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错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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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回大唐 于 2016/7/15 17:46:23 发布在 凯迪社区> 猫眼看人
文章来源：辛可微博的博客
辛可，当代作家，主要作品有《唐僧写给观音的36封信》、《逼下梁山》。
几千年来，中国人始终面对一个头疼的问题，奴才或奴隶错了，可以随便收拾，甚至干掉大头或小头，如果皇上错了，怎么办？
依常识，错了就该批评，就应悔过。有人也尝试这么干，结果如何呢？韩退之被贬谪、海刚峰下死牢、雒于仁险些丢掉小命。这就是批评皇上的下场。
他们之所以走狗屎运，大概是没有活明白。尽管皇上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但不包括朕；皇上要求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不包括孤；皇上宣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不包括寡人……。老子受命于天，在一切社会规则之上！
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悖论是：人都会犯错，皇上也是人，但皇上不会犯错，他永远是光荣伟大正确的。
千年国史就基于这一逻辑，绵延不绝，至今而然。我的老师胡戟先生以为，晚清以降不过是后皇帝时代，秦珲老师讲告别帝制，亦复如是。
在历史系混了四年，一无所获，但明白这句话足够了，可以保证自己不管碰见何种型号的影帝，都不至于变成傻X。近现代中国之所以弄成四不像，就是因为大家都想当皇上，所不同者，换个马甲罢了。
既然都在玩伪共和、真皇帝的把戏，自然也符合数千年一以贯之的混账逻辑，皇帝或者首长怎么可能有错呢？
故宫养心殿有一对联：惟以一人治天下，岂为天下奉一人。雍正御笔，唐张蕴古原创。前一句确是事实，后一句纯属扯淡。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讲这种屁话，岂非掩耳盗铃？
考察历代财政开支，绝大部分用于皇室挥霍和维稳，有几分钱花在百姓身上？难道黔首布衣把裤头贡献出来，才算得上“奉一人”吗？洋洋洒洒二十八史，顺着看也好，倒着读也罢，不过如此，如此而已。
也有人不买账，比如唐甄讲“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黄宗羲怒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为一姓富贵劫掠天下，还号称爱民如子。难道中国人都是自虐狂，非要认贼作父不可？
类似《甄嬛传》等龌龊玩意，有人品得津津有味，我则恶心得要死。一群没有牛牛的男女围着一个有牛牛的男人斗得你死我活，这跟养猪场有何区别（一头种猪，一群母猪，其他公猪全被阉了）？中华帝国之中枢，大概就是模仿养猪场构建的。
然而，以中国人的逻辑，这一切理所应当。阉人者恶毒，皇帝随便阉别人，皇帝是正确的；劫掠民财者无耻，皇帝随便劫掠民财，皇帝是正确的；乱搞女人者下流，皇帝随便乱搞女人，皇帝是正确的……如此等等。
如果有起码的良知且心理脆弱，研究中国史非精神错乱不可。旧书读多了，午夜梦回，弄死自己的心都有。好在时下的所谓学者，大多情商很高，竟然能从臭狗屎里咀嚼出玫瑰的味道。
可问题依然摆在那里，既然惟以一人治天下，凡事皇帝说了算，他又必须是正确的，弄到天怒人怨、民不聊生的地步，到底谁来付这个责任？
好在我的担心有点多余，千百年来，奴才特别是有文化的奴才，在这方面累积了足够的智慧，看似完美地解决了这个无厘头的问题。
依他们高见，如果弄到国将不国，只有三种可能：要么是奴才的错；要么是民众的错；要么就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挖坑，皇帝也是受害者。
“奴才有罪、皇上万岁”的口号，类似女人的叫床声，抑扬顿挫、性感撩人，几千年绵延不绝。脸蛋涂抹成何种颜色并不重要，只要城头飘着大王旗，皇帝还是一样的皇帝，奴才还是一样的奴才，换身行头，玩的还是一样的把戏。
以明为例，各朝大略如此。明英宗成了阶下囚，错在王振；明武宗胡闹，错在刘瑾；万历皇帝不上班，错在申时行；明熹宗搞得天怒人怨，错在魏公公；等等。崇祯上吊时，口袋里有个小纸条：皆诸臣之误朕也。这大概也是所有皇帝的心声：朕没错，只是奴才们太坏了！
