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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内心的冲突》（一）美国荷妮
序 言
在研究神经症的时候，无论我们的出发点是什么，无论经过怎样曲折的途径，我们最终会认识到，人格的紊乱是患病的原因。每一种神经症，无论其症状如何，都是性格神经症。由此，我们在理论上和治疗中必须致力于更好的理解神经症性格结构。需要强调的一个论点是，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这就确切说明了，神经症产生于人际关系的紊乱失调。神经症的内驱力是强迫性内驱力。强迫性内驱力是神经症特有的，这种驱力产生于孤独、无助、恐惧等感觉，产生于与他人的敌对情绪。不仅如此，它们还代表了患者用来应付生活的一些手段，它们追求的主要是安全感而不是满足；它们的强迫性起因于潜伏在它们之后的焦虑不安。我把强迫性内驱力称作神经症趋势或倾向。
假如精神分析主要不是将我们目前的麻烦与过去的经验联系起来，而是理解我们现在人格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那么，不需要或只需要行家的一点帮助就可以认识并改变我们自己。神经症之所以会发生，是由于诸种不同的倾向相互冲撞的结果。冲突出现于相互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之间。它们最早只涉及到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最终还是会包含患者对自己的矛盾态度，包含他的矛盾的品质和矛盾的价值观。
我的观察：首先是病人对他内心显然存在的矛盾竟一无所知--当我向他们指出这一点时，他们露出想回避的神态，而且似乎对此毫无兴趣（经过多次这样的经验，我认识到，他们的回避正表现了他们对分析者试图解决他们的矛盾持反感的态度）--最后，他们在突然认识到冲突后又显得惊惶不安（这种反应使我明白自己是在玩弄炸药。病人想避而不谈他的冲突，那是自有其道理的：他们怕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撕成碎片）病人不惜费尽心机去“解决”冲突，或者确切的说，去否认它们的存在并制造一种和谐的假象。
最初的试图是掩盖一部分冲突，让其对立面占上风。
第二个试图是回避他人。孤独是基本冲突的一个部分，即一种最初对待他人的矛盾态度；同时也代表一种解决矛盾的试图，因为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维持一种感情上的距离便好象使冲突不能发生作用。
第三个试图与上面两个很不相同。患者不是回避他人，而是回避自己，他的整个实际的自我对他反而显得不真实，于是他心中创造出一个理想的自我形象来取代真实形象，在这个人为的自我中，冲突的各部分改头换面，不再象是冲突，倒象是一个丰富的人格的不同的方面。对完美的需要正是力图符合理想化的自我意象；对赞美的渴求可以看作是要求他人证实自己就是那个理想化意象。这种意象与实际的差距越大，对赞美的需求自然也就越难以满足。在所有解决冲突的试图中，这种理想化意象也许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对整个人格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反过来它又制造出一条新的内心裂隙，因此又需要再一次的缝合弥补。
第四种试图主要是为了消除这种裂隙，同时也偷偷抹去其它的冲突，这就是外化作用，病人认为内心的活动是自我之外的事件。如果理想化意象意味着与实际的自我有几步之差，外化作用则使真实面貌面目全非。外化作用再次产生了新的冲突，或者大大加剧了原有的冲突，尤其是自我与外界之间的冲突。
上面的四种趋势是患者为解决冲突而作的主要尝试，部分是由于它们似乎经常在各种神经症里发生作用，部分是由于它们导致人格的猛烈的改变。
当然患者还有其它办法，只是不具有这几种的普遍意义。比如：武断的自认正确，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的主要功能是压制内心的疑虑；僵硬死板的自我控制，功能是企图凭借意志力量把已经分裂的内心世界强凑在一块儿；犬儒主义表现，通过对一切价值观的蔑视，自然取消了与理想有关的冲突。
悬而未决的冲突造成的后果：各种各样的恐惧，精力的浪费，道德的损害，由于复杂的感情纠葛而产生的绝望感。
我这种神经症理论的动力中心是三种态度之间的基本冲突，这三种态度就是：亲近人、对抗人和回避人。患者一方面害怕人格被分裂，一方面又需要维持统一体的功能，所以便不顾一切地试图解决矛盾。尽管他造成了一种人为的平衡，但同时有制造了新的冲突，所以有需要继续寻找进一步的补救措施来抹掉这些新冲突。这种逃避分裂、追求统一的努力，每走一步只会使患者变得更加敌视他人，更加一筹莫展，更加心有畏惧，更加疏远自己和疏远他人；结果，冲突的病因更加严重，冲突的真正解决更遥遥无期。病人最后丧失了希望，就企图在虐待行为中寻找补偿，而这样又反过来加剧他的无望感，产生新的冲突--这就是神经症的发展及其产生的性格结构的一幅令人战栗的图画。
[ 本帖最后由 刘端海 于 07-7-26 21:40 编辑 ] 冲 突
能够在体验冲突时又意识到冲突，尽管这可能叫人痛苦，却可以说正是一种宝贵的才能。我们愈是正视自己的冲突并寻求自己的解决方法，我们就愈能获得更多的内心的自由和更大的力量。只有当我们愿意承受打击时我们才能有希望成为自己的主人。虚假的冷静根植于内心的愚钝，决不是值得羡慕的。它只会使我们变得虚弱而不堪一击。
神经症一直是个程度问题。我所说的“神经症患者”，指的是已经达到病态程度的人。他对自己的感情和欲望的意识已经衰退。通常，他能有意识地、清楚地体验到的感情是恐惧和愤怒，这往往是别人击中他的弱点时他的反应。不过，甚至这种反应也可能被他压抑下去。这种典型的神经症患者，他们受强制性标准的影响太深了，失去了自己决定方向的能力。在那些强迫性倾向的支配下，病人连断然舍弃的能力都几乎丧失了，更不用说对自己负责的能力了。
神经症冲突所涉及的问题，也可以是困扰正常人的普遍性问题，两者的区别在于：正常人的冲突的两对立面的悬殊，远不及神经症患者的悬殊那么大。打个比方，一个只相差90度或更小的角度，而另一个可能达到180度。
还有，两者在意识程度上有差别。正常范围内的冲突可以完全是有意识的，而神经症冲突就其所有主要因素而言总是无意识的。即使一个正常人可能意识不到自己的冲突，但只要得到一点帮助，他也能认识冲突的存在。相反，神经症冲突的主要倾向被牢牢地压抑着，要克服巨大的阻力才能将它们解放出来。
正常的冲突涉及到作两可之间的实际选择。陷入神经症冲突的人不可能自由选择。两种方向正相反的力以同样的强度驱使着他，而这两个方向都是他不愿去的，所以通常意义的选择是不可能的。他被“搁浅”了，感到一筹莫展。
要解决这种冲突，只有对神经症倾向进行处理，改变他与己、与人的关系，才能帮助他完全摆脱那些倾向。
上述特点说明了神经症冲突为什么有如此的强度。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些特点并牢记在心，我们就不能理解病人不顾一切地旨在解决冲突的努力，而这些努力或尝试正构成神经症的主要内容。
基 本 冲 突
发现神经症冲突并非易事，一方面是由于它们主要处于无意识中，更重要的是因为患者往往矢口否认它们的存在。事实是，每一种神经症症状都表明有冲突存在；就是说，每一症状都是冲突的直接或间接产物。
我们将看到，未被解决的冲突是怎样产生焦虑、压抑、犹豫、迟钝、孤立等状态的。对成因的理解有助于我们将注意力从表现出的紊乱转向紊乱的根源。
另外一个冲突的标志是自相矛盾。患者有时也能意识到自己的这种矛盾表现，但更经常的情况是他看不见这种自相矛盾，而一个毫无经验的观察者却会觉得那是显而易见的。
自相矛盾是冲突存在的确切标志。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常常有助于我们对冲突的性质作出试探性的分析。例如，深度的抑郁（症状）只暴露出一个事实：病人正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而一个溺爱孩子的母亲忘记了孩子的生日（自相矛盾），我们可以认为：她更关注的是当一个好母亲这一理想，而不是孩子本人。甚至可以承认这种可能性：一方面是她当良母的理想，一方面还有无意识的虐待趋势——给孩子以失望、挫折；这两者相互冲突。
有时候，冲突会出现在表面，被意识所体验到，但实际上出现于表面的只是真实冲突的变形或扭曲。此时，一个人尽管施用有效的计俩——回避——还是发现他非作出一个重大的选择不可，这时他就处在这种有意识的冲突之中。于是他经受着巨大的折磨，辗转于对立的两方之间，完全不能作出任何抉择。他可能求教于精神分析医生，但他必然会失望，因为眼下的冲突不过是早就在内心里摩擦着的炸药的最终爆炸。不沿着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追溯下去，认识深藏在下面的冲突，是不能解答眼下困扰他的问题的。
