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集体学习胡锦涛讲话 贾平凹：听总书记的报告很震撼
著名作家集体学习胡锦涛讲话 贾平凹：听总书记的报告很震撼--------------------------------------------------------------------------------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11日17:35 南方日报
本报北京电(记者/蒲荔子)昨天下午，代表们第一次分组讨论，内容为学习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下面，我们就重现真人原声，带给读者朋友几位著名作家的学习心得。
文学高峰期即将到来
贾平凹:听总书记的报告很震撼、很亲切，感觉到创作环境、创作空间很宽松。关于
文学的继承和创新的问题，胡总书记的角度很新颖，意义深刻，也更加尊重艺术规律，可以说这预示着文学的高产和高峰期即将到来。另外，报告很有文采，删一字而不能。
赵本夫(江苏省作协党组副书记):一直以来，没人说过文化不重要，但确实也没有把文化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文化的衰减，是一个民族走向衰亡的标志。现在都说“文学边缘化”，但那是表象，实际上，文学、文化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每个细节。和以前相比，现在不乏优秀作品，我们从事文学的人应该为此感到骄傲。
作家的责任是发现不和谐
周梅森(江苏省作协副主席):和谐文化不是一团和气，揭露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程贤章(广东省文学院原院长):什么叫和谐，是不是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和谐？我觉得不是。和谐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个主观方面，就是自己和自己要和谐，需要满足感；另一方面是客观方面，就是自己与社会要和谐，需要互相理解、谅解、尊重。
彭名燕(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作家的责任就在于用文学艺术家的良知和思考，在和谐中发现不和谐，然后找到这种不和谐的原因和消除不和谐因素的办法，使社会更和谐地发展
http://news.sina.com.cn/o/2006-11-11/173510471925s.shtml 我看了被贾XX震撼的无话可说。
虽然一点不喜欢他的文章但是好逮也是名人，低贱如此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作家要多点爱 文学应多点美
10日下午，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作家代表们踊跃发言，分组讨论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陈昌本：文艺作品要反映时代
（陈昌本：文化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五届主席团委员、六届名誉委员）
通过总书记的讲话，我体会到，文艺作品应该反映时代。
现在经济发展很快，文艺也没有被边缘化，不过创作的作品，还没有能很好的担当起反映时代、反映社会主义新风尚和社会主义精神的重任。我在任文化部副部长期间，访问过３０多个非洲国家口口，有件事情很刺疼我。当时《法国女大使和她的丈夫》在热放，非洲朋友对我说，你们中国没有这种作品，要不然肯定会在非洲大地上风靡。事实上，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国际援助，对非洲更是如兄弟般对待。但是，因为很少有创作者真正去深入非洲、去体验这种援助，所以我们很少反映这种题材的作品。我们的经济在快速发展，但如果作家的笔，如果不能很好地反映出现在中国的思想、中国文化的深刻，也有可能会被人称为“经济怪兽”。
中华文化的伟大康复兴能通过哪些作品支撑起来呢？我感到当代作家的责任重大、责无旁贷。
曹文轩：文学应该多点传统文化的和谐美
（曹文轩：北京市作协副主席、北京大学教授、博导）
胡锦涛主席的重要讲话中，有一个高频词，就是和谐。我对这个词非常喜欢，和谐是中国传统哲学、美学的命题。
辩证的看，现在强调宽和谐，就是说，现在还有些不和谐。当前文学队伍是和谐的，不过当前的文艺作品就不怎么和谐。大家随便拿些杂志、文学作品翻翻，就都会感动身受，现在低级趣味、庸俗、浮躁的文艺作品实在开始不少。我平常和朋友说，现在这样一个高节奏、人们忙碌而又功利化的时代，阅读了这种低俗、快餐式的作品，就更会使人心理添堵、不舒服。
去年和朋友去瑞士参加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大会，我很不愿意进去，我站在大厅里想：如此明亮的大厅，如此典雅的场面，怎么就会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耶内利克，一个描写那么私性、那么变态的一个作家？文学里面可否多一点和谐的美？不久前，我重看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依然热泪盈眶，因为小说里闪耀着人性的光辉。现在很多观众都喜欢看韩剧，或许就因为里面有很多传统的、和谐的文化。
那我们现在有些文学为何就偏要往毒、往狠、往死里写？我们的文学里面，应该多有点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之美。
对于作家，我崇敬德国作家格拉斯。一个曾经被德国人誉为“德国的良心”、一生都在抨击纳粹的知识分子，却在８０岁的时候，自爆年轻时是个“纳粹军”，他自己不说，这段过去将永远被遗忘，没有人能知道。我认为一个作家，最应该具备的品格，就是讲真话、讲实话。
秦文君：作家应该多看到美、看到爱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当下好读的儿童文学还很稀缺，很多孩子，还受不到好作品的熏陶。我常从孩子的眼光看世界，很受启发。孩子们的眼睛最真实，我们大人经历太多，对许多东西都会漠视。现在的作家，应当在生活中多看到亮光、多看到美、多看到爱，并将这种感情通过文学传递出去。文学的感情需要传递给孩子，这样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就会受到熏陶，审美的能力也就会提高。作家心里要多有点爱，这样生活会更美，世界就会更和谐。
