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症之下的心灵走向(李加波)
不能否认，所以会患上一种可称为“第二癌症”的疾病（肾功能衰竭），与我当时险恶的处境、过高的心理压力及我不良的个人素质有关。抑郁、劳累、困惑与绝望，使“生一场病也许是人生的一种解脱”，成为我面对压力与焦虑时近乎自动形成的潜意识心理，以逃避生活的挑战。这个挑战主要是婚姻的深刻危机。那时我向妻子提出离婚已有一年多，可她就是死活拖着，逼我走向诉讼。而我的情感，早已背叛她，觉得自己怎么会与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女人走到一起，真是“瞎了眼”，后悔不迭。同时，我还特别担心，过于情绪化的妻子真会不顾一切，做出伤害我们的女儿的蠢事（她曾扬言我如果一意孤行闹离婚，就把女儿勒死）。
一想起自己与她的恩恩怨怨，六七年来的风风雨雨，我常常会禁不住心绞痛不止。失败的感觉，造成强大的悲伤，与种种对未来的恐惧混合在一起，正日日夜夜吞噬着我的健康，腐蚀着我的心灵。
当一场大病真正降临的时候，情况却开始发生我臆想不到的变化。
首先，疾病提示，我的注意必须从外界转向自身，才能集中力量对付它。它是我目前最主要的敌人，比离婚或别的什么事都棘手。恢复健康，是当务之急。正如党的三中全会一样，疾病具有了历史性的意义。得病之后，个人生活的重心自然是要转移的。
这样，我就放弃了过去一年来一直努力的离婚请求，开始“学乖”了，对婚姻之去留不闻不问，任其自然。这样处理岌岌可危的婚姻，真是非常明智。第二年夏天，妻子终于从被动离婚的顽固不化，转向积极主动地与我谈判。久拖不决的婚姻得以毫不费力地解决了。
婚姻的善终（协议离婚），多少给了我些许安慰，因为我把打官司（置自己个人隐私于公堂之上）看成是不可接受的耻辱。从此，我的心绞痛就少了最重要的诱因。可最终让我完全摆脱它的，是我理性的复苏。我意识到当我的健康处于朝不保夕的地步，我再也不能让心绞发作了，要不然，这条老命准会很快报销。可以说我是主动地摒弃、克制了心绞。
从心绞的不再发作，我又醒悟到，自己原来的心理不健康。我从此格外注意心理的自我保健。而更加主动地关注心理健康，还得从我练习气功开始。
因为肾衰是绝症，对付它的手段，就目前医学来说，无非是血液透析和肾脏移植两种，都还不是完善的。不管其中的哪一种，又都是贵族化的治疗，得花费巨大的医疗费。我所在的企业规模非常之小，虽说国营，年利只有几十万元，要长期负担我的巨额费用，实属不易。所以，我就在中药保守治疗稳定住病情之后，尝试着运用气功来给自己治病，渴望走出一条成功的个人健康之路。
我练的是静坐养生功。练功者，一次又一次地接受“意守”的训练，常常需要有意识地排除杂念，把思想集中到自己身上某一特定的部位。气功师还要发出种种温柔的暗示语，引导练功者“入定”，即进入一种充分放松的状态。为此，我把自己的心身都交给了气功来调理，特别地，我反思自我，感到过去自己不明智地把不良的心绪放在心上了。在与疾病作斗争中， 我学会了寻找“空”的感觉，也就是把什么烦闷忧伤全放下。“空”了以后，心灵才能宁静平和，机体内的血气才能畅通无阻。
我下定了决心，以后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生气，都要保持心平气和。这个决心的最大成绩，就在于从此与心绞痛永远告别了。
形有实无、同床异梦的婚姻，随着疾病的加深而寿终正寝，引发了一场心灵革命——我彻底放弃了对外在的东西的追求、向往，甚至在意。我不再为没有分到住房耿耿于怀，不再为不能及时评上高一级职称而愤愤不平，不再为没能赶上加薪的机会而念念不忘。我已不能把成功定位在出名、获利上，一切世俗的得失也显得毫无意义。尤其是，当我在气功锻炼宣告无效，不得不踏上一条更为风险的手术治疗（器官移植）之路，这些人生本来难免拥有而难以摆脱的行囊，都被我一一甩掉了。
我的心理版图中“成功”成为一座孤岛，它是那么显眼，一望而知：一定要活下去，并且在活着的日子里，使每一天尽可能地快乐，充实。
为了克服度日如年的感觉，病中生活的我每天就读读圣经，练练书法，做做气功。我学会了百无聊赖时走出房屋，去沐浴山风溪水，学会了让自己的叹息声随云烟飘散，学会了用诗歌来舒发人生失意的伤感，学会了每天做功课一样地观看日出日落。与此同时，我也学会了更热忱地帮助自己身边的每一个人。
在气功医院，与众多绝症患者（很多是癌症患者）一起练功的那段日子里，我对此的体验最深。这些人，来到医院，把工作抛下，把家人抛下，把一切抛下，专心致志地围绕自己的康复，自己的生命而努力。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得过且过的，因为他们知道太多地预想未来是一种自寻烦恼，还不如把现在，把此时此刻过得安详一些，快活一些。我常听见他们谈笑风生，比他们的家人更有乐观情怀。他们天天走在死亡线旁，倒似把死亡给遗忘了。
所以，当我后来不得不因病情恶化，奔赴上海做血透时，我已经克服了所有的畏惧情绪，显得很镇定了。所以，当血透过程不顺利，出现输血反应，休克，几经历死亡时，我也没有震惊的感觉了。