有时，内心的冲突可能外化而出现在病人有意识的思维里，体现为他自己与周围环境的矛盾。或者，当一个人发现那些似乎是毫无根据的恐惧和抑制妨碍着他的意愿时，他可能意识到内心的冲突有着更深的根源。 我们对一个人的认识越是充分，就越是能够识别出那些可以对症状、自相矛盾和表面冲突作出解释的矛盾因素来。然而，这样反而会更加令人困惑不解，因为矛盾的数量和种类众多而纷繁。所以我们自然要问：在所有这些各不相同的冲突下面，是否掩藏着一个基本的冲突，即一切冲突的根源？
弗洛伊德断言，在基本冲突的双方中，一方是不顾一切追求满足的本能内驱力，另一方面是险恶的环境——家庭和社会。险恶的外界环境在人的幼年便获得内化，而自那以后，便以可怕的超我出现。
弗氏所说的精神状态必然暗示，神经症病人还保持了为某一目的而全心全意为之奋斗的能力，只是恐惧所起的阻碍作用挫败了他的努力。而在我看来，冲突的根源在于神经症患者丧失了一心一意争取某物的能力，原因在于他的愿望本身就是四分五裂的，就是说，相互抵触的。这就构成了比弗氏想象的远为复杂的情况。
我从神经症患者对他人的矛盾态度中看到了基本的冲突。例如，患者一方面文弱、敏感、富于同情、乐于助人，而另一方面又凶狠、粗鲁、自私。我的意思是，在患者对他人的态度上，往往生动地表现出根本的矛盾性质。
“基本焦虑”指患病儿童的这样一种感觉：孩子感到，在一个潜在地充满敌意的世界里，他是孤立无助的。外界环境的各种不利因素均可使小孩产生这种不安全感，这包括：直接或间接的严厉管束；冷漠、错误的培养方式；对孩子个人要求的不尊重；缺少指点；对孩子的轻蔑；过多的赞扬或毫无赞扬；缺少温情；父母之间的不和迫使孩子站在一方反对另一方；给孩子委以过重的责任或任其无所事事；过度溺爱和保护；与别的孩子隔绝；对孩子不公正、歧视、言行不一；充满敌意的气氛；等等。
特别加以注意的唯一因素，是小孩感到周围潜伏着虚伪。
小孩被这些使他不安的状况所困扰，自己摸索生活的道路，寻找应付这带有威慑性的世界的方法。尽管他势孤力弱，充满疑惧，他还是无意识地形成了自己的策略，以对付环境中各种发挥作用的力量。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不仅发展了相应的策略也发展了持久的性格倾向，这些倾向变成了他人格的一部分。我把这些倾向称为“神经症趋势”。
虽然我们会暂时看不到细节，我们却能够清楚地观察到患者为了应付外界环境而采用的主要步骤。起初呈现的情况可能是一片混乱，但到一定时候三个主要发展方向便逐渐变得清晰：小孩可能亲近人，或对抗人，或回避人。
小孩亲近人时，愿意正视自己的无助状态；虽然他也自我疏远，心有疑惧，但还是想争取他人的温情或依附他人。只有这样他才感到与他人一起是安全的。如果他家里的人发生争执，他就站在最强有力的一边，通过与强的一方保持一致，获得一种归属感、支撑感，这就使他感到不再象过去那样软弱无力，那么孤立无助。
当他对抗人时，他正视的是周围的敌意，并认为这种敌意是理所当然的，于是便有意识地决定反抗。他盲目地怀疑他人的感情和意图。他以自己所能想到的方式进行反抗。他要成为强者，击败别人，不但是为了自卫，也是为了报复。
当他回避人时，他既不想归属，也不想反抗，而是保持距离。他觉得他与别人的共同点太少，别人不理解他。他树起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以大自然、玩具、书和梦组成的世界。
这三种心态的每一种中，基本焦虑所包含的诸因素中有一种是被过分夸大了；首先是无助状态，其次是敌对情绪，再次是孤立脱群。但事实上，这三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完全占据小孩的整个心灵，因为在这些心态得以发展的条件下，三种倾向都必定会出现。我们从统观中得到的，只是占优势的那种倾向。
如果我们研究充分发展的神经症，这个事实还会变得更明显。我们都见过这样的成人，他们身上突出地表现了前面，所述的三种态度中的一种。但我们同时也能看到，他的其他倾向并没有停止作用。
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正是主宰实际行为的那种。他代表特定的患者能得心应手用来对付他人的手段。同时，居主导地位的态度常常是为病人的意识最欣然接受的心态。
这并不是说，另外的不显著的态度就是较弱的。被掩盖的次要倾向可能具有巨大的能量，这已经被许多事实所证明。在不少例子中，占主导地位的态度与次要态度交换的了位子。这在儿童中能看到，成人中也不乏其例。
当神经症患者改弦更张，表现出态度的变化时，似乎那是由于他进入了青春期或成人期后所获得的经验造成了人格的改变。但是这种改变其实不大。事实上发生的事情是：内部的和外部的压力结合起来，迫使他放弃先前占主导地位的态度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过，要不是首先有冲突存在，这种改变是不会发生的。
从正常的观点看，三种态度不应该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和谐统一。但在神经症中，有好几个理由说明何以这些态度不能协调。患者不能灵活应对外界。他别无他法，只有要么屈从，要么对抗，要么逃避，而不管这一行为在具体的情况下是否适当。假如他以别的方式行动，反而会感到惊慌失措。这样，当三种态度都在他身上强烈表现出来时，他便陷入厉害的冲突里面。
还有一个因素严重地扩大了冲突的范围，这就是：上述各种态度并不一直局限在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中，而是逐渐蔓延到整个人格，就象恶性肿瘤蔓延到整个肌体组织。这些态度不仅完全支配着患者与他人的关系，也控制着他与他自己、与生活本身的关系。
冲突开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而最终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人格，这并非鲜见。人际关系有巨大的决定性，注定会规定我们的品质、为自己所设的目标以及我们崇高的价值。所有这一切又反过来作用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因而它们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
我的观点是，产生于相互矛盾的态度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的核心，因而应被称为基本的冲突。这一观点是神经症新理论的内核。本理论可看作是对我先前观点的扩充，该观点是：神经症是人际关系紊乱的表现。 亲近人
因为基本冲突具有分裂的力量，神经症患者就在它的周围设了一道防线。这样不仅把它挡在了视线之外，也把它深深埋藏在了那里，因而反而无法将它以单纯的形式提取出来。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冒出表面的主要是各种解决冲突的试图，而不是冲突本身。所以，只注意病史的细节，便表现不出掩藏的一切东西，我们所作的描述就必然过于就事论事，不能使问题一目了然。
要理解基本矛盾的全部内涵，我们先得分别一个个地研究对立的因素。
要取得一定的成功，我们就必须将个体分为几种类型来观察，每个类型的人都有某种因素占据主导地位，而该因素也代表患者更愿意接受的那个自己。为了简明扼要，我们把这些类型划分为屈从型人格、攻击型人格、孤立型人格三种。
在每一种类型里，我们着重注意患者更愿意受其支配的态度，尽可能不去考虑它所掩藏的冲突。
在每一种这样的类型中，我们全都会发现，对他人的基本心态才引出了或至少有助于引出某些需要、品质、敏感、压抑、焦虑，以及一种特定的价值。
这种探讨方式也许有弊端，但它肯定有优点。首先调查的类型应该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态度、反应、信念等的功能与结构，这样，当这些因素含糊不清地出现在类似的病例中时，我们更容易认识出它们。不仅如此，观察典型的、没有夹杂其它表现的病状，有助于找出三种态度的内在矛盾。