叶永烈：作家要积极反映人民心声
（著名作家叶永烈）
胡锦涛主席讲话中提到，“一切可有理想有抱负的文艺工作者，都要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积极反映人民心声。”我的体会是，“和”字是当代的一个中心命题，和谐文化仅是从社会效果而言，其实质上还是先进文化，能代表人民群众心声的文化。上海的作家阳春白雪的多，是有点游离生活的。我所从事的是纪实文学。在退休前，经常在外面采访，还帮一个协会每年挑选３０万本优秀图书，送到最需要的农村或基层去。我去贵州的一个农村，就很受感动。有个农民家庭，经济拮据，还借钱供养三个孩子读书。他们告诉我，现在日子虽然难过点，可过几年孩子们学业有成，生活就会好起来。农民们都知道文化很有用，也很缺。我们要深入农村、深入生活的前沿，去体验去感受生活。要真正热爱人民、真正了解人民、真诚理解人民。多听听人们的呼声，写出有时代感到作品。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6-11/11/content_5316171.htm
[ 本帖最后由 Israel 于 07-3-22 02:38 编辑 ] 再次拜倒。
从此彻底怀疑中国“文坛”。最好笑的笑话时刻都在发生。
偶当年被这些主流文学和世界观、价值观摆布的像个白痴，才发现他们描绘的世界和人的与现实之间有着巨大的瀑布，精神是经历了很多磨难才逐步的现实。
所谓文学家很多原来是禽兽。
[ 本帖最后由 Israel 于 07-3-22 02:44 编辑 ] 或许人格和尊严对于某些时候某些人是次要的东西吧。
前有郭老，后有贾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政治风向里的墙头草 郭沫若文革遗事星岛环球网 www.singtaonet.com
郭沫若（1892—1978），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
1923年郭沫若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1914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中等人组织创造社，历任《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杂志主编，上海大夏大学讲师，学艺大学文科主任，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1927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流亡日本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甲古文字、青铜铭文，“七七事变”后返国，从事抗日救亡运动，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1948年进入解放区，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国文联第一、二、三届主席，中共第九、十一届中央代表及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18年开始发表作品。1952的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著有《漂流三部曲》等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作品中充满主观抒情的个性色彩。还出版有诗集《星空》、《瓶》、《前茅》、《恢复》，并写有历史剧、历史小说、文学论文等作品。1928年起，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著作，成绩卓著，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天地。 《棠棣之花》、《屈原》等6部充分显示浪漫主义特色的历史剧，这是他创作的又一重大成就。著有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骆驼集》，文艺论著《读（随园诗话）札记》，《李白与杜甫》等。著作结集为《沫若文集》17卷本（1957～1963），新编《郭沫若全集》分文学（20卷）、历史、考古三编， 1982年起陆续出版发行。许多作品已被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
郭沫若
郭沫若逝世已经20多年了，但对他的评价，很多方面尚未定论，特别是他的人格问题，更是议论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他很伟大，有的说他很平庸；有的说他是“青春型”人格，有的则说他是投机分子；有的说他是敢于创造的天才，有的则说他是御用文人；有的说他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有的则不以为然，等等。郭沫若究竟具有怎样的人格，他在现代和当代文化界、知识界、教育界心目中到底是什么形象？很有个明确的定论。
郭沫若在历史评价上虽然有些尴尬，但郭沫若在“文革”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却始终左右逢源，他明哲保身，善于处置自己，在复杂的政治关系中活动从容，几近于游刃有余。
郭沫若在“文革”中的三首诗词
对郭沫若有着各种评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王东成教授2005年10月在“三味书屋”讲到了“郭沫若现象”，认为郭沫若他能在变幻不定的政治环境中，能够及时地快速地也是天才地提供文艺作品为当时当地的政治服务，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王东成举了具有郭沫若特色的三首诗词为证：