所以，当手术推车载着一个脱得赤条条、经过了消毒的我的躯体，乘着电梯，送进手术室，放置于手术台，等待着接受金属刀剪的剖解，接受一个异已器官的植入时，我的精神，与肉体一样，都已作好了准备：退回到零。我象一个孩子，不，我准备着再次投胎成为一个孩子。我心中没有什么恐惧，相反，我怀着新生的希望与憧憬，非常安静地，从容地面对白衣天使们微笑。
疾病加强了我对人生不确定性的认识，从而也加强了我的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死亡似乎随时都会来临，生命也就随时都会了断。今天，也许就是我能吃能喝，能说能写，能思能想的最后一天，谁知道呢？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还太年轻，还不愿就这样死去。经历了好几次死亡后，生命格外值得珍惜了。
我觉得一个人即使在很困难的时候，也不应当选择自杀。生命太可贵了。
所剩下的生命，称为夕阳生活，对我而言似乎为时不多了。还有哪些未竟的事？我能不好好想一想吗？就这样死去，未免太遗憾了。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封遗书，交待了自己的身后之事。
我并不悲哀，相反，我觉得，我能如此从容地面对死亡，心情平静得安详，本身就是可喜的。
疾病使我更深刻地感受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记得那时我肝肾并发（因血透过程输血引起交叉感染，得了肝炎），偌大一个上海，竟没有一家医院肯收我住院（肝病医院称他们对肾衰无能为力，血透所又担心我的肝炎会传染，非把我赶出去不可），深感自己那样的走投无路，那样的孤苦怜丁，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我已然懂得，如要社会重视你，你自身必须显示你的实力，作出你的贡献。你的价值决定了你所能得到的照顾。
疾病让我变得更加坚强不屈。当时，照顾着我的母亲因为自己生了病，不得不离开我去另一地方看病，我只好自我照顾。进行肾脏移植这样的大手术，我当时身边也没有一个亲人，连住院手续也是我亲自办理的。手术风险合同上，我也自己签字。我学会了不依赖任何人生活。至于病痛，那可是三天也说不完，说不清了。从头到脚，从上到下，我浑身几乎每一重要的器官组织都出过问题。仅是出血，出血严重的部位，身上就有过：眼底出血、口鼻腔出血、咽喉出血、食道出血、胃大出血、肾（穿刺）出血、痔疮出血（射血）、皮下无定时无定位出血……可是，不管如何，我总得闯过一关又一关。
疾病还让我得以鉴别真假友情。不同的朋友，在我患难中的表现各不相同。患难见真情。我不能忘记他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的友好的支持与帮助。我很高兴，通过疾病能把一批表面要好，而到了关键时刻都要离你而去的所谓朋友甄别出来，加以筛除。
疾病使我变得易于知足，对一日三餐的平常生活充满了由衷的感激。一个人在经历了沧桑巨变之后，就会乐于过平静的生活了。长期在外漂泊，就易于产生落叶归根的心理需求。得了重病，又大难不死，象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战争得以生还者，更能知道每一个和平的日子是多么可贵难得。疾病给了我一颗平常心。我常有基于感动的生命体验，为一些别人以为的小事，也时甚至也为自己对生活新的认识而掉下热泪。
疾病使我有机会预演了死亡，使我早早地领了人终一死的真谛。它使我从恐惧中走出来。有人说，一个连死的恐惧也没有的人，还会害怕什么？我现在知道，我不会轻易发火，不会轻易担忧，不会轻易沮丧，不会轻易绝望了。死亡是人生最好的一位导师。它把最美好的情感体验带给了我，让我远离暗灰色的情感地带，心间亮堂，清明。
疾病使我能从容地停下匆匆向前的脚步，有时间来好好地想一想人生重大的问题，使我从世俗杂务中脱身出来，进入一种相对空灵的境界。我们本是喧哗尘缘中的行路人，从生至死，忙忙碌碌，要不是一场大病，还真没有足够的空闲来对与平常生活无关的事，包括人生的意义之类的问题深入地思考。这样的人生，不可能有深度。养病使人成为哲学家。疾病与生命危险的联手，使我一再思考生命的意义，从而也使我真正爱上了哲学。这个层面的问题，如果没有相应的个人经历，思考起来就会流于抽象。从前在大学读书时也喜欢哲学，但那种喜欢，仅是喜欢而已。有了疾病，情况就不同了。它使思维更具体有力，而对思维结果的关注，更使思维具有了目的性——想通了，与想不通，对于指导自己的生活，是大不一样的。
如果我是贝壳，我想，也许疾病就是可孕育珍珠的沙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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