第一组是屈从型，表现出所有“亲近人”的特点。他对温情和赞赏有明显要求，尤其需要一位“伙伴”，即是说，一个朋友、一位情人、一个丈夫或一个妻子。总之，“他能够完成患者对生活的一切希望，能帮助患者决定善与恶，他的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替患者稳操胜券”。这些需要具有一切神经症趋势所共有的特点：它们是强迫性的、盲目的，受挫后便产生焦虑或变得颓丧。这些需要所起的作用，几乎不依赖于与患者相关的“他人”的固有价值，也不依赖于患者个人对他们的真实感情。无论这些需要在其表现上是怎样各不相同，他们围绕的中心却是相同的，即对亲近的渴求。由于这些要求的盲目性，屈从型的人总爱强调他与别人趣味相投、气质相近，而无视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对他人的这种误解不是由于愚昧、呆笨或不会观察，而是由于他的强迫性需要决定的。正象某个病人作的图画显示的那样，他感到自己是被奇形怪状的害人的野兽团团包围在当中的一个小孩。我们可以这样说，它们当中更带攻击性因而也更令人畏惧的，正是患者最需要其温情的。总之，这种类型的人需要别人喜欢他、需要他、想他、爱他；他需要感到别人接受他、欢迎他、赞赏他、佩服他、离不了他，尤其是某一个人需要他；他需要有人帮助他，保护他，关心他，指导他。
病人可能认为这些需要都是十分自然的。诚然，每个人都需要别人喜欢，需要归属感，需要有人帮助，等等。病人的错处在于，他认定他不顾一切地对温情和赞同的渴望是真诚的，但实际上他的这些需求笼罩着对安全感的贪得无厌的渴求。
患者对安全感的要求太迫切了，所以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满足这一要求。在他的这种努力中，他便产生出某些品质和态度，而这些品质和态度便铸成他的性格。这类品质和态度有一部分可以称作是“给予温情”的，即对他人之所需他能敏锐感受——如果他在感情上能理解别人的话。比如，尽管他有可能忽视一个自愿离群者对独处的要求，他却随时准备满足别人对同情、帮助、赞同等的渴望。他自觉地尽力作到无愧于别人对他的期望，因而他常常看不见自己的真实情感了。他变得“无私”，“富于自我牺牲”，“无所索求”，只有一点是他不断要求的，那就是别人对他的温情。他变得屈从人意，过分周到。他事事赞不绝口，处处感激不尽，随时慷慨大方。他本人对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在他心底深处他并不怎么关心他人，而认为他们虚伪自私。但是，他无意识的想法是：他确信他是爱所有人的，他们都“很不错”，值得信任。他的这一错误不仅后来给他带来巨大的失望，而且增加了他的总的不安全感。
这些品质并不象他本人以为的那么宝贵，尤其是他并未让自己的感情或判断介入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是盲目给予，同时又不由自主地要求得到同样的回报；所以，他如果没得到回报便深感不安。
伴随着这些属性并与它们重叠交叉的，是另一种特性，它表现为回避别人的不满，逃避争吵，躲避竞争。他总是使自己从属于别人，站在次要的位置上，把显赫地位让与他人；他总是息事宁人、委曲求全，而且毫无怨恨（有意识的）。对报复、成功的欲望，全都被深深压抑下去。连他自己也常常感到奇怪，怎么自己这么容易就妥协了，又从不对什么事耿耿于怀。这当中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他倾向于自动地承担罪责。这里，他还是无视自己的真实感情，即是说，自己是否真正感到有过失，他都处处谴责自己，从不问罪他人。在面对显然毫无根据的批评或可以预料的非难时，他只是自我检讨、首肯致谦。
这些态度不知不觉地逐渐变成明显的压抑；他不敢固持己见，对人不敢批评指责，有所要求；不敢发号施令，不敢突出自己，也不敢有所追求。还有，由于他的生活完全以他人为重心，他的压抑阻止他为自己干点什么或有什么个人喜好。这种情况发展到最后，会使他甚至觉得任何没有别人参与的体验都是毫无意义的，即使那只是一顿饭、一场电影、一段音乐，一处大自然的风光。无须赘言，这样严格地限制自我取悦，不仅使他的生活极度贫乏，也更增加了他对人的依赖性。
这种类型的患者除了把上述品质理想化而外，他对自己还有某些特殊的态度。其中一种是：他深感自己软弱无助，有一种“我多渺小可怜”的感觉。当他得自己拿主意时，他便感到一筹莫展，象一只迷失了港湾的小船，又象失去了教母的灰姑娘。这种可怜状有一半是真的。不难设想，一个人无论何时何地都感到自己不能抗争，自然只能真正变得软弱。此外，他既不向自己也不向别人掩饰自己的这种可怜状。他甚至在梦中发现自己更是可怜巴巴。他还把这种可怜状当作吸引别人或保护自己的手段：“你必须爱我，保护我，原谅我。别丢下我，因为我是这样软弱无助。”
从他甘居从属地位的态度产生出第二个特点。他认为别人理所当然比他优秀，比他有吸引力，比他有智慧，比他教养好，比他高明。他的这种感觉到是有事实根据的，因为他缺少主见，软弱无能，这的确损害了他的能力；即使在他无疑具有才能的领域内，他的自卑感还是使他把荣誉归于别人——尽管本来是他的功绩——并认为别人比他更有才能。在面对攻击性或盛气凌人的人时，他更感到自己渺小无用。甚至在他独自一人时，他也倾向于低估自己的品质、天资、才能，以及他的物质财富。 第三个典型特色是他的依附性的一部分，这就是，他无意识地倾向于以别人对他的看法来评价自己。他的自我评价随着旁人的褒贬不同而时高时底，随着别人的喜恶变化而上下波动。这样，别人的任何拒斥对他都是灾难性打击。如果有人没有回报他的邀请，在意识领域内他可能是以通情达理的明智态度来看待的，但在他的内心世界里自有其特殊的逻辑方式，而这种逻辑会把他的自我评价降低为零。换言之，任何评价、拒斥或背弃对他都是可怕的危险。他会失魂落魄地以最大努力来挽回那个他因此而害怕的人对他的看法。他一边脸挨了耳光后又把另一边脸凑上去，这并非由于某种神秘的“受虐狂”驱力所迫，而是他根据内心发出的指令所能作的唯一努力。
所有这一切形成了他的一套特殊的价值观。自然，根据他全面的成熟程度，这些价值观念的明确和坚实程度也大小不同。它们涉及到善、同情、爱、慷慨、无私、谦卑；而自私、野心、粗心、放荡、权势等是他深恶痛绝的，虽然这些属性同时也为他暗暗地赞赏，因为他们代表“力量”。
以上所列的属性，就是神经症的亲近人所包含的因素。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只用一个术语来描述这些特征是很欠妥的，因为这些属性中暗示着一整套思维、感觉、行为的方式，就是说，暗示着一种生活形态。
如果我们不知道对相反趋势的压抑在何种程度上增强着居首位的趋势，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病人是怎样死守他的这些态度和信念的。
我们在分析屈从型时发现病人实际上把自己的攻击性倾向压抑着。患者表面上虽然对人非常关切，可我们发现他对别人实际上缺少兴趣。他更多的是藐视、无意识地强取或利用他人，控制和支配他人，凶狠地想胜过他人，要成功地报复他人。
“自我抹煞”和“与人为善”只会招致被践踏、被捉弄的处境，而依附他人也只会使自己更加脆弱；结果，病人反而感到被忽视、被拒斥、被轻蔑，尤其是他对大量温情和高度赞扬的期待落了空的时候更是如此。
当我说所有这些感情、驱力、态度都受“压抑”，意思是：病人不仅意识不到这些压抑的存在，还强烈地希望永远也不意识到它们。他甚至忧心忡忡地提防着，怕的是这些压抑的迹象会在自己或他人面前暴露出来。
患者把内心的某些东西压抑下去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已经理解到的是：敌意能危及患者去爱别人和被人爱的需求。不仅如此，在他看来，任何攻击性行为或自我肯定都显得自私。他自己就会首先谴责这种行为，从而认为别人也在对之进行谴责，因为他的自我评价完全有赖于别人的赞同。
凡带有肯定、报复、勇猛等性质的感情和冲动都被压抑下去，这还产生另一种作用。那正是患者诸多试图中的一种，其目的在于消灭冲突，制造一种统一、和谐与完整的感觉。突出一种倾向而把其他倾向窒息掉，正是一种无意识的尝试，企图对人格进行组织。它是患者的一种主要的解决冲突的办法。
于是，我们发现患者严厉压制自己的所有攻击性冲动，有两个目的：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不能受到威胁，他的人为的统一不能被破坏。攻击性倾向越具有破坏性，越是需要严格地加以清除。患者只是退守，不敢要求，从不拒绝别人之所求，总是表示喜欢别人，永远屈居次要，躲在后台，等等。换言之，屈从、讨好等倾向更加增强，它们变得更带强迫性，更加盲目。
自然，所有这些无意识的试图并不能阻止被压抑的冲动发生作用。但它们的阻止方式却适合于神经症结构。被压抑的敌意积累到一定时候就可能以不同的猛烈程度爆发出来，表现为不时的恼怒和情绪的恶化。这些爆发尽管有违于患者对温良恭俭让的要求，他本人却以为这完全是自然的。从患者的角度而言，他并没有错。由于他不知道他对别人的要求都是过分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他自然随时觉得别人待他不公，简直不能忍受。最后，假如被压抑的敌意聚集了足以引起无名怒火的力量，就可能导致多种机体功能失调，比如头痛或胃溃疡。
所以，“屈从型”的多数属性都有双重动机。当患者自我贬低时，他的隐秘的目的是避免摩擦，求得一团和气；但这也可能是压抑自我的一种手段。当他让人占据上风时，既是在屈从忍让，也可能是在逃避心中升起的想要利用他人以肥自己的愿望。要克服神经症屈从倾向，就要对冲突的两面进行深入、恰当的分析。我们必须在揭示之后继续研究冲突，才能达到患者人格的最终整合。