所以在中国，时常会上演“清君侧”的闹剧。明明是痛得难受或痒得不行，起来造皇帝的反，却扬言是为民请命，帮皇帝清除小人，如此天下太平矣。可“清君侧”演到最后，被清除的多是皇帝，奴才们倒安然无恙，踩在旧主子尸体上，继续为新主子大唱赞歌。
事实上皇帝作为帝国主宰，无论钱袋子、刀把子、官帽子，大小权力一把抓，凡事莫不秉承他的意旨，没有他的支持或默许，哪个奴才敢随意乱来？谁心里都清楚，皇帝才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但依据中国式的悖论，皇帝必须永远伟大正确，所以责任只能由奴才来负。
宋仁宗说自己“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可谓诛心之论。中国的帝王都是玩弄权术的高手，不是太蠢，而是太坏。我的评价是八个字：治国无能、整人有术。奴才们被玩于股掌之中，何敢跟主子作对？魏公公之所以为所欲为，读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便明白了。独裁者根本不信任官僚集团，利用心腹奴才打击官僚集团罢了。
要杀岳飞的是宋高宗，能杀岳飞的是宋高宗，下令杀了岳飞的是宋高宗，但宋高宗没有错，做孽的是马仔秦桧，甚至包括他老婆。这就是中国人的是非观与混账逻辑！
由此可见，做奴才并不容易，除了听主子的话，替主子干坏事，还要时刻准备着，万一搞臭了，站出来为主子背黑锅。哪一个成功的佞臣后边，不站着一个为非作歹的皇帝？
既然皇上不会犯错，如果搞得灰头土脸、天怒人怨，又不想让心腹奴才背黑锅，怎么办？阴谋论、挖坑论便横空而来了。也就是说，坏事不是皇帝和心腹奴才干的，而是政治敌人栽赃陷害。翻开中国的史书，类似的故事比比皆是。这样不但可以替皇帝或心腹奴才开脱，而且能一石双鸟，抹黑或打击自己的政治敌人。
事实上，皇上以及心腹奴才很清楚，别人之所以这么干，不过是秉承或揣摩上意罢了。舔对了，舒服的是皇上，舔出麻烦，就是别人故意使坏。皇上不可能有问题，只是被蒙蔽，也是受害者。问题是皇上爪牙遍地、耳目众多，连蹬三轮的都知道有人给皇上挖坑，他却不知道，这可能吗？
我时常见有人替袁世凯翻案，逻辑大概如此。可史实如铁，袁老四处心积虑搞垮共和，不就是要做皇帝嘛！隆裕死后，袁纵容满清遗老穿着旧官服满街跑，任由复辟谬论甚嚣尘上，岂非投石问路？此何年何月哉，袁老四已痒得不行了。
后来杨度他们搞筹安会，梁士诒之流搞大劝进等等，哪一项未得袁的支持或默许？本就自导自演，何来挖坑？奴才们只是投其所好罢了。杨度“旷世奇才”的高帽子，不就是舔出来的吗？既如此，袁临死也玩那一套：孤被小人们暗算了！
梁任公警告过，你不听啊。北洋的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不买账，你视而不见啊。自做孽不可活，沦落为独夫民贼、政治流氓，与别人何干？最可笑者，有人说，如果孙先生不闹，袁也许会搞出新中国。呜呼，一个妻妾成群、就知道玩弄帝王术的老官僚，会搞民主自由，这可能吗，还有没有起码的常识？
简言之，所谓阴谋论、挖坑论，不过是糊弄民众的手段。没有谁给皇上挖坑，也没有谁敢给皇上挖坑，一切罪恶勾当不过是秉承上意罢了。要么是玩砸了找人背黑锅，要么就是打击政治敌人的手段。可见跟普通的流氓相比，很多皇上的贼格也高不到哪里去。
退一步讲，就算阴谋论、挖坑论成立，皇上作为决策者，也要付首要的责任，不能祭出阴谋论、挖坑论，就可以堂而皇之伟大正确了。至于有些人确以为然，整天鼓噪这玩意，不过是无知或自作多情罢了。
如果皇上和心腹奴才必须正确，又找不出合适的政治敌人背黑锅，大家沆瀣一气，应该讲大局、讲团结，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当然就是老百姓的错了！皇上英明神武，奴才个个正直能干，但玩砸了、傻逼了，无他，都是老百姓素质太低。
在皇上及奴才们看来：兴，皇上英明；亡，百姓傻逼。这就是他们的强盗逻辑。晚清以降，洋务运动烂尾了，是老百姓素质低；维新变法玩砸了，是老百姓愚昧；民主共和搞成四不像，是老百姓根本不配。如此等等。
民国初年，梁启超鼓吹旧权威主义，今天某些人叫嚣新权威主义，不管成色如何，都基于这一谬论：中国的老百姓素质低，不配拥有广泛的、真正的民主，否则会天下大乱、国将不国，所以必须集权力于某人或某团伙，惟其如此，天下方可大治矣。
可悲的是，梁启超帮袁老四搞垮共和，集权到无以复加，但袁并没有带着大家奔小康，而是沐猴而冠，帝制自为了。就算新权威主义贩子的出发点是好的，最终只会弄出一个个更不入流的袁老四，所不同者，只是马甲的款式与脸蛋的颜色而已。