在1976年毛泽东9月9日逝世后，“四人帮”就擒，此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饮酒祝贺喜讯，以“三个公螃蟹，一个母螃蟹”作为最好的下酒菜，都普遍吟诵郭沫若的《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1976年10月21日首先发表于《解放军报》，11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
“四人帮”被比作是三个公螃蟹一个母螃蟹
也就是发表《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五个月以前的1976年5月20日，同一个郭沫若写下了另一阕牌名仍为《水调歌头》的《四海〈通知〉遍》：“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在演讲中，王东成还提到了郭沫若的另一首诗。那是1966年6月5日，文革刚开始不久，江青开始在这场浩劫的历史大悲剧出头露面的最初公开亮相之时，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罕有的国际国内作家的一次聚会——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向毛泽东表了忠心之后，郭沫若仍感意犹未尽，向在场的江青即席朗诵了新作：《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当然，我们还记得正是这位文艺界和科技界的领军人物，郭沫若公开表态，应当烧掉他写过的所有的书。我们也知道，这个烧书、砸文物的历史任务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赞扬的“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江青领导下的文革小组所支持、操纵的红卫兵完成的，经过最高统帅和副统帅亲自检阅的百万红卫兵“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在首都又在全国打砸抢烧杀的伟大得无以复加的大革命中充当了历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
1963年11月，郭沫若在武汉大学
上述三首诗词中确实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社会中存在一种特殊的“郭沫若现象”，即政治上需要什么，我就能作出诗词、提供文艺作品或理论阐述，证明当权者的话是绝对真理，至于知识分子的学术道德、人格良心等等都在泛意识形态化的大环境下溶化到虚无世界了。
风派人物，细腰是弹簧
“文革”正式开始之前，1966年4月14 日在人大常委会上听了石西民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之后，郭沫若立即发言。他说：我“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他说这些话的含义，大家都不理解，包括当时的周恩来。1967年8月25 日他在给读者徐正中的信中作这样的解释：“凤凰每经五百年要自焚一次，从火中再生，这就是我所说的‘烧掉’的意思。”以后在接见日本客人时，他也这样回答。 其实，这种解释和答问是不真实的，如他说愿意把书“烧掉”一样是假话，是伪而辩；真正的原因是出于恐惧。他感到这场“文革”风势一定非常猛烈，像他这样的人，如不彻底否定自己，借以缩小目标，必将在劫难逃。此后整个“文革”期间，他都像惊弓之鸟，终日惶惶然、东躲西藏，甚至到了不惜伪装而求生存的地步，就证明了这一点。1966年冬天，他秘密躲进六所，“不告诉机关，不带秘书，不带司机”，住了一个月，待形势缓和方敢回家。1967年4月，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总理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儿子后来被打死了还是不敢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抄写爱子留下的日记。
毛泽东与郭沫若
郭沫若在“文革”时期内言论行为的准则是：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一切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因此有的作家送给他一个“风派人物”的绰号，说他“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讽刺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
文学家抑或学术家？
作为文学家，郭沫若的“文革”诗文总体上乏善可陈。其大量为“文革”歌功颂德之作，因袭“文革”话语，并无多少诗意与诗情，其主要功能在于政治站队。唯有一首《水调歌头》，如实地反映了“文革”真相：“诬我前曾叛党，更复流氓成性，罪恶十分深。领导关心甚，大隐入园林。初五日，零时倾，饬令严。限期交待，如敢抗违罪更添。堪笑白云苍狗，闹市之中出虎，朱色看成蓝。革命热情也，我亦受之甘。”
作为学术家，晚年郭沫若的主要作为集中于专著《李白与杜甫》和考古方面。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扬李抑杜”，固然与郭沫若富于浪漫气质有关；同时也应看到，恰好毛泽东也“扬李抑杜”。本来将李、杜并称为“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的郭沫若，在“文革”中否定自己先前的看法，“将伟大领袖的审美情趣拔高为评衡文学艺术家历史地位的准绳”，《李白与杜甫》虽然表面上看是“反潮流”的翻案之作，实际上却恰恰在迎合“文革”中“个人崇拜”的最大时尚。至于在考古方面，“文革”中郭沫若受政治功利主义的影响，先入为主地使学术服从于政治宣传的需要，从而在考证《坎曼尔诗笺》时，导致他发生了把作假赝品认作出土文物的轻率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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