我们还需要注意爱情和性欲在屈从型中所起的作用。在患者眼中，爱情似乎是唯一值得奋斗的东西，是生活的目的。没有爱情的生活显得乏味、空洞、无趣。爱情成为被追逐的幻影，别的一切都不重要。无论是人还是自然，是工作、是娱乐还是一种兴趣爱好，如果没有爱情关系为它们增添色彩和风味，它们便毫无意义。在我们文明的条件下，这种痴迷更多见于女性。这一事实使人们产生一种看法，即以为它是女性特有的一种渴求。实际上，这种痴迷与性别无关，而是一种神经症表现，因为它是一种有悖常理的强迫性内驱力。
如果我们懂得屈从型的结构，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患者把爱看得如此重要，为什么他会有那些“疯狂的办法”。考虑到他的矛盾的、强迫性倾向，我们必须说，实际上那是唯一能使他所有病态需求得到满足的方式。
它既能满足被人喜爱这一需要，也能达到支配他人这一要求；它既居于次要地位，又能够突出自我。这种方式既能使他发泄全部的攻击性倾向，又显得正当无邪甚至高尚，还给它机会去表现出友善与仁爱。不仅如此，由于他意识不到他的挫折和苦恼发端于内心的冲突，爱情便成为治疗这些毛病的灵丹妙药，他相信，只要能找到一个爱他的人，一切都会好了。
我们只说这是一种错误的愿望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理解他的无意识的思维逻辑：“我软弱无助，要是我孤身一人活在这充满敌意的人世上，我的无助状态对我便是一种危险和威胁。但假如我找到一位爱我甚过爱一切的人，我就不再有危险了，因为他（她）将保护我。有了他，我就不需要自我肯定了，因为他能理解我，把我想要的给予我，而且用不着我提出请求或作出解释。这样，我的弱者地位反而是一件好事，因为他会爱怜我的无助而让我依附在他的力量上，我为自己是主动不起来的，但如果为了他，或甚至只是为了他要我为我自己做的事，那我也会迫不及待。”
他就这样重新构建着自己的思维和推理，将它系统化；“这当中有些是思悟所得，有些仅仅是感觉，还有很多是无意识，他继续推想下去：孤身一人对我是折磨。这并不仅仅因为我对无人分享的东西感受不到乐趣，还因为我感到绝望、焦虑。诚然，我可以一个人在星期六晚上一人独处，或任何时候孤身一人。但如果我得到一个对我一片痴心的情人，他就会替我解脱这种折磨，我也不再孤独了。现在显得毫无意义的一切，比如准备早餐、工作或观看落日等，都将变成欢乐。”
他还这样想：“我是没有自信的。我总觉得别人比我更有才干，更有天资，更有吸引力。甚至我尽力完成的工作也一无是处，引不起荣耀感。我完成的东西也许不足挂齿，或者只是碰上了运气。我不敢担保还能这样再进行一次。假如别人真正认识了我，便会不再理睬我这个无用之徒。但如果我找到一个爱我之所是，很看重我的人别人对我也就刮目相看了。”
所以，难怪这种爱象海市蜃楼那样诱人，也难怪病人将它死死抓住不放，却舍弃了更为艰苦的努力——从内部来一番改变。
在这种情形下，性交除了具有生物性的功能外，还有一种价值：证明自己的被需要。屈从型患者越是自我孤立（即害怕感情的卷入），或者说越是放弃被爱的希望，他的性行为就越可能取代爱情本身。他会以为那是亲近人的唯一途径，他还会过高估价它解决矛盾的力量，正如他过高估计爱情一样。
我们常常发现，病人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推论本身是无可指责的，但这种推论的出发点却是谬误的。其谬误在于：患者把自己的需要误当作温情，把与之相关的东西误认为是真有能力去爱，而且将自己的攻击性或破坏性倾向排除在外。换言之，他忽视的是整个神经症冲突。
如果屈从型患者真的幸运地找到一个伙伴，有力量也有温情，或正好与他的神经症相互弥补，他的苦恼有可能减轻，甚至会感到一定的快乐。多数情况不是如此，他将在尘世寻找天堂，这种关系只能将他推入更深的不幸。他极有可能将自己的冲突带进这种关系中从而毁掉它。这种关系的最好可能性也只是缓解实际的忧烦，而只要他的冲突得不到解决，他的健康发展之路就是被堵死的。 对抗人
屈从型固执地以为人皆“善”，但又不断受到相反事实的沉重打击；类似的，攻击型的一个特征：他认为人皆“恶”是理所当然的，拒不承认人不是如他所想的那样。在他看来，生活就是一场大搏斗，任何人无不争先恐后。他只是很不愿意地、很有保留地承认有少数例外。
他的态度有时一望便知，但更多时候这种态度外表有一层掩饰，那便是礼貌周全、公正不阿、待人友好。这种外表可以比喻为阴谋家为了权宜之计而作的让步。事实上，这是虚饰、真实感觉和神经症需要的大杂烩。这种神经症患者的一个欲望是使别人相信他是好人；而在这种欲望中，有可能掺和着一种真心实意，尤其是患者明知他的支配地位是众所周知的时候。这当中有些因素可能正表明了对温情和赞赏的神经症渴求，而这种渴求却服务于攻击性目的。
攻击型患者的需要带有同样具有强迫性，这些需要是由他的焦虑引起的，这一点必须强调，因为在屈从型中占显著地位的恐惧，在他这里是从未听说也从未见到的。对他而言，任何事物都是、或终究会变得、或至少显得是凶多吉少的。
他的需要发自他的一种感受。他感到人生是一个搏斗场，只有适者才能生存，象达尔文指出过的，是弱肉强食。无论怎样，为了个人利益而顽强奋争是第一条定律。由此产生控制别人的首要需求，至于行使控制的手段则数不胜数。有直接大权在握，也有以对人关心备致或使人感恩戴德的方式而达到间接支配的目的。他更愿意幕后使权，采用的手段深思熟虑，这表明他确信只要老谋深算或富于预见，没有办不成的事。他的控制所采用的形式，一方面依靠先天禀赋，另一方面则是相互冲突的各种倾向。如果他暗暗渴望别人的友爱，他也会选择间接的控制手段。如果他想幕后使权，则表现出虐待狂趋势，因为这样才能利用他人而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
伴随着这些需要的，是想超群出众，事事成功，身负重誉或获得某种形式的显赫。为这类目的而进行的奋斗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向权力的，尤其在一个竞争性社会里成功和威望只会增强权力；但这些奋斗也使患者主观上获得一种力量的感觉，因为在自身以外他发现了对自己的肯定、赞美以及高人一等的事实。
在这，也象在屈从型里一样，重心不落在自身而是自身以外，只是病人所要求的肯定在种类上不同。事实上，屈从型也好，攻击型也好，两者所需要的肯定，都是徒劳无益的。当人们奇怪为什么自己取得了成功还是感到不安全时，这只证明他们缺乏心理学常识；既然他们有这种疑惑感，这就表明成功和威望通常在一定程度上被作为判断标准。
强烈地想要利用他人，靠小聪明压倒他人，使他人给自己带来好处，这些需要都是攻击型的组成部分。患者对待任何局面或关系时所持的立场是：我从中得到什么。不论是钱还是与声誉、接触或是一个主意有关的问题，他都要这样想。患者本人有意识地或半有意识地确信，每个人都是这样的，重要的是要比别人做的更周全。他养成的性格几乎刚好是屈从型的反面。他变得倔强、坚毅，或给人这样的外表印象。他把所有的感情，他自己的和别人的，都看成多愁善感。对他来说，爱情也无足轻重。这并不是说他从未爱过，而是说他最关心的是找这样一个配偶，这个配偶能激起他的欲念，他自己的地位又可通过这个配偶的魅力、社会声望或财产而大大提高。他根本不认为有必要对他人表示关心。假如问他一个伦理学老问题：一个木筏上有两个人，只能活一个，他该怎么办时，他会说，他当然认为尽力保全自己要紧，不这样做才是傻瓜，才是伪君子呢！他绝不承认自己有畏惧，总是竭尽全力将这种情绪严加控制。比如，他可能强迫自己呆在一幢空房子里，虽然他惧怕盗贼；他可能坚持骑在马上，直到克服了对马的畏惧才下来；他有意穿越多蛇的沼泽地，以摆脱对蛇的恐惧。
屈从型趋于讨好，攻击型却不惜一切地好斗。在与别人争执中，他兴致勃勃处处留意，不惜死命相争以证明自己正确。他尤其在被逼得没有退路时显出英雄本色，往往变守为攻。与屈从型害怕取胜的心理相反，攻击型患者是输不起的，他只能赢不能输。前者遇事责怪自己，后者事事推委他人。相同处在于两者都没有过失感。屈从型患者在自责时并不真相信自己有错，只是情不自禁被驱迫着去自我谴责。同样，攻击型患者也并非确信别人不对，他只是武断地认为自己正确，因为他需要这种主观的自我肯定，正如一支军队需要一个安全的阵地才能发起进攻一样。轻易地承认一个并不是非承认不可的过失，他认为这不仅暴露出他的愚蠢无知，而且暴露出他的软弱可欺，而这是不可饶恕的。患者居然有如此深切的现实感，他所持有的那种现实主义，正是与他的态度——必须对抗这个带有敌意的世界——相一致的。他绝不会“幼稚”地忽略别人可能阻碍他的目标的表现，包括别人的志向、贪婪、愚昧或其他。由于在竞争性文明制度下象他这样的这一类属性远比礼貌、教养更为常见，他便觉得有理由这样做，自己是现实派。实际上，他和屈从型患者同样是有缺陷的。他的现实观还有一个内容，那便是极为看中谋略和预见；象一个优秀策士一样，他随时随地谨慎地估计自己的机会、对手的力量、可能的陷阱。由于他常常必须自认为是最强有力、最有头脑或最受人尊敬的人，所以他总是尽量发展自己的能力和机智以证明的确如此。他对工作的孜孜不倦、苦心经营，有可能得到他上司另眼相看或在自己的事业中大显身手。然而，这种对工作的专心致志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只是假象，因为对他而言工作只是他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他并不爱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并不能真正从中得到乐趣。这种情况是与他竭力从生活中排斥感情这一现象相一致的。这种对感情的强行窒息有双重效用：一方面，它无疑是为了成功而采用的权宜之计，是患者能象一个上足了润滑油的机器那样顺利运行，不停地制造能给他带来重大权力和声望的产品。在这里，让感情插足只会误事。感情用事显然只会减少他的机遇。它只会使他耻于运用那些他通常在成功之路上所运用过的心计；他可能诱使他放弃雄心而沉溺于对自然或艺术的陶醉之中，或使他倾心于朋友而不是只接触可以利用的人。另一方面，对感情的窒息必然造成内心激情的贫乏，而这种贫乏对他的追求必有影响，那就是：注定要损坏他的创造性。