我不认为人民总是对的，或中国人有多高的素质，但这跟他们配不配拥有民主自由毫无干系。事实上英美诸邦在建立民主国家时，民众素质比我们高不到哪里去。最可叹者，普通民众完全被边缘化，有何可能或资格为历史负责？作恶的永远是皇上和大小奴才，也只能是皇上和大小奴才！
对于贩卖素质论的这帮人，我同样有八字相赠：名为国士、实为国贼！披着为生民立命的外衣，自以为是、傲慢无知，做着助纣为虐、祸国殃民的勾当。新权威主义鼓吹者，跟康梁师徒乃一丘之貉，不过是中国进步的绊脚石、搅屎棍罢了。
为维护主子的光荣正确形象，奴才们机关算尽，主子确实爽了，奴才们也藉此飞黄腾达，可对国家或民族而言，这绝非济世之良药，而是祸国殃民的毒药或春药。横行在大地上的罪恶，莫不是拜此混账逻辑所赐。
有人以为，之所以搞砸了，是因为品种不好，如果换个品种好的皇帝，就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千百年来，换了多少皇帝，品种不可谓不丰富，基因不可谓不纯正，效果如何呢？最终都在玩一样的把戏，个个无法无天，任由罪恶在大地上轮回。
历史已雄辩地证明，没有监督或无法监督的权力必然堕落。只有孙先生开出的药方是恰当的、有效的。那就是中国要进步，成为民主自由的国家，就必须彻底终结旧制度，废除皇帝以及类似的各种玩意！惟其如此，国家才能正常发展，人民的基本权利才会得到保障。
因为几千年皇权政治之流弊，在中国，连英日等国的君主立宪游戏，我们也不能玩。在这片浸润着专制文化的大地上，假皇帝很容易变成真皇帝，换个行头荼毒天下。晚清以降各种型号的统治者，何尝不是如此？无皇帝之名有皇帝之实，甚至比皇权时代的独裁者更坏更无耻。
我们要真正当家作主，过上自由幸福的日子，只能把一切统治者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他们不敢也不能为所欲为。一旦赋予他们太多的权力，且无法有效监督，他们必然会作恶。不要天真地以为，集权才能干大事，事实上集权更容易作恶，政客的承诺是靠不住的。
读了不少书，走过太多的弯路，我开始坚信，我们绝不能寄希望于任何型号的圣明天子，或者对旧制度修修补补，而应彻底终结旧制度，把一切真假皇帝、野心家送进历史坟墓，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欲达到此目的，必然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但时间终将证明，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把魔鬼放出瓶子，再也收不回去了。古老的民族染上了狂热，犹如老年人坠入情网。小伙子，想想你被一个老太婆发疯似地追求的情景，那发烧的眼睛和干瘪的乳房。这就是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原来的时间表是：一至两年，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刘少奇们成战俘。他领着全党继续上路。他万没料到这场革命野马奔腾，他已完全驾驭不住。林彪的背叛给了他漂亮的一击。他那样信任林彪，把能给的全给他了，可林彪不满足，居然还想要更珍贵的：他的性命。不错，林彪最后是仓惶出逃了。可在林彪仓惶出逃之前，毛泽东是否也仓惶了一回？为了躲避林彪的袭击，毛泽东视察南方回北京时，忽走忽停，一日数变，叫人捉摸不定，到北京后是悄悄在丰台下车的。一个统治者在自己统治的地盘里还这样偷偷摸摸，也够悲哀了。
林彪事件后，全国人民惊讶地注意到一个现象：毛泽东势不可挡地见老。这个星期见外宾的照片和上星期照片比较，准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彪没全输。他毕竟折了毛主席的寿。打击是沉重的，但不是最重的。最重的打击来自——天安门广场。我要说的是“四•五天安门事件”。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是玩深沉的中国。人民在思考。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不被允许思考。领袖已经替他们思考好了。有思考的奴隶是危险的奴隶。他们总体是不爱思考的。一九七六年他们当中一部分人稍稍动脑思考了一下，就弄出了个“四•五天安门事件”。然后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他们又不思考了。
