，但那时却认为自己不会好的。可是梦给我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愿望的满足。
弗洛伊德还指出：精神病的第一次发作，通常与恐怖的梦有联系，并且焦虑的核心意念与此病有关。在前文中我已谈到在患病之初，我做了一个梦，前面是大海，后面是高山，进退维谷，觉得自己无路可走，是抑郁症的典型特点。当抑郁症患者能看到一点希望时，病愈的希望就不远了。果然，×××走后不久，病就好了。
病愈后，姐姐来看我，她听了我的病愈过程，也觉得不可思议，病愈竟是一个早晨的事。她思前想后，忽然想到气功师幻觉中那个没有摆平的瓶子，与来看我的那个老同学的名字×××谐音同音，“假的摆平了，其实是没有摆平”。这个巧合，也许同我的病愈没有任何关系，这里仅供专家学者研究。
康德说：“疯子是在清醒状态中的做梦者”。克劳斯说：“精神病是神志清醒时的梦”。肖彭豪尔称：“梦是短时间的精神病，而精神病是一个长久的梦”。
弗洛伊德在《梦的释义》中指出：“对于承受身体和心理痛苦折磨的人来说，梦给予他们已被现实否定的事物、才智、身体健康和幸福；精神病者也是如此，他看到了幸福、显赫和富有的鲜明形象，假想的拥有财产和愿望的想象性满足是往往构成谵妄的主要内容，而它们的破灭或否定确实是精神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失去爱子的母亲在谵妄中体验到母性的快乐；忍受着命运挫折的男子相信自己极为富有；而遭遗弃的女孩把自己看得温柔可爱”。
凡是存在的东西都有其合理的内核。由此，我想到有些特医看病，所看对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可能有精神疾病，治疗的方法如果对身体没有损害，如果患者相信特医，所谓“信则灵，不信则不灵”，治好某些精神疾病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特医也有他的“信则灵”的土壤。
在写此书时，一次，我看到由邢莉、易华编著的《草原文化》一书，书中介绍了治疗抑郁型精神疾病的方法。
草原民族心地开阔，性情豪爽，能歌善舞。原始萨满医术也反映了这一点。他们常用歌舞形式进行医疗活动，这就是安代疗法。
安代病起源于精神或心理不适，分为两种：缠魔安代病和失恋安代病。前者主要指抑郁型精神病；后者主要指所思不遂，抑郁成疾。治疗的时候，先让病人披发坐在房子或空地的中央，由萨满领着一群舞者持彩巾绕病人边舞边唱，激起病人也想参加舞蹈的欲望，直到病人情不自禁地和大家跳起舞来。这种独特的安代疗法由古代一直流传到明清而不衰。这种安代舞韵律优美，唱词生动感人，通常能吸引众多的人参加。当舞蹈结束时（有时是通宵达旦），不管是缠魔安代或失恋安代，精神状况都有明显好转。
现代的精神卫生医院治疗精神疾病也采用音乐治疗这一方法。笔者在某精神卫生中心体验生活也看到采用音乐治疗的方法。
笔者大胆地设想，在对抑郁症进行心理治疗时，设想些偶像，设法给抑郁症患者制造些希望，对于有些梦进行有利于病愈的解释，有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的。
在我病愈那天，妹妹兴奋地说：“是我在灵隐寺给我哥烧香许愿好的吧”。我听后一笑，也没有留意。因为烧香许愿是不能治病的。一个好事的朋友问我，听说你病好那天就是你妹妹给你烧香那天。我说，我妹妹出门是给我烧香了，但是哪一天烧的我没问。那位朋友说，你回去问一问。回去问后，果然是10月25日那天。因为是星期天，妹妹记得特别清楚。可见那时，亲人为我的病愈几乎是想尽了一切办法。
抑郁症作为一种精神疾病，既然是精神与神经方面的疾病，那么幻想、幻听、幻境、异像、异语、异事等等这些精神病学中常见的病理特征也同样见怪不怪地多发于抑郁型患者当中，而这些异象特征，又往往间接而神秘地反映着患者病情的轻重，病愈的急缓，治疗的难易，也有的暗示出患者的病因、康复的机缘，甚至是他的状态等等，这一点不容忽视，这启示着人们如何更细心地去观察、看待、对待患者，如何去全面利用内因、外因引导解脱那些本该自然的灵魂。
本文转自《噩梦醒来——一个抑郁症患者的自述》:http://info.hqu.edu.cn/xlxh/sjxz/zhishu/index.htm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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