攻击型患者给人的印象是他毫无压抑之累，他能公然说出愿望，发号施令、大发雷霆、自我防卫。但实际上他的压抑并不比屈从型的少。他的特定的压抑并不使我们觉得那是压抑，这并不能主要归因于我们的文明制度；这些压抑寓于感情领域之中，涉及他在交友、恋爱、表达感情、表示同情和理解、享乐而不带私欲等方面的能力；他甚至会认为无私心的快乐只不过是浪费时间。
他感到自己有力、诚实和现实。当然，如果我们以他的方式来看事物，那他并没有错。根据他自己的出发点，他的自我估计完全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在他看来残忍无情就是力量，不关心他人就是诚实，不惜手段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就是现实观念。他自认为诚实，这还有一个缘故：他狭诈地戳穿了周围人们的伪善。他认为对事业的热情、慈善的心肠等等都是伪装。而且，他要揭露那些“公益精神”或“宗教美德”的真实面目，也并不困难。他的价值观是建立在弱肉强食基础上的。强权即真理，让仁爱和宽恕见鬼去吧。人都是狼。
攻击型患者趋向于不仅拒斥真正的同情和友好，也趋向于拒斥这两种品质的变种：屈从和讨好。这是自有其主观逻辑的但我们不能就此断定他不分真伪；当他遇到一种确实友好而又有力量的性格时，他是能够认识并表示敬意的。问题在于他认定在这方面过于明辨是非对自己只会有害无益。他觉得，他拒斥的那两种态度都是生存斗争中没有把握的冒险。
那么，他何以如此坚决地抛弃人情中温柔的一面呢？他何以会看到他人的感情行为便感到恶心呢？当有人表现出他认为不该有的同情时，他为什么要这样嗤之以鼻呢？这种患者的行为就象是一个人把乞丐感触门外，因为他不忍目睹乞丐的惨状。的确，他还真可能对乞丐出言不逊。他会一文不给，显出过分的恶意。这些反应都是他所特有的。分析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很容易观察到这些反应，尤其是当攻击性倾向缓和下来时。 实际上，他对他人的温和有着矛盾的感受。他因此而瞧不起别人，但同时他又喜欢别人那样，因为这样一来他就能够毫无顾忌地追求自己的目的。可是为什么他还是经常感到屈从型对自己的吸引，正象屈从型常被他所吸引呢？他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因为受内心一种需要的驱使所致，即他需要战胜自身的温和感情。对攻击型患者来说，“温和”不仅意味着真正的温情、怜恤等，还意味着屈从型病人的需求、感情和准则所蕴涵的一切。仍以乞丐为例，攻击型患者还是感受到内心为真情所动，想对乞丐的行乞作出应允，觉得应该伸手相助。但同时他还感受到一个更强烈的需要，那就是把这一切念头都赶走，所以，结果他不仅拒绝施舍，还恶语相伤。
屈从型希望将各异的力量融和与爱中，攻击型则于自己的名望中。享有名望，这不仅有可能实现他所追求的自我肯定，还给了他一个诱惑——获得别人的好感，从而自己能够反过来对他们产生好感。由于名望似乎是解决冲突的办法，所以他象沙漠中看到了清泉幻影的旅行者一样将它追逐。
他的思想的内在逻辑是，任何同情感，任何为当好人而少不了的义务，任何委曲求全，都是与他奉行的整个生活方式相矛盾的，只会动摇自己信念的根基。这些对立倾向的出现，使他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基本冲突，从而粉碎他精心设计的局面——统一。最后的结果是：对温和倾向的压抑必然增强攻击性倾向并使它变得更具强迫性。
两种已经讨论过的类型代表两个相反的极端。但自始至终两者都不是自由选择自己的形式；这些形式都是强迫性的，不可通融的，由内心需要决定的。它们都没有可以立脚的中间地带。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基本冲突的两个方面在两种不同类型中体现为占压倒优势的趋势。现在有这样一个人：他身上这两种对立的态度和价值观势均力敌。很明显，这样一个人会同时被两种相反方向的力无情地驱迫，他根本无法承受。所以实际上他会被分裂开来，使整个思维活动完全瘫痪。他势必力图去掉某一方面的压力，结果不是落入第一种类型就是落入第二种类型。这是他解决冲突的办法之一。
与容格的看法相反，两种相互冲突的东西不可能构成和谐的整体。 回避人
基本冲突的第三种类型是离群独居的需要，就是对他人的回避。每一个认真对待生活与自己的人偶尔都有一人独处的需求，渴望一种富有意义的孤独，绝不是神经症表现。相反，多数神经症患者不敢深入到自己心灵的内部，而失去了享有建设性孤独的能力，这倒正是神经症迹象。只有当一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出现了难以忍受的紧张，而孤独主要是为了避免这种紧张时，想独自一人的愿望才是神经症表现。
自我孤立型特征当中最明显的是普遍地疏远他人。患者格外强调这一点，但实际上他对人的疏远并不比其他类型的患者对人的疏远更严重。在前面讨论过的两种类型中，不好笼统地说哪一种更对人疏远。我们只能说这种特性在屈服型里是被遮蔽着的，患者一旦发现自己在疏远别人便惊恐不安，因为他亲近他人的强烈要求使他急于相信在自己与别人之间并无鸿沟。退一步说，对人的疏远只是人际关系失调的标志。无论那种神经症都是这样。疏远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关系失调的严重程度，而不取决于是那种神经症。
孤独型所特有的另一特征是对自我的疏远，就是说，感情麻木愚钝，对自己之所是、所爱、所恨、所欲、所想、所惧、所怨、所信均无所知，但这种自我疏远也是所有神经症的通病。自我孤立者很象神话中的还魂尸。它们象活人一样工作生活，但却没有生命。而另外类型的患者却可以有较丰富的感情生活。既然存在这种多样型，我们便不能不认为自我疏远只属于孤独型。 所有的离群者都共有另一个特性，那就是：他们都能够带着一种客观的兴趣来观察自己，就象人们观看一件艺术品。他们对自己都持旁观态度，这与他们对生活的总的态度一样。因此，他们常常是自己内心冲突的优秀的观察者。这方面突出的例证是他们常显示出对梦中的象征有神秘的理解力。
最富于关键意义的是他们内心的一种需要：在自己和他人之间保持感情的距离。更精确地说，他们有意识和无意识地作出决定，不已任何方式在感情上与他人发生关联，无论是爱情、争斗、合作、还是竞争。他们好比在自己周围划了一个魔圈，任何人不得侵入。这就是为什么从表面上看他们还是可以与人相处的原因。当外部世界擅自侵入他划定的圈子里时，他便焦虑不安，这就是他的需要的强迫性表现。
他们的需要和品质都服务于这一主要目的：不介入。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对自立自强的需要。这种需要的一个明确的表现是足智多谋。攻击性也可能显得有随机应变之才，但两者的精神气质不同。对攻击性而言，这种精神是他对抗敌对世界，击败别人的先决条件；在自我孤立型中，这种精神好象是鲁滨逊式的：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富于才干，这是他能够对自己的孤立进行补偿的唯一方法。
一种更不可靠的维持自力更生的方式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限制自己的需要。要更好地理解这方面的各种动机，我们只需记住这一点：病人隐蔽着的原则是，决不对任何人或事表示亲近，以防那个人或那件事变得不可缺少。否则，他的自我孤立原则就会受到侵犯。还是少管他人为妙。比如，一个自我孤立者仍然可以感受到真正的快乐，但这种快乐离不开别人，他宁可放弃。他可以有兴致偶尔与几个朋友一起度过傍晚，但总的来说不喜欢与人往来和社交活动。同样，他回避竞争、出名、成功，他还常常限制自己的吃喝等生活习惯，使自己不致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就能挣够必须支付的费用。他十分怨恨疾病，认为那是一种屈辱，因为疾病迫使他依赖他人。他可能坚持对任何事物都要有第一手的了解，而不是从旁人的所说所写来获得信息；他只愿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当然，这种态度只要不发展到荒谬的地步，还是有助于形成宝贵的个人独立性格的。