文化革命是纸老虎，不要说经不起戳，它甚至经不起思考。一思考它就崩溃了。人们发现，文革是乌托邦。第一批设计乌托邦的人，是有心人。而现在，是反乌托邦的人才是有心人了。文化大革命再进行下去是不可能了——戏毕竟是戏。人民反对文化革命。而反对文化革命就是反对毛泽东。这是“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灵魂。悼念周恩来总理是虚晃一枪。人们在寻找爆发点。而周恩来去世得恰到好处。他最后给了人民一个机会。
这个人死得有点惨。他与毛泽东配合得天衣无缝。那是因为他万倍谨慎。他谨慎到……谨慎到这种程度：赫鲁晓夫访华时吃宴会与他碰杯，而毛泽东没举杯，他也死死不举杯。
如果为周恩来举行国葬，如果毛泽东探望一下周恩来，或参加追悼会，一切都不会发生。周恩来去世后，汪东兴、张耀祠已勘察好中南海至北京医院的路线，以为毛泽东会去，但毛泽东没去。汪东兴因此还发了两句牢骚。张玉凤也流着泪劝毛泽东去，可他拒绝了。说句公道话，他已经没有能力去了。他也病得快要死了。应该说在这几天他没做错什么。除了放鞭炮那件事有点让人捉摸不透外，他基本是无愧的。
周恩来去世后几天就是春节。除夕夜，全国没有一声鞭炮响。我敢打赌没有。毛泽东却吩咐张玉凤等工作人员搞来鞭炮，在游泳池门口大放特放。他已极度虚弱，也在别人的搀扶下，点燃二踢脚。以前他从不亲自放炮。今天他放了，并从垂死的脸上绽出一丝欣慰的笑容。那晚上他们放了许多鞭炮。第二天早上，鞭炮屑是用三○一卡车拉走的。
不明真相，或明了真相，人民总之不能忍受了。四月开始了决死的战斗。天安门广场又一次当了明星。全中国人仿佛都跑到广场上来了。他们的爷爷曾在这里鏖战军阀的马队。他们的爸爸曾在这里狂欢建国。他们本人曾在这里痛哭流涕发誓效忠文革。现在他们反戈。
那几天，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天安门广场。他与广场同呼吸共命运。虽然他已半截身子入土但并不妨碍他掌握广场的动向。后来华国锋说什么江青、毛远新蒙蔽欺骗了毛主席，那是别有用心的。谁也蒙蔽不了毛主席，除了林彪。他的心情很沉重。以前，天安门广场属于他。现在，广场不再属于他。他悲怆地意识到他与广场的蜜月已经结束。他已不再是广场中人。他力图还是，但广场已不收容他了。广场抛弃他了。那天，当毛远新把被公安部定为○○一号的反革命诗词念给他听时，他的脸色苍白极了。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毛远新一边念一边瞅他叔父，生怕叔父会震怒。但叔父没有怒，却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把头低下了。几根稀疏的白发遮不住秃掉的脑壳。他就这样低着头，一言不发，足有几十分钟。毛远新以为叔父睡着了，轻轻起身想离去，岂知叔父突然开口：“是洒泪，还是洒血？”“洒泪。”姚文元立即在出简报时把这一句改为“洒血祭雄杰”。
四月五日深夜，大军出动，将天安门广场一鼓荡平。广场又一次浸泡在鲜血中。王洪文在人民大会堂里指挥了这场屠杀。战场打扫完毕，他兴冲冲地来中南海见毛泽东。毛泽东正穿着睡衣躺在床上看《红楼梦》。王洪文说：“主席，我们胜利了！”
与王洪文喜悦的神色相反，毛泽东脸上布满阴云。他正在看宝玉与宝钗成亲那一段。林黛玉孤零零躺在床，倾听远处欢乐的丝竹声，一定也幻想着自己情人与别人性交的情景，犹似万箭穿心。一贯心软见了落花也哭的她此时竟无泪，说：“宝玉，你好……”无下文了。王洪文喷着唾沫讲述天安门广场的激战，毛泽东始终没抬头。王洪文讲毕，等待导师夸奖，没想到毛泽东说：“黛玉说：‘宝玉，你好……’好什么呢？这真是千古之谜。你好狠心？你好好待宝钗？你好不理事？……”王洪文一脸茫然。毛泽东根本不看王洪文，继续讷讷：“你好好睡觉？你好苦……你好苦？啊，对了，是这句：你好苦哇。……”
四月六日，政治局开会，将天安门事件定为***。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在政治局的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
当天晚上，他病了。发烧。咳嗽咳出血痰来。他叫别人士气大振，而自己的士气却一蹶不振了。那一天，由于心情灰暗，他说得最多的话题是死。王洪文来看他，他问这个年轻的接班人：“我死之后，中国会发生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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