自我孤立型还有一个特殊的需要——保守个人隐私。他象有些住旅馆的店客，房门上总是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甚至连书籍杂志也被他看作是外部来的干涉者。任何对他个人生活的提问都叫他万分震惊，他总想用个人隐秘把自己包藏起来。一个自我孤立者发现别人并不特别地看待他，就会恼羞成怒，因为这使他觉得自己的“独特”别剥夺了。事实上，他宁愿工作、睡觉、吃喝时都是自己一人。与屈从型形成鲜明对照，他不想与人分享自己的 经验，怕的是别人会扰乱他。甚至在他听音乐、散步或与人谈话的时候，他真正感到快乐也是在后来回味时，而不是在当时。
自立自强与保守隐私都服务于他最突出的需要——绝对的独立。他自己把这种独立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事。这种独立当然有某种价值，因为无论他怎样软弱无力，他也绝不是任人摆布的机器人。他盲目地拒绝附和他人，又自我清高不介入竞争，的确赋予他以某种廉洁正直的形象。这里，他的错误在于他把独立本身就看成了目的，而忘记了这一事实：独立的价值最终有赖于它能帮助他做些什么。他的独立只是他整个离群表现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离群的目的是消极的，那就是我行我素，不要强迫、束缚、义务。
象其他种类的神经质趋势一样，对独立的需要是强迫性的、盲目的。它的表现是：患者对任何稍微类似强迫、影响、义务等的东西都过度敏感，敏感的程度衡量自我孤立趋势的尺度。不同的患者所感受到的限制也不同，对患者肉体的限制，比如衣领、腰带、鞋袜，都可能被感觉为压力。任何对视线的阻挡都使患者有禁闭之感；身居隧道或矿井中更会产生焦虑不安。患者尽可能逃避长期的义务：要他签一个合同、契约，只要超过一年期限，便畏首畏尾、万般艰难；要他决定婚姻大事，更是困难重重，犹疑不决。结婚对孤独离群者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危险的举动，因为那样必然把他卷入人际亲密关系之中；当然，由于患者需要保护，或相信一个伴侣会完全与自己的特殊要求相符，结婚的危险有可能减轻。常常可见患者在决定结婚前显得惊慌万状。无情的时间以其必然性使他感到是一种强迫，他想方设法晚五分钟上班，就是为了维持一种自由的幻觉。时间表之类的东西只构成对他的威胁。别人如果期待他去做某种事或以某种方式行动，则会使他心中不快，大为反感，也不管这种期待是别人实际表示出来的或者只是自己觉得有的。他也许在一般时候送人礼物，但可能忘记生日礼物或圣诞礼物，因为别人期待。要他与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或传统价值观念保持一致，是他难以容忍的；他可能外表上保持一致以避免摩擦，但在内心里顽固地摒弃一切人们习以为常的制度和标准。最后，别人给他的参谋或劝告，他会觉得受到了支配，于是竭力抗拒，即使这种劝告正合他的心意。这里，他的抗拒也与一种有意无意的愿望有关，那就是：挫败他人。
对优越感的需要虽然可见于所有的神经症，但在本类型中更得到强调，因为它与超群出众有内在联系。也许，对那种既不能使人变得特别强大而多谋、又不能让人觉得唯我独尊的孤立，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忍受的。这已从临床经验中得到验证。当患者的自我优越感被暂时粉碎的时候（不管是被某个失败还是被内心冲突的增加），他就再不能承受孤独，而是不顾一切地伸手求助，需要温情和保护了。这种波动在他的生活史中并非鲜见。在他十多岁或二十出头的时候，他可能有过一些不冷不热的友谊关系，但总的说来过着颇为孤独的生活，感到较为怡然自得。 他常编制着对未来的故事，幻想着将来完成一番大业。但是后来这些美梦在现实的岩石上摔的粉碎。尽管他在高中无庸质疑地在班上遥居第一，到了大学他碰上强有力的竞争，便知难而退了。他初次建立爱情的尝试也惨遭失败；或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认识到自己的梦难以实现，便觉得孤傲离群变得不可忍受了。在强迫性驱力的作用下他不可遏止地渴求别人亲近他，渴求异性，渴求婚姻。只要有人爱他，他便甘愿受屈。当这样一个患者来要求分析治疗时，尽管他有明显突出的表现，却不要医生触动这些表现，他所要求的，只是医生帮助他找到任何一种形式的爱。只是在他感到自己比先前有力多了，他才会以极大的宽慰发现他更愿意一个人过日子并喜欢这样。他给人的印象是旧病复发，又陷入自我孤立。但实际上现在的情况是：他现在第一次有充分而坚实的理由承认——甚至是向自己——他就是要求孤独。这正是医生的恰当时机，可以开展对他的孤独症的治疗。 自我孤立者对优越地位的要求，有某些特定的性质。由于他畏惧竞争所以他实际上并不想通过不懈的努力来超群出众。相反地他感到自己高贵的品质别人应该一看便知，而勿需自己费尽心机；他潜在的优点别人应该感受到，而不必有意表现。
他的优越感的另一表现方式是他自认为的“独一无二”感，这直接产生于他对“与众不同”的渴求之中。他可能自比为高距山巅的一棵大树，而山脚下丛林中的树木生长却受到相互的阻碍。另外，假如说屈从型会在心中对伙伴产生这种疑问：他会喜欢我吗？ 而攻击型想知道：这对手的力量怎样？ ——那么孤立型最关心的是：“他会干预我的事吗？他是想对我施加影响，还是想让我独自一人不加干涉？”他感到自己好象是珍贵的东方地毯，设计独特，图案和色彩也举世无双，永远不改变。他尤其自傲于抵制了环境的磨灭一切的影响，并决心继续抵制下去。对“不变”的宠爱使他把所有神经症固有的僵硬性当作神圣的原则来尊崇。他迫切地要扩充自己的模式，使这种模式更纯洁，更鲜明。他拒不接受任何外在的介入。
自我孤立者的感情生活不象其他类型的人那样有较为一致的模式。不同患者之间的个体差异很大。原因是：前两种主要趋势是为了肯定性的目的——追求温情、亲近、爱或生存、支配、成功——而自我孤立型的追求带有否定性；他不要别人介入，不许别人干预或施加影响。所以，他的感情状态有赖于在这种否定性框架中得以生存并发展的特殊欲望
患者表现出压抑一切感情的总倾向，甚至否认感情的存在。“感情根本就不存在，人们总撒谎说有感情，象他们对许多事情都撒谎一样。”“自我牺牲也是一个谎言，若不是谎言，也是一种生理或精神的行为。”“我那时梦想着过独身生活，永不结婚，梦想着变得强壮、平静、寡言、不求人。我要个人奋斗，要更大的自由，不再做梦，而要清醒地过日子。我觉得道德毫无意义；只要是真的，还管什么好歹？乞求同情，希望外在的援助，才是大罪。心灵对我就好象是神庙，要严加守卫，里面总是进行着奇特的仪式，只有庙内的僧人，这圣庙的监护人，才可以知道有些什么。”
对感情的拒斥主要涉及他人的感情，见之于爱与恨，这正是想与他人保持感情的必然结果；因为有意识地经验到强烈的爱憎感情，只会使人与他人接近，或与他人冲突。但并不是说，在人际关系之外，感情是受到压抑的，所以它便活跃于对书本、动物、自然、艺术、吃喝等的兴趣中。另外，早期对感情的否定对后来实现孤立是必要的。
人际关系之外的感情压抑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任何有可能使孤立者产生依赖性的欲望、兴趣或快乐，都被他看成对自己的背叛，因而加以压制。在患者看来，似乎在允许感情流露之前，需要小心地分析局势，以防可能损失宝贵的自由，任何对独立的威胁都只促使他把感情的大门关得更紧。但当他发现局势无害于他的自由是，便会欣然投入其中。患者心中既害怕惮于欢乐，又怕因此而自由受限，所以有时几乎变成了禁欲主义者。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禁欲主义，起目的不是自我否定或自我折磨。我们还是称之为自我限制更好。我们如果承认他的理论前提，那么它并非缺乏明智。
自发的情感体验应该在我们身上有他的位置，这对保持心理平衡有极重要的作用比如，创造性才能可能是一种拯救手段。假如这种才能先受到了压抑而不能表现，然后通过分析治疗或别的体验而被解放出来，那么对病人将产生良好的影响，甚至使人觉得治疗中发生了奇迹。 但在估计这种疗效时却要谨慎。首先，如果把产生的疗效普遍化，则是错误的；他对一个自我孤立型患者不一定有好处。甚至对那个患者本人而言，如果从是否改变了他的神经症的基本因素看，那么严格地说这种效果还不能称作治愈。它只提供给他一种更满意，失调程度更轻一些的生活方式。
感情愈是被克制，病人就愈有可能强调理性的重要。他的希望便是一切事情都能够只凭理智思维的力量便得到解决，好象只要知道了自己的问题就足以治疗自己的毛病了；或者好象单靠理性就能解决世上的一切麻烦了。
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了：任何亲密持久的关系都必然威胁他的自我孤立，因而可能产生很坏的后果；当然，如果与他交往的人也同样自我孤立，自愿尊重他对保持距离的要求；或者，他的伙伴因为某些理由能够愿意顺应他的孤立需求，那么又当别论。 如果她对他有什么要求，那将吓坏他，正象他如果失去对自己感情的控制也会给吓坏一样。可以说他不知道他给予别人的是多么少，而他却以为自己已经献出了未表达出口、未体验过的感情，把对自己珍贵无比的东西已给予了她。只要感情距离得到足够的保障，他能够保持某种程度的持久的忠贞。他也许可以卷入与他人的短暂的交往的关系，时隐时现，这些短期关系是脆弱的，任何微弱的力量都会使他马上退缩。
异性关系之于他，完全有如一张桥牌之于别人。只要这种关系是短暂的，不干预他的生活，他就欣赏；而且，这种关系还必须严格限制在专门为之划出的时间、地点、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他可能对这种关系极端冷漠，根本不愿哪个异性进入自己守护的“领地”。这时，他自然用完全是想象出来的关系来取代真实的关系。
我们所描述的这一切特殊表现，都出现于分析过程之中。自然，自我孤立者对医生的分析大为不快，因为那的确可说是对他私生活的最大侵犯。但他也有兴趣对自己作一番观察，医生的分析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看到自己内心的复杂斗争，因此，他又对此又感到神往。他可能对自己所做的梦的生动性感到好奇，或对自己偶然的联想的恰当性感到迷惑。在找到能证实自己的臆断的材料时，他就象科学家找到了证明那样快活。他感谢医生的努力，希望医生在某些地方给他以指点，但若是医生“强迫”或催促他走向自己未曾料到的地方，则会引起他的反感。他老是担心分析中的暗示会带来危险，而实际上对于他这种类型的人来说，危险性远远小于另两种类型，因为他早就“全副武装”来防范外来影响了。本来，合理的自卫方法，乃是去证实分析医生的暗示是否正确，他却不这样做；相反，他的做法是：凡医生所说的若不符合他对自己的看法或对生活的总的看法，他都必然盲目的加以拒斥，尽管他表面上作到了礼貌周全，不直接反对。他尤其感到可憎的是医生居然要他来个改变。当然他希望摆脱扰乱他的那些东西，但不能触及他的人格。他一方面欣然观察自己，另一方面又无意识地坚决不改。在很长的时间以内，分析医生对他只是传过来的一个声音。在梦中表现为两个记者从相隔遥远的不同国家互相打长途电话，它表现了病人想让自己不与医生及其分析工作沾边的动机——不让这种分析触及自己。
还可以在分析过程中以及过程以外观察到一种特点，就是患者在面对医生的进攻时死命防卫自己的孤立。这种现象当然也见诸所有的神经症。但这一类患者的抗拒更持久，几乎成了生死搏斗，病人想出一切办法来对付干预。事实上，早在自我孤立真正受到威胁以前，这种反抗就已经暗暗地但带有破坏性地进行着了。拒不让医生的分析来干预自己，只是病人意图的一个方面。如果分析医生试图使病人相信他与医生有关，他心中有冲突在发生，那么病人的抗拒便更巧妙，更委婉一些。病人至多会对分析医生表现一点同情达理的看法。假如病人的无意识产生出自发的感情反应，他也决不会任其进一步发展。总之，病人常常对人际关系分析持有根深蒂固的对抗。病人与他人的关系一般都非常含糊暧昧，医生常难于得出清晰的印象。病人的这种抵制是可以理解的。他一直与他人保持着一个安全的距离，医生谈起他的问题只会使他震惊、不安。医生如果多次提说这些问题，病人便公开怀疑医生有什么动机。这个分析医生是不是要使我合群？这种方法只会引起病人的蔑视。如果后来医生成功地使病人知道离群索居的缺陷，病人便惊恐不安、烦躁易怒。他可能意欲离开医生。在分析过程以外，他的反应更强烈。平常本来是平静温和、通情达理的人，可能会因恼怒而变得僵硬冷漠，或出言不逊，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孤傲与自由受到了威胁。病人一想到加入什么活动或专业团体，一想到别人需要他的是参与行动而不仅仅是交纳一笔会费，便真正恐惧起来。即使他不慎卷入了进去，他也会不顾一切使自己脱身出来。比起一个生命受到威胁的人，这种病人更有本事发现逃避的办法。他不仅用一切能够用得上的方法来防卫自己的孤立，还觉得为了孤立任何牺牲也值得。他把外在的好处和内心的价值都抛弃了；在意识上，他把任何可能干涉自我孤立的欲望都清除掉；在无意识中，他便自动地实行了对欲望的压抑。
任何受到如此激烈捍卫的东西一定具有一种巨大的主观价值。只有在我们知道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才希望理解孤立具有的功用，从而最终对患者进行治疗。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这几种对他人的基本态度中，每一种都自有其积极的价值。在亲近人的类型里，患者试图为自己创造出一种与外部世界友好的关系；在对抗人的类型里，他在竞争性世界中为了生存而自我武装；在回避人类型里，他企图获得某种清高和明澈的心境。事实上，对人的发展来说，这三种态度不仅可取而且必要。只是当它们表现在神经症中时才变成强迫的、僵硬的、盲目的以及相互排斥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它们本来具有的价值，但并没有完全取消这种价值。
自我孤立的确有很大好处。意味深长的是，在所有东方世界的哲学里，孤身独处都被看作是达到精神的更高境界所必须的基础。当然，我们不能将这种意愿与神经症孤独混为一谈。在前者，孤立是人的自愿选择，被认为是达到达到自我完善的最好途径，选择了孤独的人如果愿意的话，也满可以选择另一种不同的生活。在后者，情况则不同，神经症冲突不是一种可以选择的东西，而是内心的一种强迫，是患者唯一的生活方式。不过，从这当中同样可能得到好处，虽然好处的大小取决于整个神经症过程的严重程度。纵然神经症有巨大的破坏作力量，自我孤立者有可能保持某种纯正诚实。当然，如果是在一个人际关系普遍良好的真诚的社会里，这种品质算不了什么；但在一个充满虚伪、狡诈、忌妒、残忍和贪婪的社会里，弱者很容易因为自己的诚实而遭殃，与他人保持距离则有益于维护自己的品质。还有，由于神经症通常会剥夺心灵的平静，自我孤立到可以通向内心的安宁和沉静；所做的牺牲越大，所得到的安宁也越大。另外，假如患者在他划定的“魔圈”的范围内并没有完全窒息掉自己的感情生活，那么，他的自我孤立还会使他产生出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和感情。最后，所有这些因素，再加上他对世界的观照和相对来说不那么严重的神志错乱，都有助于创造性才能的发展和表现——如果他有这种才能的话。我并不是说神经症孤立是创造性必具的前提，而是说在神经症状态下自我孤立可以提供最好的机会以表现患者潜在的创造性能力。
尽管这些好处不容忽视，它们并不是病人顽固防卫自我孤立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这种好处不大或被伴随的搅扰所掩盖，病人还是会坚决防卫自己的孤独。这一观察方式把我们领向问题的更深处。如果孤独者被硬拉进与他人的接触中去，他很可能在精神上土崩瓦解，用通俗的术语来说，就是神经崩溃。“崩溃”这个词概括了一系列紊乱失调现象：机能紊乱、酗酒、自杀、抑郁、工作能力丧失、精神错乱。病人自己，有时还有精神病医生，容易把刚好发生在“崩溃”之前的某一件事当作致病的原因。诚然，这类事情可能与发病有关。医生应该认真看待它们，尽量弄清某一具体事件究竟诱发出了病人的什么毛病。但这样远远不够，因为问题还摆在那：为什么病人受到这样强烈的影响？为什么他的整个心理平衡只因为一件事就给打破了，而这件事一般看来只不过是普通的挫折和意外？换言之，即使分析医生懂得了病人以何种形式对某一特定事件作出反应，还远远不够；他还必须懂得为什么这么小的一个诱因就产生出这么严重的结果。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指出这一事实：正象其它神经症趋势一样，自我孤立只要真能得到保障并起应有的作用，患者便得到一种安全感。反过来说，如果孤立趋势被妨碍而不能发生作用，患者则产生焦虑不安。在患者还能保持与他人的距离时，他感到比较安全；而一旦因为某种缘故他的“魔圈”被别人践踏而擅自侵入，则感觉受到了威胁。这样，我们就更能够理解，何以患者在不能维护与他人的感情距离时便惊慌失措。我们还可以再加一句：他之所以这样害怕，是因为他没有应付生活的其他办法。他只能独善其身，逃避众人。这里再一次表明，正是孤独症所具有的否定性质，使这一趋势显得特殊，与其他类型大相径庭。具体说，自我孤立患者面对困难局势时既做不到委屈妥协，也做不到奋起抗争；既不能俯首合作，也不能颐指气使；既不能爱也不能恨。他毫无自卫能力，有如一头困兽，只有一种应付危险的办法——逃跑和躲藏。这种状态充分解释了他何以对生活总持有焦虑不安的态度。对这种状态的了解，也有助于我们明白这一个道理：他把孤独离群作为一种全面的自我防御手段，他死死地依赖这种手段，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之。所有类型的神经症趋势说到底都是防御性手段，但除了孤独症以外，其余那些趋势是患者力图以肯定的方式来应付生活的尝试。然而，如果孤立脱群成为占优势的倾向，患者则完全无力真正应付生活中的矛盾，结果孤独症变成只是一种纯防御手段了。
但患者对孤独状态的坚决维护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解释。对自我孤立的威胁，对攻破围墙的担心，常常还不仅是暂时的恐惧。它可能产生的结果是：一种表现为精神错乱的人格分裂。如果在分析过程中自我孤立状态便开始被打破，病人不仅感到隐隐的忧虑，而且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明显的畏惧。例如，患者害怕淹没在变动不居的人流中，这主要是怕失掉了自己的独特性的恐惧。他还害怕被可怜地置于带有攻击性的人的强迫和支配之下，这是他毫无防卫能力的结果。他还有第三个恐惧，就是怕精神失常，失常的可能性显得如此大，他需要绝对确信不会成为事实。他的这种失常并不是发疯，也不是因为想不负责任而作出的反应。它直接表现了一种对人格被分裂的畏惧，常见于梦和联想之中。这就意味着，要放弃他的自我孤立，就必须面对自己的冲突；这还意味着，他承受不住这个打击，只会象被雷电击中的大树那样给劈成碎片。这一断言已为其他的观察所证实。有极端自我孤立倾向的人，对内心冲突的说法有不可遏制的反感。到后来，他们会对分析医生说，他们当时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完全不懂他所说的冲突是怎么回事。而一旦医生真的使他们看到了他们内心正在激烈进行的冲突，他们会以令人难以察觉的方式，以无意识的巧妙手腕回避这个问题。如果他们还没有作好思想上的准备，却突然偶然地认识到一种冲突的存在，他们便感到巨大的惊恐。当后来他们在更安全的基础上达到对冲突的认识时，便表现出更大的孤立倾向。
自我孤立是基本冲突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但也是病人用来对付冲突保卫自己的手段。自我孤立正是病人用来保护自己对付基本冲突的更为积极主动的类型。这里我们必须重申一句：基本态度中某一类占了优势，并不妨碍其余类型照样存在并发生作用。首先，这几种相矛盾的倾向常常可见于患者的生活史。在他明确地表现出自我孤立的倾向之前，他往往经常有过屈从依附的经历和攻击对抗的记录。自我孤立者的价值观也与那两种类型的人形成对照：那两种类型的价值观是清楚的、界定分明的；而他的价值观却充满矛盾。对他奉为自由独立的东西，他是一直估价甚高的；但除此以外，他也许会在分析过程的某个时候对善良、同情、慷慨、自我牺牲等品质表示出极端的赞赏；而在另外一个时候则又马上推崇丛林哲学，信仰弱肉强食、自私自利的生活准则。他自己也有可能对这当中的矛盾感到奇怪，但他总是尽量用某种合理化作用来否认自己那些倾向的冲突性质。分析医生要是对整个结构没有清晰的统观，则很容易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医生可能在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上追踪一气，但走不多远便会碰壁，因为病人总是躲进自我孤立中避难，把医生的通路全给关闭了，就象人们关上了轮船上的防水隔舱。
在孤独者的这种特殊的“抗拒”中，掩藏着一个完整而又简单的逻辑：他不愿与医生发生干系，不愿作为一个人来自我认识。事实上他根本不想分析他与别人的关系。他不愿正视自己的冲突。如果我们理解了他看问题的出发点，我们就会明白，他甚至根本不关心对冲突因素的分析。他的出发点是：认定自己不需要关心什么关系，只要自己与他人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就行了，纵然存在着关系的失调也与他无关。他确信，甚至医生指出的冲突也可以而且应该不去管它，否则便是自寻烦恼；没有必要去把一团乱麻理出头续，反正自己龟缩在自我孤立之中。如前所述，这种无意识的想法逻辑上是正确的——至少在一定的限度内是这样。他所忽视并老是拒绝认识的，是他不可能在真空里成长和发展。
这样可知，神经症自我孤立的最重要的功用，是使主要冲突发挥不了作用。它是患者用以对付冲突的最极端最有效的防御手段。作为众多的制造人为和谐的神经症方法的一种，自我孤立试图通过回避而达到解决冲突的目的。但这不是真正的解决，因为患者并没有消除掉对亲近、支配、利己、出名等的强迫性渴求，这些强迫性渴求即使不造成他思维的瘫痪，也会持续地烦扰他。最后，只要继续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价值观，他是绝不可能获得内心平静或自由的。 真好啊!
我收藏了!
请问您怎么解决内心冲突？
人的意识分本我、超我、自我怎样才和谐没有冲突呢？:hug: 刘老师,您说的很透彻,可是神经症的性格一旦形成,改变治愈的几率有多大? 比如有时的确感到自己不愿拿主意,又总有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的倾向.其实自己从来都不愿这样从来事情都抢着干,可是潜意识里面就有吧.对于过去形成的这种趋向,有时想起来真的是一种很深的绝望,因为人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真的从内心深处期望自己强一些,有时却表现得那么软弱.
是啊，要改变起来感到很困难的。我就是屈从习惯了的。小时候在家里，父母的高压政策不让你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的个性，他们要的是要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要听话，还要不给他们添麻烦（比如，身体不好也是给他们麻烦）不然就的挨打（虽然是女孩，也是这样），而弱小的我，为了保护自己，只好屈服，只好学做一个他们眼中的“乖孩子”，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久而久之，就会将自己原先的个性改变了，变成一个没有个性，不敢反抗，凡事只有服从的人了，一旦性格形成后，要改真的是太难了。
终于，长大了，有机会离开那个家了，很高兴啊，想自己又可以做一个先前那样爱说爱跳的人。但一走进社会中，慢慢就会发现自己真是一个“傻子”，很多事无法面对，只有服从，屈从，习惯性的反应，就遇到受辱的事也还是不敢反抗，最多就在心里说“不！”
自己也在努力的想改变自己，但发现非常非常的难，所以，为了避免再受伤害，就只好将自己藏起来了，但现实又是如此的残酷，你不能面对也还得面对，这样就会在心里产生很大的冲突，
请刘老师，抽时间回复一下行吗……
您能慨括的一下解决内心冲突的方法吗？抑郁病人很多是很不会解决内心冲突的人，这需要阅历和智慧是吗？抑郁病人并不苯，只是很执着．希望您抽时间谈一下． 你写的很好！只是这些有具体的解决办法么？:) 《我们内心的冲突》是著名的心理学家荷妮写的，霍妮的基本思想是：对人格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环境，如果不能了解某类特定文化对个人发生的种种影响，也就不能理解个人的人格结构及其内心冲突的本质。关于神经症，霍妮提出了“情境神经症”与“性格神经症”的概念。“性格神经症”乃是由人格障碍所导致。但所有的神经症共同的基本因素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内心冲突有多么重要？“冲突开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而最终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人格，……人际关系有巨大的决定性，注定会规定我们的品质、为自己所设定的目标以及我们崇高的价值。”霍妮对人格内心冲突的分析，以其对神经症内驱力及其冲突作用的探寻最有意味。这也是霍妮最具临床指导意义因而也是最重要的学说价值所在。
霍妮经由观察的深入，发现患者对内心存在的矛盾冲突竟然一无所知，“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她说。当她试图指出这一点时，患者开始回避并惊惶不安。“这种反应使我明白自己是在玩弄炸药。患者想避而不谈他的冲突，那是自有其道理的：他们怕自己的力量把自己撕成碎片。”其实，回避，也是“解决冲突”之道。但那不过是试图否认冲突的存在“并制造一种和谐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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